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縱自如。這是封建帝王的統治術，也是毛澤東的統治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把鄧小平保護下來；在鄧被打倒七年，嘗夠了無權之苦之後，又破格擢升他，讓他重新進入權力中心。憑這兩條，他認為鄧小平這次被起用，應該絕對忠於他，感恩懷德。在這種情況下，他又當面表示對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對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不滿，把鄧小平稱為“軍師”，“軍師”者，諸葛亮也，反襯出對鄧小平信任之專，期望之殷。鄧小平比周恩來年輕，身體也好。毛澤東企圖讓周恩來淡出政治舞台，把鄧小平改造成為第二個周恩來，能挑起治國安民的擔子，又有辮子可抓，甘心永遠當第二把手。他希望鄧小平能夠與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鄧小平治理這個國家，而把江青擺在鄧小平之上監國。換句話說，江青坐天下，鄧小平治天下。這是在鄧第二次復出後毛澤東的交班部署。

當時要整頓林彪統領多年的軍隊，尤其需要鄧小平的魄力和才幹。大軍區司令，所帶的兵，所管的地盤，都是一路諸侯，要有鄧小平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強的人，才壓得住，才統得起來。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陳錫聯、楊得志）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戰鬥過。萬一出現反叛，鄧小平在調兵遣將應付危局上是遊刃有餘的。……葉劍英當了大半輩子總參謀長，在調兵遣將方面也沒有鄧小平的優勢。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不僅要鄧小平代替周恩來，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礙。他要重用的兩個人，一個江青，一個張春橋，都是叛徒。這件事情周恩來知道。真要把周恩來逼急了，使出這一殺手鐧，可以一舉粉碎“四人幫”，將毛置於政治上非常被動尷尬的地位。毛無法向全黨交代，搞了8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麼多幹部，他依靠的就是這兩個叛徒，最後還要讓這兩個叛徒來接班，這是為什麼？搞得不好，毛澤東要翻車。這就是毛澤東一方面施展陰謀權術整治周恩來，一方面又總是留有轉圜的餘地，不把事情做絕的原因。毛“拉鄧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願。早在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就對工作環境的險惡向鄧交了底，並告知鄧小平，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查。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沒想和“四人幫”合作。

毛澤東想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壞了。

1974年4月，聯合國將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聚會，本來應該周恩來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澤東“跟線不跟人”的指示，越過周恩來，叫王海容、唐聞生直接請示毛澤東。毛點名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並密囑王、唐，不要說是他的意見，由外交部提名寫個報告送上來。意在觀察周恩來的反映。讓鄧小平去聯合國亮相，是毛澤東向國內外發出的用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政的信號。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外交部報告時，江青跳出來反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附議，其他人保持沉默。當周恩來得知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會議是毛澤東的意圖後，積極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報告在26日得以通過。3月2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4月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起程時，周恩來下令組織盛大的歡送儀式，並抱病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反對鄧出席聯大事件之後，又發生了風慶輪事件。事情的遠因要追溯到1964年，為了儘快發展遠洋運輸業，周恩來做出造船和買船同時並舉的決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1974年9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試航歐洲成功歸來，姚文元在宣傳上大做文章，並在新華社編的專供中央領導人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把周恩來的主張曲解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江青寫下大段批語不指名地批周，說：這篇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鄧小平只畫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逼鄧小平表態，並提出要揪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拍案而起，厲聲說：“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的意見嗎？！”說罷憤然退場。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和江青公開衝突。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由鄧小平代行總理職權，對鐵路的整頓初見成效，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誰是治世之能臣，誰是亂世之奸賊，鄧小平一出場就壓住了中央文革的風頭，使江青後黨感到嫉妒、惱怒甚至恐懼。經過一陣密謀策劃，他們舉起了反對經驗主義的旗幟，開始反攻了。……（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抬鄧貶周；兼有批評江青的內容，給足鄧小平面子，要江青團結鄧小平。……毛澤東說：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對犯錯誤者進行批評，因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辦。直至5月27日，毛澤東指示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從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書面檢討中有這樣的字句：“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指示江青到鄧小平家裡與鄧談心。

毛澤東給足了鄧小平面子，很有點“託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報，期待着鄧小平與江青聯手接管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國家，期待着鄧小平永遠甘當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寶座。他讓江青以“呂后”之尊到寬街鄧府談心認錯，就是要請鄧小平做當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鄧小平沒有迎接，也沒有送客，拒絕做江青的“蕭何”。[ii]

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一再頂牛，毛澤東對鄧一再挽留，總是留有餘地，總是手下留情，這使“四人幫”大惑不解。箇中原因是毛澤東直到最後也沒有放棄爭取鄧小平站過來的打算。作為大政治家的毛澤東，他深知在他身後只有鄧小平才能“鎮國家，撫百姓”，保證天下不亂。後來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但鄧小平只能當“軍師”不能當“主公”，他必須接受當今呂后——江青，作為後毛澤東時代的“主公”。鄧小平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這樣的條件，“扣”就結在這裡。

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堅決執行全面整頓方針領導人萬里、胡耀邦等被罷官批鬥，教育部長周榮鑫連日遭到殘酷批鬥，在4月12日的批鬥會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對鄧小平仇視的程度，那是遠遠超過對陶鑄仇視的程度的。為防止“四人幫”唆使造反派衝擊鄧小平，4月7日，毛澤東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秘密保護起來。汪東興立即布置，讓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老8號的房子，並要參謀滕和松作一安全轉移鄧小平的警衛方案，派警衛局處長東方安排一部不顯眼的汽車把鄧小平夫婦從寬街家裡秘密轉移到東交民巷老8號，孩子們繼續住在寬街。

毛澤東如此關懷鄧小平，並不是這位大獨裁者心地善良起來，如果殺鄧小平能夠穩住局勢，讓江青繼承大統，他完全可以藉助造反派害死鄧小平，看看他害死劉少奇時那份得意，那份偽善，就可以知道。四五運動是全國性的，毛澤東不知道驅散天安門的抗議群眾後，局勢會怎樣發展？他自己已經是風燭殘年，再沒有動輒“重上井岡山”的那種豪氣。真要全國大亂，“四人幫”壓不住陣角，還得請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鄧小平的威望，經過二次復出後毛的鼓吹和整頓文革的亂局，已經是威鎮華夏。他在軍隊有深厚的基礎。……毛的權力基礎在軍隊，和四大野戰軍都鬧翻，他怕不得善終。據姚文元回憶：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

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讓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防波堤。有這道防波堤在，毛澤東就在一個安全的制高點上，他不僅推掉了餓死3755萬人的責任，而且繼續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打倒那些“走資派”的大救星。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毀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擔餓死3755萬人的責任，所以他對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澤東這種複雜的心理背景下，他選擇接班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能忠實地守住文化大革命這道防波堤，至於有沒有治國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都在其次；而生產能不能上去，經濟能不能發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個無關宏旨的“目”。他認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擔當這個歷史重任，會抓階級鬥爭，會整治那些抓生產的幹部，不計個人毀譽，誓死捍衛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夠建立，只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3755萬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淚，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

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這張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夠“託孤”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毛澤東說過許多批評江青的話。……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做等。聯繫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

其實，毛澤東真正的“親密戰友”是江青。在批《水滸》運動中，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着政治局成員的面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

“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這裡所說的所謂‘頑固派’指的是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干人。

毛澤東在上邊一講，姚文元控制的報刊緊跟，採取一家發表多家轉載的辦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紹·呂后》、《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章。說什麼“劉邦死後，呂后掌權。”……以至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之前，出現了各省紛紛寫信，擁戴江青為黨的主席的事情，中國差一點又退回到封建社會去。

……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只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這樣一來，接班雖比較順，但把毛澤東的真面目給暴露了：他蛻變成為20世紀的劉邦，一個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辦事，我放心”後面還有話

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讓政治局討論總理人選。政治局提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是由汪東興提議的，附和的人有張春橋、姚文元和吳桂賢。討論此議題時，葉劍英、朱德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王洪文、陳錫聯、吳德、紀登奎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江青“謙虛”了一下，表示堅決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當什麼副主席，繼續當批鄧的“過河卒子”。主持會議的華國鋒認真地記下了江青的話，並要列席會議的毛遠新把整個會議情況完整地匯報給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張和江青。據姚文元回憶：

“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應該等我死後。’”

毛澤東欽點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遠新激烈反對，認為華國鋒能力太低，主持個會連話都說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壓，說：“我就是要用這個沒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蕭何”了。他看中華國鋒無能力、無班底、無野心，有這“三無”，毛死後，他只能把政權交給江青，是個最理想的二傳手。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盤。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來日無多了。他不再繞山繞水，顧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後事明白交代。

據姚文元在回憶錄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

    黨主席：江青；

    總理：華國鋒；

    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

    軍委主席：陳錫聯。

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審四人幫的法庭上，當指控江青有反黨奪權的野心，攻擊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時，江青高聲叫板，把全場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大亂。江青在混亂中冷笑：“我無法無天。”陣陣鈴聲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聽席上的人們鼓起掌來。這掌聲是真心的喝彩，因為江青揭露了一個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只是一個有事向女皇請示的首輔大臣。先王對華國鋒辦事放心，不是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是得請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辦，他才放心。這時姚文元作為主犯，張玉鳳作為證人都在場，如果他（她）們把毛最後擬定的要江青當黨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公布出來，就把毛澤東的家天下的身後布局徹底揭穿了。

毛澤東最後留下的兩份“接班人”名單

毛澤東在“四五”事件後，傳位的安排又有變化。據張玉鳳回憶：

“主席從（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

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我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着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iii]

毛澤東最後提出的兩個名單，把毛遠新列在首位，不讓王洪文、張春橋進常委，明顯是要拆散“四人幫”,削弱江青的勢力，讓江青老老實實輔佐准太子毛遠新“繼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見,不聽毛澤東的，堅持要自己當“女皇”。^[iv]

粉碎“四人幫”前夕，軍內流傳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澤東對許世友的談話，大造反對後黨的輿論。……（略）

這個典故在軍中流傳是對粉碎“四人幫”有利的輿論。江青不能團結鄧小平共事，破壞了林彪死後毛澤東的傳位交班布局，毛覺得江青終難成事，最後決意讓准太子毛遠新繼位，擔心江青不服，會串通王洪文、張春橋鬧事，所以不讓王、張進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幫”，使江青翻不起浪來。這是張玉鳳兩份名單的來由。但這導致了後黨集團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華國鋒、汪東興和“四人幫”的分裂。毛認為毛遠新繼位是正統，憑他打下的根基，會有人像周勃“誅呂安劉”那樣，除江青後黨，保准太子毛遠新登基。

華國鋒和汪東興在葉劍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毛遠新，徹底粉碎了毛澤東復辟封建主義、搞家天下的圖謀。不管華國鋒、汪東興的主觀意圖是什麼，在中國歷史拐點上使中國沒有墜入封建主義深淵，這一功不應該抹剎。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帥帶頭擁立華國鋒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與全黨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虧一簣，最後他輸了。不管推舉誰出來當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歷史的進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論，諸如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都成了騙人的鬼話。他頭上那些耀眼的光環，諸如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人民的大救星、偉大的領袖等等也驟然暗淡下來。

編者的話：

拜讀了辛子陵先生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以大量內部史料為基礎，以嚴謹的邏輯推理為準繩，讀後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後所說：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成了騙人的鬼話。撕下畫皮，暴露出毛澤東的本來面貌！

附：祝世華《反思錄》結束語：向黨中央進一言！

從1993年初開始，我循着“學習—反思—再學習—再反思”這一思路，一直堅持到2008年，歷時16年。其間，分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3年初到2000年初，共7年，完成《反思錄》、《隨感錄》和《回憶錄》3本書的初稿。第二階段是2000年初到2004年初，共4年，完成3本書的修訂稿。第三階段是2004年初到2006年，又歷時近3年，完成《反思錄》（三稿）。最後是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完成《反思錄》（四稿）。每次修訂都對前一稿進行補充、修改。字數從50多萬字逐步增加到120多萬字。

這是一本用血和淚寫成的書。在結束這次修訂工作的時候，感觸萬千，千頭萬緒，總想跟黨說些什麼，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作為一個曾經對黨是十分忠誠的、心心相連的、無條件獻身於黨的事業的、解放前“地下入黨”的老黨員，經過兩次“反思”：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反思”而自覺“反叛”而身陷囹圄九載有餘，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價（詳見本書姐妹篇《回憶錄》）；第二次是在“文革”之後，主要是在離休之後，經過“學習—反思—再學習—再反思”，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總結毛澤東統治年代“專制體制”的教訓，作為歷史借鑑，寫成這本《反思錄——從當代歷次重大冤案，探索真實的毛澤東》。

從黨組織角度看，從傳統的思維定勢來看，我是以“反叛者”的身份，確切說是以“反思者”的身份來向黨傾訴的。但對我來說，在內心深處無疑是再次刺痛了從未癒合過的“創口”。

“向黨中央進一言！”思考再三，還是從“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大題目談起。

政治體制改革本來應該是與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總書記就是堅持這一觀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上。而“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在加入“WTO”，與國際接軌後，我們更加深切地悟出其中的真諦！

不言而喻，在這一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同步跟上，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應該老老實實承認：我們原來的政治體制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而又沒有相應監督機制的“專制體制”或“人治體制”。對體制上的這一本質特徵，我黨的最高領導層是會認識到的，因為這是常識性問題。雖然，在口頭上也常講要“以法治國”、“加強法制建設”，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在實際操作上是每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這樣那樣的法律文件。如果認為按這個“路子”走下去，就可以進入“法治”社會。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犯了“法盲”的錯誤。

所謂“法治”，就本來意義講，就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必須輔以“強有力的監督機制”，特別是對最高領導層或最高領導人。權力越大，就越需要加強監督。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主義社會、防止“專制體制”復辟的最基本政治特徵。反之，如果權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沒有相應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不管你打着什麼旗幟，本質就是“人治”，也就是“專制”。毛澤東作為一個極其難得的“反面教員”，已經給我們上了十分形象、十分痛苦的一課！中華民族蒙受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究其原因都在於毛澤東暴力專制體制。

“人治”或“專制”的權力機構，一旦介入講究“法制”的“市場經濟”，於是孳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而且不是“個體的”，而是“集團的”腐敗團伙，就不足為奇。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大肆吞噬人民和國家的財富。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所付出的慘痛代價。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應該承認這幾年黨中央加強對腐敗分子的打擊力度，但這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的辦法，即使“治標”還有很大局限性。這是因為在“人治”體制下，始終有一批“不受任何制約與監督”的“特權群體”，他們的老婆、孩子們，托老頭子的庇蔭，狐假虎威，胡作非為，大發橫財。法律在他們面前是軟弱無力，無所作為。這些觸目驚心、令老百姓寒心的事例，不勝枚舉。我們的最高領導層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就是對此無能為力，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實在令人費解。究竟是既得利益者（即特權群體）的阻力太大，還是本身的利益驅動，促使他們無法狠下決心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

這樣的現狀能繼續維持下去嗎？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它違反事物的發展規律。“市場經濟”越往前發展，“人治”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破壞性就越大；就越益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幾次談話中，已講透了這個問題（見本章第二節）。

隨着科技、經濟向前發展，社會整體的人文素質的不斷提高，“法治”取代“人治”，“多元化”的體製取代“一元化”的體制，說得透徹一些，“多黨相互制約”的體制（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主義的）取代“一黨專制”的體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界的先驅者顧准同志（李銳稱他是一位“站在科學的最高峰作理論思維的思想家”）在1973年寫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文（見《顧准文集》）中，作了極其精闢的、令人茅塞頓開的論證。他說：

“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在這裡，他明確地提出了：用多元主義反對專制主義（一元主義）。

另一位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家李慎之在1999年為紀念建國五十周年所寫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中，對權力高度集中，而又沒有相應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根據五十年的教訓，作了十分透徹的、很有說服力的論述。他在文中還讚賞蔣經國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與“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的舉措。

他們都是老共產黨人，從他們各自的親身政治實踐，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反對“一黨專政”！他們認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而“共產黨專政”在當年就是斯大林或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從而成為新時代的“暴君”。

現在，中國人民在經歷磨難之後，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共識：絕對的權力，在毛澤東年代導致“封建法西斯專制”，而在現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則導致“絕對的腐敗”！

怎麼辦？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用多元主義取代一元主義！

這是一個大題目，而且是一個大難題，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說清楚的；限於水平，也不可能說清楚。既然提出來了，那就說幾個要點：

第一，撤銷禁區，任人評說；敞開讓人民享受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民有權知道中國當代史的真相！“靠欺騙是走不遠的！”做到像彭真同志當年所說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如胡耀邦同志、周揚同志所提倡的：在探索真理途徑中，不應該有“禁區”。

第二，創造條件，進行全黨反思、全民反思。真正吸取蘇聯解體和“毛氏王朝”的教訓。找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關鍵是解決權力的監督機制問題。

第三，江澤民同志號召：反腐倡廉，從嚴治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凡要求下面做的，上頭先做出榜樣。政治局成員及其親屬，有沒有犯法違紀的。真正做到“立黨為公”，敢動真格的。不論是誰，該抓的抓，該殺的殺，決不留情。相信榜樣的力量比什麼“重要講話”，大過千倍萬倍。從而取得全民的擁戴和信任。

第四，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搞與國際接軌，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原則，來借鑑、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經驗（特別是管理的經驗）。其實，所謂“與國際接軌”本身的內涵，比“三個有利於”要豐富得多、深刻得多。而這個“國際”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既然如此，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為什麼不能在加強權力的監督機制方面，就搞一點“與國際接軌”呢？為什麼要搞“閉關自守”，沾沾自喜於自己老一套的、落後於時代發展潮流的“一黨專政”的“人治”體制呢？異想天開地想走一條：又想堅持“一黨專政”，又要建立“法治國家”的道路。這條路肯定是走不通的，因為從社發展的規律看，這條路是不存在的，是空想！道理很簡單：“一黨專政”，權力高度集中在黨組織手裡，“誰”來監督、制約黨組織的權力，特別是最高領導層的權力？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恩格斯語），這還有什麼疑問嗎？

第五，政治體制改革確實是一個大難題，稍有不慎，就會出大亂子。“穩定大局”是發展國民經濟的前提條件；但目前的穩定局面，實際上是潛在着很多不穩定因素，吏治腐敗是其中最致命的不穩定因素；因此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長久維持穩定局面，是不行的。但操之過急，就會“欲速，則不達”。在“懲腐倡廉”方面，不妨借鑑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他們的廉政是國際公認的。香港在成立“廉政公署”前，腐敗問題也是十分突出的，而現在完全改觀，成績斐然。為什麼不能向他們學習呢？不要問姓“社”、姓“資”，只要解決腐敗問題，老百姓就高興、就歡迎！像這樣利國利民，又能緩和黨與人民之間的矛盾、緩解不穩定因素的大好事，何樂而不為！如果一時做不到，退一步講，我們的領導人是不是可以學習韓國總統金大中的精神：他的兩個兒子（次子與幼子）今年因涉嫌貪污受賄，而被依法逮捕。金大中在電視講話中，向全國人民道歉。我們國家現狀如何？老百姓並不糊塗，在私下或會上，牢騷不少，議論不少。司法部門管不了，確切說，是不敢管或無權管；有關的領導人對其犯法的妻兒，又採取庇護的態度。兩相對照，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哪兒去了？一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不是靠自己自吹自擂，而是靠政治實踐來檢驗。通過改革開放，人們鑑別政治是非的能力是大大提高了！為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聲譽，處於黨的最高領導崗位上的領導人，一定要有這種自覺性！切莫為一己私利，而毀了黨和國家的前程，實際也是毀了自己！國內外聲名狼藉的、曾經竊踞高位的李×，他的妻兒，是全國臭名昭著的吞噬國庫的蟊賊；不知面對金大中，李×有何感受？看來是無動於衷。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竟遠不如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讓人民怎麼想呢？令人惋惜的是：我們的鄧大人在這個問題上也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這是十分可悲的！在老一代領導人中，周恩來、彭德懷、胡耀邦和朱鎔基，在這方面都給我們作出了光輝的榜樣。但從整體看，不下決心狠抓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可能解決“反腐倡廉”問題的。

第六，探索實踐“多元主義”的有效途徑。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看，第三國際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他們所推行的“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相反，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工黨，採取“議會道路”、“多元主義”，實踐證明他們是成功的。評論“成敗”的唯一標準，是“社會進步或社會發展”。在他們執政的國家裡，在經濟大發展的同時，大力提高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縮小兩極分化的差距。因此，在歐洲經常有幾個或十幾個國家，通過競選，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工黨取得執政黨的地位。他們的某些有利於緩和階級對抗的政策，如縮小兩極分化和加強對勞動人民的社會保障機制，已為那些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如美國、日本）所借鑑、所利用。

第七，“一元主義”與“多元主義”，孰優孰劣，不是誰說了算，而是通過實踐來驗證，要看哪種體制更有利於社會發展，哪種體制更有利於根除腐敗。一種體制的優越性，最終是體現在“社會進步或社會發展”的速度上。人民有權選擇什麼樣 的政治體制！根據我國現狀，從“一元主義”到“多元主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快了不行，維持原狀也不行！總的目標是：加強權力的監督機制！

目前是否可以採取在保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下，邁出如下三大步：

第一大步：

徹底解決“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問題。黨的執政黨地位與功能，主要體現在掌握好“大方向”，有一個黨中央機構就足矣！什麼條條塊塊都不要！現在的省市委是幹什麼的？是管省市政府的！政府機關有什麼職能部門，省市委就有相應的機構，多了一批婆婆，就多扯皮、多官僚主義！還得用老百姓的血汗錢，來養活這批老爺。如果廉潔的還好，多一些貪官，老百姓就更遭災！乾脆就一刀砍掉！現在省市以下各級政府的領導人都是黨員幹部，權力本來就掌握在黨的手裡；何況在政府領導核心中，還有“黨組”這一體現“黨的領導”的組織。因此，砍掉相應的黨組織，既不會影響黨的一元化領導，還可以徹底解決“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問題，徹底解決互相扯皮、官僚主義作風問題；並且可以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其實從中央到基層，設立各級機構龐大的黨組織（至少縣區鄉以上是如此），從政黨的發展史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還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以及過去的國民黨，都不是這樣的。這是斯大林專制主義的衍生物。國民黨過去也有省縣級的黨部，一是人數少，二是沒有什麼實權。他們根本不管政府部門的事。在那些國家裡，從來就不需要由老百姓來負擔這些黨組織的費用。否則，他們就不可能上台執政。

至於黨員的管理問題，保留現在的機關黨委就可以了。它的任務在於教育黨員，提高黨員的政治素質，真正起到模範作用。因此，撤銷省市委以下的黨組織，是不會削弱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邁出這一步是不該有什麼困難的。關鍵在於：最高領導層必須痛下決心。雖然有些像似傷筋動骨的“大手術”，因它涉及相當大的一部分掌握權力的“特殊群體”的切身利益，阻力肯定不小；但它向“法制建設”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有利於向“多元主義” 這一時代發展潮流的大方向靠攏！老百姓必定拍手稱快！

寫到這裡，不免會提出這樣的質疑：這種“以黨代政”的政治格局（或體制）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在封建主義政治體制框架內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政黨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主義社會後才有政黨產生。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有三種類型的政黨組織。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二是第二國際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等）；三是第三國際的政黨（指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個政黨是通過競選，獲得選民多數的選票，從而使其處於執政黨的地位。各個政黨的運行經費是通過各自黨員的捐款或贊助，而不是依靠納稅人上繳國庫的錢。執政黨也不能利用它的權力來榨取納稅人的血汗錢，否則就會被在野黨趕下台。選民也不會答應。第二國際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等）也是如此，它也是通過競選上台執政的。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還是第二國際的政黨，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體系。留下來的只有第三國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才有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體系，這是幹什麼呢？說穿了，是斯大林獨裁專制體制的產物，由各級黨組織來直接控制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到了毛澤東年代更把它發展到了極端。

由於是“一黨專政”，沒有什麼反對黨（或在野黨）對它進行制約或監督。什麼納稅人的錢，獨裁者想怎麼花就怎麼花。誰也對他無可奈何。好像這筆錢是從他腰包里掏出來似的。由此可見，目前我國現存的“以黨代政”的格局，正是專制體制的衍生物。從這一視角看，要步入民主法治國家行列，對黨的這種組織格局必須徹底改造，它的運行經費決不能由納稅人來承擔。

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一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怎麼回事。其實，國民黨組織格局基本上是沿襲資本主義國家的，它沒有像共產黨那樣的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體系。省黨部和縣黨部對同級政府沒有任何權力干預，更談不到什麼“領導”。省、縣黨部只負責管理自己的黨務，而沒有其他職權。因此工作人員也很少。縣以下的區、鎮、鄉就沒有黨部組織。

從歷史發展進程可以看出：我國目前黨組織的龐大體系是適應專制體制的政治需要，那麼，如果真想建立民主、法治社會的今天，就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保持目前的這種組織格局，更沒有理由讓納稅人繼續養活這幫老爺們。

筆者附言：

從2007年第六期《炎黃春秋》所提供的資料（見該期第19頁），證明筆者的這一建議是完全正確的。現轉述如下：

“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恆提供的情況：從1978年，中國財政支出總額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費支出卻增加88倍多。我國公務和行政開支占全國總支出的比例，是美國的3倍，西歐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支出就達幾千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囑咐胡啟立：‘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絕不可以魚肉人民啊！’以上情況都表明，我國剩餘價值的相當部分是被官員們用去了。”

官員們魚肉人民，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相當部分被官員們用去了，或者說，納稅人的錢被官員們吞噬了。

這裡再從行政管理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這一視角，來與其他國家對比：

德國（1998年）          2.7％

埃及（1997年）         3.1％

印度（2000年）          6.3％

美國（2000年）          9.9％

中國（2000年）          25.7％

 （引自2008年《炎黃春秋》第四期第12頁）

作為納稅人有權利要問：為什麼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行政支出方面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呢（3倍到19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究竟體現在哪兒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養活的官員太多。記得有一份材料說明中國老百姓平均每十幾個人養活一個政府官員，比發達國家多十幾倍、幾十倍。（這是因為中國的官老爺不但人數太多，而且他們花公款很大方。）

為什麼中國老百姓要養活那麼多的官老爺？這是因為從中央到基層各級組織，黨政兩大部門各有一套班子。政府的各部門、各單位，本來就有各自的條條（指上級對口領導部門）和塊塊（指省市縣的頭頭）管着，現在除了這雙重管理之外，又加上“對口”的黨組織管理，多出了一個“婆婆”。據說這是實行“一黨專政”的需要。何況所有這些政府部門的頭頭腦腦原來都是清一色的黨員幹部，不知為什麼還要再搞一套黨組織的對口管理？機構重壘的設置，除了增加納稅人的負擔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積極的意義。

如果這一大批人都是兩袖清風，廉潔奉公，那還好辦。可惜，這樣的官員太少、太少，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利用手中的權力，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魚肉人民；在位官員輪番出國考察，已成為一種風氣；至於公車私用、競相買高級轎車，也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貪污受賄，這在官場中可以說是相當盛行的。這是由於權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因此，貪污犯的破案概率很低，這就進一步助長了腐敗叢生的醜惡現象。在巨額行政費之外再加上這筆無法估量的貪污賬，中國的老百姓怎麼承受得了。可以說，中國的老百姓在這個世界上是負擔最重的。

筆者作為一個有近六十年黨齡的老黨員面對這一情景，痛心疾首。衷心希望我們黨痛下決心，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徹底解決上述種種弊端。否則就愧對中國的老百姓！

第二大步：

為實實在在加強對高度集中權力的監督力度，資本主義國家的司法監督機制與輿論監督機制是值得借鑑的，這是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趨勢！怕什麼！反正老百姓是會歡迎的！因為它找到了解決“高度的權力集中”與“強有力的監督機制”的“結合點”，而又不會影響共產黨的執政黨的地位問題。這裡只不過要求任何一級領導人，都無例外地置身於法律之中，而不能置身於法律之外；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他們的監督對“反腐倡廉”有利，黨組織就不應干預。這個要求並不高，應該是能夠做到的。封建社會尚且要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惜我國的現狀是“王子犯法”可以逍遙法外。這是黨的恥辱！

這裡引用任仲夷老一代革命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幾段話，是發人深醒的。他說：

“我看政治改革還是像經濟改革那樣，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東西。……政治最根本的功用是管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是為眾人服務之事，就是為人民服務。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現在社會比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也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逐步取得了這些成就的。我認為，這是人類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參考借鑑。”

任老在談到借鑑西方政治文明時說：

“現在我們的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　司法和行政等幾種權力的相互制衡，本質上是一種制約權力的手段。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他們這種權力制衡權力的制度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有效。……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任老對“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政治體制，持完全肯定的態度。他說得好：“這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產階級專利。”這是杜絕專制獨裁體制的剋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也是根治吏治腐敗的一種極其有效的機制。

可是直到現在為止，我黨最高領導層還是把這種“三權制約”的體制看成是資產階級的體制，拒之門外。理由是不合我國的“國情”。而所謂“國情”，實質就是根深蒂固、沿襲幾千年的專制體制。

我黨最高領導層之所以拒絕“三權制約”的體制，也許還有其他更複雜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決“一黨專政”與“三權制約”之間的矛盾。這當然是一個大難題。

在目前體制下，黨是領導一切部門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也就是權力高度集中於黨組織，黨權高於一切，而這個黨又是通過什麼樣的組織機構或什麼樣的途徑，受到制約與監督呢？沒有，一點兒也沒有。據說是由民主黨派來行施監督，這是一種自欺欺人之談，除了白痴，誰也不會相信的。因此，這個難題非解決不可。

為此，任老還說：

“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塊還未被很好開墾、但遍布荊棘甚至‘地雷’的處女地——政治體制改革。這是繼任者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關於如何解決輿論監督機制問題，這是真心實意想建立“法治社會”所絕對不能違避的課題。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懂得：在“人權”中，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通過輿論工具實施的。公民的知情權、監督權，也是通過輿論工具得到保障的。在目前設置“禁區”的前提下，公民的這些基本權利統統都被剝奪了。

在這一背景下，就根本談不到什麼“輿論監督”的問題。但是要真正邁向法治社會，這個問題也是非解決不可的。

“開放報禁”這是唯一的途徑！台灣蔣經國能做到的事，我們共產黨人怎麼就不敢去做呢？

只要“報禁”一開，至少腐敗現象就能比較徹底根除。因為腐敗分子是最怕見陽光的，只要一旦被曝光，他們就無藏身之地！

第三大步：

關於“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對高度集中權力的監督機制問題時所不能迴避的問題。這是解決“高度的權力集中”與“強有力監督機制” 的又一個“結合點”！

我們黨十分欣賞：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長期共存、政治協商、榮辱與共”的關係（與毛澤東暴政時代相比，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但畢竟沒有跳出“人治”的圈子）；並且認為這是維護政局穩定的成功經驗。從徹底解決對“執政黨”的監督機制這一角度來看，這恰恰是一個“不成功”的經驗，是一個“誤區”。為什麼這麼說？這是因為我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解決對高度集權的“執政黨”的監督、約束機制，這也是檢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成敗的核心問題。因此，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為“在野黨”的民主黨派對執政的共產黨的監督作用問題，是一個急待解決的課題！

現狀如何呢？在黨中央作出重大決策（包括重大的人事安排）之前，找民主黨派人士開一個會，通一下氣 說是“政治協商”，大家表一個“態”，就算解決了。彼此都是一個聲音，一個調子，都習慣於“講大話”、“講官話”。不僅黨派之間如此，連共產黨內部的上下級之間也是如此！有一句名言：“千士之諾諾，不如一人之諤諤”，在我國政壇上就是缺乏“愕愕”之聲。或者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是一個道理。

從歷史根源講，這是毛澤東通過“暴力”逐步形成的一種社會風氣；在那個年代， 誰要敢於說一個“不”字，就有滅頂之災。這種社會風氣一旦成為一種傳統，就難以根除。如果最高領導層還欣賞這種傳統，那就可怕了！如果民主黨派敢於向黨提出不同的意見，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提出反對的意見，那才是好事；說明他們真正起到 “監督”的作用。現在就怕他們“惟惟諾諾”，有意見也不敢提。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黨內尚且如此，何況民主黨派。

2008年《同舟共進》第4期刊登一篇題為《參政黨如何成為諍友》一文，其中所附的內容提要，立論嚴謹、精闢，言簡意賅，擊中時弊。特轉錄如下：

“各民主黨派一天不成為敢於監督、能夠監督的主體，中共在中國政治舞台唱‘獨角戲’的局面就一天不會改變。這不僅不利於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統一戰線的發展，也不利於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

要解決這個難題，關鍵還在於最高領導層首先要改變自己的“傳統思維定勢”，使民主黨派成為加強“監督”的“工具”或“機制”，而不是“政治協商”的“對象”。着眼點在於盡全力加強監督機制！千方百計避免由於“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這一客觀規律而受到的懲罰！

以上“三大步”是在保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前提下邁出去的。其根本目的在於探索如何加強對高度集中的權力的監督機制。

如果連這樣一些監督機制都害怕，只是一心想保持“權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考慮

“權力的監督機制”問題。 對不起，那就等待客觀歷史發展規律的懲罰吧！這決不是什麼“危言聳聽”，而是一個老黨員經過“反思”後發自肺腑的心聲！願我們的黨中央當機立斷，作出決策！

以上幾點窺管之見，聊表一個受黨幾十年教育、培養並成長起來的老黨員的一片赤誠

之心。別無他求，只希望我們的民族能早日振興！我國的人民能早日跨入法治社會！我們的祖國能早日步入國富民強的發達國家的行列！

 杜牧在《阿房宮賦》有一句名言：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這難道不是千古警訓嗎？謹望三思！ 

附：      李銳《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想法》

李銳《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意見》一文，是他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寫成的。此文發表在《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上，並作為該刊的首篇重點文章，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代表部分關心我黨政治體制改革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聲。筆者完全贊同李銳同志的觀點，為此全文轉錄於後。

＊        ＊        ＊       ＊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於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陳獨秀在1942年去世前寫的文章里，批評斯大林的專制獨裁時，曾經這樣談到民主問題：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兇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

“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以前，一直把反封建專制列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奪取政權以後，遺憾的是我們淡化甚至拋棄了這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從“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剝奪資本家直到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意識形態領域定於一尊的同時，全面地壟斷了國民經濟。接着更進一步進行所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動反右派鬥爭，剝奪了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繼而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反右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總計全國挨整人數上億，整死餓死人數千萬。除生命和財富的巨大損失外，更有精神財富的巨大損失，知識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個知識界成為“臭老九”，……社會道德淪喪，真令人痛心之至。這是民主和權力制衡體制未能建立的慘痛惡果。我總記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醫院中和老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覆職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

“誰能監督毛澤東呢？”

過去發生的這些問題，以及當前存在的一些危機，我以為首先起源於我們黨的內部。我們黨現在是執政黨，中國要從根本上杜絕發生上述問題的根源，就必須進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黨的“特權地位”。從當前來說，我黨首先要帶頭模範地執行憲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公民權利，以便使我黨接受來自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保證執政的權力不被濫用（編者註：從胡錦濤所作的“十七大”的主題報告看，似乎迴避了這一至關重要的課題。如何解決對執政黨的監督機制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儘管難度極大，但卻是絕對不能迴避的。否則所謂“憲法”只能存在於紙面上，根本談不上“憲政”。）關於黨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見書中有過五點建議，現在仍就此作三個方面的說明。

（一）要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是科學歷史觀。從戰爭年代到執政以後，從理論到實踐反思“專制體制”的過程及其後果，這仍是我們尚未完成的一項巨大任務。（編者註：這個建議提得好！“十年浩劫”已經過去30多年，迄今為止，始終沒有對“專制體制”進行認真的反思，留下了極大的遺憾與永遠難以彌補的損失！）

在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歷史決議，是為了否定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從而樹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他本人的領導地位。但對內戰時期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等錯誤，都未涉及。

第二個歷史決議主要總結“文革”十年，雖然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但仍過分強調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嚴重錯誤，我以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總結，而且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又一直把它們劃為禁區。這樣就不可能從那些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里吸取有益的教訓。（編者註：只要有“禁區”，所謂“民主、法治”，只能是空談。）

比如，反右運動就是很值得回憶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黨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紹北京大學學生在反者前夕“鳴放”的情況。當時學生們在校園中張貼的大字報，或要求“確保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統治方法。”

北大學生當年講的這些話是發人深省的。當年如果不反右派，我黨採納了他們的這些意見，那我們國家不是早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了嗎？建國後我們的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了無比慘痛的教訓。我們只要認真地加以總結，就必定可以轉化為非常寶貴的財富。恩格斯說過：

“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二）我以為我黨的改革是中國現在所有改革成敗的關鍵，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因為我黨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執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專制型政黨，轉變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國家的現代執政黨，這是我們還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這個轉變可說是黨自身的一場革命。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壯大，帶來各方面的變化和進步，已為這場革命準備了經濟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曾尖銳指出：

 “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

十三大政治報告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方案，並開始付諸實施。鄧小平後來還說過：“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

我認為1980年鄧小平這個報告與十三大的政治報告這兩個文件，仍然值得我黨繼續學習，並制定出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為了改變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我在十六大書面建議中曾提到，應由人大制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切實履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承諾。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統應該獨立，不該受政黨的直接干涉。黨的宣傳部門也無權直接控制政府和社會有關言論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權制的事務。黨的各級紀檢機構應該與黨委平行，不應由同級黨委領導，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編者註：不妨對照“十七大”以後的管理模式，基本上還是保留原來的，紋絲未動，各級黨委還是統管一切部門，積習難改，真是無可奈何！？）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制度，應從差額選擇發展到逐步實行競選制，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

現在每年有以多少萬計的貪污腐敗、違法亂紀案件，貪污腐敗已擴散到學校和醫院，種種統計數字，令人驚心動魄。官員腐敗如此普遍，主要是權力失去強力制約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強教育自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嚴肅處理腐敗案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治標還要治本。必須變專制型體制為實施憲政的民主體制。這應該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我衷心希望黨的改革在上述兩個文件的指導下穩步前進（編者註：諤諤之言，金玉良言，不知最高決策層是怎樣考慮這個問題的？）

（三）尊重憲法、實施憲法，就要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宣傳憲法、學習憲法，使之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建國以來，我們修改和公布過七次憲法，實際上往往是徒具空文。錦濤同志接任總書記後，第一次講話就着重談憲法，給人以莫大的希望。……

尊重憲法，實施憲法，我建議首先開放言論、新聞、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聞出版法》；進一步轉變我黨宣傳部門的職能，使之成為促進思想解放、保障實施憲政、維護公民自由權利的部門，而不再是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的監管控制部門。（編者註：現實管理體制就是如此，再講什麼民主、法治，除了欺騙，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社會怎樣和諧？“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進的力量。”……我黨宣布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築和諧社會”

的治國方針。這樣，就應當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體制。錦濤同志最近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要我們全體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八個字。這是同他在黨校講話中四個方面的堅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寶同志也在200名中外記者會上莊重地說：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要保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制，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編者註：胡、溫兩位最高領導人從執政五年來的業績看，是深得黨心、民心，網上好評如潮。有人稱之為：“他們是咱們的人。”無疑他們是想順應時代發展的主潮流，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富民強的社會主義強國。）

錦濤同志和家寶同志這些講話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領導同志都在考慮政治體制如何改革的問題。大家盼望將這些講話逐步落到實處。（編者註：關鍵在於落實胡、溫兩位的政治理念。但現實的情況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太大！李銳老在七大前夕發表的這篇文章所提出的切中要害的、蘊含着一片赤膽忠誠的逆耳之言，基本上被束之高閣，未被採納，就是明證！）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又逢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國現在又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時機。各方面包括深化經濟改革，都督促我們快點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實施憲政的康莊大道。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大好時機，時不我待，機不再來。讓我們認真解決一百多年來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的憲政大問題。……。過去我們擺脫不了專制傳統，為“權威主義”所左右，以為制服“一盤散沙”，就靠“有人說了算”，總是擔心一旦落實公民權利，開放了言論自由等，就會亂套，社會就不能穩定；於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大政方針，形成了穩定壓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只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尤其社會黨執政國家成效更為顯著，從而第二國際戰勝了第三國際。（現在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168個，有50多個成員黨在其國內執政或參政。）當然，各國有各自不同的情況，他們的模式與經驗，我們不應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們的許多經驗，我們可以借鑑。我們在這方面有重大的歷史教訓，也應該認真總結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凡屬年屆耄耋的老黨員，尤其“一二·九”運動的一代大都會同意的。因為我們當年入黨，就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為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而奮鬥啊！（編者註：筆者在解放前的反蔣鬥爭中參加地下黨，也已步入耄耋之年，這就意味着筆者也是按照這條路子走過來的。因此，對李銳老所言感受特別親切。）

我吃了91年的飯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沒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話別詩中有聯句：

“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

過九十歲生日時，又做了一首自壽詩：

“來到人間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煙。曾經實踐五不怕，留得頭顱擱鐵肩。”

“鐵肩”有點自吹自擂，由於“雙肩”不合平仄，用了個“鐵”字，這也是一種自我激勵的話。

主要參考書目

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  廖蓋隆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2．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總論·人物》  廖蓋隆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3． 《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 姜華宣等主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年2月

4． 《周恩來傳》（1949～1976）（上、下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2月

5． 《劉少奇傳》（上、下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8月

5．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上、中、下冊） 黃崢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8年10月

6． 《列寧選集》（第一、二、三、四卷）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  人民出版社  1960年4月

7． 《鄧小平文選》（第一、二、三卷）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8． 《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 張佐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9． 《劉少奇在1961年——渴望真話》  張步真著  珠海出版社  1998年9月

10．《劉少奇在1966》  師東兵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11月

11．《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毛毛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6月

12．《彭德懷傳》  《彭德懷傳》編寫組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3年4月

13．《中國元帥賀龍》  水工著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5年1月

14．《劉少奇與毛澤東》  唐振南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15．《毛澤東與彭德懷》  李永著  遠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

16．《國防部長浮沉記》  馬輅等著  崑崙出版社  1989年8月

17．《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上、下冊）  張樹軍等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年4月

18．《中華人民共和國演義》（上、中、下卷）  張濤之著  作家出版社  1997年4月

19．《紅色檔案——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紀實》  曹英著  改革出版社  1999年1月

20．《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中共歷史轉折關頭》（上、下冊）   李劍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3月

2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冊）  嚴家其等著  潮流出版社 

22．《“文化大革命”簡史》  席宣等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年7月

23．《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秘書手記》  李銳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24．《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戴煌著  新華出版社  1998年5月

25．《顧准文集》  顧准著

26．《隨想錄》  巴金著  三聯書店  1987年9月

27．《牛棚雜憶》  季羨林著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4月

28．《思痛錄》  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8年5月

29．《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  李銳著  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8年10月

30. 《李慎之文集》（上、下集）  李慎之著

31. 《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 李銳著  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2003年11月

32. 《劉少奇與毛澤東》  葉永烈著  遠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3. 《周恩來與毛澤東》  葉永烈著  遠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4. 《林彪與毛澤東》    葉永烈著  遠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5.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高華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36.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張素華著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1月

37. 《晚年周恩來》  高文謙著  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4年4月

38. 《歷史大趨勢》  強劍衷主編  香港新苗出版社  2006年6月

39. 《往事》 丁弘、孫雋紀念冊    2006年3月

40．《歷史履痕》 丁弘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年1月

41. 《探訪陳獨秀》   丁弘著    2004年3月

42. 《法治大手筆》   強劍衷主編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司    2007年10月

43．《文化大革命全集紀實》   師東兵著   中共黨史出社   2006年 12月

44.《法治大手筆》（續編）   強劍衷主編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2月

45. 《千秋功罪毛澤東——紅太陽的隕落》（上、下）   辛子陵著  香港書作坊出版   2008年6月增訂注釋本    （電子書）

46. 《墓碑》  楊繼繩著   （電子書）

47.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電子書）

48. 《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    （摘自“電子刊物”）

49. 《李銳談毛澤東》   李銳著   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50. 《吳法憲回憶錄》（上、下）（第二版）   吳法憲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7月

51. 《歷史的真象——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 （摘自“電子刊物”）

52. 《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上、下）（第七版）  王若水遺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7年9月

53. 《改革歷程》（根據趙紫陽講話錄音整理）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54.《反思泉》 ——從當代歷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澤東   祝世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