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70年代后期，多了活动自由，他又故态萌发，开始骑着车到处看家具。如果假日多有两三天，他自费跑去苏州和广东考察产地。80年代初，杨术说，陪他去过一回，对他的精神头儿印象太深：“我陪老头儿、老太太一起去苏州，他说想看看明清门窗，每天四处转也不嫌累。有天中午老头儿说我先睡会儿觉，你去逛逛，看有什么好玩意儿没有。我逛到鼓楼那片古玩店，发现一大黄花梨笔筒，赶紧回头去找他。老头儿觉也不睡了，车也不坐，和袁老师跟我一路走着就去了。到那儿他问我：挡吃挡喝吗？意思是问，要是买了，差你吃饭钱吗？我答他不挡吃不挡喝。他说那就买。买完了他就跟我坐台阶上，捧着笔筒看好半天，就那么大瘾。” 收回之后，保藏这些家具成了劳心费力又担惊受怕的事。“文革”开始后，芳嘉园的院子里又先后挤进来近10家人，黄苗子家东边的三间房被占了两间，王世襄自己家被挤了两头儿，只有张光宇家三间没有动，但张先生已经去世了。王世襄和袁先生眼见躲不过抄家，为了不让家具被毁，他们抢在抄家前都上交了，侥幸躲过一劫。到80年代，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被占走的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立时挤得满满当当，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二老每天惴惴过日。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讲述当年他所见到的情形，尤以冬天难过： 每年深秋季节，我会和王先生一起安炉子。本来这安炉子架烟囱是件挺简单的事儿，可越到后来就越麻烦。因每年停火后，春夏秋三季，王先生总有新的收藏带回家里，再加上新的稿件、书籍和刊物等等，春夏秋三季下来，前一年安放炉子的周围空地就会给占去不少。到冬天再安炉子的时候，就得先倒腾一番，把新收藏、新资料一个压一个地往高处摞，按照师母调侃的话讲，这叫“挖地刨坑工程”。起初，高处架烟囱还得踩个梯子。但几年下来，屋里连个能落梯子的地界都快没有了，也根本用不着了，周围全都高高堆满了物件，或是家具，或是摆设和资料，捡着能下脚踩的地方，登上去，就直接够得着架烟囱了。我和王先生安炉子，越来越成了一项大工程，再要趁着机会，把各种物件整理一遍，保养一回，几乎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再后来有几年，实在弄不过来，还得请过另外三位年轻力壮的朋友尚刚、张德祥和谭巍来帮忙。每当冬季屋里第一次点火生炉子那天，别提多让人担心了。各种杂物距火炉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离的极限，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萨本家说，明代一堂的牡丹纹紫檀椅子共有四把，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但从没有一起摆出来过，因为家中狭小，书房放下一张紫檀大案和一对牡丹纹紫檀椅子，就没什么余地了。 房子退不回来，申请换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老友朱家溍过去的遭遇，更是不时提醒他，就算捐赠，也要找一个有担当的合作者。那还是1976年，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将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收藏无偿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运送过程中，竟无专业人士同行，货车司机为了拉私活儿，把这批家具卸载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堆放，5天后才重新扔上车运到承德。结果，这批珍贵的家具损失惨重，其中一只极为贵重的清乾隆紫檀圆墩被摔掉一个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极为优雅的紫檀嵌玉小宝座丢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宫来修复。此事最后无人追究。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给他一个消息。1992年，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久与现实缠斗，疲累之下，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国内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从此有了专室陈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所求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田家青回忆，王世襄当时对庄贵仑说，只要他能够答应自己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给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这批收藏终于从北京安全运到了上海，入藏博物馆。 说到价格，萨本介向我确认是100万美元。“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他说，“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我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后来有人议论他那不算捐赠，因为卖钱了。可他们谁知道他的这些真实想法？” 尚刚也说，王先生听到这些议论应该是有些难过的。“他平时最不爱当人面说钱。有一次我在他家和他说话，他儿子正好过来想跟他说句什么钱上的事儿，王先生就岔开话。但在家具让给上博的事情以后，王先生跟我说过一次这样的话，他说这些东西啊，要卖，应当是10倍以上的价格，但我没这么做。本来我们是在聊其他话的，听得出来王先生特意拐着弯跟我说这个，因为当时文物界有人议论这事。”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一起到过上博，也是唯一一次。当时陪他们参观的上博专家王运天回忆：可能是有点睹物思情，二老那次并未在陈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馆”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贵宾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这之后，王运天去北京出差，给王先生打电话道歉，说这次可能没有时间登门看他了，没想到王先生让他时间再紧张也去家里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带给上博，并在电话里接连嘱咐了两次：“一定要来！”见面后他才说出原委：有个老朋友到新居来看他，见一件旧家具都没有留，怕老人寂寞，就将王先生当年送自己的黄花梨小交阢又还给了他。王世襄跟王运天说：“殊不知，没有就没有，现在又来一件旧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图录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这件我就捐给上海博物馆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图录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劳你带去，话不多说，你赶路吧！” 王世襄口中这个送还黄花梨小交阢的朋友，就是梁思成的学生、古建筑专家杨乃济。上世纪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后曾调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因为明代家具研究和杨乃济相识，杨乃济常去芳嘉园拜访，并为他绘画过一些线图。“文革”前杨乃济被下放广西，王世襄和黄苗子两家请他吃饭并送行，就在那个晚上，王世襄将他早年从马甸晓市商贩手中得的这个小交阢送给了杨乃济，算是一个远行的陪伴。1983年，为编写《明代家具珍赏》，王世襄曾将小交阢借回拍照，收录到书中时注录为“杨乃济藏”。1993年，杨乃济听说了他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择日便带着小交阢上门来了。一送一还，隔着几十年，两头都是厚谊。 不冤不乐 “我有幸结识王世襄先生，是在1979年。”著名明清家具专家、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说。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他写的《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在书里回忆了和王先生30年相处的生活点滴。 在见王先生之前，他已经在古玩和明清家具圈子中泡了几年，向老木匠学习修复家具，向民国时“打小鼓”出身的古玩商贩学习辨别家具真伪，并和当时尚为数不多的玩家们相互切磋，为了掌握木工制作技艺，还特地学了专业术语和行话，也收藏到几件挺有意思的家具。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听到大家说起一个人：王世襄先生。都说他是位高人，常讲起有关他的一些逸事，十分有趣。然而他究竟高在哪里，可谁也说不清楚。 田家青还能向我回忆起当时见面的每一个细节：初次与王先生见面，是通过老鲁班馆名师陈书考和王少杰两位的介绍。解放后，他俩曾先后在龙顺城硬木家具厂任厂长。公私合营之后，该厂将辖下各个鲁班馆的明清家具集中起来，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明清家具堆积如山，王先生常常去看，彼此自是熟人。他们把王先生家的地址给了我，事先也可能象征性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于是我就一个人直愣愣闯上门去。进得王先生家，三间大北房，摆满了明式家具，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看晕了。与王先生一交谈，我顿生“找到组织”的感觉。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术语、俚语，还有一些极生僻的专业词汇（当时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说一些），是业界评价一个人真实水平的重要标准，而我会说不少，自以为已经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发现他不仅熟谙这些行话术语，而且还能说出背后的典故，比如哪个术语是在历史上哪个时期出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以讹传讹，哪个词是由于南北口音不同而发生变化及变化的过程，简直“神”了！与我以前认识的业界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筹两筹：这些行话，大家只是会念，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将近千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这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显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学者，学究式的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基础。 大约在十来年后，偶尔聊起来，王先生回忆了当初见他时留下的印象：那时社会上没什么人会对破旧家具感兴趣。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没有人引路，全凭本能去喜爱和感悟明式家具，且收藏的家具基本对路，问的问题在行，出乎他的意料。 常在王世襄身边的几个晚辈，大都和田家青一样，有股子王世襄喜欢的“不冤不乐”的劲头。不冤不乐，这是句北京老话，王先生常挂在嘴上。他给人解释过：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1978年我进了荣宝斋书画店，母亲说，现在得带你去见见王世襄先生了。见面后，王先生问了我两句话：古文怎么样？画史熟不熟？我读到高二去山西插队，三年后到我母亲和袁阿姨下放的天津静海干校落户，哪懂这些，没办法接他话茬儿，以后很长时间不好意思再去王伯家。”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跟我说起他第一回见王先生的情形，和田家青的反应几乎一样：进院里就懵了，几间屋都摞满家具，走路得绕着。他被王先生两个问题吓回去后，隔了七八年时间，他已经在荣宝斋干了好几年的收购和鉴定，对书画自学到了一定程度，就又大着胆子找到芳嘉园去，向王先生请教自己总在琢磨的明代绘画和家具的关系问题。“这以后就常去他家了。王先生就这样，如果完全不能跟他对话，他也不怎么太引领你。”萨本介说。 尚刚第一次见王世襄应该是1982年，那时候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他们系为各地高校的工艺美术史教师办一个进修班，把王世襄请来讲古代漆器。“在这以前我就知道王先生，因为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院教中国美术史和文学史，跟王先生有些相互都认识的朋友。我还手抄过王先生整理的《刻竹小言》——当时不是书，是用蓝复印纸写出来的一沓稿纸，我拿到的是下面那层，记不得外面有没有订封皮儿了。当时好像是副院长吴劳或是张仃拿到家里来的。‘文革’刚结束，知识分子想出本书挺不容易的，得拿出去四处给别人看、请人说好话，反正那沓稿纸就这样转到了我父亲手里。”那天课后，尚刚上去跟王世襄说了自己手抄过《刻竹小言》的事儿，还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整理成这种浅近的文言呢？王世襄答他：“老没这么写了，挺过瘾的。” 傅稼生在荣宝斋雕镂彩色水印木板多年，和王世襄结缘是因了那件大案：1995年，王世襄从苏州得到两块花梨大材，之后和田家青“商略兼旬”，制作了一具花梨木大案：独板面板厚8厘米，长度达2.7米多，重量在300～400公斤之间，“其庞然为明式桌案所未见”。大案做好后王先生很喜欢，自己撰写了一段铭文，要萨本介帮他找一位刻写功夫细腻精微的师傅来。萨本介于是请了雕镂好手傅稼生到王先生家，将那段铭文精心刻在大案上。傅稼生是荣宝斋的老人，学木版水印刻板出身，是荣宝斋这一绝技最辉煌时期的学徒。有一次王先生和傅稼生聊天，说如果一个人玩都玩不好，他还能做什么呢。傅稼生说：“王老的话言简意赅，触及心灵，自此我对自己的事业不敢懈怠。” 王世襄的“不冤不乐”，于物、于人、于学问，其实有的都是一份情义。1990年秋，王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英文版，美国出版商请他和夫人袁荃猷一起赴美出席首发式，回国时候经停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受托接待他们。其时香港主权回归正在谈判中，聊天中伍嘉恩不免说到她和身边朋友的忧虑：如果未来中国古文物不能流通，她可能得要搬离香港。说者无心，但王先生记在心里。伍嘉恩当时在中环毕打行有一个专门陈列明式家具的空间，还只有英文名字，王先生为她题赠了中文名“嘉木堂”。第二年春节，王先生又特别为伍嘉恩寄去一副亲笔书写的楹联：“嘉木陈堂宇，恩波护岛城。”既嵌入她和店铺之名，也有慰勉和祝福的意思。他知伍嘉恩中文不好，写了一封英文信附在后面，为她仔细讲解了楹联的意思。并非伍嘉恩独有这份礼物。1992年那个春节，王先生身边几个亲近的晚辈都得了一副将名字嵌在联语之中的墨宝。萨本介记得，他得的字联是：本固邦宁宁有日，介而景福福无疆。“王伯交给我时说：‘你这两个字真不好嵌进去，费了老大劲儿！’王伯还亲写了出处说明：‘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介而景福’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小明》：神之听之，介而景福。这样一副联，渗透着情感和文化纵横，此为王伯人格人品之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