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小平维护专制的“四个坚持”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各种关心国事的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而如何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改变产生“四人帮”的政治环境，则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批判毛泽东的罪行本应成为中国改革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但这场批判刚开始便被邓小平压制下去。

“文化革命”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整肃，亲身体会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处境，也看到了数不清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亿家墨面没藳莱”的惨象。他知道这种悲剧不能继续，所以提出了“不改革没有出路”。那么，改什么，又如何改呢？他主张改经济体制，发展生产，这是得人心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他对毛泽东创建的基本制度却不想改变、也无意改变。虽然他也关注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提出过为“提高效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但毕竟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他是血肉相连的，其中也有他的功劳，批毛就会批党、批他自己。最善于“揣摩上意”且追随毛泽东 一生的胡乔木，立即心领神会地将毛的“四个创造”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对应变换为“四个坚持”上奏邓小平。骨子里与毛并无不同的邓小平不仅立即接受，而且将之变成维护并延续毛泽东“四个创造”专制体制的神主牌。

尽管无数觉醒了的干部和民众意识到，不批毛、不改变“四个创造”，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却又一批批倒在了“四个坚持”的政治大棒下，许多人被加上背离“四个坚持”、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遭邓小平整肃。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恰恰是人们企图挣脱“四个创造”，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正义行为。深具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总书记胡耀邦因“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落马，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总书记赵紫阳因“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罪失去了人身自由，说到底都是因为他们企望更多地冲破毛的“四个创造”，而触犯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三、中国改革的“两个阶段”：胡赵新政与改革畸变

胡绩伟老人说过，中国改革应当从1977年3月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因为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七嘴八舌”争论的重点仍然是平反冤假错案。这样算来，到今年中国改革已经31年了。为了与多数论者一致，也为了表述方便，姑且仍称为“中国改革30年”。

1．胡赵新政时期：“人的解放”与“简政放权”

自1977年3月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始，到1989年“六四屠杀”止，这13年可以说是中共建政60年中最开明的时期，也是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下中国改革取得重大进步的时期，称之为“胡赵新政时期”并不为过。1989年以来，中共用一贯篡改历史的手法“神化邓小平，矮化胡耀邦，抹杀赵紫阳”，这样做短时间可以蒙蔽某些民众，但大量的史实终究不会冺灭胡赵的业绩。

胡耀邦在“文革”中苦读马恩全集和各种经典，使他成为最能领会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真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以无人能及的魄力纠正、平反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历次运动中造成的3百多万件冤假错案，使受牵连的2千万人恢复名誉；他以无所畏惧的勇气使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亲人子弟共上亿人脱离苦海，摆脱了“贱民”身份；他冲破阻力组织“真理标准”、“生产目的”、“人民主人”的讨论，一次次冲决极左的罗网；他不断批评“家长制”、“一言堂”、“假大空”，肯定“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提倡文学艺术自由、言论自由、民主选举，保护“西单民主墙”和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他支持赵紫阳、万里推行的农村改革，使8亿农民摆脱了“绑着穷”的窘困境地。难怪他病逝时，上千万人奔走呼号为他哀悼。

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改革的伟大奠基人，也是中共建政以后最开明的最高领导人。他首先以不怕“再一次被打倒”的精神在四川推行农村改革，赢得了“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同时，他在工业、商业企业中实行“简政放权”的试验，并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推向全国。特别是在最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中不断探索，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放权让利”、“利改税”，从“企业承包”到“股份制”实验。后来，又提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战略，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成长奠定了基础。他主持了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指出：改革10年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天安门事件”中，他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宁可不当总书记，也不做“历史的罪人”，他的高风亮节将永垂青史。

将这个时期称为“胡赵新政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主要的改革举措都是胡赵主持和推动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改变毛的“四个创造”上居功厥伟：他们清除了绝大部分戴在各类人头上的“政治帽子”，开始改变充满歧视的“等级身份制”；他们推行农村改革，鼓励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大冲击了由国家垄断而缺少效率的“等级产权制”；他们倡导思想解放，肯定普世价值，突破了万马齐喑的“一党文化专政”格局；他们试图革新“党管一切”和“党国一体”的“全能极权体制”，虽然没有成功，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与他们的前任和后任相比，他们实行的“新政”确确实实使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十多年的春光！

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先后都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所以，他们反对毛的“极左”做法，特别是反对把他们也当作“革命对象”的过火的“阶级斗争”，但在维护毛的“四个创造”的基本制度方面，他们以及多数元老并没有太多的异议。比如，在纠 正“反右派”问题上，邓小平并不赞同；在改革“统制经济”方面，陈云一直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邓、陈这两位“超级元老”在“二线”实行“垂帘听政”时，经常掣肘在“一线”推行改革的胡赵。当胡赵希望较多地突破毛的制度架构时，厄运便先后来临了。将邓小平吹捧为什么“总设计师”，只不过是中共继毛之后 的又一次“造神”而已。

2．改革畸变时期：“反攻倒算”与“两个倾斜”

1989年以“六四屠城”结束的“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为坚持毛式“四个创造”和邓式“四个坚持”的极权体制而发动的一场清算10年改革的非法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全面扼杀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六四”后，江泽民、李鹏攫取了最高权力，他们立即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对改革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们制造“六四恐怖”，又一次逼迫全国人民说假话；诬陷“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青年学子为“暴徒”；全面整肃党内改革力量和社会民主力量，坚持改革的各界代表人物遭到清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都出现了历史大倒退；反对镇压学生的中共合法的总书记赵紫阳被非法囚禁，人们又经历了一次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虽然毛的“四个创造”这时又在各方面显灵了，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格局却是难以全面逆转的。例如，李鹏鼓吹北京大兴县、四川广汉县的“种田大户”实验，妄图在农村重建“集体经济”，遭到了农民的广泛抵制；其“压缩乡镇经济”、“限制个体经济”的政策也失败了；各地民众用消极抵制的办法，各地政府则用发展经济来对抗北京的政治高压，但李鹏推行的“新计划经济”仍然造成了1990年至1991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虽重申经济改革，但只字不提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经济的自由化迅即为权力资本化和权贵的掠夺开了绿灯；而江、李的“稳定压倒一切”，则进一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改革畸变时期”。江李以“稳定”为名，特别是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实行了“两个倾斜”的政策，即“牺牲农村，保障城市；牺牲平民，保障权贵”。80年代农村改革中状况稍有好转的农民又一次遭到剥夺，城市里上千万工人则被迫下岗。

理解这“两个倾斜”是理解中国90年代以来各种所谓改革及其畸变的关键。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种按权分利的“等级分租制”，不仅将“两个倾斜”的错误方针制度化，使权贵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引导各级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并使“社会福利制度”泡沫化成为合法。随后，为满足权贵聚敛财富的贪欲，又以各种低廉的“优惠”条件大规模吸引国际资本，压榨那些上亿的可怜的农民工，使他们成为永久的二等“奴工”。这种不计资源消耗和成本的发展、不顾环境大规模污染和破坏的发展，这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发展、“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发展，使中国成了一个初级产品的大加工厂，也变成了一个中国权贵与国际资本瓜分红利的大市场，难怪那些得利者都在赞美这样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官员的腐败弥漫全国，这种政治腐败导致的全方位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性毒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性社会不公与机会不均自然会继续扩大，不仅酿成了世界上少见的贫富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而且权贵的大肆掠夺又使中国走上了“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畸形道路（中国5千个权贵家族掌控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嗣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进一步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 识精英的结盟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巩固了压榨广大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局面。至此，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这也是中国“群体突发事件”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像“汕尾事件”、“瓮安事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中共为压制广泛的社会不满，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权，整肃异己，使“投机者扶摇直上，刚直者倍受欺凌”；另一方面，则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对全社会加强监控，雇佣“网络宣传员”压制虚拟空间里的批判言论。随着北京奥运的到来，民众亲身体验了“网络警察无孔不入，安全密探随处监视，恶警城管横行霸道，百姓蒙冤无处申诉”这种中国特色的专制恐怖。中国的全能主义集权体制似乎正朝着全面法西斯化警察国家的方向演变！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正堕落为“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国的现状是“新五子登科”：“才子开路，太子发财，公子喝汤，婊子卖肉，骗子横行”。神州大地上哪里还有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邦”的一点影子！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胡赵新政时期”很多人都有一种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热情，同时绝大多数民众都从改革中得利了；而在“六四”后的“改革畸变时期”，虽然经济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成为“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对已然成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充满反感。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30年时，只能用一个“祭”字来表达内心痛苦的感受了：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3．俄国改革的进展与中国改革的畸形

本人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曾指出：“苏联、东欧共产党解体以后，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在自由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基本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状况如何呢？200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而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却有“10%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特别是，俄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医疗、救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却在财政收入成倍增长的同时，勉强维持着一个以照应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福利体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四座大山几乎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俄国更快，为什么在居民收入、平均生活水平及生活品质上与俄国的差距如此拉大？俄国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那样产生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再过若干年，俄国或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会怎样呢？从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来看，俄国已然具备，中国又是怎样呢？

姑且不论中国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差距，只分析一下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作出判断。本来，中国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开展了城市经济改革，还设计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整体态势大大优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可惜，“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不仅停滞了，而且经济发展步上了歪路。近2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制度转型必需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市场规划，转变政府职能。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在“明确产权关系”方面，过去用行政命令收为国有的公共财产现在经常被私相授受地廉价转移到少数权贵及其子弟手中，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各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即为明证；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不断介入产权交易，使得产权的继承和交换往往不是自愿互利的；产权确认及其继承和交换往往不是通过借助于法律保障的契约，而是任由权贵们掌控着在黑箱中作业；不同类型的产权有不同的待遇，“产权歧视”随处可见；也缺少规范涉及产权的经济活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各地政府自行其是，不但法律条文混乱，而且已有条法也形同虚设。其次，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公开、公平、透明、非垄断的市场规则，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市场”是被政府掌控的，“资源市场”基本上由政府垄断。如此则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作用从何谈起呢？再次，政府职能并未转变，目前各级政府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还是继续采用命令和指令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增长，其收益分配则极端不公平，充斥着权贵分赃。中国的改革被延误了20年，那些“国情”、“特色”之类的说法不过是拒绝深入改革和维护集权体制的遁词，更是拒绝人类几千年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的借口。

结语

中国在改革前是“上层享受特权，百姓分配贫穷”，现在则是“权贵相继暴富，百姓承担风险”， 不公平、不正义较前尤有过之。30年前热心参与中国改革的人们，谁能想到30年后中国会出现这样一种畸形的局面？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出路何在？

马克思说：“人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制度环境只要一天没有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只要仍然排斥人类主流社会的共同价值，仍然信奉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那么，不管给它涂抹上什么油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当代变异。不过，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以及民众认知能力的提高和互联网的运用，人们的知情度和言论自由度与以往相比大不相同，这会为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创造新的契机。当然，如果能实现“制度演进”与“平稳转型”，民众所付的代价就会少得多。

胡锦涛提出了与毛、邓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怎么才能实现呢？毫无疑问，当然 应当一步步地解决不和谐的根源，如此方能“和解共生”。比如，昭雪胡赵和“六四”冤案；和谐处理藏、维等民族关系；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全民健保”； 改变“等级身份”和“等级产权”；在报纸和网站上开辟“民意版”；各级人大设“廉政监督委员会”；直至实行“宪政民主”，将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那反人性、反人道的一系列错误作法逐步纠正过来。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发生大的危机则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顺应潮流也就是顺应人心。追求自由和富裕是人的天性，也是大多数国家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则很难汇入世界主流。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应该給中国领导人以启迪，俄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更值得中共领导人深思。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团体、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利益纷争，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什么虚构的所谓 “国际反华势力”，敌人往往都是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中国彻底摒除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之日，才是中国能够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之时。

——本文首发于《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