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下跑警报与泡茶馆
2014-09-03 10:21:12
0
炸弹下跑警报与泡茶馆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随着平津与华北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免遭毁灭，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华北地区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校纷纷内迁，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三校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随着长江一线战事失利，1938年4月又西迁云南，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暂住蒙自，其他师生在昆明租屋上课。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新学期正式开始。蒙自文法学院师生也相继迁到了昆明，因学校经费奇缺，只好租赁昆明师范和农校的校舍住宿和上课。
此前在昆明落脚的联大理、工、商等三个学院，校舍均为平房，且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而学生宿舍、各 类办公室，全部以茅草盖顶。铁皮制的教室除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 到刮风下雨，铁皮开始在屋顶不住地抖动摇晃，其声之大、之刺耳，完全压过了教授们的讲课声。许多年后，曾在联大物理系读书的杨振宁回忆说：“那时的教室是 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天？）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 掉……”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及与他一起摘取这项桂冠的李政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如此简陋，学生宿舍更是糟糕。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两端安有双扇木门，土墙上几个方口嵌上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
西南联大原教室，杨振宁，李政道等学生从此走出（岳南摄）
西南联大教室中的椅子。右边的木板既是扶手，又是桌子。
学生上课时依靠这个小小木板做记录（岳南摄）
学生的条件如此简陋，教职员工连茅屋都没有，只好在昆明城内自 行觅房屋租住，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也是如此，梅家先是住在昆明郊区一个农家小院的平房，房舍简陋得令人难以承受。梅贻琦曾在日记中作过这样记载：“屋中瓦顶 未加承尘（设备），数日来，灰沙、杂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试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 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和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先生一家住在楼上，只 是这幢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 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碴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淌了下去，成了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尽管茅舍瓦屋简陋，毕竟还能安下一张书桌和饭桌，尔后的日子，连这样的条件也难得了。 1938年9月28日，日军对昆明的大轰炸开始了，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泄而下，地下的人群没来得及叫一声便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昆 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的大批外乡难民和市民，当场便炸死190人。
“九·二八”惨案后，当地政府在昆明五华山顶铁塔上安装了报警装置，从此，“跑警报”成了昆明城男女老 少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汪增祺在回忆文章中描述说：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 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 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当大家闻听警报响起，就放下手中的工作或学习的课业，开始往郊外山上或野地里跑，找一 个山沟或树林、庄稼地或卧或伏地隐蔽起来，待警报解除再回原处。为了在警报声中完成教学任务，西南联大根据日机到昆明的时间和特点，采取了专门办法，即早 晨七点开始上课，一堂课从五十分钟压缩到四十分钟，到上午十点就能上完四节课，尔后的时间便是跑警报和自习。但日机也有的反常的时候，或提前或延后，搞得 师生难以应付。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因开的课讲授多年，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 “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 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课’。”
警报跑得多了，学生们习以为常，跑过之后便拿本书到茶馆里去念，既可以缓和气氛和情绪，也可缓解疲劳。 于是，“泡茶馆”渐渐成为联大师生的一道风景。泡一杯茶，要一碟花生米或是瓜子，足可“泡”一个下午和晚上。店老板也很理解，就不断给续水，茶馆念书与讨 论问题成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有些青年教师也成为茶馆的常客，联大哲学系青年教授沈有鼎对讨论哲学问题一度入迷，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 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的身影。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他可以出钱请师生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 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此为联大一段佳话。当年昆明的龙翔街、凤翥街、青云街等散发着书卷气的街巷，每天都可看到联大师生来来往往，一间间低矮、温 馨的茶馆，盛载着师生关于文学、艺术、诗歌、学术的思考和争论，那夜幕中在门口飘荡着的一盏盏灯笼，曾经温暖了多少学子的心。
随着日军攻占越南，切断了战时中国海路运输的国际交通线，云南成为前线，昆明遭受的轰炸和危险也越来越 大。这时的联大师生，除了人需要“跑警报”，还有一批仪器必须随人“跑”。为了保护战时极其珍贵的教学、实验器材，理学院的师生们在院内挖了一个很大的防 空洞，把不易碎的仪器放在一个50加仑的空汽油桶内，实验时抬出来，做完后就把灵敏元件拆下来，放入空油桶抬回防空洞，如此可避免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对 一些易碎且不易拆卸的贵重仪器，则搬到离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农村掩藏起来，需要实习时再搬到昆明，用完后再搬回去，风雨无阻，年年如此。联大物理系在 系主任饶毓泰主持下，还办了一个金工车间，有车床，铣床等，为实验室生产零配件和简单的设备，学生既有理论知识，又能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受益非常大。 1943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第一次来昆明考察，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与理性，忠实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师生贫困窘蹇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及世界形势的转 变，自由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的其它部分隔离很久了。”
稍后，在专为同盟国科学工作者撰写的报告中，李约瑟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等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各 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尽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建筑伟大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 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例子如，由于没有煤气可使用，所有加热必须用电进行，因而（用粘土自制的）电炉的电炉丝用完 后，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时，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一种桔黄色木头 （Coesalpiniasappan）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时，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还可以列出许 多详细的事例。”当时的李约瑟还得知，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用从北平清华大学带出来的五十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原素实验，虽然成就不够理想， 却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成为联大九年“坚毅刚卓”校训的象征和力量源泉。
仍然是为躲避日机的轰炸，联大有许多教授被迫移住乡下。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几经周折，迁入郊区大普吉陈家 营村，租住杨家宅院的一处土坯垒成的偏房，原是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所用，异常简陋。就是这样，闻家也难得独享。1941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 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险些送命，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处栖身。于是，两家14口人（闻 家8口，华家6口），竟在这不到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
在如此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二人仍笔耕不缀，且成果丰硕。闻一多完成了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 则推出饮誉数学界的《堆垒素数论》——对苏联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数学家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 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老一辈数学家何鲁冒着酷暑挥汗审阅，几度拍案叫绝。稍后，华氏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 学类一等奖。同年，华罗庚把手稿寄给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惊喜之余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 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村与闻家同室居住的往事时，不禁唏嘘感叹，赋 诗一首：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10月，闻一多举家迁往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北郊龙泉镇司家营，与朱自清共居一处，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生的指导和教学中。华罗庚一家继续在杨宅居住，只是移到耳房的两间小楼上，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
。。。。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歌词，也是联大师生精神和行动的写 照。自1938年8月，西南联大除原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外，全校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一个先修班。至1946年联大 结束为止，九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西南联大创 造了战时联合大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战火的磨练，严格的考选，历史与时代的造化，为西南联大集中了一批素质优秀的学生，成就了一个空前的人才 密集的团队。尽管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仍以刚卓不拔的精神，坚持严格的学风，为国家建设培育了大批业务和政治骨干，以及一代推动 国家科研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杰出科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的首届81名院士中，曾有27人在西南联大任教，占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自1955 年至1997年，西南联大任教和研究的人员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者达72人，学生有78人。定居美国的原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有4人被选为外籍 院士，因而，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在内，西南联大师生共有154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除了一批为人类文明的进步 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诗人等等，特别不应忘记的是，联大九年，校园内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爱国参军热潮，共有832人投笔从戎，奔赴中国各地 和缅甸、印度等海外抗日战场与盟军协同作战。其中有15人血洒疆场，壮烈殉国，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增添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文/岳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