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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情报人员中，袁殊是最神秘的传奇人物之一，他是“五方特务”(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寇)，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惊险的地下战斗，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近年有些报刊虽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迹，但有的文章泛泛而谈未涉要害，有的文章戴着“左”的眼镜，抹杀回避了中共利用袁殊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事实，因而不够真实，不够客观公正。笔者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是同一战线的战友，我与袁及其部下又有过接触，为了反映历史真相，我特写此文作重要补充和纠正。
我初次见到袁是在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当时我在一所夜大学新闻系读书，白天无事常到袁主持的《杂志》社看报聊天。袁当时约近30岁，身材矮胖结实，神采弈弈，来看他的人很多，可见他交际广宽，而一个20多岁的摩登女郎则是常客，她是女作家关露，后来才知道她是潘汉年手下的特工。渐渐地我了解到袁的身世和经历。
从北伐战士到文艺青年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虽是官宦却家道衰落，独自到浙江谋生，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到上海投靠姐姐，后又迁到浦东棚户区，以开“老虎灶”(流行江南专卖开水温水的店)维持一家艰苦的生活，袁学易则到印刷厂当学徒工。后来父亲到上海一家学校教书，就把12岁的学易送入立达学园读书。立达学园不少教师思想激进，主张个性解放，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袁虽年小，但生活的贫苦，又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产生了改变旧社会的思想。1925年上海发生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袁学易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许多先进分子，不久就跟随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胡抱一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在多个部队担任副官、连指导员等职。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左倾思想逐渐成熟。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遭屠杀迫害，袁愤而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风行一时的“狂飚运动“。
“狂飚运动”由多位进步青年组成的狂飚社发动，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斗，承担起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除发行周刊和丛书，还成立演剧部。思想左倾又爱好文学的袁学易，满怀兴奋地加入该社剧团参加演剧活动，先后在上海、南京演出的《娜拉》《上海之夜》《从人间来》等多部话剧中担任角色，还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在南京演出结束举办的答谢观众招待会上，他代表狂飚社致词，竟在发言中借剧情把国民党大骂一通。国民党中央党部获悉后准备对他惩处，幸得他父亲的同盟会老朋友的庇护才得无事。
回到上海，他与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楼适夷、柯仲平等一起挤住在简陋的房屋内，他们穷困潦倒，但都怀抱着美好的理想。这时他组织剧团，创作剧本，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但他感到戏剧事业不可能成为终身职业，他决心改变人生的方向了。
从新闻学家到名记者
袁在1925年开始向报纸投稿，不断被采用，特别是看了新闻学家任伯涛的《运用新闻学》后，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在狂飚社的集会上遇见了任伯涛，就向这位老专家请教，并倾诉自己对上海报纸的不满，认为这些报纸是买办阶级的工具，不为人民说话，决心将来自己办一张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报纸，用舆论来改造社会，得到任的赞许与鼓励。为了实现理想，不久他赴日本进日本大学新闻系进修，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写文章介绍各国的新闻事业状况，寄回国内报刊发表。由于经济困难，他在1930年回国。他在上海遍访新闻文化界名人陈望道等，主张办一张公正客观的报纸，得到他们赞同，于是用他妻子从娘家借来的500元，在1931年创办了《文艺新闻》。
《文艺新闻》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介绍中外文化动态，人民大众关心的文化新闻，刊登各国的进步文学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日寇占我东北，国难深重，该报又以大量报道鼓舞民众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有一件事使该报更加引人注目，就是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一无所知。袁心生一计，请中共在沪代表冯雪峰用假名写读者来信给该报，询问五作家下落，然后又以读者来信方式透露五位作家已蒙难，接着又发表大量纪念遭难者的文章，既造成不利于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又使国民党找不到消息来源，保护了该报的安全。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的，“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他的机智和胆略受到广泛称赞，该报也因此销量大增，他这时改名袁霄逸，顿时成为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他一面致力办报，一面从事他爱好的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他写了大量新闻学作品，如《现代新闻学》《学校新闻讲话》《新闻法制论》等，除在报刊发表，还由好友恽逸群编成《记者道》一书出版，他还雄心勃勃想编一部新闻学丛书，可惜未能实现。
他对新闻学还有两个杰出的贡献，一是把英文Journalism一词译成“集纳主义”，并定义为：“报纸的新闻要有闻义录，包罗万象，为读者喜闻乐见，引人入胜，又须立场公正，为人民大众说话。”这个“集纳主义”是他对中国新闻学的首创。二是他将英文Reportage译为“报告文学”首先引入中国。他写了《报告文学论》，对它做出定义：“报告文学是把心灵置于事实的基础上，但不是象照相机般照录原样，它又须具备一定的目的倾向，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地写出，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据袁首创的报告文学理论，他的好友夏衍写出了烩炙人口的《包身工》，成为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从此报告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刘宾雁成为后起之秀。
袁霄逸把这些理论用来实践，他后来创办的《杂志》半月刊和《新中国报》成为别开生面的报刊，不仅信息量多，并且对重大新闻和事件都配以照片、背景资料、短评等，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因而这些报刊广受读者欢迎，使他成为新闻事业家和名记者。
博学才子成为五方特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儒雅博学的文人后来竟成为“五方特务”，成为神秘的传奇人物，事情的经过是——
袁创办《文艺新闻》后，接触了不少思想左倾的作家文人如冯雪峰、茅盾、夏衍、潘梓年等，思想越来越左倾，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又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国文化同盟总会”(简称“文总”)的常务理事，于是他提出参加中共的要求。一天潘汉年王之春约他在咖啡馆见面，通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他的机智和胆略，吸收他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担负更多的秘密特殊工作，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战略情报，于是他开始了第一个特工生涯。
按照中共指示，他停办了已出60期的《文艺新闻》，在他表兄贾伯涛(黄浦军校一期生)介绍下结识了湖北同乡、上海社会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参加了吴手下的特工小组和更秘密的“干社”。经吴醒亚介绍，他进入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当记者，得以参加各种招待会和进行个别采访，从此袁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获得不少重要情报不断送给潘汉年。在采访活动中，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两人关系逐渐密切，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岩井为鼓励他多给国民党情报，每月付他200元活动费，从此袁成为日寇的情报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和日本谈判货币汇率和关税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袁从岩井处获得最新消息 ，及时报道，使袁因消息灵通而在新闻界声誉鹊起。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他和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中共党员和中共“特科”人员)发起举办每半月一次的“记者座谈”，议论国事，交流信息，各报的立场左中右的记者包括夏衍、石西民、范长江等百多人纷纷参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后来“记者座谈”扩大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袁当选为五位总干事之一，又被选为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袁霄逸成了新闻界的名人。
为了增添更多的保护色，经中共批准，他和恽逸群等10位新闻记者“桃园结义”成为结拜兄弟。十兄弟中的老大叫杭石君，是《新闻报》记者又是青帮首领黄金荣的亲信秘书，袁又经杭介绍成为青帮的一份子。恽逸群则成为被称为“商界状元”的闻兰亭帮派的“门生”，闻派势力比青帮小，但也有5千“门生”，大多是工商界骨干和各界专业人士。帮会不从事政治活动，当时不少中共党员和经济界人士加入青帮和其他帮会，动机是想在遭到国民党迫害和歹徒绑票敲诈时得到帮会的保护。有的文章说袁殊是青帮间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加帮会的人是没有向帮会提供情报的义务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在1935年忽然被国民党逮捕了。原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局长名华尔托的德国人，在上海与中共一起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活动，被国民党侦悉而逮捕，此人在受审时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此案被当时报纸称为“怪西人案”。从此人的通讯簿中发现有袁霄逸的电话号码，就把袁抓捕，得知袁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后来华尔托判刑10年，袁判刑2年半，押送武汉监狱，随后又转送湖北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经袁父的国民党老朋友保释出来了。
袁虽出狱，并无自由，仍有特务监视，难以公开活动。他摆脱特务逃回上海找到冯雪峰，要求再去日本躲藏一段时间，得到中共同意后偕妻子再去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和不少留学生被驱逐回国了。
回到上海，袁由夏衍安排在时事新闻社编辑日本问题的书刊。七七抗战开始，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急于找一些日本通了解日本的军政动态，得青帮另一头目杜月笙推荐，戴笠亲赴袁寓，敦请袁参加军统从事对日工作，袁请示潘汉年，潘认为可以多一个情报来源而表示同意。
袁从此改名袁殊，和他的名记者身份告别了。他除了收集日本方面情报提供军统，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原来当时日军军舰停留上海黄浦江中，威胁中国人，人民无不怀恨。而汪精卫一伙汉奸逃来上海后，遭到上海人民唾骂，很少有人附和，为此汪伪一伙恼羞成怒，在极司斐而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由丁默村(原国民党C、C人员)和李士群(原中共留苏党员，后又参加军统)主持，手下有几百个武装特务，每天佩带武器，暗杀抗日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妇女界领袖茅丽英，退入租界的国军八百壮士谢晋元团长等均遭杀害，连中国银行因不接受伪储备银行钞票，四五十个职员被绑架，并被枪杀了七八人。上海人民对“76号魔窟”恨之入骨，为此军统成立特别小组进行反击，袁殊也参加这个小组，进行了两次危险的特别行动。一次是派人炸毁上海虹口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事成后受军统记大功奖励。另一次是组织工人挖地道，到汪伪的特工总部下，企图把特工总部炸毁，不料被军统叛徒向特工总部告密而失败，随即被捕。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主张把袁杀掉，李士群则主张留着他以供利用，正在杀与不杀的千钧一发之际，袁妻向潘汉年求救，潘早知袁与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交换关系，就嘱她快去向岩井求救。岩井得知后立即赶到汪伪特工总部要人，奴才怎敢违主子之命，只得把袁释放。为了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汉奸身份，这个昔日的天才演员，终于演成了世界少有的“五方特工”的反派角色。
不为人知的秘密活动
(1)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卫等叛逃到上海后，也出版《中华日报》等汉奸报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报，大肆宣传抗战必败，中日和平等汉奸论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结果汪伪和日寇的报刊一败涂地，竟然无人购阅。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人们怀疑肯定有熟悉国民党报人的“内鬼”在指使，人们的怀疑对象渐渐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落水的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这事虽无证据，但人们言之凿凿，也言之有理，因为袁在企图炸毁汪伪特工总部失败后被捕，对日伪的不杀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动来报答。此事说明，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这时尽管毛泽东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2)参与中共与日寇的和平谈判——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汪精卫是日寇的傀儡，并无实权，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太上皇”—汪伪政府最高顾问影佐帧昭少将的同意，潘与汪会谈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实际情况与官方公报大不相同———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滙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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