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祖光：一個中國文人的生命價值 杜高 4月9日晚，北京落着小雨。我接到苗子、郁風夫婦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祖光於午間辭世。他倆的語調低沉而平靜，我也不太感到突然。因為一個真正的祖光，一個談笑風生、睿智靈敏的祖光，早在五年前那個令人傷心的江南春雨的四月，已經跟隨他深愛着的鳳霞遠遠地離去了。 這五年的歲月，他獨自默默地坐着，不再說一句話。朋友們去看望他，心裡都很難過，只能拉着他的手，默默地相望着，用心靈和他對話。也不知他感受到了沒有。 吳祖光和新鳳霞的婚姻，人們通常只把它看成一個大文化人和一個民間藝人的奇妙相遇或一個新文藝工作者和一個舊藝人的美好結合。如果從人性的純美和心靈的相通來看他倆的愛情，簡直要認為這個美麗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傑作。 我和吳祖光的交往已經五十年。他的名字對我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在我的心裡，吳祖光是當代中國文化人當中一個最具獨特價值，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般的人物。 吳祖光是一個極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不但可以看到中國文化人的許多優美的品德，而且閃耀着動人的人性光彩。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輩作家，又是我喜愛的一位親切的老大哥。關於他，我當然可以說很多話，他逝世後許多往事湧上我的心頭，他的精神生命永遠不會離我而去。如果要我用最簡略的語言來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徵，那麼我將用這樣兩個字：“率真”。他的確是一個真誠而率直的人。 吳祖光是一個自由的文人。他熱誠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沒有絲毫世俗的等級觀念。在大人物面前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他也從不以大人物自居。這在等級鮮明的中國社會環境裡是最為難得的。上世紀50年代初，我和他交往時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而他那時已是大名鼎鼎的劇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時在上海當部長，每次到北京辦公事，下車後必先到祖光家“報到”，吃完飯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裡遇見夏公，喝茶聊天，飲酒吃飯，他招待夏部長和招待我們這些年輕朋友同樣熱誠和隨意，絲毫沒有等級上的差別，因而我們在他家做客從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剛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還沒有收拾。我隨意問了一句剛才來的客人是誰，他也隨意地回答我：“陳毅。”我大吃一驚，問：“是陳毅副總理嗎？”他點點頭：“大將軍。是王崑崙陪他來的，看了看畫，談了談戲，聊得很輕鬆。有警衛陪着，在院子裡到處看了看哩。”他的語氣很自然，沒有半點受寵若驚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這樣的客人。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攝梅蘭芳的舞台藝術片，講起拍攝中一些領導亂干預的事，還講了蘇聯專家對中國戲曲一竅不通的小笑話，接着說：“昨天周總理把我叫去吃飯，還叫了老舍和曹禺，問我們在寫什麼，我們三個都不是黨員，他要我們講講文藝界的情況。”跟上次講到陳毅來他家做客一樣，他仍然是以那樣平常的語氣講起周總理的邀請。 1953年祖光編了一本散文集《藝術的花朵》準備出版，那裡收集了他寫的十多篇描述梅蘭芳、程硯秋、常香玉、新鳳霞等戲曲表演家的極富情趣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很精美的插圖，大都出自名畫家手筆，如張光宇、丁聰、郁風等，但是祖光特意把寫梅蘭芳的那一篇留給蔡亮，要他畫一幅梅先生《貴妃醉酒》的舞台速寫。蔡亮那年剛滿二十歲，還是美院的學生，祖光信任和扶植無名青年，沒有半點論資排輩的俗見。《藝術的花朵》出版後，我們都為蔡亮高興，這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從吳祖光身上感受到了中國文化人對後進者的一片愛心。三十多年後，蔡亮已成了一位名畫家，他回憶起這件事時深情地對我說：祖光的用心到我當了教授後才真正領略到，他是給我一個機會，要我向那幾位名家學習，看看自己和他們的差距在哪裡，鼓勵我上進。我想起他對我的培育，就懂得了我應該怎樣愛護自己的學生。 吳祖光是一個充滿人道精神，富於正義感的中國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於直言。我接觸吳祖光是1952年從朝鮮前線回國以後，他那時住在東單棲鳳樓，離我住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宿舍很近，他那個院子裡還住着音樂家盛家倫、美術家黃苗子、郁風夫婦和電影家戴浩、虞靜子夫婦。那是一個洋溢着濃郁的文化氣氛的小院子，對我們這些年輕人極富吸引力。吳祖光是一位有很高藝術成就的劇作家，當我幼年時在劇團里做小演員時，他已是戲劇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劇作《風雪夜歸人》《嫦娥奔月》《捉鬼傳》等，都是我喜愛的作品。除了他的學識，成就和智慧以外，他為人仁愛寬厚，同情別人的疾苦，而他的談吐又那麼活潑風趣，所以在他家做客特別愉快而不感到拘束。他的美麗而又善良的夫人新鳳霞對我們也很有吸引力，他們那時結婚不久，鳳霞每天晚上都要登台演出，白天在家裡練功練唱，她的琴師每天都來家，和她一起琢磨推敲新的唱段。她雖然忙，還是那麼熱情地款待我們這些沒有成家的年輕朋友，給我們包雞肉餡的餃子吃。我們遵照中國人的方式親切而恭敬地叫她“大嫂”。我們喜歡去他們家，喜歡聽祖光談戲劇，聽鳳霞唱戲，也喜歡在他們家吃飯。 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因為我和路翎在一個創作室工作，我們幾個朋友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外圍的“小家族”，被關起來審查批鬥。“反胡風”運動本來同吳祖光一點關係也沒有，“肅反”也沒有觸及他。他那時正受周恩來的委派，在拍梅蘭芳和程硯秋的戲曲電影。但是他和我們幾個年輕人有着真純的友誼，他很喜歡我們，尤其和田莊親密無間，無話不談。他聽說“肅反”把我們整得很慘，把我們搞成了一個小集團，把我們當成反革命關起來審查批鬥，他認為這樣做太不可思議、太過分、太不近人情了。出於一種善良的心意，他在一些公開場合為我們說過公道話。他不知道這樣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點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點黨內鬥爭經驗的人，遇到這種情況躲避都來不及，吳祖光的率真就這樣給他自己招來了一場大禍。 ? 1957年，吳祖光被打成戲劇界頭號右派。田漢主持的《戲劇報》多次派記者登門動員他寫文章對戲劇工作提意見，文聯召開的“鳴放”會，是周揚、陽翰笙兩位文聯領導人親筆寫信派人來請他去的。他出門前，新鳳霞勸他不要去，鳳霞是從社會底層走過來的窮苦藝人，她有一個樸素的人生經驗：再了不起的人也愛聽奉承話，哪有聽了醜話不翻臉的人呢！吳祖光不信她的這個經驗，他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還是我在重慶編《新民報》副刊時頭一個發表的，還有什麼信不過我的呢！” 吳祖光和黃苗子、丁聰、唐瑜等文化人被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團”，為了加重吳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被定為“二流堂”的第二代。“肅反”時積累下來的那些有關“小家族”的材料，一股腦兒都堆到他頭上了。每當我回憶起那數千人參加的“小家族”批鬥會，吳祖光被揪上台，聽任人們用惡毒的語言謾罵他侮辱他時，我心裡極其痛苦。 1979年春，“小集團”平反後，我和幾個朋友在祖光家重逢，鳳霞已經癱瘓，我們抱在一起，是那樣淋漓痛快地嚎哭起來。 1980年春，我結婚了。我的岳父在他工作單位的食堂辦了兩桌酒菜招待親友。鳳霞叫兒子吳歡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說：“別的宴會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禮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她把她自認為畫得最好的一幅《雙挑》由祖光題詩“開花春灼灼，結實夏雙雙”贈送給我。食堂的大師傅和服務員們聽說新鳳霞來了，都來圍住她，請她唱幾句評戲。她已經很久不唱戲了，但她要用自己編的詞唱幾句，剛剛唱完“好人遭罪，苦盡甘來”兩句，便哽咽着，淚流滿面，唱不下去了，只好由女兒吳霜替她唱了一支歌。這情景使在場的人們都受感動。 新鳳霞也是一個奇蹟般的傑出女性。一個幾乎不識字的民間藝人，身殘志堅，靠着自己超人的靈性和刻苦勤奮，靠着對祖光的深情篤愛，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迫下，居然把自己錘鍊成一個作家、一個畫家、一個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一個獨一無二的典型的中國式的女才人。人們都知道，吳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勞改後，文化部一位副部長找新鳳霞談話，要她立即和吳祖光離婚，劃清界限，新鳳霞回答：“祖光是好人，我要學王寶釧那樣，在寒窯里等他二十年！”只有中國文化才能培育出對愛情這樣忠誠而又不向權勢低頭的堅強女性。 平反改正以後，吳祖光擔任了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幾乎在每一次會議上，人們都可以聽到他呼籲政治民主、倡導思想自由的發言。他勇為弱小者仗義執言的本性，並沒有因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頭而改變。到了90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吳祖光，還挺身而出為一個被國貿商場無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場艱苦的官司。這就是我所說的吳祖光不改的文人稟性。他的名句“生正逢時”表明了他的積極的人生態度。 記得1995年8月，蔡亮突然逝世的噩耗傳來，我很悲痛，跑去告訴祖光時，我哭了起來，我說：“小家族”的朋友們一個個都走了，汪明走得最早，好日子都沒有看到；田莊呢，剛平反，就沒了。羅堅本不該走得這麼早的，誰知道他的心情是那麼壓抑呢；最可惜的是蔡亮，才華正茂，巴黎的蔡亮工作室還在等他回去，怎麼忽然就死了呢？我沒有好朋友了……祖光一把拉住我的手，眼眶裡閃着淚光，對我說：“還有我呀！”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講到田莊的愛人敏凡身體不好，孤身一人，生活困難。他嘆了一口氣，默然點點頭。我起身走的時候，他把我拉住，帶到他的書桌邊，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交給我：“這一千元，是我的稿費，給敏凡送去，就當我給田莊的。” 祖光就是這樣一個愛朋友、重道義、不忘舊情的中國文人。 只要回想一下已經過去了的那些噩夢般的漫長歲月，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不在極“左”政治的沉重壓力下經受着精神煎熬，無不被改造、被扭曲、被異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而唯獨吳祖光，始終保持着自己鮮明的個性和純良的天性，保持着一個知識分子獨立的精神人格。他始終是他自己。難道這不是一個奇蹟嗎？ 吳祖光逝世後，千萬人都在悲痛，都在悼念他，讚美他，都更加認識了他的生命的價值，更加懂得了他對於我們民族的意義。因而我深信吳祖光是永生的。 寫於北京安定門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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