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朋友应该还记得“总理遗言”当时的轰动效应，但未必清楚内中详情）

1976年“总理遗言”制造者，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61岁

李君旭 1953.12-2014.2.9 生于杭州

① 年轻时的李君旭是女同学心目中的“偶像”。

② 李君旭近几年身体一直很不好。

　　③ 1976年的“总理遗言”被广泛传播，各种字体的手抄件一大堆，除标点符号略有变化外，基本版本都一样。图为当时的一份手抄件。

    本文原标题：【逝者】李君旭（蛐蛐儿）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外号蛐蛐儿)，昨天早上因肺梗塞在杭州去世，得年61岁。

　　现任《江南》杂志主编的袁敏，是李君旭的同学，亦是“总理遗言”案的见证者。昨天早晨，刚下飞机的袁敏得到了蛐蛐儿去世的消息。她昨天对早报记者说，蛐蛐儿这些年身体一直很不好，长期卧病在床，由一个护工照顾，“他的病根都是当年在监狱里落下的，后来又摔了一跤，几乎半身瘫痪，大脑严重受损，脑子一直不清楚。我们这些同学和狱友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蛐蛐儿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妻子早已离开他，哥哥姐姐也不跟他住在一起，“我是早上收到他嫂子短信才知道这个消息。具体的后事料理现在也不清楚，但我们这些同学和狱友可能会办一个纪念仪式。”

　　一

　　袁敏的哥哥、姐姐和父亲皆曾因“总理遗言”入狱。她的哥哥当年出狱后说，“20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2009年，她把这段历史打捞出来，创作了《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一书。袁敏说，“写这段历史是‘寂寞和宁静地和历史重逢’，这种重逢我觉得是寂寞的，跟当下的喧嚣和热闹是不沾边的，但是这种重逢又是很有意义的。”

　　袁敏在微博上说，“38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飘着雪花的寒冷冬日，蛐蛐儿和一帮反‘四人帮’的热血青年有一场‘狗肉聚会’。不久，一份‘总理遗言’迅速在全国扩散。”

　　袁敏当时是杭州织锦厂工人，23岁的蛐蛐儿是杭州汽轮机厂工人，袁敏的哥哥袁中伟是杭州半山发电厂的工人。蛐蛐儿是袁敏的中学同班同学，也是袁敏哥哥袁中伟的“好哥们儿”。上文提及的“狗肉聚会”指的是，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后，李君旭、袁中伟等一群经常聚会的“好哥们儿”，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局。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是这帮青年人最频繁地聚会的时候，(大家)议论到总理死的时候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遗言的话总理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总理没有子女，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遗言，那么他如果留下遗言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对爱戴他的人民。他可能会留下什么话，大家先是猜测，然后就是想。”袁敏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

　　“总理遗言”于1976年2月5日出笼。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给邓颖超；第二部分写给“主席、中央”，里面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并表示，“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当天，袁中伟从朋友手中得到一份“总理遗言”，朋友告诉他这是自己在别处抄写的总理遗言，事后来看，这是“总理遗言”的第一次传播。袁中伟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份“总理遗言”的原创者是自己的好友蛐蛐儿。

　　1976年春节过后，作家王旭烽正在竹杆巷口自己家二楼的阳台上趴着看天，突然楼下有人激动地叫他：“王旭烽，王旭烽，我有东西要给你看。”那是袁敏的同学赵晓红。赵晓红到了楼上，开口就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就这样，她在光天化日的阳台上，给我看了‘总理遗言’。我记得，她拿的是一张从练习簿上撕下来的纸，纸有点黑，长条格子，字是圆珠笔抄的，字迹认真，长长的，小小的，有棱有角的，这些字长得很像晓红(写的)。我看了热血沸腾，二话不说，走进房中就抄了起来。”这是王旭烽2007年在给袁敏的信中提到的细节。“我把‘总理遗言’藏了起来，没给任何人看。外面风传的‘总理遗言’，已经到处都是了。”

　　“总理遗言”当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迅速在全国传播。“光是浙江这个地方，我就知道收缴了5000多份‘总理遗言’。”袁敏说。

　　“总理遗言”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四人帮”决定查清此事，后被称为“总理遗言”案。袁中伟、蛐蛐儿和其他人相继被捕，全国涉案人数达四五千人。王旭烽在给袁敏的信中说，“实际上你们家一平反，我们就都知道你家没有人参与编写‘总理遗言’，是蛐蛐儿自己独立完成的。(蛐蛐儿被)抓进去高压审讯之后，胡乱供出了一些人，那些人是真的无辜。尽管如此，大家对蛐蛐儿并没有什么恶感，总归是反‘四人帮’的英雄。”

　　“四人帮”认为，这个遗言不可能是一个23岁的毛孩子做出来的，肯定有幕后策划者，一定要把背后的老家伙抓出来。“张春桥就说司机背后有首长，儿子背后有老子，一定要把幕后的策划者抓出来，23岁青年工人，怎么可能模仿总理模仿得那么像，而且写了那么多，一看就是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内容)。”袁敏回忆说。

　　1976年2月发生的“总理遗言”事件注定无法成为孤立事件，它发生在“文革”末期，在多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1976年的“四五事件”对后来粉碎“四人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四五”事件是怎么起来的，其实跟“总理遗言”密不可分，它是历史的导火索。李君旭伪造的“总理遗言”，在袁敏看来，“虽然蛐蛐儿他们都是小人物，但对推倒‘四人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轰动全国，(当时)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大案’。”

　　这个案子当时“举国皆知”，中央电视台编导、曾和李君旭在杭州汽轮机厂共事过8年的朱海形容，“当时完全是手抄本，大家都是对国家前途担忧，这些小人物又使不上劲，只能抄写‘遗言’，口口相传。当时公安部找出来一大堆‘遗言’手抄件，各种字体。你可以去想象，所有人都去抄写，而且惟恐抄错。除了标点符号略有变化以外，基本版本都是一样的。当时抄的过程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整个时代的担忧。”

　　袁敏认为，“总理遗言”反映了群众普遍心中的愿望，肯定了邓小平，邓小平还能继续出来工作，“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搞)改革，抓生产。老百姓生活太苦了，你再怎么抓革命，不生产的话，老百姓最后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大家最最欢迎；还有一个人们非常欢迎的，就是总理最后说的，骨灰不要保留，撒掉。当时看了以后，大家都是潸然泪下的，觉得总理一生清贫，也没有孩子，最后连骨灰都不能保留，撒掉。大家觉得这个‘撒掉’，实际上也有对自己身后政局的担心。”

　　二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因“总理遗言”被关押的人陆续获得“平反”。从监狱里出来之后，蛐蛐儿重新开始工作，“而且很受重用，曾经前途无量，但是他在监狱里留下了隐患，导致后来很惨。他是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得主，是非常有文采的人”。但在袁敏看来，蛐蛐儿更是一个政治中人，而不是一个文学中人，“他酷爱政治，那个时候一拨年轻人把政治视为生命。”

　　这也是王旭烽对蛐蛐儿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之后，在浙江文学界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但感觉中他依然不是一个文学中人，而是一个政治中人。”

　　蛐蛐儿出狱后，开始不停地“挪动”岗位。王旭烽回忆：“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他曾在杭大读过夜大，后来他当了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但他的考试成绩不好，好像还有过不及格。一个大学的中层领导，同时大学成绩又不及格，我想是一件尴尬的事情。那时他已经服安眠药成瘾了，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再往后他去了《浙江日报》文教部担任副主任。后来调到《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

　　袁敏认为，蛐蛐儿的病根是在监狱生活中种下的。有一年他病危，后来虽然抢救了回来，“但是他整条腿都是黑的，肌肉都坏死了。”

　　关押在监狱的18个月里，蛐蛐儿还有过一段浪漫的插曲。袁敏说，在看管犯人的战士当中有一个女兵，那个女兵小提琴拉得很好，“她显然对蛐蛐儿有好感，蛐蛐儿是一个帅哥。蛐蛐儿受审的时候，受到的精神压力，不是亲历者根本想像不到的，不准睡觉，所以他后来高度失眠，睡不着觉。后来这个女兵偷偷给他送了两粒安眠药。”蛐蛐儿对安眠药上瘾就是从监狱开始的，“吃了安眠药以后，他那天睡得很好，从此他就公开提出要安眠药，因为睡不着。等他出狱的时候吃药已经上瘾了，越吃越厉害，几乎等同于吸毒，这导致他后来不断地摔跤，造成脑出血，这是致命的。”

　　蛐蛐儿之所以摔跤，被认为是吃药后身体失调的反应。那时，他有时半夜里会起来梦游。“有一天报社发现办公室门上天窗洞开，有人从上面爬了进去，还留下了大脚印。蛐蛐儿立刻就去报了案，最后一查，那脚印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本人的确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王旭烽说。

　　在《东方青年》杂志社再次摔倒后，蛐蛐儿的大脑受到重创，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妻子离开他去了美国。袁敏说，蛐蛐儿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住进福利院，和一个傻子住一间房。他不跟外界交流，时间一长就失语了，再时间一长，就思维迟钝了。“后来我们跟他家人去说，一定要把他接出来，不能住在福利院。后来他家人给他租了房子，雇了个男保姆跟他住在一起。”但是他的表达依然有障碍，“你问他什么他都不说，最多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三

　　李君旭1953年12月在杭州出生，父母都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的医学专家。

　　李君旭的形象和蛐蛐儿这个外号风马牛不相及。现实生活中的李君旭身材高大，嗓音浑厚，黑发微鬈，胸膛挺拔，但是与所有这些富有男子气形象特别相悖的是，他长着一张孩子气的娃娃脸。

　　在朱海的印象中，蛐蛐儿这个人站在面前，“你会感觉跟神在一起，那种动作、语言、风度，他就是有领袖风度的。”蛐蛐儿最大的魅力，在朱海看来，就是他的思维非常发达，他能把政治口语化，像谈家常一样把政治谈了。他谈话的语言从来不俗，非常高尚，所以就这一点，当时有一批年轻人追随他。“我们小时候女同学说起他，都是把他当偶像的。”袁敏说。

　　王旭烽说：“蛐蛐儿已经被命运定格在80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我并非要在这里刻意歌颂纯洁，我只是想说，(蛐蛐儿)透露出的天真的神态，一方面依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主体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预示了人的命运中那古希腊戏剧般的悲剧意义。”他的一切思想都停留在80年代了。　　“我们这一代，‘文革’十年，确实是躲避不及的事。这十年我们一般都跳过去了。1976年，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转折年，我个人认为，《重返1976》里很多人物是那个年代出来的群英。这特殊的十年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东西。”回忆这段往事，当事人之一的朱海说，“很多年轻人会怀疑，觉得你们傻不傻，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这不光是当事人，这种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百年也就这一回，因为不会有这么低级别的人写这么高层次的‘总理遗言’。这个事件的独特性令人慨叹，它跟打击假冒伪劣不一样，很多假冒伪劣是有功利性的。一般来说冒充总理签名的也有，但是那个也有巨大的功利性。而这个(‘总理遗言’)是没有功利性的，而且在全国乃至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事件本身说明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有特别的意义。”

　　多年后，袁敏去探访病弱致残的蛐蛐儿。在她的追问下，蛐蛐儿承认，当年因为失恋，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女朋友和女朋友周围的人看，“证明自己并非鼠辈之人”。六位被蛐蛐儿“供出”后差点丧命的当事人，对蛐蛐儿却表现出了宽容。袁敏在她的书中坦承她和家人对蛐蛐儿并无怨恨，正如她哥哥所说：“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是否还有可能采访到其他当事人谈谈蛐蛐儿呢？袁敏的回答依然是：“他们都不会愿意说的。”（石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