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讨论具体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我认为形成共识的难度不在这里。比如刚才子明兄指出的左右派可以达成的七个基本共识，荣剑兄提出的三大类共识：左右、上下和内外的共识。我觉得，尤其是荣剑兄补充的内外共识很关键。因为这一共识涉及到形成共识的大和解前提问题。在海外的一批人，基本上是1980年代的改革派.他们出国之后，有些变得激进了，有些变得消沉了，但他们有一些固定而相通的看法，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群体。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我们最想形成共识的一方，反而恰恰是达成共识最困难的。仅就知识界而言，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的困难并不大。在重庆事件以后，左派朋友进入可贵的理性反思状态。问题在于，知识界达成的共识，不是知识界内部的共识，而是跟当局者的共识。我觉得官民共识不是一般的官民相互理解的问题，而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政治妥协。达成这种共识，应该说是最困难的。
达成官民共识为何是最困难的呢？这个"最"字不是对民一方而言的，而是对"官"一方而言的。我觉得对官方权力来讲，因为有三个心魔必须先解除，才有可能达成官民共识。而解除这三个心魔，确实具有极强的挑战性。
第一、当局能不能稳定局面的政治心魔。这还可以表述为政治忠诚的心魔。中国共产党应该充分相信，在现在这种局面下，无论左、中、右，愿意跟你谈改革，就是最大和最高的政治忠诚。因为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当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国家的体制需要做出结构性调整的状态，1980年代的改良已经不可能催生人们的改革春梦了。回想1980年代，改革引领者那登高一呼，大家都鼓掌欢迎。这样的境况是一去不复返了。执政党不解除只想稳定局面，而不愿协商地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心魔，我相信，一切对改革的研究，无论左右，它都会左右开弓、左右开打。而这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是极为不利的一种情形。
这样的心魔是有解除条件的。因为没有官位的民间人士，今天还乐于谈论改革。民间人士愿意跟官方谈论改革，这就是对官方做出的一个最大承诺，这等于承诺了官方继续统治的前提，承认你掌权的既定事实，你当政、你改革，我给你进言；你去做、你受益，我给你对策。但显然，当权者对讨论改革、设计改革的民间热情，还在进行打压。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解除畏惧民间力量的心魔，还没有告别官民对峙的政治心理。
第二、无论左右的改革方案都会导致混乱的心魔。最近十年，这个心魔越来越纠缠住当权者的政治心灵。他们唯权是举，只要有利于维护权力的事情，就不论条件如何，一根筋地强行推行。近期这体现为以GDP的持续增长，树立三重自信。这就很麻烦了。这等于变成对改革话语的排斥性话语了。因为当权者怕乱，因此一切理论思考都以维护稳定为中轴。一切似乎会影响稳定和GDP增长的改革思路，不由分说地遭到排斥，甚至打击。
我觉得这时最近五年当权者最大的心魔。三重自信确实有其价值。但最重要的自信，反而不提。这就是政治自信。当权者表现出来的是政治畏惧，不是政治自信。在唯GDP是举，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畏首畏尾的局面中，当权者进行操盘性改革的政治自信没有，那改革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只有解除一说改革就会乱局的心魔，便可望实现李克强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目标。据传有个学者到广东做报告，强调如果把村民自治改革推进下去，就可以有十年的机会。汪洋笑说，如果我们把政改也推进下去，还可以继续执政十年。这个玩笑里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特别复杂，但显然执政者特别怕乱的心态潜存其间。这个"乱"，首先是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颠覆。主导改革者的这样一种危机感，对中国的改革是最不幸的信号。因为你就是左中右、内与外都达成了改革共识，当权者毫不动心，改革就无从施展。
第三、无论下一步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分裂的心魔。这个心魔的产生，是因为当权者的权力自闭，因为它对社会已经没有感知了。对今天的当权者来讲，他们完全是从县委党校到中央党校的自闭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他们获得权力，与社会无关；他们掌握权力，也与社会无关；他们的升迁降免，更是社会无从影响的事情。权力的得失，完全源自党政口的内部"选举"，这种权力自闭症，会生成一种权封闭游戏的机制。在这种封闭游戏中，不到最后颠覆颠覆权力的时候，当权者有一套自我安慰的机制，他们完全按照自己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办事。它自有一套封闭的自我正当化的话语。这套话语完全与社会大众隔绝。甚至在这套话语中的"人民群众"都早已经彻底形式化了。在这套话语机制中，是不存在社会分裂、社会危机问题的。或者说在这套话语中，当权者对任何麻烦都具有迎刃而解的强大能力。这种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麻痹的封闭状态，任随你社会对权力多么不满，权力都可以实现自得自满。所以秋风最近发起"反平坟运动"，社会呼应声音如此之大，但平坟最烈的周口市还觉得格外委屈、极力自我辩护，此时中央、国务院已经下令禁止平坟了，周口还在自造的平坟理由中寻找辩护理由。这就是权力自闭症的典型外显。当权者连社会的基本规则，以及引起社会分裂的草率做法都不以为然，它还怎么即使反馈统治信息，调适自己的政治－行政政策呢？可见，中国党政系统的封闭性话语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而不自知。
知识界有责任告诉当权者，他们感觉到的这个社会是个不真实的社会。惟有当权者建立融入社会的机制，他们才足以将分裂社会的裂缝弥合起来。为当权者能够有效融入社会，只有解除了前述三个心魔，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精英也好、企业界经营也好，其日益显现的高度焦虑，才会缓解。当权者也才能够因地制宜、适时而为，解除自己的危险处境。
知识界和企业界的高度焦虑，缺乏权力呼应。这是1980年代当权者的主动性改革，演变成了跨世纪的被动性改革必然出现的现象。在这个时间点上，主动布局的改革已经堕变为回应性的改革。因此，两种改革形态的划界而显，促使人们醒悟，现在的改革是大不一样的改革。所谓回应型的改革，是指社会有强烈的改革诉求，知识界、企业界、工农大众、底层群众都有改革的诉求，让官方左右为难，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进行改革。因此徘徊踌躇，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的诉求。于是愈来愈处于改革的下风，成为改革的直接对象。甚至成为掀动革命的推手。邓式改革是不可能在延续的了。那种由国家权力高层掌控局面，主动布局改革，是主动不起来了。因为中国社会各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已经具有难以把握的偶然性了。譬如秋风十八大之前发起的"平坟运动"，完全是因为周口的偶发性事件暴露出来而引发的。这种有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愈来愈多，事前无从知晓，事中难以驾驭、事后无从处置。官方只好上级压下级、下级压基层，层层施压，让封闭的权力机制随时随地处在高度的动员状态，也就使整个国家权力处在疲于应付的消极作用机制中，相应也就使得国家权力的统治绩效严重衰变。这个高度紧张的社会，就是社会分裂的明确表现。封闭的国家权力必然忽略这些表现，只有社会危机爆发出来的时候，才骤然发力去灭掉它。但社会的星星之火，岂是社会汪洋中的权力小船所载之水轻而易举能灭掉的呢。所以我觉得，官民为此必须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方向性的共识。即官民务须清楚，他们需要达成的共识应当指向哪里，或政治、或经济、或社会不同的领域。一旦所有领域都需要同时的改革，改革就承受不住对社会进行伤筋动骨的压力，走向"朽木不可雕也"的极度危险处境。
转过来谈谈第二个大的方面的想法。人们普遍认为，必须达成新的改革共识。但这个共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是结构性共识还是功能性共识？是战略性共识还是策略性共识？是价值共识还是投机取巧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吁求的共识都是比较乐观的功能性、策略性、投机性的共识。前者是首级共识。决定改革的前途与命运；后者是次级共识，影响改革的布局与施政。仅有后者，改革无法"过大关"。仅有前者，改革无法稳步推进。毋庸讳言，一般关乎改革的次级共识，绝对不足以解决中国结构性的弊端。
从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呈现的总体情形来看，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存在一种难以逃避的宿命。苏东改革也是以次级共识支持改革进程的，走到最后，党国分崩离析。犹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三大结构性危机：一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逐渐衰变，意识形态对国家观念世界的整合变成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不可能，是指官方的不可能，不是民间不愿意被整合，民间常常被动接受官方的意识形态整合，只要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有起码的吸引力，而不是以"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者的思想"肆意消费民众接受党国意识形态整合的资源。
二是制度整合功能逐渐丧失。苏东国家最初实行一种基本符合原教旨意义的共产主义体制。但实行这一体制的沉重代价是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后来不得不重拾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将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奇特的组合。这种体制，就是人们熟知的"市场列宁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的运作机制，就是在微观领域放开价格机制，经济活动让你尽量活络。但苏东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浅、比较短，还不愿意完全放开微观价格机制。到了最后，价格的宏观制度性的、刚性的约束，其实就是产权问题，苏东就不敢动。中国今天也不敢动产权问题，但基本放开了微观领域的价格机制。这种放开，甚至走到了恶性放开的极端。因为国营垄断公司，基本上在微观价格上兑现其政治权力赋予的好处，从而做大了经济实力。但却没有提供给经济以相应的活力，履行稳定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时中国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不足造成的结果。
在经济制度上，中国改革的取向很简单，那就是不触动共产党统治基础的经济改革，就大胆推行；一旦稍稍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就断然刹车。这就是市场列宁主义最大的特点：只要市场不动摇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国家就松动微观价格，激励人们投入市场空间，寻求经济活动的些微激励。苏东改革的改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分两波，走过了两次类似的改革。到最后终于走不下去，落得个国家崩盘的结局。两波改革，基本上都尝试的是激活微观价格机制。尤其是在激励工人工作积极性方面，都在工资之外，对其进行一些津贴性奖励。中国的改革也使用的是这一方法。中国正式公司或国有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非常之低的，但相对而言津贴是很高的。工作激励主要依靠的是津贴。经济激励的制度布局，因此乱套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但这样有利于政治控制操纵术的实施。国家实际上是采取收买工作人员的方式，促使他们服从国家意志，从而收获相当的经济利益，并受到国家权力的政治保护。否则国家就会对其施加惩罚。这种完全围绕政治统治稳定性展开的改革，施展余地非常之小。因此，改革无法真正走上结构性施展的轨道，改革的初始设计，就限定了改革的前景。今天中国的改革，差不多走到了苏东晚期。换言之，在体制内的津贴性激励已经没有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国家能够拿出来进行津贴激励的钱也不多了，国家本身在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苦苦挣扎。这个时候，苏东改革困局为中国所充分体会。
三是社会心理的整合能力急遽衰颓。社会心理的期待越来越高，但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制度能力却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去办？只好靠一个一个吹出大的泡沫，以无限制的许诺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国家吹出的一个个泡泡，大家已经熟知：从改革开放最初许诺的GDP翻两番，后来进一步许诺人均GDP翻两番，现在许诺居民收入倍增。这简直是个国家的庞氏骗局，它是金融领域庞氏骗局的国家操盘结果。
中国要达成的改革共识就，本应是启动制度结构性变革的共识，而不是功能性变革的权宜性共识。功能性共识基础上展开的功能性变革，远远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功能性的变革总是会遇到制度的刚性壁垒。就像人们可以看到的，左右两派都达成了实行公共预算的共识，这是没问题的。但一个缺乏起码的公共保障的制度体系，实行公共预算的主题和机构却落实不了。我自己做过人大代表，就知道起码人大系统不可能搞公共预算。我研究政府体制用了多年功夫，但政府部门拿出的预算报告，无都无法看得懂，何况一般人大代表。一般而言，人大的预算氛围三大块，宏观经济管理事务大概大概占三分之一，政府管理的诸社会事务占三分之一，"机关大院"的开支占三分之一。开列的开支项目之粗疏，一望即知。像我这样的所谓行政管理专家，当年也只能假装严肃提出某项预算为什么那么高，结果相关机构大肆叫苦，你反过来还只有佩服他们花少钱办大事的勤俭精神。诸如"机关大院"这样的预算项目，你更是无法追究详情。因为中间充满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一碰就触犯了政治禁忌。这样比比皆是的制度壁垒，使人们不看到它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希望。中国目前的制度机制，连推进功能性改革的要求都难以维持。倘若功能性改革都走不下去，遑论结构性改革呢。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想说一说在危机中寻求共识的进路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去做，才可能形成共识。一是荣剑兄给我概括的"勾兑说"。严肃的说法，就叫做政治－政策对策传统的重建。中国原来是有这个政治－行政传统的。一个知识人可以为国家权力当局者提供对策。但对策的前提是不牺牲对策者的原则。乐意对策，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样的对策机制，可以说是建立官民共识的重要渠道。官方愿意要听取民间意见，民间自然不乏主动献策之人，也不乏有效方策的供给。在地方层面，这样的对策机制似乎还比较畅通。如浙江、广东、上海，都由相关的官民对话机制。但在中央层面，相关的对话较为罕见。即使在中央层面有所谓官民对话，几乎也流于走过场。台湾最高权力机构的执掌者，就比较重视官民的对话，甚至是重视民间理性力量对官方的"训导"。据说当年马英九一当选总统，台湾大学几十位知名教授，便将自己怎么当总统的意见，告知马英九。中国存在过非同一般的对策传统。汉代的董仲舒堪为典型。董仲舒就不畏惧汉武帝，他观天象以策人事。发现汉武帝有失误之处，并将受到天谴。因此写出规劝武帝的褶子。在正式呈递武帝之前，被政敌恶意上交，武帝大怒，要对董仲舒施加死刑。在太学生求情之下，武帝将董仲舒削职为民。但武帝清楚，有董仲舒这样的对策者是十分难得的。因此，"朝廷没有大事，必策马问之"。这时一种完全值得重建的对策传统。对对策的官民双方而言，在治国位置上的官员头脑一定要清楚，你不清楚、甚至糊里糊涂，对策者就有必要告诉你，矫正你的不当行为。对策不能牺牲对策者的原则，也不能流于对策不被采用便成怨妇的状态。沿循现代理性政治的轨道，重建对策双方相互尊重的对策政治，对于官民形成共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觉得知识界可能需要至少研究关乎国家改革的三种方案，我将之称为国家预案。国家预案可以三种方案留存。一是国家完全维持现实，能维持多久。对此，官民双方在制度功能上似乎都没去认真对待过这一问题。国家权力当局尽可以采取维持会的姿态，让自己觉得军队对自己的忠诚度、警察对自己的忠诚度、社会对自己的接受度、国家对官僚集团分裂的弥合度，都没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否则未卜先知式地得出的结论，总是不靠谱。有研究者根据不同的量化指标推算过，如果当权者仅仅维持现状，还能维持多久，最短者为七年，长则为十二年、二十年不等。这些估算各有根据，也必定各有局限，但值得认真对待。
二是有人积极推动"宪政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可能导致多大的代价、得到多大的收益，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风险究竟怎么样，可控的时间又如何，在代价和收益之间，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与举措，实在是一个因为政治禁忌几乎没有展开来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只要执政党觉得有收益，他就会支持让它有受益的想法与做法。但不能仅仅考虑执政党的掌权受益，还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维持和发展。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必须坦诚地告知执政党，它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付出代价。譬如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它必须走上立宪民主的轨道，从而"牺牲"自己随意执政的政治意志。
三是可能就要启用革命话语，以发挥规劝当权者的作用。在所谓自由派里，我自己从来不说反对革命的话。因为革命是一种威慑力量。缺乏革命对统治者的威慑，统治者就会逍遥自在，不到危机爆发，绝对不主动而为，让别人动自己的奶酪。保持高度威慑的革命力量，对统治者是一剂必要的清凉药。这正式洛克在《政府论》下篇最后一章，谈政府解体和社会解体问题的理由所在。
我们现在有必要告诉执政党，假如你不愿意社会解体，你还想继续执政，那么你就一定要作别党国体制。否则执政党一混乱，国家就混乱。政党捆绑国家的机制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机制。《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得有道理。他讲中国的执政党跟西方的执政党大不一样。中国的执政政党一倒台，社会就会大洗牌，国家就会大混乱。但政党捆绑国家的体制可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切割开来的体制。为此，必须认真研究政党为国家松绑的问题。促使政党与国家逐渐脱开。回避这样的问题，老是自我鼓舞，中国的改革可以怎么搞，革命的危险就避免了。有必要制定一个国家预案，对国家的强徒与命运了然于心。并且对国家的未来状态做奥完全不同的心理准备，中国的改革才有推进的可能--不管这一前景是维持现状，还是尽可能进行主动改革，抑或是从结构上伤筋动骨地重造国家，都是人们不能为之设限的、需要冷静、客观、不动感情地研究的问题。哪怕是国家分裂的状态、国家分崩离析的状态、国家被外部实力瓦解的状态，通通都要放下政治戒备心理，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改革步入深水区，涉水走向关乎改革最终目标的对岸。
第四个大的问题想谈谈知识界如何为中国改革尽责的问题。知识界的能力是有重大局限性的。知识界人士总是容易出现一种依靠思想观念解决中国改革出路的想法。这是知识分子天真幼稚的一种表现。知识分子最多能做的，只是负责任地向权力当局指出他们的真实处境，并提供改革的选项。知识分子不用让渡自己的立场，总是围绕当权者这样干你就成，那么干就有风险，这样干可能会失败来考虑问题。知识分子最有必要负责任地当权者真实的想法和务实的做法，这样知识界就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政界中人不负责，对之不回应、对之不采纳，那不关知识分子的事情。只要知识界稳重地指出了国家走出危机，走向善治的进路，国家危机一旦爆发，知识分子就没有失职，当权者便会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企业界的朋友也在这样的处境中，企业家不能只问赚钱，不问政治，不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态。如果企业家面对国家政治发展需要他们表达立场的时候，总是当缩头乌龟，他们就是一批国家的蛀虫。想必企业家对之是有自觉意识的。
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可以说都已经感受到了国家危机。政治家、企业家与学者不约而同地谈论改革的艰难困苦，就是明证。因此，今天可能形成的改革共识，不是一个关于改革美好前途和共享国家繁荣发达的共识。现在需要国家精英阶层达成的共识，只能是一种底线共识。这一底线共识的核心宗旨是，中国再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就会乱套。这个共识，在知识界左中右三派来说，应该说经已达成。左派充分认识到再不改革大家会乱，只不过他们担心的是来自于工农群众的、盲动的造反出现的"乱"；右派也充分人士到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乱，那是一种暴民政治被激活的必然结果。知识接最近五年内对薄熙来和汪洋的政治举措极度关注，就证明了他们拒绝维持现状的共识。在政治圈中、抑或准备进入这一圈子的人们，不服现在这个政治录用体制，他们想自己自我表现，这就更是给大一统的政治运行机制添堵了。这上下两种乱，正是促进改革底线共识的动力。中国现状需要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这时走出目前危机的人格寄托。国人都对十八大怀抱很高期望。期望会议之后，中国的改革局面不再处于王左相右、空谈改革的尴尬状态，以一种新的改革局面，予人以激励作用。就此而言，新当选的党国领导人，需要对政治科学揭示的换届蜜月期，有一个高度的警觉。一般而言，党国领导人换届之后，人们总会对之升腾起新的希望，怀抱一种满足自己愿望的良好期许。这种来自民间的政治友善，促成一种官民和谐关系的蜜月状态。但这样的蜜月期不会太长，一般而言，在半年到一年期间，如果人们对领导的期望变成失望，蜜月期就会骤然结束。党国领导人的施政，就会陷入一个难以作为的局促境地，并且承受来自公众的有理、甚至无端指责。
政治蜜月期的存在，客观上对新任党国领导有利。但今天的中国人特别不愿意陷入恶性的政治蜜月循环。十年前人们对新政的强烈期待，在十年后为失望所取代。当下再次进入一个政治蜜月期，人们又对党国领导人深怀好感，这从人们各个方面对党国新任领导人情不自禁的钦佩上，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明。从党国新领导人提出的民族复兴，到视察深圳提出的改革新开拓使命，都给人们巨大鼓舞。从党国领导人的个人传奇，到家庭生活的细致描写，人们都津津乐道。这简直将政治蜜月期推向了高潮。不过高潮之后是冷静。蜜月期的行动维持，比之于蜜月期的口头承诺远为重要。国人总是比政治家善良，他们多次尽力延长与政治家相处的蜜月期。期待政治家也回报民众，让人们觉得蜜月期有一种"暮然回首"的无穷回味感觉。（本文系任剑涛教授在"重启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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