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也是红都皇帝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袖接班时说：“毛在，(毛是皇帝)毛说了算。我在，(我是皇帝)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也成了皇帝)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活脱脱表现出毛二世的嘴脸，一个与毛完全一样的红都皇帝的嘴脸，并且教训他们的接班人也要像邓自己那样学做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红都皇帝。相反的，我们曾认定为头号敌人的美帝国主义总统里根却说：“在别的国家，革命是用新的统治者来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我们的革命却立人民为主人，雇政府为仆人。在美国，是人民说了算。”在毛泽东、邓小平眼里，人民说话算什么？什么也不算。里根又说：“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除非人民授予，我们的政府便毫無權力可言。”毛泽东、邓小平的政府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他们未经人民选举与授权，却始终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近，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万里说：“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党始终凌驾于国家与政府之上。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414页），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灭绝人性，不把人当人看待；邓小平也同样灭绝人性，不把人当人看待。其中武装镇压学生反腐败的民主运动的六四惨案，与毛处理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比较，其兽性比之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不妥协，不认输”，“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邓的政治个性，在没有限制没有监督的一党专制下，必然变成一言堂、家长制。李锐说：邓小平懒惰，又好玩，只抓权，从来不想负责任，更不会认错；邓小平就是经典法西斯！

邓用宫廷政变的方式搞掉合法的党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又用武装政变逼迫赵紫阳辞职，并在武装政变的同时，在六四惨案中武装镇压了学生反腐败的民主运动。硬是把“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坚持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维护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以致目前的中国反腐败愈反愈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逆转。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腐后继”的体制性腐败的党，一个为维护官僚权贵和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朝鲜是个封建独裁的专制国家。其实，中国搞垂帘听政、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武装保护官僚权贵统治，实施独裁专制的一党专政与金家皇朝父子相传并无本质区别。这大概也是中共仍认为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吧。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喊他万岁，给中国制造了大跃进、反右、文革等一系列人为灾难，邓则自封为“中国第二代领导的头”，假惺惺地宣称：“人民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你们。”下面就让我们看看邓小平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

文革结束后，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流氓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邓小平口里讲法制，却搞“我说了算”，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和国家宪法法律视为手纸。75宪法和78宪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1981年6月华国锋下台，胡耀邦接替党主席的职位，邓小平却接替了军委主席的职位。按当时的宪法，军委主席应是胡耀邦而不是邓小平！

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见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即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后，1987年的中共13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12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见1987年《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连毛泽东都不敢下达在天安门广场开枪的命令他却敢下达，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毛泽东再残暴，1976年4月，尚且不敢开枪，只敢出动民兵用棍棒驱散。六四事件完全是军委主席邓小平等一小撮发动的一次武装叛乱！邓小平非法废黜、囚禁了总书记赵紫阳；非法阻挠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北京；强行推迟原定1989年6月20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破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合法程序解决学潮问题的和平努力；悍然用枪指挥党，非法调兵进首都，动用军事威胁手段解决党内分歧；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比当年北洋军阀凶恶万倍的手法，调集几十万野战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用坦克机枪开花弹屠城，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凶狠的地方。制造流血事件的邓小平，千夫所指，万年遗臭。

邓小平是一个与毛泽东同类型的军阀。历史上所有毛泽东犯过的罪行，邓小平都犯过；毛泽东不敢做的事情，邓小平也敢做。自1920年中共拉杆子为匪以来，“打土豪”、杀地主、“剪长衫”、“吃大户”、杀AB团、“肃反”、种鸦片、“整风”、通敌卖国等等杀人放火群体灭绝祸国殃民的事，哪件事邓小平没有份？他参与毛的许多重大罪恶行径，是共犯。只不过毛泽东是主犯，邓小平是帮凶而已。“解放”后“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哪件事邓小平没有份？邓小平也是文革前“极左路线”的制定、组织与实施者。

邓小平在1949年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11件最大的坏事：

1是1950年邓小平的军队进军西藏的时候消灭了5700名藏人。

2是1957年主抓了反右运动，用铁腕手段镇压了300多万右派。邓小平是反右最坚决的支持和发动者、第一线指挥者。他是最坚决的匈牙利镇压建议者。他没有毛泽东所说的绵里藏针，有的是强硬和毫不留情的残暴。

3是邓小平固执己见，对提出“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刘伯承元帅，在一九八七去世前就是“不能平反”，并不准发刘帅新军装，因为邓是一九五八中共“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邓小平把刘伯承送进中南海怀仁堂，在千人大会上带病做检查的，这不啻是对“刘邓大军”的莫大讽刺，更说明邓与毛原本就是一丘之貉。

4是1975年8月因打桥牌而最终导致河南垮坝淹死24万人。

5是1975年8月派军队运用大炮将云南沙甸村的回民村庄夷为平地。

6是1979年武装侵越，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越十来万平民灰飞烟灭。

7是镇压民主墙，扼杀了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8是运用职权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8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3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专横、残忍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9是1983年“严打”，80%的人是被故意杀害。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得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10是六四屠杀。85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人大和宪法之上，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

对于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了多少人？纠察队总指挥张健对大纪元记者说，根据徐姓红十字会会长在香港出书，上面写红十字会接受尸体900多人、伤8千多人。但据我们粗略估算，伤者能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因为当时血液已经没有了，很多老百姓在排队输血，以此计算保守估计死了4千多人。

六四事件是他暴虐性格的典型写照，他不仅杀人，而且要杀给全世界人看，看你们能把他怎么办！因此，作为极权主义者的邓小平的特点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他是一位最蛮横、残暴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的罪恶将千秋万代被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邓小平杀人后，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散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武则天自知做的坏事太多，死后立碑，肯定有人要揭她的老底。她死前，趁她还有一口气，再下一道最后的圣旨：立无字碑。她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要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已经过去的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糊涂账）。

11是“三峡工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隐患重重。

有无数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十分肮脏。邓小平是个从来没有理论的人，是个不讲理论的人。许多年以来，邓小平被他“御封”的继任人用一些“光环”罩着、护着，所谓“总设计师”、“核心”，还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既然邓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怎么会“摸着石头过河”？既然要“摸着石头过河”，又何来“总设计师”？无论是“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都统统是没有理论素养的最明白的证明。而故意美化的结果，只能起反作用，成为笑谈。难道绘出30层建筑的设计师，会叫施工人员每一层都试试行不行？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博弈大师——善于韬光养晦（曾先后向毛泽东、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左右平衡（牺牲手下保全自身），但与“总设计师”毫不相干。“总设计师”是要动脑、动脚、动嘴的：要勤于学习，系统思考；要勤于调查，反复比较；要积极鼓吹，善于动员。而邓小平是个懒人，有时间就找人打桥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真正的设计师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华国锋等人。邓小平并不是各项改革的倡導导者。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由华国锋和谷牧首倡；农村联产承包，由万里和赵紫阳提出并试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导；其他诸如发展个体经济、价格双轨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兩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试行农村基层选举等，大多由赵紫阳提出並实施。

在赵紫阳生前最后的录音中，赵举例，诸如农村改革、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法，等等，都是他自己，赵紫阳，首先提出来的。有人直接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从邓时代延续至今的国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也是由赵紫阳秘书鲍彤概括提出。

胡赵新政本来有可能使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平稳地转上现代化的普世大道。而恰恰是邓小平本人处处反对政治改革与开放，最后罢黜了胡赵两任总书记，扼杀了胡赵新政。而和赵紫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改革，是城乡居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和邓小平南巡讲话连在一起的改革，则是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把中国变成为腐败者的乐园，在普遍贫困、“白手起家”的基地上，劈开了最惊人的贫富鸿沟。从总体上评价，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

邓小平视林彪为竞争对手，为死对头。建政初期，林因身体欠佳深居简出，邓则活跃舞台，得毛重用红极一时。文革时期邓被毛打倒，林才红极一时。暂时靠边站的邓对林记恨很深，当林机坠身亡后邓复出，形势又翻转过来。毛死后，邓掌权，按理文革巨祸毛是首恶，周恩来与林彪都是为虎作伥。林介入文革早期，周则介入文革全程，林周相比周罪责更大。但邓把文革中的污水尽可能泼在林身上。杨尚昆、胡耀邦等人都曾提出为林彪翻案，杨曾亲口对林立衡说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其父获平反昭雪，但邓不顾党内呼声，一手遮天，硬是将案子压下，偏不为林翻案。这起中共党内冤案一悬就是几十年。

尽管邓小平对林彪抱有许多个人成见，但非常重要的隐衷可能在于，邓小平难以直面林彪的不畏强暴。比起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绝不低头，邓小平可是一再写了检讨书一再保证过永不翻案的。如此鲜明的对比一旦大白于天下，邓小平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敞蓬车上向全国人民招手？在林彪的悲剧面前，苟活下来的邓小平，纵然有经济改革的成就，也比林彪矮了一大截。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成效可由不同的侧面来观察：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知道现在我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中国政府开支44%用于养活公务员日本仅为2.5%。……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对数亿奴隶劳工的残酷剥削和对能源的高消耗及对环境的大破坏的基础上，因此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体制性腐败和超过临界状态的贪富差距造成的人民大众与政府的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而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共产党、绑架了政治、绑架了政府，使任何经济、政治改革均无法进行。……

1、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

1994年，水利部长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在国际水利会议上被问及758水库溃坝事件时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一年后，1995年2月，亚洲人权观察发表了关于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失事的报导，引起世人震惊。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编排了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随着镜头的缓慢展开，一场场人为导致的灾难惨痛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逆向排名至TOP.1，观众无法置信地骇然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九县一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板桥水库大坝位于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八月七日二十二时四十五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八日清晨五点左右。

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七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

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唿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据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

这时，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但为时已晚！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1975年8月8日，这是一个无数中原人民失亲丧友、泣血含泪，理应被记入史册以示警戒的日子，然而当局秉承一贯“报喜不报忧”的原则，用蘸满黑心话与灾民血的笔，将这一天轻松地从人们的视线和其历史中抹去了。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及至《Discovery》当期节目播出后，不少网友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论坛发帖求证：“板桥水库事件是真实的吗？是不是国外媒体的恶意杜撰？”

《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后来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报导该决堤惨剧。

2、邓小平舍妻保官

邓小平的第一个老婆叫张锡瑗，1906年生，是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汉奸培训时认识的。1927年邓、张两人在武汉共产中央秘书处重逢，共同的共产臭味一下子就把两人拧到了一起。1928年春，共产中央避难上海法租界，他们乘“革命”失败之机正式宣布结婚。婚后，老天却不愿照顾这对共产夫妻，于1930年1月假手难产把张招到了阎王殿。

就在邓的老婆难产死亡的同时，邓小平又同第二个女人金维映结了婚。

金维映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都有“映”）的生母，原名金爱卿，1904年生于浙江省岱山县，与邓小平同庚。1913年，9岁的金维映随父亲到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进入县立第一女子小学读书。1924年前后，当时的共党人士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还有项英、郭沫若等人前后到定海治病休养，金维映接受了他们的赤色宣传，于1926年入党。入党后成为中共定海领导小组成员，曾在家乡领导盐民协会并组织和发动盐民同盐霸斗争，并在盐民协会成立大会上带领盐民当场打死盐霸，因为如此英勇行动而被当地人尊为“定海女将”。金氏曾分别在1927年和1930年坐国民党监狱和上海英国租界的监狱，1931年到达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后，先后任中共雩都县委和胜和县委书记，是中共当时的第一任女县委书记。

中共的史料中描写：金维映自幼天资聪颖，学习努力，性格活泼，爱唱歌会演戏，善演说。她长着又大而有神的眼睛，漂亮、白净、清秀，行动利索，给所有接触过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金维映嫁给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

1933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化名罗迈）奉王明之命从苏联回国，4月到达江西苏区，立刻在中共中央局主办的《斗争》报上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全面清算邓小平、毛泽覃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李维汉主持的清算大会上，金维映亲自登台发言，揭发邓小平的“严重罪行”。事后（1933年5月初）天天痛哭流涕地写检查的邓小平立即与金维映分手，把金送给了李维汉。这叫“舍妻保官。”金维映与邓小平分离后，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做了李维汉的助手，后被派到“胜利”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金维映随即被李维汉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4年，金维映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又高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这是当时女共产党人中，职位最高的一个。

3、嗜杀成性的邓小平

“共产党”三个字，让人想到的就是迫害和屠杀。如同“纳粹”两个字代表着种族灭绝一样。毛泽东曾说邓小平是“开钢铁公司的”，就是指邓行事完全是军人的武断残忍作风。

“斯大林”三个字的意思是“钢铁”，意味着持久、是特殊材料，是强大的杀人武器，有残忍、毫不心慈手软的特点。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为他身材矮小，敢于斗争，曾被同学们称为“小钢炮”。“小钢炮”就是毫无人性的杀人武器嘛！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毛要求他外柔内刚，狡诈一点好。

一个下级军官偷了一捆粉条而被邓小平处决。1947年10月13日，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山区尚立足未稳，在刘邓司令部所在的鄂东黄岗总路嘴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直属警卫团三连副连长赵桂良用步枪挑着一卷花布和一捆粉条，掖下夹着一卷白纸和几枝毛笔，走出店主已经逃逸的店铺，正好被邓小平看见。事后查明，赵桂良是一个战功卓著、爱兵如子、舍身保护首长而自己屡次受伤的好干部。他拿这些东西，是为了给连里的小战士做棉衣的；粉条是给刘伯承养身体的，因为他听说刘司令员最爱吃粉条；白纸和毛笔是给连队出墙报用的……一个连队干部在无主的店铺中拿了一些并不很值钱的东西，应该算不上什么大事。但邓小平却勃然大怒，厉声吼叫，“什么，这叫拿？这叫抢！我们事先已打过招呼，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要枪毙！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还叫人民军队，怎么能在大别山站住脚！”时任政委的邓小平坚决要枪毙赵桂良，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张际春副政委，也都附和邓小平……。邓小平对保卫科长张之轩说：“你通知部队，下午就召开公判大会。要动员群众参加。”尽管连队的小战士痛哭流涕地要求自己代替副连长赵桂良死；回到山下的店铺老板哭喊着要首长刀下留人；农民老大娘跪在地上代赵桂良求饶；公判大会台下的乡亲也齐声附和。面对如此响亮的民意呼声，赵桂良还是不能免去一死。他所得到的唯一优待就是：部队将通知他老家太行山区左权县年近70的老母，他是战死在疆场的。

林肯刀下留人。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美国总统林肯正在白宫办公室里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门被轻轻推开，一个15岁的小女孩惶恐不安地站在门口。林肯诧异地问她有什么事情。小女孩激动地说：“我的哥哥班尼就要被枪毙了。请总统先生救救他。他只是在站岗的时候打了一下瞌睡。”林肯回答：“哨兵的职责非常重要。稍一疏忽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于非命啊！”小女孩急得语无伦次，拿出了哥哥写给爸爸的绝命书。林肯接过了那封叠得满是皱纹的信，认真阅读起来。

“爸爸，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可能以已经死去。我因为耽误了重大任务，被判处死刑。因为违犯了军纪，所以我没有丝毫怨恨，不过，在父亲面前，我得把情形说清楚。那个吉美很可怜。他才十六岁，比我还小两岁。当我们一起来当兵的时候，他妈妈曾经托付我，要我多多照顾他。这次他害了病，我看他的样子实在受不住，便把他的背囊和枪支接了过来，替他背着。这样我们在行军中才没有掉队。那天晚上，轮到吉美站岗。他正在生病，怎么能站岗呢？我自己背着两个人的背包、枪支和弹药，经过二十五公里的急行军，到傍晚到达阵地时，累得像棉花一样，差一点就要倒下！可是，我还是代替吉美去站岗了。”

看到这里，林肯总统全明白了。他忍住眼泪，继续读下去。他读到班尼想尽办法不让自己睡着，但还是无法战胜疲劳。他读到班尼劝爸爸不要怨恨队长，因为军法如山，队长也救不了他。他读到班尼劝爸爸不要怨恨吉美，因为吉美还是一个孩子，又正在生病。吉美向团长请求，愿意代他死。吉美还说：“如果班尼真被枪毙了，我也不会活下去。”在信的结尾，班尼这么写道：“我决不害怕死！但是我却不愿意吉美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死去。我们两人最好都能够在战场上英勇的战死。现在，我只对这一点感到遗憾。”

热泪从林肯总统眼里哗哗地流出来，他却顾不上把它擦掉。他把满是皱纹的信放回信封，默不作声地提笔写了几行字，交给身边的办事员：“请立即用特快电报发出去。”他又转向那个素昧平生的小姑娘：“放心好了，你的哥哥不会死的。班尼是真正的勇士。这样可爱的孩子，总统怎能不救他。美国就要靠这些人的力量来挽救国家的命运啊！”

谁也无法否认，站岗时睡着比在没有店主的店铺中拿一些并不值钱的小东西在性质上严重多了。它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是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然而，林肯总统却在没有受到任何民意压力的情况下，仅仅凭着自己的良心就赦免了这个“真正的勇士”，并且在把他由一等兵提升为班长。邓小平一伙在受到了强大的民意压力的情况下，却仍然一意孤行，枪杀了一个出于好心而犯了小错的忠心耿耿的“革命”战士。多么强烈的对比啊！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林肯能够明确的界定无意过失和蓄意犯罪的差别。在一个忠勇的战士的无意过失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他不但愿意原谅他，而且从内心深处由衷地敬仰他。邓小平却是把斗争哲学奉为圭臬的共产党人。他们只知道目的，不考虑动机。凡是有害于其最终目的的人和事，无论其动机是多么无私、多么高尚，都在他们的剪除之列。

其次，林肯对自己解放黑奴、统一祖国的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念。他相信对个别例外事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处理不会影响正义事业的整体进程。而邓小平一伙却对自己所从事的勾当始终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躲在敌后不打鬼子，在抗战胜利后却发动内战夺取政权是不得民心的。他们只好以死板、僵硬地态度来执行他们争取民心的一切方针政策，唯恐稍有差池就会丧失人民的拥护。

第三，林肯深信自己的政府是人民拥护的合法政府。他有魄力行使他认为正确的行政权力，丝毫也不担心偶然的失误就会失去民心。邓小平一伙却深知自己的权力是没有基础的。人民盼望的是在合法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和平安逸的生活。他们的到来迫使人民躲进了山里。他们抓住赵桂良在没有店主的店铺中拿一些并不值钱的小东西这件小事，把人民从山上请下来，大张旗鼓地举行公判大会，向人民表白自己是对人民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以获得在人民心目中的道义上的合法性，以“在大别山站住脚”！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卑鄙的权术。

1948年8月底，刘邓大军受毛泽东之命挺进中原，一路经受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0万大军只剩下5万人之际，于12月攻到大别山宋埠。一清查战果，肖永银不禁皱起了眉头：宋埠有“小保队”2400多人，打死打伤了200余人，其他人不见了！肖永银立即把3个团长叫来，把宋埠城区地图摊在地上：“你们把四面寨门统统关起来，让部队把宋埠看紧了，不能跑掉一个人，其他部队在镇里挨家挨户搜，只要是15岁到50岁的男人，见了就捉！”宋埠立刻热闹起来，老百姓也不知道咋回事就“祸从天降”了，好端端坐在家里的，摆摊做小本生意的，甚至正在学校教书的，只要是青壮年，都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带走了。原18旅副政委刘昌后来回忆：我们把宋埠所有的青壮年男人捉来后，叫到屋里审问，看一看手，手上有硬茧的，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就把他们放了。细皮嫩肉，不像干过农活的，统统留下来，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亲戚的、做买卖的，遇到这样的人，也都关了起来。抓到了2000多名“小保队”，其中还有麻城县长，这么多俘虏怎么办？肖永银只好请示野司，野司回电：“排以上土匪杀掉！”排以上土匪100多人，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野司又命令：“所有土匪，统统杀掉！”在宋埠消灭了2000多人的“小保队”，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致电纵队称：“你们主动于12月3日，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8个中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刘昌清楚地记得：“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部队就来了，把坑挖开，把‘小保队’的尸体都搬出来，照了许多照片，登在了报纸上，大肆做文章，说是‘宋埠事件’，影响很不好。据说，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了，损坏了党的形象。”

4、反右斗争，指挥迫害知识分子

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的皇权统治，无论是暴力打江山，还是後来专制统治，都有邓小平的辅助。很多血腥的行径，都有邓小平的直接参与。五十多年前，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新《焚书坑儒》大戏。这部戏的编剧是毛泽东，而导演是邓小平。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后来被尊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操作的。邓小平担任着反右运动总导演的角色。他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作动员报告的是他，作总结报告的是他，提出反右运动补课的，也是他。

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文明的运动，也是严重压制民主思想和践踏人权的专制主义运动。中国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产生百万右派分子，与小平同志领导反右运动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历史的功绩，邓小平不低于毛泽东；如果这是历史的罪恶，其历史的责任，也不低于毛泽东。没有小平同志运筹帷幄，怎么能如此完美地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 “阳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铁血政策，怎么能创造中国的古拉格和新时代的宁古塔？

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邓小平作的；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是邓小平做的；对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关押、流放的处理意见，是邓小平写的；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但是，邓小平实际制造了右派分子共计317万8,470人，还有中右份子143万7,562人，两者合计461万6,032人，大大超额完成了毛泽东的指标。并且，虽然后来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及许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邓小平还是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拒绝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赔偿。历史有力地证明，创造数百万右派的旷世奇功，邓小平是受之无愧的。

反右运动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层的右派分子，都是他亲自决定的。

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虽然只是称作组长，却是反右运动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定不定右派，定谁当右派，都在他的笔下。全国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层的、有影响的右派分子，都是邓最后决定的。名义上虽只是组长，却是决定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对别人的命运来说，却是进不进地狱的大问题。因此，邓反右运动时的角色，算不上头号阎王，至少也是阎王第二。

他与周恩来充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同。周的组长还有应差的性质，小平同志当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却是货真价实的，积极主动的，苦干实干的。他与有些领导部门反右运动的首长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后者是局部性的。例如，周扬领导了文化部门的反右运动，李维汉领导了统战系统的反右运动。李、周都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反右运动的，他们只主管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反右运动。而邓小平是领导全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进程都是贯彻执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领导反右运动是不得不然，不然无法应付过关，而邓小平却是有意地无风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来个一网打尽。

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有些领导是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右派，保护一些右派，而邓小平则是狠命地打右派。胡耀邦反右运动时正在苏联访问，一听说反右运动，迅速回国，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减少被打右派的数量，并创造条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适当的岗位，安抚他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才华，尽量让他们少遭受一些打击。邓小平却不同，他是铁面无情的到处寻找着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举例来说，在延安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李慎之是党内难得的人才。他以识见、胆略受到人们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咨询过他，了解苏联批斯大林后的世界反应，他客观地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国的反应。李还主张，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同时主张，不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还政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在新华社声望很高。打成右派后，吴冷西想为他求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最高负责人，求情当然也是求邓小平。有一天，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吴冷西想找机会顺便为李慎之说说情。邓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吴的来意，扬扬手中的材料说，“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邓小平对李慎之当右派分子口气冷峻，斩钉截铁，一点也没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产生的惋惜、遗憾。听到邓小平如此口气，吴冷西肚子里本想说的求情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第一，邓小平是反右运动最高、最直接的领导者，上层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说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他对反右运动这个摧残中华民族精英的专制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他是很左的，本来么，延安时就投奔你，那么艰苦的年代跟着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于情于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网开一面吧。邓小平却说不，李慎之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仍然成为右派分子，尽管他所在的新华社有许多人为他说情。这多少说明，邓小平对于右派分子，宁可打得多些，宁可打得重些，不愿意打得少些，更不愿意打得轻些。难怪他二十年后，面对六四学生的时候，说道，“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这样的“豪言壮语”!这种寡情残忍、这种薄情寡信，从反右运动到镇压六四学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邓小平残酷无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狱。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为人”，文革中曾称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钢铁公司的特点是冷酷，无情。反右运动后对右派的处理，也是邓小平亲自领导的。从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果看，邓小平很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

1957年6月20日，邓小平主持过一次重要会议。此时，反右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会议的主题是要讨论对重要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邓小平、彭真提出，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有黄绍竑、龙云两个民盟副主席，有费孝通、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有知名人士陈铭枢、黄琪翔以及知名学生谭天荣、林希翎等，一共有64人，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将他们逮捕法办。他们向毛泽东报告，但他们的建议未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不同意邓小平和彭真将这些右派分子斩尽杀绝。毛泽东倒并不是心慈手软。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将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当头一棒，又要将他们打倒在地后再拉上一把，向世界显示自己的气度和宽厚。这一点上，邓小平没有毛泽东老到。但是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对待右派问题上，甚至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他主张将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右派一一收监。邓小平很少有宽厚之心。(以上摘自朱长超著《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

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够多了，受的苦已经够深了。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据说是考虑到反右运动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倾保守又保护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1958年春天，反右运动进行了一次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补课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邓小平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补充成为右派。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是这样“补课”成了右派分子，我本人也在这场补课中沦为右派。在邓小平的操纵下，反右运动又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由于没有抓出一个右派，被刘少奇和邓小平找去谈话。问：“你抓了几个右派？”答：“一个也没有。”刘说：“你们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去查，怎么能查出右派呢？”

邓小平严厉地训斥杨献珍，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杨被停职易人，抓出近百个右派分子。后来呢？全是冤案，一个都不是。

“我看你就像个右派”，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话会出自邓小平之口。“右派”是特定的政治概念，它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认定抓不到右派的领导是右派，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温济泽当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由于对上级下达的硬性指标（指毛泽东提出的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完成的右派分子指标）有不同意见，从而被打成“右派”。也许这就是贯彻邓总书记精神的结果。

这些情况说明邓小平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自觉地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身为中共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抓右派很有紧迫感。在他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的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请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

邓曾坦率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很难理解邓为什么硬要说右派反对“社会主义”，还对右派这么狠心。

反右斗争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拦路虎，也成为邓小平个人情怀的死结。

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的论点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邓的论点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邓的论点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了。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便“大跃进”到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已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一个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又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经历8年的社会实践，邓小平将反右斗争从“扩大化”提升为“左”的错误，对反右运动的定性产生了质的飞跃。本着“过则勿惮改”的精神，以他的后语否定了他的前言，这不但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确的。更有甚者，又对被毛泽东硬打成“极右派分子”，后来又坐实原罪不予改正，留作是反右派运动的必要和正确的活标本的彭文应，于1989年12月16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庄严、隆重地举行了挂着红底白字大型条幅“彭文应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他生前从未享受过如此殊荣）。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定玉发表了讲话，他热情地赞颂了彭文应在解放前的多方面贡献，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解放后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最后他概括说：“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主子发表演说定调后，奴仆、花瓶、应声虫立即凑闹热，帮腔、呼应对彭文应赞美一番。

邓小平除了不能、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罪责的反右情结外还存在两个导致他悲哀的情结，其中一个是专制情结。面对六四，他说：“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这似乎是豪言壮语，其实是寡情残忍。这种薄情寡信，从反右运动到镇压六四学生，是一脉相承的。从夹边沟到兴凯湖，多少右派被饿死、冻死。君不见，陈独秀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可以读书写作；列宁在流放地也照样地阅读写文章。邓小平的残忍远远超过国民党与俄国沙皇。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的地方，是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为纯理性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是不能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离不开经济利益的考量。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六四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浓重。

1978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特别是思想解放，而邓小平得到的确是最完全最彻底的解放而且还成为了实至而名不归的中国的最高权力者。1979年初，在他初尝权力禁果正处在神经兴奋亢进时，魏京生的警惕新的独裁者的大字报无疑剌激了他的专制情结而取缔了西单民主墙。他深信独裁专制制度办事快，有效率。在胡乔木的挑唆下，他在1979年3月30日所发表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建国大纲，他对江泽民耳提面命的教导：“毛在毛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1986年，他虽然提出并强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赵紫阳等人，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思想，甚至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不仅如此，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这一时期，他在接见外宾时一再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这些都是邓小平专制情结的具体表现。

5、邓小平生活腐化

1958年全国人民大炼钢铁，邓小平说：“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于是北京市委在北海公园附近修建了“高干俱乐部”，跳舞、麻将、桥牌、海外电影一应俱全。老邓乐极生悲，打台球用力过猛，摔断了腿；不过因祸得福，借养伤之机避开了彭毛互相操娘的庐山会议。

邓小平的专制独裁与色欲都与毛一脉相承。1959年中共高层召开庐山会议，内斗激烈，结果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惨遭清洗出局，一场内斗庐山天昏地暗，中共高层人物中唯独邓小平没有现身，原来在此之前邓小平因打台球摔断了腿，住进北京医院，幸运地躲过了庐山风波。但隐身病房的邓并不安分，有一个姓李的护士，年轻、单纯，出于对首长的崇敬，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为邓小平服务。邓看到她年轻、貌美，喜新厌旧，竟强迫与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把女护士肚子搞大了，奸行败露，该护士遭邓霸妻卓琳赶走，并为其强制堕胎。这次丑闻文革中曾有红卫兵揭露，李志绥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英文版中也有记载，但出中文版时却删去不提，大概因为那时邓还在世，李老受到中南海压力，不敢在中文版中披露。

此外，邓小平的稿费就有好几亿人民币。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了1961年8月的庐山工作会议，他下榻的别墅为中四路286号。邓小平上山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便来别墅看望。邓小平上庐山后，别墅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甚至通宵。大会逐条讨论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又称《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邓小平有个爱好，就是打牌。什么牌都打，什么麻将呀，桥牌呀。他都喜欢。他很爱玩，一玩起来，经常通宵达旦。这次开会期间，白天开会，晚上邓就组织高官们打麻将。经常参加的有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一打就是下半夜。每次结束，有个规距，每人一碗红烧肉。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民饥肠辘辘，粮食定量受到严格的限制。

1961年，正当全国人民在饿死边缘挣扎的时候，邓小平却苦心经营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他指使前北京市委的万里，盗用国家大量建筑材料和资金，在养蜂夹道修造了一所富丽堂皇的“高干俱乐部”，里边吃喝玩乐的设备一应俱全，是专供邓小平打牌饮宴，寻欢作乐的去处，也是他招降纳叛，密谋不轨的场所。所以人家部都说他打的是政治牌。那些经常在他的牌桌上出现的人物是万里、吴晗、项子明、王汉斌、陆禹、周游、胡耀邦、胡克实、梁鹰庸、赵尔陆……这么一伙。从这个名单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了。

邓小平家的保姆回老家探亲，却俨然是钦差大臣的架势。地委副书记亲自用小汽车迎送。广安县委的主要领导陪着她游天池。县委书记李民向她汇报工作，请她向邓小平致意。临走时，李民还以公款赠送一批广安土特产。该保姆回京后，马上给李民写了一封信，大意云：“李书记及其他全体同志：你们给总书记带的东西，我已经给他了，总书记吃了很满意，并问候你们。”收信者自然受宠若惊，以后凡有机会自然加倍孝敬了。

1964年夏天，邓小平领着杨尚昆、薄一波等三家老小几十口去东北“视察”，准备畅游小兴安岭，渤海国旧址和和承德避暑圣地。正好邓最疼爱的孩子邓楠要高考，邓小平就一路上磨磨蹭蹭，单等邓楠考完后接来。途中，到了沈阳，邓小平一方面想等邓楠，一方面也实在是牌瘾大作，停下不走了，打了长途电话回北京要吴晗和万里前去陪局。万里当时由于有事不得脱身，便由吴晗带着另两名牌友，乘杨尚昆的专机“绝密”前往。这3人到了沈阳，下机伊始就陪邓某打起桥牌来。杨尚昆乘机邀功请赏道：“你要的人，我给你送来了。人家是三缺一，你可是一缺三呀！”从此邓小平有了牌友，就不分白天黑夜地玩。有一次去大庆参观，刚刚一到，他扭头就往回走，说是没什么好看的。别人以为他有什么急事，可是一回到车厢里，马上就开局“搭桥”了。到了哈尔滨，估计邓楠正在高考，又下决心等起来了，反正有人陪着打牌，不会寂寞。这几天，他天天着人打电话回京问邓楠考试情况，考完后，就以杨尚昆名义要了一节专车，把邓家三个小孩和薄家四个小孩一并拉到哈尔滨。参观完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他们又转回旅大游玩。邓小平听说金县的王八出名，吃了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顿时食兴大作，马上吩咐给准备。市面上一时买不来，庄河县委书记只好亲自出马到碧流河给他去抓来。至于这些人一路上，挥霍用度之大，生活之腐化糜烂，举旅大的情况就可见一般。他在东山旅馆住了五天，光招待费一次就用了4800元。开过两次宴会，每次400元。此外每天还有一个晚会。参加招待工作的达200余人。邓还特地把辽宁大厦的一名女服务员带来，专门研究对自己的“招待事宜”。为了采购供应，旅大市委临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采购大军，调动全市有关部门全力以赴。真大有隋炀帝下江南的排场。

1965年冬去西南“视察”，又是男女老少70余人簇拥着出发。他们在成都去自贡参观，为了好快点回去打牌，李井泉居然命令封锁公路，不许其他车辆行驶。他们坐的都是飞机，可为了途中舒服。又从成都开出高级卧车11节和行李车两节，往返放空运行几百公里，消耗油费二千余元，车辆折旧四千余元。为了保证这些车厢运行无误，还由省委下令沿途几百公里的六千余辆载运建设物资的货车停运两天，直等高级卧车通过后才准开动，严重地影响国防建设。有一次，他们在某地住宿，要用大量的电烘箱取暖。李井泉当即下令在全省找，后来终于在泸州化工厂找到一些，李立即用专车运送。但由于电烘箱耗电量大，当地电力系统供不起。李井泉为讨好邓小平，竟然置国防建设与人民生活于于不顾，下令停止全部工业与民用的电力供应，以满足这一小撮当权派的享受。简直是土皇帝！

6、邓小平在文革中的耻辱记录

2002年10月11日上午，笔者（单少杰）在拜会年近九旬的杜润生老先生时，拜识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秘书姚监复先生。中午，姚先生请笔者在其单位食堂就餐。席间，他谈了许多他亲闻亲见的事。

姚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恩来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了1989年后，这一情况愈益严重。传媒几乎不登有关“文革”的深度报道，学界竟然有学者因研究“文革”问题而遭拘禁。

这似乎再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种怪现象：过去，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抗日，另一方面又制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怀因打“百团大战”而遭本党恶意指控，并为此而备受折磨；如今，又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制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

1996年，正值“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结束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在吴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见一位来自中央文化监管部门的司长。他告诉我们，上面有“话”：今年要严格控制有关“文革”的报道。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以白纸黑字的文件形式下达的，而是以电话通知的口头方式传达的。

这位司长透漏出有关“上面”的两点信息：一是“上面”很蛮横，竟要封杀历史，封杀“文革史”；二是“上面”很胆怯，敢做不敢当，不敢留下有关蓄意封杀“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们似是知道封杀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面卖力地做这件事，另一方面又尽量地少留做这件事的记录。可问题是，不仅他们封杀不了历史，而且他们试图封杀历史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历史，也会成为封杀不了的历史、欲盖弥彰的历史。无庸置疑，他们将会为此而遭到历史的双重鞭挞：一是鞭挞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二是鞭挞他们还要试图掩盖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

今年，恰值“文革”开始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之际，想必“上面”又有话，又要封杀“文革史”，同时又在创造那种封杀“文革史”的历史，那种欲盖弥彰的历史。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

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

不过，他老人家并不总是浸泡在这污泥塘中，有时还会爬上来坐在岸边，一边喝着茶、抽着烟，一边半是欣赏、半是监督地看着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戏打闹的。

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以上摘自单少杰：《怎么整人与惧怕历史——现世统治权与历史话语权个案研究》）

7、舍女求官——毛泽东与邓楠的那一夜

值班卫士口述（郑义编写）

80岁的毛泽东与28岁的邓楠的那一夜（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

1966年，邓小平被“打倒”。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批评说，从1959年以后，邓小平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1972年8月3日，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为谋求复出，竟然上书欺骗毛泽东：“我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对于恢复其职务的原因众猜纷纭。众多的猜测都有一定道理，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很少有人知晓。

邓小平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那阵子，已经是快70的人了，其二女儿邓楠不舍得老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总想着要为父亲做些什么。于是从1971年开始，中南海及各老军头处时不时会收到邓楠的信或电话，大多是礼节性问候。

突然有一天，大约1973年1月中旬，毛泽东门房通报邓楠来访，这种情况很突然。稀奇的消息传到了机要秘书处，不久，居然得到了放行的指令。在专人的指引下，邓楠走了进来，提着一些礼品。照例，礼品被收去了，开了一张礼品清单由指引人呈上去。20多岁的邓楠诚惶诚恐地跟在指引人的边上一直向毛泽东的书房走去（而不是会客室）。此时已是下午5点。我应该是半夜12点换班，但在上半夜11点是突然接到指示，所有人员均不得换班，什么时候换班听候指令。主席的卫队战士们是不能讨论一些敏感话题的，但安全的话题是可以互相通报。因此，我们知道那一夜邓楠始终留在主席的居处。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邓楠被带了出来，眼中略有血丝，头发也略显凌乱，面色疲惫不堪。当时我的心中还直嘀咕：这老头，都这把年纪了，竟可以将一个年轻女子弄成这样……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参加中共政治局重要政策问题的讨论。在8月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给邓小平加官进爵。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总参谋长吧。”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至于以后又一次被“打倒”，那就另有原因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8、邓小平放纵多少文革杀人者逍遥法外

邓小平曾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换句话说：即使中共的老干部，各地军头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迫害无辜，屠杀民众，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关系，只属“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都没有——用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三种人”，会有公正的结果吗？

以广西为例，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组织“四.二二”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及其子女。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迫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甚至文革后仕途冒升，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廿多万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炮制“反共救国团”冤案的真正元凶，却逃脱了正义的惩罚，逍遥法外，1989年得以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另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宾阳县大屠杀的“杀人狂魔”王建勋。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档案记载：从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宾阳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成为南宁地区杀人最多的县。全县172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且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杀、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挖眼、剖腹、碎尸、和用牛拖死等等。

而时任宾阳县革委会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的王建勋，是宾阳大屠杀的指挥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一些当年杀人的刽子手在八十年代初的整党运动中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杀人狂魔”王建勋却在军队的保护下，皮毛无损，反而荣升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员，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军区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杀人元凶心安理得，死难者家属则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连当年的杀人凶手也不服，纷纷拿出王建勋部署、指挥杀人的电话记录，一致要求绳之以法王建勋。

文革中参与策划、部署、指挥屠杀广西“四.二二”的军方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整党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义的惩罚。……

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之流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后更惨，凶手的手段血腥残忍甚至变态。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虽说放纵了韦国清、刘重桂这些人，但也把部分“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宋要武们，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杀害严凤英的军代表刘万全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9、历史决议是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延续教政结合的党国制度

1979年，邓小平决定要像40年代的毛泽东一样，搞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做一个总结。

他的目的有两个：1、统一全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从而用党的决议，确立他是毛泽东接班人不可动摇的党内地位，延续教政结合的党国制度。2、要打倒华国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理论务虚会议被称为中共党内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两个会议清算了“文化大革命”，提出给彭德怀、刘少奇、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平反，清算了毛泽东发动历届政治运动的错误和个人迷信。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这四条，是邓小平甩开5人起草小组，亲自口授的。导致中共党史上为期二个半月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于次日结束。邓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以更独裁的邓氏威权延续教政结合的党国制度。文革“整人恶俗”的“康生现象”，以后也由“邓小平现象”以及“胡乔木、邓力群现象”代替。

四千人大会，对《草案》评议的焦点有三：

一，认为《草案》回避了建国17年出现的路线错误，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结论，完全违背客观实际。

二，很多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的提法，认为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且《草案》把毛泽东的错误写成是“党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文革的幸存者，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当然不能接受。邓小平想出了一个说辞：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要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显然太勉强了！理解得再完整、准确，也不可能把“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理解成“要重用邓小平”。

三，关于毛泽东各个历史时期功过评价，更成为大会热点。

四，五千名高级干部实际是和邓小平的指示发生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搞出来了，胡耀邦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报告邓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决议稿子，邓小平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被邓小平当场否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说不仅几千名高级干部，就连不赞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也不同意邓小平对毛做三七开的评价。

胡乔木、邓小平发生毛泽东之争

从延安时代就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为毛泽东起草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众多中央文件的胡乔木，认为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七年毛领导我们干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民粹主义。毛领导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犯了“左”的错误。他主张应该把毛在“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为教训写入决议。邓小平坚持只能说毛功大于过。“过”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写错误，要宜粗不宜细，只能这样。他十五、六次发表指示，召见起草小组（包括单独找胡乔木、邓力群），越说越严厉，最后发脾气：“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决议》宁可不做！”

胡乔木亲笔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之后，称“病”了。比他更左的邓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组组长。4000人讨论草案，据说只有胡乔木起草那一节没怎么改动，其他各节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是无论怎么改，《决议》的核心都是评毛，只能遵照邓小平的三七开。就连“彻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归罪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毛的弥天罪恶仍旧被掩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成为了阻碍全党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肯定了毛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作用与《四项基本原则》旗鼓相当。

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八大决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所通过的《决议》，任何党员个人，那怕是党的主席，只能无条件贯彻执行，没有权利反对；除非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再作修改。

1989年1月，胡乔木访美之前请鲍彤到他家，征求鲍对他书面准备的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意见，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一定要从宪法里删去。”鲍彤没有回答，因为此前鲍彤就听赵紫阳讲过胡乔木有这种看法。胡乔木送鲍彤上车后，又敲敲车窗，嘱咐：“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不要对其他人讲。”

80年代，胡乔木跟着邓小平“清污”、批周扬，反“人道主义”和“异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胡耀邦，不遗余力，一生有“左王”之称，但他仍旧留下了可圈可点之处，成为这位中共理论家道德文章的一大亮点。

2011年8月27日胡德平召集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中共至今将《决议》奉为圭臬，三十年来不要说党内民主大步倒退，各级政权迅速法西斯化，这是比毛左鼓动文革危险得多的政治倾向。

2011年鲍彤表示：“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否定。”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认为“这是今年最有份量的一句话，是一句最真实的话。什么是改革，中国还有没有改革，都可以用这句话衡量。”

邓小平搞《决议》的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的历史地位。(以上摘自五千高干和邓小平的指示发生激烈的争论——三十年前的《决议》本来就是绊脚石阿波罗新闻网2011-09-26讯)

它(指决议)是邓小平继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使然和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谬的。当时，这一系列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甚至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打击，更甚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和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因此，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为此，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其实《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完全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而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积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如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起草小组的笔杆子主要是邓力群挑选的，有关人员有郑惠、卢志超、滕文生、郑必坚、廖盖隆、袁木、邵华泽、石仲泉、李洪林、龚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邓力群主政下的书记处研究室的干部。李洪林因著文评析“长官意志”与胡乔木观点相左，便不让他参预执笔。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形成严密的三位一体，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邓力群说：“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邓小平）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胡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正式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历史决议》，中经一年零六个月。邓小平指示性的谈话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有6次），再加两次和外宾的谈话，涉及《历史决议》讲话共21次。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插曲，即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定，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2月上旬，胡乔木他们搞出准备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胡耀邦看后十分不满意（《十二个春秋》中说：“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组织人再搞出一个决议稿。邓力群即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口头上表示：“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但是，当胡耀邦在一个月后，真的拿出新的决议提纲时，邓小平竟没有经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比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定了。

经过是这样的：3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铅印本）。耀邦以实践的标准对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确判断，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应该说，这是对历史问题应有的比较正确、负责的态度。耀邦把题目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分九个部分。

邓力群即把耀邦的方案报邓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乔木。胡乔木即表示不赞成。

3月7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到家里，说：“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虑了。”也不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满意的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送六中全会审查的决议稿。邓小平对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可见其跋扈和专权的地步。然而我们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为决议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来的。

本来历史已经给那些“问题”做出了结论，现在却倒过来了，“决议”要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众所周知，对于中共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反思的成果，第一步，也是出发点，就是认识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领袖和国家、领袖和政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中国能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现代化的殿堂，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这也应当是回顾中共历史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反思，就必须打破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泽东的神像，使这个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这个问题，在四五运动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在理论务虚会中，在四千人讨论中，都有重大的认识成果。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句顶一万句”，利用强权，力排众议，扼杀了这些积极进步的认识成果，坚持自己创造的“准确完整”。这样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责任，推给实践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继毛的专制主义政治道统，为自己进一步专权鸣锣开道。

在叙述和总结历史过程时，邓小平还公然用诡辩和谎言来糊弄事。

1，接受陈云谋略，增加建政前二十八年的叙述。邓小平虽说不提“路线斗争”，但事实上是按着路线斗争的思路，把二十八年的历史曲折都推给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当年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左”或右的错误。从而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2，要求把1957年以前写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全正确无误的历史。连三大改造，都说成是“伟大成就”，并为之后“一切进步的基础”。3，1957年以后反右运动被说成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被说成“急于求成”，“没有经验”的问题，而且为了掩盖错误，邓小平提出先写成绩，再写错误。在此之前，连起草人胡乔木都觉得为难，他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邓小平这么一支招，邓力群说，“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十二个春秋》166页）

邓小平甚至把毛泽东完全错误估计形势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当作“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去继承和发扬。就是这篇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残酷打击近百万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还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十年之后出现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出现了延续二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极权独裁政治局面。4，承认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算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邓小平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把责任都推给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谢富治两人。《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阎长贵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论证。5，根据邓小平意见，决议后来还加了一个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完全是邓小平的权术，即通过起草《决议》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打击整肃了“自由化”的势力，又能逼宫——迫使华国锋下台。

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是1980年12月。而1980年9月，邓小平个人通过胡乔木将华执政四年的问题，作为专门一个部分写进决议稿，并送常委会“审阅”。

华国锋表示反对。他认为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符合组织手续。他还援引毛泽东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问题。华的反对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不仅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还把稿子下发，发动四千高级干部大讨论，为华下台制造舆论。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承认：经过四千人的大讨论，把华国锋问题写上决议，“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171页）

不仅如此，邓力群在9月下旬，先后在科学院党委、中办和中直机关党委借谈历史决议，专门讲了华国锋问题。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个多小时。

1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华国锋，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12月5日，政治局会议同意华辞职。最岂有此理的是，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华国锋的名字这里需要点（按：指写入《决议》），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体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历史决议》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讨论的产物。不仅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先有四千高级干部的讨论，最后又有几十人的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才修改落实定稿。其实这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党校1500学员，应有五千多人）大讨论，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确实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认识和意见，而且对毛泽东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讨论是在1980年10月份进行的，11-12月初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题为《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中，就严厉斥责党内高级干部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

我记得，方毅说：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万里说，如果谁敢对毛有不同意见，那么你站着进去就会爬着出来。（按：大意如此）

王若水主张不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包括他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胡乔木就予以否定，他坚持提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和对立。周扬不赞成。陆定一写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要来翻案的。”邓小平也予以否定。

许多人认为，决议的目的，是接受毛泽东错误历史的教训。就是纠毛的错，所以叫“历史问题决议”。其实，邓小平的意图与此完全相反。是要纠纠错的“错”。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写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按：当然是前者）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按：当然是前者）”。现在的《历史决议》，邓小平是如愿以偿了。邓小平说：“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按：是邓小平提出的）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历史决议》是以邓小平个人的意志代替十亿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这种以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替代十亿人的头脑的作法，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

显然，决议不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谬的。它是阻滞人们解放思想的，哪里找得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拨正反乱。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形势便开始逆转。

过了一个月，1981年7月，邓小平就开始批《苦恋》，胡耀邦被迫承担涣散软弱的罪责。1982年邓力群在邓小平纵容下，夺了中宣部的权，变思想解放部为思想压制部。不久王

震也夺了党校的权，并横扫党校胡耀邦势力。

1983年，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借茬儿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批判周扬、王若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整肃《人民日报》。

同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动、由邓力群出面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称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遭整肃或边缘化；直到1985年学潮、1986年学潮，邓小平借机整掉了胡耀邦。

这就是《历史决议》所开辟的道路。

最后，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说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写历史决议就是人为制造历史。为什么要造出决议？决议就是要人服从，让思想服从决议，这怎么行？”

李洪林：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刚才仲兵也讲了，我觉得他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以上摘自『学者座谈《历史决议》（选编）』】

历史证明：1979年，邓小平决定要像40年代的毛泽东一样 ，搞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做一个总结。他的目的有两个：一，统一全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从而用党的决议，确立他是毛泽东接班人不可动摇的党内地位，使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二，要打倒华国锋。

邓小平在重新评毛中说：“……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

邓的话并不实事求是，中共和中国人民不仅对毛功过的评价即对毛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也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谁利用谁的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即对毛利用了江或是江利用了毛的结论，全国人民从来没有认同过。文革的主要责任只能由毛一人来承担，四人帮和林彪只不过是毛的帮凶。正如江所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看过学者座谈《历史决议》之后，所谓“唯心、违心”只不过是你邓小平被权力薰黑了心，为树立个人的权威不择手段而已。如让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主持，结论会完全相反。邓小平经济改革有功，对中国政治的历史性倒退却要负全责。

正由于邓小平不批判毛泽东，容忍毛泽东的像挂在天安门，毛泽东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在对毛泽东路线不争论的情况下，走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讲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用发展经济来掩盖所有的矛盾。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丢弃了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于是，毛派的力量兴起了，他们非常不满意邓小平这条路线，说他们是卖国贼、资本家，是共产党的叛徒，要在中国发展第二场文化大革命，以吹捧毛泽东的一个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他们要打倒邓小平路线，恢复毛泽东路线，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又成立了中国工人共产党，要来夺权。邓只重视经济改革，不改革政治的结果，终使改革话语权尽失。

李洪林指出，从思想方法上说，“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一样，“都是确立几个先验的原则，既不受实践检验，也不容许丝毫怀疑，因此实际上是‘四个凡是’。

邓小平历史决议不仅是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延续教政结合的党国制度，树立毛二世邓小平的权威，打倒华国锋，也是为掩盖自己的罪恶不让人民追究，因为毛的每一个罪行都离不开邓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

10、邓小平是六四惨案的罪魁祸首

各方面资料显示，“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手组织并亲自下令的。八九民运发生不久。邓小平就离开京城，到南方各大军区找军头“谈话”，部署军队进京，以武力镇压平民。“六四”屠杀後，邓小平亲自接见并表彰那些杀人有功的“解放军”，以示杀人有理。据各方面的数据保守地估计，“六四”之夜，仅在北京，就有约一千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六四事件后，李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慈禧不敢做的事，袁世凯不敢做的事，段祺瑞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邓小平做了（大意）。

(1) 李鹏日记证实邓小平是六四惨案的罪魁祸首

以下摘录姚监复先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李鹏揭露邓小平十大罪恶——评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是「六四」惨案的罪魁祸首，犯了反人类罪。

1989年4月25日日记，李鹏透露，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支持地方放手处理”、“采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

1989年5月19日邓小平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流血！”这是手狠心辣的邓小平的语言，也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动员令和军令。这样，“六四”在中国进行的血腥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李鹏日记》供出了重要罪证，证实邓是“六四”屠杀平民的罪魁祸首，犯了反人类罪。

李鹏日记揭露，邓调军进京早有预谋，早在1989年4月已调动军队进入北京。

邓任军委主席后，只有经邓下令才能调动军队，才能进京。李鹏在1989年4月21日的日记中透露，“为防止万一，军委调三八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4月25日邓说：“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

在和平时期，调动国防军进入首都是大事。此事不是发生在五一九戒严之后，而是在此之前，早在4月21日三八军战士已经进京了。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的决定，此事没有经过政治局、军委、人大、国务院、党中央正式开会研究通过。因此，按《李鹏日记》调军队进京是由邓小平个人负责的。

李鹏日记揭露，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李先念已密谋要赵紫阳下台。

1989年4月30日李鹏说：“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1988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后面又说工会大会），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4月28日，邓3月下旬会见外宾就不点名地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克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李鹏揭露，邓小平、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准备把赵紫阳搞下台，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借口与替代人选。因此，“六四”是旨在逼迫赵紫阳下台，是早有预谋的。

李鹏日记揭露，邓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发表引发争论的《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去小平同志处。他听完我们的简单汇报后，讲了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社论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这样，四·二六社论，以邓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制造了1989年新的社会矛盾，挑起长期争论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邓罪责难逃。

李鹏日记揭露，邓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

5月21日李鹏透露：“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想，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李鹏公开透露出的这个“六四”的绝密情报，揭发出邓调动二十万大军进京的阴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邓担心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军委、人大常委会中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二十万大军进京，难以“避免冲击和干扰”，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调动大军进入北京，就是为了威慑、压制、控制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委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免受“冲击”、“干扰”。邓害怕朱可夫帮助赫鲁晓夫成功地反夺权的政治斗争局面再出现，本来在政治局莫洛托夫是多数，结果反而被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邓讲要调动大军，“才能开得更有把握”。同时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撤销李鹏的戒严令，计划6月20日开常委会，多数委员支持，使邓担心。

而调动大军进京的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北京出现动乱，具体就是天安门广场有学生静坐。这样才能师出有名。而学生宁死不撤。赵紫阳5月17日代表常委承认学生爱国，可继续对话后，学生仍坚持不走，结果给邓决定调大军进京提供了借口，事与愿违。当然，可能后面还大有文章，青年学生中了奸计。

李鹏日记揭露，是邓决定戒严。

李鹏揭露：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邓说：“只有宣布戒严”。“戒严首先须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调一些部队进京”。李鹏还揭露：“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我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5月19日邓小平又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

李鹏如实供出邓的原话，要把“六四”的帐，全算在邓的帐上。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各人有各人的帐，老百姓心知肚明。

李鹏日记揭露，邓诬陷无辜公民。

5月17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李鹏在这次会上指出，鲍彤是坏人。后来鲍彤被捕，以泄露戒严罪判刑。但第二次法院宣判时，又取消了这个罪名。证明邓小平、李鹏对鲍彤犯了诬陷罪。

5月19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说：“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2月31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他还说：“胡赵各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以后不能学他们。”

邓小平绝不手软，按“尽量全一点”、“赵有小圈子”的名单，把清查变成肃反扩大化，迫害、诬陷大量无辜公民、党员、干部。这是一笔有待清算的血泪帐。《李鹏日记》提供的罪证，可以确认邓小平是主犯。

李鹏日记揭露，邓违反党章，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

李鹏揭露，江泽民不急于当总书记，担心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的非程序更迭、违反党章，为后人诟病。

1989年6月15日《李鹏日记》：“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1987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所以，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早在5月19日《李鹏日记》就揭露了邓的霸道决定：“新班子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任这个责任。”

邓违反党章，自己作主一言堂以宫廷政变方式搞掉了两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华国锋和胡耀邦，1989年又以武装政变方式搞掉赵紫阳。

李鹏日记揭露，邓是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对照李鹏《六四日记》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李鹏与赵紫阳一直都是真诚地相信，邓这个婆婆是真诚、坚决地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没有发现看透邓是地地道道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邓5月17日常委会上对要求辞职、不同意戒严的赵紫阳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而李鹏《六四日记》揭露出的事实是，邓5月19日已经确定：“我提议江泽民当总书记。”邓个人指定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日记证实，邓真是两面派。

为了利用和稳住李鹏，5月19日李鹏日记透露，邓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邓小平）和赵紫阳。”

可悲的李鹏，为邓拼死拼活、出头露面打前锋，自认是代表邓小平的统帅，到最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时，李鹏还是李鹏总理，原地踏步。而总书记却是江泽民，不调军队没流血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李瑞环也捞上一个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鹏心里不服气，从李鹏《六四日记》全书看，只为自己的一贯正确、评功摆好、涂脂抹粉，以镇压“六四”领导人自居，企图树个人权威。而错误全推给赵紫阳，镇压“六四”的责任和决定、全推给邓小平，李鹏似乎一点错误或悔恨都没有。原来自认为可以当上总书记了。无怪乎邓小平警告李鹏、姚依林，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领导人要有改革形象。而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仍然是不服气的表现，还想在历史上争地位，但不料爆出邓小平的罪证来，邓如在世，定当训这个傻小子。至于赵紫阳，也太天真，至死还认为邓一直是支持他的。

李鹏日记揭露，戒严部队的真正指挥员不是杨尚昆、杨白冰，是刘华清、迟浩田和周依冰。

5月21日李鹏《六四日记》：“十时，……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因此，戒严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是迟浩田，周依冰掌握。杨尚昆、杨白冰充当公开露面、中间传话，最后当替死鬼的可怜角色。有人认为，他们后面的督战官和戒严部队真正的指挥员是刘华清、迟浩田、周依冰。）因此，无论“二杨”如何表现对邓的忠诚，最后免不了被废黜的可怜命运。因为邓一定掌握着赵紫阳在1989年4─5月同杨尚昆密切联系，并得到支持的情报，利用完了再“烹走狗”。……

但是，杨尚昆并不甘心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死亡，在他的生命晚年向蒋彦永公开自己的内心想法：“六四”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希望平反。杨尚昆最后也希望他的灵魂得到救赎。

杨尚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走了重要的一步，认错，要求平反“六四”。李鹏的《六四日记》，证明他至死也不想走这一步，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平反，决心为邓小平殉葬。愿上帝保佑李鹏平静地走入地狱。

至于邓作为军委主席，他在1989年4月25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5月17日决定戒严和6月4日，他领导的军人向平民开枪时，邓已经把自己钉在历史罪人的耻辱的十字架上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从正面打入铁钉，把邓小平钉牢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李鹏的《六四日记》又从反面，钉上几颗铁钉，让邓更紧密地固定在罪恶的十字架上了。邓早有预见：“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赵紫阳和李鹏都把“六四”的帐，写在邓小平的头上了。不过，“六四”的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邓小平一个人，而要看到一个坏的制度的强大作用。只要不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制度，中国还将出现新的“六四”，必将出现邓大平、邓中平。中国共产党的第Ｎ届总书记，也必将成为又一个被软禁终身的赵紫阳。不是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制造了独裁制度，而是不民主的法西斯专制政治制度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必须废除“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的统治”的极权主义制度（李慎之语），必须废除毛一代、邓二代，一代又一代延续至后代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制度。

(2) 赵紫阳证明邓小平是六四事件的罪魁祸首

4 月23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李鹏送他到火车站，问赵有什么交待没有。赵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三点意见。邓说，就这么办吧。

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汇报北京学潮情况。北京市委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把很多个别现象统统集中起来上纲上线。根据北京市委的汇报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上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

4 月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四·二五”讲话，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动乱。 4 月26日，把《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发了一篇社论，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全国所有报纸同时在一版头条登出。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个定性的政治份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从“四·二六”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决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人们都知道，“四·二六”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

赵紫阳1995年接受杨继绳的访问时说：

“四·二五”讲话后，又发表“四·二六”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四月二七日的大游行，有十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四·二六”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四·二六”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援，那么多人担忧。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四·二六”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四·二六”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四·二五”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5 月17 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四·二六”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四·二五”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面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四·二六”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四·二六”社论。“四·二七 ”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四·二六”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四·二六”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赵访朝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屯，让他去北京。

5 月3 日，赵在他的中南海住宅里和许家屯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先问许对学潮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行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许告诉赵，社会上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干部。许表示，“4·26”社论把学潮定为“动乱”，激化了矛盾，这是不明智的。他认为是李锡铭和陈希同夸大了情况，邓小平上了他们的当。许还说：“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学潮的定性。”

赵对许讲，现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常委里，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是李鹏、姚依林。

许受托后，第二天就和杨尚昆在杨家见了面。许把他和赵的谈话内容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许，他刚从人大会堂回来，听了赵紫阳对亚行年会代表的谈话，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在亚行的讲话是鲍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讨论过。讨论时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赵说，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杨尚昆对许说：“我去同老爷子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许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372—374页）

但是，赵紫阳缓和矛盾的作法无济于事。学生要求从“四·二六”社论退回来，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这边有些人一边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里送，一边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

这样，学生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邓小平镇压的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些真正想改变政治制度的人们，怕学潮冷场，千方百计地激化矛盾。

李鹏对赵紫阳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

5月16日，赵紫阳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赵紫阳这段话公布时，很多人感到，赵紫阳这段话的潜在意思是，现在局面这么糟糕，责任全在邓小平身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决裂了。……同“第二天，游行队伍中多了这样一类的口号：“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共和国不要西太后”、“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脑子不灵”、“小平辛苦，快去休息”等。有的打出巨幅横标，上写“帘政”两个大字。

在这期间，上层分歧进一步激烈。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四·二六”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李说，“四·二六”社论是邓的讲话。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这次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赵紫阳向邓小平写信要求面谈．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他不想再听赵紫阳的意见，而是通知了几个人：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他们去了邓家。赵紫阳还是重申了他的意见。姚依林和李鹏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紫阳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李鹏强调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赵紫阳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在邓家的这次会上决定实行军事戒严。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赵紫阳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是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胡启立也反对军管。乔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依林、李鹏。

赵紫阳后来对杨继绳说：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邓小平动用军队的决心已定，别人是很难扭转的。

在邓家开会之前，赵紫阳的意见是多数，胡启立、乔石、杨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根据共同的看法一起做了不少工作。赵紫阳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军管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

1995年，赵紫阳对杨说：“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致动武。从‘四·二六’社论导致‘四·二七’大游行说明，现在想用上纲上线的办法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来吓住。这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

赵紫阳、李鹏等5月19日清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从电视上看到，李鹏只讲一句话：“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声泪俱下地对学生说：“情况很复杂。”“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赵紫阳告别政坛的最后讲话。

邓小平等本想利用军队来平息愈演愈烈的学潮，但事与愿违，群众不怕军队。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之下，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作为路障的有公共汽车，有马路上的钢铁隔栏、有木头。在一些干道上，马路中间的钢铁隔栏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条马路被封死。军队无法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军队不进城，取消戒严，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反对政府的人也会得寸进尺；强行进城，势必造成大规模流血。

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5月27日传达了李鹏、杨尚昆、乔石、姚依林，在5月22日的讲话要点。这些讲话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名义下发的。

李鹏说：

决定戒严常委召开了多次会，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当前是一场动乱。决不能从“四·二六”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这个社论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如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得清楚一些。这是老同志的意见，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了，再退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

紫阳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没有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和“四·二六”社论调子不同，而且广为传播。这样，群众就看到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5月3日纪念“五四”的讲话，我们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采纳。他的“五四”讲话使学潮升温，中央才下决心戒严。我党代表改革开放的是小平，不是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针政策是小平提出来的。紫阳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执行小平的。

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把小平抛出来了。第二天的游行口号就要打倒小平。

我5月19日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和实行戒严都是党的决议。如果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就应出席那个会，但他请病假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头昏。作为总书记，身体不好，不讲话，主持会议是可以的。不主持，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他不干。

5月19日早晨他去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了。

这一场斗争的确很复杂，问题就在党内。

听了传达后，在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

一种意见是，赵紫阳起了分裂党中央的作用。持这种意见的多是领导干部。

另一种意见对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赵紫阳过去有错误(儿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误)，但这次站在民意一边，而且在中央不怕当少数，敢顶、敢说。他想不通，不执行戒严，辞职，是正常的，不能说是搞分裂。

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没有诚意和学生对话。对话的核心问题是“四·二六”社论。他们已决定不退，还有何话可对？

三、通过戒严把学潮压下去，搞掉赵紫阳，这个决定的作出还是一些没有法定职务的老人。他们没有表决权。1987年他们通过这种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这正是这次学潮的起因。现在又是这些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来压制学潮，岂不是疙瘩越结越深？(以上摘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摘自《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从上足见在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实行独断专行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而且在六四镇压、教训越南、一手扳倒三个总书记（华、胡、赵）和指定两代接班人的问题上，邓还超过了毛。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更不能损害他本人子女的利益；二是不能触犯他个人的权威；三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胡绩伟在回忆“六四惨案”时，指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那帮势力，既是专制者又是暴富者。他们当然容不得胡耀邦、赵紫阳这种“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反霸权反暴富的民主闯将，当然也容不得高喊“要民主、反腐败”的势力越來越浩大。在共产党最高領导集体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张暴力鎮压的势力，压倒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和平疏导的力量以后，早已调來包围首都几十万国防大军，立即湧入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核心地区。这样，震惊世界的血溅天安門的“六四惨案”就爆发了。这就是：“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酝酿和爆发的根本原因。

你这个赵紫阳竟敢提出和我邓小平完全相反的主张，这还了得！於是就扣上一个“分裂党”的大帽子，总书记不同意你军委主席的主张，为什么就是“分裂党”呢？反过來说，你军委主席坚持反对我总书记的主张，为什么就不是“分裂党”呢？中共一直主张党指挥枪，军委主席指挥总书记，岂不变成枪指挥党了？像这样重要的政治问题，起码应该由中央政治局來讨论決定，怎么能在五个常委的扩大会议上就拍板定案了呢？在常委會上，邓小平既不是常委，又不是政治局委员，有什么资格拍板说：既然是多数同意，就通过！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总书记拗不过邓大人，就说“这个决定我执行不了，我辞职。”这真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可奈何的大退让了。可是邓大人不罢手，还是硬要给你加一个“分裂党”的罪名。這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吗？赵自动辞职，还有罪。再退一万步，就算有罪，也得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來决定，邓大人公然把中纪委拋在一边，我先停止你总书记的工作。按照党章，党的纪律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出党，並沒有“软禁”这一条。邓大人公然将赵紫阳处以软禁！这是违背党章的啊！

中国在中共的把持下，公然无视国家法律和司法机关，私刑拘押，私刑判罪，这不是无法无天吗？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总书记、国家元首级的人身自由可以任人剥夺，这不是违反宪法吗？在第二代核心的領导下，就是无法无天、秦始皇加斯大林，什么党紀、国法、宪法都不在话下，这难道也配得称为民主国家嗎？自称社会主义的民主比资本主义的民主高千万倍，为什么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人身自由也得不到保障？……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枪桿子主义。枪桿子出党、出政权、出一切，口头上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枪決定一切。所以一个不是政治局委員，更不是常委的党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俨然是具有无上权威的太上皇，掌握著总书记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是共产党这个军事独裁者专制政权的实质。

邓小平把自己策划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称为革命事件予以平反，而出动军队镇压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称为反革命动乱，至今不予平反。

人民的儿子竟向人民开枪，这是什么儿子？简直是个大逆不道的逆子！！！

朱长超先生的文章中把邓小平的残忍性与历代的几个领导人作了比较，邓小平的残忍远远超过了当年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外长，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竟没有对学生采取镇压措施，还亲自会见了学生代表，听取意见，并下令释放在军警冲突中被逮捕的学生。

邓小平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1926年3月26日北京女师大事件，学生们因山东青岛问题在总理府前集会游行，总理府卫队擅自开了枪，死伤多人。当时的总理段祺瑞面对死难学生长跪不起，向天下人谢罪。“他下令建立学生纪念碑，表示牢记历史教训；他抚恤死难者家属，并告罪天下，从此终生吃素。他还解散了那一届政府，表示了对人民和历史是有担当的。直到临终，段祺瑞还谈到那次流血事件。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段琪瑞还是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这个被中共称为军阀头子的段琪瑞与口口声声要解放全人类的邓小平相比，“崇高得多，负责得多，也人道得多。”

邓小平的血腥性甚至大大超过俄国的沙皇，其镇压的残忍和规模，远远超过了被中共称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抗战前夕发生一二九运动，及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都是学生们参加的，而且都是由中共幕后领导组织和策划的，但是蒋介石没有下令开过一次枪，没有发射过一粒子弹，没有一个人死亡。只是动用了高压水枪向学生喷射驱散而已。

俄罗斯1993年宪政危机时，抗拒总统令拒不解散的最高苏维埃开会弹劾叶利欽，警方围困国会大廈近兩个星期，直至暴徒在保守派領袖号召下武裝攻击电视台和政府机构，造成伤亡。次日清晨俄军坦克包围国会大廈。媒体事后报导，俄军介入是有条件的，军方与总统连夜商定，只要国会大廈周边有示威民众，军队就不会采取行动，因为控制示威是警察的责任。军方行动在白天进行，还允许美国媒体ＣＮＮ全程电视直播，全无中国军队半夜进城，沿街掃射，熄灯清场，坦克追碾轧死撤退学生等不可見人的血腥。

电视画面显示：当时莫斯科沒有人上街阻挡坦克，军方先是劝降，派特种兵接近国会大廈，但被楼里枪手击退，可能有军人负伤。随后，坦克才炮击开枪窗口，直至代表们举白旗投降。事件中首都沒有戒严，秩序如常。当天我看到有人在国会大廈封锁线外与坦克及士兵合影有人捡弹壳标价出售。

叶利钦事后宣布所有死伤者都是俄罗斯的兒女，全部予以抚恤，因公死亡者予以国葬。当局沒有因骚乱通缉、监禁、处决任何人，被拘押的反对派首脑后來都获特赦。兩个月后，举行全民公决，叶利欽的改革路线及新宪法获多数选民支持，新选出的国家杜馬取代最高苏维埃，政治改革基本完成。

邓小平长期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作为毛的帮凶和打手，邓积极参与了中共历史上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与帮派斗争，凡是毛的罪恶活动，他几乎都有份。以他为主导的有以下几件：邓小平直接指挥了所有残杀西藏人民的镇压活动；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指挥的中共“第二野战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5700名藏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邓小平说服毛泽东发动的，後来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右派’，邓是‘左派’。“社会主义改造”激发整个西藏人民起义，邓小平又亲自指挥镇压，据中共文件披露，有“八万七千名藏人被消灭”；57年反右他是镇压知识分子的刽子手；在文革期间炮轰沙甸村他是镇压屠杀少数民族的刽子手；79年他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支持波尔布特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战争，是未经人大授权的不合法战争；1989年春，邓小平又下令对拉萨的和平游行藏民进行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在海外发表的调查报告，有四百多藏民在那次镇压中被枪杀；1989年「六四」他是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三大垄断，是导致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社会严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监督，没有真正法制的制约下的单项的经济开放，给了握有绝对权力的各级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最有利的条件。

11、“六四惨案”前后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家族

六四事件邓小平完全无理，自己搞了官倒腐败这样卑鄙事，还要杀人堵嘴。

共产党的宗旨是要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主义的，可是到了邓小平手上，他恢复了资本家，恢复了资本主义，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剥削老百姓，控制老百姓，压制老百姓，这条路，走了三十多年了。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豪强贵族、太子党人，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他的宗旨目的什么，既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又要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尤其是他邓氏家族的利益。

1989年4月17日至1989年6月4日的48天内，北京学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反贪污、反腐化、反官倒等活动。期间有人喊出了“杀朴方以谢国人”的口号！现在简单地介绍一下邓朴方的官倒行径。

1978年邓小平夺得实权后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至于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含意是什么？谁有权先富起来？怎样先富起来？事实告诉我们，先富起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化公为私，最有权化公为私的人就是权贵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最有权化公为私的是邓朴方！

这些人不是通过平等竞争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幌子，实际上是自己富起来，他们并且不希望大家都富起来。他们既不要退回原来的计划体制，也不愿再深入进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他们只要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和特殊利益，他们竭斯底里的要“稳定”，使得市场经济畸型发展，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

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的强行嫁接，导致的不再是个别的腐败，而是普遍的权力寻租，权力的拥有者已公然将权力当作私人物品到市场中去交换利益。各个部门都在竭力出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改革已沦为权力集团鲸吞国家资产的借口和遮羞布

中国当时〔1983年〕大约有五千万残疾人士﹝约每二十五个人就有一个残疾人﹞，邓朴方就利用为残疾人谋福利为借口，展开敛财活动。

1983年3月，在邓小平示意下，民政部长崔乃夫及卫生部长崔月犁从国库拨出二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给邓朴方作为筹备两个所谓“慈善机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伤残康服中心”的经费。两位部长非常“识相”给邓朴方二千六百万公款，而邓朴方又知恩图报，聘请两位恩人为康华公司“顾问”。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伤残康服中心”在北京政协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主席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后任国家副主席），副主席是邓朴方。出席贺客有当时中共的全部顶层人物，如李鹏、余秋里、习仲勋、王震、胡子昂、彭真、荣毅仁等共计三百余人。

1984年8月28日邓朴方去香港、澳门以筹建“北京康服中心”为名筹募经费。港澳不少“爱国人士”慷慨解囊。其中一位，他不捐钱而捐了一批洋香烟，并指定那批香烟要在中国大陆出售。那位“慈善家”用洋烟借邓朴方的拳头成功地攻破了共产中国禁止洋烟进口的堡垒！

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北京康服中心”的“慈善机构”名义下，捐款滚滚而来！钱多了，怎么办？善长人翁多了，怎样应付？邓朴方很聪明，先开设一间“康华公司”来为残疾人士筹款谋福利。

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198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开了几家邓朴方直接掌控的官倒机构，表明党内有人对邓小平纵子官倒的不满！

在慈善筹款名义下中国禁止进口的货物，康华有办法进口；中国限制出口的货物，康华有办法出口。什么规章、国法，康华则嗤之以鼻！

慈善家的捐款有多少？捐款怎样发落？这是“国家机密”，祇有天知、地知、邓朴方知！

学生反官倒

官倒实例之一：曾有一段时间中国限制水坭出口，但邓朴方有办法把国产水坭运出香港，再由上海运进日本水坭。邓朴方利用水坭一进一出捞取巨额利润！别人不许做的但邓朴方有办法做，这就是官倒。

官倒实例之二：1985年邓朴方得到官方批文，从日本松下公司以废物价钱进口一批停产的不准进口的淘汰录像机 “NC370”，以废料价钱买进，以垄断价钱卖给老百姓，用这不法手段来欺骗老百姓。邓朴方这项欺骗行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因为他有个已经成为党内大佬的好爸爸的掩护，除了在天安门反官倒的学生之外，没有任何人敢指责他一句。

官倒实例之三：中共为了支持某国“友党”的活动，多年来以象征式的价钱将上等生丝卖给一位“日商”，日商经过 “艺术加工”后在日本出售从而挣取厚利，作为活动经费。邓朴方运用特权，从1985年起把那些生丝低价买到手，然后以高价卖给另外一个日商获取厚利。邓朴方破坏了党对某国友党的“蒙面协助”，同时又打乱了“友党”的正常活动！

官倒实例之四：1986年康华公司伙同香港招商局从韩国进口一批数千吨没有进口证的冷轧薄板，然后串谋薄熈永﹝薄一波子﹞高价卖给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再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以更高价卖给长春汽车制造厂。康华公司走私进口货物是“国家机密”人们无权知道。康华所赚得的利润多少？利润何处流向？人们亦无权调查。但给韩国的仲介商的回佣是五十多万美元。经过层层官倒，得益的是康华公司、薄熈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最后蚀亏的是国营长春汽车制造厂。

1989年的学运中有学生提出“杀朴方以谢国人”是出自爱国公义。学生的爱国公义被邓小平视为“反革命活动”。为了邓朴方的私利，邓小平公然命令解放军向学生展开大屠杀，酿成“六四惨案”！

因为学生们反官倒直接损害到邓氏家属的财富快速增长，因此邓小平揑造理由，下令解放军屠杀学生！屠城前后邓氏家属拥有多少财产？有些人昧著良知去奉承邓小平，替邓小平屠杀学生的罪行涂脂沫粉：“镇压学生动乱是‘促成中国经济繁荣’的因素”、“镇压学生动乱是‘为了防止文革翻版’”！

“六四”前邓朴方已拥有的官倒机构

198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开资料如下：

(1)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邓朴方主理〕

(2)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邓朴方主理〕

(3) 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邓朴方主理〕

(4)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 〔邓朴方主理〕

(5) 光大实业公司 〔邓朴方主席〕

“六四”屠城时邓小平家属拥有在香港的财库

(1) 首长四方﹝北京首钢在香港上市﹞

(2) 中国置业控股公司﹝在大陆投资基金﹞

(3) 第一上海国际公司﹝証券经纪商﹞

(4) Onfen控股公司﹝握有大陆汽车车工业和不动产投资﹞

(5) 银建国际实业公司﹝投资控股业务﹞

(6) 新海康航业投资公司﹝由宝兴投资掌控的运输和地产﹞

注：1992年市值合计22亿港元。

“六四”前后“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家属

邓朴方 光大实业公司副主席 邓小平长子

邓质方 四方集团总裁﹝上海地产﹞副主席 邓小平次子

邓林 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 邓小平长女

邓楠 东创集团领导人 邓小平女

邓榕 深圳华业地产主席 邓小平女

吴建常 香港金辉集团主席、东方有色金属

集团主席、银建国际集团主席 邓林夫，邓小平女婿

张宏 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 邓楠夫，邓小平女婿

贺平少将 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新海康副主席、新鸿基工业副主席 邓榕夫，邓小平女婿

邓先群 总政部工程部长 邓小平妹

栗前明中将 解放军二炮副司令 邓小平妹夫

“康华系”军政猛将如云

姓  名   /      官       职      /     人   脉   关   系

崔乃夫 国务院民政部部长 拨款2600万给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崔月犁 国务院卫生部部长康华公司聘请两崔为“顾问”。

贺鹏飞 少将 贺龙﹝元帅﹞之子

陈丹淮 副军长 陈毅﹝元帅﹞之子

粟戎生 大校 粟裕﹝大将﹞之子

杨继平 军长 杨勇﹝上将﹞之子

杨绍京 副军长 杨尚昆﹝国家主席﹞之子

王苏民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王诤﹝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子

任远之 师长 任弼时﹝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子

何 泉 副军长 何长工﹝政协副主席﹞之子

秦 天 副军长 秦基伟﹝国防部长﹞之子

秦 滔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 秦基伟﹝国防部长﹞之子

许延滨 装甲部队军长 许光达﹝大将﹞之子

陈之健 军长 陈赓﹝大将﹞之子

刘太行 装甲兵部队副部长 刘伯承﹝元帅﹞之子

罗东进 师长 罗荣垣﹝元帅﹞之子

伍绍祖 国家体委主任 伍云甫﹝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子

林用三 内蒙自治区副主席 林伯渠﹝政治局常委﹞之子

曾庆红 中央办公室副主任 曾山﹝内务部长﹞之子

廖 晖 国务院侨办主任 廖承志﹝人大委员长﹞之子

陈 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云﹝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之子

俞正声 青岛市长 俞国威﹝即黄敬，前天津市长﹞之子

刘 源 河南省副省长 刘少奇﹝国家主席﹞之子

习近平 福州市委书记 习仲勋﹝人大副委员长﹞之子

邓英淘 经济学专家 邓力群﹝中宣部长﹞之子

薄熙成 北京旅游局长 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长﹞之子

唐若昕 秦皇岛副市长 祖宗身份未明

唐 克 石油工业部 部长 祖宗身份未明

韩伯平 北京市常务副部长 祖宗身份未明

高扬文 煤炭工业部部长 祖宗身份未明

郭建模 教育部文艺报主任 祖宗身份未明

林用三 内蒙古政府副主席 前全国人大林伯渠之子

除上述列出的人物之外，还有部长级的四人，厅局级六十一人。

这群猛将为邓朴方敛了多少钱？邓朴方又怎样回敬他们？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能容许这群猛将在邓朴方门下“兼职”吗？赵紫阳是邓小平提拔上台的，如果他不闻不问就可以安坐总书记宝座的。可惜赵紫阳“不熟性”，不能配合邓小平处理学运的想法和决定，于是大佬就要换马了。

杨尚昆日记认为六四应平反

1989年7月15日：“今天，乔石来看我。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六四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小平同志如果有紫阳同志的胸怀，主动让纪检部门调查自己子女的违法乱纪情况，如果属实，甘愿接受党纪国法的惩处，六四事件怎能发展到后来的一发不可收拾？”

对杨白斌下台不满 ，1992年11月15日：“我真想不通，白斌只是召开一次权力赋予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要篡党夺权？你小平连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可以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又算什么？”

杨尚昆为赵紫阳打抱不平，1997年9月26日：“赵紫阳12日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一封信，要求给六四平反。我很佩服紫阳的勇气。认准的事，决不回头。但我不行了。”1997年12月11日：“今天听绍明说，他听紫阳的二儿子赵二军说，他爸爸已经被完全软禁。连他妈妈出去买菜回来时菜篮子必须经过警卫的检查后才能进院子。紫阳非常愤怒，说这不但侮辱了他的人格，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粗暴践踏。赵二军希望我向中央反映一下，解除紫阳的软禁。但在赵紫阳这件事上，我的话江泽民是听不进去了的。看来只能希望李鹏能过问一下了。”

为邓小平子女说情：1998年1月20日：“邓林今天来我住处，一进门便放声大哭，说江泽民要法办邓质方。原来邓质方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被人揭发。江泽民不得不下令将邓质方拘留。卓琳去了江泽民处大吵大闹，扬言要自杀。邓林要我找江泽民说说情。我只好给江泽民打了个电话，说手下留情。”

杨尚昆坚信六四会平反，1998年3月25日：“今天北京301医医生蒋彦永来我住处，向我汇报他访问台湾的情况。他汇报完毕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能否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经历告诉您？我说当然可以，他便讲述了六四期间他抢救被子弹打伤的民众情况，其中还包括一名解放军少校。也谈了他对六四的看法。他问我解放军怎么能够向老百姓开枪？我听了以后，无语。他还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党员起草了一封给人大和政协的信，要求平反六四，并从口袋中拿出这封信让我过目。我看了后，过了很久，说，六四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一次错误，我年纪大了，已经无力纠正，但只要共产党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政党，就一定会纠正这个错误，在适当的时期为六四平反。”

结语：是邓小平，他“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是他“让……”。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是救世主，邓也是一个救世主。邓也像毛一样，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

邓小平的特质是崇尚暴力和专制独裁，把这样的人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在是十三亿中国人的耻辱，是伟大中国的耻辱。邓小平真的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绝对不是，而是骑在人民头上淫威施虐的救世主、太上皇！

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为什么毛泽东治贪官，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就基本杜绝了贪污。为什么邓小平以后反贪，杀人远远超过毛泽东，中国的贪官却前赴后继，越演越烈？原因就在于，上梁不正下梁歪，贪官自然管不了贪官，根子就是邓小平。

诚如赵紫阳所说：“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兩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沒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夠，就要用特权腐败來拉邦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

如果执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家族捞取巨额利益，就是在开明的封建社会也要受到惩治，尽管有些是在死后才受到清算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难以容忍这类丑闻，而且是一经揭露就臭不可闻，广大人民唯有对此是最深恶痛绝的，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是绝不能有这样的罪恶的玷污的。换句话说，无论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曾执政过的领导人如有这样的罪恶，是早晚要彻底示众于天下的，多拖延几天，无非多增加几个殉葬者而已。

马列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的强行嫁接，导致的不再是个别的腐败，而是普遍的权力寻租，权力的拥有者已公然将权力当作私人物品到市场中去交换利益。各个部门都在竭力出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改革已沦为权力集团鲸吞国家资产的借口和遮羞布。

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现在是“五千人的核心体系”对十三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12、弃军逃跑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

下文摘自陈昭先生《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笔者(陈昭)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不会错的。邓是中共继毛泽东之后供奉的顶级“伟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呢？邱会作将军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628页）九大期间的大会开得不多，“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邱会作回忆录》，625－626页）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毛在会上大谈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其中谈到上述对邓的评价。毛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有正式文件依据，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邓小平不仅有这两次见危险就跑的卑鄙行为，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现在，我们读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录，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弃军逃跑”这四个字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联想。“弃军逃跑”非常浅显明了，小学生也能解释得清楚。逃跑是可耻的，弃军逃跑更是可耻的。如果所弃之军是一个排、一个连，虽然可耻，但罪过还比较轻。然而，当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军的政委，以如此高级的职位，在危急关头，竟然抛弃自己的部队逃跑，的确是大大的“坏事”，是大大的罪恶。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犯下这样的罪恶，笔者认为，只能从邓的品质上解释，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难道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吗？邓小平弃军时的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在这样危在旦夕的时刻，作为主要指挥员，却能够扔掉部队，自己逃走。这样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由于邓的这一品质，决定了他的许多行动具有卑鄙龌龊的性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来没有当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再当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没有当国务院总理，但是，他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扮演了现代“慈禧”。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实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视为手纸。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９月６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1987年11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且看2012年的十八大会不会“发扬光大”。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见到权力就拼命抓，抓住权力就死不放手，这和见到危险就逃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小平这样的行为，不从他的品质来认识，成吗？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权力最高层的表演。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费尽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６、７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高文谦先生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所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邓不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471－472页）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１、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国几万平民子弟当了炮灰。２、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３、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４、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５、近日，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８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使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一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８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一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参见2011年８月25日诸多网站）这一水库垮坝惨剧被评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惨烈的十一项人为惨剧第一名。（其他有核电站爆炸、农药中毒、飞机失事、楼桥垮塌、巨轮沉没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邓小平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灾难中的表现，难道不是他的品质的真实写照吗？正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恶劣品质，所以，邓在有关党史研究，有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上，三令五申不许涉及个人品质，不许作道德评价，要“宜粗不宜细”。邓曾经说过：“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98）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之所以产生一系列问号和空白，得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就是因为不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抓住这个关键，许多问题简直像痴人说梦，根本解释不通。有无数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十分肮脏。邓小平是个从来没有理论的人，是个不讲理论的人。许多年以来，邓小平被他“御封”的继任人用一些“光环”罩着、护着，所谓“总设计师”、“核心”，还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即使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对他也不能揭露，更不能批判声讨，甚至连回忆都不准。笔者(陈昭)认为，打破对邓小平的吹捧和迷信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是不可绕过的坎。不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种种谬论、丑行和罪恶，中国不可能前进。

在战场上邓小平弃军逃跑，在政治斗争中也必然是投机取巧的小人。

1966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势力开始较量。下面是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4月27日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邓小平倒戈。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4月27日的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从4月以来，邓拓则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他在这天上午，曾经乘汽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门前却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的北京市党委会一事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5月15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项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北京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每天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刘少奇派乃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则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7月8日发出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7月10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经过分头采访，我们知道迄7月15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内蒙地区最高统治者）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全会已经定于7月21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7月17日晚餐，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被告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从南京和汉口到北京的所有铁路干线上的车卡，都被国防部征用。北京火车站地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戒严，虽然没有正式的戒严令颁布，但该地区布满解放军，禁止行人通过，一位匈牙利同业前往采访，也被挡驾。我们中有人电话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订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答复是所有车票都已售光，至于何时才有车票，则需要等待再行通告。7月18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赶了回来。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进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7月18日到20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18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央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21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双方严重对立。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20日傍晚的消息还是21日按时召开。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7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28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我在8月3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

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8月1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

13、四铸铜像——三峡永远的罪人

总有人称道“中国模式”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多时候却办了坏事，三峡是典型的实例。

三峡很伟大，它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然而三峡大坝却很杯具，是愚蠢的人们不自量力的结果，更是国家机器急功近利、淹没良知的结果。

自从2003年三峡截流蓄水后，整个长江生态变化开始出现：库区的地震频率上升；库区水污染加重；下游河岸因为长江泥沙的减少而崩岸；三峡下游人民不仅生活在“顶悬江啸，心悬地震”的环境里，而且年年要忍受三峡的“蒸气逆湍流负压效应”的气候无常，旱涝连连。今年以来，湖南北部降雨、来水偏少，蓄水不足，出现了严重的旱情，湖北千余水库跌至“死水位”，5月本来应该是禾苗葱郁、塘库满蓄的季节，目前大家却只能望天喊“渴”。如果不是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擅长报喜不报忧的国务院犯不着此时出来强调：妥善处理三峡工程不利影响。只是“怎么妥善解决法”，炸坝，技术固然有难点，更难的是决策者和砖家们的面子；不炸坝，三峡大坝注定成为一部骇人听闻的恐怖片。骑虎难下的结果很可能是在错误的基础上叠加错误，继续狂妄与天逆行，现在就有工程院士跳出来说，三峡工程在原有建造成本超过二五四零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后续追加一七零零个亿不算多。实际上，三峡工程六千至上万亿的投入，每年需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应大大超过了二百亿元，而最高售电收入只有二百亿元左右，连每年的贷款利息都还不上。这是一桩多么聪明合算的买卖。看来只有到积重难返，才想起已逝的黄万里曾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原来一切不过都是云烟，瞎折腾，自找麻烦。

1992年11月14日，在全国人大代表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之后，黄万里教授上书道：“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问题； 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者是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和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运动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重新审查。建议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请用书面或集会方式，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未曾想的是“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即使一个人面对大风车，黄教授仍然指出：“凡峡谷河流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嘴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十六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能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土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绝不可以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以修高坝。”这段话发表在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程晓农主编）上，所以“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声音，在国内是不能让国人听到的。三峡水库蓄水实践表明，黄万里教授当初所指出的问题，现在正一个个地浮现出来：

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清水下泄，造成大坝下游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畅通；

三峡工程开工以来，三峡库区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

所谓的排浑蓄清措施无法解决水库的淤积问题；

三峡蓄水之后，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减，三峡水库水质明显变坏；

三峡工程的电没有为老百姓、特别是被涉及的居民提供“廉价”的电力，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不足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

三峡工程能达到工程效益的条件之一是未来的气象变化是可知的。而实践证明，现在的科学水平和预测技术都无法保证气象预报（包括长期、中期和短缺）的准确；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地区仪器可测到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

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最危险的地段莫过于齐岳山东北和建始北延断裂，这一线在成库蓄水后，古地质剧烈活动恐被激活，诱发大级别强震。这些认识，恐怕将远超原来三峡上马时均往有利处论证的“６级或６.５级地震”的认识。只是一旦发生，就不知有些人将如何推责了，而民众将以肉体直接承受灾难。

三峡水库正造成血吸虫病的蔓延，从高发病的湖南、湖北向原没有血吸虫病的重庆、四川发展……

一个人很难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但是一群人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黄万里先生极力反对的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造成陕西渭河平原灾祸连连，至今仍然成为谁也不负责的废物。谁又能够想象，三峡工程该如何被送终？国际上早就达成共识，由于人类直到今天都无法精确地预测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所以，目前很多国家的公众舆论和学者专家们往往对超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持反对或谨慎的态度，尤其是有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前车之鉴，现在有了三峡这个好大坝作为顶级样板，想必他国更加不敢随意建大坝了。既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都没有盲目建世界最大水坝的历史经验之前，就需要更加尊重科学的规律，顺应自然，学会和自然和谐共处。

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放水二十天最多是掩耳盗铃。时间越久，代价可能会越惨痛，这个代价恐怕是难以想像的，我们都再一次亲眼目睹灾难是如何编演出来的，而下一次呢？如果忘记疼痛，我们是否还将继续放任灾祸的发生？（摘自赵世龙著《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最近关于三峡这个好大坝，凯迪网有一篇文章：《记者深度揭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工程》，看官们可以浏览。

水科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金永堂指出，三峡工程主要是邓小平一句话，江泽民、李鹏都跟着他，因为那时中央邓小平说了算，具体执行的李鹏，当然他有责任。

他还说：“陆钦侃九十多岁，前不久刚去世，有人给他送了对联，说以后三峡有四个罪人要铸铜像跪在那里，相当于奸臣秦桧一样，包括张光斗、钱正英、邓小平、李鹏。”

当时国内反对三峡工程的科学家及专家不下百人，而其中水科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金永堂博士是比较有名的反对者之一，曾撰写《三峡工程不应建也没有必要建》，并一直跟李锐等人就三峡问题多次上书中央。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当时他们这些反对的专家们都估计到了，甚至有些问题比他们当时估计的还要严重。

“三峡工程根本不能干的”：

金永堂先生告诉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最早的是他和黄万里两人坚决反对的。他说：“反对三峡工程的人里面我们两个彻底反对根本不能干的；有的反对的说以后能上，现在不能上。当然他们是比较策略的，基本上都是反对的。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我们都估计到了，现在的问题是拆也不好，不拆也不好，就看中央怎么定了。”

他说：“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其一是环境污染比我们想的严重。三峡工程当时说移民一一零多万人，当时我估计没有一捌零万下不来。现在干脆移民四百万了。这四百万移民主要是考虑环境污染的影响，那说明环境污染的问题比我们估计到还要严重，靠近库边的都是没有办法生存的，生活都受影响。”

他说：“另外还有地质的问题，两岸塌方。还有航运的问题，我们都估计到了。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了，导致河床抬高了水浅了，轮船进不去了。下游水浅影响航运比我们原来估计还要厉害，不但上游影响航运，下游也要影响反正问题多得很。”

他还指出：“三峡拦了水发电用了，天然的长江的水到下游少了，碰到干旱就不好解决了。现在洞庭湖缩小的很厉害，而国内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湖底都可以开汽车了。原来我们是认为防洪不起作用，现在干旱的问题它又解决不了，所以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一些。”

夸大防洪作用骗三峡工程上马：

王维洛曾撰文介绍，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的是防洪，依靠的是水库的防洪库容。官方公布的三峡水库防洪库容是二二一亿立方米，这是夸大的防洪库容，是计算错误的结果。这个错误张光斗早已知道。他写信告诉中央领导：“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金永堂也向记者介绍当年希望三峡工程上马的那些人，他们原来为了让三峡工程上马，故意把三峡防洪的作用夸大，骗老百姓、骗上马。他还说：“1998年大洪水，当时说有了三峡防洪一劳永逸了，以后再不会有水灾了；后来又改为可以抵挡万年一遇的洪灾；再后来又变千年一遇，现在百年一遇都解决不了，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就是讲假话骗老百姓。”

他还说：“现在张光斗也向中央写信说，三峡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像钱正英也是，这些问题没解决，那你们为什么鼓吹要上那？事后推卸责任了都说有问题了，那以前都没问题？”

三峡的主要功能是发电：

网易上转载官媒报导“三峡官员：补水抗旱仅能再撑15天”一文吸引了超过十七万的网友参与探讨。其中一条评论：“三峡工程无底洞，发电不见电降价，调水却见水断流”，有超过四万网友表示支持，荣获评论榜首。

而广东网友一帖：“为什么不早一点放水？我老家的春收基本为零，夏天的作物没能种下”，也赢得超过二万网友的支持。

金永堂先生认为现在三峡的主要功能是发电，他说：“靠发电一年还能挣回几百亿。水都放下来了，电不发了，三峡就更不起作用了。防洪也不起作用、航运也不起作用、再来一个发电不起作用。你总得解决一头吧，水都放下来了干旱问题解决了，发电也没收益了；你要顾发电，下游干旱问题就解决不了。发电是牵涉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肯轻易损失。干旱都是老百姓倒霉，谁也不管你干旱不干旱。”

也有行业人士披露说：“李鹏的子女都是管电的，不能发电他就没有收入了，牵扯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顾发电不顾干旱的问题了。而大陆缺电是全国性的问题，靠三峡是解决不了的，三峡发电量按全国的比例来说很小的。”

目前旅居德国的原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提出三峡大坝拆除的问题，他认为早拆比晚拆要好，晚拆也拆不了了。金教授认为，王维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点拆的话，已经形成的问题将更严重，比如重庆港淤掉了再拆也没用了，现在拆还可以排出来，晚拆就排不出来了，轮船进不了重庆港了，拆也没用了。

最后他无奈说：“现在炸坝，共产党要面子不会轻易炸的，为了顾全面子刚建起来就炸了怎么行呢？”

他是黄万里之后、反对三峡工程的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将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但愿我看不到那一天，中国实在是在劫难逃。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当朝的中共共产权贵们所选择的，每一次一定是对中华民族最沉痛、最无可拯救的。他们要的是近期名利双收的最大效益，实现让自己先富起来的目的。

不久，在白帝城山头，将塑造黄万里先生的高大雕像，让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地永远纪念他；也让黄老的英灵永远深情地俯瞰这条他曾情牵梦萦、割舍不了的长江！

14、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邓力群的梦

小平同志在1980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邓力群同志做了几个梦。

(1)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会出现遍地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

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2)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

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邓力群同志梦到社会上出现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三十一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3)邓力群同志又说梦到了：“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邓力群同志说梦到：“工人失业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4)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

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道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⑸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造成了两极分化，就证明改革失败了。如果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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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至少有一点邓小平先生说得非常对，实践会检验真理。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让大家自己来下结论。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会出现遍地贪官。邓小平回答说：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有关贪官腐败的问题，我在《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吗？》一文中谈到过，不妨在此再罗唆几句。

大批官员“边反边腐”、“前‘腐’后继”：不久前，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三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受贿的人均平均值是884多万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有大幅度上升，贪官们贪污的胃口大了3倍。

七年间，律师王荣利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反腐报告中，案子都没接几个，以至于到了“生活困难”的地步。直到2008年底，他的反腐报告才有了初步成果——一本薄薄八万字的小册子，名字叫《中国反腐败报告---当代典型腐败犯罪案例统计与分析》。

在这份报告里，王荣利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腐败犯罪从年龄统计上看，初次犯罪时年龄在40至49岁之间的占到43%，这一结论彻底否定了所谓的“59岁现象”一说；从犯罪程度上看，新世纪以来的案例，人均涉案金额超过千万；而从量刑角度来看，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竟多达二百例左右，占总数的52%以上。

初稿完成后，他自费印刷了六十多册，分寄给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等部门和研究机构。

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不妨也在这儿重复一下。乌有之乡2009-03-24发表文章“中国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诉求阶段”。文章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是巨富了。所以，从经济层面看，资产阶级不仅早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而且已经羽翼丰满十分强大了。也就是说，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已经得到基本的建立和巩固，钱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按照马克思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他们要做的就是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他们需要得到政治利益，政治地位——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得到政权这个最高的政治权力用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

关于第二点：邓力群同志梦到社会上出现了黑社会。邓小平回答说：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三十一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那么，请看我们国家的现实。

据东北新闻网综合报导，专家分析：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手段之残忍，气焰之嚣张，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政治领域渗透；权力的庇护是黑恶势力膨胀的直接原因，反黑必须与反腐同时进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警方日前破获了齐齐哈尔市的中国最大黑帮组织，逮捕包括首领张氏兄弟在内的嫌犯126人，其中包括十多名法官、警官和看守所所长，缴获不法所得1.2亿元。联系此前沈阳刘涌案、陕西郑卫国案、浙江张畏案，可以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已经悄然壮大，其组织之严密、经济实力之强、影响力之巨大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左右。

黑势力团伙人多势众、心狠手辣，他们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盗窃抢劫、杀人越货等等凶残的手段暴敛钱财，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90年代初，湖南邵阳曾是一个国际知名的黑社会势力肆虐的重灾区。仅1990年邵阳警方就破获各类黑势力犯罪团伙1110个，抓捕骨干成员3963人，除赫赫有名的「寒血党」、「中国枭雄会」外，还有令邵阳百姓胆寒的炭黑场何操平团伙，塔北路周文奇团伙，东大路粟志固团伙，三八亭杨国强团伙，莴家园岳红旗团伙，工业街曾夏季团伙……这些团伙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多是劣迹斑斑的亡命之徒。他们心毒手辣，为所欲为，经常成群结队，携带火铳屠刀或枪枝弹药，身着盔甲，招摇过市。所到之处，白看白坐、白吃白喝、白拿白要，偷扒抢劫、嫖赌拐骗、污辱妇女不算，相互之间还动辄刀枪相见，大开杀戒，不仅自相残杀，而且伤及无辜，搅得整个邵阳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即以黑势力团伙使用的凶器而言，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匕首、火铳、杀猪刀、伸缩式长矛、左轮手枪、五四式手枪、小口径步枪、剧毒麻醉枪、电击枪、电警棍、手榴弹、各种口径的土炮、护身盔甲……邵阳东区公安分局曾搞了一次小规模的行动，仅收缴的凶器就有几吨重。一老百姓戏言：用这些凶器来武装一个军。绰绰有余！

诸如山东微山县留庄乡一村的支部书记李修文、山东即墨县黄泥湾村主任干希成、山西平陆县前村村委会主任裴安军、天津市大邱庄“庄主”禹作敏等等均是国人周知的依仗职权、称霸一方的黑势力团伙主帅。毫不夸张地说，上述地方在这些恶霸“当政”期间，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此外，诸如辽宁出现的“抚顺虎”、哈尔滨出现的“刀枪炮”、湖南邵阳出现的“寒血党”、湖南湘西出现的“白龙会”、山西运城出现的“狼帮”、广东的“麻阳帮”、佛山的“水房帮”、江苏海安的“东升帮”……均是惊动中央、轰动全国、祸害社会、狠毒凶残、罪大恶极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中国黑势力团伙的肆虐妄为，其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为什么在一些地方，黑势力犯罪团伙气焰如此嚣张、手段如此残忍、行为如此猖狂，而且可以长达3年、5年甚至8年10年为非作歹、祸害一方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黑势力团伙在当地政法机关或党政机关有“保护伞”，官匪勾结、警匪勾结甚至警匪一家是黑势力犯罪团伙长期肆虐的主要原因！

1996年夏，浙江苍南警方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打掉了一个以许海鸥为首的特大黑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的67名骨干成员被逮捕。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许海鸥黑势力团伙横行苍南，欺行霸市，殴打无辜，敲诈勒索。而许海鸥也一度成为苍南的头面人物，谁能跟他交上朋友就威风得不得了，他的一张名片卖到5000元钱。他开办了一个“参茸交易所”，人称苍南“第二税务所”。许氏团伙之所以如此放肆，就在于他们用黑钱向政法机关买好了“保护伞”，诸如公安局纪检书记郭炳忠、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爱宝、法院干警许振军等等均是许氏团伙的铁杆。许海鸥黑势力团伙被打掉后，该县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地痞流氓不可怕，政治流氓最可怕，由政治流氓给地痞流氓撑保护伞，使其气焰嚣张，这就是社会治安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比如：

2000年长春梁旭东案。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以上，其‘龙头老大’梁旭东身份竟是公安局长；

2001年沈阳刘涌案。头目刘涌是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该案可以说是颇经波澜，直到2003年，刘涌在被最高法院改判死刑后，才最终结案；

中国的黑势力团伙犯罪正在升级，其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公司化，越来越多的黑势力团伙在经商外衣的掩盖下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其团伙头目则以“董事长”、“总经理”等身份招摇过市；二是集团化，一些地方零散的、小型的团伙通过联合、投靠、火并等方式逐渐形成人数众多、跨地区、跨省份、甚至跨国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三是智能化，黑势力团伙的犯罪手段已经不限于砍砍杀杀、动手动脚，而是与国际接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活动；四是国际化，境内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相互勾结、相互渗透，共同实施有预谋的跨国犯罪；五高职化，黑势力团伙的龙头老人更多情况下已经不是那些一脸横肉、两眼凶光、靠亲手砍杀的社会痞子，而是有头有脸、有职有权、有钱有势、看上去宽厚和蔼、在社会上很有身份的带“长”带“总”字的人物了。

历史证明，罪恶的力量一经得到合法权力的翼护，就必然会形成“权威”。而“权威”——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一经形成，社会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效力。因是之故，尽管普通群众是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直接受害者，也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他们制定的“行为规范”，有些人甚至还主动请黑道“摆平”自己的纠纷。2000年元旦上午，当冯刚率领十多个手下手持棍棒把不愿搬迁的三家“钉子户”的门窗玻璃砸碎后，这三户人家只得搬迁；当深圳以钟国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一帮“马崽”端起冲锋枪把一家酒店打得稀烂后，附近一带的所有酒店就只得向钟国和购买每桶高于市场价格80元的啤酒。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既不应指责普通群众缺少与犯罪分子英勇拼搏的勇气，因为孤立的个人历来无法抗衡有组织的暴力；也不应指责普通群众缺乏与“保护伞”作斗争的主人翁精神，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公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风险之大、成本之高，确非孤立的个人或家庭所能担当。

第三点，邓力群同志又说梦到了：“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员脱离群众。”邓小平回答说：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邓力群同志说梦到：“工人失业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关于第三点，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以下仅举山西黑煤窑事件一例，以正视听。

据媒体透露，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而昨日(2007年6月12日)，恰是“世界无童工日”。砖窑“黑人”却生活在悲惨世界：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帖子里描述了不久前成功的一次解救过程，情景催人泪下——“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6月8日下午，付振中做客大河网回答了网友的提问。付振中称在解救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他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个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对我震撼最大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万荣县采访黑窑厂的童工。这里的孩子最小只有8岁，最大13岁。这些本应该坐在小学教室读书的孩子，却在干这成年人都不愿干的体力活。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拐骗和卖到黑窑厂做苦工的。也有的是因为贫困，跟随包工头出来做苦工的。但无论是被强迫还是被生活所迫的，都让我有一种揪心的痛苦。我为自己没有能力解救这些孩子而痛心。”付振中说，“据我们所知，在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

邓小平认为，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道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毛泽东网报导：由于我国贫富差距加大，许多贫困人口从事着卖淫活动。我们这座城市的东区，有一个叫鸡庄的地方。曲曲折折的小巷子像鸡的肠子，所以就叫鸡庄。这儿里住满了妓女。她们趿着拖鞋，站在出租房门口，打量着过往行人。给30元钱，就可进简易的出租房。她们脚指甲上满是尘土，长期的体力劳动使她们的手掌粗糙，皮肤黝黑，脸上满是皱纹。她们的丈夫在城里做零工。丈夫们对妻子的收入不闻不问，或者心知肚明。有丧失劳动力的丈夫还会替嫖客把门。

口碑网报导：这些日子一直在浙江等地出差，每住下一处，不到20分钟，就有鸡打电话上来，温柔地问道：需要服务吗？更有甚者，在一个叫新昌的地方，开车迷了路，就到一处治安点去问路，这时从旁边不远处传来：过来，过来，一看是‘美容院’的小姐在拉客。晚上没事就在想，现在中国，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妓女有多少啊？一百万？壹千万？以前不是讲百万县吗？平均每个县十只鸡，那全国就有1000万，再加上大城市里的大街小巷，恐怕几千万只鸡不下吧？！只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尤其鸡多！

网易论坛载文：我在新疆，中国最后的土地，改革20多年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自古至今的老问题。开始，我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发现，中国的妓女业发展之快，令人吃惊，我在北疆离新疆首府28公里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市里妓女知多少，年龄之小。他们有的来自四川、河南、新疆、东北等省。本地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四川小姐，来新疆之后，发现在新疆这里可以挣到很多钱。就给四川的同伴打电话说，你们快到新疆来，这里的人傻的很，陪他们说话和跳舞就能拿到100元。就在这个小市里，就有几十家。名是美容美发——实就是卖淫嫖娼。前几年，做小姐的都老了。这两年，要求小姐的年龄越小越好，有的未成年的少女就开始卖淫。有一个小姐，一天挣的最多时2000人民币。老小姐不行了，未成年的最好。

怎样说大家才能相信呢？

不管你在那里，那里都有这样的环境，中国妓女知多少呢？

这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吗？它的生存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官和民相连，谁的错？

这是谁的错？这是女人的错吗？不是的。到底是谁的错？谁的罪？

澳纽之窗载文说：奥克兰中国妓女知多少?据林肯谭撰写的这篇有关新西兰艾滋病情况的文章，奥克兰目前共有1700名性工作者，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亚洲的妓女，而其中中国人又占了大多数。这些中国妓女往往是在郊区的家中或公寓房间内单独接客，没有组织性，也很分散，因此难于管理。

据该篇文章称，上述数字来自“新西兰妓女集体团（the New Zealand Prostitutes Collective）”这一妓女权益组织。该机构猜测这些中国妓女中的很多人皆属于‘流莺’，在新西兰挣一些钱后就会离开。

和讯博客称：中国妓女知多少？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严肃的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二十七年，我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不可避免的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腐败问题……当然色情业的泛滥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色情业由地下到公开，由城市到乡村，铺天盖地。可以说没有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比它多，也没有一个行业的规模比它大，更没有一个行业的产值比它多。据保守统计，我国从事色情业的女性保守估计为5000万人，相当于意大利的全国人口总和。色情业带给我们国家的危害不仅是形象上的，更重要的它正在全面地侵蚀全国各行各业。没有哪个行业可以自豪地说跟色情毫无关系。官员腐败、公职人员腐败，金钱是一方面，色情更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不同于别国，我国的色情业是同腐败相互依存、渗透，相互发展壮大。江苏前建设厅长据说有高达三位数的情妇，令国王也自愧不如。我们有必要对妓女现象作一番深层次的分析。简单说，凡是从事有金钱、物品交易或者其他利益的两性关系的妇女，都是妓女，包括被包养的二奶、三奶，官员的情妇等等。当然我们对妓女不能一概而论，有篇文章把妓女分了十个层次。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地从驱使她们从事色情交易的内因来划分。最普遍的是最下层的那些女性，她们生下来就注定了不平等的命运，为了摆脱贫穷、饥饿，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还有好吃懒做的这些人，为了享乐，甘愿以自己身体为筹码；也有少数的是属于畸形的生理需求；最令人憎恶的是那些为了权而以色交易的女人。

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造成了两极分化，就证明改革失败了。如果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现实是：中国0.4%人掌握70%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中国官僚买办权商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据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相比，大约为100：1。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官员花钱有严格的程序，政府官员要受全国公民和纳税人监督，贪污受贿谈何容易。

够了，我已无意再举例子了。

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造成了两极分化，就证明改革失败了。如果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事实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邓小平说邓力群的话荒唐。其实，邓力群并不荒唐。我倒觉得邓力群是个比我聪明得多的人。似乎他事先预料到结果，只是不便当着邓小平的面明说，而是委婉地借着梦境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而已。

针对上面的现实问题，自然就会问：眼前的社会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觉得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更切合实际些，你们说呢？!

有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组成笼统地说是由公有经济、外资和私有经济组成，但是中国的公有私有经济形式已经完全变味，公有经济未必公有，私有经济未必私有，实际上皆是由特权阶层操纵，它们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在我们意识形态浓厚时期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的经营实体。

早有文章指出，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是导致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社会严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监督，没有真正法制的制约下的单项的经济开放，给了各级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最有利的条件。据中共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最近的报告，1996年中共高级干部经济犯罪率比上一年上升了10％，达到2600多件。尤其是高干子女，利用老子的特权（或与老子合伙分赃）牟取暴利的活动更为严重。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组织过庞大的“康华实业公司”，结果“康华”很快成为中国官倒腐败的同义词。邓小平的二儿子邓质方在上海和大连经营当今大陆最赚钱的房地产生意，同时还拥有香港“高迪”、“开达”等三家上市公司的50％的股份。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邓榕的丈夫），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据美国媒体报道，贺平与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笔导弹生意，贺平公司获利15亿美元，贺平个人得到500万美元。对子女利用特权牟利。邓小平并非不知情。

资本主义真的那么坏吗？诚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贩卖黑奴、掠夺殖民地和残酷剥削工人是给人留下极坏的印象。可现在是后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很多人与我们一样在研究马克思，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改革社会，并取得卓著的成果。所以才会有王震副总理惊叹英国普通工人生活的一幕。

社会主义(如果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话)真的就那么好吗？斯大林时代对政治异己的镇压、农业不景气饿死人；东德人民推倒柏林墙，奔向西德；中国从肃AB团到文化大革命一贯奉行的“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等等。现在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出现邓力群的梦境所预见的一切。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毛泽东或斯大林的封建独裁专制充当马克思主义呢？把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呢？毛泽东标榜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不配，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把前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是基于人们把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其实这完全是违背马克思学说的谬论，所谓全民所有制，更是斯大林以来的欺人之谈。所有制是通过所有权表现出来的，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权贵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们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

有人想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是美的。然而，生产力是无法超越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无法超越的。尽管有人叫它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自欺欺人地称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邓力群的梦境所预见的一切、官僚资产阶级等不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人叹息说：“革命干了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中共从前叱骂国民党当权者为官僚资产阶级，现在中共当权者自己成了权势更大、更为富有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比当年被中共称作“四大家族”退到台湾后，陈立夫靠借贷在美国办养鸡场养活自己；伟人蒋经国的夫人蒋芳良没钱买机票回俄探亲。请问，大陆、台湾，谁才是真正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邓小平设定框架内的良性改革，在加入WTO之后就基本终结了。由于无法确立宪政民主的价值导向，即明确地将扩大公民权利，限制和制衡政府和党的权力作为改革的目标。执政党领导的改革早已迷失方向，在强化党的极权统治前提下的改革，变成了越改革司法越不独立，越改革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空间越小。

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现在中国实行的却是一国多制：奴隶制（窑工、血汗工厂、）；封建制度（三农，承包党地主的责任田）；资本主义（官僚资本、私营、个体工商户）；社会主义（公务员阶层、事业单位）；共产主义（中高级党员干部、500家庭）。发展到现在高官全是外国人他姥爷姥姥爷爷奶奶，成了全殖民全封建社会！

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呼求政治改革，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非要称为社会主义的话)，也只能是中国特色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官僚权贵社会主义。

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健全法制才有可能使改革走出困境。这应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

15、邓小平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很好，兹摘录如下：

邓小平讲错了……

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特权阶层”，或者叫这个“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 70％、80％、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

16、“四个凡是”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

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共产党垄断全部社会资源，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实行全面专政。结果是窒息了整个社会生机，使国家（包括党本身）面临绝境，也宣告了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彻底破产。

邓小平时代，也就是中共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道路，因为不改不行了；不但“国将不国”，而且“党将不党”，为了中共自己不被历史淘汰，也必须改革。邓小平以他在党內的资历和过人的胆略，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他被这个党尊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他不读书、对理论也根本沒有兴趣，也从不以此自居。不过他的“摸论”、“黑猫白猫论”和“不争论”对于促进经济改革确实有益。然而他给中共留下的“四项基本原则”，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

邓小平在政治上继承毛的全部遗产，经济上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就有了“打左灯向右转”之说，邓为此在经济改革中，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为其右倾道路保驾护航，但也为左倾分子的反扑，奠定了政治基石。

邓小平的路线可以概括成八个字：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稍微具体一点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完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由国家对经济实行强制的计划领导；而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商品自由交换。把它们摆在一起只能是自欺欺人。

人们常把当今中国经济叫作“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政府也在极力争取世贸组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现在中国境內虽然有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还是公有制。不但全国的土地、水面和地下资源全都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所有被认为“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至今仍由国家垄断，私人和外资都不得染指。虽然现在勉强通过了一个“物权法”，但是把私有制看成“万恶之源”的共产党，从来不会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从不断上演的暴力徵地惨剧来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共产逻辑”，中共是不会放弃的。当年邓小平给中共制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曾经特別叮咛：“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最重要的两条，因为这两条是一党专政的基石。

然而这种“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如今走到尽头了。靠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来维持一党专政下的“稳定”已经越來越难，腐败已经病入膏肓，官民矛盾（即党群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群众“维权”和官方“维稳”的大规模衝突此伏彼起。一个高干子女在念纪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忿怒地說：“现在就差振臂一呼！”立刻贏得滿堂掌声。

当然，朝野上下头脑清醒者谁都愿看到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的场面重新出现。而且现今如果真有人“振臂一呼”，当局也还有力量把起义镇压下去。但是如果中共一意孤行，继续拒绝政治改革，中国这具锅炉总有爆炸的一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个来说官民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沒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去年广东的乌坎事件却以官方的妥协而解决了。这是在官方暴力镇压之下民众仍然坚持斗争，最后以官方作了一点让步接受民众要求而告结束的。

仅仅一个小小的乌坎事件当然改变不了力量对比，但却预示了一种新的动向：官方并不全是傻瓜，“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权力腐蚀人，权慾熏心。除了极罕見的卓越政治家，谁也不会自动让出权力。这就必须从外面增加压力。中国的改革，说白了，就是要中共让出权力。“让权”是改革，“夺权”就是革命了。为了避免革命，给掌权者施加压力，促促他主动改革，这不但对社会有利，而且对掌权者也有利，免得他和旧制度一起被历史淘汰。体制內的聪明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历史转折关口会出现体制內的一些人和体制外一起向掌经者內外夾攻的现象。

近来中国大陸思想界相当活跃，特別是利用辛亥百年的机会，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呼吁政治改革。这种活跃当然还算不上高潮，但高潮也要有个过程。政治改革既然是已经成熟了的客观需要，总会有它的思想前奏。应该说，这个前奏已经开始了。

当代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换时，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前奏。现在，当邓小平那条路线已经走到尽头，中国这列火车又来到一个转辙道口，需要驶上全面改革的新路时，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上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对“两个凡是”，要打破毛泽东的枷锁。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对“四个凡是”，要打破的是邓小平的枷锁，这不是历史的嘲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无疑邓小平对经济改革作出过贡献，但是他的改革是有缺陷的。第一，他的改革开放从來就是一条腿走路，不改政治，只改经济。而且经济改革也只是实行殘缺不全的市场经济，还离不开一党专政的控制。这种改革的潜力已经用尽了，只有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才能打开局面。另外，邓小平所说的“政治改革”，是为了加强一党专政，而不是放弃一党专政，所以用邓的“指示”来呼吁政治改革，实在是缘木求鱼。

其实中国的改革，用一句话來说，就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简单的说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來，所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种问题的总根子，就是共产党把所有的权力都垄断了，这就阻碍了社会的活力，窒息了各个细胞的生机，尤其是产生了不可救药的腐败，从而加剧了官民矛盾、党群矛盾，到头来，一党专政不但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危害了党本身。因此，为社会著想，为党本身著想，都必须使这个党把手中的权力还给社会，使之恢复活力。这项任务本来可在邓小平时代完成的，但是邓小平却把它留给了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必须打破“四个凡是”的原因。

其实地道的资本主义早把掌权者关在笼子里，由选民决定他的命运了，哪能容忍“中国特色”的权贵如此橫行？只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凭借“四个凡是”的一党专政把全社会的一切资源都“共”了“产”，才能在绝对垄断的基础上产生绝对的腐败，才能产生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权贵集团。所以中共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就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官僚体系也即共产！這是人们观察共产党的时候切不可忽视的。打破“四个凡是”就是打破这种垄断，此乃政治改革的起点。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即“特权”，它是极权的产物，又要靠镇压、武力维稳来维持。鼓吹长期初级阶段实质就是要长期剥夺人民自由人权。没有自由人权的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说古代的统治者是用三纲五常和暴力把老百姓关在笼子里，那么，当代的特权统治者是用四项基本原则和暴力把老百姓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笼子。

“自由存在于权力的分立之中，专制存在于权力的集中之中”。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度成了代表真理的神，“四项基本原则”也成了不可怀疑、不可批判的“圣旨”，成了当代神学。揭穿了，只是为了继续维持党国体制、一党专政、三大垄断的法西斯统治，让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长期化而已。

17、邓小平也是红都皇帝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袖接班时说：“毛在，(毛是皇帝)毛说了算。我在，(我是皇帝)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也成了皇帝)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活脱脱表现出毛二世的嘴脸，一个与毛完全一样的红都皇帝的嘴脸，并且教训他们的接班人也要像邓自己那样学做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红都皇帝。

邓和毛一样，是不曾加冕、没有头衔的皇帝。他步毛泽东後尘，亲手选定了两个接班人，又随心所欲，亲手搞掉。完全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想怎麽样，就怎麽样，他的嘴就是法律，他的话就是政策。后来又选了江泽民为接班人，又选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在党内实行皇权统治，在社会上则实行“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魏京生批评了几句邓小平，就被抓进黑牢关了14年半，後来又被判刑14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敢於批评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异议人士，都被投进监狱。邓小平以制造恐惧来维持专制统治。从81年至89年，五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每隔两年都要大反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每隔几年，就要开展一次“严打”，抓一批，杀一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大陆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但处决的人数占全球的五分之三强。全球处决的人，一半以上是中国人。

 “改革”并非邓小平的专利。即使邓小平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进行了改革，也不能成为邓小平的“发明”。大清王朝晚年，慈禧太后为了挽救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政治、思想、军事、教育和经济上也曾进行了各种改革。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邓小平。但今人评价慈禧，仍然认定她是一个独裁者。中国历史上更出名的皇帝秦始皇，在统一疆土和度量衡等各个方面，都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他在今人眼中，仍是一个暴君。

有人喜欢用“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冠冕戴在邓的头上，当权分子放个屁，这些马屁精们立刻就能发明出这个屁的伟大精神、哲学意义，这是马屁精文化的产物。

再看南朝鲜，她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但她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在现任总统金泳三领导下获得的，而是现为阶下囚的南朝鲜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内产生的。全斗焕和卢泰愚使韩国取得了经济腾飞，也导致屠杀了288名平民的“光州事件”。南朝鲜人民并没有因为南朝鲜的经济成就，就评价全斗焕和卢泰愚“功大於过”，而是以光州屠杀的凶手，把这两个前总统逮捕法办，最後判处死刑。南朝鲜最高法院考虑到他俩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过贡献，才决定减刑为“缓期执行”，这说明他们仍是罪犯。

将来中国实现了自由和民主，下令屠杀了超过南韩“光州事件”被害人数数倍的“六四”元凶邓小平，也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审判。他的罪行比全斗焕和卢泰愚，显然大得多。

更何况，邓小平直接指挥了所有残杀西藏人民的镇压活动；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指挥的中共“第二野战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5700名藏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邓小平说服毛泽东发动的，後来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右派’，邓是‘左派’。“社会主义改造”激发整个西藏人民起义，邓小平又亲自指挥镇压，据中共文件披露，有“八万七千名藏人被消灭”；57年反右他是镇压知识分子的刽子手；在文革期间炮轰沙甸村他是镇压屠杀少数民族的刽子手；79年他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支持波尔布特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战争，是未经人大授权的不合法战争；1989年春，邓小平又下令对拉萨的和平游行藏民进行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在海外发表的调查报告，有400多藏民在那次镇压中被枪杀；89年“六四”惨案，他是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

回过头来，看一看邓小平的改革成果吧：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孙辈则达到91%或以上。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崔颢评论：“——也就是说，中国是由一群美国人的爹妈来管理的，他们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共和，也不人民，甚至都不中华了!”

谁有权走美国式道路？中组部4.12日调查报告指：120多家央企8370多名高管有6730多名家属在境外定居及持有外国籍。据社科院课题组资料，已有4千多名官员境外在逃。中纪委称，近30年外逃贪官携走资金达500多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官员才有权选择走美国道路，家属们先出发了。

陈丹青说：“中国目前是0.3％的人控制着86％的财富，3000名亿万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96％移民国外，民众三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2000万小孩没学上，每天饿死186人，最可怕的是有人还说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梦，你们是人吗？”

裸官其实都是一群外来殖民者，在中国搜刮抢劫财富，然后运往他们的母国，坐享中国人的血汗脂膏。所有殖民地最后都只能得到污染、犯罪、道德溃败和资源毁灭。在这样一群超级暴力支撑的裸官面前，中国无法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中国民众只能沦为奴隶，中国一般称奴隶为老百姓，就是没有任何权利和个体意识的驯服工具、螺丝钉。

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预言二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当官的有钱的往美国跑。越南的改革走在中国前面，促使那些老实巴交，只会种地的边境农民却往越南跑了，这是谁的悲哀，谁的耻辱?

近代中国最悲惨的事：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共产党差。三，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有人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四，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的人他们的后代都移民美国了。五，请神容易送神难。

冯仑去了趟台湾，三句话形容台湾社会：“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叶中原　　　2012－03－15初稿

2012－08－25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