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比例搞鬥爭”的結果就是“活地獄”)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944329&boardid=44 讀依據蘇俄檔案的新版毛澤東傳記 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 http://www.chinafile.com/library/books/Mao-Real-Story 
Mao: The Real Story 作者:美籍俄人
Alexander V. Pantsov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Capital University in Columbus, Ohio. Born in Moscow, Pantsov graduated from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in 1978.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ten books, among them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2), and Deng Xiaoping (forthcoming). Steven I. Levine is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Levin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the fields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Mao Zedo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China. A complex figure, he was champion of the poor and brutal tyrant, poet and despot. Pantsov and Levine show Mao’s relentless drive to succeed, vividly describing his growing role in the nasc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y disclose startling facts about his personal life, particularly regarding his health and his lifelong serial affairs with young women. They portray him as the loyal Stalinist that he was, who never broke with the Soviet Union until after Stalin’s death. Mao brought his country from poverty and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to the modern age and onto the world stage. But he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an unprecedented loss of life. The disastrous Great Leap Forward with its accompanying famine and the bloody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Mao’s creations. Internationally Mao began to distanceChinafrom theUSSRunder Khrushchev and shrewdly renewed relations with theU.S.as a counter to the Soviets. He lived and behaved asChina’s last emperor. —Simon & Schuster 2015-6-4 9:33:54 發布在 凱迪社區
迄今最有史料價值的毛澤東傳記 丁學良 最近依據蘇俄檔案撰寫的新版毛澤東傳記為了解現代中國的焦點問題提供了絕佳窗口。毛在大躍進時實施城鄉隔離的戶口制、黨內高層清洗等,都學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 透過蘇聯解密檔案,獨家解讀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的往來交惡秘辛,描繪蘇聯扶植、操控、牽制中共的錯綜關係,了解毛澤東於蘇聯羽翼下之危局和機運。唯一跳脫官方神話與個人經驗之局限,以最新史料揭露毛澤東多樣面貌真相的權威傳記。更以過去未見的機密檔案解開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背後的真相。 從斯大林毛澤東理解現代中國 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有一些人被稱作“世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為改變了本國、進而有力地影響了本區域乃至世界事務,這些人中大概就數毛澤東的優質個人傳記最為罕見。 所以,當西方學術界2007年報告有一位原籍俄國的學者即將出版一本資料豐富的毛澤東傳時,從歐美到亞太,多數讀者都期盼着能早日享受開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該書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語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讀到編譯的英文版。現在中譯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為何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多位世界歷史性個人,以毛澤東的優質傳記相對最稀缺?這顯然不能歸咎於本時代缺乏既有學術功力、也有興趣為毛作傳的人;實際上,無論是健在的還是過世不久的華人洋人學者里,我們都能列出數位充分夠格的執筆人。 過往一直缺乏毛優質傳記的原因一串,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中國缺乏一套以法治為準則、有明確時間界限的官方檔案解密程序,以及嚴格照此辦事的負責部門。研究者在中國內地一旦遇到這類問題,只能在“有關部門”的霧霾中迷失。 那麼如今這個中譯本(為避免與其它雷同的書名混淆,本文單稱這本書為《毛傳》)為什麼是一本全球漢語讀者期盼已久的那種性質的毛傳記?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價值的毛澤東傳記 最特別之處,在於它大量依據以前從未被學者公開使用過的位於莫斯科的檔案資料:前蘇共的中央檔案庫(十月革命後不久組建)、前“第三共產國際”(1919-1943年)及其後續組織“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1947-1956年)的檔案卷宗、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檔案卷宗;現在合成一體,統稱為“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其中有來自中共的多種內部文件、報告、領導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料、醫院病歷存根(比如毛澤東在蘇聯出生的最小的兒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還有從20世紀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規性地向莫斯科遞送的重要黨務政務資料文檔。 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多國共產黨歷史的文獻匯集。當然,它的真實和完整的程度不應該被絕對化,須知,莫斯科的檔案文獻從一開始就被其擁有機構做了限制性處理。 拉津斯基那本膾炙人口的斯大林傳記同樣大量依據莫斯科絕密檔案而寫成的,他特別提醒讀者,蘇共政治局的絕密檔案有其不可靠之處:“請看俄羅斯總統檔案館中保存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絕密紀要的幾段摘錄:‘1920年:政治局有關極其重要問題的決定不寫入正式記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決定,除了決議外,任何內容均不得寫入政治局紀要。’‘1924年:黨中央書記處職員的工作,應該被看作是黨的秘密工作。’‘1927年:採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着手寫有關斯大林生平的書時,我們就進入了這一片昏暗”(《斯大林秘聞》第4頁)。 蘇共開創的這套有損黨內文獻真實完整程度的體制,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共。中共內部草就文件時怎麼刪改、把何種資料發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資料後如何處置等,所有環節都會影響到莫斯科檔案庫里文獻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迄今為止唯一被允許利用這些檔案而寫出的《毛傳》,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當然,潘佐夫的學術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機緣。 正因為此,本書的合作者在前言裡把本書區別於此前西方最廣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傳記:斯諾的《西行漫記》(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澤東:政治傳記》(首版1966年),和張戎婦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倆認為,這三部傳記,第一部過於依賴毛本人的陳述,宣傳性強,第二部過於依賴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獻,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資訊(本書多處駁斥其細節),三者都缺乏《毛傳》所依賴的檔案,歷史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得益於這樣的檔案來描述毛,因此本書英文版一問世,就得到眾多知名英文媒體的書評推介,書評作者也均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駐華的資深記者,雖然他們未必完全贊同該書觀點。同時要特別說明的是,儘管原作者的俄國背景,他在描述評論蘇中雙方的矛盾時,並沒有一邊倒,有時是站在中方立場作持平的判斷。 誰刺激毛澤東成為“領袖加導師”? 《毛傳》覆蓋的時代近百年,內容龐雜;我僅選可能是中國內地讀者興趣的聚焦之點做些評介。第一個焦點是:毛為何那麼用功費力,要大樹特樹自己“不僅是領袖而且是導師”? 《毛傳》第22章強調,毛在黨內加速推動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過長期觀察、決定把毛作為中共領袖團隊的核心之後。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極其艱難的國內國際環境下,生存發展都離不開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的物資和政治支持。“大老闆”(毛對斯大林的恭稱,《毛傳》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樹特樹成中共的領袖(最高的組織權力)加導師(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力)。 從具體操作看,毛澤東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為黨內“唯一正確路線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後塑造自己為“列寧唯一忠實的繼承人”的方式為藍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裡每日在教會學校受訓,特別注重以神學正統的方式改寫蘇共黨史,以確立自己對馬列主義的唯一解釋權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權:“歷史有時候需要被糾正。”於是他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1938年起成為蘇共的“可蘭經”,凡不符合它的理論解說和黨史細節,皆為異端邪說,做到了意識形態定於一尊。其它共產黨也必須隨之起舞,此教程馬上在延安發行中譯本。讀它仿它,毛終於在1945年中共七大後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成為中共的斯大林。 有必要說明,斯大林的故鄉深受伊斯蘭傳統的侵染,這一點常被忽視,絕大部分人只記得他的東正教背景。他此後在黨內鬥爭和統治方式中,伊斯蘭國教的特色很濃厚。 此前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是梁漱溟訪問延安時,建議毛要把自己樹立成“亦君亦師”,而不僅是“為君”,才能絕對統治黨員和民眾,於是毛狠下工夫爭當意識形態之王(基於與高華等學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傾向於接受《毛傳》的解釋,斯大林才是毛確立黨內意識形態霸權的主要啟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終於“君臨天下”的1950年,他還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國際共產黨範圍內扛意識形態大旗,自稱只是一家“分店”,因為斯大林還健在(《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頁)。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總店”發放和驗證“正宗配方”,於是毛請斯大林派來一位跟外交事務沒啥淵源、卻是蘇聯意識形態系統得力成員的尤金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務是對不久即將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澤東選集》進行正確、技術性更正的編輯工作……尤金在中國住了兩年,這段期間就毛澤東的作品提出500個批註,不過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傳》第24章)。毛作為“分店”店長,對此必定是口服卻不太心服。多年後,毛“最好的學生”林彪就此反擊一記回馬槍:“全世界誰也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什麼康斯坦丁諾夫,尤金,都不行。這些人的書怎麼能同毛主席的書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第67頁;無出版機構名)。 讀客觀的斯大林、毛澤東傳記及共產黨歷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斯大林也確實值得毛真誠地畏懼,《毛傳》處處顯示前者始終從世界戰略的大棋局來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鮮戰爭。毛若是知道1938年蘇聯大清洗時整肅共產國際官員,斯大林“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單”,計劃對他們“發動大規模政治審判”(《毛傳》第29章),毛一定會更加畏懼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時期先從政治上、接着從肉體上消滅了蘇共數千名高幹,都是這麼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後,毛才能在國際共產黨圈內揚眉吐氣。這以後,毛在大躍進時實施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大三線軍工建設、一波波黨內高層清洗等,也都學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這兩位絕頂領袖,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毛傳》裡的諸多焦點提供了作這種透視的難得窗口。 反思“按比例搞鬥爭”的當代意義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裡另一個值得評論的焦點,是關於毛澤東的“按比例搞鬥爭”的革命方法論之淵源。這一政治鬥爭指導方針堪稱是毛對政治極端主義的特別貢獻,連斯大林都沒有那麼一以貫之地推行。“按比例搞鬥爭”在社會科學裡通常被歸納進“政治工程學”的範疇,它曾經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生死存亡,同時對目前中國艱難推進的法治進程和曲折迂迴的改革有着深刻的警示意義。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法論始於農民運動動員 按照毛的思想路線,“搞鬥爭”既包括針對中共之外的民間社會的階級鬥爭,也包括針對中共自身的黨內鬥爭。《毛傳》多章節梳理了他有關這個基本方法論的源頭:在1927年4月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總書記陳獨秀主持的黨中央把那時期中國階級鬥爭的主要對象“地主”界定為“擁有五百畝(82英畝)以上土地的農民”,毛對此激烈反對。因為他看出來,這個理性的標準對於“發展階級鬥爭完全不適當”,階級敵人太不夠了。 可是毛在當時的黨內領導層僅位居第32名,也不再兼任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他無法可施。在同年8月7日舉行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上,他提出的方案是減少一個“零”,把“大地主”界定為“擁有土地五十畝以上的,超過於此的土地通通沒收”。這個門檻從500畝猛然降到50畝,巨大效果立馬顯示出來(《毛傳》第14章)。 毛澤東的論證極富政治智謀,他說:如何對待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即小地主——實際上就是社會科學裡所說的普通農戶、自耕農,是農村革命的“中心問題,困難在於(中共五大剛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規定不沒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民協會則要停止工作。”只要把500畝的標準縮減成50畝,就可以導致許多原本不屬於“階級敵人”的小土地所有者,馬上變成階級鬥爭的對象(《毛傳》第13章)。只有這樣才能發展階級鬥爭,激化農村裡的對抗,讓更多的無地遊民、長工和短工抱着有地可分的期望,加入有人可斗、有利可圖的農民協會,直至投身於武裝造反的赤衛隊。 可見,在毛的政治智謀里,階級鬥爭其實與“科學社會主義”毫不相干,儘管他常以這一意識形態的名義來為自己的做法作論證。“階級鬥爭”不是以科學考證為依據的客觀事態,而是一門靠着主觀意圖來操縱的鬥爭藝術。 《毛傳》一直追溯到1925年12月1日毛髮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之分析》一文——此文後來被當作毛的馬列主義理論家第一證據而收入《毛選》四卷列為首篇,其開場白即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早就領悟了如何發現和發明“敵人”的技巧——在發現不了敵人的情況下,得想辦法“發明”敵人。俄文原作者經過對照那時的中國統計資料,發現毛澤東文章中“所有的數字都只是粗估,甚至毛說的中國全國人口四億人也是信口開河……縱使如此,這篇文章會打動人心是因為它的政治性質”(《毛傳》第12章)。 一點不錯,毛澤東把500畝的標準砍掉一個“零”,本來不夠激烈的鬥爭立刻激烈了許多倍。等到“八七會議”後不久,他上山當了部隊政委,就在井岡山地區強行推動這一鬥爭策略,把周圍農村斗得血淚橫飛,最後不得不遠走他鄉,因為該地區的經濟生態被毀得無從恢復,養不活他的部隊了(《毛傳》第15章)。 “按比例搞鬥爭”邏輯貫穿中共歷次政治運動 縱觀毛澤東的全部革命生涯,他的“按比例搞鬥爭”都是一條基本方針。他在1960年後整肅劉少奇幫派時總結出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1975年批判鄧小平時強調的“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並非憑空的想象,而是基於多次大規模的實踐:在沒有階級敵人的地方能創造出階級敵人,在階級敵人不夠的地方能憑空增加許多階級敵人,因為“比例”是靈活機動的,隨着領袖的鬥爭需要而隨時調節。 毛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壞人不到百分之五”的黃金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能夠有效地把數十萬、數百萬、直至數千萬的民眾,包括實事求是、以民為本的中共幹部及普通黨員打入政治“異類”,乃至送進牢獄和地獄,因為每一波的新鬥爭都能在上次倖免的人群里再挖出新的百分之幾,這是一個沒有句號的連續劇。 其中最著名的實例,是毛澤東在國共內戰獲勝後為着鞏固全國範圍的新政權而推出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他於1951年4月20日發給各大區主要領導的“關於殺人比例的指示”,把兩個月前剛剛定下的殺人比例從千分之一,翻一番上升到千分之二,導致全國正式處決了約100萬人(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若是把自殺、羈押期間迫害致死、被群眾打死者包括在內,死亡數目高得多;按《毛傳》第26章引用的估算,被鎮壓的可能高達400萬人。 要感謝胡耀邦的另一個理由 讀了《毛傳》對這些歷史細節的系統考證,我們真是要感謝鄧小平那一代的改革派領導,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8-1979年,莊重宣布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端主義政治路線。若非這樣,從那時到現在,不知道又有多少無辜公民包括以民為本的中共黨員會被“百分之幾”的鬥爭比例送進政治地獄。 特別值得人們記住的,是中共領導層裡面把這個道理講得最明白的那一位——胡耀邦。他在1979年1月18日的一次重要會議的引言中說:“我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去年搞了組織工作(註:胡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大力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的艱難事業)以來,腦子裡經常想着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這麼個大國,‘打倒’這個詞意味着一個什麼樣的數量概念?……我們現在的脫產幹部已經有一千七百萬,今年年底可能要到一千九百萬,同羅馬尼亞的人口差不多。打倒百分之一,就是十九萬,打倒百分之二,就是三十八萬,不得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54頁)。 胡耀邦這裡說的,只是1979年之前涉及中共黨政幹部的“按比例搞鬥爭”的可怕後果。如果把同樣的思路應用到今天的中國社會,13億人口中若僅有“百分之一是階級鬥爭的對象”,那就是1300萬人,等於是澳大利亞全國人口的60%;再加上他們的家屬,一共多少人? 所以,“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恐怖的,“按比例搞鬥爭”則是頂級恐怖,因為各級權力部門必須完成任務,完不成任務這些幹部自己就成了鬥爭的對象。最低限度,他們也要把比例中的人打成“階級敵人”,如果超額完成任務還會有升官等等的獎勵。胡耀邦當年若不是大膽推翻“按比例搞鬥爭”的革命傳統,平反冤假錯案等一系列的良政善策,根本無從談起。今年中國官方要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千萬不可抹殺胡的這一功績。 中國需要以“法治”告別“專政” 讀了《毛傳》的上述考證,我們更能夠理解,為什麼這兩年來中國無數人都在關注推進法治的細節,為什麼“法治中國”的願景還同時吸引着全球公民社會對中國的關切。因為只有法治這把無形的“寶蓋大傘”,才能令每一個中國人,不論他或她眼下的地位、財產、名望、關係、容貌如何,一旦遇到一定的麻煩(小麻煩未必要上法庭)時,可以通過一整套公開透明的正義程序,得到公平的判決,人身、家產、名譽才有得以保障的底線。 法治中國是普通公民“中國夢”的基礎性安保建設,也正因為如此,這個事業特別難推進。因為把法治做到位,那些迄今依靠不受限制的權力,過着高人幾等的風光日子的人士及其家屬和情人,都不得不回落到普通人的地面上。 絕非巧合,就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出“法治中國”綱要的前夕,就在體制內和民間的開明人士大聲疾呼“憲法高於一切”的關鍵時刻,2014年9月23日,《紅旗文稿》刊發了題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的文章,稱國際領域和國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專政是萬不可取消的,必須堅持、鞏固、強大。 此文一發海內外譁然,因為照它的邏輯推演就是:在中國大力鼓吹以法治原則取代專政原則的人,是敵對勢力在試圖推翻政權,因為“專政”才是維穩的不二法寶,其運用絕不能被嚴明的法律程序所制約。大家都知道震撼了整個20世紀的那幾句名言:“專政就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整個社會實行統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專政是一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你死我活的無情鬥爭”(《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64頁;第30卷第322頁)。蘇共“不僅是為了爭得專政,而且更是為了保持專政,為了鞏固專政並擴大專政”(《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卷第157頁)。 毛澤東是這個專政原則在中國最熱忱的引進者、推廣者、鞏固者、擴大者,剛出版的一部專著對此有極豐富的比較分析。雖然 “專政”這個術語近年來已不再被官方宣傳每日重申,但一遇上幾類“影響穩定”的事態,一些處置的方式卻體現了“專政”的體制韌性。人們在維穩的操作過程中,不難看出 “專政”原則的一些要素仍然很有生命力。所以在中國,法治原則與專政原則之間的緊張摩擦,還會持續很多年。 轉自新浪博客 http://cul.qq.com/a/20150521/041311.htm 蘇聯檔案中的毛澤東真實嗎? 澎湃新聞沙青青2015-05-21 15:16 [摘要]《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近日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它大量依據以前從未被學者公開使用過的位於莫斯科的檔案數據,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多國共產黨歷史的文獻匯集”。 【編者按】丁學良等歷史學者也不忘提醒讀者,“它的真實和完整的程度不應該被絕對化,須知,莫斯科的檔案文獻從一開始就被其擁有機構做了限制性處理。”問題來了,秘密檔案里一定藏着歷史真相嗎?我們在此刊發一篇根據該書英文版撰寫的評論,希望開卷有益,也希望提供另一種閱讀的方法。 轉播到騰訊微博 如果要問哪位中國歷史人物的傳記能在歐美出版市場經久不衰,那麼“毛澤東”就應該是理所當然的答案。自1937年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繪了毛澤東後,幾十年間每隔數載都會有一本關於毛澤本的新傳記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新近最引人矚目的當屬美國首都大學俄裔歷史學教授潘佐夫(AlexanderV.Pantsov)與蒙大拿大學研究員梁思文(StevenI.Levine)於2012年在美國出版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Mao: The Real Story)。 這部毛澤東傳記的最大特點就是大量利用了蘇聯方面有關毛澤東及中國革命的各類檔案,範圍囊括了前蘇共中央、各主要政府部門、共產黨情報局乃至克格勃等。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大量解密檔案成為各國歷史學家、政治學者趨之若鶩的“資料寶藏”。身為一名土生土長的莫斯科人,又是從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潘佐夫在挖掘這批檔案時自然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當該作英文原版在美出版時,兩位作者就特別強調,這部毛澤東傳記的最大優點就是充分利用蘇聯解密檔案,而過往論著則多依賴毛澤東本人的敘述、相關人士的回憶、中共官方的公開文件又或者乾脆是道聽途說後的瞎編。正是由於兩位作者以紮實的檔案資料為寫作基礎,所有他們才敢於用“真實的故事”來當作書名。

Alexander V·Pantsov/StevenI.Levine,Mao:The Real Story,Simon&Schuster,2013.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對前蘇聯檔案採取了極為寬鬆的開放政策。自1993年俄羅斯政府正式頒行《俄羅斯聯邦檔案館藏及檔案館庫管理基本法》後,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全世界學者幾乎都蜂擁而至。俄羅斯檔案機構甚至還與外國研究機構開展合作,其中較為代表性的成果便是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RGASPI)聯合德國波蘭自由大學聯合編輯出版了有關共產國際、聯共(布)對華政策的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全部21卷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翻譯出版)。華東師範大學的沈志華教授先後主編出版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共34卷)、《俄羅斯檔案選編:中蘇關係》(共11卷)。此外,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人民出版社亦曾翻譯出版了《20世紀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

《俄羅斯檔案選編:中蘇關係》 兩位作者通過查閱俄羅斯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所收藏的毛澤東個人檔案,書中描述的種種細節頗具說服力,也讓大部分讀者不得不信服於這些資料的權威性,而豐富的細節也讓本書顯得非常生動,可讀性甚高。不少檔案都是在此之前從未公開的史料,例如1950年1月毛澤東訪蘇時的體檢報告。根據蘇聯醫生的檢查,當時57歲的毛澤東已呈現動脈硬化的症狀,並影響其腦部與心臟供血情況,繼而容易產生身體虛弱與腿部不適的感覺。此外,由於1948年時曾得過肺氣腫,因此當時毛澤東的肺部仍可觀察到嚴重炎症留下的痕跡。類似惟妙惟肖的細節描述在全書可隨處可見,大量前蘇聯解密檔案的使用確實“功不可沒”。另值得注意的是由於2000年後俄羅斯檔案開放政策的驟然收緊,包括毛澤東個人檔案在內的大部分資料又被鎖入了檔案館深處換而言之,潘佐夫這代研究者可謂恰逢其時,相關檔案想重見天日恐怕又要等上很多年。

Mao:TheRealStory書中所引用的“毛澤東體檢報告”。(P370.)
除了着重使用前蘇聯檔案外,潘佐夫與梁思文更多是站在蘇聯的立場去詮釋毛澤東生涯中一個個重要片段。在作者看來,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似乎就是以斯大林為榜樣的一生,尤其是晚年的各種重大決策都可窺見斯大林主義揮之不去的影子。在論述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過程時,作者認為當時斯大林為了更好地掌控中國,便曾故意將毛澤東冷落在一邊,連續數日不安排任何官方活動,藉此來施加壓力。在最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剛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中似乎也能找到可印證此說法的史料:1950年1月1日毛澤東的翻譯師哲曾私下向柯瓦廖夫透露:如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的高層領導能來看望毛澤東,那麼他一定會很高興(第一卷,第68頁)。初看起來,鬱悶無聊的毛澤東確實希望能繼續保持與蘇聯高層領導人之間密切的互動交流,而不是被遺忘在別墅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49-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然而,任何檔案本身皆不等於歷史真相。如檔案這樣看似客觀的所謂“第一手資料”同樣是各類權力博弈交織後留下的一種敘述而已,更是一種官僚系統的行政工具。檔案中的任何描述、措辭都會受檔案形成時政治氛圍的深刻影響。歷史學家卻很容易被過往的“秘密資料”所吸引,仿佛那些曾經被列為“絕密”的檔案中一定藏着所謂“歷史真相”。實際上,那些“絕密”的標籤或許只是代表着當時獲取某方面信息的“特權”而已。在潘佐夫與梁思文的毛澤東傳記中,既然以前蘇聯解密檔案作為資料基礎乃至研究特色,那麼其論述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映射蘇聯當時的政治認知便在情理之中了。 與之相較,國內著名的中蘇關係史家沈志華教授在解讀此段歷史時,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由於當時斯大林一度拒絕跟新中國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所以毛澤東為了迫使斯大林讓步並同意簽署新的中蘇條約,才提出在別墅里靜養一周。期間,他表示只與蘇聯最高決策層的領導人會面。除此之外,他“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拒絕一切外出活動。換而言之,非但不是斯大林將毛澤東冷落在一旁,相反則是毛澤東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1950年1月2日即師哲向柯瓦廖夫轉達毛澤東希望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的強烈意願後第二天,莫洛托夫與米高揚就出現在毛澤東下榻的別墅,向他轉達了斯大林的慰問。不久之後,斯大林便再次與毛舉行了正式會談。
如毛澤東這樣的歷史人物無疑是充滿複雜性的,甚至有時候會呈現彼此矛盾的不同面目,任何靜態化的單一解釋均難以切實勾畫有關於他的“真實故事”。2012年,《柯林斯書評》(KirkusReviews)曾將潘佐夫與梁思文版的毛澤東傳記選為年度最佳著作之一。在高度肯定兩位作者對前蘇聯檔案的認真挖掘之餘,卻也不忘指出這部傳記雖已讓毛澤東的形象變得“有血有肉”,但是“偉大舵手”的真實面貌依舊是複雜難解的。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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