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倪玉兰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120块一晚太贵。他们找到另一家小旅馆，公共卫生间，50元/天，房间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四天。前两天片警找老董说，监狱已将我释放的信函发送到了西城区政府部门，至今他们没有对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说法。
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彻底铲平，现在，那里立着围墙和塔吊。这些天，来访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说得更明确些，是老访友。
1986年，倪玉兰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在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做
法律顾问。从2001年开始，倪玉兰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谁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亲，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师，他说，我支不动别人，还支不动
我女儿吗？父亲的话，我能不听吗？”她说。
于是家里其他亲戚给她打电话，别跟政府作对。大家都害怕和她联系，不然就会被“调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这个城市已经“拆”出了一个自我维权的群体。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
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则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走。
三
4月20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是我获释后的第七天。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在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正当维权依法反映问题，却要被判刑，被劳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长年上访得不到解决，将自己的感言写成对联，上联是天灾千方百计治理，下联是人祸千方百计遮盖。
22日起，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小旅馆的老板开始让他们反复换房，一会儿说这间屋子是服务员住的，隔天又说另一间屋子已经租出去了。26日，董继勤看见两个警察走进了传达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风5-6级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馆小屋住了14天，从22号这天起我们就没安宁过。上午我们就搬离了。老伴顶着五六级的大风推着轮椅徒
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园。在这里我看到了两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张，她给我送来了被褥。下午我们到南河沿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今天是我和老伴开始流浪生涯的第一
天。
他们在路上捡到一个红色的编织袋，拉链有点坏了，但是还可以装东西。这样，他们的家当就增加到了一个、两个、三个编织袋。遗址公园里有半下沉的广场，那里风稍微小一点，也有太阳，他们就呆在里面。
这儿是应急避难场所，“我认为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的，”倪玉兰说，“而且这里离市政府近，要有个什么事儿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个保安指点他们，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里风更小一点。平日，那里总是有流浪汉呆坐、徘徊。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别无助”的倪玉兰让老伴给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打电话，对方说正在开会，“你去找你们区政府吧。”
四
皇城根在北京的内城，有北京市民路过，问他们：你们是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吗？倪玉兰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北京的，拆迁无家可归了。“赶上(拆迁)那个时候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她说，“也有没赶上的，有人就问：北京还有这事儿？”
2002年，倪玉兰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03年出狱后，她腿脚不便，就在家里接待访民和维权者。“我们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理，我们走法律途径，没有任何过错。”
她让他们熟记宪法第四十一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她教他们写材料，告诉他们要简单明了，不要啰啰嗦嗦，“不然别人不爱听”，也不要写那些过激的话，有基本事实和证据就好了。
她还帮助他们联系媒体，安排他们接受记者采访。
5月2日 星期日 晴 31度
早晨勤带我去洗澡，换衣服。这两天天气变化太大，前几天还出奇的冷，这两天就热得难以忍受。
5月6日 星期四 晴
王买了草莓来看望我。晚上他们又给我送来了饭菜。郝买了鸡蛋煮熟后给我送来了。
5月8日 星期六 阴 大风
下午高老太给我买来了衣服和食物。衣服的颜色特好看，这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傍晚贝贝(倪的独女)来看我，得知夜晚有雨，就将所有的东西搬到地下通道。夜里下的雨相当大，多亏我们及时搬到这里避雨。今天白天的风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患上感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晴
王和叶来看我。王给我炖了一碗羊蝎子，叶买了四瓶绿茶。
他们和她在一起。
五
通过朋友介绍，何杨从5月上旬起开始跟拍倪玉兰，那时候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东城的警察大概也不愿意惹麻烦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倪玉兰让他感到意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大多数人都会变得激愤、偏执，甚至自暴自弃，但是倪玉兰仍然这么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难的能力，或者说，她是站在苦难之上的。”
1960年出生的她说，从小受到的是关于崇拜的教育，“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我慢慢地对崇拜有了另一种看法，我改崇拜法律了。我什么时候都要跟他们讲理讲法，虽然你讲法，他说你跟政府作对，你讲理，他说你扰乱公共秩序。这两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刚强了。”
她第二次出狱的时候，还是带出了一样东西，他们没检查出来。那是写在卫生巾上的《认罪悔罪书》，第一句话是，“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
在讲述到最痛苦的经历时，她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好像在叙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然而她却偷偷在公共厕所里哭泣——两年的牢狱生涯让她的表
达能力直线下降，为了重新流利地说话，她朗读报纸，但总是不停地念错。灯光也成了可怕的东西，监舍永远是一排白晃晃的日光灯，现在，她在日光下能看见的
字，在灯光下就看不清楚。
六
除了访友，还有别的“小人物”愿意伸出一只手来。一个小保安，准备辞职不干了，临走前去看倪玉兰，给她买了只大鸡腿。“外地街坊”买菜回来，
就塞给她西红柿和咸鸭蛋，“我多买了点，给你带过来。”一个老头，住在胡同里，小心翼翼地问她：我们家烙的鸡蛋饼，吃不完了，你要吗？倪玉兰接过饭盒，饼
码得整整齐齐，“我就知道是他专门去买给我的，怕我不肯要，才这么说。”
5月15日 星期六 晴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一连几天都在那里鬼头鬼脑地探寻，我们给他拍了正面照。他抽的是大中华香烟，留下一堆烟蒂。2点到4点多钟一直都在那里。
短暂的不被打扰的日子结束了。
21日晚，睡得太熟，早晨起来，她发现雨伞不见了。隔了一天，她和老伴去附近东来顺的后面躲雨，回来发现老伴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怕继续丢东西，他们决定轮流睡觉。倪玉兰觉得，这是有人故意让她生活得不方便，“他们就想让我们报案，一报案就可以借机把我们轰走了，我们就忍着不报。”
5月26日 星期三 晴
晚上8点多钟，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嘀咕一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直接向我们问：是倪大姐吗？我说是，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市局的。其中一个高个警察，自称姓王，给我们摄像，他们摄完像就要走。我说，再呆一会儿吧。另一个姓江的警察说，我别再招(惹)你们啦！
5月27日凌晨起，先是西城的警察把他们带回区内，中午送回。从这天起到6月4日，东城的警察和他们玩起了例行公事的猫鼠游戏：警察来一次，他们就得收一次帐篷，站到路边，待其离开。
5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们流浪街头的第33天。几天没有睡觉了，感觉特无力。下午天气不太好，小雨由小变大，一阵接一阵地下个没完。晚上以为不会再下，谁知比下午厉害得多。早晨起来，帐篷四周的被子全部湿了，衣服也湿了。
七
何杨拍了10天，剪了7天，6月1日成片，6月5日传到网上。他开机两天，从自己的机器上监测到下载人数超过了两万，“后来种子散布出去，就没法统计了。”
6月6日 星期日 晴
早晨一位女网友给我送来一束鲜花，她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位小网友，他只比贝贝大一岁，他在这里和我长时间地交谈。他很可爱，走时偷偷在报纸下给我放了200元钱，他走后我才发现。
6月10日 星期四 阴转晴
今天是我们流落街头的第44天。一位外地网友发来短信说：“倪律师，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有机会来北京的话一定来看您。”
下午有3位人民大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买了桃子、香蕉、西瓜、雨伞。晚上6点半多，网友小袁看望我，给我捐款，教我如何使用微博 。
也有一个胖子，装成有过上访经历的网友来套话，被一位访民识破。“你别在我们面前说敏感词的坏话，”倪玉兰告诉他，“我们还指着敏感词给我们解决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