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制度化的制约，才能避免在专制和革命之间来回震荡 【对话许纪霖】2016-02-06 来源：共识网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可能了 现代政治的最高艺术就是妥协 周志兴：说到现代政治，也要用与时俱进的思路去看待。各种声音并存，有的时候它们是可以互相消解掉的。现在如果有人还是希望恢复到一统天下，经济上不可能了，现在民营经济，集体的、全民的都有了，在舆论环境上也是不可能了，应当面对这一现实。 许纪霖：问题是统不了，你不可能再统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很肤浅，我们用一种军事的头脑理解政治，军事是你死我活的，一定是决出胜负、决出雌雄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暴烈的动乱、农民起义的方式决出胜负，决出枭雄，以成败论英雄。当朝也是在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帮”以后建立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政治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但是现代政治不是，现代政治是你活我也活。因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不一样的就是多元，你不得不承认多元的合理性，不可能某家独大，不容分享。现代政治的最高艺术就是妥协，你活我也活，所以才需要自由，才需要民主，才需要宪法和在宪法框架内的各种法律和行政举措。
既要限制公权力又要提防民粹，需要制度化的制约 许纪霖：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对政治的理解，我非常赞成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说法，现在两股力量都是需要提防的，一个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另外就是无组织、破坏一切的民粹。而这两股力量互为前提，公权力越是肆无忌惮，民粹越是激烈。这一年我一直在谈一个看法，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接受得了，就是“要将老虎与猴子都关在笼子里”。现在流行的是“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面”，这是非常对的，“老虎”指的是公权力，没有笼子束缚的公权力是非常可怕的，首先要用笼子里来规范。这个笼子就是按照宪法行政，但是，这个制度化的笼子，不仅用来对付公权力，也用来规范各种社会参与的力量。这就是“也要把猴子关在笼子里”。 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承认要按照宪法行政，但是实际上并不接受，老是觉得这个东西一搞，公权力就受到限制了。但是要知道，宪法本身不是特别针对某种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力，包括公权力，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等于是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来从事政治，在制度的框架内来博弈、交换利益，达成妥协。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两种戕害，一种是皇帝的权力太大，碰到昏君和暴君就天下倒霉。另一种是制度没有办法解决昏君和暴君的问题，于是只能到体制外面去寻求革命，各种社会力量揭竿而起，一哄而上。各自都觉得自己代表天命，形成大乱。加拿大有一个教授陈志让，写过一册《军绅政权》，讲的是民国初年的军阀乱局，他说，中国人不讲“合法”，只讲“有道”，最后都自以为代表“天道”，以“有道”伐“无道”，而法统统统丢在一边，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利用一把，却不是最高的原则。 为什么需要一套规则，需要宪法？实际上是不仅把老虎，而且也把猴子关进笼子里，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多重制约。没有制度化的制约，中国就会永远在专制和革命之间来回震荡。革命的力量起来以后，一开始就不守规矩，执政之后也形成了不守规矩的陋习，成为新的专制者。因此，我常常说，专制最令人可怕的，是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它的敌人。要打破这一循环，只有通过依照宪法行政这一条道路。 
要依宪行政 中国才会获得长治久安 周志兴：你说的这个，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怕猴子乱闹，所以要先把猴子关到笼子里。 许纪霖：现在关猴子的笼子，不是依宪行政，而是专政。依宪行政与专政不同，专政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人的，而依宪行政是针对所有人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中国才会获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长治久安。我这半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叫“革命后的第二天”。有些人对现实产生了绝望，说变一变就好了。但你看中国近代以后革命了多少次，从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中共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鲁迅提出过“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出走很容易，但出走以后怎么办？革命很容易，但革命之后怎么办？因此要考虑到革命后的第二天。革命虽然是破坏，但革命与动乱不同，动乱是无目的的破坏，而革命是有目的的破坏，是建设性的破坏，这个建设，就是要建立现代政治，现代政治既然是你活我也活，那么大家都要守规矩，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派别在规矩之上，这就是依宪行政的意义。 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作者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武汉大学世界史的博士生刘仲敬。他翻译了休谟的《英国史》，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但是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他以宪政的视野考察1911-1949年中华民国的历史，发现当时的各家各派、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革命党到立宪派都不守规矩。最后到了毛泽东那里，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过去我们讲民国初年的历史，都归罪于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但是谁给了袁世凯以专制乃至称帝的机会？可以说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给的，两派从清末在东京流亡开始吵架，一直吵到民国建立，到北京的国会里面继续吵架，互相不信任，以压制对方为目的，最后给了袁世凯渔翁获利的机会。没有宪政制约的党争，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让旧势力有卷土重来的空间。今天的埃及也是这样，世俗的自由派与穆士林兄弟会联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革命之后，世俗派与穆斯林形同水火，无法获得和解与共识，在广场上大打出手，最后让军方旧势力以恢复秩序的名义，重新上台。 好几年之前，大约在2006年左右，吴敬琏先生就向我推荐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去年到西班牙，带了这本书，途中看了，感触良多。西班牙在佛朗哥强人死了以后，面临着重新分裂的危险，保守派军人、共产党人极端对立，还有历史的血债，民族分离也很尖锐。当时国际上都不看好西班牙，认为难免有动荡。但是西班牙在短短几年，就从威权政体和平地转型为民主宪政政体。个中究竟有什么成功之处？
1975 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作为在佛朗哥的监督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胡安·卡洛斯一世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会是什么。
首先是西班牙人从自己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只有全民族的和解，才会有国家的未来。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血流成河，最后换来的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佛朗哥这个大专制者，在死之前做了一件对未来非常有影响的事，就是把西班牙国王请回来，恢复了君主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国王超脱于任何政治势力之上，可以成为国家的象征，平衡各种冲突的能量。而卡洛斯国王又非常有现实感，他知道，西班牙的未来一定不是某派独大，而是各派和解，因此他选择的首相苏亚雷斯是一个旧体制中的人物，同时也与体制外的各派反对势力有良好的关系。苏亚雷斯可以说是一个和稀泥式的人物，没有明确立场的政治家，但在转型时代，恰恰最需要的是这样的调和大师。他一方面说服军方保守派默许温和的改革，也说服左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放弃体制外的罢工、暴动，到体制内合法活动。林达指出，苏亚雷斯亚的过人之处是，在常人认为“不可能处”看到“可能性”。他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经过无数次面对面的谈判，苏亚雷斯在国王的支持下，终于让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党派坐到一起，签订了蒙克罗阿盟约，继而制定了宪法，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制。 周志兴：中国现在在转型期，在我看来，转型期的时间很长，但是，最近几年非常关键，这开始的方向错了，离目的地就越来越越远，所以，在摸索道路的同时，要有理论支撑，这就对中国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谢谢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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