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初，流亡纽约的高耀洁在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布了她最近写下的一份简单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简单安排。“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自1996年在郑州一家医院会诊遇到第一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后，高耀洁开始了相关调查工作。为了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与艾滋孤儿，揭发这场灾难后面的重重黑幕，她不仅耗尽上百万家产，也让自己成为中国官方重点监控与打击对象。她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特别是2007年初和2009年初美国、法国分别向她颁发人权奖时，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以致于不得不远走他乡。2009年5月，已经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离家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广东，最后，2009年8月，她到了美国。“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短短几年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
按中国虚岁算，今年12月19日高耀洁整整90岁了。今年8月，一场严重肺炎，让她感到自己的健康又有所下降，她决定为自己再立下这份遗嘱，并公之于众：“我希望自己去世后被火化，不留坟墓……在我死后尽快地将我的骨灰撤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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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在纽约曼哈顿的小公寓里，高耀洁接受了采访。她一边讲中国艾滋病人的故事，一边拿着她来美国之后写的有关中国艾滋病的书。她的回忆录《高洁的灵魂》一书序言为河南《大河报》原常务副总编马云龙所写，其中有云：“震动世界的是高耀洁的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在四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高耀洁老人的“天使之怒”，甚至有一次她抹着眼睛指着窗外说：“我还真不如从这楼上跳下去，跳下去就看不到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了。”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期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发现现存活的感染者57.7万，死亡18.2万，其中性传播为主要途径。高耀洁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人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在她看来，中国因卖血经济而蔓延的艾滋病血祸也像一场屠杀，堪比“六四”，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不诚实，不“实事求是”。
访谈内容经过高耀洁确认。
2016年10月，高耀洁于纽约曼哈顿的公寓。 BY LUO SILING
问：您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份声明？主要担心什么？
答：我为啥要写这个声明呢？2005年，我丈夫咽癌病重的时候，我们就想过水葬，不能留坟墓，因为在河南，坟墓的产权只有20年，过了20年后，按无名氏处理，你还得再交钱才能保留；另一方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有人利用我的名字，谋名求利。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学坏了，如今中国啥都不多就是骗子多，而且传染到全世界。比如电信诈骗，满世界输出。台湾多美国也有不少。我在美国也遇到不少，连艾滋病病人的钱都骗走了，有人利用我的名字募捐，还有人直接骗我300本书，还有人比这更坏。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去年，有人提出要把我葬到安葬宋美龄的那个墓地，我不同意。她就说我傻了，我说我不是傻了。我不想让别人利用我。此外，水葬还得让我儿子完成。他是我三个孩子里最聪明的一个，13岁的时候受我牵连坐了3年冤狱（文革一开始，高耀洁由于出身地主家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拉去游街，还被关了牛棚——编注），平反后，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所大学教书，十几年后他当了教授，做了院系主任，但他仍然胆小怕事。我现在跑出来了，他担心姓高的，也就是我娘家人出来干涉我的水葬，说他不孝顺，把我扔去水中了。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严正声明，昨天（指10月8日）又写了一份正式遗嘱给律师公证了。我死了之后，骨灰还得让我儿子往黄河里撒，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在法律上任何人无法代替，不能干涉。
问：2009年，你出走到美国，当时你说要告诉全世界艾滋病疫情真相。你想说的真相是什么？
答：我只身出走，就是为了把这些艾滋病疫情的资料带出来，留给后人，告诉后人这段历史真相：这场“血祸”是因为官方的“血浆经济”导致的。我来美国之后也没闲着，写了七本书，还有一本小书，一共八本书。你看了这些书就明白，中国艾滋病的祸源是“血浆经济”，不是河南一个省，全国都有，河南是重灾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就出现了。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后大力推动，使河南农民卖血成为风潮。特别是由于1992年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李长春严重渎职和怂恿，卖血成为河南农民的一种“产业”，在河南大力发展，几年时间，河南遍地血站，仅合法的血站就230多家，不合法的不计其数，导致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当年血站多的地方，就是如今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地区。经过5至8年的潜伏期，1998年至2004年间，李克强继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继发病并死亡。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毁灭的不仅是患者个人，还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甚至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庄凋敝，满目疮痍。
如果说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是祸首，那么李长春等则是导致这场血祸的罪魁。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我现在正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2004年官方开始承认这场艾滋病疫情的存在，河南向38个“艾滋病村”派去了医疗组。但除这38个村子外，还有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其他省份更是没有。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登记艾滋病人材料，发病了每一个月给200元，没有发病的人每一个月给150元，但是有一个条件，传染原因那栏得填“性传播”或是“商业传播”，上级要求。咨询表上不能写血液传播。这些“马屁精”还在捂盖着。什么是“马屁精”知道吗？就是那些专门拍着上面官员马屁的人，不让世人知道真相，掩盖真相。不让他们说是卖血，说是同性恋或是吸毒等商业传播。由于官员隐瞒疫情的做法和极力掩蔽其前任的斑斑劣迹“捂盖子”，并对举报者和上访者进行打击的高压手段，使得疫情不仅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反而恶化。
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疫区情况捂盖着，美其名曰“艾滋病保密”，不让任何人揭发，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凡是有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扰，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村里若是有陌生人去，揭发，揭发一个人50元，当年对我的悬赏是500元。中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处理一个人，那些卖血的血官，一个都没有处理，还在竭力掩盖。比如说有一个团派女官，去韩国美容院割过双眼皮，人们就叫她“双眼皮”，是我们河南地方大官，她在当地作恶很多，“血浆经济”的支持者，现在还在政协。我和李克强说过这个人。2004年1月23日，当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找我谈话，他说：“河南的防艾工作搞得如何好……”我慢腾腾地回了一句《论语》里的话：“昔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李克强书记听懂了，他说：“对，我应当亲自下去看看。”不管是真是假，他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也没对我有报复行为。2003年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也会见过我，谈了三个半小时全给了我一个人。她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我说：“那是在骗你。不信，我马上雇车拉你去看看。”她是相信了我说的。但有些马屁精就告诉他们是性传播、是同性恋。
问：习近平当政后，官方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答：如今官方应该说间接承认了这场“血祸”的存在。我有两个证据，一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2015年9月，彭丽媛在联合国演讲，提到一位父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的5岁孤儿高俊，安徽人，如今这孩子15岁了。这是彭丽媛担任预防艾滋病大使（指2006年1月中国政府任命彭丽媛为中国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后接触的第一个受艾滋病伤害影响的孤儿。第二个证据是2015年12月，杜聪的智行基金会做的“艾滋遗孤救助”项目获得了中国民政部颁发的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杜聪是2002年因工作项目原因来到中国内地农村的，看到艾滋村的状况后，开始进行艾滋孤儿的救助，目前，他的智行基金会的救助金额累计近2亿人民币，资助人数已超过两万人，其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儿六百多人，传染途径一是输血，二是母婴。当然，杜聪有杜聪的背景，他是孙中山的旁系，香港人，后移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又在哈佛大学拿了硕士学位，先在华尔街工作，后在香港工作。他也不要中国的钱，满世界找钱。我们也一起进艾滋村被抓住过，但很快又放了。但是，对于艾滋病的真相，官方依然采取欺骗、打压的态度。
2014年3月28日到5月27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河南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入住郑州黄河宾馆的第一天，首批来自各市县300多名“血浆经济”的受害者，列队出现在宾馆前等待中央巡视组递交投诉书，却被各级政府出动的官员和警员用各种方式拦截。此时，《河南日报》还翻出了2013年10月31日的通报刊登：“全省累计有5.9万人感染艾滋病。”之后，几大新闻网站播发，又被国内其他媒体发出，将这场大灾难的受害人数缩减为5.9万人，这个数字远不及真实数字的一个零头，不仅让几十年来几十万受害者的举报前功尽弃，也让几十万冤魂无处诉，更是让处于苦难深渊而不能自拔的几十万受害者，无路可走。由于权贵势利的保护，要想将河南艾滋病真相大白于天下，难！
问：如今这场血祸控制住了吗？
答：1995年，河南开始关闭血站，但非法的血站依然有。我看报道，去年还有四个卖血站被抓，北京三个，南京一个，当然，没被抓到的非法血站肯定还有。艾滋病毒蔓延也没有完全控制，去年我看报道，河南开封地区通许县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动手术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病毒，这说明献血的人还有问题。可惜，这场“血祸”的受害人不会说话，他们都是农民，没文化，说不出来。起初官方让他们献血，出了问题，就不管了。他们不知道说，不会说“大屠杀”之类的话，也没有力气去说，他们觉得命该如此。他们若是能说出来，国内国外的人对待他们哪怕有对待“六四”的十分之一那样，他们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近年来他们也开始上访维权，可是他们的境遇还是很糟糕。我还帮助过160多个艾滋孤儿，这些孩子有些争气，有些不争气。有的十几岁的孩子，对我说，我要去打工，挣大钱。我说，你还一个孩子，没有文化，也没技术，怎么挣大钱。还有一个孩子，胳臂上刻了一个“仇”字，说要去杀了血头。这些孩子，真是可怜啊。希望我的读者们能为这些艾滋病人说话。
问：您在美国生活怎么样？
答：我在美国由于言语不通，基本足不出户。我这个公寓包括水电之类要2000美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Andrew J. Nathan)帮我找的钱。我年轻时候没给美国干过活，没纳税，现在也不好意思和美国政府说。虽然我不是混吃混喝的，但美国给我的待遇就是混吃混喝的，我的食品券每月只有87美元。我的稿费、奖金全部用在买书上，向外地赠送了。
我这辈子写过30本书，其中17本是我的专业书，两本是专著，这是要稿费的。另外13本都是有关艾滋病的书，不仅不要稿费，我还买书来送人。这本《镜头下的真相》是双语的，有英语，它还有一个作用。上次我肺炎住院，又拉肚子，我就让人给我带三本到医院，值班护士来了我就送一本，护士看了立马变了态度帮我换洗。后来又换了一个值班护士，我又送一本。所以，这本书还有这个作用。
我早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左腿血栓，这三年已经不太会走路了，有时站立困难，需要护工扶起来。还会晕倒。今年2月26日晕倒，头碰在柜子板子上，从此左侧手足活动无力。今年夏天严重肺炎，身体更加衰落了，遗尿，智力明显减退，阵阵发迷，不会写文章了。有时躺在接待朋友。杜聪来看我，我都是躺在床上和他说话的，信也是让人帮我回复。我现在24小时护工，一个星期三位护工。
在美国我也很忙，平时有不少人来看我，给我送吃的，白面和面条，他们都知道我生活困难，我又不接受任何捐赠，也不卖书。每天至少有6封信，这两天就光忙着接待了。“六四”的人也找过我很多次。我觉得他们有三个问题：一是20多年了，还是群龙无首；二是里面混进了坏人，总是在内斗；三是抓不住重点，重点不是“平反六四”，而是要揭共产党的黑幕，毛泽东很坏，是历史上最坏的一个人。文化大革命不是屠杀吗？大饥荒不是屠杀吗？抗战的时候，共产党不是在后方种大烟卖大烟吗？我对他们的看法就这三条。他们还帮我出过书，硬要加上“六四”，我书的文章和“六四”没有多大关系，我写的是毛泽东的罪恶，“六四”发生在毛泽东死后13年。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艾滋病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说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