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饶毓泰：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 文革中被迫自杀

2009年初，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居首位的便是饶毓泰。依次才是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

饶毓泰（1891—1968年）字树人，出生于江西临川。早年在上海求学时，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因胡适兼任英语教师，他又成了胡的学生。

1913年饶毓泰考取了省派的公费留学生名额，远赴美国学习物理，1918年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又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他随K.T.康普顿教授从事当时物理学前沿的气体导电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水银蒸汽的低压弧光和它对荧光的影响》就发表在美国权威的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这是当时气体导电研究的一项新成就。饶毓泰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先驱。

1922年回国。适逢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广为延揽人才，当即欣然应聘，并将其在美国定购之仪器全部献出。从此物理学乃有实验室，物理系亦正式成立。饶毓泰为该系创建人，担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

1933年又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回忆道：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因为理科获得袁述之及美国罗氏基金团之捐助，已开工兴建科学馆——思源堂，美国的吴鲁德（P.I.wold）博士来授课一年，并帮助规划科学馆之实施。饶毓泰同时开普通物理、分析力学和初步光学等三门课。吴鲁德返回美国后，适陈礼教授来校。他是学电工的，讲交流电和无线电课。饶、陈同心协力，为新购置的仪器进行调试与安装、电流导线的布置等均费心尽力。经他们几年谋划与改进，在科学馆建成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热学等实验室，为后来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饶毓泰呕心沥血，培育人才。曾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学习、曾受教于饶毓泰，而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有：刘晋年、江泽涵、申又帐、吴大任、陈省身、郑华炽等。有的优秀学生，后来在我国物理学界成为栋梁之才。例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即是。

吴大猷，1925年入矿科，次年转物理系。据他回忆大学四年他曾随饶师学习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学和高等电磁学等多门课程、吴大猷说：“学生由他获益处，不在流畅的演讲，而在其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敬．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之影响”因此对吴大猷“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关键的、亦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影响”。

饶毓泰十分关心年轻人，对他们多予鼓励、帮助。1927年，正在读二年级的吴大任对现代物理兴趣极浓，课余常到阅览室去看物理杂志。那时宇宙射线刚被发现．对它只有初步观察和分析尚未定名。吴大任写了一篇《大宇中的高频率辐射线》的短文，加以报道，登在学校理科学会的小报上。饶毓泰看后异常兴奋，决定重点培养。饶毓泰对文科学生叶恭绍的帮助，更使人难以忘怀．叶恭绍青年时代就立志学医，1927年她考上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而不能去，上了南开大学文科而不愿意读。当时，饶毓泰任理科主任，亲自帮她转科，还为她设计了选课方案，使她按医学预科的要求学习，实现了她学医的夙愿。她回忆道：“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南开大学前副校长吴大任则写了《赞“实事求是”精神》一文，盛赞饶师精湛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

为了培养现代物理学人才，饶毓泰还常在课内外向学生介绍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当年，吴大猷听过他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演讲。大学三年级时，吴大猷就开始研读‘狭义相对论’。1929年，吴大猷毕业，饶毓泰把这位成绩“极其杰出”的学生留校任教，让他挑起重担，并从中得到锻炼。饶毓泰还与叶企荪联合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深造。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1929年—1932年，饶毓泰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他在研究铷和铯的原子光谱线的反斯塔克效应时，观察到这两个元素主线系的分裂和红移。这一发现充实了量子力学应用领域中的实验数据，具有重大意义。其论文旋即在德国的《物理学期刊》上发表。

1932年8月，饶毓泰从德返国。他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一年。翌年6月，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同时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报》编委。

那时，北大物理系正面临着重重困难。饶毓泰花费很多心血进行物理系建设工作。据虞福春说，1934—1935年，“在我二、三年级的时候，饶先生聘来了一批新教授，有周同庆、张宗蠡、朱物华、吴大猷等。此时，北京大学物理系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如马仕俊、郭永怀等。”

饶毓泰在北大除了亲自给学生讲课和指导实验外，为了改变物理系的面貌，他还制定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特别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他和吴大猷、沈寿春等人开展了斯塔克效应和喇曼光谱等研究工作；还建立了金工车间，利用进口摄谱仪的光学组件自制大型摄谱仪一台。当时系里教师少，教学任务繁重，饶毓泰就同时讲授二至三门课。饶毓泰还强调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坚持教学和科研不可偏废。在他的领导下，青年教师都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分子光谱理论和光谱学实验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教学上，他重视演示实验，并决定把原北大理学院的一个小礼堂改为阶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实验室。1937年5月底，被誉为“现代理论物理大师”的丹麦物理学家N．波尔来北大演讲。据郑华炽教授回忆：演讲前，波尔参观了物理系的实验室，他看到我国竟能制造这样大型先进的光谱仪，并能拍照出984谱线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过饶毓泰和教师们的不懈努力，北大物理系在许多方面呈现崭新的面貌。那几年教出的学生，如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后来皆出国学习物理，大有成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奉教育部命令迁往长沙合组临时大学。饶毓泰偕同夫人，辗转跋涉，历经艰苦，才抵达长沙。11月，他送夫人返沪岳母家，自己则随校到昆明执教，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不幸，夫人在沪旋得伤寒病去世。饶毓泰忍受着丧妻之痛，孤寂至极，又患胃溃疡病。但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在滇六年中，他不辞辛劳，勤勤恳恳、孜孜矻矻，因而留下了许多“师生谊、世罕有”的佳话。

饶毓泰身体不好，住在离校很远的乡间，交通不便，他只能坐农村的马车或步行到校上课或办公，亲自讲授“光学”和“光的电磁理论”等课程。学生郭沂曾回忆说：“他讲课全用英语”，“喜欢课堂上向学生提问。他给学生打分也不单凭考试卷子，而是结合平时提问来打。”

饶毓泰主张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应放弃科研。例如：有的教师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一台光谱仪就可进行喇曼效应的实验研究。此外，他严格督促青年助教写出论文，优秀的可在《物理学报》和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

饶毓泰甚至为自己的学生吴大猷教授校对专着《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该书出版后即荣获‘文江奖金’并饮誉海外。他还关怀流落在沦陷区的研究生虞福春，帮助他辗转抵达昆明任教。为了扶植物理学的后起之秀黄昆，他设法腾出编制，聘其为助教。这些事情，他从不向人谈及，表现出高尚品格。

饶毓泰德高，资深望重，他是“部聘教授”。他和联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郑华炽、霍秉权等人齐心协力，精心培育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这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堪称辉煌的一章。

抗日战争前后，饶毓泰指导并与他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1944年，他自费去美访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高难度的研究。他精通英、德、法语，可以很顺利地与国外科学家交流、合作。例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期间，与A．H．Nielsen等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并获得公认的突出成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抗战军兴，弃教从政”的胡适，在被蒋介石解职三年后，又起用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随即扩建至文、理、法、医、农、工六个院，聘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同时还开设“理论物理”等课程。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平津战役尚未打响，饶毓泰已看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垮台，决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60人，其中就有胡适和饶毓泰二位，飞机一直在机场等候。但饶毓泰不为胡适劝说所动，毅然留下，并劝其它教授不要南飞。

1949年后，饶毓泰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潜心于教研，而淡泊名利。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不再担任物理系领导工作，但仍以花甲之年关心系里的发展，亲自参加光学专门化建设工作。他体弱多病，医生只允许他半天工作。他除了指导研究生外。还亲赴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编写讲义，先后开设了“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激光问世后，光学和光谱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饶毓泰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等反映当时科学发展前沿的课程。“桃李成林师成叟”。饶毓泰终因健康原因，没有实现别人希望他写“光学”著作的愿望。他甘为人梯，愿做“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却留在人们心间。

“文革”狂飙袭来，玉石俱焚。即使是饶毓泰这样居功至伟、而又老迈年高的大科学家也不能幸免。饶毓泰是物理学界许多人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但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带高帽子，挂黑牌，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据北京大学文革期间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一人外，全部被“立案审查”。仅北京大学有63人被迫害致死，正教授中被害死的比例为10%。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正好是‘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是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原因是：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而早年出国留学的饶毓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了。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家中是否有婴幼儿，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学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则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在这座大楼里，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互相“揭发”。在那一阶段，先后有24人自杀。当时饶毓泰已经77高龄，但是仍然要承受这一切。当他无法承受时，只好亲自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了。1968年10月16日（星期三），饶毓泰在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的自来水管子上吊身亡。

中国物理学奠基者人生的最后一幕，居然是如此残酷！

【补白】

梁启超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