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耀华夏，浩气扶危邦”—郭道晖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丹心耀华夏，浩气扶危邦”*

郭道晖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4-4-15

* 本文的标题是为纪念耀邦同志而写的一个条幅(其中崁入了胡耀邦大名)

一、往事

我同耀邦同志没有直接的交往。但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青年时代我就是他的“粉丝”——上世纪5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期间，在我主编的《新清华》校报上曾经转载耀邦一次思想开放的精彩讲话，占两版篇幅，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却也引起时任清华校长的批评）。

对我更有直接关系的是，我是耀邦主持大平反的直接受惠者——57年打成右派，20多年不予甄别。好容易等到改革开放新时期，55号文件下达，仍然有保守势力阻扰对右派的平反。其中包括清华的前领导人，对当年被他打成右派的前党委书记袁永熙（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学生运动领袖）和我（57年 曾把我列入所谓“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顶着不予“改正”（传话下来说，郭某某 “做个党外布尔维克也不错嘛”）。幸得耀邦以顶天立地大无畏精神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力排众议，举行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平反运动。在校领导不给袁永熙“改 正”，不让回清华工作时，耀邦却“收留”、召回袁永熙去中组部平反办公室参与搞平反工作（袁曾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我们终得“被改正”。所以，可以 说，没有耀邦主持正义，就没有我今天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纪念耀邦，我首先要感谢耀邦。

二、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意义

纪念和感谢耀邦，当然不是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耀邦同志的伟大人格和盖世功绩。其中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意义，我认为过去评价不够，试略述之：

1.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平反。——据统计，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胡耀邦）。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叶剑英）。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

无时效限制：耀邦说： “我们党从有政权51年以来（郭按：指有苏区、根据地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发展到极端荒唐、极端野蛮的地步。” 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一律平反，无时效限制。

无对象限制：只要是错案，人无分级别高下，地不论东南西北，一概平反。据有人列举，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

2 . 是一次挽回党心、挽回民心的救党运动。——文革中党已不党，文革后党心涣散，民心涣散，党的威信流失殆尽。耀邦主持平反，可谓“从头收拾旧山河”，天下归心。

3. 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实践：胡 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 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 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

4.是一场政治改革的先声——平反不只是党的组织工作或中组部的工作，而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新的政治局面，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主持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的耀邦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可谓功劳盖世，正气冲天。

本身也是一次伟大的政治改革（改革党和国家的人事制度、政治制度）。一些理论家 曾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不同，是先改经济，后改政治，这个论断是不符历史事实的。没有粉碎四人帮的政治斗争的胜利，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掀掉压在亿万人民身 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能有改革开放的前行吗？

5.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运动——许多被打压的、禁锢的、边缘化的干部和知识精英的人身，公民身份、政治处境得到恢复，精神状态得到解放，其能量得到大大释放，这是推进各方面改革开放的巨大生产力。可以说，没有这几千上亿的人才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

6. 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值得大书特书！

（注：本文以上所引部分资料参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刘济生 ：《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2010-08-13）

三、对错案的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本是国际法范畴的概念,它要求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对其国际违法的国家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对国内而言, 国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国家行为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其责任涵盖两方面：一是承担维护人民权益和社会保障、生存照顾的义务，协调社会公平；二是人民受到损害时国家应当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

国家责任的形式——主要是政治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
国家是否可能犯错，甚至犯罪？这在历史上曾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所谓“君主无过错”。也有所谓共产党、毛主席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天然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历史的实践包括苏联和我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
   国家的罪错要不要由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代民主的文明的国家已日渐确认因国家行为而产生对社会、对公众、对个人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损害，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要追究其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且作为国家领导人也要承担国家责任。
承担国家责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责任，由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道歉，对外向受损害的国家、对内向受损害的人民道歉，或者辞职；二是法律责任，由国家 对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人给予经济赔偿或补偿。（政治道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精神补偿。）即使政府没有过错，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而连带使另一些人或某个人 遭受损失，国家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因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道德自愿，任何个体在法律上没有为集体利益而牺牲或放弃自身权益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 伦理。
国际社会近年来有一种新动向：许多国家都在回首该国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实行奴隶制、种族屠杀或恐怖暴行给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承担国家政治责任，进行道歉和经济赔偿。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 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涮我们的 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 此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 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2009年韩国政府成立“真相与调查委员会”，对50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数万名左翼人士遭屠杀的细致调查，宣布已找到在朝鲜战争最初几个月被军方处死的4834名平民的证据（ 这个数字可能只占全体遇害者总数的10%）。屠杀的命令是来自“最高层”。据报道，数十年来，讨论这些杀戮在韩国是禁止的，受害者家属一直保持沉默，担心遭报复。历史学家是依靠相关的口述和书面纪录，才得明真相。近几十年来，已有超过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表现最好的有秘鲁、东帝汶、摩洛哥和南非的委员会。

至于近年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恐怖事件、飓风水灾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各国首脑大都承担政府防备、救济不周的政治责任，向人民道歉，有时全国还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针对上述韩国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2月5日发表一篇社论《韩国勇敢地回首过去》的开头就说：“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导致重演。”美报社论指出：“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韩国人已经勇敢地迈出。”

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政治道歉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2008年美国国会还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 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将他们抓去英国，让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 ，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

即使在我国台湾，马英九在他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 上，曾以其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 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 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 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 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统治者缺乏这种习惯、责任感和勇气。唯独耀邦同志 在平反运动中以大无畏精神力排阻力，独担责任，这就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承担政治责任的空前壮举。可惜这个事业近年来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些年来，我国历次 政治运动中遗留下的广大政治灾民和难友，以及现行的侵犯人权、违反公平正义的政府行为，受害者虽然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地上访、奔走呼号呐喊，却很少能得到 党政当局会的垂注、平反、道歉和赔偿。　　为什么国家责任要由国家领导人承担？ 对此，在有些党政干部中可能存在三种误解：
一是认为既然是国家行为造成的罪错，就应当由国家负责，而不能追究领导人个人责任。特别是过去领导人造成的罪错不应当由其后任者负责。对此，确当的逻辑 应当是：正如一家公司更换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后任者要负责偿还他的前任所欠下的债务一样； 既然是国家责任，则只要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继续存在，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后任领导人就不能因前任的离去而推卸国家责任。

附带指出，前些时文革中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为其母校校长惨遭学生 杀害一案，出面向被害人家属道歉。此事引起网上热议，褒之贬之都有。我认为她的道歉即使不尽如人意，总比置之不理为好，应当肯定；但更主要的是，整个文革 的发动和种种罪恶的产生，应归属于执政党领袖的罪错，这属于国家和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应由过去和现今的国家领导人出面承担，进行道歉和赔偿，而不应只是向 当年的直接责任人追索。
值得一提的是，勃兰特下跪30多年后，其后继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给纪念碑献花圈，以示道歉时，诠释勃兰特下跪的意义，道出一句肺腑之言：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要化解我国历史上和现今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除了采取各种经济的和社会保障的诸多措施以外，强化国家责任意识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意识，并切实承担和落实各项责任措施，才能偿清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债务，卸去社会不平造成的包袱，轻装前进。

纪念耀邦同志，我们应当继承他未了的事业，继续高举拨乱反正的大旗，全面深化政治与经济改革，也包括继续平反这些年来积累的新的冤假错案，才能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走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