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平：建什么国决定建什么党 郭良平 2016年05月16日 中国聚焦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政党。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它将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的第17大国，比德国的人口都多。近9000万党员，440多万基层组织，并且还在以每年净增200万新党员的速度继续壮大。30年来党的建设非常成功；这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后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表面上很成功的党建却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也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这就是党建没有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塑造什么样的社会相结合。20多年来，巩固执政地位和维持社会稳定，几乎是党建的唯一目的，这样会把民族带入死胡同。 鸦片战争后的177年中，中国大地上和海外华人中涌现了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思潮、学派；经历了无数次维新、变法、改革、运动、战争和革命。中华民族流了那么多鲜血，牺牲了那么多生命，经受了那么多苦难和艰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梦”。这个梦不仅仅是中共的梦，它早于中共，大于中共；中共是应这个梦的运而生的，是为这个梦服务的。 党建也应当为这个梦服务。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将中共当作“君”的化身，党建应该为国家（社稷）的建设服务，而国家建设则应该为人民的福祉服务。应该根据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来决定建设什么样的党，而不能为党而党建。 中国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其实所有国家追求的都大同小异；抽象地说，就是为本国人民谋求最大的利益，具体地说，包括经济发达，民生富足；国家安全，国际地位提高；社会稳定、秩序良好；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有保障，生活有尊严等。下面我们从经济、社会、政治三方面，看中共的党建是否很好地为这些目的服务。 发展经济依靠市场竞争、创新和创业的活力。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就是面向世界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然而中国市场化的政治局限也很明显。国企被认为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老总们来自中共组织部而不是人力资源市场，造成官本位和按政治逻辑、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现象。党建的另一个目标是党组织全面覆盖私企，从而全面覆盖市场，但纵贯政府和企业的党组织也是权钱结合的通道。产生腐败、造成市场扭曲和效率损失且不说，“市场党建”的目的本身就很模糊：不计成本地追求覆盖率，但是收获了什么呢？ 在创新创造方面，是高校、科研机构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党组织领导一切，把思想意识形态强加给知识分子，处处设限画框；学术腐败，权力窒息学术活力，压制人才的现象相当普遍。中国离回答钱学森的临终提问：“为什么中国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来？”仍遥遥无期。 “党大还是法大” 仍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 在社会建设方面，400多万基层党组织控制了大量资源，挤压了社会健康成长所需要的空间。基层自治组织如村委会和社区选举，在很多地方已被党组织架空，名存实亡。党组织渗透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影响了它们的活力和创造力，造成“党办民间组织”这个怪胎。网格化管理，“支部建在楼上”等等，花样翻新，似乎很有创意，但立足点是“管”而不是“建”，使本应该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社会单一化。 社会是创造精神财富的主要工场，需要自主空间来提高生产力；然而党的宣传部门和审查制度禁锢了这个空间。网络封锁、删帖、查禁基本无法可依，无理可讲。尽管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党工厂”出品的文化产品少有人问津。靠党性是出不了大师的，社会建设必须依靠社会本身的活力。 在政治方面，邓小平从40年代就批评国民党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1980年代政改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党政分开。几十年来党建走的方向正好相反，不仅政府头上有党委，政府里边还有党组。党委有权无责，政府有责无权。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使依法治国难推行；“党大还是法大”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四套班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庞大机构，效率低，成本高，滋生腐败和利益集团；老百姓到政府办事仍面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政治制度缺乏吸引力，是中国软实力增长的最大制约。 以上三方面的情况说明，党建没有很好地为中国梦服务。孟子的伦理次序被颠倒过来，成了“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例如，对“中国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中共的标准答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一步解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指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党建和国建成了一回事，中国近代史的大主题就这么消失了。 中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社会，这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所有的制度设计，包括政党制度的设计，都应该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譬如美国两大党都是“信念党”，几乎没有组织，更不用说纪律了。党员把票投给反对党候选人的现象太普遍了，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叛党”。党有求于党员，必须围着选民转；这是美国社会充满了活力的原因之一。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很小的精英党，它在顶层掌舵，社会在法律、市场和道德的规范下自我运行，也很有活力。 目前的党建模式恰恰在压制这种活力。成熟的社会不仅是创造力源泉，也是社会稳定基础和民族复兴的标志。任何政党都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但中华民族却要繁衍下去；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成熟，而帮助它成熟应该是中共的历史使命。 这个模式对中共的害处更明显：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内部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滋生腐败，和社会冲突对立，使党背离其宗旨。不仅内部的纪律和执行力大打折扣，对外也会逐渐失去合法性乃至“天命”。中共应该有自知之明：它的高支持率是冲着它背后的历史使命的；如果自觉不自觉地将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恐怕广大党员也不认可，会众叛亲离的——就像苏共那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任何政党都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但中华民族却要繁衍下去；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成熟，而帮助它成熟应该是中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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