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评论毛泽东汇编（上）

（三）著名人士评述

老作家丁玲：毛泽东头脑中确实有帝王思想

在杨桂欣写的《“别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关于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论述，她向本文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别了莎菲》2001年版，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编者的话：

丁玲讲的两个故事，是回忆她与毛泽东的两次对话。她说当时认为毛泽东讲的是“开玩笑的话”，其实，这正是暴露了毛泽东埋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帝王思想，这一点丁玲在经历“文革”以后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这种“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幸。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次大冤案，并由此带来的大灾难，从本质上说，都源于毛泽东的这一帝王思想。

在韦君宜的《反思录》中，笔者只字没有涉及毛泽东私生活的丑事。虽然，早就有所闻，但不屑一顾。行文至此，不妨将有关史料汇编成文，题为《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附：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本来对毛泽东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说什么，但鉴于丁玲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极其扼要地作些补充说明，证明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个典型的惯于扶弄女性的大流氓！这是当代秦始皇的两个侧面。一个号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是这么一个货色？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丁玲讲的第一个故事中，其中第一段关于“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为“铺垫”，关键在于引出“封三宫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据说丁玲在另一场合就透露当时的情节：

“毛泽东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

这一情节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当年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泽东青睐。既然毛泽东讲了这个敏感问题，动手动脚就不足为奇。

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遭踏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关于孙维世：

她是烈士后代、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去苏联访问，孙维世任俄文翻译组组长。在列车上，有一次毛泽东约孙维世长谈，……突然一双大手搂住了她，抚摸了她。她浑身都颤怵着，……这晚上她以纯真的处女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编者注：说白了，就是奸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来，跑到她爸爸周恩来的车厢。孙世维投进了爸爸的怀抱，痛哭起来。最后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说了出来。周恩来恨得直跺脚，气得煞白了脸。他嚷了几句。……他能说什么呢。去大闹一场，去提出抗议，……周恩来凡是顾全大局，一切为了大局，一辈子服从大局，……对女儿，周恩来除了心疼，就是忍让，……他有整整两天脸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过孙维世的事，周恩来夫妇婉言相谢。理由是孙世维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来夫妇做主，把爱女嫁给了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孙维世受尽酷刑，惨死在江青手里，时年仅39岁。江青之所以对孙维世恨得咬牙切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毛泽东破了处女之身。

关于上官云珠：

她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上海住进西郊宾馆一号院。柯庆施深知毛泽东的圣意（指毛泽东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对江青的不满和对上官云珠的赏识），通过柯的巧妙安排，终于让上官云珠在西郊宾馆一号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泽东离开上海。……

1963年春天毛泽东又去上海，在西郊宾馆一号院再次与上官云珠幽会并诗赠“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诗·小雅”。

1965年夏天，毛泽东从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云珠带进了中南海，以按摩师身份住在丰泽园里生活服务组。只有张玉凤一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她随毛泽东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内小住，见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形同幽禁，她这才懂得禁宫生活的厉害。由于毛泽东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务繁重，上官3、5天都见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无限凄凉。……后来上官云珠随毛泽东专列回了上海。

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关于张玉凤：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18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

“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

“她才40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18年嘛。”

在写完了上述情节后，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笔者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31～232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

卢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题为《论“文革”之乱及杀人事

件》的《后记》一文的第十节全文较长，论述了在1968年在全国普遍出现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惨案。现仅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用心不专，办法不多，成绩不大，镇压反对派却极有心得。始终不相信知识分子，对‘自家人’尤其爱往死里整。

“‘四类分子’在农村被管制的种种情状，构成中国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四类’后来增加‘右派’，成了‘五类’，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另类，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生命没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类’当人看，那么，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当人看。他们认为需要时，就把可以不当人看的人，例如为了图谋钱财，为了报私仇，像牲口一样加以杀害。……

“……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段日子，……听说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打死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兴县发生一桩集体杀人事件。经后来查实是：头天晚上，这村里一口气杀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下面作者又列举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例，从略。接着作者写道：

“‘文革’因毛泽东而起，‘四人帮’倒台才结束。毛泽东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到极致，把一条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使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突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出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从摧残文化开始，直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切神圣的经典、权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炼狱般的考验。发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杀，集中表现了‘文革’理论、路线、政策的全部荒谬性。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没有对这场灾难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极大的错误，但光说错误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

“罪恶未能清算，历史了悄悄翻开了一页。

“……至于杀人集团的主谋和凶手，从他们杀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编者注：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毛泽东能摆脱这个命运吗？）

编者的话：

就目前的政治现状看，新一代的最高领导层依旧把毛泽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仍向他顶礼膜拜，作者敢于提出如下的两个触目惊心的观点：“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这两个问题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开视野！每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应该作如是观！

著名作家夏衍评价毛泽东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央顾问委员、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夏衍。在应邀参加党对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时，给毛泽东作的结论是：

拒谏爱谄，多疑善变， 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喜搞女人，道德败坏。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 ＊ ＊ ＊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

“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

“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

“……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 ＊ ＊ ＊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史学家唐德刚：和刘邦、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是“同一种动物”

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说：

“他（指毛泽东）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最后把全国人民整到绝境。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他认为：

“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

毛不讳言，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他自诩的“虎气”和“豪气”。唐居然说：

“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

身为大师，何出此言！平时为文，用词遣句是准确而老到的。是失语，还是调侃，还是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愤之词呢？

（上文引自丁弘著《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　　　　　＊　　　　　＊　　　　＊

编者的话：

用“同一种动物”这个词来论述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听起来有些刺耳，曾拟将小标题改写为“同类”。后来一想，为尊重原作者的观点，又恢复原来的小标题。

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必定会有合乎实际的定论。在目前既有“禁区”，严格控制舆论界，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走“民主、法治”之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什么“禁区”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谈！史学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就与此有关。

在诸多评价中，归纳起来，无非是三种：一曰毛泽东依然是“神”，应当继续向他“顶礼膜拜”，这种人不是“左爷”，就是奴才或者还习惯于跪着的人；二曰毛泽东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泽东是“魔”或“动物”，这是一批对毛泽东暴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专制主义者，在毛泽东面前，都是望尘莫及的！通过三年“人祸”，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通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语），仅这两笔血债，说毛泽东是绝灭人性、丧尽天良，决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的人来。从这一角度看，说毛泽东是“魔”或“动物（即畜牲）也是讲得通的。大史学家唐德刚这么评说，也无可指责。

当然，对编写史书的人来说，还是应该理智一些。把毛泽东当作有罪的历史人物来对待，还是比较贴切的。

唐德刚说：“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像这样评价，于理于法，都是站得住脚的。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评价还停留在《历史决议》的水平，真是太可怜、太悲哀了。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从作者所写的、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一文

中摘录其中的一节。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写的史料与史观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特摘要转录于后。

＊ ＊ ＊ ＊

……

在1949年至1978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000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裹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 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戏剧家吴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这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原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现在仍将双手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暴君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四）外国著名人士评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评述耐人寻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这样评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尼克松这一评述是十分严谨的，对毛泽东是褒是贬，是耐人寻味的。他用了“就可能”一词，说明他对中国的革命发展形势的评定，是注意掌握分寸的。他没有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好像离开了毛泽东，中国就不会燃起革命之火。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即使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之火还是会或迟或早，燃起来的。

相反，他对周恩来的评价，倒是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说：“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燃起的革命之火）就会烧成灰烬。”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稍有政治常识的人，是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这一代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能够认同这一观点的。试想：在“十年浩劫”期间，如果没有周恩来，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后果将更不堪设想？尼克松说的“烧成灰烬”，是有充分根据的，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这说明尼克松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汉学家费正清（美）：

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太可怕了！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长期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个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无限性的权力。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个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他认识到，如同封建社会的真龙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他拥有生杀予夺的、随心所欲的权力，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引自丁弘著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毛泽东是瓷砖上作画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

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最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引自《往事》一书，第221页）

＊ ＊ ＊ ＊

编者的话：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清醒地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就会冲光了。”这样一个极其风趣、幽默、含蓄的评论。应该说，它的内涵是值得令人细细回味的。

资深的记者丁弘先生，仅用三言两语，对李光耀的话作了精彩的补充说明，从而让人们能更深刻领悟李资政这句话的哲理；最后作为结束语，丁弘又借用李达“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用“点睛之笔”，评价了毛泽东的晚年。

（五） 毛泽东的自述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李平在《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一文中，谈到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在讲谁来当“接班人”时，毛泽东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内心自白。他说：

“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骗的政治。”这是一句私房话、悄悄话，是摆不到桌面上的话，但却是一句“大实话”，是毛泽东一生处世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他在党内斗争中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一策略的。毛泽东这一套“处世哲学”，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一个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怀坦荡，就根本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

从毛泽东的自述的内涵，从四个方面探索。

第一、从党的性质来看：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一心为民，求发展”还是“一心为己，保‘皇位’”。这是区分真、假共产党的唯一标志。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新一代领导班子提出“以民为本”。这些都表明他们是“立党为公”的真正共产党人。这样的领导人必定是“胸怀坦荡”、“心口如一”。根本用不着“让人摸不透”，也根本谈不到什么“会输”的问题。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图发展，图国富民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怎么会有“输不输”的问题呢？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怎么会是“屁的政治”呢？

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驾地位”，念念不忘想做“当代的秦始皇”。为此，他确实是需要经常去捉摸他身边的哪些领导成员，谁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他就要千方百计去干掉这个假想的“政敌”，并置其死地而后快。这才有谁输谁赢的问题，才需要“让人摸不透”。这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在他的“辞典”里，所谓“政治”就是用阴谋诡计的手段去惩治那些对其“凌驾地位”构成威胁的人。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的“党”，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党”！

第二、从理论方面来看：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怎么管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不辜负人民的重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执行一条怎么样的路线问题：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区分真、假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唯一标志！

无论是当年中国的刘少奇和“文革”后的邓小平，都是执行一条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任务的路线。这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之所以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说穿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每当他感到：他的“凌驾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举起“阶级斗争”这面破旗。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里，有滋生“当代秦始皇”的土壤。因此，毛泽东运用这个“武器”，还真能蒙蔽具有“子民意识”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得意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在于此。

但是，他所执行的却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路线。

第三、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是国富民强，还是民不聊生、让人民饱受大灾难

作为一个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事事处处不让他的同事（指常委们）摸透他的“思想”，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已经向人们证明了：按照他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不妨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1957年初毛泽东亲自召开座谈会，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对党的整风提意见。不久毛泽东就发表党内指示：要准备反击右派进攻。人家说他搞“引蛇出洞”是“阴谋”。他诡辩说是“阳谋”。其实这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让人摸不透”所带来的恶果。

如果从后来的异变情况看，毛泽东的“让人摸不透”，还不在于打出几十万右派分子。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在紧接着掀起反“反冒进”，乘机狠整了周恩来。之后，通过“八大二次会议”就一举彻底推翻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的路线和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凌驾宝座”。

这才是毛泽东当初以“整风”为“切入口”，最终达到打“翻身仗”的目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让人摸不透”的处世哲学，实在是令人深不可测。

其二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跟国外记者和胡志明谈话时透露：他在1962年就有了“倒刘”的想法。只是由于当时老百姓饿肚子，成千万人饿尸遍野，不能动手。在经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的倾力扭转局面，摆脱困境，到1964年底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经过一年半时间背着党中央大搞“地下活动”（详见上面有关章节），让刘少奇们（即在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摸不透”的背景下，终于在最后把刘少奇推入毛泽东所设置的“陷阱”并受尽最惨不忍睹的、绝灭人性的迫害！

本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或分歧，发生在1962年这一极其特殊的一年，刘少奇在看到“三年人祸”导致活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又刚好毛泽东退居二线，由他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他才下定决心：在明知毛泽东不满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了以“发展为纲”的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有悖于毛泽东意志的方针政策。

从毛与刘的“矛盾”本身来说，说到底，刘少奇主张以“发展为纲”，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刘少奇绝对没有“取毛而代之”的思想，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找一个“理由”（借口），把他撤下来就可以了，何必非得置人于死地，而且又是死得那么惨！毕竟是几十年并肩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如果毛泽东稍有一点人性，是决不应该这么狠毒到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地步！

写到这里，借用叶永烈的两句话：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第四、对“核心”的定位：是“紧密凝聚”、“同心协力”，还是“勾心斗角”、“你死我活”

现在还经常提：

“毛泽东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按词义，所谓“核心人物”理应承担起把这个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紧密凝聚在一起，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康壮大道这一神圣的使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素质。这就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这一套手法，更谈不到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这个核心人物，理应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工作中遇有分歧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通过讨论、相互沟通，取得共识。大家都是共产党最高领导班子成员，都是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什么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决不应该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更不应该搞阴谋诡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从建国后的第一个领导集体成员来看，除了这个“核心”和林彪外，后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人，都是非常杰出的、能驾驭全局的、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领导人。他们在三年“人祸”之后，力挽狂澜，扭转局面，取得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

毛泽东这个“核心”是怎么对待这批长期并肩战斗过来的“战友”呢？

被他打倒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最后连他的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折戟沉沙（林彪清楚：他如果不外逃，最后的下场也许比刘少奇更惨）。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是长期“坐冷板登”的，被毛泽东称为“老右派”，“文革”中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陈云被毛泽东诬为“老右倾”，几度“靠边站”。周恩来一辈子无私奉献、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一生受毛泽东的多次迫害，连身患不治之症（癌症）时，毛泽东也不放过。最后留下毛泽东独个儿，一个孤家寡人。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能与他共处的“战友”。这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什么第一代的“领导核心”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还可以补充一点，也许更能暴露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一面。建国初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任弼时，死于1950年，他的遗孀在“文革”中也惨遭迫害。原因是在二十年代，任弼时曾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说：

“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他曾表白：受这一刺激，到延安后就发奋读马列著作。因此，任的遗孀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

确实，毛泽东每次整人，他都没有“输”，但最后又留下什么呢？他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呢？——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对这样一位孤家寡人的最高领导人，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呢？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除了继续欺骗老百姓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谓“核心”一说，其内涵在本质上是含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还是把它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新一代领导班子已不再沿用这个词汇（桂冠），无疑这是英明的！

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

——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30年的绝密档案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摘自去年9月出版的《争鸣》杂志。

张玉凤等所私藏30年的绝密档案，是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于去年7月才搞到的。当然，这种绝密材料，在国内是不可能再泄露出来的。《争鸣》杂志在两个月后就将这份绝密档案公之于众，让世人及时知道内幕真相，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才能办到的。

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大，又无法进一步核实。从所述的情节看，这一史料是可信的。尽管如此，这里只做转录，不加评议，仅供参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汪东兴、张玉凤

毛泽东晚年档案93份不翼而飞：今春（注：指2005年，下同）3月，1993年刑满释放的毛远新被借调到中央档案局，参与整理毛泽东晚年档案资料。毛远新在整理期间，发现有关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档案资料残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经3个多月整理，证实毛泽东晚年档案遗失了93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动组突击“查访”下，汪东兴和张玉凤交出了私藏的毛泽东临终前的22份档案材料。张玉凤收藏的19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为身后人事安排的谈话和指示。

中纪委、中组部曾找了当时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汪东兴、华国锋、张玉凤及李讷多次，但都以“对情况不了解”或“已上交”为由，予以拒绝了。

中央的“7·16”行动：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央警卫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3组，对汪东兴、张玉凤、李讷三家住宅，采取了突击性查访，责令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档案。

汪东兴交出涉及其自身的3份档案材料

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三次谈话中，说汪东兴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层”等。

（据张玉凤说：“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汪东兴召见我，说：‘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关讲话、指示的档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来保管好。没有我和东兴同意，不能动。’汪东兴提出要审查一下档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档案资料给了汪东兴22份。过了一周，汪退还给我19份。他说：‘另3份，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研’。大约过了二周，我问汪：‘什么时候交回那3份档案？’汪答：‘已交给华主席，你不要过问。并要我思想有过准备，交代和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关系。’”）

张玉凤交出19件毛档案材料

毛预言死后一年内会有政变

张玉凤所收藏的19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从1975年12月以来，为身后人事安排、权力分配，焦虑重重，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谁都不信任，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下是部分档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风说：

“我走后，不用一年，会有政局翻天覆地。……结果无非三种：走资派重新上台；右派势力翻天；军事政变，内战展开，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还没有走，已有多个派要抢班夺权。主席一职，总会争的、闹的，互不买账的，历来如此。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人选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说：

“……接班人选搞不好，会有内战，搞不好有反复。我看纪登奎、华国锋、江青，还有毛远新，都能做。但很难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材，他软弱，怕事，对党很忠诚。江青做主席，老的不会服。她得罪人不少，也过于自负。要问一问军队意见，很重要。”

毛恐鞭尸嘱将遗体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毛泽东最后拟定两份接班人名单

1976年7月2日，毛泽东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拟二份名单留着，由你（指张玉凤）保存，到时候交国锋在会上宣读，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这两份接班人的名单是：

一份是：江（青）、国锋、纪（登奎）、毛（远新）、陈（锡联）；

另一份是：毛（远新）、国锋、纪、王（洪文）、陈（锡联）。军队老将不服江。江上，要国乱。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登出《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议论，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至今又已6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

——汪东兴还是“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编者的话：

为什么没有执行？这叫“演戏”，是毛泽东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泽东已有明确批示，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执行。岂不罪该万死。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这个当代的“大太监”，居然敢于违抗“旨意”，拒不执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宫廷密诀”，汪东兴“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图。拒不执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真实意图，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写到这里，想起了当年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事。

原来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不愧是贴身的“大太监”。跟慈嬉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相比，绝不逊色！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讷、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他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一点说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泽东与波尔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中共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这是我党奇耻大辱！现摘录原文如下：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7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六） 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这又一篇震撼人们心灵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泽东的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人士。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畅销全球。

“心路追踪”一词似乎带有某种主观判断的成分，但由于作者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毛泽东本人政治历程的信息，再加上严谨的逻辑推理。因此，他的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这篇文章要讲的核心问题，即是本节标题：“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辅佐大臣”。那么，究竟谁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内部史料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倒刘”和为什么要物色“辅佐大臣”来辅佐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是作者又一个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笔者受本文的启迪，开阔了视野，发现毛泽东晚年给民族带来大灾难的悲剧是两个“政治链”——第一个“政治链”是祝世华《反思录》（上）谈到的：从1956年处于“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冒进”建议被否决，9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和在《党章》中撤销“毛泽东思想”命题，这些都意味着毛被赶下“凌驾宝座”。）到1957年为了打“翻身仗”，以发动“反右”为“突破口”，紧接着乘胜追击，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但他并不就此罢休，以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狂言，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一年后“大跃进”恶果显露，开始纠“左”，1959年彭德环出于公心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被毛诬为“反党纲领”，打成“反党集团”，进而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从而导致三年饿死3700万人的大灾难。这是第一个“政治链”。第二个“政治链”就是本文所阐明的：从为推卸饿死人的罪责，而最后导致“十年浩劫”。毛泽东以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名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刘少奇打成“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罪人”。这样就把饿死3700万人的罪责，轻轻松松地堆在刘少奇的头上。这两个“政治链”，最后结成一个完整的“政治链”，这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离世，这整整20年搞了一连串政治运动、炮制了一连串“冤案”（无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国民经济两次濒临崩溃边缘；饿死3700万人，仅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达2000万，受迫害人数达1亿人（叶帅在一次讲话中提供的信息）。至于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质的滑坡更难以估量。这就是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账”！

刘少奇在当年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是把自己与毛一起摆进去的，共同承担责任；可是这句话对毛泽东刺激太大。对毛泽东说来，“要上书的是你刘少奇，我毛泽东决不能以‘人相食”上书，而必须以‘人民的大救星’上书。”通过“文革”，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铁的事实终究会战胜无耻的谎言。在毛泽东离世后30年，或者说在饿死人大惨案发生后的50年，作者所写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共产主义地狱》上、下两章以及杨继绳的《墓碑》，终于彻底揭开了当年惨案的真相。

为此，现将该文摘要于后，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 ＊ ＊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3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3750万人）的错误，又犯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谁是我的继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略）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

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