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徐璋本：科学巨星的悲剧人生

徐璋本（1911—1988年）著名科学家。他与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而且都是学导弹的，区别在于：钱是搞导弹制导，徐是搞反导弹的。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突飞猛进的时期。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才开拓出物理学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曾深深地吸引着一大批中国的青年才俊。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因而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两年后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9岁的徐璋本已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中国的亿万人口中，真正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有几十位，绝对是凤毛麟角、珍稀品种。20世纪40年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多么需要如此杰出的科技精英人才啊。那时的徐璋本肯定怀抱着科学救国的宏伟理想和远大志向，所以才早早回国。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才华、智慧，为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可惜的是，1957年的一场“阳谋”无情地改变了这一切，命运注定了要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位精英人物的人生轨迹最初有许多相同点：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后来的经历和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史册；一个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监狱中度过20年囚徒生涯。他的历史定位注定了与科学无缘。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徐璋本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入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的根据何在？大致有以下几点：“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类似言论还可以列举许多，但以上两条就足够被划为右派了。这些言论被搜集起来，冠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的醒目标题，并被编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上报中央。

如果仅仅是以上言论，倒也不至于把他抓进监狱。谁知竟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一个月，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雷厉风行、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7月8日徐璋本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着手组建“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在他写的《登记启事》中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其次，他为自己的“劳动党”所拟定的党的宗旨——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共享的社会。此外还有党的纲领和理论：《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从略）

不仅此也，他甚至公然地、积极地进行组党活动。首先是“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动员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建党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宣传。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它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还向物理八班的学生宣传，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高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甚至见了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不失时机地问道：“你拥护我还是拥护毛主席？”这位在西方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下熏陶既久的知识分子竟然试图把西方政治游戏模式‘克隆’下来，再嫁接到自己的祖国；可是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脚下这块土壤仍然处于“中国特色”之下，根本就不能容许那个模式的存在。照搬在西方可以合法做的事，显然无法和‘中国特色’接轨。能不碰壁吗？

事情发展至此，中共当局再也无法容忍了。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

入狱后辗转来到河北邯郸市南郊的曲周劳改农场。据说：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只要他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不详。

投入监狱后，认罪服法教育是中国监狱特有的、主要的课题。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被要求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永恒话题。案由属于“右派、反革命”者，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虽然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的理论水平、修养、口才等方面大都与众不同。在不得不说些冠冕堂皇话语的时候，也能够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徐璋本则是一个例外。据同在一起的难友回忆：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先生登台演讲。徐先生在每晚必开的小组会上，轮到他发言时，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其真实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发言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力回避对自己“罪行”的承认。可见其聪明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从不在任何场合谈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他深知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无论你说深说浅，都可以挑出毛病来，都是危险话题。他如此保护自己，用心良苦，事非得已。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例子：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所在的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此人名叫吴纪仁，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据同狱的人回忆：吴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果然，在一次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宣判大会上，宣布处决的名单中，吴先生赫然在列。

在处决这批‘反改造分子’的会后，为了扩大影响，教育其它犯人，监狱当局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叫他们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的20多人中当然会有徐璋本。平时的徐璋本由于性格比较开朗，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衰老的印象。但此时的徐璋本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一个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一个深受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的形象，令人不胜唏嘘。

在狱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据目击者回忆资料）1970年4月2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卫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间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第一时段播出。狱中犯人从高音喇叭中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新闻联播节目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率20多名狱警进入高墙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旋即集合。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违命，认真地念。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

1973年至1975年秋，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似乎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上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者。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在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暗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于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如果折算成行政级别，也绝不会低于‘县团级’，因而也被集中起来。这次莫名奇妙的‘赦免’尽管有些滑稽，但毕竟算是暂时的解脱吧。

1979年春季，中国才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数以千万计的冤案得到平反，冤情得以昭雪，被迫害者相继回到亲人的身边。对于徐璋本老人来说，当这一切降临时，20多年的光阴已荒废和抛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的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多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做出和他才华、能力相称的贡献，显然不可能。

徐教授于1988年去世，似乎可以说是‘寿终正寝’。那么算不算被毁灭呢？从肉体生命来看，似乎还不算；但从更高层次精神生命来看，无疑应该算是被毁灭了。一个本来应该做出巨大贡献的大科学家却如此屈辱、卑微地苟活了几十年，浪费青春和年华，虚掷大好光阴，难道还不算是被毁灭吗？这正是本书收录其事迹的理由。

有位学者谢泳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文内这样写道：“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而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

谢泳的判断是非常中肯的，尤其是说他“死后方生”四个字无比深刻。

【“死后方生”者，何只是徐璋本一人？】

【补白】

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语录：

1、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