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黄国璋：中国地理学界权威之死

黄国璋（1896—1966年）1911辛亥之年，在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里，同时走出两位“奇特”的学生，并同时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其一是毛泽东；另一位是英语成绩特优，走“科技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地理“三杰”之一，被誉为地学先师与泰斗，同时又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理事长黄国璋。1926年黄国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10月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8月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潘菽等人共同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翌年9月3日更名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南方以胡焕庸教授最为著名，北方的权威则是黄国璋教授。

黄国璋字海平，祖籍湘乡县城北郊黄泥坪，出生于上海。其父黄抚九曾经在上海谋事，目睹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感到十分气愤；同时，看到满清末期，洋务运动的兴衰沧桑，又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深信“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请家庭教师，教儿子从小学习英语，以期将来成为“通晓西事”，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工业做出贡献的人才。黄国璋受此熏陶，从小以父亲的期望作为自己的志向，努力学好英语，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打下基础。故从小学到大学，其英语尤其是口语水平，稳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里有不少留学日本和英美归来的学子担任教师，民主科学空气甚浓，学校学风严谨，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革新教学内容闻名遐迩，学校还开设英语课。黄抚九因此慕名将儿子送到这里读书。

从东山高小到驻省湘乡中学，再到雅礼大学，黄国璋一直把英语和理科作为重点，以实现父亲嘱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中学部教英语和地理。“五四运动”的伟大潮流，不仅给他以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更使他懂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息息相关的道理。在地理教学中，他接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德国学者洪波德、李特的著作，逐渐认识到要报国图强，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地理科学，觉得我们太落后了。国家疆界混乱，被列强不断蚕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学，改变国内地学落后状态，将有利于守土卫国，有利于开发资源，有利于提高大众爱国热情。他欣喜地认为，这就是报国之路，强国之策。他在《学习本国地理第一要义》一文中写道：“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国家的可爱，唤起民众和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

1926年，黄国璋怀着振兴中国地理科学，改进中国地理教学的雄心壮志，毅然辞去教职，赴美留学，成为我国出洋学习经济地理第一人。在轮船上，他望着浩瀚无边的海洋，经受着滔天巨浪的颠簸，感叹外面的世界之博大、精彩，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恨不得马上登上美国的大学课堂，去接受那些认识海洋，认识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认识大千世界的地理学知识。

在美国，他举目无亲。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祖国迥异，人们的穿着五彩缤纷，夜晚霓虹灯闪烁，茶楼、酒馆、歌厅、舞厅、夜总会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双成对，或牵手，或拥抱，或翩翩起舞……黄国璋无心领略这些异国风情，他不去任何娱乐场所，也不吸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专心致志地学，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科学知识。1927年入美国纽芬雅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当年毕业；次年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当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的导师和同学，对他在如此短期内完成学业并取得优秀成绩赞叹不已。在美国，他阅读了大量欧美近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学到了先进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绘图技术，并到美国的港口、草原和峡谷考察，获得了丰富的地学知识。对此，他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想，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这些知识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草原、森林、峡谷、港口有待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啊！他下定决心，献身祖国地理科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绝不动摇。

毕业后，美国的一些学校留他教学，一些科研机构劝他留在美国搞科研、做学问，薪金比国内高得多。他都一一谢绝。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的需要来学，学到手了就要回祖国去服务。”1928年底他满怀报国图强之志，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留美归来，便决心献身地理教育事业。从此，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学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学中坚人才。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担任教授并兼系主任，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人。

在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期间，把几经周折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捐赠的两万块银圆，全部用来采购图书和仪器。“凡有利于中等学校地理教学之事项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无不规划周详，亟图充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概况》）。

多年教学实践，黄国璋深感基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创立了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小学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亚洲地形图》、《河北地形图》和其它教学用图。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地理教学》双月刊，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学刊物，对指导中学教师教好地理课，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北师大地理系在黄国璋主持下，系风突变，百家争鸣，在全国声誉日隆，为培养高校地理教学人才，推动全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大学西迁，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他受命筹建联大地理系。在国家艰危、烽火连年的岁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奔波操劳，使地理系在短时间内筹备就绪，并及时开课。

1948年底至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极力网罗人才，当然也包括像黄国璋这样的精英分子。但他不为所动，拒绝赴台。他与广大师生一道参与护校，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地保留下来。

但是，在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40年又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等所谓的‘历史问题’，说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给予猛烈批判，撤销其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理学会一切领导职务。“多亏竺可桢等一批老前辈力保，年近花甲的黄国璋先生才免于西出阳关。”（《民主与科学》1996年6期）应本人请求派到陕西师院（后为师大）筹建地理系。

在陕西师院，黄国璋先后主讲《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地理学原理》《地理教学法》及英语等课程。他的讲授内容充实，语言风趣，引发学生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教学中不断吸收科学新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他常说：“地理学家的思想，随着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而演变，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而与时俱进。”同事们评说，黄国璋的地理学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经常注意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阐明学习本国地理的要义。他常说：“一个近代公民对于自己国内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形势，人口聚落、物产交通等人文现象及相关之理应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国家观念，才能激发出爱国激情。”

1934年黄国璋曾主持考察团赴云南边陲地区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足迹所到，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再递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澜沧江边的卑湿低坝，勘查西双版纳全境。步履之艰难，难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处处有险情。考察团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和图片极为丰富珍贵。

此次考察开学者考察西双版纳之先河。黄国璋着的《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资料翔实，描述生动，曾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引起各界极大兴趣，为解放后对该地的考察与开发起了开拓性作用。考察团带回的图片实物，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赞叹不已。民族学家凌纯声、马长寿等，认为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农林学外，还丰富了民族学和社会科学，使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名扬中外。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国璋多次率队翻山越岭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进行考察。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队，历6-12月的酷暑与严寒，步行或骑马翻越麻日雪山，拜会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禅大师肉身像，并给德钦汪母活佛摄影留念，观看藏民族天葬大礼。1958年，虽身处逆境，仍以62岁高龄之躯，率陕西师大地理系师生到秦巴山区作考察。他着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其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地理学；他的《汉中地理志》被国家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地理志的范本推广；《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陕西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黄国璋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皑皑雪域，到处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的这种实干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同事和莘莘学子！

积极参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一个进步组织——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会负责人。1944年春，在中共支持与领导下，黄国璋与潘菽等40多位科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筹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8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会成立，推举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藩菽为常务理事。1948年，黄国璋与钱伟长、马大猷等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反对独裁，争取人民民主而奋斗。

此外还积极参与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并进而发起组建“九三学社”。1945年8月28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会庆祝，定名“九三座谈会”，进而成立九三学社筹委会。次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开成立会，黄国璋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秘书长）。解放后他经常找党组织汇报思想，并积极申请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