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吞噬我们的耕地

中央电视台《国情备忘录》项目组

“苏湖不再熟，天下不再足”

江苏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是一句自中国南宋时期开始流传的民间谚语。苏指苏州，湖指湖州，处于太湖流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就是农业高产区。

如今，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曾经的鱼米之乡，那种粮船穿梭，繁忙运送粮食到全国各地的胜景早已不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的诞生地无锡锡山，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现在却面临着土地紧张、环境污染、原生态消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也成为“苏南之痛”。

“锡山可供开发的土地并不多，土地的约束也越来越明显。”锡山区政府办公室王洪执说。锡山原本就是一个资源缺乏区域，在苏南模式不断推动中，土地、能源等资源进一步减少。历史上素有“四大米市”之首称号的无锡，现在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56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5%，粮食自给率仅为45%。

在锡山芙蓉村老街上，张建丽经营着一家粮店，在粮店门口的墙上，挂了一个简易的招牌，上面写着“正宗本地大米”，而在她的店里，更多的是袋装的东北大米。当大米产地被质疑时，她这样说道：“鱼米之乡?快没大米喽。”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无锡水乡的生态文化在逐步消失，变成世界工厂，厂房、烟囱林立。“20年前，这里方圆几十里，都是田地，有好几个村子呢，现在就剩这一小片喽”。钱老汉坐在没了源头的小河边，一边钓鱼一边回忆往昔，面前的这条河，将现在还住着三四十户人家的施家庄分成南北两半，深棕色的河水散发出怪味，偶尔还有附近的村民在河里洗衣服。

但是，随着工厂的不断扩建，这个被工厂包围的“世外桃源”，可能不久也会消逝得了无踪迹。

“建成一座现代工业重镇，也许只需要二三十年时间，但小桥流水的江南乡镇所特有的文化内涵的形成，却是由千百年历史积淀而成。这自然环境之外，人文环境的代价是否也值得深思?”在鱼米之乡正在转化成世界工厂时，《人民日报》的时评这样说。

大量耕地锐减，稻香蛙鸣变成车间的轰鸣声，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身份，这就是迅速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结果之一。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容忽视。昔日的水乡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原生态文化缺乏环境的滋养，工业污染从地表向地下水渗透，而最终承受工业化带来阵痛的是土地。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土地环境是不是一定要恶化?

被工业化侵蚀的耕地

中国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中国GDP每增加1%占用的耕地，平均算下来，几乎是日本在经济发展高速期的8倍。

从1992年上半年开始，一些地方出现了“开发区热” “房地产热”。一时间，乱办乱建开发区成风，几千个开发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土地房产炒卖如火如荼，尤以海南的海口和广西的北海为甚。“两热”中，大量耕地被圈占用于开发区、商品房开发。广西的北海1992年一口气设立了二十多个开发区，两年后决意“大清洗”时，市政府想建一个图书馆，苦于土地被圈殆尽，居然找不着合适的地方。

另据2008年国土资源部督察核实，发现53宗5823亩土地存在闲置等问题。据统计，1998—2007年，开发商在全国购买的房地产用地达28亿平方米，但目前进入施工阶段的仅有17亿平方米，尚未开发的土地面积达11亿平方米。可见，“城市闲置土地”现象十分普遍，已经开发的土地也存在严重浪费现象。

建设部部长忧心忡忡，“当前城镇建设中土地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城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城镇综合质量的提高和功能的正常发挥，严重降低了城镇的承载能力，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佛山是广东的一个缩影。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也是目前全国耕地减少最多的地方。面对生存和发展，二十年来广东人内心承受的矛盾，或许只有这里的人自己才能体会。

他们在仅占全国1.8%的土地上，为国家贡献了l／8的GDP和l／7的财政收入；他们要为来自全国的外来打工者提供居所，为他们致富拓展空间。(注：此处数字疑不准）

佛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规划与耕地保护科科长李溟告诉我们：“截至2008年为止，佛山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1亩，远低于全省的0.45亩的平均耕地占有水平。”

土地紧张，不仅仅是在广东，每一天，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数不清的建设项目等待着土地。

2008年，昆山、顺德、江阴、张家港、常熟、南海、萧山、武进、绍兴、太仓入围全国10强县。这里也是中国优质耕地的密集区。经济增长的背后，使10强县土地减少速度惊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10强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程度超过三分之二。即便是在2008年国家控制最严的时候，10强县的耕地面积还平均减少了五千多亩。

工业化有喜有忧。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减少，只不过中国过于剧烈。工业园区、巨大的厂房、学校、商业区、成片的住宅楼，就像一个个饥饿的嘴，都在等待着。土地!土地!每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脚步，都离不开土地。

在总量上，至2005年年底，全国的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为3.9亿亩，交通运输用地0.35亿亩，水利设施用地0.54亿亩，大多数已达至4.8亿亩。在人均数量上，即使按全国16亿人口高峰估算，现阶段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已接近200平方米。

当一个个工业园区行将倒闭的时候，他们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之初，或许不会想到，有一天也会成为一片废地；当一个个占地面积巨大的大学城在中国大地拔地而起的时候，争议也随之而来，没有人说得清它们的未来是忧还是喜?当大块大块的土地被轻而易举地拿走，又被轻而易举地搁置时，却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和老天争夺每一寸土地。

而就在中国可利用土地每天都在减少，土地质量逐年下降，土地结构发生巨变的时候，在一些地方我们还能看到土地利用的奢华场面。

1984年，我国大陆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在广东省中山三乡建成。此后，高尔夫球场兴建之风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建成的高尔夫标准球场已有二百多家，还有近百家球场仍在建设中。预计到2010年，全国的高尔夫球场数量将达到500家。

曾有一位香港人对内地高尔夫球场的“疯狂长势”表示震惊。“香港700万人才有3个高尔夫球场，深圳同样的人口却有13个球场，真是难以置信”。在他看来，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土地资源的稀缺度三方面综合考虑，深圳建3个高尔夫球场就足够了，整个广东省也不应超过10个。

就在高尔夫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时候，另一项耗费土地的贵族项目也在中国悄然兴起。

在北京郊区的某个跑马场，偌大的跑马场上既看不到策马扬鞭的场面，也听不到马的嘶鸣声。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个场子真正的用意是跑马圈地。

2009年4月，江苏太仓也传来修建跑马场的消息，据当地媒体报道，该项目仅前期占地就有20亩，预计规划是4500亩。

如此众多大型跑马场的出现，似乎表明赛马已经成为中国人新的运动宠儿，跑马场真的成了中国人新的娱乐休闲场所吗?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跑马场不景气，票都卖不出去。但关键在于拿到土地，以跑马场的名义拿地比较容易。然后再改做其他用途。先把土地圈起来，因为土地会增值，一旦等到土地升值便抛出，然后就可以获利。”

醉翁之意不在酒。1400亩、2000亩、4500亩，一个个惊人的数字，在提醒人们：“跑马圈地”不容小视。

2008年6月，审计署公布土地出让金审计结果逾1541公顷，农民土地被建高尔夫球场和别墅1864亿土地款管理违规。十一市以租代征农民土地1541公顷建球场和别墅。

承载着5000年的农耕文明的中国土地，正在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激烈地变化着。与石油、煤炭等能源相比，耕地的替代性更差，石油、煤炭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寻找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替代。没有了土地，谁有足够的重量承载我们的生活?

工业化程度越高，被占用的中国耕地就越多，中国耕地进入囚徒困境。要耕地，还是要发展，还是两者兼顾，耕地又给中国出了一道难解的大问题。

耕地哪里去了

除了工业化建设，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都在破坏中国原有的耕地版图。

其中，生态退耕是耕地减少的最大因素，在减少的1.2亿亩耕地中，生态退耕8065万亩，占70.9%。

生态退耕，指的是因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和还湖的耕地。主要目的是改善农业和整个生态，提高林产品比重，缓解和减少耕地的水土流失、沙化和污染。

关于退耕还林，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以退耕还林主要为巩固成果，不再扩大规模。2008年，全国退耕还林面积仅11.4万亩。

耕地是土地资源中最精华的部分，为稀缺资源。不但耕地的数量有限，它的质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利用过度，耕地终将终结它的耕种使命。耕地利用过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重视用养结合，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变小，吸附营养物质的能力减弱：在灌溉过程中，不注重灌排结合，造成盐分在土壤表面的积累，导致土壤盐渍化；农药、化肥、污水、垃圾等物质造成土壤污染。

中国的耕地，正在遭遇耕地过度使用的威胁。

在中国最大的连片集中分布的优质耕地——黄淮海平原，由于耕地集约化利用过度，过度抽取地下水，已经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大量耕地资源的持续利用，面临着水资源的制约。

素有“三湘沃土”美誉的湖南，是全国粮食、棉花和植物油的主要产区，由于耕种过度，现在面临着肥力下降的危险。1997年，高产田地占当地耕地的34.37%，但目前所占比重已经下降至26.67%。

中原大地河南，曾有“中国粮仓”的美称，目前也存在耕地退化问题，大多数耕地含钾、磷不足，22%的耕地磷、钾俱缺，其他微量元素缺乏也十分明显。调查发现，农药、农膜和化肥的不合理使用，也加剧了耕地环境的恶化。

在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造成的污染耕地有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项合计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

自然灾害，也日益影响着我国的耕地质量。在河套平原、甘肃、内蒙古等地，一片片耕地，逐渐变成黄沙王国。几个世纪后，我们的子孙可能要居住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之中。

最近30年，对中国农业影响最为严重的旱灾频频袭扰中国。

1978年，全国受旱率26.8%。其中苏、皖、川、鄂4省受旱率超过30%。

1985年，全国受旱率16%，陕西和河南旱情比较严重。新疆春旱，全疆23个县受旱。

1986年，全国受旱率21.5%，重旱区在华北、西北和内蒙古。蒙、陕、冀、豫受旱率大于等于40%。

1987年，全国受旱率17.2%，山西夏秋冬连旱，全省出现近百年一遇的径流枯年。 1988年，全国受旱率22.7%，辽河水量偏少4成；珠江支流西江水量偏少5成。

1989年，全国受旱率20%，新疆也发生了多年少见的大旱。

1990年，全国受旱率12.2%，南方伏旱范围较广，部分地区伏秋连旱，旱情严重。

1999—2000年，被称为世纪末大旱。成灾面积、绝收面积和因旱造成粮食损失均为建国51年来最大值，旱灾波及全国二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9年大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北方冬麦区旱情为30年一遇，小麦主产区旱情为50年一遇。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全省7000万亩农田，4519万亩农田受旱。而中国农业自然灾害中，还有水灾和蝗灾。西方学者因惑于我国灾情之重，一度直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

优质耕地生产能力渐渐衰弱，其他耕地质量更是难以保证。全国有9100万亩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坡度在15度至25度之间的耕地还有近2亿亩。在黄土高原，陕西榆林县，3200个农户都是通过漫坡撒种来耕种，但一个山头收获的粮食却是少得可怜。

耕地的减少，是无法绕开的历史命题，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不能成为占用耕地的理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放慢土地减少的速度，保证优质耕地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