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再升级！家属直面官方压力 将数倍加强律师阵容

26日，雷洋案代理律师陈有西透过他人社交媒体发声，表示除自己和龚丽平律师外，其他参与雷洋案的律师全部撤出，现向全国征求8名有理性，有担当的自诉法律援助律师

中共北京丰台区检察院在西方最重要的圣诞节前夕，对雷洋案涉事的5名警察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震惊全球媒体。雷洋案的下一步进展，将是家属上诉至上一级检察院，若继续维持原决定，雷洋家人只剩下自诉一条路。

雷洋案的律师陈有西自本月20日以来，其微博持续处于封锁的状态。但陈律师在26日借助他人的微博发表了关于雷洋案不起诉后的几点说明。

网民上传的这份文件共有7条声明，除了宣布雷洋家属继续申诉之外，陈有西还表示，鉴于责任重大，律师办案压力大，风险高，接下来雷洋案的律师团队将大换血，征求8位有理性担当的律师加入。

声明中说，雷洋家属已经在25日当天向北京检察院提交了申诉书，如果上级检察机关维持不起诉决定，雷洋家属已经商定以五个直系亲属身份，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雷洋5位直系亲属“可以聘请10位自诉代理律师，鉴于本案影响巨大、责任重大，办案律师面临很大压力，也将面临很大风险。侦察、起诉阶段的律师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告一段落。京衡律师所原参加办案的所有其他律师，将不再参加下一阶段的代理活动。

雷洋家属除继续聘请陈有西、龚丽平两位律师帮助诉讼活动外，现在想全国征求8位理性、担当、坚定、负责的刑事自诉法律援助律师。”

声明还就丰台检察院答记者问称雷洋有嫖娼情节，并就自己吃饱剧烈挣扎致死做出反驳。律师认为，雷洋的尸检报告证实本案完全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特征；雷洋嫖娼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只有犯罪嫌疑人单方说法；案发后各嫌疑人进行系列销毁证据阻挠侦查行为；关键证据缺失导致事实定性错误；本案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本案符合滥用职权罪特征；本案符合帮助伪造证据罪特征；本案各嫌疑人只有加重情节没有从轻情节；此外强调雷洋的尸体在案件没有终审前不会火化，以备保留直接证据。

陈有西还表示，雷洋案进行了到今天，形势不容乐观，在国家公诉已经撤退的情况下，律师和家属举步维艰。丰台检察院的决定像一剂催化剂，令中等收入人群恐惧、焦虑、失望、寒心。

有评论认为，雷洋案的结果体现了民斗不过官，所以民输；官也彻底失去民心，所以官也输，这是双输的局面。而且在圣诞节前公布这个结果，让这个近六分之一国土被雾霾笼罩的国度人民平安夜注定不平安。

北京律师梁小军在其twitter上坦言，雷洋案已经变为了政治事件，上升到了维稳的高度，他家人即使上诉，也很难取得想要结果。因为这不是由一个下级检察院就可以做出的决定。梁小军还说，他一个局外人在媒体上讨论雷洋案，也被司法局约谈，要求以后接受采访要征求他们的同意，面对接下来的访问要“慎言”。

中国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其twitter上发言，雷洋案是当今中国人命运的缩影，草菅人命已成党国维稳“新常态”。为雷洋发声就是为老百姓发声，即使你今天仍是（中共）体制内春风得意者，明天也难保不会成为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这样的制度是害人害己的制度，不结束这样的制度，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关于雷洋案，还是这则评论到位！

大陆微博上流传着对雷洋案的一则评论，据说是一位叫高远东的教授所说：

一个警察的错变成了警局的错，市局的错，市府的错，央视的错，检方的错。然后一错再错，一个可纠正的偶然错误，变成一种必须坚持的必然错误，变成一种制度的错误，一个政权的错误。各位大人们真的觉得合算？

简评雷洋案

雷洋案的意义，不是一个无辜者的屈死，引起这个如一潭死水般的社会泛起了波澜，并产生出强烈的舆论反弹和众人不满。

这只是一种表象。

这么多年，屈死的无辜太多，为何并不能引起社会强烈的舆论反弹和众人不满？

因为那些屈死者，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即真正的无产阶级。

自私的社会中层（不是中产阶级）人士，基本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冤情。他们的生活早已摆脱羞涩，步入小康。这些人谈笑有沙龙，出入开轿车。或聚会，或旅游，或诗酒歌舞，或书画琴棋，潇洒而自在。这些人对底层老百姓们的冤情和苦难，至多只会付出一点廉价的同情心，在聊天闲谈的时候，口头上说一声“真可怜”或“太过分了”。若想让他们为底层老百姓去仗义执言的奔走呼喊，基本上是不可能。

社会中层人士们为自身快乐与安全计，不约而同地都对眼前、身边发生的一些仗势欺人行为，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这种超然物外的冷漠和冷酷，是阶级斗争学说和实践留下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道德沦丧，正义感在快速消减的证明。

因此，这些年社会底层发生的一个个冤案，都被时间消磨和谐了。含冤上访者弱弱地哭诉，既不能感天动地，更不能打动法官，带来的是官方的截访和对维稳防范的警惕。纵有一两件典型案例，在正义律师们的努力工作下得以平反昭雪，那也是司法部门出于无奈而作的纠正，是权力机构为了脸面的美容。

这次雷洋之死，使人们，特别是引起社会中层人士的不安，是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到，威胁正在迅速逐渐逼近自己。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危思考，引发出了焦虑，本能地举出正义的大旗，故对此案关注加倍。

这些人参与舆论，其力量非社会底层的弱势老百姓可比。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人手一部手机，个个一台电脑，力量是可观的。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追究雷洋之死的时候，是隔靴搔痒，甚至是横生枝节。他们对雷洋这个初为人父、匆匆出门去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父母，结果中途遇难的人，有没有嫖娼，有没有抗法，有没有疾病感兴趣。而对雷洋这个普通的健康人，为什么在警察控制之下，在短短几十分钟之内莫名其妙地死亡，不感兴趣。

这不是他们无知，而是一种自私。猎奇之心，高于正义，是因为猎奇安全。而追求正义，却很可能会陷入险地。

这也证明，政治生态的环境，已经在恐怖地恶化。

暴力执法致人死伤，已非个案，且日渐普遍，而追究执法部门暴力执法致人死伤的法律责任，难于上青天。

这才是可怕之处。

这一社会事实，说明我们离法制建设越来越远。

无情而悲哀的事实是，执法者可以胡作非为，老百姓要求司法公正，有错必纠却寸步难行。

这种只可意会的大环境，是高层对违法乱纪行为的默许、放纵。

这种默许、放纵，已成公害，成为执法部门的共同潜规则。屈死不告状，已经成为很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常识经验。个别血性汉子的拔刀自卫，造成两败俱伤血案，受害的依然都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死伤。既于事无补，又不能阻止类似案件的终止，更不会引起社会高层的关注和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