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在香港

老爷叔作为在香港生活31年的上海人，来说几句。

上海人一相认为上海是中国一等城市，上海人是中国一等公民。香港人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一等城市的一等公民。

上海人和香港人的心态，自傲中隐藏着自卑，自大中掩饰着自私，这种中国市民心态，是很值得相互比较、相互对话，然后反省反思的。

我既是上海人，又是香港人，无论上海人责怪香港人，还是香港人批评上海人，我都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所以，在上海人弄堂里，我以香港人身份来说几句，应该有点意义。

打句官话，供大家参考。

上海人在香港 (一)

上海和香港，都是我故乡。

故乡观念是中国人特殊的传统文化，西方人不讲祖籍，只讲出生地。其实我们大多数都不是祖籍上海，正如周立波说的三代前都不是上海人。我爷爷就是二十世纪初从浙江乡下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到四十年代他的企业在上海纺织业排第六，所以我们不应该看不起外地人。
当然如果有北京人在上海读书工作却看不起上海，不愿学上海话，那是瘟生，应该请他回老家。

我爷爷从农民工变成了私营企业家，弄得我生出来就是黑五类，19岁就被迫离开上海支边去新疆农场，文革又说我是美蒋特务，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了15年，幸亏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邓爷爷，我才再生双翅展翼飞，清风两袖出国门。

1980年底，我口袋里放着工作十多年全部积蓄换得的1500港币，踏上神秘而万恶的香港，那时上海还在“两个凡是”，深圳还是一片农田。

七八十年代，大陆人在香港确实低人一等。当时每年有超过三十万人，主要是广东农民，偷渡到香港。可以想象这些贫困农民到了香港是什么样子。

当时有部电视剧，里面有个角色是大陆来港新移民叫“阿灿”，又土又蠢，出尽洋相，但是心地善良，最后得到大家喜爱。另一部电影《省港旗兵》说文革时广州“红旗兵团”造反派在香港作案，这两部影视是当时香港人观念的总结，所以见大陆人，好点叫你“阿灿”，恶点叫你“大圈仔”。

九十年代前，说普通话不但人家听不懂，而且会招致极度鄙视，所以我三个月就广东话琅琅上口。直到97回归之后，尤其开放自由行之后，满街大陆游客，香港人再不敢得罪大陆人，店员必须学会普通话。

近十年更是巴结大陆到了我看不入眼的程度，在电视传媒上，一直对上海赞不绝口，把上海看作香港需要急起直追的目标，乃至特首出来说，上海在司法制度、城市管理等软件建设上和香港还有相当距离，叫香港人安心。

所以三胡老弟说的现象绝对不是主流。

上海人在香港 (二)

我到香港时，文革刚刚结束，香港一般人对大陆非常隔膜，我刚到香港时。不懂广东话，又没文凭，第一份工只能在仓库当搬运工。

和当地工人说起上山下乡，他们说：“既然农场那么苦，你为什么要去呢？”我说不是自愿，是只有一条出路，他们无论如何不理解：“你不去政府能把你怎样了？”我才知道真是两个世界。

和我一起的工人大多小学或初中毕业，当时香港的教育完全是英国式的，初中一开始，除了中文课，所有其他课程全部是英语教学，当时法律规定，出生在香港就是英国国籍，所以青年工人对我讲：“我们是英国人，中国的事情不关我们事。”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大陆，根本不了解大陆。

我在大陆受了三十年阶级教育，见到香港富人住半山别墅，开欧洲跑车，而工人住的是廉租屋，月薪不足一千 (八十年代初)，感慨说真是不公平。但香港工人却说：“话不能那么讲，当老板很辛苦，你看我们下班了他们还在公司，他们读书好在外国留学，我们读书少，当工人不用化脑子，政府给便宜房子住，够生活就满足了。”

我发现香港工人完全不像大陆阶级斗争说的那样，那次对话给我教育很大。

电视访问李嘉诚，结束时记者说“李先生，我可不可以看看您的手表？”

李嘉诚挽起袖子，是一只价值1200港币的日本“精工”，不是百万名表。这是给我又一次教育。

什么叫香港人？你没在香港生活十年以上，你不可能知道。

上海人在香港 (三)

我在香港第一个家只有一间7平方米，那是19楼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包租婆自己是二房东，把房子隔成七间，自己住一间，六间出租，每间收几百元。

靠里面没窗的房间租四至六百元，我租的有个小窗，窗外是和另一幢楼房之间的夹弄，白天要开灯，冬天要开风扇，月租800元，当时我工资1200元，中饭都是一个面包。

十个人共用厨房浴室。我洗澡时才发现浴室原来隔成上下两间，四周墙角用木柱撑起一层木板，上面是一间只有一米高空间的小阁楼，在外面开一个洞爬进去睡觉。

里面住的也是一个上海人，一个我此生见过最漂亮的女孩，Mandy施小姐，她终于无法忍受在别人上厕所的声音伴随下入睡，住了一个月就搬走了。

真的，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一年后，我妻儿从上海出来，我们搬到一间12平方，再过两年，搬到20平方，再过三年，买了第一套房子，建筑面积50平方，50万港币，再过15年买了第二套120平方，380万，现在涨到650万，第一套收租每月12000。

目前香港的新房子楼价，从最便宜的约每平方米5万，到较高级的每平方米20-30万，更高的也有。

我和妻两人的收入从1981年的每年3万港币，到现在每年约300万，儿子在美国20年了。但我们不能退休，哪天我们停止工作，就坐吃山空，我计算过，如果我现在退休，要能不降低生活水平活到90岁，需要800万储备。

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

必须说清楚的是，我的爸爸不是李刚。

上海人在香港 (四)

据政府统计，香港 700多万人口，约一半有自己房产，另一半住在政府公屋。

政府规定一个低收入线，第一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 (即在香港住满七年)，第二收入在该线之下才能申请。

香港政府每年拍卖土地给地产商，造私人楼宇，政府所得的资金用于造公屋，这个机制其实是富人出钱给穷人造房子。

请问，中国政府卖地的收入哪里去了，向百姓交代过吗？

我非常不解的是，香港新加坡都是华人地方，那里房屋政策的成就是世界知名的，为什么内地政府就是不“借鉴”？从没见过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鼓励全民购房的。美国百分之七十是租房，香港新加坡最高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在中国，连大学生都要买房子，真是世界奇迹，连和尚尼姑都要买房子，玉皇大帝要叫救命了。

在香港，任何拆迁都必需原业主同意，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我一朋友住在一幢60多年的旧楼，地段在铜锣湾闹市，有地产商要收购拆建，提出每平方米10万元，居民要求12万，至今僵持不下。(地产商清拆新建后每平方起码卖30万以上)

香港政府无权迁拆任何私人产业，为了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譬如中国高铁网延伸到香港，政府要收购几块农田，结果引起严重冲突，双方讨价还价半年多，最近才获得同意，同时环保组织提出铁路造成各种污染，结果香港政府决定把高铁造在地下，因此香港境内三十多公里高铁造价达 600亿，高得吓死人。

到底上海模式还是香港模式好呢？见仁见智。

大约十年前，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第一次到上海，记者问她对上海的观感，她赞不绝口，记者问，如果你选择，你愿意住在上海还是台北，这下激怒了这头台湾民主狮子，她说：“我绝对不会住在上海，为什么？上海可以一个命令把几十万人口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事先没有任何咨询讨论，根本不顾居民的意愿，完全剥夺居民权益，一切由政府和地产商说了算。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绝对权力，这说明上海是一个xx的地方，所以我宁可住在落后地区，我认为自由比地铁高楼更重要。”

龙大炮的回答，印证了五十年前梁思成在北京改建时的意见，保留历史名城，在古城外另建行政首都，这才是文明的做法，巴黎就是如此。但是毛主席说了，几年后从天安门城楼一眼望去都是烟囱，结果北京最美丽的牌搂拆了，六百年的城墙拆了 …… 直到今天，全中国不是还在把拆迁进行到底吗？包括我们上海，多少历史建筑，多少文化遗迹，多少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多少海派文化的载体，已经永远的失去了，任何一个心里有点文化底蕴的人，都会感到心痛，难道发展和文化是对立的？难道现代化真的和保存传统势不两立吗？

上海人在香港 (五)

在香港才一年的时候，突发肾炎，亲戚把我送到医院急诊，拍片打针弄了大半天，回家时突然想起根本没有付钱，亲戚说“付什么钱？”

原来香港公家医院是完全免费的，八十年代末新规定非香港居民要收费，每次大约一千元左右，但港人只付50元，包括任何医疗费用。85年我亲戚住院开脑瘤，住院10天，再住疗养院10天，总共500元，主要是他的伙食费，相当于他月薪十二分之一。

近年内地孕妇到香港生育，每年达三万多，不得不提高收费，还是人满为患。

现在公家医院无论你什么病、动什么手术，每天收费60元。从这点讲，香港的医疗服务名列世界前茅。

但是也正因为穷人都进公家医院，像老爷叔这样稍微有几个臭钱的就不太愿意进去。

死要面子，不过私人医院毕竟环境舒服点。

我三次住院开肾结石等，都住圣德勒撒医院 (属于法国天主教会)，每次6-7万由保险公司付。

更高级的私人医院动辄几十万，一个有钱亲戚临终住院一个月，结帐5百万。

我的体会：第一，文明社会要提供各种选择，第二，全体公民都有选择的自由。

上海人在香港 (六)

现在去一趟香港实在太容易了，太无所谓了，财大气粗的北京人，骄奢自大的上海人，看不起香港，看不起香港人，确实底气十足，虽然他们依然以“到香港去买名牌”作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标志。

但大多数游客都是只到游客区购物，或海洋公园照相。

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觉得香港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不是尖沙咀名牌店，不是旺角女人街，也不是迪斯尼的人造布景，更不是时代广场海港城。

正如上海人夸耀陆家嘴的华丽，世博会的光芒，我对香港的热爱，主要是大自然的贴近，这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香港总面积很小，海面1200平方公里，海岸线 800公里，陆地 1100平方公里，仅上海六分之一。

陆地上 75% 是山地，城市面积仅占 15%，因此香港城市面积之小，以及居住面积之拥挤，是上海无法想象的。

但是，上海没有蓝色的海湾，没有绿色的山岭，没有成片的树木，没有世界著名的湿地。

七十年代初香港立法局(议会)通过了“郊野公园保护条例”，设立郊野公园管理委员会，根据这个法案，把陆地面积的 40% 划为24个郊野公园，另有58个特殊动物或植物保护地，郊野公园内除了游人行走的简易道路，和沿途的休息设施外，没有任何建筑。道路每500米有个电话(当时没有手机)，急救队可以根据编号及时赶到。除此之外，完全没有人造的东西。现在每年有游客1200万，除了本地人，还有欧洲、日本人，可惜没有内地人 (也许内地旅游业还没发展到这层次)。

海面上还有3个海岸公园，占2160公顷海面。

还有值得一提的米浦保护区，是世界著名的拉姆萨尔湿地，是很多西伯利亚候鸟的中转站。

至今这个郊野公园保持原始状态，没有任何所谓“开发”，不生产一分钱 GDP，因为完全免费。

直到五十年代，里面还有华南虎，但毕竟面积太小，老虎是灭绝了，野猪、莽蛇、松鼠还有，更有好几个部落的猴群，完全是野生的。

香港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其中700米以上三座，最高的山峰海拔 958米。

今天，全中国城市都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束手无策，我从内心佩服，当年香港的管治者，在香港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作出这样高瞻远瞩的决定，实在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