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革越向前，反对邓小平的人反而越多？

原创 2017-02-20 邓聿文 聿论

2月1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这一天的社交媒体，满屏皆是邓小平。这当然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一种民意，即是对当下中国改革停步不前的不满和无奈。但官媒的态度有点耐人寻味，并未大张旗鼓地纪念，有人把这看作官方对邓态度转向的一个微妙信号。是否如此，有待观察。

但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和舆论场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评价发生了分化，有学者就认为，邓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改革开放不是邓预先设计的，但改革的许多大胆的措施，如果没有邓的“许可”，就推进不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称邓为“总设计师”恰如名分，“总设计师”却有些名不副实。

“挺邓派”与“反邓派”

不管如何称呼，官方和党内改革派以及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邓的评价还是以肯定为主，邓这杆大旗，还是要举的，官方的正统评价是，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他们总体上可称为“挺邓派”，在中国目前的舆论场还占据主导地位，邓忌日社交媒体对邓的纪念，就表达了这一派中的改革派希望借助纪念邓而推进徘徊不前的中国改革。

然而，在肯定和高举邓之外，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股反对邓小平的强大势力，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以文革受益者为主的极左人士；二是以“陆四”受害者为主的极右人士，三是以底层劳动者为主的在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的普罗大众，包括部分对改革失望的左派知识分子，上述三部分人虽然反对邓小平的目的不同，但总体对邓持否定态度，共同构成了反邓力量，可称为“反邓派”。他们虽然在舆论场不占主导，但在民间和社交媒体，有越来越壮大的趋势。

毛和邓是执政党在不同阶段出现的领袖，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出现的两个影响历史的人物，从其他国家来看，很少有对本国领袖的评价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甚至截然对立的，这正说明了中国的复杂和转型的困难。

一般而言，由于文革，对毛的评价出现分歧可以理解；而邓发动的改革，总体让中国多数民众摆脱了贫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改善，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社会也很开放，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对邓的评价却由前期的相对清晰变成后来的逐渐模糊，乃至今日的泾渭分明，就不能不说明问题了，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用在对邓的评价上也合适。为什么对邓的评价越到后来分歧越大，普罗大众中反邓者越多？

“反邓派”的光谱分析

我们先分析“反邓派”的结构。在这三部分人中，第一和第二种人是坚定的反邓者，前者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失势和失利似是必然，因此他们反邓既有理念的因素，也有利益成分。后者因为有陆四这个事件的存在，无论中国今后是否实现民主，要他们原谅邓在陆四中的行为，似乎也不可能，他们反邓不但出于自己的理念，更出于事件本身。这两股力量，虽然在反邓上目标一致，但于他们本身而言，却又是敌对的。他们主要是早期的反邓派。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人，这部分反邓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和前述第一种人即极左人士正在合流，后者提供前者意识形态武器。中国社会自去年以来极左势力急速膨胀，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占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定点清除，就是这两股反邓者合流的表现。

第三种人之所以反邓，是出于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而把对改革的不满投射在邓身上，要邓来承担改革的过错。对于他们来说，怀念毛不过是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真的想回到毛时代，这使他们和极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像陆四受害者那样有着强烈的民主诉求，他们主张的平等是希望一个权威来实现。所以，对于他们中的主流来说，未必有强烈的观念在支配自己反邓，更多的是因为利益，他们反邓，是要表达对改革的不满，通过反邓，来否定改革。

所以，问题并不全出在邓，而是出在改革。那么，在这几十年中，尤其是晚近十多年中，中国改革出现了什么问题？

“GDP政府”与“裙带社会主义”

我认为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政府GDP主义，我称之为“GDP政府”；一个是由裙带和腐败构成的食利阶层，我称之为“裙带社会主义”。

GDP政府也就是以GDP为取向的政府。政府之所以要以GDP为取向，并作为衡量官员能干与否的标尺，根本原因是执政党要把GDP作为政绩合法性。文革摧毁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面临普遍贫困的国情下，执政党只有快马加鞭，把经济搞上去，才能解决贫困问题，改善民生，因此，执政党只能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GDP上，释放人们原始的发财致富的欲望。这或许就是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初本意。

重视GDP当然可以，但不能将经济建设等同于GDP，更要看到GDP取向的政策后果。尤其是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需要适时改变这一发展取向，否则就会产生很大问题。GDP取向的政策后果，必然是重生产轻分配，重建设轻公共服务，重资本轻劳动，通过低成本人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裙带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裙带资本主义而言的，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纵容权力和关系寻租致富，特别是通过对政治领导人的血亲、姻亲、朋党关系的捆绑，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形成一个个尾大不掉的权贵富豪家族。

裙带社会主义的产生，源于不受控制的政府权力，政府主导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和政治资源，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它的后果就是少数权贵瓜分国民财富，成为食利者，并导致腐败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裙带社会主义也是我们平常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

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GDP政府和裙带社会主义所败坏的。由于国民财富被食利者瓜分，政府垄断了经政资源，从而形成了贫富的两极化，以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为主的底层民众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赢家同吃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是可以想见的。

我们看到，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文革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酿成了全民一心思改革、盼改革的局面，但在最近十多年来，人们只要一听到政府谈改革，就本能地对改革警惕，有一种害怕和抵触心理，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是今日社会极左思潮重新抬头，普罗大众对改革不满的原因所在。执政党虽然发觉到了社会的不满，但由于既得利益的阻碍，以及对执政稳定性的担忧，在这方面仍没有本质改变。

邓小平该不该为出现这种局面负责？按理说，他1997年就去世了，改革后来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与他无关。但既然改革是由邓发动和领导的，他确定了改革的方向，理论上他是要承担责任的。换言之，邓为改革失误代过，人们把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似乎也无可厚非。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后果

在邓的改革思想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当初他提出这一原则时，本意是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而绝对不是以社会的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为代价的，对此，他还警告过，如果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就说明改革失败了。

然而这条原则实际实行的结果，却恰恰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在一个权力支配市场的体制下，先富起来的人只能是靠权力最近的人，而谁靠权力最近？当然是官二代、红二代，尤其是官二代、红二代中的少数权势家庭。事实上，当时执政党为让红二代不参与干预政治，有意将他们赶向商场，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政策优势，变现为财富。可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一部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党政干部领导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升迁在内的私人收益，而执政党为保执政稳固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展示出了巨大的容忍度。

总之，改革的“GDP政府”和“裙带社会主义”倾向，显示在改革的价值观上，不以民为本，把人作为目的，而是以权为本，将人作为工具。这是造成今日社会一切恶果的根源。要纠正改革的政策失误，就需要校正改革的价值指向，而要校正改革的价值指向，前提是必须实行民主。

当然，民主是一个过程，在现阶段，对执政党来说，必须有意识地扩大普罗大众对改革的参与，提高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限制权力之手。

话语权关系到改革成果的分配问题，普罗大众正因为对关系自己切身和长远利益的改革没有发言权和话语权，所以他们只能被动地承受改革加诸于他们的后果。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过来。否则，就很难减少普罗大众对邓小平的反感，极左势力就更会借助大众对邓的不满，来否定改革的合法性。

故我们在捍卫邓小平的同时，对邓的失误需要修正，应基于正义原则和共享目标来重新设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