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8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毛泽东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ii]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

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3755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

“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毛泽东最后留下的两份“接班人”名单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iii]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iv]

粉碎“四人帮”前夕，军内流传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泽东对许世友的谈话，大造反对后党的舆论。……（略）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编者的话：

拜读了辛子陵先生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以大量内部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逻辑推理为准绳，读后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后所说：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骗人的鬼话。撕下画皮，暴露出毛泽东的本来面貌！

附：祝世华《反思录》结束语：向党中央进一言！

从1993年初开始，我循着“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这一思路，一直坚持到2008年，历时16年。其间，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初到2000年初，共7年，完成《反思录》、《随感录》和《回忆录》3本书的初稿。第二阶段是2000年初到2004年初，共4年，完成3本书的修订稿。第三阶段是2004年初到2006年，又历时近3年，完成《反思录》（三稿）。最后是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完成《反思录》（四稿）。每次修订都对前一稿进行补充、修改。字数从50多万字逐步增加到120多万字。

这是一本用血和泪写成的书。在结束这次修订工作的时候，感触万千，千头万绪，总想跟党说些什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作为一个曾经对党是十分忠诚的、心心相连的、无条件献身于党的事业的、解放前“地下入党”的老党员，经过两次“反思”：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反思”而自觉“反叛”而身陷囹圄九载有余，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详见本书姐妹篇《回忆录》）；第二次是在“文革”之后，主要是在离休之后，经过“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毛泽东统治年代“专制体制”的教训，作为历史借鉴，写成这本《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探索真实的毛泽东》。

从党组织角度看，从传统的思维定势来看，我是以“反叛者”的身份，确切说是以“反思者”的身份来向党倾诉的。但对我来说，在内心深处无疑是再次刺痛了从未愈合过的“创口”。

“向党中央进一言！”思考再三，还是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题目谈起。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应该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就是坚持这一观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上。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后，我们更加深切地悟出其中的真谛！

不言而喻，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同步跟上，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而又没有相应监督机制的“专制体制”或“人治体制”。对体制上的这一本质特征，我党的最高领导层是会认识到的，因为这是常识性问题。虽然，在口头上也常讲要“以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上是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法律文件。如果认为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就可以进入“法治”社会。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犯了“法盲”的错误。

所谓“法治”，就本来意义讲，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导人。权力越大，就越需要加强监督。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防止“专制体制”复辟的最基本政治特征。反之，如果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帜，本质就是“人治”，也就是“专制”。毛泽东作为一个极其难得的“反面教员”，已经给我们上了十分形象、十分痛苦的一课！中华民族蒙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究其原因都在于毛泽东暴力专制体制。

“人治”或“专制”的权力机构，一旦介入讲究“法制”的“市场经济”，于是孳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而且不是“个体的”，而是“集团的”腐败团伙，就不足为奇。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大肆吞噬人民和国家的财富。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所付出的惨痛代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应该承认这几年党中央加强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但这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的办法，即使“治标”还有很大局限性。这是因为在“人治”体制下，始终有一批“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的“特权群体”，他们的老婆、孩子们，托老头子的庇荫，狐假虎威，胡作非为，大发横财。法律在他们面前是软弱无力，无所作为。这些触目惊心、令老百姓寒心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就是对此无能为力，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究竟是既得利益者（即特权群体）的阻力太大，还是本身的利益驱动，促使他们无法狠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的现状能继续维持下去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越往前发展，“人治”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就越大；就越益暴露出它的“反动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几次谈话中，已讲透了这个问题（见本章第二节）。

随着科技、经济向前发展，社会整体的人文素质的不断提高，“法治”取代“人治”，“多元化”的体制取代“一元化”的体制，说得透彻一些，“多党相互制约”的体制（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取代“一党专制”的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界的先驱者顾准同志（李锐称他是一位“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思维的思想家”）在1973年写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文（见《顾准文集》）中，作了极其精辟的、令人茅塞顿开的论证。他说：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用多元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一元主义）。

另一位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家李慎之在1999年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对权力高度集中，而又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根据五十年的教训，作了十分透彻的、很有说服力的论述。他在文中还赞赏蒋经国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的举措。

他们都是老共产党人，从他们各自的亲身政治实践，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反对“一党专政”！他们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共产党专政”在当年就是斯大林或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从而成为新时代的“暴君”。

现在，中国人民在经历磨难之后，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绝对的权力，在毛泽东年代导致“封建法西斯专制”，而在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则导致“绝对的腐败”！

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用多元主义取代一元主义！

这是一个大题目，而且是一个大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的；限于水平，也不可能说清楚。既然提出来了，那就说几个要点：

第一，撤销禁区，任人评说；敞开让人民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民有权知道中国当代史的真相！“靠欺骗是走不远的！”做到像彭真同志当年所说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如胡耀邦同志、周扬同志所提倡的：在探索真理途径中，不应该有“禁区”。

第二，创造条件，进行全党反思、全民反思。真正吸取苏联解体和“毛氏王朝”的教训。找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关键是解决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

第三，江泽民同志号召：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凡要求下面做的，上头先做出榜样。政治局成员及其亲属，有没有犯法违纪的。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敢动真格的。不论是谁，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决不留情。相信榜样的力量比什么“重要讲话”，大过千倍万倍。从而取得全民的拥戴和信任。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搞与国际接轨，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来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管理的经验）。其实，所谓“与国际接轨”本身的内涵，比“三个有利于”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而这个“国际”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既然如此，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为什么不能在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方面，就搞一点“与国际接轨”呢？为什么要搞“闭关自守”，沾沾自喜于自己老一套的、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一党专政”的“人治”体制呢？异想天开地想走一条：又想坚持“一党专政”，又要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因为从社发展的规律看，这条路是不存在的，是空想！道理很简单：“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组织手里，“谁”来监督、制约党组织的权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没有监督、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恩格斯语），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乱子。“稳定大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条件；但目前的稳定局面，实际上是潜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吏治腐败是其中最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长久维持稳定局面，是不行的。但操之过急，就会“欲速，则不达”。在“惩腐倡廉”方面，不妨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他们的廉政是国际公认的。香港在成立“廉政公署”前，腐败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而现在完全改观，成绩斐然。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呢？不要问姓“社”、姓“资”，只要解决腐败问题，老百姓就高兴、就欢迎！像这样利国利民，又能缓和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缓解不稳定因素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如果一时做不到，退一步讲，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可以学习韩国总统金大中的精神：他的两个儿子（次子与幼子）今年因涉嫌贪污受贿，而被依法逮捕。金大中在电视讲话中，向全国人民道歉。我们国家现状如何？老百姓并不糊涂，在私下或会上，牢骚不少，议论不少。司法部门管不了，确切说，是不敢管或无权管；有关的领导人对其犯法的妻儿，又采取庇护的态度。两相对照，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儿去了？一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是靠自己自吹自擂，而是靠政治实践来检验。通过改革开放，人们鉴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是大大提高了！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自觉性！切莫为一己私利，而毁了党和国家的前程，实际也是毁了自己！国内外声名狼藉的、曾经窃踞高位的李×，他的妻儿，是全国臭名昭著的吞噬国库的蟊贼；不知面对金大中，李×有何感受？看来是无动于衷。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竟远不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让人民怎么想呢？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这是十分可悲的！在老一代领导人中，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和朱镕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但从整体看，不下决心狠抓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解决“反腐倡廉”问题的。

第六，探索实践“多元主义”的有效途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看，第三国际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他们所推行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相反，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采取“议会道路”、“多元主义”，实践证明他们是成功的。评论“成败”的唯一标准，是“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在他们执政的国家里，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缩小两极分化的差距。因此，在欧洲经常有几个或十几个国家，通过竞选，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有利于缓和阶级对抗的政策，如缩小两极分化和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已为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所借鉴、所利用。

第七，“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孰优孰劣，不是谁说了算，而是通过实践来验证，要看哪种体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哪种体制更有利于根除腐败。一种体制的优越性，最终是体现在“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的速度上。人民有权选择什么样 的政治体制！根据我国现状，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快了不行，维持原状也不行！总的目标是：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

目前是否可以采取在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迈出如下三大步：

第一大步：

彻底解决“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问题。党的执政党地位与功能，主要体现在掌握好“大方向”，有一个党中央机构就足矣！什么条条块块都不要！现在的省市委是干什么的？是管省市政府的！政府机关有什么职能部门，省市委就有相应的机构，多了一批婆婆，就多扯皮、多官僚主义！还得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养活这批老爷。如果廉洁的还好，多一些贪官，老百姓就更遭灾！干脆就一刀砍掉！现在省市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党员干部，权力本来就掌握在党的手里；何况在政府领导核心中，还有“党组”这一体现“党的领导”的组织。因此，砍掉相应的党组织，既不会影响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可以彻底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彻底解决互相扯皮、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并且可以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其实从中央到基层，设立各级机构庞大的党组织（至少县区乡以上是如此），从政党的发展史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以及过去的国民党，都不是这样的。这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衍生物。国民党过去也有省县级的党部，一是人数少，二是没有什么实权。他们根本不管政府部门的事。在那些国家里，从来就不需要由老百姓来负担这些党组织的费用。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上台执政。

至于党员的管理问题，保留现在的机关党委就可以了。它的任务在于教育党员，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真正起到模范作用。因此，撤销省市委以下的党组织，是不会削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迈出这一步是不该有什么困难的。关键在于：最高领导层必须痛下决心。虽然有些像似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因它涉及相当大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特殊群体”的切身利益，阻力肯定不小；但它向“法制建设”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有利于向“多元主义” 这一时代发展潮流的大方向靠拢！老百姓必定拍手称快！

写到这里，不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这种“以党代政”的政治格局（或体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封建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政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后才有政党产生。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政党组织。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二是第二国际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等）；三是第三国际的政党（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政党是通过竞选，获得选民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其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各个政党的运行经费是通过各自党员的捐款或赞助，而不是依靠纳税人上缴国库的钱。执政党也不能利用它的权力来榨取纳税人的血汗钱，否则就会被在野党赶下台。选民也不会答应。第二国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等）也是如此，它也是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第二国际的政党，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留下来的只有第三国际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有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这是干什么呢？说穿了，是斯大林独裁专制体制的产物，由各级党组织来直接控制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到了毛泽东年代更把它发展到了极端。

由于是“一党专政”，没有什么反对党（或在野党）对它进行制约或监督。什么纳税人的钱，独裁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对他无可奈何。好像这笔钱是从他腰包里掏出来似的。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现存的“以党代政”的格局，正是专制体制的衍生物。从这一视角看，要步入民主法治国家行列，对党的这种组织格局必须彻底改造，它的运行经费决不能由纳税人来承担。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怎么回事。其实，国民党组织格局基本上是沿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它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的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省党部和县党部对同级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更谈不到什么“领导”。省、县党部只负责管理自己的党务，而没有其他职权。因此工作人员也很少。县以下的区、镇、乡就没有党部组织。

从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党组织的庞大体系是适应专制体制的政治需要，那么，如果真想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今天，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组织格局，更没有理由让纳税人继续养活这帮老爷们。

笔者附言：

从2007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所提供的资料（见该期第19页），证明笔者的这一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现转述如下：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都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官员们鱼肉人民，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相当部分被官员们用去了，或者说，纳税人的钱被官员们吞噬了。

这里再从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这一视角，来与其他国家对比：

德国（1998年）          2.7％

埃及（1997年）         3.1％

印度（2000年）          6.3％

美国（2000年）          9.9％

中国（2000年）          25.7％

 （引自2008年《炎黄春秋》第四期第12页）

作为纳税人有权利要问：为什么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行政支出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呢（3倍到19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儿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养活的官员太多。记得有一份材料说明中国老百姓平均每十几个人养活一个政府官员，比发达国家多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因为中国的官老爷不但人数太多，而且他们花公款很大方。）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养活那么多的官老爷？这是因为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党政两大部门各有一套班子。政府的各部门、各单位，本来就有各自的条条（指上级对口领导部门）和块块（指省市县的头头）管着，现在除了这双重管理之外，又加上“对口”的党组织管理，多出了一个“婆婆”。据说这是实行“一党专政”的需要。何况所有这些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原来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干部，不知为什么还要再搞一套党组织的对口管理？机构重垒的设置，除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积极的意义。

如果这一大批人都是两袖清风，廉洁奉公，那还好办。可惜，这样的官员太少、太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用手中的权力，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鱼肉人民；在位官员轮番出国考察，已成为一种风气；至于公车私用、竞相买高级轿车，也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贪污受贿，这在官场中可以说是相当盛行的。这是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因此，贪污犯的破案概率很低，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腐败丛生的丑恶现象。在巨额行政费之外再加上这笔无法估量的贪污账，中国的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是负担最重的。

笔者作为一个有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面对这一情景，痛心疾首。衷心希望我们党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种种弊端。否则就愧对中国的老百姓！

第二大步：

为实实在在加强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力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监督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是值得借鉴的，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怕什么！反正老百姓是会欢迎的！因为它找到了解决“高度的权力集中”与“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结合点”，而又不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问题。这里只不过要求任何一级领导人，都无例外地置身于法律之中，而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他们的监督对“反腐倡廉”有利，党组织就不应干预。这个要求并不高，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封建社会尚且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惜我国的现状是“王子犯法”可以逍遥法外。这是党的耻辱！

这里引用任仲夷老一代革命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段话，是发人深醒的。他说：

“我看政治改革还是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政治最根本的功用是管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老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

“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　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任老对“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说得好：“这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产阶级专利。”这是杜绝专制独裁体制的克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也是根治吏治腐败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机制。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党最高领导层还是把这种“三权制约”的体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体制，拒之门外。理由是不合我国的“国情”。而所谓“国情”，实质就是根深蒂固、沿袭几千年的专制体制。

我党最高领导层之所以拒绝“三权制约”的体制，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决“一党专政”与“三权制约”之间的矛盾。这当然是一个大难题。

在目前体制下，党是领导一切部门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组织，党权高于一切，而这个党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或什么样的途径，受到制约与监督呢？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据说是由民主党派来行施监督，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除了白痴，谁也不会相信的。因此，这个难题非解决不可。

为此，任老还说：

“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关于如何解决舆论监督机制问题，这是真心实意想建立“法治社会”所绝对不能违避的课题。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得：在“人权”中，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通过舆论工具实施的。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也是通过舆论工具得到保障的。在目前设置“禁区”的前提下，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统统都被剥夺了。

在这一背景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舆论监督”的问题。但是要真正迈向法治社会，这个问题也是非解决不可的。

“开放报禁”这是唯一的途径！台湾蒋经国能做到的事，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就不敢去做呢？

只要“报禁”一开，至少腐败现象就能比较彻底根除。因为腐败分子是最怕见阳光的，只要一旦被曝光，他们就无藏身之地！

第三大步：

关于“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解决“高度的权力集中”与“强有力监督机制” 的又一个“结合点”！

我们党十分欣赏：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政治协商、荣辱与共”的关系（与毛泽东暴政时代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毕竟没有跳出“人治”的圈子）；并且认为这是维护政局稳定的成功经验。从彻底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这一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一个“不成功”的经验，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对高度集权的“执政党”的监督、约束机制，这也是检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派对执政的共产党的监督作用问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现状如何呢？在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包括重大的人事安排）之前，找民主党派人士开一个会，通一下气 说是“政治协商”，大家表一个“态”，就算解决了。彼此都是一个声音，一个调子，都习惯于“讲大话”、“讲官话”。不仅党派之间如此，连共产党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也是如此！有一句名言：“千士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在我国政坛上就是缺乏“愕愕”之声。或者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是一个道理。

从历史根源讲，这是毛泽东通过“暴力”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在那个年代， 谁要敢于说一个“不”字，就有灭顶之灾。这种社会风气一旦成为一种传统，就难以根除。如果最高领导层还欣赏这种传统，那就可怕了！如果民主党派敢于向党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提出反对的意见，那才是好事；说明他们真正起到 “监督”的作用。现在就怕他们“惟惟诺诺”，有意见也不敢提。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党内尚且如此，何况民主党派。

2008年《同舟共进》第4期刊登一篇题为《参政党如何成为诤友》一文，其中所附的内容提要，立论严谨、精辟，言简意赅，击中时弊。特转录如下：

“各民主党派一天不成为敢于监督、能够监督的主体，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唱‘独角戏’的局面就一天不会改变。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还在于最高领导层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定势”，使民主党派成为加强“监督”的“工具”或“机制”，而不是“政治协商”的“对象”。着眼点在于尽全力加强监督机制！千方百计避免由于“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客观规律而受到的惩罚！

以上“三大步”是在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前提下迈出去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加强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的监督机制。

如果连这样一些监督机制都害怕，只是一心想保持“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考虑

“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 对不起，那就等待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吧！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一个老党员经过“反思”后发自肺腑的心声！愿我们的党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决策！

以上几点窥管之见，聊表一个受党几十年教育、培养并成长起来的老党员的一片赤诚

之心。别无他求，只希望我们的民族能早日振兴！我国的人民能早日跨入法治社会！我们的祖国能早日步入国富民强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杜牧在《阿房宫赋》有一句名言：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难道不是千古警训吗？谨望三思！ 

附：      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此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上，并作为该刊的首篇重点文章，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代表部分关心我党政治体制改革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笔者完全赞同李锐同志的观点，为此全文转录于后。

＊        ＊        ＊       ＊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

“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社会道德沦丧，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编者注：从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的主题报告看，似乎回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如何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尽管难度极大，但却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否则所谓“宪法”只能存在于纸面上，根本谈不上“宪政”。）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编者注：这个建议提得好！“十年浩劫”已经过去30多年，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对“专制体制”进行认真的反思，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永远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编者注：只要有“禁区”，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空谈。）

比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者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

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定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制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编者注：不妨对照“十七大”以后的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保留原来的，纹丝未动，各级党委还是统管一切部门，积习难改，真是无可奈何！？）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择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编者注：谔谔之言，金玉良言，不知最高决策层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三）尊重宪法、实施宪法，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往往是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

尊重宪法，实施宪法，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编者注：现实管理体制就是如此，再讲什么民主、法治，除了欺骗，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

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中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要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制，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编者注：胡、温两位最高领导人从执政五年来的业绩看，是深得党心、民心，网上好评如潮。有人称之为：“他们是咱们的人。”无疑他们是想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潮流，建立“民主、法治”的、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强国。）

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编者注：关键在于落实胡、温两位的政治理念。但现实的情况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李锐老在七大前夕发表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切中要害的、蕴含着一片赤胆忠诚的逆耳之言，基本上被束之高阁，未被采纳，就是明证！）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编者注：笔者在解放前的反蒋斗争中参加地下党，也已步入耄耋之年，这就意味着笔者也是按照这条路子走过来的。因此，对李锐老所言感受特别亲切。）

我吃了91年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

“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

“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  廖盖隆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  廖盖隆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3． 《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 姜华宣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2月

4． 《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2月

5． 《刘少奇传》（上、下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8月

5．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中、下册） 黄峥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10月

6． 《列宁选集》（第一、二、三、四卷）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  人民出版社  1960年4月

7．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8．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 张佐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9． 《刘少奇在1961年——渴望真话》  张步真著  珠海出版社  1998年9月

10．《刘少奇在1966》  师东兵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1月

11．《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毛毛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

12．《彭德怀传》  《彭德怀传》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4月

13．《中国元帅贺龙》  水工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月

14．《刘少奇与毛泽东》  唐振南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15．《毛泽东与彭德怀》  李永著  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

16．《国防部长浮沉记》  马辂等著  昆仑出版社  1989年8月

1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下册）  张树军等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年4月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上、中、下卷）  张涛之著  作家出版社  1997年4月

19．《红色档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曹英著  改革出版社  1999年1月

20．《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中共历史转折关头》（上、下册）   李剑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3月

2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册）  严家其等著  潮流出版社 

22．《“文化大革命”简史》  席宣等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7月

23．《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秘书手记》  李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2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著  新华出版社  1998年5月

25．《顾准文集》  顾准著

26．《随想录》  巴金著  三联书店  1987年9月

27．《牛棚杂忆》  季羡林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4月

28．《思痛录》  韦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5月

29．《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年10月

30. 《李慎之文集》（上、下集）  李慎之著

31. 《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 李锐著  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11月

32. 《刘少奇与毛泽东》  叶永烈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3. 《周恩来与毛泽东》  叶永烈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4. 《林彪与毛泽东》    叶永烈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5.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6.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著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37.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  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4年4月

38. 《历史大趋势》  强剑衷主编  香港新苗出版社  2006年6月

39. 《往事》 丁弘、孙隽纪念册    2006年3月

40．《历史履痕》 丁弘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1月

41. 《探访陈独秀》   丁弘著    2004年3月

42. 《法治大手笔》   强剑衷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司    2007年10月

43．《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   师东兵著   中共党史出社   2006年 12月

44.《法治大手笔》（续编）   强剑衷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2月

45. 《千秋功罪毛泽东——红太阳的陨落》（上、下）   辛子陵著  香港书作坊出版   2008年6月增订注释本    （电子书）

46. 《墓碑》  杨继绳著   （电子书）

47.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电子书）

48. 《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    （摘自“电子刊物”）

49. 《李锐谈毛泽东》   李锐著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50. 《吴法宪回忆录》（上、下）（第二版）   吴法宪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7月

51.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摘自“电子刊物”）

52. 《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上、下）（第七版）  王若水遗著   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7年9月

53. 《改革历程》（根据赵紫阳讲话录音整理）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54.《反思泉》 ——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   祝世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