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许绥文的大姐范瑾

范瑾（1919年9月－2009年1月4日），女，原名许勉文，又名范元贞，浙江绍兴人，其祖父为许寿昌（许寿裳之弟），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与黄敬育有三子：俞强声、俞敏声、俞正声，两女：俞慧声（文革中被迫害自杀）、俞慈声。

范瑾于1919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南京中央大学肄业（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实验学校和理学院地质系），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南京地下妇女救国联合会成员。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四期五队区队长、救亡室主任、校本部秘书处秘书，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团员，冀中导报编委会主任和社长，兼任新华社冀中分社社长，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及中共北方局中原分局宣传部宣传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财经办事处主任秘书，晋察冀日报社编委、采访通讯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办公所秘书。1948年11月至1952年9月，历任天津日报社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9月至1966年任北京日报社社长，其间，1952年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任市委常委，19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长。改革开放以后，历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主席，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妇联第三届委员会执委。

2009年1月4日1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范瑾逝世后，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王乐泉、王兆国、刘云山、刘延东、张高丽、张德江、徐才厚、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曾庆红、吴官正、罗干、令计划、王沪宁、严隽琪、林文漪、邓朴方和吕正操、雷洁琼等送花圈或通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范瑾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是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优秀领导干部。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她主要分管北京日报及宣传工作，领导创办了《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等“三报一刊”，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范瑾同志遭受迫害，她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与崇高品质。1975年平反后，她不顾体弱多病，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出谋划策、参政议政，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在市人大常委会任职期间，她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推进北京市的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退出领导岗位后，她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仍然关心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病重期间，她还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在七十二年的革命生涯中，范瑾同志始终不忘革命初衷，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北京市的优秀领导干部。范瑾同志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勤奋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前往八宝山送别的还有：沈跃跃、杨景宇、李志坚、刘京、刘胜玉、郭金龙、杜德印、阳安江、王安顺和许孔让、李其炎、王大明、陈广文、程世峨等。（摘自互联网）

第十二节 胡遵素

简介：1951-1954 年在湖南长沙市一中读书，1954-1958 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应用力学专门化读书，1958-1962 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1963 在中国科学院华北分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3-2003 在二机部华北七所（后改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工作，1990-1997 任中国辐射防护研究所所长，2003年退休。

获奖情况：

1986年以‘高精度岩层应力仪’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发明和新技术展览会上获得银奖；1989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胡遵素在北京主持ICRP和UNSCEAR工作动向报告会

新春刚过不久的1999年2月24日下午，中国核学会辐射防护学会和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分会联合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命科学大楼学术厅举行了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工作动向报告会，来自京津地区从事辐射防护工作的近20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北京放射医学研究员吴德昌院士、毛秉智研究员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胡遵素研究员共同主持。

胡遵素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建院30周年庆祝大会暨核能与辐射防护国际学术讨论会

致开幕词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天，是我院建院30周年纪念日。在鲜花彩旗共舞、锣鼓鞭炮齐鸣的时刻，请允许我代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向参加“核能与辐射防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各国专家学者，向国家各部门和省、市领导机关及各兄弟单位的领导、专家与来宾，向调离我院的老同志、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缅怀刚刚去世的聂荣臻元帅和钱三强教授，缅怀他们为创建我院所作出的重大的决策性贡献。

大家可能知道，我院的前身原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部分，主要是它的第七研究室、技术安全室、第五研究室和第十三研究室，这一部分后来分出来组成了北京工业卫生研究所。1958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根据先进核工业国家的经验教训，强调辐射防护对核工业的重要性，于是组织上述几个研究室开展了辐射剂量学、辐射监测、空气过滤材料、防护衣具、去污、废水处理、放射遗传学和放射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并着手编写卫生标准与去污手册。

1961年决定建立独立的工业卫生研究所，钱三强教授任筹备组组长，组织人员奔赴各地为该所选址。1962年6月，钱三强教授亲自到太原考察，建议将北京工业卫生研究所与华北原子能所和山西放射医学研究所合并，组成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即今天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1962年7月13日，即30年前的今天，聂荣臻副总理批准了这一建议，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我院的建院历程。

我院的建立，正值我国核工业创建时期。按照二机部“生产未动，防护先行”的方针，以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和保护环境为宗旨，解决了核工业地质、矿山、水冶、核燃料加工和后处理等各个环节的一系列重大安全防护问题，为核工业的第一次创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7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核工业进入了以发展核电和核技术应用为目标的阶段，即第二次创业阶段。我院根据这一阶段的特点，及时调整了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相继成立了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直接授权工作的六个管理服务中心，即环境监测与评价中心、个人剂量管理服务中心、职业病登记中心、辐射防护仪器仪表检测中心、核事故应急技术支持中心和核工业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培训中心，以及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国家环保局双重领导的环境医学研究所、核技术应用研究室、运行保健物理与安全分析研究室和分析测量中心实验室等研究机构，逐步加强了核环境保护、三废治理、辐射防护管理和环境医学等方面的科研工作，有针对性地整理和积累了大批数据，建立了职业病个人剂量和环境数据库，开展了各项技术管理服务工作，较好地解决了科研与核工业发展相结合的问题。现在，我院有正式职工1160人，其中科技人员856人，高级科技人员175人，有10个研究室、一个国防科工委放射性二级计量站、一个由核工业总公司与国家环保局双重领导的环境医学研究所和一个职业性综合医院及其配套机构。

当前，我国核工业的辐射防护主要面临着三个大问题，第一是第一次创业阶段的遗留问题；第二是核电建设中的安全与防护问题；第三是关于其它核技术应用领域的辐射防护问题。核工业第一次创业的遗留问题，主要包括三废治理、核设施退役和环境影响与职业病状况的回顾调查。在三废方面，加强了处置战略和政策法规的研究，焚烧、固化等处理方法的研究和废物处置场安全性评价的研究，特别是在我国某些区域废物处置场的工程屏障方面取得了较为精确的安全评价参数；在核设施退役方面，承担了多项较大的退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安全分析、环境影响评价和退役实施任务，并加强了熔炼、电解等去污方法的研究和有关标准（如豁免值）方面的研究；在环境影响与职业病状况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回顾性调查，调查表明，我国早期核工业的安全记录是好的，没有造成河流水系、大气和土地的污染，除铀矿工肺癌发病率有可疑的增高外，没有发现可以确认为与职业性辐射照射有关的慢性职业病。核电建设中与防护有关的问题，包括选址与环境影响预评价、运行保健物理、应急计划与准备、中低放废物处置、质量保证和公众教育等，针对这些问题，我院已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为核电服务的科研体系。到目前为止，直接承担和完成了与核电建设有关的科技任务20余项，其中包括秦山核电站大气扩散试验、海水扩散模拟实验、场内应急计划编制、应急实时剂量评价系统开发、空气净化系统现场检验、氚采样器、个人剂量仪和全身表面沾污仪等的研制，还有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评价、大亚湾核电站场内应急计划编制、运行程序编制、中低放废物处置场选址、辐射防护人员培训以及场外环境监测系统的研制等。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将有更多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为此，我们已做了必要的准备。我们建立了野外环境实验场，可以进行大气、水文、地下核素观测和地层裂隙的地下雷达观测；建立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包括环境风洞实验室、地下水和地面水模拟实验室，正在筹建中的海洋生态实验室和低本底放射性测量实验室，可以为野外实验、现场调查和全院其它实验工作提供测量手段和质量保证；个人剂量中心具有向核电厂和其它核技术应用部门提供集中化监测和资料统计服务的能力；应急技术支持中心已与核工业总公司各核电站以及运行支持中心等联网，具有在事故后果评价、应急决策、应急救护等方面作出及时响应的能力；辐射防护培训中心已经向核电站、全国有关部门和亚太地区提供培训服务。

关于当前的第三个大问题，目前比较普遍的是密封源的外照射问题，特别是由辐照装置的安全连锁不完善而造成的事故性照射。这方面的工作，我院目前还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仅限于对部分石油测井、γ探伤机和其它辐射式工业检测仪表的操作人员以及部分地区的放射科医生（病人防护不在内）提供个人剂量或个人剂量监测服务；为核测井人员和核医学工作者研制和提供防护设备；对全国同位素辐照装置的安全连锁装置的有效性进行了系统调查并举办了讲习班。随着我国核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我院多学科的综合优势，把工作做得更好。（摘自互联网）

第十三节 洪允楣

简介：浙江瑞安人，1951年在上海市同济中学毕业，1951-1954年在上海市团委机关工作，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1958-1992年在北京无线电厂工作、退休，1992年以后任该厂技术顾问、兼事个人兴趣。

洪允楣论教育贵在后劲：

1954-1958年，我在北大数力系学习三年半，因错划右派提前离校。经过劳动，改行于机械设计一线实物，后来一直在工厂，与数学关联甚少。但三年半中数学的感染和北大的培育，在我一生中的影响无法估量。

进校后从第一学期起，数学知识就令我大开眼界。在程民德和陈永和两位老师的话语中，“”可以反复咀嚼，其味无穷。“无论给定怎样小的，总能找到足够小的，使得------”，引导我的思绪细而又细地想象变量在一点邻域中的状态。后来学的实变函数则更细。几个学期所学，使我见识各种数学概念内容之丰富，数学结构逻辑之严谨，没想到世间竟有这等奥妙的学问！所学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象是高等数学应用课。数学观点确实深刻，数学工具确实犀利，它给人慧眼，助人洞察宇宙万物。几年间，我眼中的世界仿佛变了个样，没想到种种物理现象原来可以这样去看！

各门课程的老师都不停留于“交”給知识，而是进一步“教”学生掌握各课程基本的观点、方法及精神。江泽函老师提醒从“不同变换下的各种不变量”的角度去理解解析几何，引导我们对各种知识都力求用较高较深的观点去认识。老师在大课上强调“是什么、为什么是”，习题课常常训练我们思考“不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维日臻严密，大胆质疑、善于质疑。老师们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发展“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乃至“自己的”正例和反例。考试时，全部回答无误不一定拿5分（满分）；口试时加上不多一点点“自己的”东西，老师赞许的眼光就和5分同时出现。环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气甚浓。数学虽极严谨，其探索与创造却非常自由活泼。我们学习的远远不只定义、定理和习题解法，还有教学的精神及既认真又活跃的学问态度。表面上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简单而枯燥，其实大脑活动很丰富而其乐无穷。周围同学多数在中学里是拔尖生，使我见识什么是“孜孜不倦”。自愧之余，我比过去用功多了。同学中许多数学迷，使我看到兴趣主义也是人生一种不错的活法。

离校改行机械工程。从北大带来的数学基础、逻辑推理（帮助我以理性思辨指导严谨实践）和自由想象（诱发技术创新），让我“捡了个大便宜”，业务上一直很少困难。轻松之余，兴趣主导，比较用功。有不少业余活动，都立足于实践体会及事实资料，“侵入”到相关领域，成为各种“圈外人”。例如，1982和1992年出版的两书，讨论机械设计某些构想方法及、定量、直觉等技术思考方法，其主要内容言人之未言，又如，一种关于专利策划方法的读物编写（及数篇讨论文字），内容有一定创新性和若干论战点。该领域是技术与法律的紧密结合，于我是“远距离出征”。67岁起结合退休后的“打工”实践从开始学习有关法律制度，重评数十案例，到70岁45万字交稿，只用了不到四年基本上是业余的时间。对于这一类不超过中等抽象层次的课题，运用以北大的训练为基础的抽象概括、观点创造及认真质疑，加上圈外人容易做到的不迎合、不固执，总能有所收获。所以，我进了数学系还未入门就出去了，并不后悔，何况看来我本不适合搞高度抽象的“纯”数学如拓扑（在校时我报的专门化方向）。

工厂工作属于经济门类。抽象思维能力帮助我不费力地学习经济学概念并用于观察经济改革。面对改革中种种似非而是及似是而非，不感到“眼晕”；对前景能有或近或远的预感，在精神上不被动。此外，从经济延伸到社会，延伸到对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及阶级发育状态的认识，使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螚逐渐地脱离不少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空想民主主义思潮（姑且如此称之）。这算是对57年问题的自我交代。

回顾数十年，北大三年半是启蒙与引导，是训练与熏陶，作为基础极具后劲。我想，教育本应如此吧。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洪允楣寄语：

北大数年，所受求学精神与学问内容，展露新的世界；其基本训练与人文熏陶，启迪心灵；后虽远离数学，仍终生受用；而今古稀，犹感后劲弥强。教育，诚当如是乎。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十四节 康继鼎

简介：康继鼎（1935年10月～）男，汉族，四川自贡人， 1951-1954 年在四川自贡市蜀光中学读书，1954-1959年 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读书，1959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1959-1970 年在黑龙江大学数学系教书，1970-1977 年在四川自贡市第四中学、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教书，1977-1985 年在成都市成都地质学院教书，1985-2000年在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教书，现已退休。（孙荀英电话采访）

康继鼎做的工作：

康继鼎曾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数理科学研究室、西南交通大学数学系、成都理工学院管理科学系、贵州大学数学系的兼职教授及第三军医大的客座教授。1985年调西南师范大学工作，任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数学系教授。中国教育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重庆市数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权威数学评论刊物《Mathematical Reviews》评论员，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重庆市科技顾问团顾问，重庆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及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培养了24名硕士研究生，主要讲授规划论、系统工程基础、生态系统工程、教育系统工程等课程，为培养研究生编写了5本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系统科学简明教程》、《系统工基础》、《简明实用系统工程》、《教育系统工程简明教程》。《教育大辞典》（第七卷）的撰稿人；《教育管理辞典》编委、主要撰稿人。共出版专著、教材11部，发表学术论文49篇。被评为1980年成都先进工作者，四川省1989年优秀教师，1984年获地矿部科技成果四等奖，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摘自互联网2007-05-26）

康继鼎参加西南师范大学在凉山州举办的研究生班

2002年10月25日10:26

四川新闻网首页10月25日讯为了满足我州社会发展对高学历、高层次教育、科研和管理人才的需求，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在我州举办的教育管理和经济管理两个研究方向2002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于10月3日在凉山教育学院多功能厅举行了开学典礼。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西南师范大学历来重视对我州教育事业尤其是干部培训工作的支持。自1997年以来，已与凉山教育学院合作先后举办了5个研究生课程班，涉及教育、经济、法律等研究方向，毕（结）业学员近300人。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此次派出博士导师康继鼎教授和硕士导师冯维教授，为学员们分别开设了《系统工程基础》和《管理心理学》两门学位课程。（下载自互联网）

康继鼎写他自己：

1935年10月15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少顽皮、厌学习，唯嗜读武侠小说及绘画。后喜涂鸦诗文，在初中时尝与班友合组诗社及办壁报以附风雅。1950年于自贡市蜀光中学初中毕业，时倾心革命，遂报考招录征粮剿匪工作人员的革命大学，因混淆“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正误，从而落榜。遂转考入川南高等专科学校土木科。该校设于四川省泸州市。在学习中，初，因对自然现象深感奥妙而喜物理，继，又为求明物理遂转喜数学。1951年全国高校开始院系调整，按规定我应随校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专科，但我已深喜数学，唯求未来能专习数学，故自愿退学，离开川南工专返回自贡市蜀光中学读高中一年级。1954年如愿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虽然经济拮据，然心情甚舒畅，学习极勤奋。时生活充实，曾为北大合唱团团员并担任数力系学生会军体部副部长。学习成绩尚可，五年中学科考试成绩，除一门‘数理方程’为4分（良好）之外，其他各科皆为5分（优秀）。但因1957年积极参加“反右”等政治原因，1959年以“内控右派”身份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虽名义上为教员，然绝多时间皆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改造”。记得时时极饿极累，亦曾有与‘难友’在野地里合围抓捕一只小老鼠，烧烤后果腹分享之快乐！也记得在大粪场被勒令用手指抓蛆虫以消灭苍蝇之源的“臭事”。1966年我自然以第一批“牛鬼蛇神”的身份被关入“牛棚”。生活也更艰辛。但我要感谢北大某些同窗友好（如王选、何甘棠等）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外调中能据实反映情况，从而解除了我是“美帝苏修双重特嫌”的监禁桎梏。1970年因“珍宝岛事件”我被遣送回家乡自贡市，先在郊区初中任体育教师，后陆续在师范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小学师资。1977-1985年由中学同学推荐，到成都地质学院任教。当年真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与学习，因工作努力教学有成果，因学习努力论述发表亦多，故晋升较快。然诬陷作祟者亦众。1981年底在“人证、物证、旁证”俱有的情况下险些被陷牢狱。忍无可忍之下愤而诉诸法律，然因此案涉及高干子女及权势，官司搁浅两年无结果。幸有正直者挺身相助，冤案始平——法院以诬陷罪判主犯刑期三年，主从犯由学院给予行政处分（留校查看）。我遂于1985年愤而离开成都，携家1重庆工作。

虽然人生坎坷，但人生信条仍在心底，即：保持童心，积极生活，生死自然。记得刚到重庆时，春天偶去嘉陵江边漫步，童心有感，遂涂诗寄怀，现忝颜录上供同窗一笑，亦使愿知我心者知我心也。

春天的梦——嘉陵江畔随想

1986年春

茫茫岚雪，急急江流，飞过小楫轻舟。

岩上欲开迎春花，问我春来否？问我春来否？

春来了，春来了！温暖轻风吹醒少年梦。光阴如水，时时应珍重，时时应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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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斜细雨，薄薄轻风，滋润纤柔新柳。

江边试水小黄鸭，问我春来否？问我春来否？

春来了，春来了！和煦阳光拂醒少年梦。青春恨短，前途多珍重，前途多珍重！

我心中永远有春天，即使满天阴霾和雷雨，我心中也有春天，必须有春天！不辜负春天！

我妻子是一位农村小学教师，贤惠温良，虽知识少少，但艰苦中安慰良多。不论上帝还赐时多少，我们都高兴的互助互持，人生是快乐的。

以下略述工作经历，亦供同窗一笑。（摘自孙荀英与康继鼎通信）

曾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数理科学研究室、西南交通大学数学系、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系的兼职教授；贵州大学数学系、第三军医大学、云南教育学院的客座教授；交通部交通系统工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及西南系统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自贡市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1985年调西南师范大学工作，任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副系主任、数学系教授。中国教育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重庆市数学学会常务理事，《Mathmatical Reviews》评论员，四川省科学顾问团顾问，重庆市科学顾问团顾问、自贡市委市政府科学顾问。成都市第十届人民代表、重庆市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及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1984年成都市先进工作者，1989年四川省优秀教师，1992年获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并开始享受津贴。

主要著作：

1、 康继鼎编著，系统工程基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 康继鼎著，简明适用系统工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3、 康继鼎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程，地质出版社，1981.

主要科研课题：（皆已结题）

1、 随机极值与过程性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 系统工程在预测与控制高校教师队伍结构中的原理（地质部资助课题）

3、 现代地质科技、教育管理系统化与科学化的1（地质部资助课题）

主要论文：

1、 康继鼎，钻头的进尺提高效率有无显著性差异的判定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9年 第01期

2、数论方法在密码通讯技术中的两个应用，中国科技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

3、康继鼎 卢铁城：数论方法在密码通讯技术中的两个应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4)

4、 康继鼎，关于丢番图方程数学研究与评论，1983年第4期

5、 康继鼎，关于丢番图方程数学研究与评论，1983年第1期

6、 康继鼎，关于丢番图方程的注记，中国科技大学学报，（增刊），1982年

7、 康继鼎，关于丢番图方程，中国科技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8、 康继鼎，关于G. Giuga 猜想，数学汇刊，1981年第1期

9、 康继鼎，关于居加猜想与费马数为素数的充要条件，数学通报，1981年第12期

10、旺金,康继鼎,周国富,万大庆：关于连续性的一些定理及其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04期

11、康继鼎,周国富：关于G.Giuga猜想，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04期

12、正整系数三元线性型之最大不可表数之初等解法，黑龙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13、康继鼎，关于二维正态总体的一个假设检验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林林总总，有论文53篇及著述8册面世，内容为数论、概率论及系统工程。虽两次忝列世界数学家辞典，然自知成果甚差，优者廖廖。

康继鼎寄语：怀念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

第十五节 金旦华

简介：金旦华是浙江绍兴人，1954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1954-1959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

（一）工作经历：

一九五九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工作。该室的任务是承担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项目。恰逢建国十周年大庆，在我报到后的第十天，人民日报即报道了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104机）问世，我很荣幸地赶上了这个机遇。该机器在当时算是很伟大的创新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内，摆着很多机柜，有主机，有操作台，有放磁鼓的，有放磁带的，其速度是每秒一万次加法运算，内存可容纳指令和数据共2048条，是台裸机，没有任何工具软件，完全要人自己手编指令，自己安排程序和数据的空间分配。外部设备只有磁鼓和磁带，输入完全靠纸带，每个字符是十六进制的，当时在编好程序后，交穿孔组同志穿成纸带，再人工核对，基本无误后，才能申请上机时间，当时一般调程序时间只能申请机时15分到20分，非常紧张，要做好充分准备，争取取得一定的收获，否则就浪费一次上机机会了。如果纸带有误，一般都自己修补，所以在我们办公室里，都有几个很大的竹编的箩筐，以存放散开的纸带。还有绕纸带的架子和修补纸带用的打洞夹子和胶水。我们上机前要很仔细的程序检查，我们称之为静态检查，上机调试我们称之为动态检查，我们上机都安排了指标，多少条指令的程序用多少次上机调试，如能一次通过就可作为很好的成绩，向党献礼了。现在使用电脑的学生大概是很难想象的了。

我在三室被分配在一组，是解决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的初值和边值问题，求其数值解。

一．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来的，当时在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提出要综合利用长江资源，要在长江葛州坝處建设三峡水库，但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所以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先进行周密的科学研究，在没有充分的根据之前不要轻易上马。我们要计算的就是一旦三峡大坝垮了，其洪水对长江中下游有何影响。学科由北京水利科学院水工所林秉南所长负责，他们提出数学模型和河流资料，我们编程计算。在水力学方面利用的方程是圣维南方程，是一阶拟线性双曲型方程组的初值问题，当时对实际问题作了抽象和简化，把明渠不稳定流看成为一维的理想流体，把河床的深度和宽度，河底的糙率等都作为方程的系数和自由项来处理。我们有王玛丽和黄兰洁两位组长负责，我在她们的帮助和指导下开始了第一个项目。通过此项目我基本掌握了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值计算的计算方法，编程技术和上机操作过程，也取得了初步的结果。虽然其数据还远不能满足实际的真正需要，但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参考数据了。由于我国的河流资源很丰富，有许多河流要进行类似的计算，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开始考虑编写能计算众多不同河流的通用程序，记得当时曾经计算过新安江七里泷水流，黄浦江水流，黄河三门峡修水库后的泥沙沉积等。

二．接着我开始了第二个项目，“汽轮机叶栅计算”，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捷克斯洛伐克合作的项目，要求力学所为他们设计一组汽轮机的叶片，利用当时力学所吴仲华副所长的在美国研究的三维叶栅理论成果，由刘高联（后被评为科学院院士）具体负责，和我们联系，提供必要的参数（如叶栅的形状，入口流体的入流角和马赫数等）。在我们计算所冯康研究员和北京大学董铁宝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独立进行此项目的计算。吴仲华副所长的理论把叶轮中的三维问题分解成S1和S2两个流面，我们要解决的是在S1流面上的正问题，（即已知叶片形状计算其力学性能），力学上是可压缩的理想流体，不考虑在叶面上的粘性。数学上是二阶拟线性Laplace方程的邊值问题，由于叶片区域内的形状是上下不对称的曲线，区域外的是上下一组平行直线，形成了求解区域内边界的不光滑性，所以当时两位导师提出不能用一般的直角坐标，改用沿了叶片形状的曲线坐标；由于边界是不光滑的折线，拐角处其导数是不存在的。所以冯康先生更提出不要用二阶的偏微分方程，而是直接用流体力学中守恒律的积分方程。在曲线坐标内划分网格，对积分方程进行离散，化成差分方程，进行求解。由于是拟线性的，系数中的密度是流量的函数，所以要进行两轮迭代。经一年时间，该项目基本完成，力学所把设计的五组叶栅数据交捷克，据说经对方风洞试验，对数据很满意。在此基础上做了工作小结，写成论文，在有关杂志上作了发表。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们室领导也作了具体安排，对计算方法和流体力学的基础做了充分的補充和学习。我们的计算机也由电子管往晶体管发展，研制了108系列机，内存和速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机器已不再是裸机了，开始配备各类算法语言，如ALGOL和FORTRAN等，由语言自动安排内存，和编译源程序。

三．就在此条件下，我们开始了第三个项目“钱塘江一维涌潮计算”， 仍由北京水利科学院水工所林秉南所长负责，提供河流资料和分析数据。我负责此课题，有我组的周本华和西安来进修的刘国俊参加。该方程仍然是圣维南方程组，但由于涌潮是间断解，要求计算出涌潮生成的时间和地点，及其推进的规律。因为该方程组是一维拟线性双曲型方程，有两组特征线，当同族的特征线相交时，就形成了间断解，在河流中即为涌潮。所以当时冯康研究员建议我们用两个计算方法来进行计算，籍此比较印证，即特征线法和一般的差分法。我们仍然把钱塘江简化成一维的明渠流，暂时先不考虑杭州湾更宽广的水域。解是间断的，所以有关的系数和自由项就不要再有间断性，所以我们第一步先对有关水文资料，如河床横断面的面积和糙率，我们作了二阶导数连续的光滑化，然后对方程进行离散和计算，经一年的运算，得出了原单位和领导都比较满意的结果，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论文，“钱塘江一维涌潮计算”，在有关的杂志上发表，并在相应的会议上作了交流。

在十年文革期间，也曾负责或参加了一些项目，如配合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十周年纪念，

对有关积分方程作了计算，原子核反应堆的温度应力计算，二维杭州湾水力计算等，但由于多种原因都没有最后结果，不了了之。当然这期间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还参加过信阳的四清运动，首都钢铁公司的电子化项目，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为期半年在天津小站五七干校的劳动等。

（二）调回上海

由于解决家庭两地分居，在1977年，有机会调往上海，在上海铁路局电子计算技术中心（现改名为上海铁路局信息技术所，下简称中心）工作。我的工作也由从事计算机数值计算转为计算机数据处理。当时，国际上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无论是计算机技术本身，还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建设和应用都有神奇的飞跃。所以文革一结束，很多部门领导和专家都积极想引进国外崭新的科学技术，并用到生产上去。铁道部也不例外，规划建设铁路计算机网络，来提高铁路运输各部门的生产效率。上海铁路局占了天时地利，一直是铁路部门的重点规划和发展的路局。现今，经过卅年多代科技人员的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铁道部先后引进了美国DEC公司的PDP系列，VAX系列， HP和IBM等各类中小型计算机及备机，同时加强了通信线路的建设，已经在部，路局和车站建成了集中式的三级网络。并在其上运转了很多应用项目。现在铁路系统内的各项工作已经离不开计算机网络的运转，也已为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所接受，日常的工作方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纸质信息逐渐为网络信息所代替，各部门可以对基本信息进行共享，而原来岗位上的员工也都已学会熟练的电脑操作。

可是卅年前，我们刚到上海铁路局时，只有一台上海计算所研发的数据处理机，ST301，硬件除主机外，也只有磁鼓和磁带，输入可以远程用55型电报机输入，或在机房内输入，软件也只有简单的管理程序，无其他编程语言，基本上还是要人用手编指令编程和分配储存空间，只能作些批处理，以代替日常繁琐重复的人工计算。大多数人还是把计算机作为算盘的改进。

一。我们一些人基本上都是路外调入，不了解铁路运输的业务和流程，所以我们先从运输的各类月计划，如货运计划，技术计划，装卸车计划等批量处理学习和了解入手。但是要编程，在计算机上运行，不能完全模拟人工操作，必须抽象出一定的模型才能上机运转。如技术计划中的拼车，人工是根据丰富的经验来拼装的，先把每个月的装车除以每月的天数，去了整数后，必定还有些车站余留下一些小数，因为车皮只能是整数，所以这些站余留的小数，就要设法拼装，有些站可能就要放弃这些小数，而有些站就能获得一个车皮，如何拼装，如何使拼装最优，以往就是靠工作人员的经验来进行，由于车站很多，所以工作量也很大，很想用计算机来替代。大家把区段（这是铁路为了管理划分的单位）内的各装车站，和它们装车去的目的车站，看成是一个矩阵，而其元素就是大于等于零，小于一的数，这样建立了优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后，就可以用零一规划来解决了，这是我进铁路学习运输后意图用数学模型的一个小尝试。

二．在计划统计處，了解了铁路运行每天的统计报告，即18点统计报告，铁路货运以前一天的18点为起点，到今天的18点为一时间区段，来对各项工作作个统计，当时有6种运输报告，3种货运报告。和一份客运报告。原先是由各车站到18点开始汇总，并在19点以前上报分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分局一直是铁路的行政单位，近年来，已撤销分局这一级，而由路局直接管理车站）的统计组，分局对所辖的车站的各类数据验证汇总後，大概在20点左右上报路局，路局统计人员再对所辖的分局数据验证和汇总后，再上报铁道部，经铁道部对各路局验证，汇总，分析后，再下达给各路局，如此每天要到午夜才能结束，而所形成的报告还要送报路局领导，和当地政府领导，以了解掌握已有的运输情况，和翌日的发展情况。

其时，铁道部已为路局配备了PDP-11小型机，我们就和计统處的同志一起，用机上配备的COBOL语言编程，初步实现了计算机代替人工的统计工作，除每天作统计外，还在机内作月度统计和年度统计。但由于报表众多，每份报表内的逻辑关系和输出格式都不一致，所以就事论事所编的软件比较复杂，而报表又经常要修改，所以软件的维护量大而麻烦，后来我提出一种过渡措施，即所谓的数程分家，也有点像90年代提出的中间件软件，把报表的数据输入排列格式，逻辑关系，输出的报表格式，都形成一种数据文件，而运转软件就是先解释这些数据文件後再来运行。这样，如要有变动，只需修改数据文件即可，而运转软件基本上不用修改，也便于推广，容易为业务人员所接受，而上述10份内容各异的报表，也只需同样一份运转软件即可实现。随着分局也有了计算机，此项工作大大提高了各种效率，每晚到21点左右，即可结束。

1984年，被聘任为中心的总工程师。

三．车流预确报系统（TMIS）。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铁道部规划在北京，济南，上海三个路局作车流预确报系统的示范点，被命名为“京沪圈车流预确报系统”，后来其他路局如哈尔滨，沈阳，郑州，成都，广州，兰州，呼和浩特等路局相继参加，逐成全路的车流预确报系统（TMIS）。但我们上海铁路局首先立足自身，在局领导和运输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研发两个基本系统的试点，即“沪宁两点一线车流确报系统”，和“39个货运站的联网系统”:

前者用计算机网络联接南京东和南翔两个编组站及期间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站，以列车编组确报单（运统一）为基本信息，前方编组站编好列车后，即可把此信息传给后续编组站，可比日常运作提前数天的预报，后续编组站即可按此消息作好接车计划，如此车流确报系统，辅助车站调度的日常工作，可大大提高编组站的解编能力。

后者确定以上海局管内北郊等特，一，二级39个货运站建设计算机网络，各联网车站可在原先的月度要車计划表和生成的货票基础上，由工作人员输入关键词生成了每日货物装运工作报告（运货五），以此为为基本信息，将发货装车信息收集汇总，和相应的到达站进行交换，作为对方的卸车预报信息，车站即可提前作好计划，并通知相应的客户，作好提货准备，大大提高了车站运作效率和站场的利用效率。此两个系统在90年代初相继完成，并获得上海市和铁道部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其中，由各车站用电脑制作货票，也大大改变了铁路的运作方式，以前，人工制票，需要一式四联，一份交运输部门，一份交财务部门，一份交统计部门，一份归档。现在由电脑制作，即可由网络传输，运输，财务，统计等部门即可共享利用，以往要一麻袋一麻袋的货票向路局统计部门运送，已完全消除。

本人作为中心的总工程师具体负责项目的规划，组织，协调和参加部分开发工作。

四．客票销售管理系统

在90年代中，鉴于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飞快发展，客运对铁路系统提出很大挑战，为此铁道部领导提出要加快客运系统的信息化工程，首先要建立客票销售系统，改善售票难的宿病。以保持铁路客运运能大，速度快，安全等优势，应对面临的挑战。上海铁路局由客运部门和中心成立联合开发小组，确定以南京站为试点，研发自动客票销售系统，要求把车站的各售票点连成网络，建立车站级的票库，售票窗口不再分票，由电脑直接从票库中提取，要求一處有票即处处有票，一處無票即处处无票。并提高出票速度，以减少排队买票的时间。软件主要用数据库工具开发，开发进程还比较快。主要工作在建库，联网调试，及试验出票的速度和质量，不能出错票，重票等。在南京站试点后，又到杭州站试点，然后在上海站试点，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以上这些项目，后来都由铁道部统一开发，统一运行，但在推广应用，票库管理，原岗操作上，我们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由于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形势，铁路系统信息化已取得很大成绩，在交通运输的市场竞争中占了极大的优势，现在客运收入已占运营收入的60% 以上。货运也能做到，随到随装。

五．澳门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UNU/IIST）与铁道部合作项目

UNU/IIST在1992年成立于澳门，周巢尘同学任首席研究员，该所研究方向主要是计算机科学中的形式化方法，以保证所开发的软件的正确性，日常工作偏重于理论。该所服务对象主要是向第三世界的国家，推广研究成果。由周巢尘介绍，和铁道部合作，用上述形式化理论对铁路行车调度工作作叙述，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考虑如何编程。我们于93年9月开始，联合成立PRACOSY项目工作组，由铁道部电子计算技术中心和上海铁路局各派两名参加，我们上海即有刘昕和我参加。经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在学习形式化理论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用形式化语言RAISE描述了铁路的行车调度，并编程能画列车运行图，提出了在铁路某个区段单向行驶列车调度的数学模型，编写了铁路系统内中英对照的词汇表。

本人于1995年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三）建设上海信息港

到前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已经非常发展。1994年，由上海市计委，科委和电信联合制定上海市建设信息港的规划，经两年工作，已初步完成，首期任务是要建设银行间的通存通兑EDI，对外贸易的信息化系统，电子商务网络，社区服务网络，上海交互网系统等。1996年7月，我在上海铁路局退休，正值上海市信息港项目启动，我被返聘到信息港办公室，(经多次更名，现已定名为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暂时负责技术方面的规划，宣传，和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并和上海市各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如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计算所，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以及电信，广电等企业的的专家学者联系，和众多的国际上著名的IT公司如IBM，HP，SUN，ORACLE，GARTNER等联系，以得到广泛的支持。

一，在市领导关心和大家的努力，在1996年年底，已经开通了上海交互网，这样在上海各部门的网络，即可在上海当地交换共享信息，而不用绕道国际上的交互网络；在1997年负责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上海市网络应用系统的展览会，在1998年负责筹备了第一届国际电子商务会议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扩大了信息港建设在国内外的影响。

二，到1998年，由于逼近世纪交替，计算机2000年千年虫问题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经IBM公司和GARTNER公司介绍，在市领导的积极关心下，上海先于国内其他城市，成立了计算机Y2K工作的领导小组，专家组，和负责日常工作的工作组。我任工作组副组长，工作主要也是和多方联系。定时召开专家组会议，商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有步骤地和众多单位联系，组织了多次在上海市有关工作会议上向各界的汇报，定期向外国在沪银行和企业汇报了上海市Y2K工作的进展情况，每半月出动态报告，向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并确定了宝钢，广电，电力，海关等单位为重点，以期取得经验向面上推广，要求“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上海多方位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科委的首肯，在上海召开了现场会议。在1999年年中，在各部门各单位梳理计算机软硬件的基础上，开始有机划，有步骤地进行演练，模拟世纪过渡时会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制订整改措施等，得到了各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重视和支持。这样，在2000年到来之时，我们在市府会议室，现场指挥，对远洋船只实时跟踪，对每个重点单位和各区及时听取汇报。由于事先已有了充分准备，基本上已顺利过渡，即使有些小问题，因为有了事先的演练，也能及时采取措施，未造成大的影响。而各单位通过Y2K 的工作，也都对自己的信息化工作，作了梳理，很有收获。本项目在2000年报上海市科委，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2001年，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联合开展“国家信息安全应用示范工程（S219工程）”项目，旨在探索计算机应用系统中的安全问题的解案，及研发相应的关键技术及安全防范软硬件的应用，项目汇集了国家众多的安全问题的院士和专家，以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为主，由上海交通大学的诸鸿文教授领军，复旦大学等高校参加，并有市安全，保密，机要，公安等安全机构参与，下设专家组和总体组，我为总体组成员。项目以电子商务，媒体，化工等单位为示范点。经一年多时间的工作，经科技部验收，达到了项目申报时预期的目标，被评为2004年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结束了，回顾这五十年来的工作历程，都是些起步性的工作，很平庸。（金旦华书写）

金旦华寄语：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摘自李叔同的《送别》）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十六节 金和（女）

简介：金和祖籍浙江绍兴，1935年出生于北京，1950-1954年在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女六中）读书，1954-1958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固体力学专门化学习，1958-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第2、第14研究室工作，1978-2002年在中国力学学会、学会学报室工作，2002年退休，‘退休’后仍然为力学学会、学报编辑部做事。

金和的家庭：金和的祖父从浙江老家出来先到广州边做学徒边在夜校学习外语，后又到北京，在邮局作邮递员，他从甲级考起，一年一考，升至副邮务长，后来1933年至1936年三年一考，升至京、津、陕邮务长，他会说英语、法语、德语， 1936年他在西安时曾经非常有钱，住在金家花园，有从北京带去的管家、厨师，有私家汽车，有时金和的母亲开着那部汽车去购物，但是金和的父亲不会开车。

金和的祖父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兵谏，被国民党免职，他与邵力子是好朋友，在西安事变时，他曾设家宴宴请周恩来吃饭。被免职后他回到北京，拿了一笔养老金才在北京买了位于东城区东板桥酒醋局2号的一所房子（三进院子20多间屋）。让管家回了自己的家，只留下厨师又跟着许多年。

金和的父亲管邵力子叫舅舅，管邵力子的夫人叫舅妈，金和的父亲不愿意学外语，学的是会计专业，但他爱玩照相机，一家人都要靠金和的爷爷养活。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从延安飞到西安，下飞机时，金和的父亲还曾为周恩来照了像。文革中（四人帮还没倒台时）邵力子还曾让金和的父亲将在西安为周恩来照的像拿出来，但是，那时那些照片已经都没有了，都被造反派烧了！

金和的叔父有点口吃，但他外语好，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时一点也不口吃，他考到烟台海关工作，工资很高。

金和的爷爷在北京买了房子后，请人替照看房子，又带领金和的父母亲以及金和的哥哥及姐妹四人到了天津，希望在天津找到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又到烟台投奔金和的叔父，当时她的叔父还没有结婚，挣的钱不少，足可以养活八口人！可是等她的叔父娶了妻子后，她的婶母多嫌金和一家，金和的父亲受不了冷眼，她爷爷就带领金和的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回到天津。金和的爷爷病逝在天津。金和的叔叔在1948年带领他的小家跑到台湾去了。

金和父亲的思想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当时有个叫夏申渝的要到延安去，还有另一个人也要去，他们分别找到金和的父亲，他都倾力资助，送他们到延安去。他对穷人都有同情心、都是慷慨解囊的。

在1948年解放军攻打天津时，炮弹把金和他们住的房子山墙打塌了，整个屋子灰土狼烟，他们全家从屋里冲了出去，金和的头上在流血，金和的母亲喊：“快拿‘兜安氏’来”，金和的姐姐冲到屋里拿出药来，金和的母亲也不知金和的头哪里破了，就把半瓶子药倒到金和的头上，很快止住了血。北京解放后，1950年他们全家都搬回北京，回到酒醋局的房子里。

回到北京后金和没地方上学，只好上夜校。当时她十四岁了，到卫生部去考打字员，人家问她：“多大了？”，金和回过头问别人：“我说多大？”，别人对她说：“就说18岁”，她就回他：“18岁”，主考的人笑了，说：“你最多14岁吧？还是去上学吧！”。我只好去考辅仁大学女子附中，结果考上了插班生，后来辅仁大学女子附中改名叫北京女6中。

金和做人、处事：1950年后，金和的父亲在北京一所中学做会计，其母亲在邵力子的夫人傅新纹在灯市口办的幼儿园当老师。当时金和有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他们全家七口人靠父母工资养活。

金和及其兄弟姐妹五人都认为他们的祖父是国民党官僚，他们的父亲各种爱好（集邮、照相、打麻将）不好，是纨绔子弟，因此都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因为金和是老北京人，在北京有家，每次‘五一’、‘十一’游行前一天我们八、九个女同学都先到她家，在她家吃晚饭，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钟起床，吃完早饭，能准时到达沙滩老北大集合地点。

金和的家就在鼓楼大街东板桥酒醋局二号，那是有三进院子的房产，第一进院子有南屋三间，住着金和的姨姥姥及其儿子，靠西面有一棵高大的枣树从西墙后的女厕所里伸出来，罩着半个院子；第二进院子只有东屋两间作为厨房；后院分别有北房、西房、东房各三间，分别住着金和的父母亲、弟弟妹妹和姥姥。

每次都把西房拿出来让给我们住，我们八、九个人把整个西房两个内间都住满了，十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凉了，她们家把能用的被、褥、毯子都拿出来给我们盖，免得我们受凉。那时，金和的父亲在一个中学当会计，她母亲在一个幼儿园当老师，每次我们去，姥姥和姨姥姥都给我们做好吃的：豆沙包、白糖肥猪肉丁小包子、小花卷、各种小吃、小菜，都使我们感激得很！有时，有些人还要参加晚上在天安门的狂欢晚会，游行完了以后，还要到金和家去吃午饭和晚饭，她们都非常欢迎，一点也没有显得不耐烦。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正在生病，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住在校医院里。金和到校医院来看我，告诉了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她很着急，希望混乱的局面能够很快好转。记得我出院后，金和还和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起到学校党委去请他们赶快站出来扭转学校混乱的局面。四年级时，我分到流体力学专门化班，金和到固体力学专门化班，我们就接触得比较少了。

毕业后，金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她要已退休的父母放弃领退休工资！她对其父母说：‘你们不工作了就不能再要国家来养活，而要由我们兄弟姐妹来养活你们！’，她没有想到全国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二十年就再也没有长过工资，他们兄弟姐妹都陆续结婚，逐渐生儿育女，生活负担都很重，但是都仍然负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

1958年大学毕业时金和与其他同学一样都表态：‘要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果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她感到自己是‘说了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没有去是说了大话，不光彩！’。她和范振民被分配到行政处，去建水泥厂，要生产400号水泥。他们到处去调查，结果水泥厂也没有建起来，又被派到西苑科技学校去当老师。金和、范振民、沈大来三人到了西苑，校长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书，下午，所里来电话，要金和回所里当基干女民兵。她们每天在科学院大操场训练走步，最后合练，背着大盖枪跑步，整整练了一个月，‘十一’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游行完后回到力学所，分到二室，是搞土、岩爆破，到现场作实验，一手提着雷管、一手提着炸药，从怀柔坐公交车回到所里。

有一次他们室的同志们到河南新乡去参加抗旱打井，金和后来赶过去，她为八个人领了点心票、油票、菜票、肉票、买的点心、香油、肉、菜、以及各家让她带的衣服，整整打了一个大背包，她背在身后坐火车到新乡，早上八点下了火车，边走边问，走到下午一点多才走到驻地，见到她的同事们，他们惊讶地说：‘你怎么不打电报来呢？打电报我们好去新乡火车站接你！你带着这些东西不怕别人把你抢了？把你杀了？前些天邻村还有人被杀了呢！’，就是这样金和工作玩命，不知道社会的凶险！

1960年金和到中科院科技大学（该校当时还在北京）当老师，辅导理论力学，主讲老师是钟万勰，他属于没带帽的‘右派’，金和一直没有把钟万勰当外人，一直虚心向他学习、请教。后来金和到力学学报工作，钟万勰调大连工作，钟万勰和金和的工作关系一直非常好。

在学校时先后有好几个男同学要和她交朋友，她都一一加以拒绝。没有想到她到力学所后和一位转业军人——力学所党委宣传部的干事卜六大结了婚。卜六大人长得不错，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南方人，初中文化。金和其所以要和他结婚，就是表示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后来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支部书记。她们结婚时分到一间二十平方米向阳的房子，一位同事要结婚只分到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要和她换房，她就同人家换了，后来，又有一个同事的爱人要生孩子，分到一间八平方米、向阴的房子，哭着来找她，要她帮助换房，她又和人家换了，连续三次换房，房间愈换愈小，最后，她换到中科院39楼。她对我说：别人有困难，自己应该帮助，自己有困难，应该自己克服。那时她确实做到了：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帮！！！金和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干任何工作都要兢兢业业。所里让她负责爆炸厂，让她负责黄楼爆破，她手拿冲击钻钻孔，结果第一个孩子流产了！后来又让她兼任业务秘书。

文化大革命中力学所造反派冲击金和家时杨振声愣头愣脑地对金和喊“金和，邮务长是知识分子，邮政局长是官僚”，在当时，金和非常迷茫的时候，杨振声等于拉了她一把！从那时起金和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不是旧官僚！

当时全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当作‘走资派’！金和是支部书记也被作为斗争对象，她挨了打，被剪了‘阴阳头’，全身被泼了墨，人不人、鬼不鬼地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多次被批斗；连续五六次的习惯性流产破坏了金和的身体！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她已经显得老多了：头上已显白发、脸上已有皱纹，走路时总要用手撑扶着腰！

从北大分到力学所的某同学的爱人是农村户口，没法调来北京。我们二十多年没有长过工资，那位同学家中生活很困难。1959年长工资时，金和提出：‘这次长工资，应该给那位同学长！’，结果该同学长了工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那位同学却批判金和：“给我长工资，你要搞什么名堂！”，把金和的好心 ‘当作驴肝肺！’，使金和感到非常委屈！

在金和被斗时，别人都不理金和，而老同学胡文瑞却在力学所的大门口见到金和时特意大声地喊：‘金和！’金和听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满面，她感到同学之情特别温暖！还有北大五四级力学专业同学金恂叔在文化大革命时见到金和也对她说：‘别把他们的话往心里去！’，都使金和心里感到宽慰。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卜六大在京昌路上骑车，被一辆大货车撞倒了，摔倒在马路上，颅骨粉碎性骨折，脑浆都已经露出来了，幸好有一辆小汽车路过，停了下来，众人把卜六大抬上小汽车，把那片颅骨也让车上的人带了过去，小汽车把卜六大送到附近的解放军医院，别的骑车人从卜六大的衣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上知道伤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他们赶忙骑车到力学所去通知单位，因为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刚好解放军医院的医生擅长处理外伤，他们清洗了伤口以后，用一块不锈钢片将卜六大的颅骨盖上，然后再把头皮缝了起来，想等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再把不锈钢片取出来换上保存在药水里的那片颅骨。金和接到消息后迅速骑车跟随来报信的人到了沙河医院，看到卜六大的头肿得像斗一样大，很长时间都没有醒过来，她一直在医院里服侍卜六大，等到他睁开眼以后却严重地失去记忆，金和又一点一点教他说话、帮助他恢复记忆，一直到出院。出院后除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要继续教他说话，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卜六大出院后，胡文瑞带领全家到金和家去探望金和夫妇。在力学所里，不问什么时候，胡文瑞都先给金和打招呼，并且叫金和‘学姐’。

后来，金和被分到十四室搞二氧化碳激光光腔，获得北京市工艺展览一等奖。向来金和宁肯自己干快点，把时间留给人家，自己做到心安！

因为没有孩子，金和从卜六大老家村里要了一个小女孩叫卜京，已经会坐了，我听说后赶忙到海淀百货公司去买了一块粉红底小方格的毛料的小布头，回家替剪裁成了一个小马甲，又到海淀去锁了边，给金和送去了，让她给孩子做上。因为那时工资都很低，大家都没有钱，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改革开放后，各家的生活都得到改善，有些人家买了电视机，电视里放映日本连续剧‘血疑’，卜京到别人家看‘血疑’，听到别人议论她不是金和亲生的，她回家后哭闹着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金和没有回避，干脆彻底地将真实情况告诉卜京，告诉她，她的亲生父母在安徽乡下，并问她：“你如果愿意留在我家，我们可以让你继续读书、生活，你如果愿意回到你自己亲生父母家，我们可以马上去买火车票，将你送回农村，两种办法由你自己决定怎么办？”，卜京听后不再哭闹了，她决定继续留在金和家。多少年过去了，卜京长大了，在北京结了婚、生了孩子，并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卜六大的病还没有全好，金和又怀孕了，这时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就要去做掉。我劝她不要保胎也不要做掉，听其自然。可能由于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的缘故，这一胎也就保住了，生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卜小龙。在金和坐月子时卜六大的老母亲从乡下来伺候她，住了一年才回去。

粉碎四人帮后，金和调到力学学会工作，还分管力学学报的编辑、校对、审查工作。退休后仍然又工作了许多年，至今还没有休息！（孙荀英采访金和后整理写出）

金和想说的话：

岁月蹉跎，往事如泣如歌，蓦然回首，虽不豪迈，却也无愧地走过。

爱国、拼搏、自尊、淡泊，是我多数北大学子们共有的品德。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执着的恪守。成败、对错，任人评说。

博雅的老师、春华秋实的同学、美丽的校园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耀眼的亮色。我爱北大！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十七节 李颐黎

简介：李颐黎1935年生,1951-1954 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读书，1954-1958 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读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8，8-1958，11 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958-1965 在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1965- 2003年在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现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大学毕业后，在钱学森教授指导下，从事火箭、卫星和载人飞船系统的设计与研究工作四十余载，历任工程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神州号飞船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兼应急救生系统主任设计师。1991年，被航空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五项，2004年获国家科技奖特等奖，同时获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载人航天器技术》、《航天器进入与返回技术》等。已退休，现返聘。

2003年在我国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离开航天城大门时，欢送的人群中李颐黎站在杨利伟的左手边，他拍着杨利伟的左肩对杨利伟说着什麽---

一、燕园，梦想起飞的地方

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听北京大学戴文赛教授的报告。戴文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那生动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我年轻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激发了我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并暗下决心要考入北京大学。

1954年我如愿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5年，著名的钱学森教授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不久就来到我们北大做报告。我和同学们聆听了他的报告。他的拳拳报国心以及在力学、航空和航天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四年中，为我们授课的周培源教授、王仁教授和周光炯教授等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良师，更是我们精神的楷模。

四年的燕园学习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老师们循循善诱的讲解把我带入了科学的殿堂，同学们热烈的争论开阔了我知识的海洋，“我们前程远大，为祖国为人民，朝着伟大的事业前进”的歌声激励着我们朝气蓬勃，“积极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变为每天操场上的实际行动。四年燕园生活为我的理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全面发展渴望为祖国建功立业的有志青年。

1958年8月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派我们几个同学到逐个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在钱学森、郭永怀等力学老前辈领导下，我参加了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航天生涯。

不久我又从事探空火箭的轨道设计和计算。总工程师交给我一项任务：在无控火箭发射偏差情况下计算在固定雷达跟踪锥下捕获的可能性。这需要有坚实的概率论知识，而我没有学过一点概率论。怎么办？只有自学。我凭着北大给我打下的数学基础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半年内自学完全部的概率论教程，并对其中的公式进行了详细推导，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总工程师交给我的任务，而且所学的概率论知识对我以后几十年的火箭与航天器设计工作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

“1998年百年校庆聚会”、“2002年建系50周年聚会”、“2004年入学50周年聚会”，久别重逢的聚会点燃了我对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和同学将我带回到那如火的青春年代，也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为航天事业站好最后一班岗。

1999年11月‘神州’一号飞船飞行试验圆满成功之后，我有幸回到北大做报告。敬爱的王仁老师就坐在我的旁边。当同学们向我献花时，我情不自禁地说：感谢王仁老师和母校所有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2003年10月“神州”五号 飞船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试验圆满成功，中国人圆了前人飞天的梦想。2004年4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我作为该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也圆了北大毕业时为祖国建功立业的梦想。

我的梦想也会在燕园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燕园，梦想起飞的地方；北大，我为你骄傲！

（李颐黎，选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二、钱学森弟子李颐黎怀念恩师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4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缅怀钱学森先生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钱学森先生四大弟子之一，李颐黎先生也出席了座谈会，新浪网对他进行了专访。回忆起恩师的音容笑貌依然感慨良深，钱先生指导青年学生的认真态度至今令他难忘。

“昨天我们四个人去钱老家吊唁了一下，我们四个人能聚在一起不容易呀，就是因为这次去送钱老。”李颐黎先生先从送别恩师开始了我们的对话。

钱先生每周亲自指点一次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钱老是在1956年，那时候我还在北大上学，学校邀请钱学森先生去做报告，就是那次报告让我认识了钱先生，同时也就是因为那次报告我选定了自己力学的学习方向，也就有了后来几十年从事的研究。”说到自己与钱老的第一次碰面，李颐黎仍是一脸兴奋。1963 年开始，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四人开始跟随钱学森先生学习和研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钱先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对待人才的态度。一方面他尽可能多的为年轻的大学生们讲课，另一方面想利用研究生的方式传授自己的知识，李颐黎先生说：“虽然当时还没有研究生这样的说法，但从形式来看是类似的，这样我们四个人就有机会追随在钱先生左右。但其实钱先生招我们到他身边并不是为了留下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在今后回到各自单位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时候钱学森每周会抽半天时间，把这四个年轻人召集在一起探讨问题。至今李颐黎仍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当时身上担子很重，但每周总会留出半天来给我们四个，一般是2到3个半小时不等，哪天有时间就会让秘书提前通知我们，然后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过去，询问我们这周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布置下周的新任务。”李先生说。

想方法扩大学生知识面

而除了每周例行的半天见面之外，钱老对青年人的教育方式也很独特。李颐黎说：“他总是让我们尽可能多的接触科技的最前沿。比如在1963年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关注阿波罗登月的情况，要知道登月是1969年才实施，而早在这之前5、6年他就已经开始让我们留意了，同时他要求我们关注美苏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情况，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另外他特意把我们安排住在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方便我们查阅各种资料，同时专门指派了一个同志帮我们收集资料，扩大我们的视野。”

另外钱老还督促年轻人拓展知识面，“我们几个基本都是学力学出身，对其他方面并不是太在行”李老说到这笑了起来，但是钱老告诉他们说航天需要的是综合知识，只懂力学是不够的，“他用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去给大学生教授他的《星际航空概论》。当时我们还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面对高年级的大学生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钱老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压担子，督促我们拓宽知识面，因为这里面除了力学知识外还包括了发动机技术、制导技术等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在教青年学生的同时我们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唯一一次“批评”

李颐黎先生还表示：“此外钱学森还让我们广泛的接触中国实际，到中科院的其他研究所考察，带我们去看火箭试车，最大限度的接触实际。后来还让我们做星际航行座谈会的技术秘书，为专家们整理报告，使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学科。不过在这个座谈会上我们四个还被钱先生‘批评’了。”说到这次批评李颐黎先生反而笑了，他说那是钱学森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批评他们。“当时一个生物学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言，钱先生让我们四个提问题，因为不熟悉情况对生物学的专业也不了解，我们谁都没说话。会后钱老让当时上海机电研究院的院长转告我们‘怎么都这么不敢说话呢？’”他没有当面批评吗？当记者询问李先生的时候，他说钱老平时很和蔼总是笑眯眯的，对他们这些学生也是和和气气，从来没有严厉过，这次也没有当面对四个人提出意见而是间接的转告，不过这还是让四个人放开胆子提问了。

150米是多少层楼？

钱先生不仅专注尖端航天研究，同时也很关注科普工作，还曾指导四个弟子为杂志写科普文章。李颐黎老人对一件事记忆犹新，他说：“有一天我们拿着写好的科普文章去找他，他看后说‘不要写导弹的高度是150米，150米是多少层楼呢？大概相当于30层，那就不如写成导弹的高度相当于30层楼房，这样没见过导弹的人也大约能知道他的高度了。还有不要写是400吨，可以写成要用100辆解放卡车才能将它拉走，一辆解放卡车的载重量是4吨嘛。’

新浪科技2009年11月04日 19:09

三、李颐黎回忆钱学森

提到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这四个名字，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是航天界颇有知名度的专家。然而，他们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四人小组”，由钱学森耳提面命，进行我国早期卫星技术和空间技术发展方向的艰苦探索，这一段历史却少有人知。

昨天下午，这四人来到设在航天大院内钱学森家中的灵堂，为他们的“钱先生”送行。钱老“四大弟子”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回忆了这段往事。同时他们在思考，作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是怎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的？而钱老为何给温总理写信，担忧学校总培养不出优秀人才？

每周见钱老一次

1963年1月，国务院调整从事研究发展导弹和火箭任务的组织机构，决定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钱学森建议，上海机电设计院选派4名年轻技术人员到国防部五院来，由他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对这四个人的专业要求，钱学森提出：两个力学专业，一个动力推进专业，一个理论物理专业。

当年二三十岁的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被选派上来。褚桂柏回忆说：“1963年春节一过，我们四个人就来到北京，当时钱老看到我们的档案，就笑眯眯的，还说和我们是校友，因为我们都在上海交大机车系读过书。”钱学森这么一说一笑，一直特紧张的四个人也就松弛下来。

就这样，他们组成了“四人小组”。当时钱学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和学习国外人造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技术资料，跟踪国外宇航技术的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编制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四个小伙子心潮澎湃，干得是热火朝天。李颐黎回忆：“当时我们有一阵儿在关注阿波罗登月，那时候晚上在回宿舍的路上，一仰脸看到月亮，就会想，这就是阿波罗登的月亮啊！”

由于钱学森工作繁忙，“四人小组”每星期只能见到他一次，每次大概两三个小时。这段时间，先由组长孔祥言为主汇报一周来工作的情况，包括收集到的参考资料的名称、内容及遇到的困难和下一步的打算。他们记得特别清楚，钱老总是教导说：“对国外的资料要独立思考，善于分析，不要人云亦云。”

给钱老起外号“化学系”

为了让“四人小组”尽快步入卫星和星际航行这一尖端科技殿堂，钱学森还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他们，其中一项就是让他们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1961年9月18日，钱学森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开启了《星际航行概论》的第一期课。当时场面十分火爆，“不少人都是自己带着小马扎过来听课。”而实际上，这门课还没有教材，每次都是由钱老的两个助手给大家印发讲义。

“那时让我们替他讲这门课，感到很有压力，我们就很刻苦地研读教材，钱老还鼓励我们提出自己对教材修改的意见。”正是在钱老的鼓励下，“四人小组”很顺利地完成了讲课任务。

当然，“四人小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小组。他们透露：曾经给钱老起过外号——“化学系”。钱学森给熟人写信，签名比较潦草，“钱”字写得像“化”，但“学”字不怎么走样，“森”字则有点像“系”。于是他 们就给钱老起了个外号——化学系。每当给“四人小组”写纸条或者批示文件，“四人小组”一看签名，就会笑着说：“化学系又来了。”

不敢发言遭受唯一一次批评

钱学森培养“四人小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担任星际航行座谈会的秘书。这个座谈会是1961年由钱学森、赵九章、竺可桢等知名科学家发起的不定期学术活动。1961年至1964年，座谈会共举行了12次。

“四人小组”回忆，有一次，由一位空间医学专家作空间生理学和生物学的报告。随后的讨论中，钱老说，运载火箭振动对人体的影响是载人航天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首先要分析振动对人眼球的影响，从力学观点看，人的眼眶就像是一个弹性支座，眼球就像弹性支座上的质量，它的共振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正是钱老的这些发言让“四人小组”大开眼界。

不过，钱老对“四人小组”要求极高，不仅要求他们去听座谈会，还要主动参与发言。孔祥言回忆：“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看到与会的都是科学界的顶尖人物，我们几个谁也不敢发言，后来钱老就批评了我们，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批评我们，他真的是希望我们尽快成才。”

他们的确是成才了。1964年5月，在钱学森的推动下，上海机电设计院以“四人小组”为骨干，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卫星总体研究室——第七研究室。1965年5月，该研究室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1966年至1969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方案设计。“四人小组就是我国早期研制卫星探索的种子，而钱老就是这粒种子的播撒者。”

谁还能冒出来？

是什么让钱学森成为一代科学巨匠？他的四大弟子昨天这样总结：

——关注细节。钱老给人回信都留底稿；书写的文件总是工工整整，有点卷边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民主学风。这一点应该是从老师冯·卡门那里传承下来的。冯·卡门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把德国格丁根大学的民主学风也带到美国。他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畅所欲言。钱老也把这一学风传承给“四人小组”，“他总是鼓励我们多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创新精神。“钱老总是对我们讲，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否则一切都免谈，这就是要求创新”。

——奉献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钱老多次在我们五院表示，年轻人要多学习，多努力工作，提倡晚婚，他本人做到了这一点。”

昨天，钱老的长子钱永刚对本报记者说：“父亲在晚年也反复总结过自己的科学思想，那就是大科学研制、科学组织管理的效率化和系统化等。”

而针对“为什么现在科学巨匠难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四人小组”表示，“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钱永刚表示，如今教育的土壤还需要耕耘。钱老生前就曾对温总理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摘自记者 于建所写文章

四、李颐黎等发表的文章：

交会对接远距离导引精度分析

《北京航航空天大学学报》2006年06期

张丽艳，戚发轫，李颐黎

为确定交会对接任务地面远距离导引控制可达到的精度,分析了影响精度的误差因素;提出了利用简化动力学模型、采用拟平均根数法和协方差法进行误差传播计算的方法;推导了误差传播和误差分析数学模型;进行了仿真计算.结果表明:远距离导引终点精度主要由传播误差决定,在一定初始条件下,当外推时间小于6 h时,终点位置精度可达到2～5 km,速度精度可达到2～3 m/s;误差传播中,沿迹和径向误差因素占主要成份,且随外推时间增加沿迹误差影响逐渐增大;终点精度的提高应从抑制沿迹、径向误差着手.提出的地面导引控制精度分析方法综合考虑了各种误差因素,计算便捷,适用于工程方案设计阶段的精度分析与估计。

五、李颐黎作为载人飞船方案的代言人参与讨论

反回式卫星回收系统的控制问题——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

1989年8月，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丁衡高收到了航空航天部火箭技术研究院高技术论证组写来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观点是“航天飞机方案”大大优于“多用途飞船方案”。

信中提到：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会给国家抹黑。

而载人飞船方案论证组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中国此时还不具备航天飞机的生产工艺条件。

1989年，航空航天部党组专门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论证会。

论证会就在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里进行。这是两种思想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高技术论证组组长李颐黎作为载人飞船方案的代言人，从技术可行性、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技术风险等方面将载人飞船方案与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作了比较。

对于比较论证会，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欧洲发展小型航天飞机凭借的是航空技术优势，而我国航空技术不具有优势。欧洲小型航天飞机这条路尚未走完，技术风险大、投资风险大、研制周期长的弊病就已暴露出来了。”“美国有钱，他们有4架航天飞机，每架回来后光检修就要半年时间，美国的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4亿5亿美元；俄罗斯也有3架航天飞机，其中一架飞过一次，另一架正准备飞，还有一架是做试验用的。因为没钱，现在也飞不起了。欧空局研制的‘赫尔墨斯号’小型航天飞机也是方案一变再变，进度一拖再拖，经费一加再加，盟国都不想干了，最后只好下马。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从国情出发，绝不能搞航天飞机！”

这次比较论证后，航空航天部系统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从载人飞船起步。

论证组首席专家屠善澄院士向钱学森汇报了飞船的论证情况。钱学森很认真地听取了屠善澄的汇报，并郑重地表示：“将来人上天这个事情，比民航飞机要复杂得多，没有国际合作是不行的，哪个国家自己也干不起。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在50年代要搞‘两弹’就是国家最高决策，那也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屠善澄问：“假如人要上天，飞船作为第一步，您的意见怎么样呢？”

钱学森稍稍沉吟了一下：“假设要人上天，第一步可以是这样。如果说要搞载人，那么用简单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是可以的。”

虽然当时有许多技术基础和经济能力后，1990年5月，“863—2”专家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即利用我国现有的长征2E运载火箭发射一次性使用的宇宙飞船，作为突破我国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在2010年或稍后再建成载人空间站大系统。

李颐黎想说的话：我在北大求学期间，老师对我们严格要求，同学们发奋学习、一丝不苟，养成了我认真细致、喜欢钻研的作风；这对于我四十多年来从事航天科研工作，特别是载人航天科研工作受益极大。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十八节 林埜

简介：林埜, 英文名是 Lam Yeh, 福建福清人. 在福清上小学和初中, 1951 年到1954年在福州第九中学上高中. 我在1954年以第一志愿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被分在第一班, 荣幸地成为北大数学力学系 54 级的一员.

在北京大学的头三年, 学习生活各方面都算顺利. 北大数学力学系 54级以马希文, 陈天权, 张恭庆, 张景中, 杨路为代表的五大尖子突出, 加上众多的高手云集在54级, 大家经常听到尖子高手们的传奇和轶闻, 这都给予我很大的触动. 我认识到必须努力学习, 谨谨业业, 力求尽能缩小与尖子们的差距. 结果通过努力, 我的学业也取得相当的进步,大多数课程都得到 “优等” 的成绩.

1956 年, 开始分专业. 因为我对数学比较有兴趣, 数学专业又是五年制, 所以选数学专业, 分在数三一班. 心里想在剩下的三年时间里, 好好努力, 取得更大的进步. 可是树欲静, 而风不止. 1957年夏天, 毛泽东提出了整风运动, 说是要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号召大家提意见. 社会上学校里多少善良幼稚的人们都上了当, 本着帮助党整风的态度提了意见. 5 月19 日, 这股风吹到了北大. 一夜之间, 许多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的周围. 结果许多人都误中了 ”阳谋”, 被打成了右派. 北大数学力学系 54 级是重灾区, 总共打了约 40 个右派. 陈奉孝, 钱如平, 梁世辉被判刑劳改, 张景中, 杨路, 孙传仪, 杨奇峰, 李立是劳动教养, 其余的是劳动考察或留校察看.

不幸的是, 我也被卷进了旋涡. 暑期后,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主动通过班上一个党员向组织交代了整风中的言行. 我相信 ”坦白从宽” 的政策. 为了自己能够顺利过关, 1957 年秋天, 我还参加了对别的右派的批判斗争. 从而伤害了一些要好的同学. 后来, 每逢我回忆起往事时, 总感到对不起这些同学. 尽管如此，在后来处理右派的阶段, 我还是劫数难逃, 1958 年2月1 日, 数三一班开了一个批判会, 把我划成右派. 这是北大最后划的一批右派. 我们年级最后一批罹难的有六个.

1958 年在大跃进和 教育革命的口号声中, 在运动和劳动中, 很快过去了. 1959 年, 数学专业学生毕业. 我被分配到内蒙古伊盟师范学校. 我积极工作, 努力改造自己, 1962 年初, 终于摘掉右派帽子. 我教过师专, 师专下马后教师范. 文化大革命中还教过小学. 那时候, 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 粮食定量不断减少, 副食品也十分缺乏. 因为那又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 运动不断, 对我的 ”触及” 也就不断. 因此对我来说, 困难是双重的, 除了挨饿吃不饱以外, 政治上还常常挨批判. 但我平时还是努力工作, 运动时能正确对待. 有同事感叹地说: “ 老林呀! 你真是抓革命的对象， 促生产的猛将呀!”

文化大革命中, 1968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 因为我既有 “前科”, 爸爸和妈妈又都在香港, 被怀疑 “里通外国”. 于是被抄家, 关进牛棚, 每天劳动, 接受批判. 半年后终于 平安无事, “解放” 出来.

1968 年, 妈妈不幸患上舌癌, 动了手术. 1974 年春天, 爸爸又检查出有胃癌. 爸妈身边没人照顾. 希望我能去香港照顾两位老人家. 我几经考虑, 决定申请去香港. 两个月后申请得到批准. 1974 年 7 月, 我终于来到了香港. 幸运的是经过医生复查, 爸爸的胃癌.被排除了. 不幸的是, 妈妈的舌癌在1975 年复发了, 虽然经过再次手术, 再配合放射治疗和化疗等, 依然不见起色. 1976 年妈妈终于弃我们而去. 而今, 爸妈都不在, 真是子欲养, 而亲不在. 呜呼!

我开始了在香港的新生活. 因为内地的学历不被承认, 又不懂广东话, 英文也不行我就只好从事蓝领的工作. 我在一间墙纸公司做仓库保管员的工作, 经常要在仓库里爬上爬下取墙纸, 还要经常送货给客户. 还学会了裱画, 同时做裱画工作. 晚上去夜校补习英文. 夜里10 点回到墙纸公司仓库, 还要给白天裱的画上明矾水. 11 点后, 洗澡后就在仓库里睡觉.

1976 年, 我申请香港理工学院的统计学高级证书夜校课程. 由于北大的数学统计基础, 课程内容虽不困难, 但是课程是用英语教学的, 侧重应用统计学. 因此通过这个课程我既学了统计知识, 又学了英文. 两年后, 我以8 科全优的成绩完成了高级证书的课程.

为了进一步深造, 1978 年, 我申请了英国和加拿大几间的大学统计学硕士课程, 并且成功了. 我挑选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因为它在伦敦, 而且还有宿舍, 免去转机和找住处的麻烦. 幸运的是我的选择是最优的, 因为帝国理工学院是一所世界名牌大学, 在英国排名仅在剑桥牛津之后, 是第三名. 我感到很幸运. 因此十分珍惜这迟来的机遇. 我知道我的优势在于数学好, 统计强, 我的劣势在于英语差, 电脑不行. 说起来惭愧, 一开始电脑连Log in 都不会, 困难很大. 我明白那时候中国大学生还很少有机会到西方留学, 我是幸运的一个. 洋人们将从我身上来估量北京大学毕业生和中国大学生的质量和水平, 我绝不能给北大丢脸, 定要为祖国争光. 于是我一星期工作七天, 变星期天为星期七. 人家圣诞节开舞会通宵达旦, 我报名学习电脑程序; 同学复活节出外旅行, 我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学问学问, 一学二问”,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我还经常请教老师同学, 既学了专业, 又学了英文, 真是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1979 年 4 月底, 我在硕士课程的考试中, 我得到全年级第一名. 我的硕士论文 1982 年还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统计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上.

1979 年 10 月, 我拿到了Muriel Stott奖学金, 到曼徹斯特大学攻读运筹学博士学位. Muriel Stott奖学金是个可以颁发给非英国人的奖学金, 全校也没几个. 条件较苛刻, 先只给一年, 第二年要根据第一年的表现决定是否颁发, 而且至多给两年. 我通过努力, 两年后, 于1981 年秋顺利取得了学位. 并开始了我新的教师工作.

1982 年在香港岭南学院教了半年书后, 就到国立新加坡大学数学系任讲师. 1984年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统计学系任讲师. 1997 年升为教授并担任统计学系的系主任. 两年后, 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 并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 2001 年起, 被聘请为香港大学统计及精算学系的荣誉教授, 教一些课. 同时还被聘请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双聘教授, 暑假时常常去访问或者参加会议.

从1982 年起到现在, 我始终在讲台上从事教学工作, 教的课程包括统计概率和运筹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还培养了十几个博士和硕士生. 其中包括帮四川大学培养一个博士生.

研究成果：

这 30 年来, 我出版了一本专著和发表了70几 篇论文, 绝大多数论文是SCI 检索的论文. 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几何过程及其应用. 首先引进一个单调的随机过程 - 几何过程, 研究了它的概率统计性质, 并深入地探讨它的应用, 特别在可靠性中的维修问题的应用.

(2) 质量控制中的最优变量抽样方案的问题. 过去利用把整数连续化的方法，可以得到近似的最优变量抽样方案。 我提出一个有限的算法, 从而可以得到精确的最优变量

抽样方案。

(3) 其他运筹学的问题。包括 Consecutive-k-out-of-n 系统的可靠性, 排队论的适应性控制和水库控制等.

在2004 年出版的 ”统计科学百科全书” 第二版中, 我应主编们的邀请, 写了几

何过程一篇文章, 添加到第二版中, 作为一个新条目. 这说明几何过程已经得到了世界统计界的认可, 成为统计科学之林中的一棵 “树”.

2007 年, 东北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帮我成功地申请了国家教育部的自然科学奖. 2008 年 1 月国家教育部颁发了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给我和我的合作者, 我是第一完成人. 获奖项目是 ”几何过程”. 这次获奖再一次肯定了我在几何过程上的创造性贡献.

2007 年, 世界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专著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它是我及合作者们20 年来在几何过程及其应用的工作心血, 又是这方面工作成果的全面总结.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54 级中比我聪明的同学很多。我只是幸运地有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再靠以勤补拙，做一头老黄牛， 才做出一点成绩。

代表性著作：

(1) 专著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7)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 论文

1. “Inference for Sichel’s Compound Poisson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82) 77, 153 -158 (with A. C. Atkinson).

2. “Adaptive Control of M/M/1 Queues - Continuous Time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983) 20, 368 -379 (with L. C. Thomas).

3. “Optimal Control of a Finite Dam – Wiener Process Input”,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987) 24, 186 – 199 (with Lou Jiann Hua).

4. “A Decision Theory Approach to Variable Sampling Plans”, Science China (series A), (1988) 31,

129 – 140.

5. “Bayesian Approach to Single Variable Sampling Plans”, Biometrika (1988) 75, 387 – 391.

6. “A Note on Optimal Replacement Problem”, Advances in Applied Probability (1988) 20, 479 – 482.

7. “Nonparametric Inference for Geometric Processe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1992) 21,2083 – 2105.

8. “Bayesian Variable Sampling Plans for th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with Type I Censoring”,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1994) 22, 696 – 711.

9. “The Rate of Occurrence of Failure”,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997) 34, 234 – 247.

10. “A General Model for Consecutive-k-out-of-n: F Repairable System with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and (k-1)-step Markov Depen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 129, 663-682 (with Ng Hon Keung Tony).

11. “An Inspection-Repair-Replacement Maintenance Model for a Deteriorating System with Unobservable State”,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2003), 40, 1031-1042.

12. “A Monotone Process Maintenance Model for a Multistate System”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2005), 42, 1-14.

13. “Sequential Sampling Plan with Linear Loss Function for Normal Distribu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6), 172, 127-145 (with Li Kim-Hung, Ip Wai-Cheung and Wong Heung).

14. “A Geometric Process Maintenance Model with Preventive Repair”,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7), 182, 806-819.

15. “A Geometric Process δ-shock Maintenance Model”,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2009), 58, 389-396.

第十九节 陆祖建

简介：陆祖建江苏省吴县人，1936年生于天津，1942年回到甪直，就读于甪直甫里小学，1948年入甪直鲁望中学，1951年入苏州中学，1954年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七班，三年级时选数学专业分入数三（三）班，五年级时随许宝骤教授学习马氏过程，1959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炮兵技术部，1966年2月调至炮兵第一研究院。1969年复员至吴县农机厂，1979年调回至二炮第一研究院，工作至1996年退休。现住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清河休养所。

经历：1959年是我国导弹事业初创阶段，我有幸置身于领导机关，到研制单位学习了一段时间，多次去发射中心参加飞行试验。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过程。在参加飞行试验结果分析后，我编写了一份“根据光测数据进行结果分析”的资料，并对后来参加结果分析的人员进行讲述。退休后回忆这一段工作写了“第一次参加导弹武器指标论证”一文,收入第二炮兵政治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的“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我在战略导弹部队的难忘记忆”一书中。

1966——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因站在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向守志等领导干部的一边，而被冠以反对林彪，反对三军的罪名。1967年开始隔离审查，接受批判。1969年复员至吴县农机厂。

1969——1979年在吴县农机厂的十年虽然也曾因深挖”五一六”，在当地大街上张贴针对我的“揪出肖华的黑干将”等大幅标语，将我编入县五七干校，进行审查外，当地群众和厂领导并没有对我另眼看待。在此前后曾让我负责修建防空洞，制造手榴弹，地雷和掷弹筒，建造小高炉等工作。担任铸工车间副排长（车间副主任），技检课付课长，厂办公室负责人，厂工会副主任等职务。支持我两次进京要求落实政策。在我人生旅途的一段艰难路程中,家乡人民对我的关怀，我一直心存感激。

1979年我回到二炮第一研究所后，主要从事与武器装备有关的可靠性工作。这一阶段我所做的工作，可见我2008年写的“可靠性工作的几点追记”一文。

现在我编写的《武器装备的贮存与延寿》一书，正在交付保密审查，准备出版。

著作：

[1]导弹保险期之管见，长缨 1981.9 p43-44

[2]导弹武器系统可靠性在对抗射击中作用的分析，教学与研究 1984.1 p30-37

[3]根据作战使用要求进行可靠性设计，长缨增刊 1985.7 p154-156

[4]装备质量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分析，自动化指挥与计算机 1987.3 p37-38

[5]二炮信息系统的现状与展望，科技研究 1989.5 p34-36

[6]软件开发中的几个问题，自动化指挥与计算机 1990.2 p40-43

[7]装备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与功能开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5 p189-192

[8]装备质量信息系统对质量与可靠性信息的要求，科技研究 1991.2 pp38-41

[9]决策支持系统中的模型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新进展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2.10

[10]影响导弹贮存期的薄弱环节，科技研究 1993.2

[11]评定设备质量等级的通用程序，科技研究 1993.3 p30-32

[12]装备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模型研究，科技研究1995.4 p44-46 ,51 5 p44-48 6 p45-50

[13]战标评定方法中的两个问题，科技研究 1997.6 p1-3

[14]导弹贮存期，质量与可靠性 1999.6 p38-40

[15]对导弹贮存期指标的论证、控制和鉴定研究，科技研究 2000.1 p4-7

[16]浅论导弹武器装备的二次开发，质量与可靠性 2001.2 p45-47

[17]以科技创新推进装备现代化，科技研究 2001.3 p5-8

[18]导弹贮存可靠性评估，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1.4 p416-420

[19]导弹贮存延寿研究的“五个结合”，质量与可靠性2002.5 p36-39

[20]导弹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部队试用阶段初探，科技研究 2005.9 p16-17

[21]威布尔型产品可靠性评估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质量与可靠性 2006.1 p18-19

[22]导弹武器可靠性维修性指标的确定与验证，科技研究 2006.8 p28-29,37

[23]威布尔分布的抽样验证实验，质量与可靠性 2006.6 p14-16

[24]关于威布尔分布的若干问题，质量与可靠性 2007.6 p9-12,15

[25]武器装备可靠性评定方法，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9.7

[26]系统可靠性评定中的数据转换，质量与可靠性 2010.6 p20-23

陆祖建第一次参加导弹武器指标论证：

1965年我正在805团技术连代职担任副排长，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速回炮兵技术部接受新任务。怀着渴望早日知道新任务的心情，赶了回来，才知道要我参加导弹武器指标论证。导弹武器指标论证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听说。1960年领导上曾通知我做好参加导弹武器指标论证工作的准备，但时隔不久告诉说，钱学森同志作了一个报告，论证工作不搞了。当时曾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因此这次听说要参加导弹武器指标论证非常兴奋。心想我们一定要论证出个样子来。

根据国防科工委的指示，论证组由炮兵与二十基地共同组成，炮兵任助长单位，二十基地任副组长单位。炮兵对第一次导弹武器指标论证十分重视，专门抽调了我军自学成才的专家，炮兵技术学院射击教研室主任席力担任组长，二十基地派一部的张处长担任副组长，炮兵技术部李甫崇同志协助席力指导全面工作，司令部作战处派黄力天参谋担任论证组联络员。参加论证组的还有二十基地石喜林同志，炮兵技术部的严长、何培林和我。很快全部人员就集中在炮兵技术部办公，当时由炮兵技术部七处代管，负责办公和生活保障。七处刘尚文处长非常热情、积极张罗，很快为我们腾出办公室,配备了办公用品。当时的条件还是十分简朴的，席力主任就在炮兵技术部的集体宿舍里解决了一个床位，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但大家全不计较这些。

论证工作是在一个型号初步方案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对射程、精度、环境条件及使用条件进行论证。石喜林同志一直从事射击精度与打击效果的研究，承担了精度论证。严长、何培林同志一直从事地面设备及使用研究，承担了环境条件及使用条件的论证。我是1959年炮兵技术部成立时按苏联专家提出的编制设立导弹参谋的要求选调来的，因此很自然地承担了射程论证的任务。可以说领导上调这些人来参加论证工作是很对口的，但也必须说明，这些人都没搞过指标论证，究竟怎么干，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能根据当时对指标论证工作的认识摸索前进。

射程论证首先需要掌握导弹可能打击的目标及可能部署的地域，以便计算所需的射程。为此在席力主任的带领下走访了作战部门和情报部门，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作战部门不仅提供了导弹可能部署的地域并说明了为什么只能部署在这些地域，情报部门提供了可能打击的目标，经纬度，目标情况分析，有些还提供了目标图片。依据上述情况在从军委测绘局要来的地图上进行标定，并根据发射点及目标点的经纬度计算大地距离。我虽在学校学的是数学，但从没有计算过大地距离，也不知到该如何计算，席主任及时给我提供了在涅克拉索夫椭圆体上计算大地距离的公式。在计算射程时还要根据发射点 目标点的高程进行修正。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也没有电动计算机，就是用手摇计算机硬是把大量的数据计算了出来。计算所得与初步方案所给的射程进行比较，在比较时还考虑到方案所给的最大标准射程并不就是最大实际射程，由于地球旋转带来柯氏力的影响，向东射击实际射程可以大一些，向西射击实际射程则要小一些。根据计算的结果列出哪些目标可以在多个发射点进行控制，哪些目标只有个别发射点可以控制，哪些目标则按照现有的最大射程无法控制。当时我们估计，该型导弹的射程在初步方案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是有可能的，为此统计了增大射程后增加的能控制的目标数，及能更有效的控制目标数，并从中选出几个重要目标，其中有空军基地及重要航道，进行重点分析。其实当时研制部门在初步方案中确定射程时对所要控制的目标也是有所考虑的，他们也希望多控制一些目标，对重要目标更要加以控制。但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他们对目标的认识是比较笼统的。这样我们与研制部门在能多控制一些目标和对重要目标要确保控制的共识下，对在初步方案基础上增大射程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发射点的选择有严格的限制。根据该型导弹发射时辅助车辆多，发射准备时间长，需要预筑发射阵地，技术阵地到发射阵地的距离有一定限制等特点，中央军委提出该型导弹应按山，散，洞原则进行部署，即导弹应部署在山里，各发射点应分散配署，导弹库房及技术阵地应在山洞中。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在敌对我袭击后还有还手能力。这个山应该有较好的隐蔽性，不易敌方发现，分散配置应做到敌方一枚导弹来袭催毁我一个发射点时，其他发射点还能保障发射，山体要便于打洞，洞中适宜存放武器装备。此外还必须考虑进入该地区已有较好的交通条件，技术阵地至各发射点之间便于修筑公路，因为在山区每公里的公路的造价是十分昂贵的。这样在考虑射程需要时不能简单的从我国边境上某一点能够得上目标来衡量。

发射阵地需要纵深配置，重点目标要多点控制。这是作战应用上必须遵循的原则，以保证战略意图的实现。而为了保障对重要目标的多点控制就需要适当增加射程。

适当增加射程可以降低敌空袭对我方的威胁及发射阵地被敌方占领的危险。考虑到当前及今后很长时间内我方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空中力量将处于劣势，战争初期敌可能占领我部分领土。增大射程就能使导弹阵地在纵深配置，减少敌占领我阵地的危险，并使周边的绝大多数敌空军基地处于我方控制之下。在我方控制外的敌空军基地将离得更远，这样就使敌空军来袭时我方有更多的预警时间，降低敌空袭对我方的威胁。

关于增大射程的可能性主要是减轻结构重量，提高发动机的比推力，优化燃料加注量，延长发动机的工作时间，减少剩余燃料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提请研制方研究。

精度论证由石喜林同志承担，选择若干典型目标作为计算毁伤效果的对象，其中有空军基地。对此是以毁伤导航系统及跑道使其不能起飞为目的，根据我方弹头的威力，选择不同的射击精度进行毁伤效果计算。还要分别给出对导航系统，跑道进行摧毁，破坏，骚扰的毁伤标准。由于空军基地不是点目标也不是均匀目标，导弹系统与跑道的抗压强度也不同，用解析式计算其毁伤效果有很大的困难，因此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来计算毁伤效果。即对每一次模拟射击，在随机数表上找到一对数，根据瞄准点和导弹射击精度换算出导弹的纵向偏差和横向偏差，确定导弹在目标图上的落点，再以落点为中心分别以能毁伤导弹系统或跑道的距离为半径作出毁伤圆，分别计算对导弹系统的毁伤概率及跑道的毁伤面积。这样进行上千次的模拟打靶，并按不同射击精度，计算其平均毁伤值，及不同置信水平下的最低毁伤值。这就得到不同射击精度对目标毁伤值的对应关系。再根据作战使用要求就可提出对导弹射击精度的要求。这个计算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查随机数表，转换成落点，画毁伤圆，测定毁伤面积等都要靠手工进行，石喜林同志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不得不从七处抽调人员来协助完成这项工作。

严长，何培林同志承担的环境条件及使用条件论证，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弄清可能部署导弹的地域及其周边的的气象等环境条件，及装备通过能力有关的道路，桥梁，涵洞等使用条件。他们从气象部门及交通部门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从而对导弹的环境条件及使用条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导弹武器指标论证，总怕工作没做到家。同时也为了使论证能充分反映使用方的要求，有充分的论据，在向研制部门提出前，向炮兵技术部首长及司令部作战处，侦察处等单位领导作了专门的汇报，得到了许多鼓励，也听到了改进意见。

1965年七月的一天在航天一院一部会议室，由我，石喜林，严长，何培林分别作了论证报告。到会的一院屠副院长在讲话时说，刚才听了有关的论证报告，感到使用方根据作战使用的需求提出的指标要求是有充分根据的，论证中所提出的论据，研制方过去是不清楚的，这说明论证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论证工作结束后，论证组内部的同志也非常兴奋。二十基地的张处长高兴地说，这次论证做得非常出色，论据是无懈可击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以后我没有再参加过这样的指标论证工作。但第一次导弹武器指标论证的过程，及其承载的兴奋，困难，成功与喜悦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

陆祖建对可靠性工作的几点追记：

1980年我承担的多弹头论证课题刚完成，领导上就安排我接替吴谋元同志承担的可靠性工作，从此我与可靠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通知说国防科工委要召开导弹核武器可靠性工作座谈会，让我参加，并要准备一个发言。当时我正在思考可靠性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结合会议的要求，我撰写了《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二炮的可靠性工作切实开展起来》一文。这次会议国防科工委非常重视，陈彬主任，刘有光政委和多位副主任都出席了会议。二炮李懋之副司令等也参加了会议。陈彬主任，刘有光政委在会议上讲了话。钱学森副主任作了长篇讲话并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讲话中提出，导弹核武器的有无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要前进一步就是要解决可靠性的问题。他还非常赞同时任七机部一院十二所所长梁思礼提出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观点。这次会议对我国的可靠性工作，特别是导弹核武器的可靠性工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此研制单位明确了应把可靠性设计到产品中去，使用单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可靠性指标要求。

会后二炮对贯彻会议精神，加强二炮的可靠性工作十分重视。要我在当时召开的二炮装备工作会议上作一次介绍。我在介绍中除了传达会议上所说的可靠性是当前装备研制中的头等大事，及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论点外。并以具体计算的结果从可靠性对耗弹量的影响，可靠性对可发射率的影响，可靠性对采购计划的影响，可靠性对备件数量的影响等方面进一步佐证了可靠性的重要性。可能这是二炮装备系统管理人员第一次听到有关可靠性的介绍。不少领导在会议间隙向我询问有关问题，五十三基地的赵岳崎副司令员还要我给他寄一套可靠性的教材。这次介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过后不久二炮司令部作战处，二炮驻211厂军代表室邀我去作可靠性介绍。我根据他们不同的要求分别做了介绍。这些介绍的内容以后摘要刊载在1982年9月11日第二炮兵科技部编印的《科技工作情况》（增刊3）上。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国防科工委可靠性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得到了贯彻，二炮的可靠性工作开展了起来。

1980年我国开展了某型号导弹延寿研究，领导上要我利用延寿研究中所积累的大量信息对导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这个含义是明确的，即导弹定型时给出的贮存期应该对应一个可靠性指标。通过延寿研究，延长的服役期仍应对应一个可靠性指标。但这种观点研制方不能接受。当时还没用贮存期这一名词，使用的是保险期。研制方认为“导弹的保险期是指产品从出厂之日起，生产方对使用方在规定的保养和使用条件下负责保修，保用的期限。”该型导弹定型交付时对保险期就是这样明确的，不存在什么可靠性问题，现在延寿再提出可靠性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我方则认为研制方所说的保险期是民用产品保险期的一个沿用，就是负责保修的期限。这对导弹武器来讲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保险期对在保险期内的一批导弹究竟有多少枚导弹能立即完成作战任务是毫无所知的。而作为作战使用的导弹武器最关心的恰恰是这一点。因此导弹的保险期应定义为“把产品出厂之日作为计时起点，在规定的保养，维修（包括按技术条件规定的更换备件，排除故障）和使用条件下与一个较高可靠性指标相对应的寿命时间。”关于这次导弹保险期的争论我写了《导弹保险期之管见》一文刊载在长缨1981.9上。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导弹贮存期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分歧，不过在名词上已取得统一，不称保险期而称贮存期。1996年在制定GJB3105战略导弹武器系统性能评定方法时。我负责起草贮存期评定方法。对贮存期的定义为“以产品交付出厂之日作为计时起点，在规定的保养，维护和贮存的条件下，能满足规定贮存可靠性指标的贮存时间。”在对该草案进行讨论时有人提出“贮存期是指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贮存时仍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的时间长度。”贮存可靠性则是要确定保养周期。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上述关于贮存期的定义只能作为贮存寿命的定义，它指的是具体的一枚产品。但贮存期指的是一个型号，这样把贮存期和贮存可靠性分割开来的提法会使贮存期的含义很不明确。例如有N枚导弹，那贮存期是指这批产品都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的时间长度，还是指其中的一枚产品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的时间长度。如果指的是前者，那么从概率论的观点来说即使刚出厂的导弹也不能保证百枚都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如果指的是后者，只有一枚产品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这样的贮存期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仍以草案规定的贮存期定义作为定稿意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争议，将可靠性引入了导弹贮存期，终成主流。

可靠性评定对使用方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对导弹武器的可靠性精心进行评定，给出定量的数据后，才能正确地制定火力计划及装备的采购，维修计划。可靠性评定对研制方来讲同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评定结果达不到指标要求导弹就无法定型，也就无法交付使用。但导弹的可靠性评定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导弹是由成千上万的元器件，组件组成。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件和分系统。有着不同的寿命分布类型，有些我们至今还不十分清楚。同时由于导弹装备十分昂贵能够取得的试验信息十分有限，这又为分析产品的寿命分布和进行可靠性评定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在评定方法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这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促使认识正确。我最先碰到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当时任二炮科技部订货处科长的江绍华同志，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导弹批抽检方案的讨论会。我从清河赶到礼士路后才知道，原来是七机部已制订了一个导弹批抽检的方案，根据该型导弹以往已发射N发成功S发的信息，推算出只要发射0.618发获得成功就能验证该批导弹已达到了要求的可靠度。当然发射0.618发是不可能的、方案归整为一发。对于这个方案科技部自然是不同意的，为此订货处已邀211厂军代表林伯康一起对此方案进行研究，找出其错误。但此时林伯康同志因工作调动无法承担此项任务，才决定调我参加此项工作。我在对七机部制订方案的依据进一步了解后，发现问题主要出在一个假设上，即根据该型导弹以往发射N发成功S发的信息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得到该型导弹的可靠度置信下限RL然后就认定该型导弹的可靠性在（RL，1）之间均匀分布，并以此作为验前分布，来制订批抽检方案就得到了0.618发的抽检方案。对于一个假设直接地指出其错误有时会有困难。这时利用这个假设导出一些矛盾或不合理的结果，不失为指出这个假设错误的办法。我们按此思路进行了准备。不久在国防科工委召开的批抽检方案讨论会上，我们把以往发射的N发分为两段即N1发和N2发（N=N1+N2）相应地其成功次数分S1发和S2发（S=S1+S2）。N1，S1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得可靠度置信下限RL1然后以可靠性在（RL1 1）之间均匀分布作为验前分布与N2，S2的信息结果和起来，得到可信度置信下限RL2，可以看到RL2将比RL高。同时N1和N2的不同划分其结果也是不同的。这种相互矛盾，不符合实际的结果，源自验前分布为（RL 1）在向上均匀分布的假设所导致。当我们讲完后七机部的同志没有做什么解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也认为问题已很清楚，原订批抽检方案不能采用。以后利用验前信息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可靠性评定的文章在刊物上屡屡见到，但在实际的型号评定工作中很少采用。

在导弹武器可靠性评定中利用验前信息是经常要碰到的问题，对验前信息进行折合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有些方法会使评定结果严重偏高。如曾在某型号的评定大纲中规定可由非成败型数据由其可靠度置信下限RL折合为成败数据，但其失败数一侓为零。为此我曾撰写《战指评定中的两个问题》一文，刊载在《科技研究》1997.6上对这种方法进行置疑，分析了这种方法的不合理性，并推荐采用北京大学郑忠国教授提出的利用产品置信水平为0.5及另一个较高置信水平的置信下限转换为成数型数据的方法。

随着可靠性评定工作的深入，威布尔型产品可靠性评定已进入实际工作领域。但有些评定方法还停留在指数型产品的状态。如某型号的评定大纲，明知该产品属威布尔分布，在计算飞行可靠度时仍只考虑该产品已累计工作的时间，但实际上该产品经过定期检测和发射前的检查测试已累计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如果不计已累计工作的时间，计算结果必然会有很大的偏差。为此我们撰写了《关于威布尔分布的若干问题》一文刊载在《质量与可靠性》2007.6上，指出对威布尔型产品在计算任务可靠度时，一定要考虑其已累计工作的时间，纠正其错误。

在导弹贮存延寿中我们发现，这里的可靠性平评定模型有其特殊性。例如导弹贮存检测可发射率，由于在贮存期间有些部件可以维修，可以更换，可以配套地装到弹上。因此就全弹来讲它不同于熟悉的那些典型系统可靠性模型，如串联系统，并联系统，表决系统，储备系统等，而是一类新的系统可称作配套系统。我们已撰写《导弹贮存可靠性评估》一文刊载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1.4。

为了加强和完善可靠性评定工作的管理，二炮装备研究院组织编写了《武器装备可靠性评定方法》一书，即将由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以往在导弹武器装备可靠性评定中的主要方法，并融入了二炮在可靠性评定上的观点和理念。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二炮的可靠性评定工作能起到推动作用。

陆祖建寄语：

人生旅途、已近深秋，回首往事，会想起什么呢？

是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还是北大的光荣传统！

是同窗学友的趣闻轶事！还是老师的谆谆教诲！

是当年的理想与抱负！还是经历的成功与挫折！

让我们珍惜这一切，把她珍藏在心底。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二十节 杜明笙、刘朝芬（女）

一、两弹战士——杜明笙

杜明笙出生在南京市，少年时期常随父母、兄长到长江边将收购的鱼抬回店中出卖，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南京失陷，日寇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姐姐失踪，杳无音信。有一次，日本兵进店“买”鱼，拿了就走，哥哥追去要钱，得到的是一记狠狠的耳光。在交通路口，他见过日本兵拿着上刺刀的枪强迫行人鞠躬，谁要不合他们的心意就会受到辱骂和毒打。八年亡国奴的日子给他小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他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当时做生意的都是资本家，在“三反、五反”时，党号召要与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他一张不大的大字报贴到了父亲的床头上：“反对偷税漏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954年他毕业于南京市第八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数学力学系，四年后毕业于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

1958年夏天，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当时研究所刚刚成立，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宿舍，仅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做饭吃的棚子。几十个人，在一片原本是庄稼地上干活，任务就是挖土方、盖办公楼。

他们借住在有色金属设计院刚刚盖好的一栋楼房里，墙还没有干，室内没有暖气，也没有锅炉房。北京的冬天很冷，在屋里哈出的气都是白的，晚上钻进被窝还真需要一点勇气。有人想出个好主意，到医院找来了打吊针用的玻璃瓶子，夜里从工地回宿舍时，用热水瓶提回热水，再将热水倒入玻璃瓶子里，用它来暖暖被窝。早上不愿叠被子，舍不得被窝里的那点热气。这样一干就是好几个月，至于将来做什么，谁也不知道，彼此只知道是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来的大学生。

一天，邓稼先带领他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 ，老邓点哪本书他们就拿哪一本。其中有：声波与冲击波、统计物理、固体物理、量子力学、输运方程、原子核物理等等。1959年初，除劳动外，开始读书了，他们不分什么专业，凡是点的书统统都要学，这是入门补课。杜明笙虽然被分在数学组，该组连他也只有三个人，他们学习力学、物理，不过重点还是自己的专业。那时白天劳动，晚上念书，就这样又过了半年。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将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设计的技术资料，并撤回专家。就是说发展核武器，只能靠中国人自己。领导正式向他们宣布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国防尖端武器，没有外援，必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老邓带领他们每周改为白天五天半学习业务，半天开会，劳动一天，六个半晚上业务学习。老邓的铭言是：“九所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星期七的半个晚上大家可以洗澡、看电影。”这样的一个传统保持了许多年，因此就有了“九所大楼里永远是灯火辉煌”的赞誉。

分配到研究所一年多了，还没见过课题是什么样呢！大家热情都很高，心里憋着一口气，憋着一口中国人的志气！有领导说，搞原子弹二机部是龙头，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在九所。有人将其戏称为九所是龙头的三次方。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充满了对事业的责任心和自豪感。1960年初正式开始工作了。他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进行原子弹的流体力学模拟计算。当时既没有计算器更没有计算机，仅有算盘、算尺和手摇计算机，在这样的条件下算出一个设想的原子弹来谈何容易，他们义无反顾地闯关了，由力学组（朱建士，孙清河，傅樱）提供方程和模型，数学组（杜明笙，朱子楠，周泽良，59年后分来了龚静芳）紧密配合。计算方法采用特征线法，作放射性网格计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数字。如何保证十位有效数字的精度要求？只能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个一个数据来算，可要计算数万个数据，谈何容易！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还采取了两人一组，背对背同时计算，要求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否则要由第三人进行核算后再确认。另外还有一个人拉算尺，检验前三位大数的准确性。当时力学组和数学组加起来总共才七个人，人手明显不够，就将新分来的几个高中生吸收了进来，但人手还不够，领导就将其他组的大学生调过来，组织大会战。即使这样演算一个模型也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赶时间赶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开始计算是三班倒，做到人员休息机器不休。后来，为了赶进度，所有人都不回家休息了，也不倒班了，谁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趴一会、迷糊一下，醒来再接着算！

当时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菜很少，更谈不上营养了，为了完成任务，大家照样加班加点。邓稼先也和大家一同加班到深夜，有次他问：“有什么吃的吗？” 有人带了窝窝头，就分给他一块。有时老邓拿钱、拿粮票让小青年去为大家买吃的，大家同甘共苦，十分融洽。一个月下来，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减肥”。那时，许多人患浮肿病，杜明笙也患有浮肿病。

可为什么这样辛苦的计算要重复九次呢？原因是：苏联专家‘遗留’下一个关键的‘技术参数’，与他们计算的最后结果对不上，而这个结果对以后一系列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到底谁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为此，1960年组织了多次力学、物理和数学专家的讨论会进行论证，在辩论中有时专家驳倒了他们，有时他们驳倒了专家。那时候，学术民主空气很浓，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出于谨慎，决定再计算。他们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一次一次地改变计算的物理和数学条件，都获得了完全相同的结果，他们确信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至于“老大哥”的那个数据，他们不管了。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他们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给予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九次计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解决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性难题，前途一片光明。

杜明笙参加了九次计算的全过程，他工作勤恳，学习新鲜东西快，出活也快。在计算中，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发挥了所学专业的优势。同时又学到了不少力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九次计算”完成后，在周毓麟、孙和生的领导下，杜明笙用差分格式编制了程序，采用“九次计算”的初值和边值条件，调整粘性项。最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乌拉尔”计算机，后来又用“104”计算机进行计算，得出与“九次计算”完全一致的计算结果。终于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早期复杂、繁重的数值计算，大大推进了今后的大量计算实验工作。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在电压不稳、计算机出故障时，竟然算出了一个与那个‘遗留参数’相同的结果。他们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经过“九次计算”和反复地论证，他们已经完成了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1962年，邓稼先签署了第一颗原子弹总体研究设计。

杜明笙一直是做数学与力学相结合的工作。当时因为没有大计算机，无法作二维计算，大家讨论决定在一维方程后面加小扰动的办法，模拟微小的二维影响，提高计算精度，计算结果很好，完全可以用以控制模型的加工精度，保证实验的成功。在这项工作中杜明笙起了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随着一朵蘑菇云的升起，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了国防，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地位。他们欢呼着，不少人流下了兴奋的眼泪。

“赶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我们的第一颗氢弹”，这是命令，他们没有停留，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时科研队伍已经扩大，又调来了几个研究氢弹的专家（如于敏，黄祖恰），大家都想知道，氢弹是什么样的？为了探索氢弹的奥秘，除研究文献，想得到一些启发外，在老邓的率领下，全所还开展了一次关于氢弹原理、结构、材料等的大讨论。在最大的一个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自由发言、争论，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提出并论证自己如何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聚变材料，实现热核反应的设计方案，讨论很热烈。领导集思广益，提出几种方案，并按研究课题的需要重分室、组，大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程序编制，经过无数的计算实验，当然，计算工具已不是算盘和手摇计算器，而是全国最好的计算机。用得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 “109”，还有后来的“013”及华东计算所的“655”，它们称得上是“功勋机”了。那时，为应对大量的设计任务，哪里有大计算机他们就到那里去用，一说出差，无论何处，背起背包就走！

多少个战斗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了结果，1967年6月14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终于抢在法国之前空爆成功！

由于必须考虑二维的影响，全所开始了一个与产品有关的二维流体力学与辐射流体力学计算方法的研究热潮。孙和生领导一个室，集中了不少数学、物理、力学的精兵强将，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头探索。杜明笙领导计算二维辐射流体力学的质点网格法（PIC）小组，约有二十个人。他们编制了程序，做了很多工作，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互相鼓励，虚心求教。但那个年代的中国计算机相对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太小了，为适应计算机，计算方案中的物理假设有的不甚合理，急待改进。文化大革命中，有大字报批杜明笙是资产阶级的“小学术权威”，他没在意，继续搞他的工作。但69年一部分人搬迁三线，一部分人到五七干校，小组彻底散了。

1975年搞PREC时，由几个室相关的人合并成一个组，搞了四、五年搞不下去了，又成立新二室，新二室主任要挑几个人过去，杜明笙也要挑一些人去同他一起搞‘解中子输运方程的有限元大程序’，这个程序没有搞下去，因为大矩阵有时正定、有时不正定，这个组就分开了，有人去念书了。

老杜做了一个二维流体力学程序，还做了一段三维流体力学程序，因为合作者到别处去了，没有最后完成。

老杜就又搞二维定常输运方程的离散纵标法，程序都是他搞的，他给后来的四个人讲课，他从一维差分法开始讲、再到二维差分法，还有计算方法，讲了快两个月，他一边讲，他们一边记笔记，讲完后才开始编程序。

约在七十年代中期，领导交给他们组的任务是用离散纵标法（Sn）解二维定态中子输运方程。这一方法解一维问题是很成功的。转入一个新领域，有的人有顾虑，他鼓励大家，并积极行动，查阅文献，就有关物理、数学和算法的各种问题，请所内专家学者到组里做报告，虚心求教。他踏实肯干，亲身担负了最繁重的一部分工作，他们很快地用差分编制好了程序，进行试算。但算一个模型所需时间太长。程序较难发挥大的作用。

这时，周毓麟先生开了一个学习班，讲述他的部分研究成果，老杜认真的听课，学习老周的研究方法，并将其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子输运方程不同解法的理论研究，在老周的影响下，他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他继孙和生之后，当了几年室主任。

八十年代初期杜明笙同志又将国外当时解中子输运方程的最先进方法——“间断有限元法”引进过来，根据所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方法进行改造、完善使之适合解决我们问题的需要。由于人力不够，又从其他组调来几位同志。他给后来的几个同志讲课，算法从一维差分法讲到二维离散纵标法，再到二维间断有限元法的计算方法。讲了一两个月，然后才开始编程序。杜明笙同志业务能力强、水平高，因此他所给出的计算格式对程序的编制可操作性强。这个方法及其程序很成功，所产生的“三角网格间断有限元程序”在所里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用到2000年才退出。这个方法及其程序曾获得部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国内同行中反映很好！

杜明笙同志此时还指导其他同志开展了一维中子输运方程的间断有限元法的研究和程序编制以及二维中子输运方程的三角形网格、四边形网格的配置法的研究和应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杜后来还指导其他同志做了一段空间二维加温度一维流体力学方程计算方法的研究，这个方法及程序在合作者及后来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经过不同方法的比较，论证了用间断有限元法可行，他对方法进行了改造、完善，使之更适合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八十年代初期，小组重组，由于人力不够，又从其他组调来几位同志。他给后来的几个同志讲了约两个月的课，然后才开始编程序，他所给出的计算格式对程序的编制可操作性强。这个方法及其程序很成功，所产生的二维中子输运方程“三角网格间断有限元程序”在所里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用到2000年才退出。

杜明笙同志此时还指导开展了中子输运方程不同计算方法的研究和应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还指导了空间二维加温度一维流体力学方程计算方法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杜明笙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能干，认真勤奋。学习新鲜东西快，出成果也快。愿意帮助别人，但却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1992年3月28日工间休息时老杜与别人打克郎棋，一个同志发现他的眼睛很红，劝他去医务室看看。他打完一盘棋就去医务室看医生，拿了一些眼药水回来。回来后他说：“心里难受”，一旁的袁国兴同志连忙问： “谁有硝酸甘油？”大家都跑过来。这时同组的同志们跑到医务室（隔着一个楼）去请医生、并拿了药来，医生来到办公室就进行抢救，其他人又跑到医务室去拿软床，打电话叫救护车，40多分钟车才来，老杜被抬上车，脉博就没有了，到了医院，结论是：‘猝死’！

他们室全体同志在悼词中写道：“明笙走了，走得这般突然，谁能相信？老杜走了，在其金色的年华，令人倍感悲伤。明笙以其赤诚与执著，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光辉的事业。老杜以其才智与学识，为科学进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明笙活着，在我们心中。老杜活着，在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中。”

多年与杜明笙合作并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的傅连祥对杜明笙的看法是：他工作能力很强、理论水平较高、思维敏捷、反应快、科研成果颇丰，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性格刚强、正直、不追风，有“不为斗米折腰”的精神！他的事业心很强，他不喜欢不好好工作和不把国家的任务当作己任的人。与他合作的同志不论水平高低只要好好工作他都能与你真诚相处。他的去世确实是我们事业的一个很大损失，也使与他长期相处的同志在精神上很痛苦并且长期难以忘怀。傅连祥说直到现在，有时还会梦见他。

傅樱对杜明笙的看法是：他很聪明，工作勤恳，学习新鲜东西快，出活快，愿意帮助别人，但他内心深处有点瞧不起比他差的人，但他不说出来。

二、两弹战士——刘朝芬

刘朝芬出生在重庆市农村的一个没落地主之家，五岁死了父亲。在封建社会下的女孩儿的命运就是长大嫁人。当时正在普及国民教育，她住的大院里，有一所只有一、二年级的小学，她进了这所学校。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所有的二十几个学生都挤在那间教室里，几个孩子坐一张“课桌”，这还是周围的人捐助的，方形的、长形的都有。一个年级上课，另一年级做作业。音乐课一块儿上，大家很开心，老师教了不少抗日歌曲。中心小学一个乡有一所，六个年级全有，在一个小镇上，离她家有五六里地，她早出晚归，中午带点吃的。重庆雾大，露水也大，清晨上学头发及布鞋常是湿的，下雨天光着脚丫在狭窄、湿滑的田坎上快走，走慢了易滑倒，一不小心就会摔到水田里去。有一段路要与运煤的马队同行，路不宽，一边是悬崖，一边靠山，见那些钉有铁掌、驮着两大框沉重的煤，走起路来啪哒啪哒响的马，简直就是庞然大物，心里很害怕，只能紧靠着山小心翼翼地走。离小学两三里地，是梁漱溟办的一所私立初级中学（勉仁中学），她记得一年级时背了一袋米去交学费，初二时，学校给了她奖学金，免交学费。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读书，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时经济非常落后，直到解放，家里、学校都没有电灯，只有桐油灯。有一次得了疟疾，母亲带着她到庙上去“跑摆子”，拜了诸菩萨，还吃了一顿斋饭，到时间没犯，高兴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摆子”还是发作了。1950年重庆解放，1951年她转学到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稍富裕的同学们在经济上帮助她，后来她申请了助学金，读书有了保障。从此她认为自己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必须回报国家。1954年毕业于这所中学。

1954-1959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1960-1963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九所，正遇准备搬到青海，人事冻结（后又不搬了），于1964年初报到，方知这是一个搞原子弹的研究所。到了科研室，见大家都很忙，物理、力学组的同志忙于分析打印纸带（计算结果）、画图并提出新的模型进行计算实验，数学组的同志忙于准备程序及输入用的穿孔纸带，准备上机，大家齐心协力，力求万无一失，精益求精。在这里，无论书记或所长，都不称官职，称邓稼先为老邓，称于敏为老于，官兵平等、融洽。最让她喊不出口的是周毓麟，在北大时他就是带他们偏微分方程专门化的老师，称为“先生”，在这里称“老周”，直到现在，她心里的潜台词仍然是“周先生”。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重心转到氢弹的理论设计。那时有很多报告、讲座，她听了周光召讲的爆轰物理。64年底，领导交给她的任务是研究炸药爆轰过程的数值计算，当时可以参阅的资料很少，后又派一个61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与她合作，他们成了很好的搭档。用类似人工粘性，加入引爆函数计算，他们编制了算力学过程的总体程序，开始了在计算机上的实验，经过多次失败、修正，终于能正确地数值模拟爆轰波了。于65年11月作为氢弹原理设计的程序之一交付使用。领导让她到青岛的燕儿岛疗养了三个月，算是对她的奖励吧。

65年后开始了一个与产品有关的二维计算方法的研究热潮，老邓提出了“多流管法”，成立了两个小组分反应前后分别探索，从66年到69年她领反应前的小组编制程序并进行试验，但很遗憾，由于方法本身及物理处理的若干缺陷尚待克服，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该项目以搬迁三线而告终。

军宣队进驻九所，69年底，一部分人到五七干校（农场劳动），一部分人迁三线。她和杜明笙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被分到三线。在山沟里不具备工作条件，不拖家带口的人员陆续返回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出差之路。他们只好和老弱病残、拖家带口者一起留在山沟里。军代表当权，白天搞运动，开批判会，晚上种地。

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杜明笙带着两个孩子走到几里地外的县医院迎接新家庭成员，一家人在那里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

由于没有煤，无法做饭，所有的人都吃食堂，他们偷偷弄了个小电炉，煮点鸡蛋什么的，但被抄家抄走了。幼儿园婴儿室的阿姨造反了，领导令有婴儿的妈妈们轮流值班，她当了阿姨。杜明笙兼任幼儿园採买，每天早上五点钟（天没亮）就出发，那时物资很缺乏，晚了就买不着了，他骑车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行走，还要横穿一条小河（夏天有发山洪的危险），到县城奶站买一大桶新挤出来的牛奶，运回来后分给大家，有婴幼儿的家庭优先。

他们一岁多的孩子得了肺炎，杜明笙到县城买奶去了，她把孩子用背带捆在背上翻山越岭到医院，为走近道，经过一个农家院，一只大黄狗大叫着扑了出来，她慌忙捡起一个土块扔过去，黄狗退了几步后又扑过来…相持了一阵子，主人出来才解了围。上午十一点多，她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全院却没有一个医生，只有两个护士值班，其他的人都去开批斗会了，护士就给了她一个冰枕头、一个冰袋给孩子降温，直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夫才回来，见事严重，三个医生抢救到快天亮才脱离危险。杜明笙留守家里，这时小二才三岁，住院期间，他让七岁多的大儿子每天放学后独自送一瓶牛奶到医院。

计算机在深挖的山洞里转不起来，老鼠咬坏线路，成了一堆废品。

他们渴望工作，杜明笙比她提前几个月回北京，沟里几乎就剩下娘子军了。她不顾军代表令她等待搬迁，于72年初带着被褥和孩子私自回到北京，要怎么处置随便了！军管找谈话还算客气，肯定她还很有用。五口之家终于能住在一间不到九平米的筒子楼里，煤炉放在走廊，开始了长时间的“出差式的生活”。

刘朝芬和杜明笙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北京后一直住在九院的家属宿舍里，办公地点与家属宿舍相隔较远。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烧蜂窝煤，谁家要生火，家属宿舍满楼都是烟。那时也没有洗衣机，若晾晒的衣服在滴水，多半是杜明笙出差了，因为刘朝芬力气小，缺了“甩干机”。大家都是低工资，自然不宽裕，省吃俭用几年，才能买个自行车或缝纫机什么的，若有人有“情报”，哪里在处理什么东西，下班后准有人前往。他们的生活简单、忙碌而充实，却也其乐融融。

刘朝芬每晚加班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一个河边的小树林，那里经常发生凶杀案，每当刘朝芬夜里下班，骑车经过那里时都是头皮发麻，拼命快骑！

领导让刘朝芬搞中子反应群截面。由于当时计算机的限制，多数设计模型只能用少群（例如三群）截面计算。她领着数学组的几个同志边干边学，建立了程序包，从制作、调整到典型模型的总体检验，整个流程自动衔接。十几年中，他们与物理组的同志密切配合，处理了大量的数据，为这一时期的武器小型化及中子弹等的设计计算提供了可直接由磁带调用的多群截面及有针对性的少群截面。

九所的研究人员上机是很多的，他们见证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机器无论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都从不停歇，他们上机也就连轴转了。那时上机实在不轻松，第一关就是纸带输入关，输入机有可能扯断一段纸带，要在“密电码”似的机器语言中很快找出对应程序在哪里实在不易。找到后，接上一段纸带，用随身带的穿孔板穿上正确代码，如若通过，真是谢天谢地！一台机器占用几大屋子，控制台在中央，女同志们即使怀孕也不会去考虑辐射是否对胎儿有影响。他们得盯着机器，注意输出的信息，防止机器跳动。这样寒来暑往，在机房里不知迎来过多少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她参加了“863”计划的TOKMAK型“裂变、聚变混合堆”的能源研究，课题是提供包层中子学设计的程序并参加部分包层中子学设计，几个物理组的和几个数学组的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牵头单位要求他们开发国外的反应堆程序。当时与美国有交流，在程序库中选择了三个美国的中子输运程序，一个日本的燃耗程序。她领着数学组的同志研究资料，开发程序，进行计算。因为都是考虑同样的方程，这段时间的晚上她与杜明笙讨论较多，并一起做了一些有关输运方程数值解的研究工作。

她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软件系统的建立。有一天，所长叫她回所参加了一个有关所里工作的座谈会，由于工作的需要，考虑到计算机条件已基本具备，是建立非定常二维中子输运方程程序的时候了，这也是杜明笙的遗愿，在会上，她主动提出这一项目。在所里，她做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得到所里的大力支持，在她的积极工作和推动下，调来了原杜明笙组编制和应用定态程序的主要成员，1995年2月成立了二维中子输运方法研究和程序编制小组，并立为所里重点课题。她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从方程到离散格式，到算法的任务，然后又帮助进行程序设计。程序由傅连祥主编，利用所里较为成熟的辐射流体力学程序，在小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包含辐射流体力学，耦合了燃耗及光子输运，网格是任意三角形和任意四边形的大型中子输运非定态程序的基本功能年底就完成了。

为了实现杜明笙的遗愿，更是为了国家事业的需要，刘朝芬同志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着手研究用“间断有限元法”解决“非定常二维中子输运方程”的可能性和方法改进。在她的积极工作和推动下，1995年2月成立了二维中子输运方法研究和程序编制小组，得到当时所长的大力支持，并立为所里重点课题。刘朝芬同志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从方程的离散格式到算法的任务，然后她又帮助进行程序设计。在小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大型程序的基本功能年底就完成啦。在她的领导和协调下1996完成了程序的初步试算，取得了满意的结果，这是她和杜明笙留给九所的最后一项工作。由于年龄的原因刘朝芬同志在延聘一年（这在当时是唯一的破例）后于1996年10月退休。她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为人真诚，不与别人争名争利，总是以工作为重。她的基础功底坚厚，知识面广，思维慎密。她退休后还为组里的工作出谋划策。

这项工作在她的合作者与后任者们的继续努力下，所产生的程序已经是该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主要程序之一。获得了2000年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和其它程序一起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朝芬、傅樱、傅连祥提供）

三、浑身透着才气、活力无穷的杜明笙

我一开始参加工作就是杜明笙同志手下的一个兵，在其后十多年间，也一直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工作和学习。在最初相处的日子里，我见他脸庞消瘦、眼睛又大又亮、身材修长、快言快语、对人热情、思维敏捷、反应迅速、浑身透着才气，成天显示着活力无尽。稍后，我又知道他是我师字辈的校友，所以心里深感欣喜和幸运。

六五年下半年，我们组承接了用质点网格法（The method for particle in cell）计算二维辐射流体力学问题的研究任务。老杜作为统领数学人员的组长，亲自担负了最繁重的一部分工作。此外，还要参与力学问题、乃至物理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到最后，搞起物理参数的调整的事。当时，受到计算机内存的限制，在设计计算方案中，要简化合并一些物理参数，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计算网点。因此，调整常态的物理参数以取得精准可信的效果，就变得十分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杜明笙同志显示出高超地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是不怕、勇于面对困难，其次是塌实肯干：他和初估人员（从事物理、力学工作的人员）一起到其他的室组求教、学习和观摩，然后回到组内在计算实验中反复校正。那时我对这种非数学性的工作，心里很排斥，抱怨自己的知识面太窄，没有必要的物理和力学知识。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知如何去思考，所以牢骚很盛。在当时的‘天天读毛主席语录’的学习中，老杜曾多次讲解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道理。使我深受教育，大大地缓解了心理上的压力，提高了我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老杜带领我们又进入一个新工作领域：中子迁移方程离散坐标（Sn）计算方法。起先，组内不少人对这种“改行”——从一个相对熟悉的方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方向，心中有疑虑，行动上也迟缓。可是，老杜同志一如既往，一方面鼓励大家，一方面到处找文献、资料，就物理的、数学的、算法的各种问题，请人到组里来讲课。他自己更是积极钻研。没有用多长时间，一份计算程序就完成了，其中主要工作都是老杜做的。其他人只是帮助搞了些辅助性的东西。接下来在计算机上的实际验算中，正好赶上计算数学家周毓麟先生举办学习班，讲述他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开始，听课的人很多。可说实话，真正听懂的人没有几个。而老杜是极其认真听课、学习的人。不久以后，是他首先将周先生的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子迁移方程上，得到了很好的成果，并写成了文章，予以发表了。于是，留下了一句佳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说起周先生授课讲学之事的时候，我们室里就有人说“真正学到周先生那套理论的只有老杜一人”。

一方面通过实际计算深入了解了Sn方法的性能和特点，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工作的推进，开阔了视野，于是，提出用有限元改进Sn方法是老杜的理论素养的必然展现，并以此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陈培贤提供）

第二十一节 刘明华

简介：刘明华：男，1933年7月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共党员。1951-1954年在秦皇岛市山海关中学读书，1954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读书，1958-1960 本科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山东分院力学所工作，1960年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解散，1960-1993 重又被分配到山东工业大学工作，被提升为教授。1993年退休。

在北大读书期间，刘明华担任学校摩托车队队长，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他要率领北大摩托车队男女队员在东操场进行训练，还要带领队员参加全市高等学校的摩托车比赛。摩托车的轰鸣声、风驰电掣般的快意，充分体现了这个‘燕赵勇士’的体魄和性格。

刘明华回忆说，当时山东工学院力学教研室共有职工30余人，每人工作量都很大。他曾教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弹性力学，分析力学，数学分析，空气动力学，生物力学等诸多力学课程。凭借踏实的工作和优良的业绩，刘明华曾获得过山东省教学科研二等奖，并多次获得校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及校级教学优秀奖。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苦，但刘明华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教学成绩显著，最后在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任上退休。

刘明华退休后仍热心关注我们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前身是刘明华工作多年的动力系）的发展以及学生的成长。 （摘自互联网）

刘明华寄语：

希望本科生一定要加强基础课的学习，学好基础课对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十分有用；希望研究生要加强对基础课的学习和理解，尽力多做科研。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二十二节 马希文

简介：五四级年龄最小的是马希文，他1939年5月出生，是1953年第一届全国数学竞赛的冠军，被华罗庚保送进入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入学时他才15岁。

马希文多才多艺，精通世界语，涉猎过藏文、蒙古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字。文化大革命中当过北大乐队指挥兼作曲。马希文教授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和科普作家。少年马希文天资聪颖。他15岁就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虽然花在专业课上的时间不多，但成绩却很好，因此被人们誉为“数学神童”。后来他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桃李无数。

1989年马希文第二次出国到美国加州

1999年年底马希文因生癌症在美国去世。

一、回忆北大马希文教授

马希文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和科普作家，北京人，

马希文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入学时还不到15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

是带着红领巾进大学的。北京报纸上把马希文称为“北京神童”。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聪明的人。（王选语）马希文是极少见的聪明、多才多艺的人，他能很轻松地对付大学课程，余下的时间就按自己的爱好发展，他不但学习课程规定的俄文，还自学蒙古文及东欧一些国家的语言及世界语，用德文写过诗。此外把更大的精力放在音乐上。马希文还颇有音乐才能，学生时代担任过学生乐团的指挥，“文革”期间成为北大乐队的作曲。

另外，他还有很好的的语言天赋，是我国计算语言学奠基人，他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近于理论派的朱德熙先生，曾经担任日本一中国机器翻译协会中方负责人。1979年赴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获得者麦卡瑟手下从事研究，麦卡瑟有一公理系统长期以来有毛病，但始终找不出原因，马希文只用两周时间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麦卡瑟大为震惊。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他还十分热心基础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他曾担任第3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队总教练，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马希文教授的代表作《数学花园漫游记》虽然包含了拓扑学、图论、博弈论、无穷、数理逻辑等方面的“高深”数学，但写得极为通俗易懂，让小孩子也能领会到其中的真谛。是一本多次再版的数学科普精品，屡获殊荣。深受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马希文不仅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而且对涉猎的很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取得过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或者提出过一些新的见解。他的研究领域除了数学方面的以外，还涉及到语言学，其中包括方言，计算机语言以及计算理论。但他的兴趣太广泛，未能专注于某个领域，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其才华相比，这些成绩是不相匹配的。马希文于2001年患肾癌，在美国动的手术，由于手术中的失误，不久就去世了。2001年3月24日，由老校长丁石孙先生发起，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举行了马希文先生的生平追思会。

一、

丁石孙为《逻辑语言计算—马希文文选》写的序：

马希文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入学时才15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他非常聪明，在专业学习上花的时间很少，但成绩却很好，与他同班的同学开玩笑称他为“小天才”。当时，我教他们高等代数，又是他所在小班的班主任，所以从他进入北大开始我们就非常熟悉。马希文兴趣广泛，值得一提的是他颇有音乐才能，学生时代担任过乐团的指挥，自己还能作曲。另外，他的语言天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他不但学习了课程规定的俄文，还自学了蒙古文及东欧一些国家的语言及世界语。

马希文不仅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而且对涉猎的很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取得过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或者提出过一些新的见解。这本集子中收入的仅是他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些论文除了数学方面的以外，还涉及到语言学，其中包括方言、计算机语言以及计算机理论。他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可能只是开始，但我认为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是值得深入进行研究的，所以，这本集子对从事有关研究的同志是有启发意义的。

马希文是极少见的聪明、多才多艺的人。可惜天不假年，对于他的过早去世我至今犹感悲痛。是为序。

（2002年1月，见丁石孙：有话可说，158页）

三、马希文的科普著作：《数学花园漫游记》

中、小学生及其教育工作者打开这本书，我将带你到数学的花园里去漫步。 你已经学了不少数学知识。这些知识都在数学花园的大门口，或者在进门不远的地方。这些地方已经修起了许多美丽的花坛花棚，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你学过的数学知识，是这些建筑的基础。 这让我们尽可能走得远

一些，去观赏一下数学花园里的新景色！

数学的花园很大，分成许多小区，这些小区叫做数学的分支。你学习的代数、几何，就是数学的分支。每一个分支，又分成许多小的分支。不论大的分支，小的分支，几乎都有我们的同胞在工作；有的分支，还留下了我们祖先深深的脚印。你一定想知道，这些能工巧匠在那里干些什么。

作者简介：如果科普书都能写成这样

《数学花园漫游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的数学科普精品，屡获殊荣。作者马希文15岁就考入北大，后为北大数学系教授，在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还热心基础教育和科普工作，曾担任第30届国际数学奥赛中国队总教练，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

摆在桌子上的一本新版的《数学花园漫游记》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从小对数学挺感兴趣，喜欢读数学书。但当时家里比较穷，也想不到买什么书，一本《数学花园漫游记》是从何而来，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翻开书，读到第一章数数问题时，就被那个如何估计池塘中的鱼数的问题深深迷住了。它与我所知的数学大不相同，于是我怀着巨大的好奇心读完了这本书。我真的好像一个第一次被带入花园的孩子，新鲜的景物令我目不暇接，每个新的地方都显示出它的非凡与美妙。那是一次深深的震撼，或许是我第一次从心里觉得这个叫做数学的东西真是有趣啊！

我从四年级时开始参加小学数学竞赛，五年级获得过北京市迎春杯竞赛的一等奖。但说句实在话，参加竞赛可以提高我的数学水平，让我体会到解难题的乐趣，但却很难激发我对数学本身的兴趣。那时做过的竞赛题现在几乎一道也记不得了，而《数学花园漫游记》中那些有趣的问题还在我心中；那时获各种奖励的兴奋早已化为乌有，而看《数学花园漫游记》时的新奇与惊讶就仿佛在昨天一样。说一本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也许过分了些，但如果当初读不到这本书，我是否会像现在这样学习数学，就很难说了。

这本书中包含了不少“高深”的数学，尤其是与信息科学相关的数学，如：

拓扑学基本常识、一点图论、博弈论初步（在当时看来，这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与难以捉摸的东西）、无穷浅论、简单的数理逻辑等等，它们虽然本身很是高级，但经马希文教授的手写来，却可以让小孩子领会到其中的真谛。我想马教授对于写作的内容一定是精挑细选过的，给低年级小朋友讲真正有趣味而且有意义的数学，这些内容或许是最合适的。

数学不仅是一门美的学问，它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本书在写作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所举的例子都放在实际生活中，甚至有模型可供参考。这样写突出了数学是一些具体的东西，其抽象性只是表象而已。如果学了数学就只会侃侃而谈空洞的逻辑，那他学到的数学恐怕也只是一堆废品。但我还认为，真正能学好数学的人，必是为其美妙所吸引的人，如果学一点东西就问用它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已然落了下乘。实际上，大凡有广泛应用的数学，也必是属于数学中美的部分。

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课本上的数学对于一部分“较好”的同学，总是显得简单，而且甚是乏味。只学习这样的数学，到底能培养出多高的数学素养，本人有很大的疑问。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多看点课外的东西，我觉得是必要的。数学本身是困难的，缺乏兴趣就很难在这条路上走远，所以读些可以振奋人心的东西，无论是对于理解数学还是学习数学，都有无尽的好处。数学是人人都要下工夫学的科目，但具体到一个人在他将来的工作中会用到多少数学知识很难说，就更别提数学技巧了。学数学更重要的是学到点数学的思想，思维科学化了，对想什么问题都有帮助；当然要能使自己带一点数学的气质就更好了。这一切绝不是读课本做习题就可以的。

几年前，我和我的一位好朋友（他现在也在北京大学读书）把这本书当做宝贝，被里面的内容深深吸引；前些天，当我把新版的《数学花园漫游记》带回宿舍后，却没有想到我的室友们也会对它产生兴趣，一位同学连夜打着手电把它看完，连声说：“要是科普书都能写得这么棒就好了。”

作者：秦伯涛（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2级学生）

二、 马希文的故事

钱学森谈马希文：

前些年，日本东京开了个第五代计算机会议，宣传得很厉害 。 日本方面也确实拿出了一些成果来给大家看。 我们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叫马希文。他在参观时,看到这样一种表演：有一台电子计算机，只要谁在钢琴上弹一个旋律,一个曲调，电子计算机马上就会把乐谱给你翻译出来。参观的人中有很多人去尝试,计算机都给翻出来了。马希文同志就在旁边看,大概看出了一点窍门，就走上去也弹了一段。他弹的是和声, 很特别，不是按常规弹的，结果机器人就傻了眼,几分钟过去了也翻不出来。……日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马希文同志一治就给治住了。

日本科学家相原茂谈马希文：

读马先生的文章就像听一位优秀的侦探在解说破案的经过一样。对某一个事件从各种角度提出有力的证据，然后利用推理把整个事件串联起来，最后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有时甚至会让坐在旁听席上的你发出这种感慨：哎呀，连这种证据都想到了!这种感叹声中也夹杂着外国人的自愧不如的绝望感。

马希文接待美国学者：

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马希文先生告诉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美国学者访问北大，学校委派马先生接待。这位客人是天津出生，在中国住到十几岁才回美国念书，会说汉语。临行，他想买几件小东西带回去作纪念，由马先生陪着来到北京饭店大堂的小卖部。客人对售货员说：“您给我来块儿洋胰子。”字正腔圆，一如幼时。售货员的年纪，比这位美国人离开中国的时候大不了多少，但是她显然听不懂几十年前的同龄人的语言。马先生看见她的神情，赶紧替客人做解释。旁边的老售货员先是一愣，继而笑了。她笑的，可能就是时移世易。洋胰子者，今人所谓肥皂也。马先生当了一回胡三省。马先生过世，也有好几年了。

三、 马希文给清华中文系开设《计算语言学》课：

一九八X年秋季，北大计算机系的马希文教授为中文系开设了《计算语言学》课。吾辈不少人，或选课或旁听。马教授在课上，开宗明义地介绍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的一本新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当时我就纳闷，你好好的一位计算机系的教授给我们中文系的老土们讲授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当年吾辈从未有缘触摸过个人计算机，沈炯老师除外），怎么一上来就自暴其短呢？若干年后，在电脑已风行天下的时代，又读到德雷福斯的一本新新书，名曰《计算机仍旧不能做什么？》。其时，马教授已经过世。那时吾辈已对计算机了如指掌，私下大都已认为计算机除了生孩子，似乎什么都能做，所以对德雷福斯仍旧不以为然。

四、 郭维德谈马希文业余教他作曲和指挥

许多朋友都知道，郭维德有“三多”，听音乐会多，音乐家朋友多，音乐收藏品多。 在音乐厅经常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郭维德，ibm中国地区大学合作部总经理。“我看看老朋友”。谁是老朋友？音乐家。中外老少，从李德伦到郎朗，从潘德列斯基到马友友，很多。早想听那一串名字后面的故事，可郭维德总是忙。他负责公司与中国教育部合作项目，长年奔走于北大、清华等国内50多所重点高校之间。那个夏夜，从上海回京还不到48小时的郭维德，终于拨冗抽暇如约而至，第二天他还要乘坐早班飞机去成都：“我们对地震灾区有一系列的援助项目，通讯的恢复、技术的支持……”。这位专事“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应用逻辑”的it高管，谈起音乐，情深意长。

郭维德，英文名victor kuo。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出生时，恰逢中国抗战胜利，故得名victor（胜利者）。

小时候，郭维德最喜欢听父亲收藏的老唱片，贝多芬的“田园”、比才的“斗牛士”、莫扎特的“费加罗”，旋律几乎都会背下来。上世纪60年代，郭维德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同时也考入北大的管弦乐队。“我拉小提琴，后来成了乐队指挥”。 北大数学系教授马希文业余教他作曲和指挥，我们最羡慕马老师每次发表论文收到稿费，从外文书店买回几张苏联唱片。

七、马希文讲授计算语言学

1986年11月初到12月末,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马希文教授应北外教务处和外

国语言研究所邀请,来北外讲授计算语言学。全讲分6次,题目和内容概要知下:一、计

算机与语言学： 计算机与语言学有不解之缘,这不但是因为它可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有

利工具,提供了一种应用语言学的新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理论计算机科学和理论语

言学结合起来,可以产生出关于人类语言活 动的计算模型,对认知心理学、思维科学都

有极大的价值,并且很可能导致新型计算机的出现。二、语言学研究中使用计算机 以计

算机为工具,使许多研究方法成为可能。例如用大量统计资料来确…

（摘自互联网1987-01-025）

第二十三节 潘轺湘

简介：潘轺湘 祖籍江苏省常州市，1951-1954 在南京市第三中学上高中，1954-1958 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读书，1957年‘鸣放时’因在别人贴在芦席蓬的大字报上用钢笔加写了‘赞成该大字报’的小字批语，结果反右时，写这个大字报的人被打成右派，他也受到牵连，也被划成右派，1958年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武汉岩体土力学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

一、初到湖北：

58年“戴冠”离校，被分到到了湖北。恰逢全国大跃进高潮之际，各省都在大上快上，赶英超美。湖北自然也不甘落后，大量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科院武汉分院也应运而生，下面当然还得有若干个研究所，不是要破除迷信，打破框框条条吗？好，一座平房（仓库）挂个牌子就是一个研究所，从部队转业一批官兵，再挑些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就可以开张了。大约人还是不够，所以我这个残次品，也就此混了进来（除我之外，还有固体班的陈守义学兄），工资自然是没资格拿的，只有生活补助费，每月两百七十五大毛，好在我是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当然，象我这号“右派”是没有资格搞科研的，何况又赶上了钢铁元帅升帐，所以，被分到分院《冶金办》去炼铁，我毫不感到意外，先是挑土建炉、后来又捶矿石、炼焦碳，啥活都干。59年春，大炼钢铁的高潮一过，各单位形形色色的“**炉”也纷纷下马，《冶金办》鸟枪换炮，改名《冶金研究所》，我哪是搞研究的料？于是我和守义兄就被转到鄂城的旭光（公社）钢厂，加入了省委宣传战线正在那里改造的右派队伍。

说来也有趣，我到钢厂后，尽管劳动强度大了许多，但我倒反觉得压力小了，睡觉也香些。在分院《冶金办》，就我和守义兄两个右派，自然是众目之的，稍不注意就会挨批判。例如，我和一些右派学兄的通讯被揭露后，领导立刻不失时机地召开了批斗会，会上那可是群情激愤，我平时的一些反动言行（是我说的吗？可怜我委实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依然乖乖地认帐）也都被一一揭发并上了纲，于是姓潘的自然就成了反改造的右派典型。还好那时批斗水平较低，还处于文斗阶段，只要立正低头，默默地聍听革命群众愤怒的声讨就行。到旭光钢厂后，尽管因为有定额，劳动强度较大，但我毕竟溶入了右派大家庭之中，已不再是稀有动物了，而只是被放牧的羊群中的一头小羊而已。

我实在不想多提那个非常时期的苦难，倒不是我忘记了或者不堪回首，正相反，多年之后，我还偶尔会在梦中重回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却渴求何日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毛时代，醒来不由地庆幸那只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是平心而论，不止是我们这些被历次运动打入另册的“贱民”，就是依然在“人民内部”的普通老百姓，当年也何尝不是在无处不在的戴莫克利斯之剑下呢！1979年我回北大（那是我1958年离校后第一次回校，其间虽也有几次来北京，但却从没想过要回学校看看）去领毕业证书（托邓、胡等领袖的福，整整21年后忽接乙波兄来信，才知道我等竟然还能拥有毕业证书？）。在六院（记得不太清楚，也许有误）系办公室办手续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丁石孙老师，他竟然还记得我并问及我的情况，我简单地汇报了离校后的经历（修补了几年地球啦，干了几年杂活啦，何时“摘帽”啦，当然，也包括从事了哪些业务工作等等）后，他言简意赅地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其实，不止是你，我们也和你们差不多”。确实如此，丁老师也经历了“ 挨批斗——开除党（团）籍（如果有的话）——下乡（厂）劳改 ”这一“标准程序”。千真万确，小托尔斯泰在《两姐妹》扉页从圣经里抄录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新中国可是大多数人，特别是臭老九所亲身感受的。还是雪莱说的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算了，来点轻松的，还是讲一些开心的吧！黄连树下还要弹琴呢，这叫另类的乐观主义，不是只有革命者才拥有乐观主义的。

旭光钢厂的右派大家庭可不简单，好多是湖北的文化人，作家、演员、记者、编辑、画家、党校教员等等。和他们混熟后，有位电台的戏曲记者告诉我：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唱三国戏。原来每天，大家分成几个班去出工，有的去钢厂（当然没资格当炉前工，那可是要害部门）、有的拉矿石、还有的种菜、当火头军。开饭时回来，那可顾不上擦洗，得赶紧去食堂排队，晚了就不定吃什么了。这时往周边一看，可不，敢情才下戏，妆还没卸呢！那满脸白粉的（捶石灰石）是刘皇叔，红脸（捶铁矿石）是关老爷，黑脸（捶焦碳）的自然就是三将军了。

59年夏已开始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堂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吃，清汤寡油而已，主食已有一半是杂粮，荤腥更是“偶一露真容”。说来也怪，我其实平常饭量不算大，更非饕餮之君，但那几年就象才从饿痨营里放出来的饿鬼，还特别馋。有位省出版社的文学主编吴君（也只不过比我大十来岁吧，80年代当了省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省书法协会会长），是50年从香港回来的，操一口标准成都官话，对四川小吃特有研究，闲暇摆龙门阵时就大聊四川的美食及其掌故，我可是大开眼界，不但知道了麻婆豆腐的祖师婆姓陈，还知道赖汤圆、龙抄手、夫妻肺片等有什么特别之处，麻辣火锅一定要有毛肚等等。可惜只是精神大餐，徒增口水而已，直到67年我去成都参加“泥石流治理”会议，抽闲去春熙路破了点费，才算圆了八年前的宿愿。

因为除了我和守义兄是学生右派外，其他全是宣传系统的干部右派，所以我们只能算是小右。好在大家都有帽子，瘌痢不嫌秃子亮，说不上谁嫌弃谁。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很快就和老右们混熟了。就是管教我们的下放干部，不久后我也知道他们也多是有其他问题（包括中右）或不愿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而跟着下放的，所以除个别者外，管教倒不那么狠。多数都是文化人嘛，劳动归劳动，生活也还得有点色彩，逢节日，常会有一场自演自乐的晚会，演出水平我看比北大的社团还要高，大多是歌剧、话剧团的专业演员嘛！蔬菜队队长沈君是一位长得很帅的湘籍作曲家，小提琴、钢琴样样来得，平时很乐观，常和我聊西洋古典音乐，每谈到精彩处往往会立刻低声哼出主旋律来。有一次，我发现他情绪忽然特别低落，别人告诉我，原来报上正在大篇幅介绍 “洪湖赤卫队”和主演王玉珍，而王玉珍正是他戴帽前的恋人，是那无形的黑手拆散了这对十分般配的鸳鸯。

二、亦农亦工：

工人没当几个月，还没品够领导阶级的味呢，就接到命令，要我们转业当农民了，还真有点象“体验生活”那么回事，可惜没有导演，只有管教。原来省里当官的也感到菜篮子变轻了，得学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来个生产自救，让菜篮子重新沉起来。土地到好办，划拨一点也并非难事，但劳动力从那来？毕竟是领导，高瞻远瞩，立刻想起了我们这些很听话的廉价劳动力，命令一下，带队的黄厂长立刻点了些右字号作为先锋回武汉打前站，很荣幸我也被选上了，于是立马就放下铁锤扛起锄头，杀回武汉，直奔广阔天地而去。

开始是到武昌东湖之滨的磨山（现在已是五星级旅游风景区，可那时却还有好些小荒丘），开了几亩荒地，但因季节不对，只能种红苕（就是白薯、山芋或番薯）。说也怪，1959年夏，武汉奇热，还老不下雨，土地干得冒火，我们天天挑水抗旱，红苕总算没枯死，但收获时却大多是又瘦又小的蹩脚货，看来庄稼也欺生。大约是初战不捷，眼看右派大队伍也马上就要回来，磨山土地太少，施展不开。1959年冬，我们就奉命转战到更东面的一大片荒山，借住在大艾村，开始农场的筹建，从此开始了我亦农亦工的新生活。

生荒地实在太瘦瘠，于是成立了积肥队，除了夜里去城里的公厕捞粪外（得化钱买），还弄了条船，在东湖捞湖草。守义兄就有幸得以与湖山为伍，每日荡漾在青山绿水之间，是不是很浪漫呢？但听他说，满不是这回事，湖上风大浪高，小船摇摇晃晃，湖草又象藤一样连绵不断，捞起来特费力，累还不说，还有危险，看来可真没什么清闲活。我则被分到基建队木工班，班长是位出版社的美术主编、西画家（后任湖北美院教授），大个子，篮球特棒，夫人是国画家，也跟着右派丈夫下来作了下放干部。建场之初，总要搞三通罢，首先是修路，那可是重活，可别梦想会有什么机械，我们全凭肩挑背扛，用洋镐、铁锹、扁担，当然还少不了大锤和钢钎，硬是在一周以内在山脊上开出了一条汽车道。也不记得当时有多累，反正是天不亮出工，顶着星星回来，三餐饭是在工地上吃的，回农舍（来不及搭棚子，先借住老乡家）后，洗也不想洗，倒地就睡。路修通后，运进了大量建材，基建队就正式开工了。因为都是生手，特请了两位师傅，泥木工各一位。先是用毛竹、芦席、油毛毡在山坡上搭棚子，熟练后搭的很快，没多久就完成了。1960年初春，农牧大军进场，除了右字号外，又添加了不少下放干部，正式挂出了《湖北省宣农牧场》的牌子，先后成立了农业、养猪、基建等专业队，大伙摩拳擦掌，开荒建房，一片热火朝天的跃进新气象。

顺带说个小插曲，1959年冬，人民公社已进入大食堂阶段，我目睹了公社是如何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及“农忙时干，农闲时稀”和“瓜菜代”的教导的。湖北冬季农活不多，以兴修水利，开沟排渠为主。当年我们在修山脊路时，社员们也在旁边挖引水沟。说也惭愧，开饭时，我们这些右派倒反而是干饭满钵（一人四两），可他们却只有一盆光可鉴人的稀粥（没错，是一小瓦盆），还喝的呼呼响。不过，正所谓看菜吃饭，（估）量米干活，干活时，老右们可是恨不得打赤膊，而他们却依然穿着老棉袄，连汗也不出。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原来向阳花很有军事天才，派了一些哨兵去盯着当官的常青藤来的方向，一有动静，就马上站起来动几下锄头铁锹，官一走就又坐下休息。是啊，对得起这盆稀饭就行。

木工是个手艺活，没工具可不行。于是每人发一把斧头，再发些锯条、刨刀、凿头，工具可得靠自己用硬木做，好在有师傅手把手地教，结果不久之后我们就都拥有了一整套木工家伙。师傅说，他是个大木匠，原来木匠还有好多名堂，修建房屋的木匠叫大木匠。制作家具的叫小木匠，而做翻砂木模的则叫细木匠，制盆箍桶的那就叫圆木匠了。大木匠的看家武器是斧、锯，小木匠是锯、刨、凿，而细木匠则是挖锯（曲线锯）、木锉，砂纸，圆木匠有一张可调角度的刨凳，是专门对付桶板侧缝的。干木工活和做人好有一比，大木活是宜粗不宜细，不求光滑，但求平直，钉子大小不忌。小木活则力求方正平滑，榫眼紧合，钉子愈少愈好。细木活可是个典型的慢工出细活，模型是个弯弯绕，拐七扭八，所以不能用钉，只能用胶。圆木活则讲究的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棚子搭完后，就开始盖办公室。先是作人字架，什么中同，大梁，斜撑，专有名词不少。首先是放大样，这可是高精尖技术，得由师傅亲自掌墨，我们反正跟着师傅干，他吊线，弹墨，我们来锯、砍，修边。泥工班下脚、砌墙，我们就准备屋架、檩、椽。大家很起劲，半个月不到，就上大梁，檩条、钉椽上瓦了。

大木活里技术含量高的就数做门窗了，特别是窗户，因为要上玻璃，所以颇有点象干小木活似的，平、直、方正都要过得去，还要“采柳”（开镶玻璃的边槽），钉子是不能用的，全靠打眼、开榫，拼装好后，再通过在榫眼里插入小木楔来调整方正度，调不好会扭得安不上的。说句良心话，我手艺不精，正所谓师父带进门，修行看各人，学艺半年多，真本事没学多少，左手到给（我右手持的）斧头砍了几回，有一次还见到了骨头，至今还留有一道疤痕。记得师傅看到我们那鲜血直滴的手后，只随口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一个木匠，四两烂肉”，大约我烂肉还没凑够四两，所以只能算是个笨木匠。凭良心说，上屋面的大木活没多少保留价值，但学做门窗，倒对我在文革期间插队落户时学做家具很有帮助，现在我家的家具坏了，我也能修修补补再凑合个几年。

1960年上半年到还风调雨顺，坡麓的生荒地也变成了一畦畦的菜地。看来这回大概有个好收成了。可没料到入夏后，一场罕见的龙卷风彻底击碎了这并不出格的梦想。记得那天很闷热，傍晚开始就电闪雷鸣的，夜里更下起了雷暴雨，无定向的狂风把我们的芦席棚吹得直摇晃，碗口粗的竹柱、梁格格的响。基建队王队长叫我们一人抱住一根柱子，想顶过去。但风是愈刮愈大，棚子终于倒了。幸亏芦席屋面早已被卷的七零八落、到处见洞了，钻出屋面，冒着瓢泼大雨，大家荒不择路，湿淋淋地就往山下奔，风大雨大，坡上的水流得象小河一样，我们是连滚带爬，硬生生被水冲到了山脚下的场部。第二天雨停后，出去一看，唉！真是满目疮痍，倒塌的竹棚固然在意料之中，但好不容易开出来的菜地也被山上冲下来的泥浆和碎石（若干年后，我参加了中科院东川泥石流治理战斗队，才晓得这应叫泥石流）冲得七零八落，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幸亏我们还是吃皇粮，有工资（生活费）的非农户口，要不然真是要讨饭了。

我们着急，盼菜篮子加重的公仆也着急，看来山坡上的生荒地没多少指望了，还是再换个地方吧！正好，1958年大跃进时武汉发动广大军民在汉口北郊的东西湖围湖造田，一望无边的湖底那可是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于是省委宣传部在那里划了一大片地，1960年秋，打前站的基建队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扬子江，直奔东西湖去也。

三、业绩：

长期研究软基处理的施工方法、工艺、工程进度、工程基本要求（承载力、工后沉降等）与经济效益间，存在有密切的联系。从分析堆载和真空预压等排水固结施工法的机理与优缺点人手，提出了逆时序施工法，以求能在满足施工工期与工后沉降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四、发表的部分论文及成果：

1、潘轺湘：厚积才能薄发-编辑心语， ￿￿基础 200？年第？期。

2、张梅英，袁建新，古流祥，潘轺湘：适用于实验细观力学研究的小型剪切仪22-26

3、王朝东 潘轺湘：在普通土大三轴仪上进行土的应力路径试验的探讨

4、潘轺湘：石碴料的等应力比试验与K—G模型

5、潘轺湘：力学走向理性——从牛顿原理到拉格朗日方程，力学与实践(62)

6、王朝东, 潘轺湘,喻小生：在普通土大三轴仪上进行土的应力路径试验的探讨[J].岩土力学,1991,12(1):57-63.

五、潘轺湘哀悼老同学：

齐鲁豪侠，风范犹存，——忆敦灏兄

潘轺湘

我是在今年（2004年），北大数力系54级同学入学50周年聚会时才从赵俊生学兄处得知敦灏兄已撒手西去的消息的。当时的确深感意外。记得北大百年校庆时我们还在一起畅谈过，没料到那次相晤竟成永诀。

我虽与敦灏兄同窗四载，但因不是一个小班，原先并不很熟。真正相知是在大三以后，我们同罹五七年那场“风暴”，大四又同在一班。那一年多，我们天天四同（同学习、同检查、同被批、同劳动），互相都有了很深的了解，可谓是“患难之交”。敦灏是山东淄博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大嗓门，为人豪爽，一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斩钉截铁，从不拖泥带水，令人想起了演义小说里的齐鲁豪侠——秦琼、武松。尽管其时我们身处逆境，但他依然很开朗，绝不颓唐。当时我刚满二十岁，是个小个子，身高刚过一米六，若按眼下的标准，准是个“三等残废”。岂料祸不单行，体检又查出肺部有点问题，所以在劳动时他很照顾我，一直把我当小弟弟看。那年（1958）春天，北大正在建游泳池，我们这些“戴冠族”自然就是建池的主力军之一，天天挑土抬石，有次，我和他搭档抬石头，石头很重，他又比我高了许多，所以抬时他在后面不得不弯着腰，为了怕我吃不消，还尽量把绳子往他自己那边拉。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抬了好些趟，突然，一位“监管”同学（此君决非响当当的“左派”。但他很想离“右”远一点）从树荫下冲了过来，也许是急于表明已和我们划清了界限，指着我鼻子说我干活不老实，张敦灏包庇我等等。我们忍着气任他胡乱发了一通后，敦灏兄忽然大声吼了起来，“你不知道他（指我）有病吗？”豪侠之气顿现，正在趾高气扬的那位“监管”即刻闭上了嘴。事后，我还真替敦灏捏了一把汗，所幸者后来也没什么事，倒是那位“监管”兄收敛了不少，可见太胆小怕事是不行的。

劳动之余，如果晚上不安排学习文件及批判和自我批判，我们有时也会出去散散步，为了不遇到熟人，未名湖畔等热门地区是不愿去的，所以常常往校外跑。记得是58年元宵节前后，我和敦灏约好晚上一起出南门去海淀走走，顺便买几个元宵吃，既应景又解馋。海淀有家馆子的油炸元宵很不错，三分钱一个，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也算是美味了。那时海淀的马路很窄，路灯昏暗，那天又特别冷，回校时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边走边聊，只见对面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妪，步态龙钟，见了我们，她颠颠巍巍地伸出双手，可惜我们并非大款，敦灏默然地摸出了几毛钱，受他感染，我也摸出几毛钱，递给了她。若在现在，几毛钱也许不值一提，但当时，这可是我们两天的伙食费了呢。那时我和敦灏都是靠哥哥资助的，记得敦灏的哥哥当时好象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工作，不幸也同列“戴冠族”，日子的艰辛是可以想见的。但面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他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两天的伙食费，真不愧是孔孟的老乡。

毕业后，我被分到湖北，他则去了广西，我们是同时离校去前门火车站的，他的车先开，站台分手时，谁也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见面，只是相约要写信，保持联系。刚到新单位，我们也确实按月通讯，互道近况。但半年后，我被批判了，罪名中有一条就是还和敦灏等同学保持通讯联系，于是我被迫中断了联系。84年重逢后敦灏还问我为什么突然不写回信，为此他还担心了好一阵子呢。

粉碎四人帮后，“戴冠族”得以改正，处境也得到明显的改善，此时自然又想起当年共患难的老同学来，也许，经过这廿余年风雨沧桑后，即使相见也不相识了吧。说来也巧，一九八三年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为武汉大学工学院）刘祖德教授突然交给我一封信，我一看，大为惊喜，竟然是敦灏写的，原来刘教授因公去广西南丹，由敦灏（时任南丹县副县长）负责接待，闲谈中与我比较熟的刘教授知道敦灏也是58年北大数力系毕业的，他立刻就想到了我，一问才知敦灏与我也是好友，就这样，断了二十几年的线又连了起来。

此后虽然通了几年信，但因相距遥远，直到1988年数力系54级毕业30周年聚会时我们才重逢，此时已分别整整卅年了。以后在94年、98年同学聚会时又得以聚首，本以为今年还能晤面畅谈，但没料及敦灏兄已于去秋撒手西去，我只能以文字来纪念他了。为了表达对敦灏的哀思，现学步放翁老人，填词一首，以抒思念之情。

诉衷情

当年燕园共患难，蒙君多照看，卅年风雨飘摇，岂料又重见。

鬓虽霜，音未变，步仍健，谁料学兄，心系八桂，身殒幽燕。

今年是敦灏兄去世五周年，这是我应敦灏夫人吴继珍女士之约，为《献身八桂的北大人---张敦灏纪念文集》写的，现转录于此，已表达我的追思之意。

潘轺湘2004年9月于武汉

编者注：敦灏即张敦灏，是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的同学，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五八年被分配至广西某县水利局‘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后，得以‘摘帽’；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升为广西南丹县副县长；后又升为省水利局局长，广西省政协副主席。1998年不幸逝世。

潘韶湘感悟：

46年前，当我告别燕园时，我已是心神惧惫，坦白地说，当时对曾居留了四年的北大，不但没有留恋，甚至还有些怀疑高考时是否选错了学校。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母校的怀恋却愈来愈强烈，魂牵梦系，挥之不去。我痛感北大所赋予我的决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她教会我应如何去思考、掌握并驾驭知识，这可说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使我得益匪浅。现在我最庆幸的就是我当年进了北大，进了数学力学系。

这就是我的情结，北大情结——刻骨铭心、终生不悔的北大情结。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二十四节 钱璘（女）

简介：钱璘，1949-1954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75师、空军指挥员训练班工作，1954-1958年在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读书，在四年读大学期间她生了三个儿子，坐月子时都是由同学替她记笔记，她回来看了笔记仍然能跟上学习和考试。在学习期间，她还协助她的丈夫出版了一本记实小说《团队的儿子》。1958-1974年在水电部水电科学院水工研究所工作，1974-1979年在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1979-1992年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后离休。2006（？）年去世。

同事回忆：

参加完钱塘江水下防护工程的实践与研究项目后，水科院即遭下放的磨难，大批科技人员和工人下放到全国各地，科研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1970年初，本人随下放大军来到四川渔子溪水电工地。经过半年的劳动之后，水工所几位同事（丁灼仪、钱璘等）被抽调出来从事工程设计的试验工作。先后完成了“不衬砌隧洞的集石坑”系统试验，提出了最佳的集石坑设计方案为工程所采纳。还进行过渔子溪一级水电站闸首枢纽、映秀湾水电站枢纽的水力学试验。

钱璘想说的话：

我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还有许多新老朋友。离休后，我成了老伴的‘老秘’，协助他出版了四本记实文学著作；有《老虎团的结局》、《中国空军击落U-2记实》、《百战将星-成钧》及《东海冲击波-三军联合渡海登陆战记实》。大家都公认我们离休后的生活既充实又潇洒。

（选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二十五节 沈国钧

简介：沈国钧中共党员，北京市人大代表，1948年8月-1951年9月 在河北杨村中学初中学习，1951年9月-1954年8月在天津机务段任技术员，1954年8月-1959年8月在北京大学数力系数学专业学习，1959年8月-1965年10月 在北京大学数力系任职，1965年10月-1974年9月在国家科委九局当干部，1974年9月-1984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科技局、计划局工作，参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统筹化、黄金分割”文章的起草，任处长、局长。1984年4月与万润南等共同创立四通公司，曾任北京四通公司高级副总裁，。1989年~1999年10月，担任四通集团董事长。 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409)董事局主席。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中关村，没有人不知道四通公司，知道四通就不会不知道沈国钧。

一、四通创始人之一沈国钧：

1984年5月16目,中国科学院的7名工程师从单位辞职,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创举。辞职以后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款2万元,并挂靠四季青乡创办了“四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据了解, 四通公司初期运营全靠贷款,白手起家，他们从来都不曾形成过一个关于所有权的合约。从当时的工商登记来看,“四通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但四通创业者们一直视“大集体”境地为殷鉴,并恪守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大原则。对挂靠单位四季青乡, 四通也非常谨慎。创业初期向四季青乡借的2万元贷款,在公司成立的3个月以后就全数偿还。四通从创业开始就是要做成民营企业。

1987年, 四通开始筹划股份制改造,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成为国家体改委的四大股份制改造试点之一。1992年四通赢得“北京市股份制改革试点第一家”的历史机遇。

1993年7月, 四通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第一股在香港上市,融资高达3.2亿港币。按照普通适用的《股份公司规范意见》, 四通的员工持有相当于社会公众股10%的内部股份,即1500万股。而此时的段永基和四通几个董事都未曾持有这10%的内部股份。

1998年初, 四通董事会批准成立“重组改制领导小组”,段永基任组长。随后, 四通聘请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投资部出任融资协调人。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联办向四通提出了“经理层融资收购”的解决方案。即在我国现行政策、法律框架下引进MBO方式;同时进行四通的产权重组、业务重组和机制重组,为四通集团重振IT业务提供了组织平台。

1998年底,职工持股会开始在四通发起设立。1999年5月6日,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正式创立。持股会原定认购总额6000万股,董事长沈国钧和总裁段永基各占6%,即360万股,14个新老核心共占43%。实际认购总额5100万股,于是段、沈的实际份额超过7%,而整个核心层的实际份额已经过半.按照北京市的规定,职工持股会的个人认购上限为5%,为此,有关方面特许批准了四通的持股方案。另外,对于核心层的收购资金, 四通将根据设定的借贷比例为其借款。期权的魔法棒再次挥舞起来。1999年12月18日, 四通电子四位董事行使了优先认股权,并在其后出售了大部分四通电子股份。这次抛售,段永基颇有点“胜利大逃亡”的意思。他原已持有120万股四通电子,本次再以每股1.1元和1.46元行使认股权,认购9895万四通电子,在12月20日以515元及512元共计抛出9895万股,获利3538万元港币。而沈国钧、李文俊、储忠将认购的股票730万股、512万股、370万股也全部抛出。分别获2600万元、1800万元、1300万元。

从认购到出售,短短数天时间, 四通就创造了四个千万富翁,财富城堡的大门再次向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打开。

二、香港上市：四通只拣到“小便宜”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并明确发出一个信号——股份制可以搞。盼望股份制改造多年的四通人敏感地意识到“时机”来了！。

5月初，北京市体改办负责人发表讲话：“北京市的股改试点要有一个明显进展……首批将选择3家不同类型的大企业进行股改，四通被选为第一家试点，探索股票上市的经验。”

从四通当时上报的股改方案看，是一个较为彻底的方案：一方面以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公司作为骨干公司，将集团重要产业和营销系统等优良资产包装进来，以资产纽带理顺四通产业；另一方面先将四通现有资产量化到员工头上，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存量和增量一起动。

然而，北京市有关方面给四通方案大泼冷水。他们认为：内部人分存量是犯忌之举，四通上市本身就很敏感，先动存量是敏感之敏感，四通绝对不能走在前面，等政策成熟之后，全国有公认模式，四通再动也不迟。而当时国家体改委的《股份公司规范意见》也规定，职工持股数量的上限是向社会公众发行部分的10％。政策只开了一条小缝。

1993年7月13日，四通股票在香港正式上市。发行总股本为6亿股，四通集团总资产的42％包装进了上市公司。四通职工拿到向社会公开发行部分股票的10％——1500万股。实际算来，四通人的股份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四通现职员工每人分到一点点，由于股份过于分散没有持有价值，绝大多数员工在市情好时纷纷抛掉。

并不是每个职工都能获得一份股票，段永基就没有，四通的几个董事也没有，香港法律规定“内部董事不能持股”。 四通42％的总资产上市是以法人股体现的，但对于四通这种产权不清的公司，法人股仍是无主资产。

四通在香港上市，有人说“拣了个大便宜”，因为一举融资3．2亿港币。但段永基说“只是个小便宜”，因为产权未能明晰。

三、引进MBO：四通用15年磨砺出一个经典

在终于发现存量不可分后，四通人放弃了硬碰硬。

1998年6月，在四通的秦皇岛会议上，改制专家组提出一条操作新思路：引进MBO模式，由四通经营层融资收购四通产权。

MBO模式，简而言之，即经理层融资收购本公司股份，改变公司所有者结构，进而达到控制权格局。由于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动机不同，西方企业试图协调两者矛盾，于是产生期权制度和MBO模式。期权要求经营者必须追求长远利益和丰厚利润，否则是一张废纸。MBO模式不是所有者给经营者产权，而是经营者从所有者手中买断产权。

1998年年底，四通股改方案在北京市有关方面支持下，顺利通过“政审”。从操作步骤上看，四通的新一轮产权改革并不复杂。1998年10月9日，四通职代会作出成立职工持股会的决议，616名员工共同出资5100万元。1999年5月6日，四通职工持股会获政府正式批准。5月13日，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持股会投资占51％，原四通集团投资占49％，产权完全清晰的持股会占绝对控股地位。继而，四通投资公司融资收购的首选目标将是香港四通。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四通集团所持股份可以流动，易于操作。此外，香港四通的主营业务是四通集团的电子分销业务，四通投资公司经过收购将有第一块业务。

第二步，四通投资公司将分期分批地私募扩股，逐步购买四通集团原有资产，完成产权重组、产业重组、机制重组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第三步在私募扩股的基础上，将四通投资公司上市，成为公众公司。

在四通投资公司中，有49％股份是原四通集团产权模糊的资产，伴随一次次扩股，这49％的产权模糊资产将逐渐稀释，上市之后将这部分资产稀释到一个很小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而“新四通”的增量资产的产权是清楚的，随着资产的整体规模扩大，产权清晰的部分将占到85％左右。段永基称：“重点放在新扩大部分资产的界定上，以清晰的增量稀释不清晰的存量。”

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在中国一直受到忽视，以往传统做法是，给他们一些无关痛痒的象征性小股份。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既起不到激励作用，也形不成约束。四通要摆脱这种做法，但给企业家价值定价并资本化，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尖端问题。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决策能力，他们的市场敏感往往出于天生直觉，这怎么衡量。好在四通15年的成长是铁定事实，核心人员的贡献摆在明处，在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下，核心层16人拥有职工持股会的过半股份，沈国均和段永基的个人持股均超过7％。

此项改革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民营企业的产权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戴红帽子的民营集体企业，所有权虚置，经营层实际控制，但因共有的集体财产又无法量化到个人头上，因此产权一直得不到清晰。四通改制之路是先由经营层出资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公司，以此作为操作平台，不断融资回购原有企业的“集体资产”，直至产权清晰的资产占据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这是一场中国经理层的革命，以回购方式完成“产权归位”。

在四通成长这15年间，中国走进契约社会，中国的无产者逐渐成为有产者。处于巨变时代的四通，在1990年以前的“一次创业”中，以提供舞台成就事业，感召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完成了“知识转化商品”的深刻蜕变。在1991年开始“二次创业”后，股份化成为首要目标，力求正视人性本质，主张利益驱动的根本原则，倡导“智慧资本”意识，努力实现人力资本的永恒的私人所有，催化“知识转为资本”的根本质变。

四通是中国股份制的一块活化石，四通人用15年磨砺出一个经典。

（摘自互联网）

四、沈国钧想说的话：

54级并不特殊，是北大精神造就了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锐气开拓的年轻师长，把北大精神言传身教地熏陶感染了我们。处事，保持本色，不畏权势；学术，打破思维定势，不畏权威。

五、沈国钧谈二十年与五十年：

一个20年，指的是四通走过的二十年；一个50年，指的是我入学北京大学以来至今的五十年。

2004年4月22日到24日三天时间我参加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五四级150位同学的聚会，交流学术，回首人生。5月16日我参加了四通二十周年庆典。

一个月内的这两件事，内容是如此重要，这两段经历，她折射聚焦了我的整个人生。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五四级是一个特殊的年级，这个年级出了七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个卫星导弹总设计师。1957年反右夭折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子。有一位学友，劳改占去了他的几十年时间，1979年平反后，不长的时间，以优异的创造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4级并不特殊，是北大精神造就了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锐气开拓的年青师长把北大精神言传身教的熏陶感染了他们。处事，保持本色，不畏权势；学术，打破思维定势，不畏权威。大学一、二年级时，老师就倡导学生成立科研小组，进行开拓性的独立思考，独立创造。北京大学影响了我的一生，没有北大这段经历，可能就没有四通的二十年。

很多人关注四通，关注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试图总结和探索四通走过的路。四通人走过的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离开这个大环境去观察总结，可能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我现在不想系统的总结，随笔写几句，算是感悟人生吧！

1、四通凝聚了一批优秀学子

公司创始人差不多都是在北大、清华念的书。从科学院等单位聚拢在一起，凭着理想和追求，办了一个‘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通公司。

什么是公司？怎么经营公司？一点不懂，与其说办公司，更像做学问。

探索如何把一批优秀的人才凝聚起来，时至今日，顺利时，坎坷时，经受了时间考验，四通以它的包容性团结了全体同人。

2、把握市场是公司成功之本

基于对市场的科学判断，正确选择产品以及坚决的执行力度，保证了四通成功创业。创业初期，董事会花大力量进行可行性分析，选择了打印机和打字机。由我的校友王缉志进行打字机的软件系统整体设计，公司倾全力实施。事实证明四通成功了。1984年一千万元，1985年三千二百万元，1986年一亿二千万元，1987年三亿六千万元，1988年八亿元。经营额每年以百分之三百增长，创造了辉煌。反之，当公司过快扩大投资范围，分散了力量，造成投资失败，公司背上沉重包袱。

3、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公司如无源之水

我们的打印机是从项目开发、产品研制、商品销售一条龙进行的。我们拥有打印机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多项发明专利，这使我们处于强力地位。四通近年来的沉寂，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少既有专利权又符合市场需求的后续产品。

我作为四通创始人之一，回首20年四通经历，无论是凝聚人才、观察市场、开拓新产品，无一不受北京大学精神的影响。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转贴：我们——北京大学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