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全家受累
大舅妈在新竹没住多久，生活不惯，心也不定，一直嚷着要回南昌去找丈夫浩若。後来全家搬进新竹市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一间店面房子，两层楼一共五十坪，却住了十几个人，委实拥挤。记忆中每天生活景象，都是乱成一团。大舅妈和二舅舅
若又没相处好，她抱怨二舅舅持家不力，对自己丈夫的生死未明更挂念不已，於是和外婆略做商量，便毅然带着
叁个孩子循原路回南昌。
自一九四九年和大舅妈在新竹分开後，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一直到二○○二年我在“立法院”率团访美，於当年九月叁日经过洛杉矶时，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探听到她的住址。当晚参加侨界欢迎餐会之後，我和美伦专程探望久未谋面的大舅妈，那已经是五十叁个年头之後。
当年大舅妈从新竹由十七岁的章修纯陪同，带着两个稚龄女儿，千辛万苦地坐船重返南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动乱中和大舅舅重逢，还非常意外地发现大舅舅比她先回到了南昌。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後，一九五○年十二月在“镇反”运动中，大舅被捕，被判了十年劳改，服刑期满後辗转从东北黑龙江的劳改营回到南昌老家。几年後，“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又再度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批斗，未几，因承受不了打击，服农药自尽身亡。远在台湾新竹的外婆，因为音讯隔绝，对发生在长子浩若身上的悲惨结局，茫然不知。
陪同大舅妈从台湾回大陆的长子修纯，随即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也被扣上“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劳改，一九八六年获得平反。
南京父子曾会面
一九四九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老总统”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引退。美国政府更在关键时刻抽身，发表“白皮书”，使得恶化中的局势更是一
千里；几经慎重考量，最後认定只有台湾这片土地仍可固守。父亲更在紧要关头，竟日追随“老总统”，参与整个“政府”东迁的计划，挑起了无比重担。正是焦头烂额之际，却还能惦念到两个双胞胎儿子的安危，曾明确指示王升如何亲自妥适照应外婆带领家人尽速赴台。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
父亲只知道王升陪着我们从南昌逃到了厦门，厦门之後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从军舰抵基隆靠岸到选择新竹市落脚，并不是父亲的交代。当时他可能自顾不暇，就是有心也难有馀力。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於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後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於和父亲在什麽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得什麽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叁年九月叁日於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转述。
二舅与王升不合
外婆算是经国先生的岳母，一九四九年来台，一九六二年过世，在台湾整整住了十二年。在四千多个日子里，她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两个月後，二舅舅
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没办法，只有把从大陆带出来的所有首饰细软，全数拿出来变现，才勉强买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房子。有关费用全是父亲要王升在我们离开南昌前，交给外婆的盘缠和安家费，里面有大头银洋和黄金金条，一共勉强凑到二十万左右的新台币，买下那幢只适合做生意并不适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买卖的点子是随兴而起的，没有详细地思考或规划，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来，不到两叁年，从开委托行、卖烟酒杂货、代售《香港时报》、《青年战士报》，到开碾米厂，转行好几次，没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钱全赔尽了并开始举债；加上他刚愎的个性，後来又和王升不睦，还和当时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闹翻、吵架，甚至於对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亲侄儿，外婆要我们喊他表叔，当时他官拜陆军上校，穿上军装来到新竹时显得非常神气，《新新闻》杂志社董事长周天瑞就是他长子。
表叔周仲超曾经在一九五四年带天瑞、天琪两兄弟，到新竹来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兄弟，小时侯见面的情形，相信他会依稀记得。当时我念初二，他比我们小几岁，可是他们的衣着很光鲜体面，还穿着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们心生羡慕。上校军官的生活在当时至多只属中等，但和我们在新竹过的日子相较，就风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玮两兄弟就像是大城市里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乡下小孩。外婆对於有这麽一位上校侄儿，颇觉骄傲，且军官有固定月薪，经济状况看来就宽松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无法相处，後来几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亲透过王升过年过节一年叁次送来的生活费用，也因此中断。於是，在日子几乎快撑不下去时，二舅只好硬着头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万一千元应急，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笔小数字。根据外婆说，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当借款到期，展延了几次仍无法还钱，後来连利息也止付了，为此，表叔还来过新竹讨债。由於无法解决，和二舅发生过口角，当然不欢而散，随後二舅被告到法院。当然表叔也是克勤克俭才会有点积蓄，看在和外婆这一层难得的亲戚关系上，才冒险将辛苦钱借给二舅，却没想到後来会血本无归，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外婆来说，夹在一个事业有成的侄子和一个举债度日的儿子中间，真是苦不堪言，难怪外婆会有到庙里去住的念头。
难民岁月” 心志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於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叁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後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
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词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麽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藉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叁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後，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作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
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叁、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於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後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於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眼全瞎，直到二○○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麽会这麽久还没结束？
连浴室都没有的窘境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叁地生出来，他後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叁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就颇费周章，後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後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薰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
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後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後，然後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麽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麽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麽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乾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二舅的几个孩子，当时分别在小学、国中念书，比我小八、九岁，都已有了记忆力，包括现在创业有成的两个表弟章修纲和章修绩，以及考取律师的表妹章修璇等，都是一同走过这段艰辛路。修纲和修绩是台北医学院药剂系毕业，白手起家，和同学一起创设“瑞安药厂”，目前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业绩不差；修纲还是“生宝脐带血公司”的董事长，在开发脐带血的领域里，已是首屈一指。他们都很清楚地记得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婆未曾找蒋家接济
宋时选一定不会把那天亲眼看到的惨状，向父亲报告，因为他不敢。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叁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麽想？又该会多麽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後才渐次告结。
二舅後来由於沉重的债务，只好把中央路的房子贱卖掉，先搬到城北街，最後迁到郊区靠近青草湖的明湖路，但是景况不仅未见改善，更由於眼睛失明而每况愈下。修纲、修绩几个表弟妹们，持续受了好几年生活上的折磨，幸好他们均知努力，天资又不错，大学毕业後因为没钱出去深造，就决定在台北创业。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回想起过往种种，一定仍有不少感慨。
外婆在二舅与表叔因借款而兴讼期间，可以说心都碎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会常在半夜被外婆的起床声吵醒。外婆有坚毅的个性，她始终咬着牙在苦难中撑下去，我没听过她说过任何一句话要二舅舅去台北找蒋家接济帮忙。
外婆从南昌到新竹，像是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在这新环境里，不仅语言不通，习俗有异，少了昔日的亲朋好友，更没有专门服侍她的
人。外婆幼时念过私塾，知书达礼，缠过小脚，思想保守。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外婆曾建议二舅舅以大专毕业的学历，凭本事去考公职，找一份固定的薪水，家计才能稳定，在当时台湾大专生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非难事。但二舅舅对重拾课本兴趣缺缺，执意开店，却愈做愈赔，最後负债累累，又和王升不睦，才让整个家庭陷入愁云惨雾当中。
隐姓埋名的日子
外婆为了把我们拉拔大，付出了所有心血，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欠缺过亲情的爱，或感受过是没有爹娘的孤儿。念国小时，外婆曾叮咛我们若是有同学问到，怎麽没见过你们的爸爸妈妈时，就说爸爸当县长，还在大陆，现在生死不明，别的就不必多说。同学们对外婆传授我们编造的说辞也不觉有异，因为当时在同学当中，有不少的家庭也是这样支离破碎，对这种讲法早就见怪不怪了。
到新竹住定後，二舅舅为我和孝慈到市公所办理户口登记，使用的学名是“孝严”和“孝慈”，但仍沿用“章”姓。另外把孝慈和我的年龄刻意拉开相差一岁，孝慈登记的一九四二年出生是正确的；我则多报了一岁，为一九四一年出生，旨在蒙混外界，不要把我们看成是双胞胎。刚到台湾时，有关户籍的申报，由於制度不完备，登录的内容很马虎，根本不需缴交证明文件，随意填写即可。
必须刻意借由“不实登录”的方式，来掩盖若干事实的做法，可以看出外婆和舅舅内心的压力有多大，真的深怕“蒋家关系”会让这两外孙受到无辜的伤害。出於这种无以名之的恐惧，章家大小在新竹过的是一段隐姓埋名的日子。
再不见“女婿”身影
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後，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後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後，父亲还在一九四叁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一九四九年在厦门军舰上向外婆道别，是最後一次见面，此後就再也没在她眼前出现过了。外婆虽然读书不多，仍是明理之人，当然知道他担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处境也日益困难；但是外婆的痛苦处境，身为“女婿”的经国先生竟被完全瞒住，直到贫病而终，都未再见面，她就是有话想跟他说，也只能抱憾九泉了。
二○○叁年九月，我曾偕美伦专程前往赣州参访。这是先父母定情之地，一草一木在我眼中均别具意涵。我们专程去到父亲工作长达六年的行政专员公署，地址是米汁巷一号，全幢大楼只剩下面街的一扇大石门；随後驱车到他和方良女士、孝文、孝章一家人住过的小洋房旧居，维修得不错，保持了原貌。
在我的提议下，台办系统人员另外陪我去到一九四○年，外婆和先母居住过的那幢座落在“大开新路四十叁号”的两层楼民宅。当天路口围了不少闻风而来的好奇民众，因为他们听说蒋经国的儿子今天会出现。在人群中，有位五十来岁个子瘦小的中年人，突然挤出人群走过来很兴奋地要和我握手，我并没有让维护安全的公安人员阻止他，他自我介绍姓王，是原来这幢民宅所有人的儿子，他很激动地跟我说：“我爸爸在世的时候，是你外婆的房东……我爸爸好多年前还偷偷地跟我说，你父亲蒋经国从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这里来看你母亲和外婆。”
赣州很多人都知道，六十年前母亲在专员公署上班和到“青干班”受训期间，曾到“蒋公馆”去帮忙照顾过孝文、孝章，而且教他们认字，也教过方良女士唱平剧。到今天赣州老一辈的还在谈论着。
被遗忘了的“贵族”
外婆一家人在慌乱中来到台湾，父亲和章家的直接联系就愈来愈少，有关生活费用的提供，完全假手王升和宋时选，曾任“救国团”主任的李焕先生反倒没有参与。
外婆在新竹过世一个星期後，王升穿着军装到新竹来，在家里十分简陋的灵堂行礼，并转交一小笔治丧费用给二舅，仅此而已。他鞠了躬交代几声，留下一包钱，就离开了，未做多留，显然和二舅舅间的嫌隙依旧。
外婆走在人生道路尽头的最後几年，就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贵族，不仅昔日光环全失，一度还要在
饿和生死线上挣扎。父亲对她如此凄凉的晚景，竟未能为力。外婆生前虚有不可一世的“女婿”，到头来没有沾到一丝荣耀，反而被打乱了原本纯 的生活节奏，一下子被推落到一个她永远不能理解的政治黑洞，让她在迟暮残年、病痛缠身时，连医院都不敢住，药也买不起。经国先生的“岳母”，就是在凄风苦雨里，忧郁而终的。那些早年就晓得外婆茹苦含辛所抚养长大的双胞胎，就是经国先生亲生骨肉的乡亲们，怎麽敢相信章家的境遇，竟然会如此曲折和凄凉？
第四章 母亲的悲苦·坚贞的爱情
我流着泪追问外婆，母亲是怎麽死的？外婆难过得直摇头，只重复地哭着说：“……你们娘死得好惨哟！死得好惨哟……”
神秘的王姓医师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後分别向懋兰和亚梅阿姨转述，那天上午母亲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医师由一位护士推着药车陪着进来，说是要为母亲打针，也没说是什麽针，或是母亲害的是什麽病，直接撩起母亲的袖子，就扎进左手腕血管，打完针随後一言不语地迅即离去。几分钟後，母亲还在用右手按着左手打针处，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叫了一声：“不好了，我什麽都看不见了……”随即昏了过去。
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着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阿姨接到电话後，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後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恐惧上医院
到底什麽是“血中毒”？又为什麽好端端地会“血中毒”？毒从哪里来？医院没有人做进一步的解释。当时在桂林陪伴母亲的两姊妹，都是二叁十岁的妇道人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敢去问，“血中毒”是母亲患的急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还是由於那位自称姓王的医生打了“那要命的一针”造成的？
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和二舅都曾很认真地叮嘱我们，不要在外面随便打血管针，二舅还说，如果把空气注入血管就会要命的。是不是他们探听到母亲就是被自称王姓医生的人注入药剂或大量空气而死亡？我问过一位刘姓内科大夫，是我竹中同学，关於空气注入血管的问题，他肯定地说只要注入五至十CC进入肺部後，就会阻塞血液循环造成缺氧死亡。外婆与二舅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这反映出他们相信母亲是在打针时被害，但不能确定被注入何种毒液，连注入空气也在他们怀疑之列。
四十年後，当时在桂林任职广西省卫生处处长的翁文渊，被问到母亲可能死因时，就质疑说，桂林医院的设备和杨济时院长等医生，依大後方的水准，都算是一流的，怎麽会无法救治看似罹患急性肠胃炎的母亲？又怎麽会送到医院不到半天，就猝然而逝？他说，当然有问题。其他在桂林事後闻讯的人，均表示难以置信。但是，没人敢公开作声。
母亲系被害身亡，我早有所感。从小就觉得外婆和二舅对医院有莫名的恐惧和对医生强烈的不信任等异常行径；在念中学时，就感受到他们长期因母亲在医院被害的阴霾所折磨，甚至害怕那些害死母亲的一夥人，为了“斩草除根”，迟早会赶来新竹趁机谋害这两个孩子。从懂事起，我和孝慈就察觉到外婆和二舅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乏安全感，天天活在随时有被人加害的疑虑当中。
为爱情付出代价
母亲被诊断死亡後，很快便被推进太平间。在家里照顾我们的懋兰和亚梅阿姨，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信息，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懋兰阿姨还是鼓足勇气，赶到医院见了母亲最後一面。等她哭着回来後，亚梅阿姨才也单独赶到医院，看到断气多时的母亲竟然已静静地躺在太平间，怎麽也不敢相信，早上她还可以自己走到医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兰阿姨真的吓坏了，深信这是一桩谋害，有不祥之感，连夜收拾简单衣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不平静的桂林，丢下亚梅阿姨一人看顾这对没爹没娘的双胞胎。
亚梅阿姨後来带着我和孝慈赶到万安，一见到外婆，就抱头痛哭，进到房内哭诉说，叁姐死得很凄惨，到医院太平间看到她露在床单外的脸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几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干的叁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龙活虎、身手矫健，怎麽会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间？当场既难过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来。她跟外婆说，她一个女人家，无亲无故只身在外，又能怎麽办？外婆听到这些，真是伤心透了，很後悔没有及早阻止亚若和经国先生交往，她告诉亚梅阿姨，她预感早晚会出事的。
一九二九、叁○年，经国先生在赣州专员公署，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其不意地造访外婆，主要还是去看母亲。有次外婆和邻居正在客厅玩小麻将，住在一起的小孙子修纯从门外匆匆地跑进来说：“阿哥来了！阿哥来了！”外婆还连忙把麻将牌藏起来，因为父亲在赣州雷厉风行，禁烟、禁赌、禁娼，连麻将都不准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亲等家人在父亲背後的称号，是源於母亲私下对父亲的
称；另一个较为不雅的封号叫“麻子”，则是家人发觉他鼻头上有点凹凸不平而取的谑称，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对已有家室的蒋专员和女儿交往，一开始就不以为然。
母亲速下葬
父亲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民政局长邱昌渭从桂林亲自电话报告母亲业已过世的恶讯，至为惊愕与悲伤，但又不敢形於色。父亲接受王升的意见，要外婆一家迁到比赣州还偏远落後的万安县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开新路，劝说外婆尽速搬离赣州，到一个完全陌生且单纯的环境，去抚养这两个孤儿。王升告诉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赣州，设若把这对六个月大的双生子，从桂林带回来交给外婆抚养，对她来说当然方便很多，但一定会惹来
言 语、蜚短流长，何况父亲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赣州，必然纸包不住火
，迟早会引起外界议论，对父亲会很不利，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必须快速远赴万安县去躲一阵子。父亲要王升交给外婆一笔款子，并且为刚从商专毕业的二舅
若在万安县税捐处安排了一个主任的职务，要他从南昌赶去万安当家。
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外婆连街坊邻居都没辞别一声，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议父亲安排母亲只身去到桂林待产，现在又要外婆迁到偏僻乡下去扶养两个孙儿，理由只有一个，无非都在掩人耳目。母亲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牵连，更超过她所能负荷。
同时，父亲随即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漏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亲的善後事宜，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景色极为秀丽，将母亲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亚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
蒋孝严 蒋孝慈泣叩”等字。当天没有通知母亲生前在桂林的故旧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刚和邱昌渭的几个部属等少数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亚梅阿姨在大热天六神无主地抱着这对半岁大的孤儿到场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亚梅阿姨告诉外婆的。
後事处理完，王制刚便一路护送亚梅阿姨，与桂昌德和我们前往江西万安。一路长途跋涉，经过湖南和广东边境，才抵达比赣州更北边的万安县，比外婆和二舅他们晚到了两天，把外婆急坏了，以为路上发生了事故。亚梅阿姨见到自己母亲後，不仅悲痛地告诉外婆：“叁姐是被害死的！”还偷偷跟外婆说：“桂氏兄妹和母亲的死亡有关。”因为母亲最後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饭，饭後即感不适，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亲撑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医，随後其兄桂昌宗赶到医院陪伴，未几，即告出事。这四五个钟头当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参与，後来所谓一位王姓医生如何为母亲打针的经过，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外婆默然承受
母亲从病发到命绝气断，前後只有五个小时。外婆惊悉女儿死讯，明知事出有因，但以章家绝对薄弱的家境以及社会现实来说，若要追究，全然无力。内心的冤屈，只有往肚里吞。外婆在赣州接获爱女在桂林死亡的噩耗，已是事发後一天。
但是，眼泪还来不及擦乾，父亲就指派王升由行政专员公署专程登府劝说，要她尽快举家搬离赣州前往四五百里之遥的穷乡僻壤
江西万安县，去和分头把我与孝慈连夜从桂林送到万安的亚梅阿姨等人会合。真是无法想像外婆需要多大的忍耐力，丧女之痛未及平抚，又要她马上挑起独力抚养两个遗孤的担子！
外婆事後听到女儿惨死经过的叙述，内心的悲恸、矛盾、挣扎与打击，何其之重，但她选择坚强默然地承受一切。她有无比的痛楚与不甘，但为了女儿，无论如何要把这一对原本就不足月的早产儿带大。况且，这两个孩子的生父又是蒋经国，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她从不想要高攀什麽名门世家，只祈求菩萨保佑，等这一对外孙稍微长大後，能够回到生父家，对死因离奇的女儿来说，才有交代，女儿也才死而瞑目。
外婆坚韧的个性，在我和孝慈人格塑造上有莫大影响，刻凿出深刻的痕迹。她把我们训练成从小到大不仅凡事可以逆来顺受，遇到挫折或打击，绝不退缩，更学会在跌倒时，含着泪水笑笑，爬起来挺直身子，笔掉身上的尘埃，转而勇猛向前，不仅抓住新希望，更要打造未来。“希望”，只属於乐观进取而有自信的人。这种积极态度，成了我和孝慈在遭遇逆境时的一种本能反应。
是谁杀了章亚若
外界对母亲的死亡，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近二十年来坊间有不少专书和专文作不同角度分析，归纳起来，不外将元凶的关连指向四个方面：一、祖父；二、父亲经国先生；叁、军统局特务；四、父亲死忠干部。
蒋中正：亲自取名孝严、孝慈
父亲从年轻起，就至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处境，曾和祖父之间有过间隙。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叁七在苏联留学和充当人质的十二年期间，一度对自己父亲作过公开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国後，原先对祖父的误解才逐渐烟消云散，转而极端孝顺；终其一生，他对自己父亲的孝顺，诚非一般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浓，从《风雨中的宁静》一书即可窥知一二。
父亲在赣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暂时瞒住了祖父，但祖父对一九四二年母亲远赴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则知之甚详。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根本不是
密。
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後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涵意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母亲闻此，至为快慰，毫不犹豫地照着祖父的意思，为我们取学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母亲也很兴奋地把这个过程与喜悦，和在桂林帮忙的大姨妈懋兰和四姨妈亚梅分享，并且告诉了远在赣州的外婆。
祖父不仅接纳了母亲，更欣喜获得一对纯中国人血统的孙儿，而亲自取名。祖父与经国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纳了这对孙儿，但外界不察，却凭空臆测指称因祖父顾虑到父亲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亲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称，祖父对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里，若果真如此，则更没有任何逻辑推论，他会以血腥手段杀害一个无辜弱女子了。
蒋经国：蒋章风云不离、情深意浓
父亲是个用情很深的人。
一九八八年元月父亲辞世後，秦孝仪院长多次约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湾故宫办公室，除了安慰我们，还说了些封尘多年、鲜为外界所悉之事。他说，父亲在过世前两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适，有一次连发高烧数日，睡梦中居然断断续续喃喃地喊着：“亚若！亚若！”在身旁负责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谁，又不敢问父亲，等过了一阵子，实在按捺不住，便面询秦孝仪，秦孝仪才就其所知的，把有关赣州与桂林的事告诉了孝勇。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尽管不长，但情感极深。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以及曾和母亲在赣州与桂林交往密切的几位同学，如王升、萧昌乐，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谈到父母亲过往的片段，无不称羡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亲怀有身婕後，恋情渐渐公开，动身到桂林待产之前，经国先生还约了一桌亲信在饭馆设宴，为母亲饯行。母亲曾告诉大姐懋兰，一开始就理解到和父亲的爱情是有风险的，或许会付出相当代价，万一要有所牺牲，她也心甘情愿。
父亲过世前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叁十日上午九时叁十分，我到台湾故宫去看秦孝仪院长，因为接近端午节，特别托他转送父亲一条我到法国访问後带回来的领带贺节。那天他谈性很浓，说到在不久前单独到七海官邸去晋见父亲，父亲心情看来双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母亲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母亲更看到父亲并无纯中国血统孩子之後，而愿以身相许等语。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於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亲在赣州曾私下取了亲
的小名，父亲自称“慧风”，母亲则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一九五八年我念高叁，在新竹家中不经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 若用毛笔很工整写好、摊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报告家里的近况，并且希望早日拨下生活费用等语。这封信一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当时我纳闷不解，数十多年後，才理解到“慧师”指的就是经国先生，这也证实了父母亲之间确曾以“慧风”、“慧云”互称。这是一段纯净而浓密的情感，母亲一定是後来也将此一私密告诉了外婆、舅舅和姨妈，所以到台湾後，二舅舅写信给经国先生时，才会用外界鲜为人知的别号“慧风”，并为示尊重，则以“师”称之。
八十年代，当我和经国先生的父子关系，在台北不再是
密後，有次遇到长期追随经国先生并担任机要 书多年的王家骅，他告诉我，的确在办公室收到过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给经国先生类似的信件，除了少数几封转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难处理。
先父母相爱逾恒，但却有人指称经国先生为了保护自己，而遣人加害母亲，这是一种想当然而毫无证据的推论，更昧於经国先生对母亲用情之深的事实。若真要狠心下手，实在无需等到桂林产子之後了，何况人工流产当时已非难事。外婆、舅舅和姨妈等家人只要提到赣州的事，无不表露对母亲冤死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过对父亲的任何不满或暗示性的怀疑。假设外婆认为母亲被害与父亲有涉，就绝不会要我们争气，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亲身边。
有若干研究历史的人推演，举证父亲在铲除政治异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个弱女子，应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亲除了是个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着纯中国人血液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二○○○年八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六十年前住医院的病历未果。随後数次前往大陆，无不乘机寻找资料。大陆政府对历史材料的搜集不遗馀力，巨细靡遗，有关先母死亡之谜，也当成重点研究，已有结论，只是尚未公开。
我曾在北京私下与一位相当高层级的领导有所谈论，他很谨慎，听的多，说的少。我告诉他，我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个心安，我不仅不会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会以宽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亲是死於非命”，但如果把矛头指向父亲经国先生，他说：“是没有根据，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陆方面，有一天对这件事会有官方的公开说法。
军统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全案是军统局介入，是蒋介石下令主动策划谋害。其中有位自称是情报头子戴笠手下的张建国老先生，长期住在加拿大，没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军阶，但人们都以“将军”称之，是歌星张
敏的父亲，几年前九十多岁才过世。
十四年前张老先生写了封信给我，透露母亲被害的“
密”，说了一大串，直指“军统局”是幕後杀手，且说自己就是电影中的“长江一号”，直接参与了军统局的“刺章行动”，要约我见面，以报告更多的“内情”。由於所述内容只是一种拼凑的“谍报故事”，与我早已掌握的资讯偏差太大，我就设词婉谢了。类似想像中的“资料”，过去十多年里从不同来源涌出，我接获不少，以後还可能层出不穷。
我在“政府”里担任几项较重要的职务期间，包括“外交部次长”、“部长”及国民党
书长，因公务上有机会和“情治首长”接触，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听数十年前“军统”人员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长以负责任的口气断然回 说：“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宽恕，愿母亲安息
我和孝慈十八九岁时就为母亲命运的不幸而不平，甚至於怨忿，血气方刚之年确曾兴起过寻凶复仇之念。随年事增长，阅历渐广，凡事均能从理性切入，报仇的冲动日淡，转而设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几年多次前去大陆，每一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不露痕迹地打探并搜寻有关母亲死因的蛛丝马迹和佐证，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间接与母亲有过接触的人士一一接触，只要有关连的叙述都不放过，更收集到谈及父母的书籍达十七种之多。
有位好友听说我探究母亲死因心切，私下建议何不开棺验尸，一定会找到具体结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亲生前已经够苦，无论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只是出於纯孝。事实上物换星移，事过境迁，就是查出元凶，也改变不了过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强调，母亲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抢救不及而终，但我和孝慈从未采信。王升後来还找了一位自称当年在桂林医院任职的医生，并要这位医生写了一份治疗母亲经过的报告给他，再转交给我及孝慈。我们对这份报告的内容没有兴趣，因为这位医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证明他确於一九四二年在省立桂林医院服务过。我可以体会也感谢王升在这个问题上，为了要我和孝慈宽心所做的种种，但我们心中的疑云不仅未消，反而为之加深加重。
好多年前，当我和孝慈谈到这件事情时，就感觉到它会是一桩无头公案，千年难解，因为牵涉到了政治。经过对日抗战的大迁移、国共内战的大变局，加上“文化大革命”，二○○○年後我多次到桂林、南昌等地，试图寻找直接证物，均无所获。当年在赣州若是有人蓄意抓住机会，有计划地前往桂林进行谋害，当然不会允许留下任何启人疑窦的病历或资料了。二○○一年，我曾亲赴原省立桂林医院查询，被告知一九四二年前後所有病历全在战乱中被毁。
专员公署护主心切
二○○四年我偕美伦到桂林扫墓，因为已替先母换立墓碑，上面刻有“显妣蒋母章太夫人亚若女士之墓”，感触颇深，晚间回到饭店，我跟美伦谈到母亲的死因，我就告诉美伦说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出於对经国先生极端的忠诚和崇拜，自认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上，必须趁早去除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
？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章亚若。
对章亚若在桂林的生活情况，专员公署派有专人自赣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时可以监控，得以了若指掌。孝严、孝慈在桂林医院出生後，平常母子叁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该院看诊，所以认定医院应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让章亚若住进医院，就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员，邀约章亚若外出用餐，席间，趁其不备，於菜中下药，使母亲呕吐、腹
必须送医。翌日见其前往桂林医院就诊，初步诊治虽无大碍，但强迫其住院治疗，於是当机立断，趁无任何亲人在旁，旋由同夥的医师，以注射特效药为由，用针筒对准血管注入致命药物，在几无挣扎情况下即告不治。後来进行的抢救，只是做给医院内不知情医生看的幌子，一项夺命任务於焉完成。主事者认定，只要手段乾净利落，并且下令医院封口，不引起怀疑、不留下痕迹，事後经国先生绝不致责备，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後说，经国先生对母亲猝逝一事的对外态度，是一种压抑性的“不再过问，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赣州身边的几位贴身机要和亲信，包括黄中美、王制刚、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过世後，不久均被一一调离赣州，担任
职，不受重用，且未再与他们见面，只有少数的例外，日後平步青云，位居要津。
六十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间的大後方，短短几年涌入几十万的难民，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受到严重破坏和扭曲，治安败坏可以想见。母亲在如此复杂的情势中，很早就担心过自己和两个稚子的安危，她在一九四二年曾去信给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大姐懋兰，提到她内心的不安，所以懋兰姨妈赶在七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轻度肺结核，也正好来养病。只是才住叁个礼拜，她最担心的事，竟然还是发生了，却束手无策。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於护主动机，另找了叁、四位同夥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後，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谈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而让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主谋认定，只要家属不敢提出解剖验尸的要求，即能立即下葬，全案就此完美无缺地永远埋在一
黄土之下。
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夥利落地执行完毕。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手，况且後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恐惧，是事发第二天就逃离桂林的懋兰大姨妈发自内心的感受，她把这种在现场的认定面告自己母亲後，就变成了外婆终生难以摆脱的梦魇。
将悲苦化成大爱
我已没有年轻时复仇的怒火，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性的故事并不足取，冤冤相报只会造成仇恨的扩大和衍生。让我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作最後的辩解，并将不负责任的推测就此打住；让我完全原谅凶手的错乱、自私、凶残和冷血；让我借这本书，把母亲的不幸和悲苦，化成宽恕的爱，相信会是母亲所乐见。
愿母亲在天之灵得享恒久的安息。
第五章 苦命同林鸟·孝慈折磨深
我们念大学时，日子仍然过得很紧，每学期都是无法在指定日期缴交注册费，连每天到学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钱，都经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钱时才把一两个星期或一个月所积欠的钱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
身世苦闷千斤重
孝慈从小身子较弱，在奶娃娃时期时常生病。
由於我们是未满七个月的早产儿，又是双胞胎，显得特别纤弱。外婆说，刚出生时，母亲很怜惜地发觉我们是那麽瘦弱，几乎一个手掌可以放一个，像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咪，便高兴地说：“就叫大猫、小猫好了。”由於早产，还放在保温箱一阵子，带起来特别辛苦。母亲过世後，经国先生差人把我们从桂林送到江西万安县，由外婆专心带孝慈，亚梅阿姨负责带我，原因就是孝慈比较容易生病的缘故。
孝慈和我每天都喝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好的奶粉
克宁奶粉，外婆还另外找了奶妈 奶，才把我和孝慈的身体底子打好。上中学时，外婆看到我们参加了许多运动项目，非常得意地说：“没想到你们会长得这麽结实，原先还担心没法把你们拉拔大而夭折。”孝慈虽然在
鹆中多病，但进小学後一直到初高中，身体都还算不错，体力比一般的同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个性也算开朗。直到外婆向我们透露了有关母亲的事情後，孝慈才慢慢变得内向寡言，对外甚至有点羞怯。
身世苦闷千斤重
我们念大学时，日子仍然过得很紧，每学期都是无法在指定日期缴交注册费，连每天到学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钱，都经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钱时才把一两个星期或一个月所积欠的钱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不至於每天郁郁寡欢，但除了有时在一般假日和叁五位好友偶尔聚叙聊天外，平常在比较热闹的场合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内心承受的苦闷，好像愈来愈重。
他原本在大学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算是密切，我也见过面。只是对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儿毕业後就出去留学，而孝慈无法确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学，他的初恋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件事对他是一次不轻的打击。
念完了中文系，服完兵役，他又重新回到东吴大学，通过插班考试，以无比的毅力，从二年级开始念法律系，一共花了八年，在东吴拿了文学士和法学士两个学位。法律系毕业後，申请到美国德州南美以美大学（SMU）念硕士。他心中一直想借以表达的，就是要让他第一次付出情感的唐姓女友知道：“我是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出去深造的，只是你的父母看错了。”
孝慈一口气在SMU拿了法律和政治学两个硕士，然後转到纽奥良的杜兰（Tulan）大学念法学博士。学成後，回到母校东吴教书，没几年即出任法律系系主任，表现不错，另外受到端木恺校长的提携，逐步升任法学院院长，最後出任东吴大学校长。
闯出自己的天空
孝慈在经国先生几个孩子当中，是书念得最多的一个，也是法学领域最专精的一位，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盛名。只要有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大学校长，任何做父亲的都应当感到骄傲和满足的，相信经国先生也不会例外，只是他从来没机会向我们表露过这样的情感。孝慈会走上学术和教育这条路，和“父亲是谁”完全没有关连。如同我之所以会参加“外交特考”，以“外交”为志业一样，也与父亲无关，因为我们不曾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见到他。
外婆过世後，不管是念书或就业，孝慈和我一路就像是“放牛吃草”、“自生自灭”，充满了无人闻问的风险。经国先生从来没有以父亲的身份叮咛我们，这一生该如何走，是从商？从政？从军？从事教育？从事工程？从事学术？走哪条路才能为祖国做出较大的贡献？选择哪个行业才是他所乐见？自然，我们更不敢期盼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父亲对子女有计划的培植了。
孝慈辛辛苦苦从美国念完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回来，最初只是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没有人敢说有一天他会当上校长。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科长时，也没人敢确定二十五年後，我会从钱复手中接下“外交部长”的印信。整个过程里，当然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和险阻，若不够坚强，早就被自己击垮了。更可能在进入职场之初，由於人单势薄或本身冲劲不足，在起步阶段就落後而提前出局。
假设追溯到一九七叁年冬，我在强大压力之下，接受了王升所转告的父亲要我暂缓赴美而留在台北做事的建议，未能坚持要做自己，往後的每一步，都会变成非要依赖别人的安排或施舍，而不足以成事。那次若真做了妥协，或许可以给我衣食不愁的一生，但绝不会享有从逆境奋发所激
出来的一种超俗感，也不会品尝到经由艰苦奋斗而结出来的甜美果实，更罔论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人生成就。要是这对双生子很早就被淹没在芸芸众生当中，无声无息，走不出自己的路，闯不出自己的天空，谁会去管他们是哪家的孩子？又有谁理会他们到底该姓章还是姓蒋？
从章家看蒋家
大叁暑假我曾和孝慈深谈几次，商量以後该如何面对迟早都要碰到的“归宗”问题。我们意识到，那是一件困难重重、难以突破的事，有现实面的困难，更有法律层面的障碍，真是不知该从何下手。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孤儿，远眺蒋家，它就像座落在云端的一座城堡。王升和宋时选连我们要和父亲见面的请求，都无能为力，要他们协助归宗，更不必谈了。每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他们还会尽些心力，他们的责任只止於将我们安抚妥当，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好，要我们千万别想太多，免得轻举妄动引起外界注意，以致影响到经国先生，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母亲在临终弥留之际最最挂心的，是做父亲的迄未实践他的誓言，让两个半岁大的孩子刹时变成了孤儿，日後如果被人家欺侮，叫她如何放心得下？母亲这个生前未竟的心愿，却由我们两个纤弱无助的孩子去完成，真是何其沉重。那年夏天我和孝慈讨论多次後，关於归宗的事，决定自我要求下面几点：一、绝不放弃为母亲争取名分；二、一切要靠自己；叁、要蒋家来找我们，我们不去求蒋家。
当时我们才二十岁，年轻气盛，心态上还总是站在“章家”去看“蒋家”，像是从“我家”去看“你家”，中间隔了一道墙似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和孝武、孝勇有较多接触後，才逐渐有蒋家也是“我家”的包容和感受。
善良而倔强
孝慈进到大学後身子就不很好，常有小病痛，但是他很倔强的个性又不服输，从不特别注意而去看医生。在东吴任教时，他每天清晨还到台大操场跑上几千公尺，事实上，如果我知道他已患有高血压，低压高到一百叁十毫米，我会劝他换做别的运动，因为每天一口气跑叁、五千公尺太激烈了，对他有害无益。他秉性极端善良，除天生的性格外，或许和他念完中文系有关。他对儒学钻研甚深，并求身体力行，特别强调忠、恕的实践，从一则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而动人的小故事可以看出。
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到“外交部”看我，他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右眼罩了一大片纱布。我问他发生什麽事，他笑笑说没事，只是在几天前陪同学打垒球时，不慎被一位同学的暴投，正面击中右眼，当场血流如注。幸好紧急送到荣总，总算保住了眼睛，他还连说几声“没事、没事”，我就不再追问。
过了两个月，我约他单独吃饭，他眼上的纱布不见了，但右眼看起来怪怪的。我问他怎麽回事，他只笑笑说，那只眼睛已经变得高度弱视了，二、叁公尺以外的东西几乎看不见，所以他开车特别小心，等於是用一只眼睛在开车。我要他一定去配副眼镜，他说再看看，又补充道，被垒球击伤右眼的事，没有告诉别人，连学校教授同事都不知道。我问他为什麽？他说：“如果传到那个闯祸的学生耳朵里，他该会多麽自责。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是我的好学生。”我真的被他感动。孝慈就是这麽的宽厚！他右眼几乎等於瞎了！
可老天却未必处处善待厚道纯良的人。一九九四年，当他为了协助尹衍梁在北大筹办“光华管理学院”，前往北京参访，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没想到真的就此翻覆。
我们是被欺负大的！
孝慈尽管算是顺利地出任过法学院院长、大学校长，但他看来一直是心事重重，很少开朗过。我在“外交部”期间，除了公事应酬，极少参加与工作无关的餐叙；孝慈虽在大学任教，却交游广阔，反而常常和一些学术界以外的老朋友相聚吃饭。
有两叁次在晚上十一二点，还接到他好友武越夫、黎昌意等人的电话，要我开车到餐厅去接他回家，他们在电话中说孝慈喝醉了，指名要我送他回去。事後，他们跟我说，孝慈每次在餐会上都非常随性，酒量不错，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带醉意，就会情不自禁地固定点唱一首他很喜欢的歌，唱到激动处就会落泪，然後边流泪边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作《心事谁人知》，在场的朋友看到这情景无不动容。只有我知道他为什麽爱唱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又在想些什麽？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为他写的一样，道尽了他的心酸。
孝慈和我先後自美返岛後，我们不寻常的出身也渐次在台北传开，而它源头却是来自於当时常被查禁的所谓“党外杂志”。这些杂志经常大胆地报道一些蒋家的内幕故事。有段时间孝慈常在报上写文章，或接受广播电视访问、或发表评论，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所谓的知名度也慢慢打开。却没想到引起了孝武周边一些人的侧目，向他打报告，进行挑拨，甚至建议在我们冒出来之前要采取防
。
於是，“中广”所有的节目里，突然听不到孝慈的声音，《中央日报》上也读不到孝慈的文章。当时孝武是“中广”总经理，旁边的人要如此封杀是轻而易举的。我在“外交部”任职，有关我的新闻报道，大多是和外宾在一起的活动，孝武的朋友很难干预。直到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之後，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况，才得以缓和下来。
那段日子每遇到类似排斥和打压时，就感到十分无奈，但在下意识里，反而成了上进的动力。有天孝慈感触很深地跟我说：“我们是被欺负大的！”那几年里，虽然我们看到孝武、孝勇呼风唤雨坐拥权势，却从未妒忌过他们，因为很容易看得出来那种权力的基础是薄弱的，很难持久，它只源自於一个人
担任“总统”的父亲。一座高楼，是可能一夕倾倒而变成废墟，历史上以及许多民间故事里，这种例子实在屡见不鲜。
虽然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度对我们不甚友善，但我们从未心生怨怼，只有敬而远之，尽量躲他们远一点。我们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容不下这对“庶出”之子，是很正常的，如果设身处地，我们说不定也会犯下同属人性弱点上的过失。
思母抑郁终不起
孝慈後来身体变坏，和长期不舒坦、不开朗的心境有关。我真正警觉到他身体出了问题，是在一九八九年叁月，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月前的农历新年假期，他独自到一间庙里去住了几天，有天夜里突然胸部和胃发生绞痛，痛到几乎在床上打滚，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况才缓和下来，隔天就回家了。我一听，就要他去大医院检查，若不是胃有问题，就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千万不要等
视之。他却不以为意，始终未去找过医生。万万没想到不到几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脑血管病变，就此不起。
当时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谊宾馆，事发当天清晨八点多，同行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在餐厅久候，不见孝慈下楼用餐，於是上楼敲门，久久没人回应，转而打电话进去，也没人接，警觉到情况不妙，立即找来服务员破门而入。一进门，惊见孝慈穿着睡衣，盖被仰卧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还残留着几块褐色的呕吐物渍，瞬即召来救护车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救。经诊断系脑干出血，最严重的中风！
接到噩耗时，我正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美国，在波士顿出席欢宴，晚上十点回到饭店就接到程家瑞来自北京的电话，震惊悲痛之馀，决定中止行程，拟即刻从美国径飞北京，只望能尽速赶到医院陪他。
人道特许赴北京
当时两岸间的实质交流，方兴未艾，根据“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第五条规定：“禁止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奔丧、探病”，我身为“阁员”，自在被禁之列。我心急如焚，当晚在波士顿十一点多，正是台北中午时分，我先试图向“行政院”院长连战请示，他正在“立法院”备询，无法接听电话；我转而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不幸的事，他也是一惊，我表达想尽速飞往北京的愿望。後来再次电话联络连战的幕僚转报，请能同意我在此特殊情况下前往大陆。连战随即在“立法院”提出基於人道考量，建请特许我飞往大陆专程探视孝慈，当即获得在场朝野“立法委员”一致支持。
隔天，台北时间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基於人道立场，同意‘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以个人身份前往北京”；对连战排除困难，破例放行，令我感念不已。一获知台北放行，我即从波士顿飞洛杉矶转搭国泰○○五班机返回台北。
十六日清晨抵中正机场，美伦已在入口处等候，遇此变故，感慨万千，相拥落泪，她还为我加油，要我振作，侄女友菊也在机场等候。孝慈出事当晚，弟妹赵申德即由劲松陪同搭二十时叁十分班机飞港，隔日上午才转乘港龙九○○班机飞北京。我一抵台北即在机场转机前往大陆，只比申德迟到北京一天，一路同行的还有海基会副
书长李庆平。十六日下午叁时二十分抵北京机场，大陆海协会副 书长刘刚奇和北大罗副校长均在机场迎候。
当看到前来接机的劲松，我哭了出来，没想到孝慈命运会如此乖舛？怎会舍得心爱的一对子女？他一生都在颠簸崎岖、充满不平、不公的路途上奋力打
，几乎没有喘息的片刻，到头来，他又真正得到了什麽？如今却被病魔一拳击倒！
他吃了不少苦，为的无非是想要很光荣地、抬头挺胸地做一个蒋家之後，但是他想回蒋家的愿望，一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和不甘。後来孝慈在荣总临终时，我看见他眼角挂着一线泪水，我含泪用手将它轻轻拭去，我晓得他心中挂念的是什麽，我也清楚，那一线眼泪是为何而流。面对孝慈没有血色、苍白的脸，我告诉他请安心地走，归宗的事，我不会放弃！
心碎北京行
在飞往北京途中，友菊坐在我右手边靠窗的位子，一路上不发一语，仅短短一两天，她像是成熟了许多，显得那麽懂事。飞机快降落时，因为已是寒冬，她自己悄悄地拿出手提袋里的毛衣、围巾、手套、一一穿上，看得我好辛酸，心里想，这麽乖巧的孩子，父亲却可能快要走了，不能再照顾她，不能再替她披上毛衣、不能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孝慈若是有知，该多麽痛心？
下午四点半自北京机场驱车抵达孝慈卧病的中日友好医院，门口挤满两岸及国际媒体；我由左副院长引导，随即前往病房探望孝慈。进到病房前，申德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谈了十几分钟。她说医生告诉她，孝慈是脑干出血，无法动手术，她心里有数，他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若只设法维持生命，也将成为植物人。孝慈从前曾在无意间告诉过她和孩子，将来若有什麽意外，他宁愿选择安详地结束生命，不要变成植物人云云。我点点头表示了解，但总要再尽力看看，万一不成，则尊重孝慈的意愿。
五点多，进入加护病房，孝慈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反应，嘴、鼻都插着各种导管。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孝慈，竟然变成这种景况，心都要碎了，我泪流不止，一下子想到了可怜的外婆、母亲……，如果她们天上有知，该多麽心疼。申德望着孝慈，淌着泪喃喃自语地跟我说：“孝慈一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一直活在压力和无奈的情绪当中，唯一能让他高兴的，只有由他自己一砖一瓦独力建立起来的家庭！他爱孩子，孩子更爱他……”
桂林祭母祈愿
我想到葬在桂林的母亲，不管是否迷信，我觉得一定要去一趟，求母亲能够保佑孝慈好起来。我和申德商量後，便由李庆平和刘刚奇陪同，於第叁天十八日上午飞抵桂林，经安排在下午叁时，驱车来到离桂林仅二十分车程，座落在市郊凤凰岭的母亲墓地。
我含泪将我和孝慈两家九口的照片放在墓前，随即焚香祭拜。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桂林，也是第一次向母亲上香，却是由於孝慈发生意外重病而来，心情激动万分，跪在墓前，低声祈求母亲务必帮助孝慈苏醒过来，能够继续为祖国服务、为家庭子女打
……我早已满面是泪，难以自已。
在我这次到桂林前不到一年，一九九叁年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孝慈依照当时有关规定，辞卸了“国大代表”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党政职务後，以单纯的大学校长身份，获准赴大陆扫墓，来到母亲坟前。当时，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孝慈抵达当天，天气非常晴朗，隔天扫墓时却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当孝慈哭着跪在地上，念着亲自撰写的《祭母文》：“……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顿时倾盆大雨，衣服湿透，脸上泪水和雨水混杂难分，在场不少人跟着掉泪。事後很多人都追忆说，孝慈的孝心动天，老天都陪着落泪。
北京方面对孝慈的医疗照应，是尽了全力。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日友好医院立即成立医疗小组，包括来自协和、北京等一流医院二十多位脑神经科权威，由左焕宗副院长为首，於十四日当天中午十二时为孝慈举行会诊。荣总派来协助的吴进安医生都认为，这已是最强大的阵容，也是北京能够动员的最大能量。
我在陪伴孝慈期间，就听到有人说，孝慈所受的诊治和待遇，是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了。在医院外好奇围观的民众也知道，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要员在接受治疗，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便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孙子在医院里。”申德以及劲松、友菊对北京方面的协助和努力，都认为没有话说，也非常感谢。
相濡以沫兄弟情
我一口气专程飞了二十五个小时从美国来到北京，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在孝慈有难的时候在他身旁，不管他听不听得到我的呼唤、晓不晓得我的焦虑，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北京的医院里。一想到先母在桂林医院临终前孤独无助的一幕，就是要付出再多的代价，我一定要陪孝慈走完最後的一程。
我和孝慈很少分开过。最初，还有外婆依靠，外婆过世後，两个孤孤单单的双胞胎，几乎像弃婴一样，被放置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闯荡，虽贵为蒋家骨肉，却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最起码的关心或呵护；两人只有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起在苦难中成长，感情就格外浓郁。对於新竹那段艰苦岁月，孝慈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叁日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那段剥花生充
的日子》，以流畅的文笔做了平实动人的描述。我特将这篇散文，附在书後，作为了解孝慈心路历程的一个注脚。
我的青少年时期成长环境，和绝大多数的外省子弟截然不同。从六岁多起，就住在新竹市区中心，整条街上左邻右舍是清一色做买卖的本省乡亲，只有我们一家外省人，闽南话是从小在与邻居玩伴一道玩耍时自然学会的；另外，饮食习惯和台湾孩子更没有两样，一直到现在，我还会主动想去吃路边摊的小吃，比方说米粉汤、卤肉饭、肉羹、肉圆、鳝鱼面、润饼等等，这些都是自小就爱的“古早味”。我在许多方面很早就融入了当地习俗，这也是为什麽最初听到什麽“地域观念”而不解，且压根底我就反对什麽奇奇怪怪、十分荒唐的“省籍情结”？
外婆在世时，和住在新竹街上的邻居处得很好，尽管她连一句闽南话都不懂，国语也不会，只会说江西家乡话，却能用微笑，甚至比手划脚来沟通。每次遇到地方上的“大拜拜”，邻居们会用大碗公装一些炸蔬菜、炒米粉、白切鸡什麽的，一碗一碗送给外婆品尝，外婆则会做一些米酒酿、粉蒸肉、包子之类的外省菜肴回赠。外婆尽管语言不通，但从未因而造成什麽摩擦或不快，她自己不会说闽南话，但要我和孝慈跟玩伴在一道时多学闽南话，甚至学客家话。
我们俩从小就是在这样对省籍包容的正确观念下成长的，这是为什麽孝慈和我从小对台湾这片土地不仅没有隔阂，而且有自然的情感，有时我用闽南话和中学同学聊到那段日子时，觉得自己是新竹人。
血泪成史
孝慈从小比较内向，遇到委屈也不多话，了解身世之後，私下会有点自怨自艾，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的压力却使他对归宗之路感到消极而不抱希望；他曾幽怨地说，若不够努力，将来有可能落得像外婆一样，在新竹隐居一辈子，终生难见天日。但是，这股压力，又成了我们抗拒现实的力道与奋发打
的支撑点。
孝慈在美国杜兰大学念博士时，必须利用寒暑假找不同的机会打工赚钱，来贴补学费。他先後在餐厅先做带位生（Bus Boy），再做服务生（Waiter），也在仓库佩着手枪担任过夜间保安，大热天还到工厂搬钢条，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来的血将手套都染红……。孝慈就是经由如此近乎折磨的过程，才拿到法学博士学位。这些磨难，经国先生可曾知晓？经过这麽一段苦学历程，回到台湾，才有机会到东吴大学任教，总算努力没有白费，稍有差堪告慰的成果。他拿到学校聘书那天，打电话告诉我，他有股冲动，好想立即去告诉父亲
经国先生，他是靠实力找到了大学教职，好让父亲高兴些。但是，每在此类时刻，我们就是见不到他，这种苦痛，不是天天能见到父亲的人所能感受得到。可是，我们仍然装得若无其事，还要继续勇敢地去面对外界、面对家人、面对未来！
孝慈长期的积闷，让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一九九四年冬中风，未再苏醒，一九九六年初告终！
如果，“蒋章恋”是老天执导的一则爱情故事，在情节铺陈中，章家自始即在弱势的一边、受害的一方。从母亲死因不明，外婆在贫困中撒手西归，二舅罹患严重被迫害妄想症、眼睛失明而潦倒以终，到孝慈思母心切，前往桂林祭母，旋因长期积闷在北京中风不醒，由我接运返台，未几病逝荣总，每一页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泪。
如果，老天能在故事起头的几个重要篇章里，注入一些较切合人性的布局，譬如说，在困苦的日子里，能让我们看得到归宗的曙光与希望，或让我们和父亲真能见上一面，孝慈的健康曲线，就不致於在後来一路下滑而一振不起，才五十二岁正值英年，就撒手西归了。
第六章 同父异母缘·手足情意真
父亲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依出生年序是孝文（一九叁五）、孝章（一九叁八）、孝严（一九四二）、孝慈（一九四二）、孝武（一九四五）、孝勇（一九四八）。老大孝文和老
孝勇相差十叁岁，我和孝慈正好在中间，与孝文、孝勇各差七岁和六岁。六个孩子当中，我和孝慈的成长过程，和其他四位同父异母的手足截然有别，因此塑造出了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观，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孝文令人最惋惜
父亲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依出生年序是孝文（一九叁五）、孝章（一九叁八）、孝严（一九四二）、孝慈（一九四二）、孝武（一九四五）、孝勇（一九四八）。老大孝文和老
孝勇相差十叁岁，我和孝慈正好在中间，与孝文、孝勇各差七岁和六岁。六个孩子当中，我和孝慈的成长过程，和其他四位同父异母的手足截然有别，因此塑造出了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观，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父亲的五个男孩，有四个在短短七年里先後过世，按照忌日依序是孝文（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孝武（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慈（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四日）和孝勇（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们均在五十岁前後即过世。迄今五个男丁中，我是唯一存活的一位。
孝文令人最惋惜
念初中时就听人提过“蒋孝文”，在报纸和杂志上也看过他和祖父在一起的照片。他在世时，我不曾和他见过面。进到大学後，就听到同学间流传着关於他的一些小道故事，绘声绘影地绕着他特殊的身份打转。
孝文长得挺拔帅气，聪明好动，像所有的长孙一样，总是受到祖父的特别宠爱。在新闻报道仍然受到箝制的时代里，有关蒋家的动态几乎都是由“中央社”或“军闻社”统一发稿，包括家居生活照片在内，在报上不时能看到孝文英挺地站在祖父身旁。他陪着祖父登上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旗舰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有人相信祖父一度对他的期许满高的。很多人告诉我，孝文本质非常善良，人也机灵，但从十几岁起就被一群朋友包围住，生活上走偏了方向，最後发生饮酒过量的意外，导致脑缺氧造成长久意识不清的憾事。
王升说，经国先生对子女的教养从不溺爱，只要发觉求学中的孝文有过分逾越情况，比方说有次半夜偷偷地把家中吉普车开出去而闯了祸，险些闹出人命，经国先生气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甚至用皮带抽打。
王升表示，祖父曾考虑培植孝文在军中发展，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念西点军校或维吉尼亚军校，但均未能如愿。最後一九六○年才安排他到了加州柏克莱分校念商，不久因故又转学到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均未念毕而中辍返台。
“外交部”档案库“专卷”
一九七二年我从比利时结束两年的“外交官”训练回国，受训期间被指定到比利时外交部的人事及档案处实习两个月，事後我十分用心地写了一份内容充实的心得报告，由“大使馆”转报“外交部”，没想到引起“次长”陈雄飞的注意和赞赏，亲自下条子要我回部後直接到档案资料处报到，专责改善“外交部”档卷的管理系统。
“档资处”在部内向来被视为冷单位，当我告诉也刚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不久的孝慈，我将到“档资处”工作时，他错愕地问我：“你不是说自己表现得不错吗？怎麽还没出发，就被冷冻了？”还好，在“档资处”只是暂时性的，不到两个月我就改调到政务单位“欧洲司”，处理有关与法、比、卢、荷等国关系的业务。在“档资处”虽然只是一个过渡，也因为有这样一段职场上的小插曲，後来我当上“部长”，我就用自己的例子，鼓励刚进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也不必去挑单位，万丈高楼平地起，“档资处”就出了一位“部长”！
王升有一次提醒我，既然在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外交部”所有的老档卷，不妨去档库里找找看，有没有一份关於孝文在一九六○年赴美求学的“专卷”？王升说，因为孝文在旧金山曾因驾车超速被当地法庭判了叁天刑期，而惊动“驻美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最後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向旧金山市政府缓颊，才逃过牢狱之灾。当地左派媒体曾大肆报道，“外交部”一定会有专卷云云。王升的意思，这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没有必要把有碍蒋家观瞻的事一直保存在档案里，希望我能斟酌情况“处理掉”。
有天上午我特地去到“外交部”设在北投的档库，里面密存有上万册的卷宗，因有完整的查询索引，很快找到编号GDIBI叁七号“蒋孝文”专卷，里面存有叁四十页“外交部”与“驻美大使馆”当年来往的电文和剪报。其中还有一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当时在华盛顿天主大学念戏剧的蒋徐乃锦大嫂，曾失窃过珠宝首饰。专卷清楚提到，在一九六○年元月二十叁日，孝文二十五岁在加州大学念书，因超速被沃克兰法庭判刑叁天，後由叶公超出面向美国国务院交涉，才以罚款解决。看完专卷之後，我只把它移到另一个卷柜的角落，让以後的人不太容易找到，并没有照王升的暗示，把卷宗带走，因为我是公务员。
细读那份专卷，我只有一个感觉，孝慈和我都是蒋家後代，但我们真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在物质领域里和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羡慕或嫉妒过他们所拥有的。虽对自己的境遇深感不平，同样是经国先生的孩子，为什麽孝慈和我为了起码的生活的维持，还要辛苦地挣扎，他们却生下来不是龙就是凤？我们只有自我鼓励，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後段的冲刺才更加重要。
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孝文在一九七○年因饮酒过量而不醒人事，加上延误就医，使脑神经缺氧而严重受损，虽经急救，仍旧造成日後意识表达和行为反应无法完全恢复如常人，以致长达近二十年的生活起居，均须他人照料。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过世时，仅得年五十五岁，距经国先生辞世还不到一年半。
我参加了他的丧礼，是以“外交部常务次长”身份前往的。他短短一生，拖累最深、最重的应当是徐乃锦大嫂。她无怨无悔地照料孝文所展现的无比耐力和牺牲，并且独力把女儿友梅教养得那麽好，令我万分敬重。她行事低调，通情达理，加上有德国血统直来直往的个性，并且远离政治漩涡和家族是非，凡我遇到的人，未闻对她有任何负面批评。
孝文做过直接与社会有关系的工作，是他担任金门和桃园两地台湾电力公司主任的职务，因时间不长，很难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没有听到对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指责。孝文生前的好友余正雄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他告诉我孝文很有头脑，反应敏捷，待人诚恳率直，很早就有机会参与相当程度的“政府”重要事项决策。
我在想，假如孝文大哥能在一般平民家中成长，应当会更有成就，或是从小就把他送到美国念书，在一个较单纯的环境里，闪开一些牛鬼蛇神的纠缠，以他优秀的资质，要念西点或哈佛都有可能的，进而可能成为一号人物，对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他置身台湾，环绕在一种被骄宠的环境里成了唯一的选择，最後，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就成了他的宿命。
他的独女友梅非常懂事，很有才华。她专程从英国偕夫婿从伦敦陪侍重病的母亲蒋徐乃锦数月之久。乃锦大嫂过世，後事都是由她处理。她亲自书写的一首悼念母亲的奠诗，文情并茂，读之令人动容。我曾私下告诉她，我不赞成此时匆忙且草率地将两位“老总统”从慈湖、头寮移灵五指山，她完全同意，并且告诉我，远在旧金山的孝章大姊也十分反对此事。
孝章最令我钦敬
不少曾直接追随过经国先生的人都跟我说过，在长安东路二条通里，他最疼爱的还是孝章。唯一的女儿，聪慧乖巧，讨人喜欢又漂亮，是他的掌上明珠和心肝宝贝。
台湾社会对孝章大姐的认识较有限。曾经引起人们谈论和关心的，是她嫁给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先生公子俞扬和先生的婚事。
温哈熊“口述历史”事件
传说中，父亲起先并不很赞同这段姻缘，但无法改变她的决定。前几年，温哈熊出了一本所谓口述历史，对俞、章的婚姻有夸大的负面描述，甚至涉及人身攻击和毁谤，破坏了她在国外生活的宁静，引起他们夫妇的极端愤怒，因而提起诉讼。这件事在台湾媒体上占了好几天版面。
事实上温哈熊在书里面，对美伦也有非常不实和荒谬的批评，气得我和美伦都曾考虑到法庭按铃申告。好几位“外交部”及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老同事，看到温某书内恶意的中伤相当气愤，便主动向报纸投书为美伦辩驳澄清，并强烈指责温某的不道德。後来经朋友劝告，为避免媒体炒作，反而帮他新书促销，我们才打消控告的决定。
为这件事，我亲自去看过“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因为温某那本“口述历史”，是由“中研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口头整理完成。对於该所在处理所谓“历史”过程中，不曾做交叉查证，我表示相当不满；李远哲也向我委婉说明，并强调虽然以该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挂名完成的个人口述历史，但并不等於背书它的内容。我则强烈建议，以後该院出版类似书籍，务必格外谨慎，尤其涉及到“人”的评论和褒贬部分，不可仅听信片面陈述而不去比对求证，特别是涉及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怎可省略不为？就是媒体记者报道新闻，都知道“平衡”和“查证”的不可或缺，况论撰写冠以“历史”之名的书籍，应当是何其的严肃，稍一不慎就会被一些自认有社会名望之徒，用做欺世盗名和私人
愤、攻讦对手的工具，比不负责任的八卦报道更加可怕，因为它披上了纯净的学术外衣，掩盖了邪恶的本质。温哈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李院长赞同我的看法，也应允向近代史研究所转达，提醒该所日後务必改进。
从报端获悉孝章大姐对温哈熊出书爆料的卑劣行为，决定提告，我十分同情她，更全力支持她。温哈熊就是有一万个理由，要披露那段不为父亲十分赞同的婚事，甚至就是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他所叙述的是事实，只要基於经国先生曾经格外的提拔和重用，他就绝不该轻佻地把这种伤人害己的典型八卦，放进他所谓的“口述历史”当中！温哈熊忘恩负义、沽名钓誉的行径，使经国先生的旧部和所有认识温某的人感到心寒，也让原本不认识温某的人不耻。
一切已了然於心
过去每次因公在旧金山停留时，我都会私下打听一下孝章夫妇的近况，有几次还想和他们联系，或送个小礼物向他们致候，後来想想，怕太唐突而作罢。我之所以想和孝章大姐联系，是因为我确定她很早就知道在赣州发生过的往事，秦孝仪院长曾证实，而孝武对孝章大姐知情一事，则说得最清楚。
我并不天天写日记，但是凡遇到较重要的事，我都有当天做简要记录的习惯。根据我的记事本，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七日晚，在家中（罗斯福路叁段“外交部”次长的官舍）宴请孝武夫妇，那次是他从新加坡返台述职，在座的还有钱复、宋楚瑜、陈履安、徐立德等人。孝武那晚兴致颇高，显得很开心。宴会後，孝武夫妇单独留下来和我
谈，说了不少心中的话。孝武特别提到，孝章大姐去年（一九八八年）返台为父亲奔丧时曾告诉他，她了解到孝武目前与我和睦相处的情况，对於这样的发展她很高兴，并且进一步告诉孝武，父亲曾於生前向她言及桂林的事。这是孝武亲口讲的，当时美伦和惠媚在座。孝章大姐目前还在旧金山，我不会也不敢信口开河。
孝武主动向我提到孝章大姐，是想要让我晓得，自从父亲过世後，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多所交往，不仅是我和他之间的正确决定，连孝章大姐也都赞成。我当时简单回应孝武说，我有一个很单纯的考虑，就是不管别人怎麽想、怎麽说，只要能让父亲在天之灵感到安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做。
孝武点点头表示赞同。
孝武冤困“江南案”
一九六二年，我在大学叁年级暑假被分发到政工干校，接受第十叁期预备军官的基础训练，孝武比我小叁岁，那年正好高中毕业，就在我到干校报到的同时，很意外地看到他也在人群里。更奇妙的是，他不仅和我分在同一大队，还在同一个连上。他的出现当然令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我和其他受训的预官当时都猜不透，为什麽他才中学毕业，就能和大专学生一起接受训
练？没人敢明问，只有在心里嘀咕。为期八周的训练中，没有每天看到他，另外还有两、叁位看来是他死党的好友陪着他受训，一夥人显得轻松自在，像是在参加夏令营。後来队上的长官无意说出来，因为经国先生认为暑假太长，孝武待在家里会很无聊，又容易出去鬼混，所以乾脆交给干校看管，受受军训，期盼透过部队生活，让他养成纪律观念和规律起居。经国先生的用心也够良苦了，实际效果却有限，因为每到晚上，他并不是和大夥儿在大寝室里睡大通铺，若不是溜出去，就是安排到长官的单独卧房就寝；至於出操，那更是随他性了。
这件事到今天都令我不解，他被送到干校时，怎麽会不仅和我编在同一个连，居然“小组”活动，也和我编在一起？“小组会”都是晚餐後在教室里召开，每组只有十来人，彼此围成一圈、坐得也近。有天开小组会，他就坐在我右手边，可能太无聊，他转身望望我，低声地说：“让我来替你画张像，你长得眉清目秀的嘛！”我只笑笑，没说什麽。只见他在一张纸上煞有介事地像在为我素描，我也没去看他最後画得到底如何。我想他只是好玩，也可能是找借口搭讪。我暗中自问：“难道他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那时，我除了严守分际说我是“章孝严”外，其他什麽都不能说。到今天，我心中的谜还是没有答案，难道会是父亲刻意安排，要我们在这种自然而单纯的场合相遇相识？或者只是一种机率几乎等於零的巧合？只有问上帝了。
另一件事就更不寻常了。经国先生向来重视青年学子，每年都亲自到政工干校主持预官训练的开训典礼。但是，一九六叁年我到干校受训那一年，他却没有来，也是唯一缺席的一次，当时队上的长官们均感意外。我私下在想，难道是他知道我在受训，而刻意回避不来，免得造成我心理上冲击？
突然的第一次会面
一九七七年我从华盛顿回台北，孝武叁十出头，已是“欣欣传播公司”总经理。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机要
书方兴华来电，要我抽空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颇感困惑，因为我的工作和“欣欣传播”完全无关。我问方兴华，蒋总经理找我有没有什麽特别事？方兴华说不清楚，蒋先生只交代请我去一趟。
当我进到孝武办公室，他已等在那里，正抽着烟，很客气地和我握握手。坐定後，他问了问我工作情形以及家庭状况，我简单回应，也谢谢他关心；我也问他现在从事传播业务主要在做些什麽？他倒说得津津有味，看起来像是很容易赚钱的行业，因为他办公室的家具和装潢相当气派。那天大概谈了半个小时，完全是漫无主题的
聊，谈话中，我还期盼他能谈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有时他看来又有点欲言又止，我弄不清他那次找我到他办公室的真正目的为何？很可能他已风闻了一些有关我和孝慈的事情，所以想看看我到底长得是什麽模样、什麽样谈吐？
再下一次和孝武会面，则隔了快十年。十年里我已按部就班地在文官体系，从科员、科长、副司长、司长，一路晋升到“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武则已转到“中国广播公司”担任总经理，这是孝武工作最长的一个职务，从一九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八六年二月，有五年半的时间。
转贴：蒋孝严自撰家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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