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最後的儒家，還是最後的佛家？

王宗昱

　　本文的題目就顯示出梁漱溟先生是一個不易認識、難以評價的人物。先生故去已有26年了，了解梁先生的人群當然增長了幾十倍上百倍，那是因為媒體和出版的作用，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到他的思想。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對他的思想是否已有全面、深入的認識呢？世人都知道他倡導儒家的人生觀，對他的佛教信仰有多少了解呢？世人多知道他做了很多政治和社會工作，對他堅決反對階級理論有多少關注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近年陸續推出大型叢書“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由我和梁先生哲嗣梁培寬先生共同編選了其中的《梁漱溟卷》，對梁先生的思想有了更多思考，本文願就上面提到的兩點做些討論。

一.儒家還是佛家？

　　“最後的儒家”是美國學者艾愷教授加給梁先生的稱號，也很快被許多中國讀者接受。但是，當他們第一次相見時，梁先生告訴艾愷，自己是一個佛教信徒。這使艾愷先生感到相當意外。艾愷教授增補自己的著作，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就是：“最後的儒家，還是最後的佛家？”梁先生個人的信仰問題不僅讓外國人難以理解，也讓中國讀者感到費解。

　　梁先生晚年著文《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把自己的思想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二十歲以前的思想接近西洋近代功利主義。2.1911年至1920年，轉入印度的出世思想。3.1920年冬天放棄出家念頭。梁漱溟到三十歲的時候就經歷了三個思想發展階段。這當然是一個奇人。

　　從梁先生的自傳性文字以及日記里可以看到很多佛教修行的記錄。梁先生自述17歲就有了出世的想法，20歲開始讀佛經，21歲開始素食，並且向父兄表示了出家的志願。1917年夏天曾南下湖南欲往衡山出家為僧未果。1917年12月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以後就逐漸斷了出家的念頭，但是仍然和佛界有密切來往，經常在北京西郊的極樂寺和摩訶庵靜養。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轉入社會活動，領導鄉村改造，代表民盟參與政治事務，這些都使得他很難有時間靜修佛理，儘管他曾經號召鄉建幹部要“以出家的精神做鄉村工作”。1946年末國共和談破裂，梁漱溟退出政治活動，回到重慶從事辦學和研究。我們從他1947年的日記看到，他又開始了佛教修行。更重要的是他在1949年夏天皈依白教貢嘎大師，接受了灌頂禮。密教成為他此後的重要修行內容。我們在他1949年和1956年的日記里看到很多密教功法和經典的記載。1966年，紅衛兵來抄家並現場批鬥梁先生夫婦。在這段時間的日記里，我們看到是佛教信仰給了他力量。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他寫作了《儒佛異同論》。1977年至1979年的日記里也有很多修佛的記錄。由上述，我們可以看出佛教信仰和修行在梁先生的思想和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最近十年來陸續有梁先生的日記以及修佛經歷的文字編輯出版。從那些文字讀者可以看到梁先生的佛教信仰是堅定的，從年輕時代直至暮年，從未動搖。

　　我們今天很難理解過去時代的人如何從自己的信仰出發行事。很多人的研究忽略了梁先生的佛教信仰，片面地強調了梁先生的儒家特徵。我們向來關注的梁先生的著作和活動都是屬於世間法的。這些在他看來都不是他個人的最高理想。他更喜歡出世間法，可是我們對他這方面的思想和活動知之甚少，能夠理解的更少。

　　梁先生作為一個佛教信徒，有幾個比較值得注意的特點。佛教是主張出世的，但是梁先生卻參與了那麼多的世間事務，為抗戰、為戰後和平奔走，並且作為第三方代表參與國共和談。其次，梁先生的佛教信仰是理性的。他是一個佛教信徒，也禮拜過藏傳佛教大師，與能海和尚交往密切，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燒香叩拜的信徒。他深刻地認識到人世間的苦，但是自己並不追求來生的果報。他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證實自己是否能夠破除佛教反對的“法執”和“我執”。第三，由於梁先生的經歷是多方面的，性格也是多層次的。世人多以為他是個儒者，但是我們會在日記里看到，他用佛教的義理批判自己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的儒家形象。這些在宋明時代的儒家那裡也是見不到的。儘管古人有所謂“朱老陸釋”的評判，但主要是針對朱熹、陸九淵的理論建構，而不重在他們的生活。梁先生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對於儒家和佛家的修行都有親身的經驗，而且他的佛教信仰使他和大多數儒者有根本的不同。梁先生從來不向他人宣傳佛家思想，也不介紹別人入佛門。最後，梁先生在佛家功夫的修持方面，有過很認真的實際經驗，能夠辨析佛教功夫和道家功夫的不同。他曾經告訴一位願意進入佛門的青年要發願，而且要發“悲願”。如何理解這個發願的心態，也是我們後人要仔細思考的。

　　著名學者陳來教授注意到梁漱溟先生曾修藏密，他在《梁漱溟與密宗》一文中說：

　　其內心形成一種特別的文化—心理結構，在人的層面，即政治、社會、文化、倫理方面是儒家，是中國文化的價值，而在生死信仰和宗教經驗上，則服膺於佛家。這表面上類似丹尼爾·貝爾的非單一性文化認同結構，但對於梁漱溟而言，這並不是表層的並列，而是彰示了他個人所特有的“雙重性終極關懷”。

　　這一看法很有見地。另外我想指出的是，無論是做儒家還是做佛家，梁先生都是要求自己的生活能夠“證道”。這也是他最具魅力的人格特徵。

二.他為什麼反對階級理論？

　　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與在北京大學時代就相識的毛澤東見面。他們徹夜長談，重點討論了兩個問題。在對抗戰前途的前瞻方面，毛澤東給了梁漱溟很大鼓舞。但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見解卻大相徑庭。他們爭論的焦點是中國是否有階級存在。1951年，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梁漱溟開始檢討自己。“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實，竟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而奠立了。”但是，他仍然反對階級鬥爭。1962年，他在政協會議上表達自己反對階級鬥爭的立場，受到半年之久的批判。今天我們無暇去嗤笑階級鬥爭的鼓吹者，倒是應該再次拜讀梁漱溟先生對於中國是否有階級的論述，因為他的這些論述一直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梁先生的社會改造追求的是“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1949年，他出版了《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是他參與鄉村改造和國民參政之後的學術結晶。這部著作當然對以前思想有很多新的發展，但是從目錄就可以看出它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及《鄉村建設理論》有着不同的體系。作者從社會組織入手分析中國傳統社會，試圖探索中國社會的特徵。作者發揮論證了在《鄉村建設理論》對中國社會的概括：倫理本位、職業分途。所謂倫理本位是“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這個特徵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共財、通財和施財。共財就是夫婦、父子之間財產不分。通財指親朋鄰居之間互通有無。施財指無償的救濟。倫理本位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君臣之間、官員之間是一種家庭化的倫理關係。所謂職業分途指的是士農工商四民之間沒有嚴格的分界和對立，它們之間是可以流動的。梁漱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階級劃分不明，上下流轉相通。他主要從土地分配的角度做了考察，提出了兩個經濟上的現象作證明：一，土地自由買賣；二，土地壟斷不集中。他考察了鄉村建設實驗的重要地點山東鄒平和河北定縣的情況。他的結論和後來著名的歷史學家胡如雷的見解相近或相同。胡如雷也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大量自耕農的現象在世界歷史上是少見的。梁漱溟檢討了關於階級的各項標準，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不存在階級對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時常易位，沒有形成在政治上對立的兩個階級。中國的官吏和貴族不同。他們來自民間，通過宗親朋友鄉里等關係和農工商保持着聯繫。官吏沒有和君主結成一個固定的統治階級。梁漱溟認為中國古代也存在有階級，但是士人從貴族演化出來以後，貴族就逐漸趨於融解。階級區分消融以後，代替它來維持社會的就是“倫理名分”。

　　1949年以後，梁漱溟被迫檢討反省自己的舊理論，但是他仍然力圖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因此受到批判。1982年，他在香港發表文章，指出那些我們曾經熟悉的關於階級鬥爭的語錄是在“加工製造階級鬥爭，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他也引用了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說到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而且亦很年輕。他評論說：“這些正是難得吐露的真情實話。既然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了，卻為何強要無風起浪，製造階級鬥爭？什麼破四舊，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鬧！”遭到人民大眾厭惡的階級鬥爭浪潮過去之後，梁先生也“漸漸恢復了自信”。他反對在中國推行階級鬥爭是有他自己的理論根據的。《中國文化要義》認為階級理論不能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這也是他留給後人的思想遺產，對今天的我們思考中國的歷史和未來仍有重要啟發意義。

　　縱觀梁漱溟的一生，他有佛家的修為，有儒家的功夫，也曾有守丹田的體驗。可以說，他是融匯三教的。聯繫到他對西方階級理論的反對，可以說，他堪稱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本文提出上述兩點進行討論，希望能引起讀者更全面了解梁先生的興趣，並從他的思想遺產中獲得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