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东亚人智商超过白人之说,目前在西方非常流行。这种流行概念,绝非空穴来风。
让我们看看几个基本事实:
1966年读高中毕业班的美籍华人,参加“美国的高考”SAT的比例要比一般的美国白人多出67%。按说这种普遍的参与使这个华裔“高考群体”远无白人“高考群体”那么精选。但是,两个群体的考分大体相当。
到了1980年,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到了32岁。在这代人中,华裔成为专业阶层、管理阶层、技术阶层的机会,要比美国白人高出62%。亚裔美国人占
美国人口的2%(这个比例因对亚裔的界定而和其他统计有所不同),但2008年赢得西屋科学奖(Westinghouse Science Fair)
的5位学生竟全是亚裔。
目前亚裔占了哈佛学生的2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的45%。
纵观近年来SAT成绩的历
史,亚裔提高速度最快。SAT三门相加的总分为2400。2007年亚裔的平均分达到1623,白人为1581,拉美裔为1364,黑人为1276。普林
斯顿的社会学家ThomasEspenshade分析了10所精英大学的资料后得出结论:进同一所精英大学,亚裔要比白人学生的考分高出140。
根据美国最新的统计,亚裔有50%受过大学教育,白人只有31%,黑人为17%,拉美裔仅仅13%。教育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亚裔的平均寿命高达87
岁,白人为79岁,黑人73岁。在密西根州则更极端。那里的亚裔平均寿命高达90岁,白人为79岁,黑人73岁。2006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亚裔的中等个
人收入在各种族中最高,甚至略高过白人。
前《华尔街日报》专门负责教育报道的记者Daniel
Golden于2006年出版了颇为轰动的着作《录取的代价》,称亚裔为“新犹太人”。这主要是因为亚裔学生和二战前的犹太学生非常相似:第一,他们卓越
的学术表现让白人主流社会望尘莫及;第二,白人主流社会,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大学,一直对他们想方设法进行打压。在战前,美国的各名校都竭尽全力对付所谓
“犹太人问题”,因为犹太学生的考试成绩太突出,大有占领常青藤之势,逼着各校制定犹太学生的指标,对之进行封顶。如今犹太人已经融入白人主流社会,不仅
不再作为另类歧视,而且还因为其传统的经济政治资源被许多大学所追逐。但是,亚裔则多来自普通家庭或弱势阶层,无权无势,许多学校都有着对亚裔进行封顶的
秘密指标。
“亚裔美国人”这个词汇,大致起源于1970年代。当时民权运动已经开花结果,以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政策,使各大
学在录取中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一定的照顾。一些华裔和日裔的学生,开始用“亚裔美国人”指代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移民后代,试图把自己包括到
“积极行动”的受益者中。1977年,联邦政府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作为统计概念,把来自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诸岛的移民之后归为一类。但是,这
一“亚裔美国人”群体很快就在学术上显示出优异,进入大学的比例剧增,在美国社会引起反弹。198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看到亚裔已经占了新生的
1/4,就宣布亚裔不再享受“积极行动”的优待。随后,伯克利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采取秘密的配额对亚裔学生人数封顶的政策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并招致联邦
调查。伯克利的校长出来为亚裔学生人数减少而道歉。
1990年,联邦调查得出结论,洛杉矶分校数学系的研究生课程确实对亚裔申请者有歧视。同时,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也报告哈佛对亚裔的录取比例明显偏低,尽管亚裔的成绩偏高。
特别是来自加州的亚裔和计划读生物专业的亚裔申请者,录取率特别低。哈佛知道在分数上亚裔高人一筹,只好说亚裔的“个人素质”低于白人学生。但是,因为
亚裔在哈佛学生中的比例从1979年的5.5%上涨到1990年的19.7%,联邦调查人员不认为哈佛对亚裔人数有着封顶秘密配额。
不
管联邦调查的结论如何,一个铁铮铮的事实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亚裔进同样的学校,要比白人学生考得分数高得多才行。2004年普林斯顿的一项研究显示,亚裔
申请精英大学,平均要比其他学生的SAT高出50分(以数学和阅读两门满分1600分计)。耶鲁的记录显示,从1999~2000年度到
2001~2002年度,亚裔的SAT分数比白人学生高出40分。黑人和拉美裔的分数又比白人低100~125分。《钟曲线》的作者根据1992年的数据
把各校各种族学生的分数列成表格,其中哈佛的亚裔学生SAT比白人学生高65分,在斯坦福高58分,在普林斯顿和布朗大学高40分,在南部的名校莱斯大学
竟高70分。要知道,精英大学录取虽然不仅仅看SAT,但这些学校学生SAT的成绩多在1400分左右,距离1600的满分很近,提高的空间很小。在这个
水平上,四五十分就往往成了决定性的优势。
因为这种歧视,待在“亚裔美国人”中日子就不那么好过。特别是来自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太
平洋诸岛的后裔,一直比较贫困,也缺乏家庭教育传统,在考分上比起白人来已经有明显劣势。东南亚移民的后裔依赖福利的比例,比黑人和拉美裔还高。他们的孩
子混杂在高分的亚裔中面对更高的录取标准,自然更无出头之日。1997年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也发现,亚裔受大学教育的比例高达37.7%,夏威夷土着受
大学教育的比例才11.9%。于是,这些族群游说国会,力图脱离亚裔,另立一类以享受“积极行动”的优惠。2000年,联邦人口统计终于把“夏威夷土着和
太平洋岛民”单独列出。但直到2005年为止,大学委员会并没有改变亚裔的分类。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Uwe Reinhardt娶了位中国妻子。他对普林斯顿反亚裔的政策非常反感,找到录取办公室评理。录取办公室的人则干脆问他:“你希望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吗?”
普林斯顿的一位身为中国移民后代的博士生2004年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攻击“积极行动”政策在大学录取中已经成了种族歧视。他现身说法:“我是个贫
困、不懂英文的父母的儿子。我小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念过书,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毕业典礼。我先后读了5个糟糕的高中,其中有一个叫”最后机会“的高中。
我上中学和大学时都要干全职工作。但是,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愿意给我个机会。我必须比我的同伴要出色。他进而呼吁学校应该以社会经济背景的多元为目
标,给那些不得不端盘子来养家糊口的学生机会。”
他的立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但是,作为亚裔,穷往往并不会使你获得照顾。
1996年,加州的选民投票禁止学校利用“积极行动”在录取中进行种族歧视。但是,加州人口中有1/3是拉美裔,拉美裔学生在州立大学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1/8。亚裔在加州人口中占11%,但占大学生人数的40%。为了解决这一不平衡,加州大学最精英的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考虑以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录取
政策代替“积极行动”那种向拉美裔和黑人倾斜的政策。但是,当官员们发现这样一来许多贫困的亚裔和白人子弟有更多的机会上大学时,就立即否决了这一方案。
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实验证明官员们的担心。1997年,该法学院采取特别的政策,把40%的录取名额分配给出身于贫困并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学生。结果,亚裔
的学生数量从一年前的48名上升到82名。黑人学生则从19名下降到10名。看到这样的结果后,该法学院立即停止了这样的政策。
这种对
亚裔学生的歧视是全方位的。不仅底层的亚裔学生被打入另类,精英的亚裔学生更是受到种种刁难。比如,在加州尔湾的大学高中(是加州最好的高中之
一),2003~2004年学生的SAT平均成绩为1247,远高于全州1015的水平。亚裔的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工本。
他们宁愿
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准,到好学区买或租一套拥挤不堪的小房子,也要让孩子念好书。事实上,因为亚裔的成绩高,当一个学校的亚裔比例升高时,这个学校的成绩排
名也上升。结果是相辅相成:好学校吸引亚裔,亚裔进一步让学校变得更好。这就是发生在尔湾的大学高中的情况:45%的学生是亚裔。但是,加州大学最好的伯
克利和洛杉矶分校,立即对尔湾进行了静悄悄的制裁:从1998到2004年,洛杉矶分校从大学高中录取的学生由112名降到65名,伯克利从这里录取的学
生则从91名降到了46名。一位SAT考了1540高分,并能够阅读英语、韩语和拉丁文的韩国女孩儿,居然被这两所大学拒绝。但拉美裔的学生,居然考
940分的SAT成绩就能进伯克利!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成绩,到了伯克利如何跟得上课?2002年,伯克利共拒绝了1421名SAT超过1400分的高
分加州学生,其中662名是亚裔;同时录取了359名SAT低于1000分的学生,其中231名是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
那么,如果
真是公平竞争,亚裔在美国精英大学中会占到什么比例呢?因为我们几乎找不出任何一个美国精英大学对亚裔公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纽约的一个精英私立
高中Hunter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这所高中的使命是教育纽约市最有天份的孩子。学生不仅要通过录取考试,而且必须在原来所在的公立学校在数学和阅读
两项上都达到前10%的名次。该学校就这样从3000多名申请人中筛选出200名新生(从七年级开始读)。除了对低收入阶层的孩子略有优惠外,一切都是按
成绩录取。结果,亚裔学生在这所学校所占的比例高达40%,尽管亚裔大致仅占纽约市人口的10%。但是,尽管这些学生在这所高中表现优异,在申请大学时还
是受到打压。
接下来的问题是:亚裔为什么在受到这些歧视后,仍然会在教育上这么成功?要记住,不管亚裔占美国的人口2%还是5%,亚裔
在哈佛学生中的比例稳定在将近20%的水平,在最好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学生占到了45%。如果按白人的标准录取亚裔,这些比例都要高得
多。对此,无论是在美国的心理学界还是在老百姓的“民间信仰”中,都有两种释。一派认为亚裔智商高,一派认为亚裔在文化上注重教育。
1991年,Richard
Lynn检视了心理学界的多种研究成果后得出初步结论:生活在香港、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人中等智商为110,日本人中等智商为103,在北
美的东亚人中等智商为103。但他承认这种估算多有不精确之处。他1987年总结出来的结果,则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中等智商都定为103。而美国白人的平
均智商则为101~102。另有对香港地区人口的智商测试,那里中国人的智商平均为110,白人则仅为100。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所显示的东亚人与白人
之间的智商差异实际上非常小,但东亚人似乎占优。另外,在图像临摹的测试中,数千美国孩子被要求用铅笔和橡皮临摹日益复杂的几何图形。这被认为是衡量智商
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手段。结果,在任何年龄段中,亚裔的孩子(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都领先,白人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拉美裔和黑人。瑞士心理学家Jean
Piaget曾设计了许多对孩子的心理测试。其中一个测试是检验孩子对水平面的理解:先给孩子看一个装了红色液体的直立的瓶子,接下来给孩子看一个空瓶子
的画,其中瓶子呈45。角倾斜,然后让孩子画出红色液体在这个倾斜的瓶子里的水平线。大多数八九岁的孩子画出来的线和瓶底平行,但大一些的孩子则往往比较
准确地画出了水平线,表示他们理解不管瓶子怎么斜,液体的水平
线都是平的。加州大量6~8岁的孩子做了这一测试,各种族的通过率如下:亚裔43%,白人35%,黑人13%。Jean Piaget设计的另外九个游戏,也被用来测试孩子。结果,亚裔在七项中胜过白人。黑人则一直居末。
有自由派倾向的心理学家,则否认这种智商差异。Richard
Flynn还对那些证明东亚人智商高的研究进行审读,称那些研究的标准过时,取样过窄,缺乏代表性。他对同样的资料重新分析后得出结论,说东亚人的智商比
美国人其实还略低。亚裔在美国的成就,还是文化上重视读书,结果成绩超出智商预测的水平。当然,美国白人中还流行这样的解释:亚裔来自应试教育的传统,从
小就强调考试,结果孩子特别会考试。这几乎成了许多大学拒绝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的一句潜台词,被许多亚裔视为歧视性的观念。
应该说,犹
太人的聪明,几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东亚人是否比白人聪明,如今在各种智商测试中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使在上面讨论的那些智商数据中,东亚人高出白人
的分数也大多微乎其微,样本稍有偏差就失去意义。比如,西方测试者在东亚接触的多是比较开放、比较都市化的发达地区,内陆落后地区几乎没有去过。这会导致
样本的巨大偏差。另一方面,说东亚文化注重读书等,虽然符合常识,但落实到教育的具体过程中没有量化的研究作为支持,科学性也非常不足。从我们在美国日常
经验看,亚裔的孩子确实表现高出白人一筹。女儿班上的顶尖学生几乎都是亚裔。周围的学区,只要亚裔聚居的地方,学校的成绩都好,而且快班多被亚裔主宰。这
些亚裔孩子确实更用功,但也不排除更聪明些。理由并非种族智商的差异。在美国进入中产阶级的亚裔,第一代多是来读研究院的,博士多,名校毕业的也多,家长
在本国往往就是一流人才,经过反复筛选才在美国立足。不管是哪个种族,这么筛选出来的人智商高一些都无足为怪。如果让这些亚裔的孩子和白人常青藤毕业生的
下一代竞争,大家恐怕就半斤八两了。
总之,大脑不像肌肉那样显而易见,但人们在智商之间的差距恐怕不仅存在,而且在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后果。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智商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