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改革越向前，反對鄧小平的人反而越多？

原創 2017-02-20 鄧聿文 聿論

2月19日，是鄧小平的忌日。這一天的社交媒體，滿屏皆是鄧小平。這當然反映了一種社會情緒，一種民意，即是對當下中國改革停步不前的不滿和無奈。但官媒的態度有點耐人尋味，並未大張旗鼓地紀念，有人把這看作官方對鄧態度轉向的一個微妙信號。是否如此，有待觀察。

但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中國社會和輿論場對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評價發生了分化，有學者就認為，鄧並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是“總許可師”，改革開放不是鄧預先設計的，但改革的許多大膽的措施，如果沒有鄧的“許可”，就推進不下去，從這個意義上，稱鄧為“總設計師”恰如名分，“總設計師”卻有些名不副實。

“挺鄧派”與“反鄧派”

不管如何稱呼，官方和黨內改革派以及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對鄧的評價還是以肯定為主，鄧這杆大旗，還是要舉的，官方的正統評價是，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者，他們總體上可稱為“挺鄧派”，在中國目前的輿論場還占據主導地位，鄧忌日社交媒體對鄧的紀念，就表達了這一派中的改革派希望藉助紀念鄧而推進徘徊不前的中國改革。

然而，在肯定和高舉鄧之外，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一股反對鄧小平的強大勢力，他們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以文革受益者為主的極左人士；二是以“陸四”受害者為主的極右人士，三是以底層勞動者為主的在改革中相對利益受損的普羅大眾，包括部分對改革失望的左派知識分子，上述三部分人雖然反對鄧小平的目的不同，但總體對鄧持否定態度，共同構成了反鄧力量，可稱為“反鄧派”。他們雖然在輿論場不占主導，但在民間和社交媒體，有越來越壯大的趨勢。

毛和鄧是執政黨在不同階段出現的領袖，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在近代出現的兩個影響歷史的人物，從其他國家來看，很少有對本國領袖的評價出現差異如此之大，甚至截然對立的，這正說明了中國的複雜和轉型的困難。

一般而言，由於文革，對毛的評價出現分歧可以理解；而鄧發動的改革，總體讓中國多數民眾擺脫了貧困，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有改善，人們有了一定的自由，社會也很開放，在這種情況下，輿論對鄧的評價卻由前期的相對清晰變成後來的逐漸模糊，乃至今日的涇渭分明，就不能不說明問題了，這正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

托爾斯泰曾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話用在對鄧的評價上也合適。為什麼對鄧的評價越到後來分歧越大，普羅大眾中反鄧者越多？

“反鄧派”的光譜分析

我們先分析“反鄧派”的結構。在這三部分人中，第一和第二種人是堅定的反鄧者，前者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失勢和失利似是必然，因此他們反鄧既有理念的因素，也有利益成分。後者因為有陸四這個事件的存在，無論中國今後是否實現民主，要他們原諒鄧在陸四中的行為，似乎也不可能，他們反鄧不但出於自己的理念，更出於事件本身。這兩股力量，雖然在反鄧上目標一致，但於他們本身而言，卻又是敵對的。他們主要是早期的反鄧派。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種人，這部分反鄧者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和前述第一種人即極左人士正在合流，後者提供前者意識形態武器。中國社會自去年以來極左勢力急速膨脹，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占優，對自由派知識分子進行定點清除，就是這兩股反鄧者合流的表現。

第三種人之所以反鄧，是出於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而把對改革的不滿投射在鄧身上，要鄧來承擔改革的過錯。對於他們來說，懷念毛不過是表達對現實不滿的一種方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是真的想回到毛時代，這使他們和極左區別開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像陸四受害者那樣有着強烈的民主訴求，他們主張的平等是希望一個權威來實現。所以，對於他們中的主流來說，未必有強烈的觀念在支配自己反鄧，更多的是因為利益，他們反鄧，是要表達對改革的不滿，通過反鄧，來否定改革。

所以，問題並不全出在鄧，而是出在改革。那麼，在這幾十年中，尤其是晚近十多年中，中國改革出現了什麼問題？

“GDP政府”與“裙帶社會主義”

我認為有兩大問題。一個是政府GDP主義，我稱之為“GDP政府”；一個是由裙帶和腐敗構成的食利階層，我稱之為“裙帶社會主義”。

GDP政府也就是以GDP為取向的政府。政府之所以要以GDP為取向，並作為衡量官員能幹與否的標尺，根本原因是執政黨要把GDP作為政績合法性。文革摧毀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在面臨普遍貧困的國情下，執政黨只有快馬加鞭，把經濟搞上去，才能解決貧困問題，改善民生，因此，執政黨只能把執政合法性，建立在GDP上，釋放人們原始的發財致富的欲望。這或許就是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原初本意。

重視GDP當然可以，但不能將經濟建設等同於GDP，更要看到GDP取向的政策後果。尤其是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需要適時改變這一發展取向，否則就會產生很大問題。GDP取向的政策後果，必然是重生產輕分配，重建設輕公共服務，重資本輕勞動，通過低成本人權優勢，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

裙帶社會主義是相對於裙帶資本主義而言的，也就是在經濟活動中縱容權力和關係尋租致富，特別是通過對政治領導人的血親、姻親、朋黨關係的捆綁，將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形成一個個尾大不掉的權貴富豪家族。

裙帶社會主義的產生，源於不受控制的政府權力，政府主導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和政治資源，參與生產經營活動，它的後果就是少數權貴瓜分國民財富，成為食利者，並導致腐敗盛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裙帶社會主義也是我們平常所稱的權貴資本主義。

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GDP政府和裙帶社會主義所敗壞的。由於國民財富被食利者瓜分，政府壟斷了經政資源，從而形成了貧富的兩極化，以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為主的底層民眾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社會進入了一個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贏家同吃時代。人們對這樣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是可以想見的。

我們看到，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於文革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釀成了全民一心思改革、盼改革的局面，但在最近十多年來，人們只要一聽到政府談改革，就本能地對改革警惕，有一種害怕和牴觸心理，這就是一個鮮明的對照，也是今日社會極左思潮重新抬頭，普羅大眾對改革不滿的原因所在。執政黨雖然發覺到了社會的不滿，但由於既得利益的阻礙，以及對執政穩定性的擔憂，在這方面仍沒有本質改變。

鄧小平該不該為出現這種局面負責？按理說，他1997年就去世了，改革後來出現的種種不良現象與他無關。但既然改革是由鄧發動和領導的，他確定了改革的方向，理論上他是要承擔責任的。換言之，鄧為改革失誤代過，人們把不滿發泄在他身上，似乎也無可厚非。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後果

在鄧的改革思想中，有一條重要原則，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當初他提出這一原則時，本意是要通過先富帶動後富，來實現全民的共同富裕，而絕對不是以社會的多數人陷入相對貧困為代價的，對此，他還警告過，如果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就說明改革失敗了。

然而這條原則實際實行的結果，卻恰恰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因為在一個權力支配市場的體制下，先富起來的人只能是靠權力最近的人，而誰靠權力最近？當然是官二代、紅二代，尤其是官二代、紅二代中的少數權勢家庭。事實上，當時執政黨為讓紅二代不參與干預政治，有意將他們趕向商場，賦予他們各種各樣的政策優勢，變現為財富。可以講，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是一部權錢交易的市場經濟，黨政幹部領導在參與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獲得了包括經濟利益和政治升遷在內的私人收益，而執政黨為保執政穩固對這種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展示出了巨大的容忍度。

總之，改革的“GDP政府”和“裙帶社會主義”傾向，顯示在改革的價值觀上，不以民為本，把人作為目的，而是以權為本，將人作為工具。這是造成今日社會一切惡果的根源。要糾正改革的政策失誤，就需要校正改革的價值指向，而要校正改革的價值指向，前提是必須實行民主。

當然，民主是一個過程，在現階段，對執政黨來說，必須有意識地擴大普羅大眾對改革的參與，提高他們在政府決策中的話語權，限制權力之手。

話語權關繫到改革成果的分配問題，普羅大眾正因為對關係自己切身和長遠利益的改革沒有發言權和話語權，所以他們只能被動地承受改革加諸於他們的後果。這種狀況必須改變過來。否則，就很難減少普羅大眾對鄧小平的反感，極左勢力就更會藉助大眾對鄧的不滿，來否定改革的合法性。

故我們在捍衛鄧小平的同時，對鄧的失誤需要修正，應基於正義原則和共享目標來重新設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