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2, 2016 有关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的当事人回忆不少，甚至还有《六四真相》面世，但有关整个八九年“六四”学运整体图景的描述，依然空白。如今，这个空白由北京学者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的问世而获填补。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陈小雅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搜索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诸多当事人，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零距离观察，写成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巨制，对当年的那场学生运动作了全方位的描述。此著具有鲜明的力求真相的信史风格。作者秉董狐之笔，直面各方人物的真实形象，以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以及由于追求政治正确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偏袒。 此著的问世，不仅提供了一幅八九学运的整体图景，还丰富了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丰满了当时政治博弈的各方人物。从学生领袖、知识精英、到政治人物乃至普通市民，全都因为历史细节的真实和丰富而呈现得栩栩如生，从而与历史进程脉络相当清晰的梳理，相得益彰。由学运引发的这场历史变故，既是中国民众争求自由和民主的悲剧，更是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悲剧。 我曾经有说，中国历史上的造反有理总是理直气壮，而每次改良都没有相应的改革话语。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也同样如此。因为没有改革话语，所以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无以彻底。虽然那样的缺憾首先在于中共党内官僚集团拒绝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毛时代长年累月的闭关锁国造成的知识贫困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知识贫困，党内知识分子能够抵达的思想高度，无非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他们对毛的批判也仅止于《国际歌》与《东方红》的互相矛盾：一者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者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又因为知识贫困，致使从文革中一路走来的年轻学子欣喜若狂于科学主义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并且以此作为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捷径：不需要钻研历史文化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得出中国历史属超稳定结构之类似是而非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打倒孔家店，流于简单粗暴的文化暴动；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也同样只是热衷于喊口号式的结论，结论者藉此在幼稚和无知的前提下获得夸夸其谈的满足。知识的贫困不可避免地走向思想的匮乏，而思想的匮乏又进一步加深了改革开放在话语上的危机。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争论，不管有多么粗糙多么武断，但不得不承认，那是在无以建立改革话语背景之下的最为实际又实用的选择。 讷于言说的邓小平非常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一方面是要终结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又深知毛泽东之于中共执政在法理上的承继性和不可或缺性。从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就因为搞掉了毛泽东的四人帮团队，结果把自己置于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倘若去掉了毛泽东，那么邓小平执政的合法性连同中共的统治地位也将摇摇欲坠。蒋介石再学曾国藩，承继孙中山的法统性却从来不曾含糊过，始终将孙中山牢牢地顶在头上。国共两党的这两个国家主义者，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政治上却从来没有糊涂到像华国锋那样自断经脉的地步。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不认同毛泽东的折腾，但在打江山坐江山及其相应的专制人格上，全然承继毛泽东。 这应该是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断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缘由。倘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开始邓小平时代的标记，那么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记了从毛泽东家天下过渡到邓小平的重建党天下。此中的意味不言而喻，邓小平及其中共官僚集团，不愿把从毛泽东死后到手的江山，交还给人民。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谓小康社会的许诺，不过是邓小平们在如此这般地告示中国民众：可以让你们吃得好些，穿得像样些，但江山不是你们的；并且还得明白，你们的幸福，得由我们来恩赐。 毛泽东玩中国政治，最初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里习得，后来经由二十四史深造。邓小平弄权的本事，可能来自金庸小说的启迪，当然更多的是来自党内斗争的腥风血雨。八十年代既是西方传来的科学主义兴盛的年代，也是金庸小说风靡大陆的时光。最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风头一时，金庸小说里的江湖庙堂权斗秘笈大获全胜。金庸小说不仅教会了邓小平在政治权斗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无意间直接预告了韦小宝式的人物继邓之后执掌最高权力。相比之下，超稳定结构、挑战与应战之类的言语恍如浮云，飘过即逝。真要说什么启蒙，其效应可能还比不上邓丽君。 按说，邓小平与邓时代的反抗者、异议者一样，也是毛时代的过来人。但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到手的是权力和权术，而反抗者、异议者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却是毛式话语方式，乃至毛式思维方式。此乃八十年代改革悲剧深处的喜剧底色。就此而言，七九年的民主墙，大字报也罢，民间刊物也罢，在文字上大都好像是文革语录战的某种继续；细微的区别在于，争相以引用马恩原著替代讲用毛选心得。然而，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从中听出了不愿驯服的弦外之音。当初称赞民主墙，是邓小平需要藉此加快推倒华国锋的步伐。此后反过来镇压民主墙的自由言论，则是明确宣告：党天下不容挑战。这与邓小平五七年反右的保卫党天下，完全一致，并且相当连贯。邓小平不认同毛泽东的家天下，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党天下的原则。 但邓小平内心深处恐怕未必相信，党天下真的可以千秋万代天长地久。所以他不让子女从政做接班人，也很认真地思考并身体力行于废除终身制的努力。他的退休，是有诚意的。他看重的是在世时的权力不受到挑战，但未必把身后的权力归属很当回事。这是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又关键的区别所在。 倘若说，毛时代之后的党天下是由邓小平主建的，那么必须补充一下，同时也是由陈云最终敲定的。邓小平要的不过是在世时的话事权，但陈云要的不仅是在世的权力，而且还要身后的权力归属于“咱们的孩子”。陈云不仅专门指派人去中组部落实权力朝向红二代的归属，还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儿子步入接班梯队，毫不留情地打击报复善意劝告他不要纵容儿子擅用特权的青年干部罗征启。邓小平虽然专断，但头脑倒是并不僵化。相比之下，陈云好像从浩然小说里走出来的中国农民似的，集小农的自私、守旧、精明、狡猾于一身。陈云把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当作了他家的自留地，一旦权力到手，马上死死攥住。同样逼退华国锋，在邓小平是嫌华碍事，在陈云却是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在其潜意识里，乃是为陈家自留地作千秋万代的保障。正是这样的政治品性，决定了陈云成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天敌。由此再反观陈云在毛时代的小心翼翼，一副小农嘴脸就齐全了。毛时代的七个常委之中，几乎每一个都或大或小或重或轻地与毛冲撞过的，惟有陈云躲得最远最安全，毫发无损。面对强横的老大，躺倒装死；一旦老大死翘翘，马上抢班夺权，接着安插亲信，丝毫不含糊，下手比邓小平还要快、准、狠。当初从宫廷政变中得以翻身之际，陈云装模作样地表示，下不为例。但接着马上联手邓小平，将华国锋逼出政治舞台。更不用说，后来又伙同邓小平及一帮政治老人，把胡耀邦撵下总书记的位置；再后来，继续使用非常手段，以江泽民替换赵紫阳。即便以党内斗争的标准衡量，陈云手中的权力也都可以说是通过一次次类似于宫廷政变的非常手段得以一步步巩固和加强的。每一次政变，都以邓小平失利、陈云获益告终。在改革开放的棋盘上，邓小平一再败北，陈云一再获胜，陈家的政治自留地日益茁壮。所有的罪名，都由邓小平背了；诸多的好处，则归陈云所有。这样的故事，超出了金庸小说的想像力。金庸只知道毛泽东是个流氓，不知道毛手下的流氓，多着呢。 但也有不耍流氓的，人称花帅的叶剑英便是其中一个。在十大元帅之中，叶剑英是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就连毛泽东都曾说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据说毛泽东弥留之际，曾想对他说什么，最后没说出口。不知是不是准备把他当作周勃来托付。与陈云的坐享其成相反，叶剑英冒着巨大的风险主持了那场叫做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有趣的是，事成之后，叶请出邓小平之际，还特意检讨过自己当时有做华国锋顾命大臣的封建念想。虽然叶并不想请华马上下台，但叶所属意的总书记人选，倒是与邓小平不谋而合。胡耀邦先是在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安排下重新出山，然后又在叶、邓的力挺之下，成了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袖。在这个过程之中，胡因念旧，不愿以非常手段取代总书记，内心并不赞成那样请走华国锋。但是，他即便被推向名义上的最高权位，其实并非真正一言九鼎。 同样的力挺胡耀邦，邓是实用主义的，叶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邓看重的是胡耀邦的雷厉风行的能力，叶相信的是胡耀邦大公无私的品格。一旦邓发现胡耀邦对党天下的捍卫不够有力，马上开始怀疑其能力。相反，叶才不管胡耀邦坚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定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不可动摇。八三年清污，邓开始丧失对胡耀邦的信心，是叶亲自从广州飞到北京，打消了邓的去胡念头。虽然叶的儿子们也与陈云之子一样现身政坛，但叶并没有如陈云那般强烈的党天下意识。身居帅位的叶剑英，在中共党内属于开明知识分子一列，了无陈云式的小农情结。无论就思想观念还是个人品质而言，叶剑英与胡耀邦是相通的。正是这样的相通，使叶剑英始终信任从而坚定支持胡耀邦。叶剑英的逝世，使胡耀邦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亦即是说，失去了一堵不容易推倒的挡风之墙。 胡耀邦的另一位知音人物是习仲勋。虽然与陈云一样来自农村，但习仲勋却没有陈云那样的小农意识。习仲勋有着黄土地一般的朴实，有着黄土高原一般的耿直。就党内帮派门户而言，习仲勋与胡耀邦并无交集，彼此的相通全然是肝胆相照的坦荡。倘若说中共党内尚有人性未泯者，尚有良心良知的幸存，那么这二位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叶剑英八三年的制止邓小平去胡，习仲勋八七年的怒斥元老团伙逼宫，遥相映照。只是习在权位上毕竟没有叶的份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胡耀邦被逼出权力中心。 纵观整个一场八十年代改革悲剧可以发现，历史是多么的诡异。若说没有必然性，却是一再地重复了几千年的宫廷政治；若说不是偶然性，整个进程却取决于处于权力中心的政治人物的各种个性及其仿佛并不经意的一次次选择。中国的历史庶几就是一部野蛮战胜文明史，从最早的炎黄之战，到商周之交；从秦政一统天下到宋元明清。那样的历史在清末民初是革命取代改良，然后是国共相残的草莽打败乡绅。这部历史演变到八十年代，则是那具叫做党天下的僵尸压死了摇篮中的改革。 至于这段历史的偶然性在于，假设叶剑英长寿，那么胡耀邦就不会那么容易倒台；假设陈云早死，那么保守派就会群龙无首。或者倘若胡耀邦有点政治头脑，那么就可能继邓之后成为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倘若赵紫阳能够领略一下中国政治普及读物诸如《三国演义》或者金庸小说之类，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轻信体改所不切实际的宏伟空想，那么胡赵邓三驾马车的局面就可能不会被轻易打破。如此等等。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种种偶然性，最集中地体现在赵紫阳的选择上。 赵紫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意气风发，手里捏了一把好牌。作为改革开放两大功勋的封疆大吏，与万里双双进京出任要职。周恩来当年被始终悬置的总理权柄，此刻实实在在地握入赵紫阳的手心。彼时的京城，恰值当年被反击右倾翻案风削职的胡耀邦、邓小平相继复出执掌中枢，故旧门生，遍布朝野。五位常委，邓派占了八成，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再有异心，也是孤掌难鸣。更不用说在政治理念上与邓、叶、胡、赵投契的一大批党内开明派人物，诸如习仲勋、张爱萍、李锐、李昌、于光远等等，纷纷复职，出掌重权。更不用说经由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舆论阵地，尽数收复。朝野互动，里应外合，同气相求，鲜花重放，气象万千得不行。其时，即便邓力群都在包产倒户的突破上坚定地站在胡、邓立场上。 此时此刻，邓小平虽然倚重的是胡耀邦，但内心更看重的却是有着开发沿海城市战略眼光的赵紫阳。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投契，就好比《红楼梦》里贾母与王熙凤的相辅相成。当然从政治文化上说颇有逊色，草莽毕竟不及贵族精深雍容，说翻脸就翻脸。赵紫阳更是以一个县委书记的心态，执掌总书记大权，就好比《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像丫环小红一样在荣宁两府当家。 应该说，邓小平之于赵的器重并非走眼，一如其对胡的倚重也是有原可究。但邓的器重也罢，倚重也罢，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稍有不合，就会心生芥蒂。这在胡、赵无疑是伴君如伴虎，在邓则是用人有疑。专制政治的人际关系，从来都是紧张的，而不是宽松的。胡的天真在于，大大咧咧，从来不看邓的眼色行事。赵的精细在于，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尊奉主君，一方面挟邓自重。 胡耀邦被邓嫌弃，并不令人意外。让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不懂得他与胡耀邦之间的唇亡齿寒。这就好比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只能抱成一团，不可彼此生隙。但赵紫阳先是给邓小平写信进言，抱怨与胡难相处；然后坐视胡被倒不说，还顺手落井下石。不管赵紫阳晚年如何为自己辩解，但他在倒胡生活会上对胡的指责，却是再辩解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胡耀邦那痛彻心肺的伤心欲绝，与其说是因为薄一波的恩将仇报，不如说是由于赵紫阳的划清界线。赵紫阳始终没有明白，即便晚年辩解时都没有明白，在当时的所有同僚中，心地坦荡的胡耀邦其实是最能相处的一个同盟者。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摆上桌面协商，根本没必要私下抱怨。不要说胡耀邦不难相处，即便是很难相处，赵紫阳也不能把彼此的间隙向邓小平透露，而应该与胡耀邦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倘若邓有倒胡的念头，赵紫阳理当明确表示，彼此共进退。若要去胡，赵也走人。假设赵紫阳有那样的明确，邓想要倒胡，也得三思而行。 赵紫阳第二大失误，据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披露，是在去胡之后邓欲将万里接替赵的总理位置时，竟然表示异议。须知，万里是邓小平在赵紫阳升任总书记后交给赵紫阳的二个辅佐者之一，另一个是杨尚昆。万里没能接任总理，又意味着万里没能名列常委。又因万里在常委当中的出局，导致了五人常委的权力失衡。李鹏被乘虚塞入，陈云的部将姚依林悄然跟进。胡启立和乔石虽然可以为赵紫阳站台，但比起万里份量不足。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当年的胡赵邓叶陈，今非昔比。更不用说还有诸多退而不休的元老，成为凌驾于常委之上的一众太上皇。说是一个婆婆，但邓小平最终拍板时，却依然要邀约太上皇们全体到场。 赵紫阳的第三个失误便是以为只要拿到邓的尚方宝剑，就可以高枕无忧，搞定一切。就算胡耀邦太天真，不适合当总书记，那么接蹱而止的赵紫阳理当不天真了吧。殊不知，在宫廷政治的权斗中，照样糊涂。赵紫阳从来没有想过，在诸多元老当中玩一玩五湖四海。八老之中除了邓小平，习仲勋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外还可以争取的，是很乐意与对军队没有野心的赵紫阳合作的杨尚昆。杨尚昆想抓军权，对赵紫阳来说，并非坏事。杨尚昆想在邓百年之后取代邓坐到帘子后面，也不妨碍赵紫阳发奋图强。然后还可能争取到的是薄一波、甚至邓颖超的中立或者不唱反调。即便顽固如陈云、王震，也并非不能搞定，只消找到他们的软肋即可。只要他们的子女想做官、想经商，就必定有软肋。这种人际游戏要是放到杜月笙，可以做得极其到家。中国的宫廷政治，就是玩五湖四海，最大限度地笼络众人，集中力量孤立对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可不是只哄着贾母一个，诸如王夫人、薛姨妈之类的，全都弄得面面俱到。显而易见，赵紫阳从来不读《红楼梦》。 因为没有搞定宫廷政治，所以一旦出事，赵紫阳马上捉襟见肘，手忙脚乱。价格闯关失败，波及赵紫阳的政治地位。虽然是邓小平下令所致，但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如何脱得干系？结果，经济大权旁落，掉落到李鹏、姚依林手里。此刻的赵紫阳虽然得到邓的宽慰，又是欲让出军委主席，又是许诺让赵再做两届；但赵理当明白，李鹏、姚依林已经羽翼丰满，咄咄逼人得很了。更不用说那边厢，老家伙们虎视耽耽。 值此关键时刻，赵紫阳又犯失误，竟然会公开称赞《河殇》拍得如何如何之好。赵紫阳的手下提出新权威主义已经在帮倒忙了，更何况这个倒忙通过《河殇》夸大了千百倍。赵紫阳只消稍许有点儿政治头脑，避嫌都得来不及，哪能公开称赞呀？！相比之下，王震的警惕是在情理之中的，反倒是赵紫阳的盛赞，令人大跌眼镜。 不错，此刻处境越来越孤立的赵紫阳，确实需要大权在握以推进他的改革方略。但那是可做不可说的事情。杜月笙当年在江湖上已然抵达“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境地，都还躬身谦让不已，不敢以盟主自居。价格闯关后的赵紫阳四面楚歌，竟然力挺新权威主义在《河殇》里的替他摇旗呐喊。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有违民主政治原则，在实际操作上喊出了根本不能说出的权争指向。什么叫做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这就是。 在这么一种险境之下，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潮，不期而至。进退失据的赵紫阳，居然玩了一招金蝉脱壳：出访朝鲜。仅就官场运作而言，这一招玩得圆滑漂亮。胡耀邦追悼会结束之后，赵先是走向邓，向邓端出解决学运难题的三条意见，得到邓的首肯。然后，赵转身回到常委当中，以邓的首肯迫使李鹏、姚依林就范。倘若事情到此为止，不算如何失据。紧接着，赵紫阳告诉李鹏，他将出访朝鲜，由李鹏代理行权。这一下弄得，不要说明眼人，即便李鹏那样的白痴，都不敢相信。有人当场劝说，是否推迟、或者放弃出访，赵紫阳一口拒绝。然后走上屋顶，笑吟吟地观看着广场上人山人海的请愿学生。看完之后，打高尔夫球去了。 倘若说，八九学潮的命运，是由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那番讲话一锤定音的，那么不得不指出，早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之后，就已经由赵紫阳埋下伏笔。赵紫阳以为那样的脱身，是将一个烫手山竽扔到了李鹏手上。但赵紫阳直到晚年都没有反省过，那样的一走了之，是如何的不负责任。倘若赵紫阳不离开，那么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李鹏去汇报。这本来应当是在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达成的协商，结果变成了李鹏的火上浇油。 须知，邓小平对学运充满敌意。那样的敌意跟他曾在文革中被毛煽动起来的学生打倒过有关，并且还可以追溯到五七年反右那会对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仇视。正是那样的敌意，致使邓小平咬牙切齿地逼退了胡耀邦。面对邓小平的敌意，处在总书记位置上的赵紫阳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废邓，要么抚邓。前者是发动类似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宫廷政变，后者是向邓拍胸脯，保证以和平方式平息学潮。但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赵紫阳竟然会玩金蝉脱壳，把难题、同时也把广场上所有学生的命运交给李鹏。若将六四血案的历史录影带倒回到四月二十五日之前，世人不难发现，是什么样的精明，将学潮悄悄地推向血泊。 有关这个历史关头，世人通常有两个疑问：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价格闯关失败后，依然信任赵紫阳，照样宽慰赵紫阳？为什么在面对八九学潮时，邓小平会出尔反而地不再信任赵紫阳，以致最终摊牌弃赵？ 答案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价格闯关失败给民众造成的种种困难和怨气，邓小平根本不放在心上。想当年，邓小平参与搞大跃进造成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眨过眼皮没有？一场文革，生灵涂炭，邓小平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复出，从来没有为死难者悲伤哀叹。反倒是叶剑英，曾经沉痛地总结过死了多少人。邓小平的这种铁石心肠，与毛泽东一脉相承。也正是这样的冷酷残忍，致使邓小平敢拍板开枪。顺便说一句，小农陈云一向坐享其成。沾血之事，陈云避之惟恐不及。 邓小平怒气冲冲的另一个原因当然是，亲眼目睹胡耀邦身后的备受民众爱戴，党内威望更是盛况空前，几乎是一面倒地替胡耀邦八七年的被废黜鸣冤叫屈。据《八九民运史》记载，胡夫人为此在追悼会上拒绝与邓小平握手。那样的失落，在毛泽东是因为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举悼周恩来所产生的郁闷。真正是物换星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七六年，毛泽东恼怒的结果，是再次罢免邓小平。十三年后，邓小平老羞成怒地将怒气发泄到了学生头上。你们要闹事，我有三百万军队。 本来应当是赵紫阳承担的斡旋，结果变成了邓小平与广场上学生的对峙。至此，历史的偶然性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 从北朝鲜回来后的赵紫阳所面对的，乃是能否抓住那个很小很小的偶然性。但是，大凡世事总是一步走错，步步出错。赵紫阳返京后的一系列举措，总也踩不到点子上。与其说是能力有限，不如说是私心太重。赵紫阳不是想方设法平息学潮，而是不断地权衡利弊利用学潮。等到他发现学潮根本控制不了时，索性推到邓小平头上以求脱身。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的垂帘听政，即便不是有意识，也是下意识。李鹏把邓小平推到前面是愚蠢，赵紫阳透露邓的太上皇地位是精明。弦外之意，一目了然：既然邓已经定调了，又不肯改调，那么就让邓去跟学生对峙。赵紫阳并非不了解邓小平其人，但他实在是太不想承担，太不想负责了。 事实上，邓小平泄怒过后，一面悄悄调动军队，一面也在默默观望。倘若赵紫阳能够平息，邓小平也就顺水推舟算了。邓小平既是学潮的死敌，又是一个白猫黑猫的实用论者。不管使用什么办法，只要平息学潮就行。天津的李瑞环以跟学生捣浆糊的方式控制了事态，邓小平不但认了，而且还赞不绝口，在六四过后将李瑞环增补入常。上海的朱镕基在电视上公开声称，有关六四的评说，留给历史作结论。朱镕基不仅拒绝军队进入上海，而且不愿动用武警公安，只是发动工人在夜晚悄悄拆除学生设的路障，藉此平息了上海学潮。邓小平也认了，六四过后把朱提为副总理。因此，假如赵紫阳也能够像李、朱二位那样平息北京学潮的话，邓小平放出的那些狠话，未必非得落实成坦克机枪。邓小平再蛮横，再霸道，却因为实用主义性格，是个双面人。再说，邓小平虽然要动用军队，但和平解决显然是更好的选项，不必付出背骂名罪名的代价。 其实，像朱镕基那样悬置争议话题，在赵紫阳并不难做到。赵紫阳完全可以将四二六社论束之高阁，然后像大禹治水那样将学潮导向和平结束。然而，私心重重的赵紫阳既没有李瑞环那样的圆通，也没有朱镕基那样的淡定，因为圆通也罢淡定也罢，前提都是挺身担当。赵紫阳翻来复去地一会说同意四二六社论，一会又说要推翻四二六社论，就是不愿承担责任。同意的意思是责任不在我，推翻的意思也是不想负责任。此时此刻的赵紫阳应该后悔当初请走胡耀邦了。八六学潮就因为有个胡耀邦顶在前面，与赵紫阳毫无干系。 赵紫阳晚年最为纠结的是一再解释两件事，一件是致信邓小平以微词胡耀邦，一件则是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透露了邓的垂帘听政。不管如何解释，赵紫阳都无法回避把邓推到前台的事实。邓小平在学潮面前是丧心病狂的，但冷眼旁观赵紫阳的首鼠两端，却洞若观火。他看出了赵紫阳既不想为他挡风，也不愿负责，更是从赵紫阳与戈尔巴乔的谈话中，听出了明白无误的推卸。事实上，无论是按照西方的政治游戏规则，还是按照中国宫廷政治的游戏规则，赵紫阳的这种做法都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准备废邓。但赵紫阳却根本就不具备废邓的能力，只是推卸，而已。而且那样的推卸背后，又不是对权位的看淡，而是看得太重。倘若是看淡权位，那么赵紫阳一开始就会挺身而出，拼着总书记不当，也要平息学潮。指望赵紫阳拼着一身剐、敢把党天下拉下马固然是奢望，但退而求其次，期待赵紫阳与学生直接对话，化解危机，难道也不行么？须知，邓小平一面准备镇压，一面也在如此期待。 又得回到《河殇》。竟然将赵紫阳作为新主隆重出镜！致使其时已然权位岌岌可危的赵紫阳，突然产生了君临天下的幻觉。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那该死的瓷器活。当年康有为的大同幻境与光绪帝的有心无力一幕，在八九年如此这般地再度重演。只是八九年的知识精英，一个个争相康有为，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更搞笑的是，首先撤离的居然是赵紫阳。 五月十九日天安门广场，赵紫阳以著名的演讲“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告别政治舞台。让人感慨的是，既然早晚要亲临广场，何必当初一再回避？赵紫阳假如五月十三日出现在广场上，学生的绝食抗争可能会有所缓和。更不用说，早在胡耀邦追悼会开完，赵紫阳假如不是上屋顶，而是下广场，情形又会不一样。赵紫阳选择了在邓小平开枪一触即发的当口，到广场上向学生说再见。赵紫阳抽身之后，是邓小平的军队与即将流血的学生之间的直接对峙。这一幕看上去很悲壮，但骨子里的不负责任，不下于起初的出访朝鲜。就此而言，赵紫阳是很自觉的，不需要邓小平对他说闪开，就很悲壮地闪到一旁了。 赵紫阳晚年最耿耿于怀的二件事情里，并不包含对倒在血泊中的平民和学生有什么歉疚。赵紫阳在意的是自己的名誉，一如邓小平说起文革，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得失。难怪有人说，邓小平之所以重用赵紫阳，是因为在赵紫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从务实角度说，似可成立。 但八九年的赵紫阳，与邓小平有本质的区别。赵紫阳不管如何不愿承担责任，但毕竟守住了底线，不认同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邓小平却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地成了屠夫。 行文至此，需要强调的是，赵紫阳的过失只是私心太重而已，而邓小平的开枪，是犯了屠杀平民罪。作为总书记，学潮演变成血案，其责任是没有妥善平息学潮。赵紫阳是想利用学潮做他自己的文章，但邓小平却是极端仇视学潮，从而成了这场血案的直言不讳的罪魁祸首。两者的区别是本笔整个论说的前提。赵紫阳再怎么个私心重重，也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毫无底线。倘若有人因为赵紫阳的自私而将赵紫阳说成六四血案的责任者，那是颠倒黑白。六四血案的根本成因，在于邓小平不惜向学生开枪以维护党天下。赵紫阳拒绝向学生开枪，当然，也不愿力挽狂澜，更不愿像后来的叶里钦那样一举打破党天下。 曾经在《百年风雨》里为赵紫阳没有扮演后来叶里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表示过遗憾。这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一个出口，下一个出口不知在哪里。 政治领袖的举足轻重，不言而喻。知识精英再折腾，也只是配角而已。至于配合得贴切与否，只能是另当别论了。凭借文革当中的红卫兵造反经验将学潮推向绝食高潮也罢，以一种低智商高热情的激昂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也罢，都是在所难免的政治荷尔蒙。需要指出的只是，既然做了，就得担当。人都怕死，但不能只是鼓动他人去死。 八九年北京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坐牢的，但鲜有赴难、没有流血的；那年有企图通过学潮获得臆想中的政治利益的，却鲜有真正与学生风雨同舟的。这是本笔好几年前撰写那篇论说八九年知识分子群体缺席的文章的，缘由。 还是那个看法，那年令人动容的，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学生；最令人难忘的，是为学生堵军车、挡子弹的众多老百姓。后来得知，在蹬着平板车为学生送水送吃的众多身影里，尚有著名的电影明星陈强陈佩斯父子。那年是北京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让全世界看到了不畏强暴的良心和良知。血案过后，站立起了一群死难者的母亲，被誉为天安门母亲。 那年的知识精英，不无搞笑。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是因为害怕被杀头才逃之夭夭的。六四血案后逃进美国大使馆的那对教授夫妇，根本不在通缉名单上。这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只好追发通缉。美学家高尔泰在夹边沟九死一生，写下了囚徒追赶监狱的荒诞。号召争取民主的精英人物，却被学生的争取吓昏，上演了逃犯追赶通缉的喜剧。那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只好发给达赖喇嘛。 真要说起来，教授当年吃过不少苦，甚至还在地狱般的煤矿里做过矿奴。理当活得很彻底了，不知还怕什么。当然，从毛时代煎熬过来的知识精英多多少少都因为苟活而有点心理问题。或者说，不怕死的大都死光了，所以剩下的都不愿做烈士。正如知识是可以习得的，怯懦和奴性，也是可以培养的。被开除党籍，是被迫独立；一旦直面淋漓的鲜血，照样怯懦。可见人格的独立，何其艰难。 思想的自由也同样不易。赵紫阳的体改所聚集了另一批知识精英，其中的领头人物，曾因推动包产到户，有功于农村改革。及至改革推进到城市，尤其是进入政治改革，思想的自由开始褪色，改革话语始终难产。体改所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理论框架提出的诸多改革方案，大多流于难以操作的空想。比如：搞活农村，促进城市，全面调整，重点突破，先易后难，由点及面。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指挥国共内战一般。这些精英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最后研究出的结果是一个常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这句话的真理性就像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即便王震都知道关键在于要不要去掉党的领导。 这些精英自视甚高，天之骄子，并且还一个比一个毛泽东。既学毛的指点江山，又学毛的数风流人物。虽然大都不是正式官员，只不过沾了官府的边，却一个个官气十足，神情语气又带有毛泽东的腔调。当然，官气、毛腔其实就是痞气，流氓气。曾有人比作小毛泽东。殊不知，毛泽东当年是直接从流氓比赛中胜出的，而此刻的这些精英却是从做奴才起步，等到奴才做大之后，才能摆流氓谱。这帮牛皮哄哄的精英，忙乎了如许年却始终没有教会赵紫阳如何当家，如何掌权。学潮一来，这些指点江山的风流人物全都被潮水冲出历史舞台。舞台上最后剩下的，既不是他们的学识，也不是他们的空想，而是被他们认为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骨鲠。鮑彤，是这么脱颖而出的。 当年的共事者如此描绘这位赵紫阳团队的核心人物：缺少大的历史感，不懂得从政治力量的权衡中作出判断；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太低估现实政治的风险，有知识分子的热情，却缺乏政治家的冷静。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位，被搅在政治漩涡里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政治家。正因如此，鮑彤没有制止新权威主义的夸张。也因为如此，鮑彤没能在政治博弈中有所作为。 赵紫阳团队里的知识精英书生气十足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出在奴性太重，流氓气太浓。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这种奴性和流氓气的双料货。其中间杂着商鞅的集权霸道，又掺带了韩非的君本权术。先秦诸子当中，这二位是首开效忠君王风气的奴才。尽管新权威主义倡言者可能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商鞅韩非，最多只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所接触。其奴性其霸道应该是承继了毛时代的笔杆子。 这些精英人物是在毛时代的阴影底下指点江山的。他们的问题不是学养不够，而是奴性难改，始终无法独立，无法自由思想。他们像商鞅那样向党进言，像韩非那样向主公献计。私底下目空一切，官场里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在学潮面前的尴尬在于，不知该到广场上与学生站在一起，还是致力于如何平息学潮。那么些年研究了无数个改革方案，却始终拿不出如何与学潮学生沟通的良策。在学潮面前像邓小平那样耍流氓吧，他们还没有获得耍流氓的权位；能够有机会跟邓小平的儿子私会私谈，都已经感觉很荣耀了。放下身段与学生打交道吧，又怕丧失到手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他们嘴上说的是改革，内心崇拜的却是权力和权位。及至主公被弃，他们才不得不与当局公开决裂。与鮑彤的骨鲠令人起敬相反，逃到海外那些赵氏旧部的所作所为，直让人为赵紫阳没能成为叶里钦而感到庆幸。后来的一个个悄悄归顺新主，也算是顺理成章。 六四过去多年以后，有批评声音认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过激，没有给改革派时间，从而断送了党内外的改革力量。本笔不这么认为。比起五四学生的火烧赵家楼，痛殴民国政府官员，六四学生的和平理性，乃是有目共睹。也正是那样的理性，始终坚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诉求，导致广场上的学生理性到了把三位泼墨毛像的湖南民众扭送公安。要是当年北洋政府碰到如此理性的学生，不要说出兵镇压，跪下磕头都来不及。八九学运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民主政治的程序正义上作了难能可贵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是通过投票表决，选举学生组织的领袖和骨干。他们努力践行着民主政治应有的表决方式，即便坦克开到广场上之后，面对枪口，依然坚持用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撤离。这是整个一场学潮的最大亮点，与后来美国911被劫客机上的乘客投票表决是否反抗恐怖分子的临危不乱，异曲同工。这场学生运动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了体改所的改革预设和改革方案；也远远超过了其时知识精英的思想水平，以致一些精英怀着各自的心思插手学运时，只知道找一个个学生领袖向学生喊话，全然不知学运是通过表决机制运作的。赵紫阳曾经总结十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如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赵紫阳在开拓市场经济上做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努力，但在民主政治上却无能为力；反倒是他搞不定的学生运动，为此作出了示范。赵紫阳意识到利用学潮推动政改，但他不知道学生的民主政治理念已经如此成熟。顺便说一句，有人披露过，有外国专家在跟赵紫阳交谈过后感叹，赵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不是一个大政治家。此言颇具参考价值。 由此可见，学生运动其实是与赵紫阳的经济改革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背反的。只是体改所的那些精英忙着给朝廷出主意如何应付学潮，从来没有总结过学生运动之于政治改革的推进作用。他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情结，使他们的目光始终盯着权力权位，而不愿与学生有什么沟通。一旦学潮起来，他们最担心也最害怕的无非是，会把他们的既得利益全部冲走。 至于学潮为何一浪高过一浪，主要原因是对邓小平敌视学运的反弹；其次是，赵紫阳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到学生面前与学生对话。倘若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之后就站到广场上，向学生表示理解，肯定学生的热情，由此定调定性在先，那么既抚慰了学生，又堵住了对学运充满敌意者们的嘴。这真是的不难做到的呀！ 学运的难以苛求在于，学生毕竟是学生，涉世不深，一腔热血而已。激进冒失在所难免，情绪失控也是常有的现象。只是个别学生领袖持期待开枪流血的动机，让广场上的学生坚持不撤；成熟过度。若干年后，又以富豪身份回到当年血流成河的那块土地，若无其事地与当局做生意，更是流氓得可以。个别女生一会声嘶力竭扮演英雄，一会儿哭哭啼啼不知所措，尚在情理之中。只是事过境迁，以上帝的名义宽恕六四屠杀的刽子手们；莫名其妙。杀人犯的罪案是由法庭判决的，与上帝无关。 学潮与所有群众运动一样，不可能是水晶玻璃般晶莹纯洁的。若说学运本身需要反省，那么应该是思维方式上过于黑白分明，从而导致一再做出你死我活的选择。有些学生领袖把学运等同于真理惟一的持有者，那是陷入了毛泽东式的惟我独尊套路。赵紫阳固然有私心，但阎明复一再恳求、甚至跑到广场上苦苦哀求学生，停止绝食，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却是肺腑之言。广场上的学生不该置若罔闻。虽然党内改革派到底还有没有时间是个疑问，但和平理性精神之中，理当包括谈判磋商，做事留有余地。相比之下，后来的台湾太阳花学潮，香港雨伞学潮，就具有那样的理性精神，从无你死我活的思路，故而能够进退有据。台港两地，虽然也是华人华语世界，但毕竟没有受过毛时代的荼毒，没有受到毛语毛思维的影响。 纵观八十年代的这场改革悲剧，症结在于政治改革与党天下的冲突。思想解放，市场经济，接蹱而止的，就是政治改革，或者说政治转型。体改所的精英们碍于自己的奴才身份，遮遮掩掩地提出的党政分家，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把打下的江山交还给人民，要不要把强行剥夺的选票交还到人民手中。这些诉求根本不需要体改所的精英们花费时间精力研究，早在中共的延安时代，就由中共自己明明白白地说过了。毛泽东也罢，邓小平也罢，难道不知道权力应该来自选票的道理？若说初心，延安共产党人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学习美国政治制度，难道不算初心？这么简单的道理，哪里需要体改所来做帝师提醒当朝者？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是因为他知道这些道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更是因为他太知道这些道理了！障碍无非在于，既得利益。 蒋经国不立太子，根绝了家天下；开放党禁，终结了党天下。邓小平也不立太子，却放纵子女树立了权力寻租的榜样，美其名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六四过后，邓小平经由南巡重提改革。问题是，经由那场血案，还可能改革么？六四意味着改革的终结。八九年以后的所谓改革，只能走向腐败。越改革，越腐败。因为权力有坦克机枪在前面开路，可以任意肆虐。六四前小打小闹的官倒，六四以后成了权贵之于民脂民膏的公开掠夺。因此，八九年以后，不必再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改革不改革，倘若真有诚意的话，那么请启动政治转型。拒绝政治转型，那就免谈改革二字。 八十年代的体改所精英，大谈普朗克效应。说是等几十年后，老人死光了，政治就自然转型了。如今，当年元老集团的诸多老人已经死光了，政治转型有眉目了么？什么硬政府、软经济，什么重新构造权力格局，什么国家应该实行有效的强制性的国民性教育与改造等等，等等，通通是奴才们得了便宜之后的卖乖而已。如今中国面临的，只有一条路，政治转型。其它全都免谈。历史的车轮因为政治转型而卡在那个血案上，若要车轮重新转动，惟有启动政治转型。 六四后的中国大陆，一方面以高压维持表面的稳定，从而产生一种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幻觉；一方面那辆叫做专制的破车已经越过了山顶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从山坡上滑落。权贵们表面上都在标榜，谁能保持江山永不变色；骨子里却在暗中较劲，谁能扮演历史伟人。大家全都知道，有个历史伟人的机会，不声不响地等在不远的地方。好比一场豪赌，赢家通吃，输家身败名裂。不要以为已经过了二十几年就可以遗忘，六四血迹，依然未干。就像二二八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历史血祭，六四是大陆政治转型的历史地标。悲剧的审美，是历史的前导。尘土归尘土，英灵是英灵。改革既死，民主当立。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写于纽约
——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October 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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