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業：真話——《瞧，這世道！》自序
2014-04-22 16:50:01
在我們這塊“充滿希望的田野上”，商店裡很難買到真貨，社會上更難聽到真話，但人們買到假貨常要求退換，聽到假話從沒有人要求賠錢。這可能是劣質假貨的害處一目了然，輕則經濟受損，重則人命關天，所以對劣質假貨無不怨聲載道，而假話對日常生活好像影響不大，說假話者既不必打草稿，聽假話者也不必掏腰包，久而久之大家對假話都習慣成自然，許多人在假話橫行的社會環境中還玩得很轉。你看，人們紛紛跑到海外港澳搶購貨真價實的進口奶粉，你見過有誰跑到海外去搶購進口的“真話”？
豈止不向別人“搶購”真話，送上門來的真話也全盤拒收，箇中原因是人人都喜歡用真貨，但並非人人都喜歡聽真話。古代很多說真話的諫官，不是貶官就是喪命，唐代魏徵能善始善終算是特例之一，那些對唐太宗與魏徵君臣遇合的讚美，字面上是稱頌太宗的器量，紙背後是羨慕魏徵的命好。杜甫從左拾遺貶官多年後還在哀嘆：“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這位偉大詩人會寫詩但不會拍馬，一板一眼地學習匡衡和魏徵“抗疏”，不明白事非其主便言違其時，他失寵只是個時間問題，貶官華州司空參軍要算是不幸中的萬幸。的確，杜甫算不上真正的倒霉鬼，不知多少人成為說真話的冤魂。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3月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上的那篇《野百合花》，不過對當時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有點意見，對那裡的特權主義有點牢騷，對共產主義社會有點理想化，偉大領袖便認定這是在“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整風時一口咬定“王實味是托派”，1962年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又稱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杜甫說真話只是丟了官銜，王實味說真話則丟了性命。從最近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可以看到，王實味文章中說的是真話，1986年黨和政府也給王實味平了反，證明黨也肯定他說的屬於實情。但願被害的人死後真有靈魂，讓王實味能深切感受到天理昭昭；但願在陰曹地府里的王實味冤魂，還能一如既往地謹遵毛主席的教誨，遇事照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五七年反右中有幾十萬讀書人，響應毛主席“大鳴大放”的號召，向組織說了幾句真話，給上級提了幾條意見，不僅毀了自己的大半生，另外還搭上了兒女們的前程。說到這兒，我想到了彭德懷，想到了林昭，想到了顧准，想到了張志新，想到了……
在《真話集》裡，巴金先生曾不無沉痛地說：“十年浩劫那段黑暗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說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巴老這段話很容易給80後的青年造成假象——好像“十年浩劫”之前大家都在說真話似的。很多人對巴金老人的《真話集》推崇備至，其實這本《真話集》並沒有全說真話，至少上面這段引文說的就不是真話。人們“不說真話”的“壞習慣”，既不是始於“十年浩劫”，也不會止於“十年浩劫”。為什麼巴老偏要說人們“不說真話”是“十年浩劫”才染上的惡習呢？他寫《真話集》的時候，中央對文革已經進行了全盤否定，而反右只是定性為“有擴大化傾向”，延安更是誰也不敢非議的“革命聖地”，所以，批文革很保險，談反右有風險，講延安更危險。可見，巴老深諳“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的密訣——他只在“某時”說真話，也只說“某時”的真話。真話中有假話，假話中藏真話——這便是他那本《真話集》給我的強烈印象。在名為《真話集》的書裡，作者仍然不敢大膽地說真話，這才是我們時代最有喜感的“歡樂頌”。我沒有半點責怪巴老的意思，他那一代人說真話的代價實在太高，他本人在各種運動中歷盡磨難。說兩句真話，賠一條人命，這種血本買賣有誰願意做呢？
古人早就有“禍從口出”的告誡，季羨林先生也留下“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的名言。對於我們這些升斗小民來說，“假話全不說”很難，“真話不全說”更難，前者難在我們達不到那種誠實的道德境界，後者難在我們拿捏不准該不該說的分際——什麼真話該說？什麼真話不該說？什麼真話只能說一半？什麼真話可以說全？這些都是“說話”的“高難度動作”，在我看來簡直“難於上青天”，除非像季羨林先生這樣的智者，大概很少人能熟練地掌握這種語言“絕活”。
更要命的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我們到底是在說假話還是在說真話，有時連自己也根本分辨不清，有時自己甚至完全意識不到。從我模糊記事到毛主席逝世，這十幾年歲月給我留下最深的烙印就是飢餓，我直到十幾歲看到米飯還流口水。但自己在中小學作文中，從來都是說“生在新社會多麼幸福，長在紅旗下多麼快樂”！想到正在受苦受難的台灣同胞，有時還有一種時代的自豪感。自己身體一邊在忍飢挨凍，口中一邊說自己幸福溫暖。並不沒有人強迫我必須這樣說，我本人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在撒謊，對這一切至今我仍然大惑不解。那時班上的同學同樣都在餓肚子，同學們作文也同樣都慶幸“生長在紅旗下是多麼幸福呵”！我從沒見過哪個夥伴在作文中傾訴自己如何飢餓，如何寒冷，如何痛苦。老師並沒有批評我們這樣寫太不誠實，我們也覺得這樣寫是理所當然。一回家就翻箱倒櫃找東西吃，一看到媽媽就喊“餓死了”，一到學校就說“多麼幸福”，一個小孩“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轉換為什麼如此“老練自然”？顯然這不能完全歸結為愚民教育的結果，從小就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真比狐狸精還要狡猾，這哪有半點“愚昧”的氣味？
所謂“真話”，就是筆下之所寫和口中之所言，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感。是什麼原因讓中小學生，在公眾場合一張嘴就言不由衷？是什麼文化讓小孩從小就表里不一？俗話說“童言無忌”，是什麼環境讓兒童也心生畏忌？是什麼力量讓天真的兒童也不敢吐露真言？
在沒有任何人脅迫的情況下，明明自己飢腸轆轆，作文中卻要寫“我多麼幸福”；明明自己正凍得瑟瑟發抖，大會上偏要說自己“生活多麼溫暖”。並非我們都天生麻木，否則為什麼在家裡會對父母喊“餓”？並非中國兒童都是天生的怪物，誰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不會撒謊？這只是表明社會瀰漫着恐怖氛圍。最近出版的《畢業之後——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反動學生”的經歷》（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一書，記載了文革前西安航空學院學生陳秉祺，1963年臨近畢業時，因私下跟幾個好友聊過甘肅家鄉餓死人的情況，被好友舉報後打成了“反動學生”，從此他就從“天之嬌子”變成了“社會渣滓”。一個學生假如只知埋頭讀書，不熱心學校的政治活動，就可能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而遭到批判，要何況說自己正在忍飢挨餓，那更是在“給社會主義抹黑”，要是定下“醜化偉大領袖，誣衊共產黨”的罪名，自己這輩子就別想有穿頭之日，家人也肯定要跟着遭殃。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裡，說謊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裡，說真話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可是，如果在自己家裡只能說恭維話，家庭就成了家人的墳墓；如果在自己國家只能唱讚美詩，國家就成了人民的監獄。
家長的告誡，課內的教育，課外的薰染，正面的開導，反面的教訓，外在的恐怖逐漸內化為小孩精神的恐懼，外面嚴酷的氣氛慢慢給他們心靈罩上濃重的陰影，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緊張恐懼變成了他們的潛意識，內心畏畏縮縮最後又變成了生性膽怯懦弱。這是奴隸意識的一種生成過程，從小就養成陰柔怯懦的奴性，成人後就變成奴才的後備軍——被打後還要聲稱“舒服”，被奸時還要假裝高潮，被殺前還要“謝主隆恩”。一個習慣了奴隸生活的奴才，天生雙膝就是用來下跪，天生雙手就是用來鼓掌，天生一張臉就是為了陪笑，天生一張嘴就是為了喊爽。
我現在不了解中小學生在作文中是否敢說真話，但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兒童，與我們小時沒有多大差別：說話還是央視的腔調，樣子還是標兵的做派，活像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我們兒歌的常見主題是“曬幸福”，最顯著的特徵是沒有半點童趣，大家來聽聽紅遍大江南北的兒歌《祖國的花朵》：
我們是祖國的花朵，
陽光下盡情唱着歌。
看我們幸福的生活，
像花兒五彩的顏色。
如此快樂幸福的兒歌，讓“廣闊天地”里無數留守兒童來唱可能非常動聽，讓眾多輟學小孩來唱必定更加感人。
說假話一旦成為習慣，說真話就會十分彆扭；說假話既然非常坦然，說真話肯定就很不自然。個人如此，國家亦然。大家不妨翻翻49年後的新聞報紙，差不多天天都是形勢大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新聞更是天天達到興奮的高潮，張張《人民日報》都在“放衛星”：農業生產日以繼夜地創造人間奇蹟，水稻小麥產量連上帝也覺得不可思議，工人生產的效率更是史無前例，頻傳趕超英美的發明喜訊，不斷突破科研的世界第一。直到今天，報紙仍舊是豐收的捷報，電視仍舊是勝利的凱歌，人們調侃央視“新聞聯播”說：“前面十分鐘英明領導工作很辛苦，中間十分鐘中國人民生活很幸福，最後十分鐘西方人民日子很痛苦。”更有人刻薄地嘲笑央視新聞說：“央視的新聞聯播，只有日期是真的。”謊言公然招搖過市，真話就不能露頭，“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當社會群體都在撒謊的時候，說話會“賣關子”才算成熟，會“打太極”才算老到，而一針見血則是幼稚，吐露真言更是偏激。私下常與幾個同事聊目前教育，大家無不痛心疾首，但在公開場合誰都“不願多言”。前段時間，我寫過幾篇討論大學教育問題的隨筆，自己便成了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沒想到小文章捅出大漏洞，一位好友笑我是惹事生非的“憤青”。顧名思義，“憤青”生理上應當年青，若不是為人實在太“嫩”，五十多歲的老頭誰還會去當“憤青”？
四周空氣中充斥着謊言，每個角落裡怎麼可能沒有水貨？社會上很難聽到真話，生活中怎麼可能會遇到真人？各行各業都在造假遮掩，神州大地上怎麼會有真相？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從小不敢說出自己的真情實感，長大後張口就只能吐出謊言；說假話要是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做起壞事來就一定沒有底線。西安、吉林、湖北等地幼兒園，為了保證小孩出勤率以便多賺銀子，長期給小孩餵獸藥“病毒靈”。這幾天大家都對此事極為憤怒。給小孩餵獸藥的人，自己也無異於禽獸！只要能騙到更多金錢，寧可完全喪失人性。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昨天另一條教育新聞同樣讓我震驚：前南京市長季建業在蘇州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學位論文為教授代筆，他本人甚至未參加論文答辯。過去人們詬病政府要人讀博士是“走過場”，季建業干徹連過場也懶得走。這不是高官到大學“混文憑”，而是大學向高官“進貢文憑”。博士一畢業便在中國人民大學做博士後，第二年很快承接國務院“重點科研項目”。他的人大博士後出站報告被專家評為“視野廣闊、觀點新穎，具有針對性、創新性”。蘇州大學的前身是東吳大學，與台灣的東吳大學是姊妹學校，中國人民大學更是我國的著名學府，一個歷史悠久，一個根正苗紅。作為社會象牙塔的大學竟然如此骯髒，大學裡的博士生導師竟然如此墮落，大家可以想象我們社會爛到了什麼程度。如此卑微地向權貴獻上文憑，與一個妓女給嫖客獻上肉體有什麼兩樣？把這樣的大學博導和妓女扯在一起，真是玷污了妓女的“一世英名”。如果了解到有些專家教授是多麼齷齪，我敢肯定妓女羞與這些傢伙為伍。
前天官方報紙上追問：我們的社會信任到哪裡去了？我倒想追問一下這家官方報紙：我們這個社會值得信任嗎？
前文化部長王蒙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乳業協會會長說“現在是中國牛奶最安全的時期”，央視說“現在是中國最強大的盛世”，人民日報說“現在是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我相信這些社會名流說的句句都是真話，官方媒體報道的件件都是實情，現在我們要做的只是在酒足飯飽之後，泡一壺台灣的凍頂烏龍，等着當世的李白和杜甫降生，等着歐洲日本人來中國搶購奶粉，等着強占南中國海的菲律賓向我們下跪，等着一直搶占着中國釣魚島的小日本向我們求饒，等着美國人排隊向中國大陸移民……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收在這本集子中的文章，對社會現象多有批評，不是因為對社會有什麼不滿，而是對未來非常憂心。雖然先父有點小“歷史問題”，黨和政府從沒有把我劃為“黑五類”，青少年時期忍飢挨餓，中小學階段學業荒廢，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承受的命運，並沒有任何迫害是針對我個人，自己從做學生到當教授，人生也沒有經受什麼特別的挫折和打擊——申明一下，這裡說的是真話。我在自己供職的學校工作愉快，學生們也很喜歡我的“麻城普通話”，我一直受到學生的尊敬和歡迎，在我們學科更感到十分溫暖。我和政府一樣希望社會和諧，國家穩定，民族強盛。可是，假如沒有寬鬆的言論環境，人們就不能免於思想和言論的恐懼，不僅嚴重窒息了民族的創造生機，而且摧毀了民族的凜然風骨，更斫傷了乾坤的人間正氣，敢說真話的剛正之士難以出頭，最後只有滿臉媚態滿嘴謊言的阿貓阿狗滿街走——再申明一下，這次說的也是真話。前天一位好友勸我說，你自己的生活工作都很如意，何苦還要發牢騷，何苦還要發評論呢？
有一則窮損古巴的段子說：一隻古巴狗隨船偷渡到美國，上岸時遇到一隻美國狗。美國狗好奇地向它打聽古巴狗的生活。古巴狗十分得意地說：“在古巴，我吃得飽，穿得暖，每天還有電視看。”“那你偷渡到來美國幹什麼？”“有時還想叫兩聲。”
我的這些隨筆雜文都是熬夜熬出來的，天天五更燈火半夜雞鳴，有時熬得兩眼血絲，有時熬得記憶短路，寫社會評論往往心潮澎湃，一心潮澎湃常常就徹夜難眠。我弟弟差不多每星期打越洋電話來批評我“誤入歧途”，我太太更是經常罵我“犯傻”：“社會上這些爛事，瞎子也看得一清二楚，別人不‘叫’你幹嘛‘叫’？你還想說幾句真話？還真把自己當個人物！你是活膩了，還是變傻了？二貨！”
還是太太了解我，我真的是個“二貨”，一位長期關心我的退休老師，十多年前也罵我是“二杆貨”。不是現在“變傻”，而是天生就“傻”。這兩年多來，除了完成聘用合同規定發表在“C刊”的專業論文外，我玩命似的一口氣寫了約三百篇社會評論和文化隨筆，這些東西在單位自然不算“工作量”，不僅得不到單位獎金，還給校方惹來麻煩，而且熬壞了自己的身體。“二貨”才會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無用功”，近來深“覺今是而昨非”，重新回到發黃的古書中討生活，決心從此不再“犯傻”。
感謝澳門大學教授、著名詞學家和詞人施議對先生，他在博客上讀了我的隨筆雜文後，立即向他在香港出版界的朋友幫我聯繫出版。感謝《文藝研究》主編方寧兄向出版社熱情推薦。感謝雷雪峰先生為拙文出版所做的無私幫助。
國家政協主席俞正聲鼓勵大家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這個集子中大多數文章的議論根本還談不上“尖銳”，即使說到動情處也恪守俞主席這一批評標準。如《道德楷模與政治教化——“雷鋒日”反思》，發在網易“戴建業博客”和“愛思想·戴建業專欄”後，《瞭望中國》2012年第9期全文轉載，可見政府也認可了我的批評。各個專輯中的不少文章在海內外報刊網站上轉載過，很多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日本雅虎翻譯轉載《行己有恥與社會自淨——小議日本首相菅直人辭職》後，日本人跟帖評論就有十幾萬字。集子中最後一個專輯“世道人心”是微博的連綴，有獨處時的偶觸之思，有朋友之間的戲謔之語，有讀書後的殘叢之義，有對時弊的針砭之詞，形式上或類乎箴言，或近於警句，或形同段子，或偶用詩語，大體上化沉重為輕鬆，出憤激以詼諧。微博連綴是一種新文體探索，沒有想到在“網易”和“愛思想”等網站發表後深受讀者歡迎。
我寫隨筆雜文只有兩年多時間，比起博客元老們還只是博客新手，開博客不久就被網易評選為“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歷史類）”。其中的時政、人物、遊記等方面的隨筆雜文，這次修改後結集在香港出版，希望它的大陸版能儘早與讀者見面。本集中的幾十篇文章，不管是評論時政、月旦人物，還是談情說愛、感受台灣，抑或旅遊見聞、縱談奧運，都表現了自己深切的社會關懷。對社會、人生、世道、風景、奧運，試圖從獨特的人文視角，儘可能見人之所不曾見，並用機智潑辣的文字，儘可能言人之所未嘗言。寫這些雜文隨筆時我激情滿懷，發表出來後讀者在評論中也大呼“過癮”。“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吧？
2014/3/22夜於武昌
來源 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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