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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2015-05-31 21:48:46

解读中国模式

作者：吴称谋　发表于2015年05月28日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模式的真实面目，并阐述其形成的原由。从模式的成功性、可复制性、系统性、规范性的四个标准来分析、探讨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真实现状。中国媒体对中国模式的阐述及官方学者对其所做的学术包装与辩护，其目的就是要坚持中共的一党专政。未来中国模式必须符合宇宙天道的基本法则，那就是实现宪政民主才是中国迈向文明政治的必由之路。目前虽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不能证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也非中共一己之功。因为，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曾经几次达到世界经济的顶峰。然而，单极权力运作模式下的盛世危机已是千古定律。】

早在 2004 年 5 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篇文章《The Beijing consensus: provide new model》中文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¹因为此，有些人以为雷默首先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其实在此之前，国际媒体早就使用了这个概念。比如 1980 年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 20 世纪 70 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2 此处所谓的模式（Model/Pattern）是针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象所进行的一种总结、归纳与描述。比如拉美模式，印度模式，东亚模式，俄罗斯模式，欧美模式等。

官方媒体人民网理论频道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3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指的是在过去改革开放 30 年中形成的比较独特的一种发展模式，当然这个模式的背后确实有改革开放前30 年奠定的基础以及经验教训。”4 因为定义中还是比较客观地提到了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教训，所以他含糊其辞地拐着弯说“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百度百科的定义为“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5 汉语《辞海》把模式定义为“事物的标准样式”。6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至少有四重含义：成功性、可复制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因为事物既然成为了某种标准，那必然要是成功的，也就有复制、参照或模仿的可能性；事物既然有了标准样式，那必然要有其系统性和规范性。

从中国的客观发展现状来分析，如果按照上述四重含义来界定，那么中国媒体和官方学者所吹捧鼓噪的中国模式，既不恰当也不真实。

虽然中国模式的提法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但官方有意通过媒体与学者对此概念进行学术包装及炒作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利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来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中国的发展道路如何地与众不同，借此以所谓的核心价值来对抗普世价值，一党专政抵制民主宪政，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证明中共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必然性。

那么，中国模式的真正特点是怎样的呢？它是在什么样的文明母体下形成的呢？具有哪些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它对当今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要分析和解答上述问题，首先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分析才能探究其真实面目以及形成的原由。其次文化基因的健全程度决定模式的成功性与系统性；文化背景的优劣程度决定模式的可复制性与规范性。我们只有从文明母体中文化基因的深度和文化背景的广度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模式，在此基础上才更有可能预测出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上述两个角度来对官方的中国模式的提法作一些解读与探讨。

一、中国政治模式特点

（一）单极权力运作模式

当今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停留在封建极权专制基础之上的单极权力运作模式。所谓单极就是一种缺乏对称、对等的竞争、博弈与互化的事物。早在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伏羲氏就发现了宇宙是由二元演化而成的奥秘，并用阴阳二元的基本概念及消长互变的规律创画出了八卦，进而用具有时空概念的八卦模拟、演绎、分类、归纳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现代科学进一步证明宇宙的本质是二元的，而且只有二元或演化成多元的事物，其系统才会是相对和谐、稳定或平衡的。

目前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执政来实现管理的，国家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最大程度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就必须要符合宇宙的基本法则，那就是必须实行宪政，即在宪法的框架内实行两党或多党的民主竞选、轮替执政。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自从有了剥削的存在即阶级出现以后，从王权、皇权到独裁的专政体制运行到一定阶段之所以必然陷入到治乱的怪圈，因为它们都是单极权力运作模式。单极权力运作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无法进行权力制衡与监督，无法杜绝公权滥用与私用，无法最大限度地防范各种腐败。

单极权力运作模式不符合二元或多元的宇宙平衡法则，那它就无法形成平衡矛盾的有效社会机制，它也就无法有效地实现所在系统的平衡，所以它无法及时化解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国家的单极权力运作模式都是一种塔式的矛盾累积型的社会政治结构，故而当今中国的政治模式是无法根除社会政治动乱，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的。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前曾经清醒地说过，中国要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但中共建政以后，就象当年的李自成进城了一样，毛泽东的脑子发热了，也开始糊涂了。建政之初的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迅速蜕变成一党专政体制，搞所谓的民主集中制。

历史证明，民主集中无法真实地体现出人民的意志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主民，是极少数的执政党领导人独断专行地代表广大民众的虚假民主，实际上最后演变成为了极权和独裁。毛泽东后来之所以要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解决不断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他的焦虑点就是要防范执政党的腐化和蜕变。但由于共产党有从封建家天下的专权意识到无产阶级党天下的专政思想，毛用专制独裁的政治手段来解决极权体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毛所做的这一切无异于抱薪救火。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就已经成为了权力滥用者，共产党的腐化与蜕变就是从他开始的，毛是中共最大的权力腐败分子。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开放而政治上极度保守。经济和政治犹如一架马车上的两个轮子，一大一小的两轮就限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只会在治乱循环的怪圈里打转，直至翻车。邓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 100 年不动摇，表面上看来是有利于当前中国政局的稳定，但从国家长远的发展来看是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极为短视的做法。政治体制必须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而相应发生变化。社会的发展是所有人朝共同目标推动创造的结果，而政治制度犹如一辆人骑着的自行车，人（社会）在运动前进，而车不前进就会摔倒。自行车只有在行进中才能找到并实现它的平衡。四项基本原则犹如一座大厦的四根柱子，把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累积堆压成万丈危楼，未来柱子坍塌之时也是社会矛盾总爆发、政权失控、国将不国之日。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具体演变成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所归纳的‘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7 中共召开十八大前夕，官方有意让所谓的权威学者们出来摇旗放风，呐喊助阵。他们还在抱着百年前慈禧老太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僵化思路和顽固态度。官方学者们，如果不是不学无术或在脑子进水的情况下而公开发表此类言论，那么他的内心应该会为这种迫于无奈而言不由衷的行为而感到羞愧、甚至痛苦。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8 这无疑是给下一届习李领导班子接力执政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给口头上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在任总理温家宝及改革派们一记响亮耳光。

（二）从毛邓统治到江胡维稳

自中共建政开始，它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是毛邓强人威权统治的矛盾时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毛的斗争是阶级专政的需要，狂躁冒进地搞计划经济，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邓的发展是硬道理，实行分田到户，不顾一切地搞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毛邓时期前后相悖的治国理念，以及左右矛盾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的，“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

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极权思维，其目的是要维护中共在短期内的绝对统治，以不惜牺牲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政治的历史契机为代价，来保有眼前的权力和临时的稳定。这种党天下的独裁统治，让中共丧失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也把中共在未来政治舞台重新定位并获得新生的各种可能变得越来越渺茫。同时，也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动乱埋下了在劫难逃的祸根。毛邓都是缺乏真正历史责任感的功利主义者，如果说毛的折腾是毁国的话，邓的僵持则是亡党。正如当年慈禧拒绝戊戌变法，实则是毁清灭国之举一样。毛邓都把历史问题遗留给后人去解决，只顾个人权欲和一党私利而不顾国家和民族千秋发展大计的态度，犹如法国路易十五所说的“任我生前荣华富贵，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第二是江胡维稳守江山的江湖时期。江胡二位都缺乏政治智慧和魄力，只好墨守成规地继承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保党策略。对内，军事上扩充军警、武警，国保；行政上实行围追堵截、欺下瞒上、化整为零、地方问责；经济上大搞权贵资本，官商勾结、贱卖资源、牺牲环保。对外，以主动放弃国土主权与邻邦妥协签订边界条约，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换取四邻短暂的稳定。江胡时期的国防政策还是过去的“长城思维”，开拓进取不足而柔弱保守有余。胡温时代的不折腾，维稳方式多样化、手段灵活化，庸碌无为而又抱残守缺地只求顺利交班。以史为鉴能知兴衰，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一旦进入维稳的阶段，都是王朝走向衰亡的开始。

江胡维稳时期，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矛盾空前高涨，群体事件成倍增长，历史包袱越背越重，变革阻力越来越大，四邻关系日益紧张。中国有句俗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有不公平哪里就有矛盾，以及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这些都并没有被中共的历代领导人很好地、充分地理解与吸取。所谓的落后不是简单的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而是包括文化思想、社会制度、政党架构的落后。维稳的另一面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会落后。维稳从本质上来说，不是积极地去解决产生矛盾的根源，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压制、累计、制造矛盾。对于治理国家而言，维稳是迫不得已，穷途末路的下下策，它根本不是先秦时期孟子“为政以德”的仁政境界，更不是老庄“无为而治”的逍遥境界。江胡维稳的结果是，中国人主要是权贵们、红二代、官二代、官商勾结者们先富了起来，而江胡维稳守江山的策略和手段则是集武侠小说中各种江湖的奇招怪术于大成。

（三）权力禅让与群龙无首

当今中国政治权力的交接，似乎从上古尧舜时期实施禅让的美丽传说中找到了某种古老智慧。2012 年，中国继续上演着行走在钢丝上的权力接力赛，这无疑是现代国际政治大舞台上最神秘独特，而又惊险刺激的一幕戏，如临深渊的表演者充当了世界上最危险也是最赋悬念的角色。为了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更是为了保证统治者自己能寿终正寝，中共历届领导者们在寻找接班人的问题上，不是隔代指定就是心照不宣地在红二代中物色人选。这种小圈子内的击鼓传花式的权力交接，是为了维护中共党天下统治的一种策略。不论中共如何费尽心机，就算目前高层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带有中国原始部落时期的禅让色彩，但对于实现当今社会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及时有效地平衡社会各种矛盾，防止自身蜕变、腐败都是毫无办法。虽然人类文明早已发展到不大可能再实行封建时期父死子继家天下的皇权交接，但党天下统治还完全没有摆脱家天下的专制巢臼和专权遗毒。北韩的金氏王朝算是个例外，它是中共用了 50 万中华儿女伤亡的代价9 一手扶植起来的政治怪胎，是前现代时期皇权统治留存到 21 世纪的活化石。

2012 年的 7 月 3 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胡鞍钢的文章，文中提到“集体总统制”的说法。胡说中国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成员”，而不是“个人”；是“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10 中共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群龙无首的后威权时代。政治局常委的组成是各派力量和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为了共同瓜分国家最高公共权力而达成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人物不是通过公开竞争、优胜劣汰的筛选方式产生的，而是极少数新权贵们、元老们实行密室政治磋商的结果，所以政治局常委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和治国能人的优势组合。

政治局的人选问题 99.9% 的中共党员也都无法参与了解，因此政治局并不能代表中共八千万党员的意志，也就更不可能代表中国近 14 亿人民的意志了。在中共召开十八大之前，海内外媒体不断爆料出各种版本的新领导班子成员名单，就是这个原因。无可置疑，个人独裁有百害而无一利，但集体领导的互相牵制，各自圈成独立王国，无法达成共识的弊病也很明显。学者郑永年指出，现在中国的执政倾向性是“无为而治”。

党内没有坚定的行动派，而有太多的不行动派，反对行动派（否决派）。人们只知道“不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但却不知道“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自己不作为，也不让他人作为。11 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在海内外不同场合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掌管中宣部的常委就有权删节过滤或不让报道。中共的集体领导造成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12 的无法共生、但求同死的政治生态格局。中国的党政干部选拔制度和评定标准，使得各级善于听从上级领导意图的庸碌之辈最容易获得提升他们不必在乎下面的民意，而只要顾忌上面的党意。目前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种“逆淘汰”的人才选拔制度。这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来说是非常可悲可叹的。

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存在中国式的维稳问题，也不需要花费如此庞大的一笔经费。按照宇宙二元或多元的平衡法则，每隔几年的两党或多党民主竞选，轮替执政就可将各种社会矛盾在最大程度上及时消解。由于专制政体是一种塔式的矛盾累积型结构，所以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垮塌，从而出现治乱的现象，而且这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各王朝后期，它们都以维护稳定当作王朝不灭的首要任务，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王朝或哪一个政权做到了。为了维护专制政体的稳定，从毛邓时期的强人统治到江胡时期的江湖式维稳，都是由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政治模式虽然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但根本没有成功性，更没有可复制性。

二、中国经济模式特点

（一）富国不必富民

中国的经济模式有着封建集权专制下管理社会经济的影子，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法家一派君权高度集中的思想。毛泽东时期曾经把统一计划提高到统管一切经济的地步，但越统一就越落后，越统管就越贫穷。虽然，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但还是没有脱离旧框架的约束和传统思想的巢臼。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13 当今中国政府富国不必富民的思想源自于法家，它是由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和《管子》一书的作者提出来的。法家的商鞅很强调富国，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14 韩非也把管理看作富国的重要手段，他继承了商鞅耕战富国的思想，倾向富国必须抑民。他特别强调公利即国家利益，反对私利。中共治国的各种政策从来就没有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福祉放在第一位。例如，中国的两弹一星都是在中国人民最穷苦、饿死人的 60 年代搞出来的，那时还要人为地搞内乱。

当今中国政府统奴、盘剥民众财富的经济手段和税收政策很多来自于法家。上世纪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强制性地让绝大多数在企业干了一辈子的普通职工突然下岗，很多企业职工因失业一夜间变得一无所有，而很多国有资产流入到了少数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当权者的手里，国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为了私人权贵资本。这就变着法子实现了邓小平让一部分权贵们先富起来的改革思路。这种红色权贵资本造成了当今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形成了行业垄断，也客观上造成了民众在致富路上的不同起跑点，绝大数人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大陆上演着极不公平、不公正、不平衡的致富赛跑，让中国经济走上一条畸形发展、乱象丛生的危途。

中国是世界上高税收而低福利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政府在努力保证老百姓不至于饿肚子的情况下，也决不让普通老百姓口袋里有很多的闲钱。当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承受着生育和教育投资的高额成本，还有父母为了儿女能结婚成家需几代人凑钱交首付款给儿女买房。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房价一路飙升，买卖房屋成了炒房团和少数富人发财的游戏。于是普通老百姓愤怒地大骂房地产商太黑，房地产商们为了不当替罪羊就抱怨地透露房地产利润的五成以上都被政府剥夺走了。

（二）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国进民退

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权力集中制，也就必然地会导致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资源分配的垄断。中国传统金字塔形的社会关系网，让最靠近权力塔尖的人，也就是靠近那些拥有国家权力越大和占有社会资源越多的人，其分享到的好处越大，获得的利益越多。近年海外媒体不断有中国领导人巨额贪腐的报道。2012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15 （中文标题《中国领导人家庭隐秘的巨额财富》）的文章，详细报道了温家宝的亲属凭借其职权影响而暴敛财富至少 27 亿美元。不管此类报道是由什么媒体公布的，但中国高官及其家族的贪腐是个客观存在且日益严重泛滥的问题，它已经发展成了社会经济的毒瘤和中共极权政体的癌症。目前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与录取比例居高的残酷现实，也充分说明大多数中国人迫于无奈还是很想挤进中共构造的权力关系网并企图有朝一日能拥有更多的权利资源。这与古代诗歌中讲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期盼没有什么两样。

毛和他的追随者没能明白，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事物的变化是无限的，人的意志是渺小的，而宇宙天道的基本法则是不可违背的。当年毛对共同富裕的尝试，最终导致了中国人的共同贫穷，甚至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出在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政策不能做到让每个国民都尽可能地都享有平等致富的权力和机会，那么这个制度就是罪恶的。邓小平的猫论则鼓励所有中国人都向钱看，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可以不要在乎道德，不要考虑子孙后代，可以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同时还暗示民众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关注政府，不要顾及社会，各尽所能地闷声发大财。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负面结果是资本与权贵勾结，政府与市场联姻，官员集体腐败与全民道德堕落同行。

中国政府素来急于获得国际影响力，赢得国际的喝彩，与中国人爱面子、讲排场的传统是有关系的，这与古代商鞅耕战穷兵黩武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建政前三十年，中国政府对外的各种援助哪怕是在最困难的年代，都是无原则、无条件、无底线的，详细可以参照《中国对外援助六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方面在海外越来越阔气地成为了债权大国，另一方面在国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搞面子工程，好大喜功，却一直解决不了很多具体的民生问题。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做到让全民共享，让各民族共享。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国家投放巨资拉动经济，喂饱的是大型央企、国企，却困死了无数的民企，同时央企、国企还与民企在不同领域争夺资源与地盘。国进民退的现实是国家表面富有而国民内在贫穷。

（三）贱卖能源、牺牲环保、漠视人权

中国自古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 的传统思想。中共建政以后把所有国家资源上天入地的据为己有。中共一直把保证和实现党的权利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所以当初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初也是最主要动力就是为了救党，其次才是富国养民，反过来讲，也只有富国养民了才能救党。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使得实现国家的富裕就是实现共产党自身的富有，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对外是贱卖能源、矿藏以换取外汇，对内则强拆民房、圈卖土地、提高税收以填补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过程。近三十年多年来，中国以不可再生能源如煤炭、稀土、稀有金属为主的矿产资源不断地贱卖给了日本等世界其它国家。目前，中国很多矿山的采矿权和实际控股权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中国将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小国，世界最大稀土矿白云鄂博矿藏将在 30 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稀土资源矿将在 20 年内被开采殆尽。中国的稀缺资源被以令人吃惊的价格贱卖。

从 1990 ～ 2005 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 10 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 64%。”17 最让人痛心地是，“把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由此给中国带来的财富损失和国家安全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18 这些矿产资源本应该属于全民所有，但个别不法商人与当政的地方官一起官商勾结，以承包等形式成为了他们的私人财产，而且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就接着下一轮的疯狂开采盗挖。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各种能源矿产浪费、糟蹋、贱卖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只是让极少数人致富了，但致富的成本无法估量。山西煤老板们就是一群典型的靠煤炭大发横财的寄生虫。这种现象是中共一党统管天下而严重缺乏执政能力的恶果。

在看到经济成就光鲜亮丽一面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中国制造的困局，环境污染的恶化，群体罢工事件，食品安全问题，矿难、拆迁自焚，富士康跳楼事件等都在不断地重复印证中国经济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投入；低环保、低人权、低福利的特点。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表现出强劲增长，正是由于中国过去太贫穷落后了，也是因为中国成功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这一法宝，经济腾飞的良好局面并不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有什么成功性。中国经济模式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些经济手段和方式似乎有某种可复制性，但终究它本身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以及长远的规划性，所以它不具备可持续性，这些弱势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暴露出来。

三、中国文化模式特点

（一）专制的党文化

中国的文化模式就是中共专制的党文化模式。它是携带着封建皇权专制的基因，以皇权文化与官本位儒学为文化背景，延伸、演变而来的一种紧箍咒式的文化模式。过去，龙是封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统治的招牌，皇帝既是天子又是龙的化身，龙和皇帝合二为一就成了人间上帝。统治者们为了追逐权力而崇拜龙，进而形成了以龙为核心的皇权文化。如今，党是执政者权力的保障、统治的工具。寒门学子不是因为真心的信仰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获得升官发财乃至贪腐的机会而要拼命地趟入党的酱缸里，中共为了维护党的专制统治，而又得麻痹、威慑普通民众就逐渐形成了以党为核心的专制文化。流亡美国的著名宪政学者张博树认为“积淀深厚的皇权专制文化传统与党专制体制之间有着内在的亲和力，正是前者给后者以重要的文化支持”。19 汉朝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学推向了官本位，“学而优则仕”成了古代读书人唯一的人生追求。自此，中国人的思想上套上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至今人们都没有彻底地摆脱掉它。

由此造成了中华文化关于科学、民主、平等、人权、自由、契约等文明因子的缺失，这给华夏文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再者，中国有着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明，使得传统的惯性力量非常强大。虽然封建的社会形态早已消亡，但皇权文化的专制基因，官本位儒学的深厚土壤还在新的社会形态、政权架构和政党政治下继续存在着。早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共产党也是不良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由于中共还接受了共产暴力革命思想，使得它在形成和发展自身党文化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地乖戾。如今，党文化模式成了繁荣和复兴中华文化的一道紧箍咒。在封建时期，同一王朝新皇帝登基总是会更换年号以示进入了下一个新时代。

在中共建政六十年里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那就是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总会提出不同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口号，这种口号政治是专制党文化下的又一特色。毛的专政时期有了思想”，那么邓的改革年代就搞个“理论”，到江的维稳阶段已经有了思想和理论，就别出心裁地弄出“三个代表”，再到胡的接班又喊出了“科学发展观”，习上台后终于又揣摩出一个“中国梦”的口号。由于党文化的专制性，新领导上台后都得实行自己认为新颖却又与前任不同的指导思想，于是不同领导时期不断地在推出新的提法，搜肠刮肚地玩文字游戏，如何花哨就如何说，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子以后者否定前者。不管中共的口号政治如何，却改变不了它始终在漫漫黑夜中摸索，在泥潭里挣扎，在十字路口徘徊的现实。

（二）为党服务、以权为本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专制统治下进行党文化宣传的一个盾牌。通过这个盾牌，中共标榜它的权力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的意志，今天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等等。中共建政以后，它就逐渐脱离了人民，背离了人民，也背离自己曾经的理想与信念。这种结果并不是它建党时的初衷，也不是它建政时的本意，是党专制的单极政党制度使得它无法遏止自身的蜕变。不可否认，执政的共产党最真切的愿望就是要能继续代表人民，但如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得不到解决，那么权力拥有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在历次中共各种全国性会议的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就是“人民”。如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频率就达145 次，“发展”一词出现 296 次。这可以看出共产党对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存在严重的焦灼感和危机感。所以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执政最响亮的口号，把“发展”当作继续维护极权统治的救命稻草。因为上述的问题，实际上它根本做不到。中共把党的利益放在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实际上就演变成了“为党服务”。

自古以来，统治者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行过“以人为本”，而是“以权为本”。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战争无正义，官场无人情，一切皆是为了权力。例如，秦始皇杀吕不韦，胡亥逼死长兄扶苏；汉刘邦诛杀功臣；唐李世民杀兄弑弟、逼父夺位；宋赵匡胤烛影斧声谜案，高宗杀岳飞父子；明朱元璋诛杀开国重臣，崇祯杀袁崇焕；清朝雍正逼母，十五兄弟仅三人善终；太平天国诸王之间的滥杀等。到了中共，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邓以后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等，都是赤裸裸地“以权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真实写照。中共的党权凌驾于宪法的权威之上，所以，目前中国的文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根本，那就是“以党为中心，以权力和利益为根本。”

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有外儒内法之说，统治阶层表面上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做粉饰，以佛家道家的因果报应来麻痹，而实际上以法家的严酷、兵家的暴力来维护统治。这也是历代统治者以及无神论的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能允许佛教道教长期存在的原因。当今中共的文化宣传也是如此，嘴上讲是为人民服务，实际行动上却是更多地为党的统治服务，表面上讲是以人为本，实际上做起来却是以权为本。在中共十八大的报道中，官方媒体蓄意借用宗教界某法师之言“这是深刻、英明的政治主张，指引着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20 来说“十八大报告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幸福”。中共贵州党校王宏认为“一主多元、以人为本的中国思想是中国道路的灵魂。”21 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的“中国文化模式五大特色：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独立自主，融合创新，和谐和合。”22 张维为的“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23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24 等等都是在充当这样的一种粉饰角色。

（三）信仰迷失与红色恐怖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仔细分析其实不然。中国有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虽然政治化了的儒学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儒学的入世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古代读书人的一种信仰。封建的统治者们信仰龙的权威而漠视天道的普世与公正，士大夫阶层对宇宙天道只能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来研究而不敢当作终极、至高无上的信仰来追求。普通老百姓是信仰杂乱、迷信浓厚而彻底迷失了什么是昊天上帝。所以，中国人不存在信仰缺失，而是存在信仰迷失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形成的信仰禁忌。在历史上的殷商时期，中国人是敬畏天道并信仰上帝的，到了西周以后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信仰、祭祀天帝成了周天子独有的权力。从秦朝开始统治者们又逐渐形成了对龙的崇拜，皇帝成了人间唯一的真龙天子。信仰禁忌是造成中国人对宇宙天道的一种不完整、不究竟、不直接，不终极的认识结果，也是后来的中国人信仰杂乱、迷信浓厚、崇拜权威、以人为神的主要原因。

中国本土的信仰迷失，使得近代很多中国读书人把目光转向了世界，投向了西方。上世纪初，十七批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奠基之旅。他们以真诚的信念，巨大的热忱，无私的奉献投身到民族解放的革命中，他们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的人们。他们把第三共产国际当作教父，把马恩列斯选集捧为真经，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百年历史证明，他们是投错了门，认错了人，取错了经，信错了主义。后来的共产党早已经不是原来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了，信仰的错位使得无数革命烈士的生命为之白死，鲜血付之白流，而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却至今没有实现。

建政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权贵们背叛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与信念，抛弃了终生为之奉献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由于信仰迷失，当年民众对毛的狂热崇拜，表面上是崇拜毛的如何伟大，骨子里却是崇拜毛的独裁和玩弄权术的手段，内心深处则是由于巨大的恐惧迫使其做出违心的崇拜来求得一种安全。周恩来、许世友等中共的一些高级干部曾在毛的面前下跪，林彪高举毛语录喊万岁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最好例证。

中国人至今都未能享受到，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倡导的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的中国，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饱受恐惧的煎熬。国内普通民众还在遭受恐惧的统治；在位的当权者们得经受权利随时被丧失的恐惧，同时还得如履薄冰地经受住被极权体制充当牺牲品的恐惧；贪腐官员们有怕财富曝光充公成为阶下囚的恐惧；背有历史责任的退休元老们则要忍受有生之年被历史清算的恐惧。所以，当今中国最需要出现大智慧大魄力的政治家，来尽早扫除社会中的各类恐惧，释放压力，扫除阻力，以实现中国宪政民主的转型，让民众早日享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对于海外华人，不管他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他还与中国大陆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都没法彻底摆脱由于中共极权统治所带来的恐惧。这也是某些海外华人不敢真正爱国，为了蝇头小利只好违心爱党，不愿关心祖国命运，只好埋头挣钱过安稳小日子的原因，也是海外民运难以发展，面临窘境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的文化模式，虽然有党文化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但它对于自身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言，根本没有成功性，也更没有可复制性。未来中国的文化模式必须要突破专制党文化的禁锢，去除传统不良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人必须要回归对宇宙天道的认识和对昊天上帝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复兴华夏文明，才能在新千年的全球化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结语

综合上述，中国模式的真实面目，既不是中国媒体和官方学者所吹捧鼓噪，也不是某些海外学者所赞誉蛊惑的那种样式。或许，中国模式的某些方面暂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但它终究改变不了世界，更拯救不了世界。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客观发展现状出发，以清醒的头脑、冷静的眼光、深沉的忧患意识来分析、审视当今的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在 30 年间崛起并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让很多捧杀中国的海内外学者以为中国模式具有某种优越性。殊不知，它的崛起是裹挟着中国几亿劳动大军的血和泪，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大开采，几亿人拼掉老命似的不择手段地求财才取得的。但不要忘记，纳粹德国从一战惨败到二战崛起只用不到 20 年的时间。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从强盛到衰败的时间都非常短暂：秦朝从强盛到衰亡只有15 年；汉朝从兴盛转衰败都在武帝时期的 54 年间；唐朝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就 40 年；北宋从徽宗即位由鼎盛到亡国被擒仅 20 年；清朝从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也就 40 年。

目前，中国官方渲染的所谓大国崛起的强势局面能持续多久真是无法让人乐观。在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朝代有之，经济繁荣的时期更有之。例如“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据研究，北宋时中国 GDP 总量为 265.5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2.7%，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 1820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2286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2.9%，这是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最高峰。北宋时中国人均 GDP 为 450 美元，西欧人均 GDP 为 427 美元，而 1820 年清朝时中国人均 GDP 为 600 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 GDP 为1,250 美元。”25目前，中国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和人均 GDP 的对比都还远远达不到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当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点也不足以炫耀，也不能由此证明就是中共的一己之功，更不能证明今天的中共有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6 因为，在单极权力运作的模式下，盛世危机早已成为千古定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目前的中国模式是两千年的皇权文化、官本位儒学与共产暴力革命思想相结合而产生的回光返照，其虚幻光彩的一面被某些海内外学者所称赞甚至迷惑。英国剑桥大学彼得·诺兰认为它“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断定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但在 2009 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宣称：“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等等。

目前中国模式特别是就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官方和民间的争论与分歧早已经处在了白热化阶段。官方在十八大的报告中还在歇斯底里地嘶喊“不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殊知“三权分立”、“多党轮替执政”等政治制度是根植于宇宙天道的基本法则中。这些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不是西方独有、独享的东西，根本不存在“照搬”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些西方国家有“制度性傲慢与偏见”的问题，正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在利用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律一样。实际上，倒是中共在政治和文化上存有“地理性孤傲与顽钝”的问题。如果中共在未来短期内不能解决文化思想与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上的落后，那么它必将面临衰败的命运！甚至可能还要再遭受“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当然，根据文化基因、文化背景、时代特征及国情的不同，未来的中国模式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但不管怎样它都必须符合宇宙天道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虽然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发展模式互不相同、各有特点，但成功的模式莫不如此。

历史将会进一步证明，目前的中国模式不符合宇宙天道的基本法则，无论是对其自身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言，都没有成功性和可复制性，更难有可持续性。可以预言，如果中国不及时改变模式，那么为期不远等待中国的必将是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的局面；

如果中国不及早实现宪政民主，那么未来中国一旦动乱则必将陷入四分五裂，而且永远不会再有大一统的国度了。

《周易·系辞下》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华文化的至理名言。中国要改变模式，先要去除模式背后的不良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增补世界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因子，打破固有的文化结构，解开精神樊篱，淡薄圣人情节，超越龙的崇拜，敬畏宇宙法则。未来中国模式只有以道为本，实行法治，尊重人权，拥抱宪政，中国才能迈向现代文明政治的征程，才能实现华夏文明的真正复兴！

本文摘录于《遥望长城—–道眼看中国》，2014年3月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美国纽约出版；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10月，后经修改补充。作者吴称谋是太极易学专家，新道学宪政学者，从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比较研究。

1 [美] 雷默 . 北京共识［J］. 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 [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