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士評述毛澤東 老作家丁玲：毛澤東頭腦中確實有帝王思想 在楊桂欣寫的《“別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關於毛澤東的帝王思想的論述，她向本文作者講了兩個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了人名。反正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聽了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定會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裡正抱着一個男孩。我們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候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抱着孩子，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這言詞，在反右派之前，我還記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這麼多年了，我老了，經過那麼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儘管是玩笑，但也確實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會犯大錯誤，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大錯誤，不能不說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別了莎菲》2001年版，原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 編者的話： 丁玲講的兩個故事，是回憶她與毛澤東的兩次對話。她說當時認為毛澤東講的是“開玩笑的話”，其實，這正是暴露了毛澤東埋藏在他的靈魂深處最本質的東西——帝王思想，這一點丁玲在經歷“文革”以後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為無產階級政治家、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有這種“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不幸。建國後二十多年的歷次大冤案，並由此帶來的大災難，從本質上說，都源於毛澤東的這一帝王思想。 在這本一百多萬字的《反思錄》中，筆者隻字沒有涉及毛澤東私生活的醜事。雖然，早就有所聞，但不屑一顧。行文至此，不妨將有關史料匯編成文，題為《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 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 本來對毛澤東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說什麼，但鑑於丁玲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就極其扼要地作些補充說明，證明毛澤東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個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個典型的慣於玩弄女性的大流氓！這是當代秦始皇的兩個側面。一個號稱“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竟是這麼一個貨色？不知該說什麼好！ 在丁玲講的第一個故事中，其中第一段關於“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為“鋪墊”，關鍵在於引出“封三宮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澤東之意，盡在不言之中。據說丁玲在另一場合就透露當時的情節： “毛澤東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數起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來。他封賀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個貴妃吧！……” 這一情節是可信的，因為丁玲當年正是一位風華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澤東青睞。既然毛澤東講了這個敏感問題，動手動腳就不足為奇。 既然毛澤東有這種醜惡的靈魂（特指所謂的“三宮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國後毛澤東也自認為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銳語），並“超過秦始皇百倍”，對他來說玩弄女人於股掌之中，就是理所當然、輕而易舉的事。被他糟蹋過的女子，為尊者諱，這一向是屬於絕密的禁區，因此難以數計。這裡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孫維世、上官雲珠和張玉鳳。 關於孫維世： 她是烈士後代、周恩來的養女。1949年底毛澤東率團去蘇聯訪問，孫維世任俄文翻譯組組長。在列車上，有一次毛澤東約孫維世長談，突然一雙大手摟住了她，撫摸了她。她渾身都顫怵着，……這晚上她以純真的處女之身，伺奉了“偉大領袖”（編者註：說白了，就是姦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來，跑到她爸爸周恩來的車廂。孫維世投進了爸爸的懷抱，痛哭起來。最後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說了出來。周恩來恨得直跺腳，氣得煞白了臉。他嚷了幾句。他能說什麼呢。去大鬧一場，去提出抗議，周恩來凡是顧全大局，一切為了大局，一輩子服從大局，對女兒，周恩來除了心疼，就是忍讓，他有整整兩天臉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誰也不知出了什麼事。從莫斯科回來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過孫維世的事，周恩來夫婦婉言相謝。理由是孫世維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來夫婦做主，把愛女嫁給了著名的戲劇藝術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孫維世受盡酷刑，慘死在江青手裡，時年僅39歲。江青之所以對孫維世恨得咬牙切齒，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被毛澤東破了處女之身。 關於上官雲珠： 她是一位著名電影演員，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上海住進西郊賓館一號院。柯慶施深知毛澤東的聖意（指毛澤東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對江青的不滿和對上官雲珠的賞識），通過柯的巧妙安排，終於讓上官雲珠在西郊賓館一號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澤東離開上海。 1963年春天毛澤東又去上海，在西郊賓館一號院再次與上官雲珠幽會並詩贈“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詩•小雅”。 1965年夏天，毛澤東從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雲珠帶進了中南海，以按摩師身份住在豐澤園裡生活服務組。只有張玉鳳一人知道她與毛澤東的關係。她隨毛澤東來到中南海豐澤園內小住，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參加任何活動，形同幽禁，她這才懂得禁宮生活的厲害。由於毛澤東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務繁重，上官三、五天都見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無限淒涼。後來上官雲珠隨毛澤東專列回了上海。之後，她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東。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關於張玉鳳： 張玉鳳原是毛澤東專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車員，一次毛澤東在一張紙上連寫了幾個張玉鳳的名字，被“大太監”汪東興發現後，立即調張玉鳳到毛澤東車廂里專門侍候毛澤東。不久又調入中南海豐澤園任毛澤東的生活秘書。（編者註：從中可以看出汪東興對“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時年張玉鳳僅18歲。最後又提升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享受正部級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張在毛澤東身邊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實上她與毛澤東同居了18年，這期間張玉鳳為毛澤東生了兩個男孩（第一個兒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澤東親自取名為“張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兒一樣，從母姓）。 在毛澤東死後，張玉鳳正式向黨中央提出為兩個孩子正名問題，要求公開承認是毛澤東的兒子。這當然是一道難題。同意張玉鳳的要求，無疑給“偉大領袖”的臉上抹黑。當時，華國鋒已大權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張玉鳳和孩子的命運，問題最後到了鄧小平手裡，他說：“這類人兒太多，我們不要管什麼李玉鳳、蕭玉鳳，不要開這個例”。 胡耀邦覺得總應該跟人談一談，做做思想工作，並進一步安排好張玉鳳跟原先那位丈夫復婚，過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說：“她才四十歲的女同志，本身有什麼錯？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在寫完了上述情節後，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筆者不想再說什麼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毛澤東歧視知識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他論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評價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1949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引自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第231-232頁）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盧祖品：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 盧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題為《論“文革”之亂及殺人事件》的《後記》一文的第十節全文較長，論述了在1968年在全國普遍出現大規模屠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慘案。現僅摘錄其中的幾段： “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用心不專，辦法不多，成績不大，鎮壓反對派卻極有心得。始終不相信知識分子，對‘自家人’尤其愛往死里整。 “‘四類分子’在農村被管制的種種情狀，構成中國農村一道特殊的風景。‘四類’後來增加‘右派’，成了‘五類’，都是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另類，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生命沒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類’當人看，那麼，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當人看。他們認為需要時，就把可以不當人看的人，例如為了圖謀錢財，為了報私仇，像牲口一樣加以殺害。…… “……在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那段日子，……聽說在東安市場裡面的吉祥戲院每天深夜都有批鬥會，當場打死不少人（稱之為‘牛鬼蛇神’），然後就用大卡車當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興縣發生一樁集體殺人事件。經後來查實是：頭天晚上，這村里一口氣殺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連抱在懷裡的嬰兒也未能倖免。 下面作者又列舉了慘無人道的迫害事例，從略。接着作者寫道： “‘文革’因毛澤東而起，‘四人幫’倒台才結束。毛澤東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發揮到極致，把一條極‘左’路線發揮到極致。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近代中國一個特殊時期里的特殊現象，使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民族突然陷入集體無意識，作出了許多荒謬絕倫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從摧殘文化開始，直接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來勢洶洶，勢如破竹。一切神聖的經典、權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煉獄般的考驗。發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殺，集中表現了‘文革’理論、路線、政策的全部荒謬性。 “毛澤東發動並親自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沒有對這場災難承擔什麼責任。 “當然是極大的錯誤，但光說錯誤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 “罪惡未能清算，歷史了悄悄翻開了一頁。 “……至於殺人集團的主謀和兇手，從他們殺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編者註：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毛澤東能擺脫這個命運嗎？） 編者的話：就目前的政治現狀看，新一代的最高領導層依舊把毛澤東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仍向他頂禮膜拜，作者敢於提出如下的兩個觸目驚心的觀點：“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這兩個問題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開視野！每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應該作如是觀！ 傳記作家葉永烈：“對毛澤東的審判 還沒有結束” “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葉永烈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中，有這樣兩段評述，言簡意賅，乍一聽，有些聳人聽聞，但如果聯繫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兩次“大災難”，使幾千萬人的血流成河；兩次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從這一視角去看毛澤東其人，就不難理解葉永烈講這些話的心態。只要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抱着“血溶於水”的感情，並且對毛氏暴政進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會認同葉永烈的這一觀點。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沒有‘八屆十中全會’，或者毛澤東在1962年8月之前謝世，那麼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將還會再高些。…… “八屆十中全會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雖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風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頭，最後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淪。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和人民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反正時間還多着呢！” 文中，一個是“如果……謝世”，另一個是“下地獄”，這兩句話的內涵，只要細細捉摸，還是回味無窮的。 他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的另一處又說： “劉少奇沒有好死，毛澤東也沒有好活。” “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終結的喪鐘敲響了！” “劉少奇沒有入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 “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歷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葉永烈在《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書中，在有關章節中對毛澤東有更全面的評述，現將這些評述匯集在一起，從中可以更加深刻認識毛澤東其人。而這些評語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後得出來的。 他對毛澤東的評價： 在政治上，他認為：“毛澤東是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君王。” 在思想作風與道德品質上，他認為：“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惡劣的。”“他往往運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通過高壓、暴力的方式，對持不同意見者施予打擊、鬥爭乃至剷除、殺害。”（指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搞的“肅反”。） “晚年的毛澤東，是卑微渺小、齷齪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對周恩來）”。 “毛澤東將這套骯髒的手段來對待周恩來。……毛澤東對待周恩來何其殘忍如斯！” “毛澤東的那種玩弄權術與陰謀詭計的手段，那種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風，都是十分醜陋的。” “毛澤東的這種心態與行為，突出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惡劣的政治品質！” “毛澤東的那種陰險狠辣、不擇手段，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醜惡的行徑之一。” “……連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過，一定要鬥爭到底。這股狠辣的勁頭，也只有毛澤東才具備。”（指對周恩來） 因此，作者的結論是： “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獨斷專行，是毛澤東思想作風的一大惡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錯誤，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千古劫難，全部都是與此有關。” “毛澤東的‘德’過於惡名昭著！” 作者在評述毛澤東的一生處世哲學時，他在引述毛澤東自己講的原話後（比如毛澤東說：“……一萬年以後，也要斗”。毛澤東還說：“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就接着說： “實際也是這樣，毛澤東走到哪兒，就斗到那兒。形形色色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風雲，伴隨了他那漫長的一生。” 為了說明毛澤東“走到哪兒，就斗到那兒”，作者從封存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檔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鮮為人知的、毛澤東一手炮製的蘇區根據地的大冤案。作者對這一冤案作了如下評述： “中央蘇區三十年代初期的肅反運動，是一起毛澤東借用反AB團來剷除異己的政治事件。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二萬人之多。（編者註：見司馬長風《毛澤東與周恩來》）他們大都是革命的中堅分子與骨幹力量。……” 這一冤案為“尊者諱”，迄今沒有公開平反。 “此後，從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策劃的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這一切源頭，便是反AB團運動。” 作者對延安的整風運動是這樣評述的： “毛澤東為周恩來組織的批判鬥爭，不僅規模宏大、時間持久，而且氣氛緊張而激烈。由於整風的第一號對象王明早就稱病住院，躲避了批判鬥爭；因而第二號對象的周恩來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鬥爭的火力，其場面的激烈程度為整風運動的首見。而周恩來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毛澤東的這條錯誤的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中共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給中國帶來了貧窮、落後與苦難。毛澤東在世之時，沒有人能夠反對它，更沒有人能結束它。聽任其橫行恣肆。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風運動之所賜。”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風，是因為通過這次運動，形成了毛澤東的統治模式。” “毛澤東由反教條主義的英雄，變為教條主義的俘虜；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君王。而延安整風運動由一種思想教育運動變質為毛澤東打擊黨內外的不同聲音的武器，成為毛澤東專制統治的工具，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 “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註。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 編者的話： 葉永烈的包括《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內的三本着作，十年前在國外出版，去年由遠方出版社在國內出版發行。像上述那樣對毛澤東的淋漓盡致的批判、揭露與無情的鞭笞，按傳統的思維定勢，他只能在國外度日，是難以在國內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進》雜誌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葉永烈寫的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的長文。這一現象，至少說明現在政治上已放寬到像葉永烈那樣的人，不但允許他在國內存在，而且還可以發表他的文章。這是一件大好事！ 這是否意味着讓中國人民開始享受對當年暴政史的知情權！？果能如此，重新評價毛澤東已為期不遠矣！ 史學家唐德剛：毛和劉邦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是“同一種動物” 大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文章說： “他（指毛澤東）從完全正確，走向完全錯誤，最後把全國人民整到絕境。這是五千年歷史上的特殊階段。”他認為：“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 毛不諱言，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反映他自詡的“虎氣”和“豪氣”。唐居然說：“這位農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是同一種動物。” 身為大師，何出此言！平時為文，用詞遣句是準確而老到的。是失語，還是調侃，還是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憤之詞呢？ （上文引自丁弘着《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編者的話： 用“同一種動物”這個詞來論述毛澤東這樣一位歷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聽起來有些刺耳，曾擬將小標題改寫為“同類”。後來一想，為尊重原作者的觀點，又恢復原來的小標題。 對毛澤東在建國後所炮製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的大災難，必定會有合乎實際的定論。在目前既有“禁區”，嚴格控制輿論界，又要堅持改革開放，走“民主、法治”之路，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國家裡，是絕對不允許有什麼“禁區”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這是法治社會的底線。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條件，所謂“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談！史學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現思想混亂的局面，就與此有關。 在諸多評價中，歸納起來，無非是三種：一曰毛澤東依然是“神”，應當繼續向他“頂禮膜拜”，這種人不是“左爺”，就是奴才或者還習慣於跪着的人；二曰毛澤東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澤東是“魔”或“動物”，這是一批對毛澤東暴行進行深刻反思的人。對他們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毛澤東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有專制主義者，在毛澤東面前，都是望塵莫及的！通過三年“人禍”，活活餓死了四千萬人，通過“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兩千萬人（葉劍英語），僅這兩筆血債，說毛澤東是絕滅人性、喪盡天良，決不過分。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毛澤東那樣的人來。從這一角度看，說毛澤東是“魔”或“動物（即畜牲）也是講得通的。大史學家唐德剛這麼評說，也無可指責。 當然，對編寫史書的人來說，還是應該理智一些。把毛澤東當作有罪的歷史人物來對待，還是比較貼切的。 唐德剛說：“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像這樣評價，於理於法，都是站得住腳的。從這一視角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空前絕後的大災難，是絕對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現在為止，對毛的評價還停留在《歷史決議》的水平，真是太可憐、太悲哀了。 陳一諮：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從作者所寫的、題為《中國改革三十年祭——兼論毛澤東的“四個創造”》一文中摘錄其中的一節。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後擔任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組長、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理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秘書長和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從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寫的史料與史觀是有重大參考價值的。特摘要轉錄於後。 在1949年至1978中共執政的前30年中，毛澤東發動和製造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一次比一次殘酷，使中華大地經歷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間地獄”。那時，居住在古稱“神州大地”、“禮儀之邦”土地上的人們，哪一個不是日日心驚膽顫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知何時自己的家人或親友就有飛來橫禍。幾乎各界精英無一例外地都先後受到各種衝擊、批判、凌辱和鬥爭，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間，毛澤東製造了8，300萬冤魂、3千萬件冤案、3億多人受批鬥。可以說，毛澤東視人命為草芥、造冤獄遍寰中的罪行，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暴君惡行的總和。國際社會普遍將希特勒、斯大林當作20世紀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萬猶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則造成了2千萬蘇聯人的死亡，他們所犯的反人類罪和毛澤東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至於那令農民食不裹腹、國弊民窮的“全盤公有”和把人變成獸的“一黨文化”對人性的戕害，此處暫不贅述。總之，當毛澤東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魔君離開人世時，中國已到了不改弦更張便難以為繼的崩潰邊緣。 1978年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說過，“現在大家評價毛澤東的過和功三七開，30年後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級黨校的一個報告中說：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體制模式”，源於“三個因素，一個是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延續；第二是戰爭年代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們建立了一個黨、政、經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命令管理的體制模式，這種模式不能不帶有強烈的封建宗法的特點”。1988年我又指出，毛澤東實行的“以黨治國”、“全面專政”和“等級身份”、“等級產權”，嚴重束縛着中國的進步。可惜這些說法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筆者認為：不徹底批判毛澤東在中國的一系列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惡行，不徹底解除毛澤東強加給中華民族的重重枷鎖，要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夢想是難以實現的。如果說改革是為了消解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那麼，毛澤東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創造”則必須從根本上革除，否則中國一直會被擯除在現代化國家之外，難以匯入人類社會的主流。 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戲劇家吳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毛屍體從紀念堂扔出去 吳祖光在1997年就說過：“中國的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絕對是一個中國以至全人類有史以來最絕滅人性的、最這慘無人道的、最荒淫、最無恥、最殘忍、最陰險的暴君。他的罪惡擢髮難數。在他的頭腦里，沒有絲毫的法制觀念。毀滅生靈如同兒戲，毀一條生命，比踩死一種螞蟻還要容易。”他還說：“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毛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現在仍將雙手沾着中國人民鮮血的暴君頭像掛在天安門城樓，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漢學家費正清（美）：一個缺乏道義的人 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 太可怕了！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長期百思不解：為什麼一個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無限性的權力。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他的最後一本書《中國歷史新論》，還在探討這個在中國由來已久的關鍵問題。他認識到，如同封建社會的真龍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可是他擁有生殺予奪的、隨心所欲的權力，這太可怕了。這是一個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引自丁弘着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毛澤東是瓷磚上作畫 在丁弘的《在哲學的迷霧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他（指毛澤東）幾十年間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雨就會沖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旁觀者清，這是對毛澤東主觀唯心主義最生動、最深刻的批評。毛澤東自己陷入哲學的迷霧之中，他卻駕馭着中國這一巨輪。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 （引自《往事》一書，第221頁） 編者的話：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觀地、清醒地看到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就會沖光了。”這樣一個極其風趣、幽默、含蓄的評論。應該說，它的內涵是值得令人細細回味的。資深的記者丁弘先生，僅用三言兩語，對李光耀的話作了精彩的補充說明，從而讓人們能更深刻領悟李資政這句話的哲理；最後作為結束語，丁弘又借用李達“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用“點睛之筆”，評價了毛澤東的晚年。 毛澤東真相 最早的大屠殺——蘇區大肅反（毛澤東最早的大屠殺引起了當時中共中央和蘇區紅軍大多數領導人的反感和反對，也曾經一度使得毛失去了紅軍的支持同時也失去了權力：參考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AB團”的歷史考察》等。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代在湘贛中央蘇區、閩西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的數次大“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中估計至少有十萬多人被屠殺。毛澤東當時是總前委領導，始終處於大肅反的主要領導者地位。毛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反布爾什維克）團分子，甚至超過1/4。 事發的起因是毛澤東反對李立三的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戰略方針。這在中共紅一方面軍內部有不少爭議，出現了“罵前委對抗中央”的言論以及不滿前委領導的情緒，毛澤東認為這就是“AB團”的進攻。 打AB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於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結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等120餘人，以後逐漸株連達到4400到5200人之間，殺了幾十個AB團團長，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打成了AB團，只允許一個自首，其餘全殺了。毛澤東在給上海黨中央的信中說，一個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轄下，整個“紅軍中破獲AB團4400以上”。 老紅軍蕭克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被捕的人被“雙手吊起來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燒身”，“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 當紅軍中曾經反對毛的人肅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着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當時毛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對毛有所不滿的人。毛下令要“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12月5日，李韶九帶着一連人馬日夜兼程，趕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8人。從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處捕人、審訊。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處決24人，其中有省行委員7名。12月9日，富田肅反人員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潮。由於李韶九等人的濫捕、濫殺，終於釀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變。 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曾經說：李韶九捕捉AB團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將江西老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穩穩地當皇帝。 項英、任弼時等人都認為打AB團、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幫派主義，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當時中央派來的三人團之一的顧作霖，嚴詞斥責毛澤東：“毛澤東從來不檢討自己，而一味武斷地把反對你的同志當作反革命殺了！你是什麼立場？” 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AB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據蕭克上將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AB團，占全軍人數五分之一。 江西肅反後來又擴展到其它紅區。賀龍回憶：“洪湖的區縣幹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只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僅1931年底，湘贛處決AB團成員1210人。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中半數以上被殺害，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會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餘人被處決。紅四軍主力4個師12個團的幹部中，僅倪志亮、王樹聲倖免，余皆被殺；僅30團被殺的幹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園大屠殺，殺不過來自己的“同志”，就用機槍掃。難怪薄一波說，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員比死在國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員多得多。 1935年，遵義會議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但是毛澤東反客為主、反臣為君，篡黨奪權長達十年，直到1945年黨的“七大”才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 好鬥本性和獨裁決策鑄成的大錯誤——朝鮮戰爭（當時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反對出兵朝鮮）：在冷戰的情況下，美國為了與蘇聯抗衡，避免毛澤東倒向蘇聯，一開始極力拉攏即將奪取政權的毛。內戰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齡赴美空手而歸；國民黨政權撤出南京，蘇聯大使館跟着跑，唯美國大使館不動，美外交人員要“與中共接觸”；蔣介石逃到台灣，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稱國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拋棄”，允許毛的軍隊進攻台灣；美台之間連續9個月斷絕了所有的往來，毛澤東積極準備“解放台灣”的戰爭；美國還曾經提出以5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換取與毛建交（見《作家文摘》或人民網：新中國對美外交內幕：如不一邊倒，美國可給50億美元援助2010年06月21日）。可是抱着極左思維、一心想倒向蘇聯的毛澤東卻說：“不要急着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錢購買的。”就這樣，毛澤東錯過了一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機會。不但如此，此時的毛澤東、斯大林還慫恿金日成率先發動了“解放”朝鮮半島的朝鮮戰爭。但隨着美軍的介入，北朝鮮敗回三八線。斯大林於是又慫恿毛澤東與美軍作戰，想以此削弱蘇聯的東方強國——中國，並阻止中國統一的大業。斯大林假裝許諾為毛的軍隊提供空中支持和武器裝備。果然，毛澤東上當了。本來，中共政治局開會，由於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反對出兵朝鮮，毛澤東一度作罷，可是，後來，毛與彭德懷一席話後，背離中央，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而斯大林此時卻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持了。結果，中國人民志願軍以極其劣勢的裝備參戰了，犧牲30多萬人、後期供給被美軍切斷而餓死凍死30多萬，總共死亡70多萬人（見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而美軍才陣亡5萬4千2百46人。不僅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而且朝鮮戰爭至少造成了兩大極其嚴重的長期後果：一是美國改變了其防守範圍繞過台灣的戰略，開始阻止兩岸統一。朝鮮戰爭之後，美台更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可以說毛澤東保了朝鮮，丟了台灣（等到南北朝鮮統一之後，貧窮落後的北朝鮮人也將憎恨毛）。照理說，稍微有戰略頭腦的人和有民主決策機制的政權都會先解決自己的內政（台灣）問題，然後去管別人的事（反對出兵朝鮮的林彪、聶榮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張），可是毛澤東說：“別人有困難，我們不管，於心不忍啊！”毛的好鬥和輕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戰略頭腦。二是朝鮮戰爭後，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封鎖，致使中國30年閉關鎖國，於是關起門來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搞窩裡鬥的文化大革命。 朝鮮戰爭中，美軍抓獲中國戰俘2萬餘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灣，6673人在經歷絕食等“鬥爭”後終於返回大陸。一開始，毛澤東鮮花迎接，不久，全部戰俘打成了“投敵叛徒”，被開除出黨，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新的頂峰——文字獄：封建社會文字獄密布，朱元璋殺了數萬讀書人，雍正、乾隆製造了無數的文字獄，死者延頸相望。可是，與毛澤東的文字獄相比，古代統治者也是小巫見大巫，自嘆弗如。 第一文字獄胡風案：胡因寫《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革命意見書”，共牽連2100多人，許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風被抓10年後才被判刑14年，刑滿後又不釋放，他上書要求釋放，結果被判無期徒刑。 第二文字獄《劉志丹》小說案：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成歌頌劉志丹的小說，結果被毛澤東說成“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副總理習仲勛被打成“彭（彭德懷）、高（高崗）、習反黨聯盟”，12000人受到迫害，許多人喪命。連習仲勛吃過8次飯的飯館經理也被誣為“習仲勛的交通員”而被捕，株連烤鴨店、湖南飯店等50幾戶，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被害死，一機部副部長白堅被斗致死，湖南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專政隊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打死，連為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貧農王悅賢、劉景華也被打死。 毛澤東的極左思想和陰謀權術的大表演——反右運動：毛澤東以其自誇的“引蛇出洞”的“陽謀”，號召老百姓給黨“提意見”，人們不知是計，暢所欲言，結果一共揪出55萬右派分子（加上沒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為180萬人）。按毛澤東的話說：右派分子其實就是反革命！可憐，一個陽謀造成了多少個家破人亡！自此，毛澤東的鬥爭矛頭從“階級敵人”轉向了人民內部。 1959年廬山會議後，又有300多萬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毛澤東的浪漫主義表演——大躍進；毛澤東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大饑荒：毛澤東於1958年南寧會議上批判“反冒進”，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對浮誇持懷疑批評的人舉的是“白旗”，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毛提出要“插紅旗，拔白旗。”於是，大江南北競相吹牛，“放衛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又提出全民大煉鋼鐵，滿腔熱情的農民把鋤頭、鐵鍬、秤砣、鍋等都扔進土爐里“煉鋼”，煉鋼爐滿山遍野，爐火通宵不息。當年本來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農民讓糧食爛在了地里，無人收割。彭德懷急了，以詩疾呼：“青壯煉鋼去，鋤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與人民鼓與呼。”果不其然，大躍進、大煉鋼造成了大饑荒。據當時國家統計部門的統計，中國人口減少了2000萬。若加上每年本應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萬，所以，實際的餓死人口在4000萬以上（最新的專家研究報告：死亡4120萬。）。也就是說，三年饑荒的死亡人數是抗日戰爭中國人犧牲、被屠殺、餓死的人口總數的2倍。連歷史上從未餓死人的天府之國四川也餓死了一千萬人。這是毛澤東對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參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等） 至今一些人不僅不思悔過，反而信口雌黃，把三年饑荒說成是“自然災害”（對這麼大的中國來說，局部的自然災害哪一年也沒斷過，但事實是，學者們考證的結論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沒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災害），這是對幾千萬死去的同胞的極大侮辱，是對中國人民的高度蔑視。可他們遵循的思想路線卻自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號稱是“實事求是”。 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省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的全國征糧庫存額度。 另據報道，大躍進中，河南省委浮誇的糧食產量為實際數字的幾倍。省委硬說農民有糧不交。為追逼糧食，僅信陽地區就逮捕和拘留1.2萬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獄中。後來，信陽地區餓死100多萬人，其中息縣餓死10萬人，村莊減少639個。可省委書記吳芝圃因批判彭德懷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澤東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而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因如實講出大躍進中的問題而被打成反黨集團。 1959年，中國竟然出口糧食400多萬噸，足夠2000萬人吃一年。可是，毛澤東為了爭當世界革命的領袖，也顧不上國人馬上要餓死了。 王稼祥建議在國內困難的情況下減少外援，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毛嚴厲批判，指責為“修正主義”。 中國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爾巴尼亞100億元，該國僅200萬人，相當於每家獲得中國援助2萬多元，而當時中國國內幾乎沒有萬元戶，除毛澤東總共違規違法獲稿費7582萬元外（當時全國僅他一人有權獲稿費，見後）。 另外，鄧小平曾經告訴李光耀，中國援助越南200億美元。援助紅色高棉10億美元。朝鮮戰爭支付了63億元費用和560噸物質。另據在日本出版的對朝文件披露：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向北朝鮮總共提供了超過8000億人民幣的援助。 大饑荒後，召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因劉少奇要立碑紀念饑荒中死去的人民，還說“喊萬歲是封建意識”（毛澤東在1950年的國慶口號中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在黨的“八大”時根據彭德懷的提議、劉少奇第一個表態支持，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對劉懷恨在心。江青後來稱：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會的惡氣。 集權力鬥爭、封建專制、極左思想於一爐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先是發動“四清”運動，稱要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萬多人，然後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其政治對手劉少奇等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澤東下令開槍，打死“反革命”遊行群眾101人。大興縣殺“四類分子”325人，22戶被殺絕。湖南道縣農村紛紛組成“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隊幹部隨意處決人，紅色大屠殺致死上萬人喪命。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銃打、鐵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數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用火活活熏死，還採用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斷肢等種種手段，慘不忍睹。文革中，冀東案迫害8萬4千人，死亡2955人；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案致死14000人；內蒙古人民黨案致死11622人。廣西武鬥死亡10萬多人，廣西武宣縣、隆安縣、大興縣、上林縣、武鳴縣、蒲北縣、靈山縣、貴縣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葉劍英曾說，文革造成了2000萬人死亡（漢學家麥諾教授估計，非正常死亡773萬人），上億人受迫害。 然而，一切的罪惡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幫的頭上。他們成了替罪羊。罪魁禍首可以逍遙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萬民愛戴的“偉人”。 可是江青說：“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腐敗的不擇手段的皇帝——毛澤東：毛澤東性情放蕩不羈，與100多個女人發生性關係。彭德懷曾斥責毛“後宮佳麗，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是在“選妃子”。毛澤東對女性見異思遷，道德墮落無人出其右——在夫人楊開慧身陷囹圄時，他與賀子珍合歡；在賀子珍赴蘇聯養病期間，他與江青同居；在與江青結婚時，他與許多女性“暗渡陳倉”。 毛每次外出，坐專列，警察、軍隊數千人保護他，一切人、一切車輛皆服從其特權——讓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費數百萬元。毛去蘇聯訪問，也用專機把木板床運去（毛的樸素只是他的農民習慣而已。當要花很多錢維持他的“樸素”時，他毫不猶豫地折騰）。即使三年饑荒時期，全國到處都在為毛建豪華別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臺賓館之上。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時，還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耗資1.2億元（那時30元可以夠一家人糊口）。有人計算，如果毛澤東用建別墅的錢去買糧賑災，可供湖南餓死的248萬饑民吃一年。同時建造的毛澤東的另一個行宮在上海，西郊賓館連同園林占地一千多畝，上海市委稱之為“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住進去的時候，絲毫沒有為在各地飢殍遍野的時候大興土木而內疚，偌大一個賓館，十幾年裡，毛總共只住了幾天。還是在全國到處都餓死人的時候，毛命令把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改成“118會議室”，裡面的裝璜、家具、陳設、吊燈遠勝於克里姆林宮。而且，中南海的春藕齋也被重新粉飾裝修，成為毛的專用舞廳。在飢殍遍野時，毛居然把舞會由每周一次改為兩次，可謂鶯歌燕舞。 《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記載：三年饑荒期間毛澤東的菜譜：1961年4月26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製作了西菜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其中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員為毛製作的雞類西菜有：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徘、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等。60年代初毛澤東吃過的豬肉類西菜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里幾、炸豬排、餾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毛澤東吃過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馬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等。 《黨史文苑》載：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毛是當時中國的首富。（2007年12月11日，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透露毛澤東著作的稿酬累計加上利息，共有1.3121億元人民幣。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查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餘元），而毛的文章卻大多為胡喬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寫（“毛選”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書們所寫），《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都非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發表或成為毛的講話稿，稿費全部歸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革稿酬制度的請示報告》——廢除了印數稿費的制度，只採用字數稿酬，後來全國報刊、出版以及任何創作又取消了稿費制度，全國唯有毛澤東一個人享受特權在拿稿費，而且是按印數稿費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購買，而是國家、單位花錢購買，發給人民，結果每個家庭都不止擁有一套兩套。著作不斷地再版，聲稱“手不沾錢”的毛澤東不斷地違規拿錢，對於這種特權腐敗人們熟視無睹。 毛的錢是怎樣花的呢？據王彬彬的《為批評正名》《黨史文苑》敘述：毛的稿費收入首先是用於貼補生活之用。毛澤東每月工資404.8元，江青330元，他們的收入是當時中國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遠不夠他們開銷，於是每年從稿費中拿出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二三十萬）用於個人生活，結果毛還被宣傳為“艱苦樸素，粗茶淡飯”。從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後9次提取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給了江青；從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5次提取15萬元給了張玉鳳，又給了護士吳某2.5萬元，給了汪東興4萬元，但沒有見過毛拿自己的稿費去做公益事業或者救貧濟困—即使是對曾經養育過、乃至成就過他的“福地”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等長期以來相當貧窮的地區，“偉大領袖”也沒有掏過腰包。 毛澤東不但沒有感激過貧窮的鄉親，而且多次公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訪華，田中為日本侵華口頭道歉，毛卻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 毛害怕自己死後，周恩來會左右時局，否定文化大革命，於是一方面“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方面加緊害死周恩來，其殘忍本性再次用在了自己的“親密戰友”身上（參見周恩來研究最權威的專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參與編寫中國官方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的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出版）。周患癌症，毛澤東竟親自擔任治療小組組長，醫生、專家皆提出必須給周動手術，周的秘書們也力爭，可毛澤東竟然不准，批示說：中醫治療。秘書們看見批示後全哭了，周因此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周病重期間，毛拒絕探視，葉劍英等中央許多領導、將軍多次勸說、聯名上書毛澤東，請求毛去探視，也被拒絕。毛為了保住“文革”，怕周死在他之後，周會否定文革，所以不擇手段讓周早死。周死後，毛澤東允許張玉鳳放鞭炮慶賀。可是，御用報紙卻解釋：因為好幾年，中南海沒有放鞭炮，張玉鳳為了讓毛春節高興，擅自放的鞭炮。試想，如果沒有毛的批准，周恩來剛剛去世，張玉鳳敢放鞭炮？當時，北京全城百姓都在議論：周總理去世，毛主席放鞭炮慶祝！ 毛澤東晚年曾經多次提出自己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毛遠新或王洪文。可見，隨着周恩來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初步形成，幸虧毛岸英早死了，否則他就是中國的金正日。 毛澤東創造了中國五大紀錄：近代史上國土版圖最小的記錄（為倒向蘇聯，毛割讓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記錄（共死亡6000餘萬人）；GDP占世界份額最小的記錄（文革結束時中國GDP占世界2%，而國民黨時期占世界6%）；國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數第一的記錄；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嚴密的記錄。 最早反思毛澤東獨裁、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人——林彪： 林彪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統治的封建主義實質，他在日記中寫道：“主先臣後”，“主倡臣和”，“終生不犯錯誤之法，……跟着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堅決的左傾高姿態”，“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葉群記錄的林彪講話還有：“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這些原則投毛之所好，進行表演的。其情形與周恩來如出一轍，林、周是兩個為了自保而竟相吹捧毛澤東的人，他們希望像赫魯曉夫那樣靠着喊斯大林為“父親”而躲過大肅反，並且最終成為黨的領袖。 所謂林彪整人，只是對毛澤東想整的人說了幾句話而已，如對羅瑞卿、賀龍。羅瑞卿因為在毛澤東專列上安裝竊聽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賀龍因為長期不願奉承毛而被毛懷疑——賀龍家裡從來不掛毛澤東的像；全國學毛選時，賀龍卻說“應當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站在門口，10分鐘就走了；有一次，運動會上高奏《東方紅》，賀龍起身就走；毛澤東擺家宴過生日，賀龍稱身體不好沒去，可是卻在家裡打撲克；批判劉、鄧，賀龍不發言，毛澤東逼他發言，賀龍卻說：“我上不了綱喲”。因此，毛澤東懷疑賀龍是另外一個彭德懷，必欲除之，讓人揭發他“二月兵變”想成功後賀龍當主席。周恩來也面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故意貶損賀龍，稱南昌起義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惟獨不提擔任起義軍總指揮的賀龍。 林公開大批彭德懷，私下裡卻說彭的“萬言書是對的，就是急了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天才”，但私下裡卻說“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林彪個性清高，聶榮臻說：元帥中，只有林彪、彭德懷兩個敢頂撞毛主席。林彪反對出兵朝鮮，拒絕率兵入朝；反對大躍進，說毛澤東“憑空想胡來”。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推辭不受，還寫了一份報告繼續推辭。毛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堅持讓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欽批”報告撕碎扔進了痰盂。 毛澤東強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許是因為身體不好，他是寡慾的，他多次聲明不當國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但卻把日常工作委託給了葉劍英。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僅一次在住地召見過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約20分鐘，談的僅僅是防止蘇聯對北京的突然襲擊；黃永勝當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只見過他兩次，林彪從未單獨接見過吳法憲，對李作鵬也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一次，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來沒有面見林彪的機會。林彪甚至在文革數年也沒有對軍委辦事組下達過像樣的命令。可就是這樣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澤東捏造為“林彪反革命集團”。 原來，林彪與“四人幫”等毛澤東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團的人都是受到毛澤東、四人幫的殘酷打擊而投靠林彪的。黃永勝直到1980年出庭受審時還大罵江青“大流氓！大壞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皆是受盡批鬥凌辱，後來被林彪暗中保護了起來。林彪他們稱江青為“白花蛇”，張春橋為“眼鏡蛇”，姚文元為“響尾蛇”。林彪多次當眾大罵江青，還說要“斃了她”；一次，陳伯達想辭掉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可林彪勸他：“你不占住這個位子，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只是因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讓葉群與江青套關係。1971年，林在蘇州大哭一場，提出要“清君側”，搞掉張春橋等幾個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實施“新政”，“新政第一條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國強。”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的回憶錄：林彪與毛澤東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報告中。毛讓林彪主持起草該報告，林彪、陳伯達起草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報告，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所以應當集中精力“發展生產”，應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搞“民富國強。”陳伯達也說：“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澤東看了報告初稿以後大怒，決定另起爐灶，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報告。張、姚起草的報告由林彪在大會上宣讀，當時林彪面色鐵青，肺都要氣炸了。念完報告回到家裡，葉群說：“我真擔心，你都念錯了。”林彪說：“多念錯一點才好呢！” 據最近開禁的《林彪工作札記》：林對毛“文革”中的陰謀瞭如指掌，如林彪札記中記載： 1965年9月30日：風吹得很勁。毛提出，讓葉群多關心政治大事，創條件參加實際一線面上工作。問了葉群行政級別，說：“十四級，太低、太低！”毛的辦公室主任是七級、八級。毛說：“不能再乾等着，國慶節後準備對各大區第一書記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造反，中央不正確的就可以不執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變，不要怕亂，不要怕造反。大亂才能大治，是我革命鬥爭實踐中的思想理論結晶”。毛要從輿論上、組織上發動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1966年5月26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剷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1966年12月7日：毛已決意要除劉、鄧。劉鄧提議，61年8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8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毛指：61年是要復辟搞修正主義，64年是排斥毛奪權。 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毛澤東）授權眼鏡蛇（張春橋）、婆娘（江青）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斗，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1967年1月20日：局勢繼續亂，25個省區告急癱瘓。動用武裝部門、保衛部門武器參與武鬥。雙方都堅持忠於同一個神，同一個魂，同一個旨。 九大之後，毛決心除掉林（毛最終逼死林彪，出於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的思想與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嚴重衝突，為了自己身後不被否定，毛必須在打倒劉少奇之後乘勝追擊，打倒林彪，甚至後來試圖打倒周恩來；當初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秘令林彪坐鎮中央軍委，為他掌握軍隊，結果軍委辦事組都是林彪的人；毛認為批判張春橋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動的，因為以林彪為代表的“槍桿子”與以張春橋為代表的“筆桿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見毛而不得，林彪甚至為此大哭了一場。一次，江青讓林彪到釣魚臺，林以為毛要接見，匆匆趕去，結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沒有見到毛澤東，林彪氣憤填膺。毛始終不給林彪任何解釋的機會。廬山會議上，本來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從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態：如果設立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我林彪絕對不當。但毛澤東要藉機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進行非組織活動，到處聲稱：有人想分裂中央，想當國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認罪，認罪了必然是劉少奇、彭德懷的下場。林彪說：“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裡。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以上均見林彪秘書的回憶錄）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從北戴河出走，當時全國的飛機都禁止升空，惟獨允許林彪的飛機起飛，毛澤東還十分瀟灑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其實，毛、周胸有成竹，飛機上早就安了定時炸彈。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傳到林彪處，林聽講後一言不發，但隨後又把信要了去，說“再看看”，可見，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鳴。林彪曾說：“文化大革命，要變成‘武化’大革命嘍！”林彪兒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紀要》中寫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林的女兒林豆豆曾說：“中國啊中國，你何時才能結束這種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 從上可見，林彪代表着對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團是文革時代最早的覺悟者。 毛澤東秘密講話曝光邪惡遠超希特勒 《毛澤東選集/內部》，由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選編，黨內限級閱讀。所選編的文獻全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至六零年左右，毛澤東在中央高層的歷次重要講話。出版日期應該是在四清運動開始前後。書的厚度比公開發行的毛選四卷的一卷本略薄。 選集中的許多講話過去都略有所聞，沒有引起我太多興趣。有兩篇給我印象比較深，一篇是58年關於大躍進的講話，毛說：我們在報紙上公開提出超英趕美，十五年超過英國的口號，其實我們十五年完全可以超過美國，我們公開只提十五年超過英國，是說話留有餘地；另一篇是59年毛關於把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的講話，從那篇講話中明顯可以判斷，毛澤東是在黨內巨大壓力下不得不把國家主席的位置讓給劉少奇。 選集中令我十分震驚的，是毛澤東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幾次講話，讀過這幾篇講話，我當時的結論就是：毛澤東的邪惡，遠比德國法西斯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歷史如果給了毛澤東機會，中華民族肯定早已經被他毀滅了。 我當時推想這本選集的出版可能與毛劉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關，可能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派人有意假借宣傳毛澤東思想之機，擴大共產黨內對毛澤東的反人民思想的了解，為日後的黨內鬥爭做鋪墊，卻沒有想到最後還是被毛占了先機，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毛澤東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這幾次講話均集中在1955年，其時代背景是“抗美援朝”“勝利”後，赫魯曉夫公開批判斯大林之前。講話可能有3-4次之多。概括起來其主要內容是： 1)世界大戰並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就可以實現世界大同。 2)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 3)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我建議蘇聯假裝坐觀，由我來帶領中國人民把美國軍隊吸引到中國戰場，我們同美國軍隊打常規戰。 戰爭擴大滾雪球，然後我們假裝敗退，逐步把美國軍隊引入中國大陸，使美國軍隊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從而迫使美國向中國戰場投入主力軍隊。 當美國將主力軍隊投入中國戰場後，請蘇聯向中國戰場突然投射原子彈，將美國主力軍隊一舉殲滅在中國的戰場上。 4)這樣的一場世界大戰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是中國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犧牲，卻換來一個大同的世界還是值得的。(當時中國的統計人口是六億) 5)死掉四億人，還剩兩億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又可以恢復到六億人口了。 這真是讓人難以置信：中國人預計死四億，那全世界要死多少億呢?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共死了三千多萬人，不過是毛澤東大手筆的零頭。而且二次世界大戰死那麼多人未見得是戰爭狂人在戰爭前的預計和初衷---因為在發動戰爭前，戰爭狂人無不把戰爭勝利的獲得想得很輕鬆，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才是無休止地殺人的進一步原因。 再說希特勒和日本鬼子要殺死的是外族人，而毛澤東首先預計的是死自己的同胞。四億人，那可是預計要犧牲的自己的同胞啊，戰爭一旦爆發，成了脫韁野馬，六億中國人豈不是全搭進去了?中國人豈不是死絕了!足見其其內心邪惡遠非前者所能比擬。 當我讀到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時想到，毛澤東大權在握，真是得意忘形了，這樣的話，想一想都是罪大惡極，他竟然還敢在中央高層會議上講出來：儘管共產黨殘忍，那些高幹尤其如此，但是我相信任何承認自己還有中華民族血脈的人，哪怕是土匪，也會罵毛澤東民族敗類，狼子野心了，只不過在其淫威下不得不隱藏自己的觀點。 我是所謂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共產黨毛澤東在我的心目中曾經完美無瑕。爭三好，學雷鋒，加入少先隊，共青團，直至大學畢業前夕加入共產黨。因為那時不間斷的政治運動，連續的殺、關、管、教，我們那一代的父母都已經成了驚弓之鳥，沒有人還敢向孩子們說真話，只能任由學校，報紙，廣播，向青少年們進行隨心所欲的謊言灌輸。所以共產黨對我們那一代人曾經進行了空前絕後的，最成功的謊言教育。 青少年時代雖然也經歷了荒謬的三面紅旗運動，飢餓的三年困難時期，甚至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曾有所懷疑，但仍然不願意從內心深處否定他，願意原諒他。我對毛澤東認識的質變就發生在我讀到這本內部毛選後，知道毛澤東曾經不惜用四億中國人，三分之二中國人的生命為代價，為他換得大同世界領袖的地位。試想一下，如果一個自稱是人民的大救星的領袖，預謀讓他的國家裡每一個三口人之家都死掉兩口，那個人是人民的大救星還是魔鬼?當然是魔鬼! 中國有句古話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共和毛澤東誰是皮誰是毛呢?按理說黨應該是皮，黨員，即使是領袖，也應該只是毛而已。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恐怕在所有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都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才是皮，中共不過是毛澤東這張皮上附着的毛而已。這恐怕也是中共至今不敢徹底否定毛的真正原因吧。 當我在內心深處徹底地否定了毛以後，共產黨在我的內心深處也就被徹底的否定了，不過這一切只能深藏於我內心的底處，直到我85年出國以後。 出國以後我立刻就參加了海外民運，並正式登報退出了中共。後來在《新聞自由導報》上寫了一篇揭露毛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準備犧牲四億中國人的文章。不過那時網絡還遠沒有如此發展壯大，新聞自由導報發行量有限，更可能因為人微言輕，另外可能是人心已經麻木，毛準備犧牲四億中國人的驚人內幕竟然激不起一絲浪花，確實曾經令我悲傷。 毛澤東準備用犧牲四億中國人口的代價換取世界大同，這是毛澤東1955年在中共內部講話的確切數字，是我親眼所見，可是這個數字我再也沒有在其他地方見過，國內沒有，海外也沒有。到海外的這些年來，我偶爾看到有三億這個數字，原來猜測可能是誤傳。最近看到馬建介紹張戎新書《毛，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知道三億這個數字來源於蘇共檔案。這樣看來，毛澤東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在不同背景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有過多次不同的論述。 國共戰爭期間許多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對國共戰爭很害怕，害怕因此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毛澤東為了鼓動國共戰爭，曾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有所論述，其主要思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雖然存在，但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努力下是可以避免的。毛的這些思想在公開發行的毛選第四卷里有所論述，被認為是正面的，為中國人民廣泛所知。 據馬建介紹，張戎的毛傳提到，毛在蘇聯說過：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中國準備死三億人。可見國外所傳三億這個數字是從蘇聯流傳出來的。 毛澤東訪問蘇聯是在1949年12月。當時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是4點5億，三億也正好也是三分之二，可見準備犧牲三分之二中國人，對毛澤東來說已經由來已久。倘若今天毛的徒子徒孫以同樣的大手筆謀劃下一次世界大戰，也預計拋出三分之二中國人口，那可就是九億啊! 如果說49年毛澤東在蘇聯對斯大林說準備用3億中國人貢獻世界革命，可能是想給斯大林送大禮，以博得斯大林豐厚回贈，那麼1955年斯大林已經去世，“抗美援朝”又取得了“勝利”，頭腦發脹的毛澤東肯定是想用4億中國人的生命為他個人獲取大同世界領袖的頭銜做祭品---我們很難想象他是打算為赫魯曉夫做嫁衣裳。不過那時中國還沒有原子彈，他的夢想只能藉助蘇聯的原子彈往中國的土地上的投擲來實現。以毛的頭腦，他不會沒有預計到，一旦蘇聯投原子彈把美國的主力軍隊消滅了在中國土地上，美國一定會把所有的原子彈傾瀉到蘇聯。美蘇互投原子彈的結果，剩下的大同世界當然就是毛的一統天下了。 沒有死的兩億中國人並不是毛澤東對自己的同胞還殘存一絲仁慈的結果，是因為毛需要這兩億中國人去為他接收全世界。多麼美好的夢想!又是多麼愚蠢的夢想：蘇聯就會那麼愚蠢地為他火中取栗?真想不到，一個把全世界都騙得團團轉的超級巨騙，竟然也有把做夢娶媳婦當真事去辦的時候。 後來赫魯曉夫拒絕了毛澤東讓其假做旁觀，真投原子彈的蠢驢角色，毛澤東的夢想大受挫折，但依舊大夢不醒，轉而要求赫魯曉夫向中國賣造原子彈的技術，建造原子彈的工廠，從而開始了張戎的書中所說的，準備用餓死5千萬中國人勒出來的糧食換取蘇聯的材料技術和設備來自己造原子彈。那末用肉體擋原子彈的人海戰術是不是毛澤東當初批馬寅初馬爾塞斯人口論，推動中國人口大繁殖的初衷?十五年(1973年)超過美國的大躍進是不是毛澤東為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做物質準備?這些恐怕絕對不是空口無憑的猜想。 從馬建的介紹來看，張戎的書中恐怕也沒有涉及到我所看到的上述黨內文獻。這麼多年我也沒有看到報紙，雜誌或網上有人提到過這些文獻。這使我感到奇怪，因為這些文獻應該會有更多的人看到，因為這本文獻當時是在我們大學的內部圖書館發現的。所謂“內部”圖書館是供院級領導和馬列主義教員專門使用的。我們學院是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學，如果我們大學有內部圖書館的建制，有資格保存這樣的文獻，我相信北京的其他大學也應該會有。 我當時借閱了大約一個星期，可惜那時沒有複印機，否則我一定會把相關講話複印下來。不過由于震驚，記憶也就尤其深刻，幾十年過去了，那些字句和數字依然深刻於我的腦海。我真希望本文讀者的有心人中，能發動國內有資格進入大學內部圖書館的朋友重新找到這本書，將有關講話複印下來，將其原文講話公開於全世界。到那時，毛澤東也就不批自倒了，即使是毛的徒子徒孫也無言為其辯護了。我相信人類歷史必將像拋馬棄希特勒一樣，永遠地拋棄毛澤東。 毛澤東害死朱德的陰謀 2008年5月2日，我在國家圖書館調閱了《中國近百年歷史圖集（1840—1978）》，看見了一張1976年6月21日朱德會見外賓的照片，照片上可見朱德精神很好。當天晚上越捉摸越不對勁，因為朱德逝世於7月6日，那麼就是說6月21日身體、精神都不錯的朱德半個月後就逝世了，當中必然有意外。5月4日，我到國家圖書館重新調閱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近百年歷史圖集（1840—1978）》，第620頁有如下內容： 在周恩來患病期間與逝世之後，特別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國又宣布不再安排毛澤東與到訪的外國貴賓會見之後，朱德顯然以國家元首的身份，代替毛澤東會見外賓了。但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中國突然宣布朱德在七月六日逝世。他逝世前兩個星期還會見外賓。 在這段文字的右邊，就是朱德身體顯得很健康，滿面笑容站着與外賓握手的照片，照片說明如下：“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朱德會見澳洲總理弗雷澤，這是他逝世前會見的最後一位外國貴賓。” 我到閱覽室查閱了《朱德年譜》，找到朱德出人意料死亡的原因了——就在6月21日這一天，別有用心的人用意外的冷氣把虛歲九十一歲的老人家凍病了： 6月21日 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朱德最後一次出席外事活動。 Δ由於當日接見外賓的時間推遲，朱德事先沒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氣的房間裡等待了將近一個小時，回到家中，便感到身體不適，咳嗽並伴有低燒，經醫生診斷是感冒。 6月25日 因病情加重，入北京醫院治療。 7月初 對到醫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產，哪有搞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呢？” …… 7月6日 下午三時一分，在北京醫院逝世。 6月21日朱德會見外賓的時間推遲了，誰決定的？這絕對不可能是外賓決定的，那麼就是國內有關方面負責人決定的了。朱德是什麼身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按照憲法就是國家元首。在國內會見外賓的時間別人隨意改變了居然沒人通知他這位九十高齡的國家元首，這多麼蹊蹺。更可怕的是在大熱天的夏至時節，讓毫無思想準備和衣着準備的高齡老人被迫“享受”冷氣，結果把朱德凍病了，不久就逝世了。 真是因緣巧合，2008年5月4日這天的《北京晚報》第29版連載的朱德孫子朱和平所著《永久的記憶》節錄，其中《接見外賓被“凍”感冒》有下面的內容：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這也是爺爺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早晨，爺爺一起床就覺得身體不舒服。我們都覺得爺爺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參加外事活動了，應該好好休息。但是爺爺不顧我們的勸阻，堅持要去，他說：“這是國家大事，我怎麼能因為身體不舒服，就隨便不去了呢？” 爺爺這次會見的外賓是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弗雷澤1975年競選獲勝出任總理後一次重要的出訪。爺爺按安排的時間提前來到人民大會堂，在開放着冷氣的休息室等待客人。會見的時間到了，客人還沒有來，不知是什麼原因，也沒有外交部人員來說明情況，爺爺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渾身發冷。過了好一會，爺爺才被告知，會見的時間推遲了。 爺爺帶着病體，堅持到會見活動結束。回到家中，越發感到不舒服。經過醫生診斷，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現了腹瀉。 上述兩段史料，都沒有點出導致朱德委員長被凍感冒的表面原因：是因為最初通知朱德委員長的時間與通知澳大利亞使館的時間有差異？還是有關領導臨時通知澳大利亞使館改期而不通知朱德委員長？無論是哪個表面原因，內在原因都值得深思。朱和平文章中另一些內容聯繫起來推理就更加順暢了： 臨走的那天，我去跟爺爺告別，他老人家雖然已住進了醫院，但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學習和工作着。看我來了，爺爺很高興，又聽說我要按時歸隊，他就更高興了，他說： “軍人嘛！就得這樣才行！” 我坐在爺爺身邊，對他老人家說：“爺爺您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應該多注意休息。” 這話爺爺有點不大樂意聽，說：“身體不好不能成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紀大了，為黨工作的機會不多了，要抓緊時間。我的生活組織上會照顧好，你回去以後，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學習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時此刻的心情，輕輕地點點了頭。於是我告別爺爺，回到部隊。 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剛剛回到部隊，就接到了家裡的電話，讓我馬上回去，說爺爺病情加重了！等我趕到爺爺身邊時，爺爺已經不能說話了。 當時專門為爺爺成立了醫療組，組長是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蘇振華，副組長李素文。成員有姚連蔚、吳桂賢、劉湘屏等。劉湘屏是當時的衛生部部長，謝富治的老婆，同江青關係密切。她在三樓住，每天都要來看爺爺一次，奶奶說：“她的態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對朱老總缺少真誠的關心。有一次，我聽見她問負責朱老總醫療的主管醫生：‘還能拖多久？’” 謝富治、江青都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關於謝富治是毛澤東的走狗，參見本書3.3.2《非法殺人》；關於江青是毛澤東的走狗，江青在1980年受審判的時候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毛澤東叫我咬誰我就咬誰，你們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劉湘屏肯定也可以歸類於毛澤東的走狗之列。與江青關係密切的劉湘屏，肯定是要為毛澤東、江青做事情的，“關心”朱德的生命，屬於她這位衛生部部長的強項。 綜上所述，我認為，朱德生命歷程中的突然轉折、隕落，是權力場上有人不樂意看見朱德的風光，採取措施迫使他從權力場上消失，從人間消失，目的也確實達到了。 權力場上不樂意看見朱德風光而又能讓朱德消失的人是誰？毛澤東。原因可簡單歸納為出於毛澤東對朱德的嫉妒與恐懼。 先說毛澤東對朱德的嫉妒。 毛澤東身體早已不好，但是為了保持國際知名度，出風頭，抓一點世界舞台的光環，他堅持會見外賓，可這些會見有損他的形象。 泰國領導人說他們進房間時毛澤東在“打呼嚕”。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描繪道：毛澤東說話吭哧嘟噥，頭歪倒在沙發背上。從當時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澤東臉如蠟像，兩腮下墜，口角流涎。直到1976年5月底，毛澤東看到他接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的照片後，決定再不見外國人了 。他這時也知道丟人了。 朱德生於1886年12月1日，毛澤東生於1893年12月26日，朱德比毛澤東年長七歲有餘。當毛澤東因為身體虛弱在自己的房間裡都不敢見外賓的時候，朱德委員長還能那麼健康地到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心眼狹小的毛澤東若不產生嫉妒心理才怪了吶。 再說毛澤東對朱德的恐懼。 毛澤東很希望別人對自己一生所作所為給以肯定性評價。他非常清楚自己一生做了很多很多壞事，最大而又最明顯的兩件壞事，毫無疑問就是毛澤東發動、領導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餓死五千多萬中國人的空前浩劫，以及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空前浩劫。這兩件事在朱德心裡都不是什麼好事。毛澤東懼怕自己死後被朱德徹底翻盤。 在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收拾寫信給他提意見試圖阻攔浩劫進程的彭德懷最緊張的時候，朱德找毛澤東談過一次話，他對毛澤東直言指出會議的不足之處：“我覺得這次會議發言民主風氣不夠。”毛澤東聽了先是一愣，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對一半兒，我對一半兒。”廬山會議後，被毛澤東打倒的彭德懷門庭冷落，但好友朱德卻常常去看望這位與他並肩戰鬥時間最長的戰友。1974年，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朱德。直到彭德懷死後，朱德才知道彭德懷臨終的心願。他頓時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對着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您再看看有病住在醫院之時的朱德，仍然關注民生，念念不忘抓生產，就可以知道毛式社會主義抓“革命”（當時正在運動幾億中國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抓生產在朱德心中是什麼評價。 您只要知道朱德歷任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解放軍總司令，您即可知道朱德在解放軍內的分量。朱德還是長時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雖然文革後副主席的頭銜被毛澤東剝奪了，其實還是權力場最高層有位置的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家元首。 若是毛澤東先死了，朱德會對毛澤東的一生所作所為給以肯定性評價嗎？根本不可能。假如朱德在毛澤東死後還活躍在權力場上，他收拾毛澤東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將比葉劍英更加堅決、果斷、有力量。 出於極端嫉妒和極度恐懼，毛澤東採取措施除掉朱德是合乎邏輯的事情。 通過1976年6月21日對朱德實施冷氣冷凍，身體遠比毛澤東健康的朱德就進入了醫院，在別有用心的領導和專家的“特別”關照下，朱德提前離開了人間。 關於心腸黑而無色的殺人犯毛澤東殘害多年的戰友、同事，請參看本書2.6.1《劉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無醫》、2.6.2《彭德懷元帥，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來總理，被毛所害提前離世》。
轉貼：百家評述毛澤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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