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东吴人的离世，都让历史的踪迹变得难以寻觅。
而在上海的弄堂里、老楼里、普通小区里，垂垂老去的东吴遗老们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纪元，他们的身上镌刻着时代的烙印。
因东吴的教育，他们的故事永远无法和“法律”割裂，却在某些时段戛然而止。
1“发狂”的老头儿
93岁的高文彬老人，穿着干净的衬衣、垂坠的长裤，即便是在家他也把自己收拾得很利落。他玩单反相机，每天都要听交响乐，晚年生活充实。
高文彬却说，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大概就是两件：一是参与东京审判，二是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
这中间时隔五十年，而属于高文彬的黄金岁月，也淹没在农场的劳动中，如果不是东京审判中方代表团中唯一健在全程见证人的身份，这个老人早已被人们遗忘。
1945年，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担任国民政府地方法庭书记官。军事法庭开庭审讯日本甲级战犯之时，高文彬因为东吴大学经历，了解大陆法和英美法，有精通英语，被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挑选为秘书，并担任翻译官，直到1948年法庭工作结束。
“我从日本带回来两整套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母校，一套交给国民政府司法部。可是解放后都不见了踪影”。高文彬猜测，院系调整的混乱中，这些珍贵的资料丢失了。
彼时，意气风发的高文彬却不知道，此后，被弃之敝履、无人问津的远不止一份资料。
作为旧政府人员，与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有密切关系的法务工作者，高文彬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建国初被改造人员，那时候二十多岁的他并不以为意，和一大票同学去了福州路改造学习。
改造后，高文彬留在了上海军管处工作。
1952年，“法公董局62处公产案”成了高文彬人生走向黑暗的转折。上海军管处处理租借地案件，却对租界内事情一窍不通，于是高文彬向老师艾国藩请教。
解放前，艾国藩与租界交往密切，可想很快就被定为“潜伏特务”，于是高文彬就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犯，被判了十年刑。
1960年，获得减刑的高文彬本该刑满释放，却因动荡年代，一直留在江西的永桥农场里“就业”，直到1979年。
“因祸得福吧，躲过了文革和反右”。餐桌上，94岁高龄的高文彬举杯喝了一口啤酒，与后辈说起失去自由的二十七年，他选择了一笔带过。
1979年，重获自由的高文彬成为上海海运学院的一名外语老师。
彼时，正值重修《海商法》，海运学院海商法研究室主任魏文达听人提起高文彬，才知道昔日校友落难后成了外语老师。恰好研究室缺人，高文彬就补了个缺。
研究室缺人的几年，高文彬短暂重拾法律，此后便一直从事外语教学。
1996年，一群年轻人找到退休在家的高文彬，希望他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
高文彬当然知道，眼前这一群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毫无支持就说说要编写一本英美法系词典有些狂妄。
一顿饭后，高文彬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也许是希望他们去实现自己本该狂妄的黄金岁月。
二十年过去，词典工作还在继续。
只要这些年轻人来拜访，高文彬一定会豪气地喝一杯酒，尽管身体早已不再允许他“发狂”。
2 晚年的纽带
如今，词典已经出版到第八版，而翻译却仍是东吴遗老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蒋一平的眼睛有些变形，他不能见到强光，“最后是要瞎掉的”。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不能过度用眼，更别提审定密密麻麻的稿子。
东吴学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前来游说他，因为他考虑自己的身体，拒绝了那群年轻人的请求。
无奈，蒋一平曾与同窗赵文彶、余政龙三人翻译过《牛津法律词典》，彼时赵文彶过世，余政龙移民海外，蒋一平虽也患有眼疾，却是不能“放过”。
更因为，蒋一平的一生从未离开过外语，很多时候他的经验比典籍更重要。
1951年毕业的蒋一平是东吴最后一届完成学业的学生，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他被公安部选中培养。
到了位于北京白云观的教室，他才知道自己要被培养成一个机要人员，于是他放弃了“前程”，回到上海，做了外文书店的一名搬书工。
这一搬就是28年，好在近水楼台的蒋一平从未放弃学习，一有时间就窝在书店里看书。1979年，外语人才归队，蒋一平很顺利成为上海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的英语老师。
此后，重新修订涉外法律、外国法律代表团访沪、修订法律词典，都离不开蒋一平的身影。
1996年，66岁的蒋一平身体出现状况，婉拒学校要求坚持退休，那时，他是外语学院里唯一一名正教授。
正是那一年，潘汉典找到在家养病的蒋一平。蒋一平起初不理解，这本与潘汉典本无太多关联的词典，却能驱使早有成就的他来上海游说自己。
最终蒋一平答应了下来，没想到放大镜一举就是近二十年，比他做教授的时间还要长。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二十几位同窗都一头扎了进去。
“那是一种认可、一种纽带，甚至比我们的校友会还有凝聚力，”初接工作时，蒋一平和同是东吴毕业的蔡晋一组。
两个老头儿互相翻译、互相校对，每次都是稍年轻的蒋一平骑着自行车带稿子去蔡晋的小屋子里讨论。
蒋一平终于在蔡晋脸上看到笑容。这位同窗没有他“幸运”，文革后没有因知识改变命运，普通工人退休，晚年生活窘迫。
蔡晋曾对蒋一平说，“我以为一辈子法律也不能派上用场”。
那一刻，蒋一平才想通，把这二十几位老头儿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2002年，蔡晋毫无预兆地离开了人世，他甚至没有看到自己审定的词典出版。
但至少，这些老人缺失的岁月，因一份认可得以小小的慰藉和弥补，他们的名字永远地印在一本英美法系的词典上。
3 班长的纪念册
刘造时是1944届东吴法学院法律专业的班长，性格外向的他被不少跨届同窗所熟知，很多东吴老人都说，“想听故事一定要去拜访刘造时”。
拄着拐杖，刘造时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破旧的册子，这是他们那一届的毕业纪念册，第一页夹着一张纸，是他用钢笔手写的班里同学的名字。
这是刘造时晚年回忆所写，那一届71个人，他能回忆起60个人的名字，都整齐地写在那张纸上面。
刘造时一生在邮电系统工作，和同窗一样经历反右、文革，劳动改造后回到岗位，退休后主持组建上海邮电系统内的法律司，参与修订《邮电法》。
1982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经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准正式恢复，刘造时成为恢复的第一批律师之一。
上海律协恢复后，刘造时找回不少昔年的同窗好友。比如他的同学居同匮。
这个留美博士选择毕业后回到祖国，于是成了上海市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的一位木工。
法律工作恢复后，“木匠”居同匮如获新生，整个八十年代，居同匮都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几乎“天天都有谈判”。从1980年到1985年，近6年间，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包括大众汽车、金山石化等等，大多是在居同匮手中谈成的。
居同匮已经定居海外，可这个名字仍被刘造时评价为“传奇一生”。
喜欢收集同窗们的“事迹”似乎是刘造时的爱好，这比自己的成就还让他兴奋。
1986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委托蒋鸿礼代理一起跨国诈骗案。
瑞方的律师辩称，根据国际商务惯例，应运用仲裁程序；又辩称，法院“冻结”瑞方公司在中国的销货款缺乏法律依据。
那时，在全本无涉外法律、甚至不懂仲裁程序的中国法律界，这样的案子必败无疑。瑞士人却栽在了熟悉英美法的蒋鸿礼手里，一审判决追回了消失在境外的百万美金。
“这在有人意识到，律师在涉外经济事务中作用不可低估。”
整整一个下午，这个老人没有喝一口水，兴奋地讲着属于他的纪念册里的故事。
上至二十年代，下至五十年代，在刘造时口中，东吴毕业生如数家珍，居同匮、卞济川、蒋鸿礼、高文彬、卢绳祖、马裕民、王天禄。
每提到一个名字，刘造时都会拿过记者手中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写下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去向或是生死。
这些时候，眼前这个语速极快滔滔不绝的老人总是一言不发，安静地写字，笔触慢得像是要留住他们离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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