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抓住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作出了一些并非完全虚妄的预期，但总体上是错误的。

就这个理论自身内容来看，其不真实的东西比其真实的东西，要更为基本些，更具有全局性些。

毛泽东将其执政时代定性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定性是不真实的，这个“过渡时期”的起始点和归宿点都有很大问题：

此起始点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是不确实的；

此归宿点被定性为“共产主义”，也是不确定的，至少在毛本人那里是不确定的。

毛的新中国，用毛自己的话说，是从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变过来的，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发展而来的。所谓“半殖民地”，指的是旧中国的外部关系性质；所谓“半封建”，指的是旧中国的内部关系性质。依此说法，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属封建主义范畴。

旧中国也有过资本主义的东西，有过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有过资本主义的证券市场，甚至有过帝国主义的“十里洋场”。当时上海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已相当高，已在许多方面位居亚洲前列。不过，就当时整个国家状况来看，资本主义还不占主导地位，还处在封建主义包围中。

毛自己就曾对旧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作过一个分析(1)：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份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份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份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仅旧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的、是封建主义的，而且旧中国的政治尤其是党派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带有封建性成分。

首先，就党员的阶级出身来看，两党的许多成员都属于旧时代的人，都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

国民党中曾有许多封建地主。他们自是竭力反对“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而使其自身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由于这些人大量存在，使得国民党不能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迅速完成，与此相应，也就不能将其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迅速明朗化。

国民党这一历史任务一直被推迟到它败退台湾后才得以完成。此时台湾，掌权者多是无地的外省人，有地者则多是无权的本地人，故而搞起分田的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许多从大陆逃难来的党国官吏，已从有地者变为无地者，已与“平均地权”没有利害冲突了。更何况平均本地人的地权，还能给他们这些外省人带来或多或少的好处。这就使得他们把自己曾竭力反对过的事情变成了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必须指出，他们的平均地权是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的，故少有血腥味。

似乎可以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并将其驱逐到台湾，反倒成全了国民党，促使它在此宝岛上励精图治，终得完成其“先总理”孙中山的许多革命遗愿。

与国民党相对应，共产党绝大多数成员来自农民。旧中国农民大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生活困苦，处境艰难，故很容易受到政治鼓动而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并附诸实践，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成为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然而，这些农民与那些地主，虽处在不同社会层面上，但都同处于封建关系中，同属于将要被现代社会发展所扬弃的旧时代阶级。他们身上仍保留着愚昧、狭隘、保守等旧时代印记，并使他们所打下的江山也带上了这些旧时代印记。

其次，就领袖的权力地位来看，两党的第一执政，无论是蒋总裁还是毛主席，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于旧时封建宗法团体中的“龙头大哥”或“掌门人”。

蒋毛两人在各自党内，都享有绝对权威。他们可以任意支配全党，全党则不能有效制衡他们。他们都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这边是“最高指示”，那边是“总裁训谕”。任何想违逆他们意旨的人，都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家法惩处。

两人都享有终身权力。1974年，蒋公在台北荣民总院第六病室里谢世时，身上仍挂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两年后，毛公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病房中故去时，身上也挂着共产党主席的职务。

两人都坐着铁打交椅，无论对党有功还是对党有过，都不影响他们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蒋公1931年丢掉了东北，仍能做他的委员长；1949年丢掉了整个大陆，又仍能做他的党总裁。毛公1960年饿死了几千万人，继续做他的党主席；1966年后搞乱了全党、全军、全国，又继续做他的伟大领袖。

两人都在党内搞个人迷信。那边的人见到蒋总裁，便是立正，便是满脸谦恭相。这边的人见了毛主席，或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或是兴奋得只会喊“万岁”。平心而论，毛在这方面的作为比起蒋来要成功得多。蒋在其党内只赢得部份派系对他的忠心，毛在其党内则赢得五湖四海者对他的崇拜，尽管毛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整得苦不堪言。

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荒诞现象：在现代中国党派政治史上，毛泽东可以说最爱整自家党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整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家党人；但又可以说最受自家党人尊崇，生前执政二十七年间“万岁”声不绝于耳，死后冥诞一百周年时歌功颂德声甚嚣尘上。

曾有许多中共党人，即使被毛发动的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也不改对毛本人的赤胆忠心。他们蒙冤受屈，不仅不抱怨毛，反而替他开脱，说自己挨整，是党内坏人干的，与主席无关，主席仍是伟大的。

例如，在邓拓身上就表现出这种崇毛情结。邓是中共一位很有才气且很有骨气的知识份子型干部，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他1966年在“三家村”案中被揪出来，受到狂轰滥炸式的批判，以致深感绝望而自尽。他临终前还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侯，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2)

毛之所以能被其党人迷信到如此程度，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延安整风运动”。

在中共党史上，四十年代“整风运动”是一件大事，既清算了党历次的错误路线，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前者意义比较清晰，也比较积极，其后果直接体现在四十年代后期那场摧枯拉朽般的战争中。后者意义就比较复杂了，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概略地说，有利于中共打江山，不利于中共坐江山。

中共打江山时拉起来的是一支来自三山五岳的队伍，其间山头众多、派系林立，故需要有一个能够超乎这一切之上的领袖，既能从组织形式上领衔全党全军，也能从指挥才能上驾驭全党全军，又能从精神信仰上鼓舞全党全军。

当时最具有可能性的人选便是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则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整风”，一方面整服了一个个山大王─百份之九十者都老老实实做了检查，甚至做了违心检查；另一方面整出了一个鹤立鸡群的绝对权威者─毛泽东主席，其思想被写进了《党章》里，其耳边也响起了“万岁”声。于是，《东方红》唱起来了，唱遍了陕北，唱红了中国。

这是一个讽刺。这个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最初唱的是一曲《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其后又加唱一曲《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

对于这种前后颠倒、自相矛盾的唱法，人们已作过种种批评。本文仅指出一点，指出它也有一些合理处，即合乎中国的国情，至少合乎中共的党情、军情。

毛泽东常告诫其党人，务必“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3)上述两首歌的二重唱，恰好体现了这种“结合”。正像两首歌的歌名所表明的那样：前者唱的是“国际”的事，可看作“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后者唱的是“东方”的事，可看作“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共党人光唱前一个歌不行，光讲马列主义大道理是要被砍脑袋的。他们最初高唱的“国际歌”，几乎成了“就义歌”─中共知识份子型的革命先烈被绑赴刑场时必唱之歌。

中共党人除了唱《国际歌》外，还要唱一个歌、一个能反映中国革命实情的歌─《东方红》。因为，唱着它，首先能够打动中共各个山头的人的心，他们早就希望有一个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进而把他们统领起来的大家长；其次能够打动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心，他们早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代替旧时皇上的人，需要有一颗能够照得他们心里暖融融的红太阳。许多年前，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就对农民这一心理特点作过分析了。(4)事实上，也正是中国农民首先唱出了这首歌。(5)

不管怎么说，中共自打唱起《东方红》后，就在其打江山过程中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与早先《国际歌》成了“就义歌”不同，《东方红》成了“喜庆歌”，成了喜庆新中国太阳升起的歌。

关于“延安整风”树毛绝对权威的不利方面，主要是在中共坐江山后表现出来的。

打江山搞暴力斗争，需要有独断权威。如拿破仑所说，他宁愿将一团人马交给一个傻瓜独自统领，也不愿将这团人马交给几个聪明人协商指挥。可是，坐江山搞和平建设，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世界民主大潮背景下搞和平建设，就不能再搞这种军事首长制，不能再要这种个人绝对权威。

实际上，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做了一定努力。他们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淡化毛泽东个人色彩，并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七大”修改的《党章》中抹掉，试图收回这个党曾过度奉献给毛的一部份权威。

这谈何容易。他们一旦把绝对权威赋予像毛这样极富权欲的人，就不要再指望能把它从后者那里收回来。此后，毛的绝对权威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尽管这个党里的一些人士仍作了限制它的努力。这很是讽刺。毛正是凭借这个党曾经赋予他的绝对权威，来反对这个党如今又要限制他的绝对权威。在这类冲突中，前者总是胜方。

尤其到了“文革”时，毛的绝对权威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再度扩张。他在被尊称“伟大领袖”之外，又被加上“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头衔。

《东方红》不仅在地面上唱，而且到太空中唱。(6)

唱了《东方红》还不够，还要加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7)

结果，这个“伟大舵手”把他“亲手缔造”的党、把他“雨露滋润”的国家，驾驶到那一片看不见任何航标的茫茫大海中。

再次，在权力的传承方式上，国共两党也都搞出了一些封建性东西。

蒋先生直接搞了党国权力“嫡长子继承制”，搞出“父子总裁”、“父子总统”。

尽管经国先生颇为争气，在其任上逐步开放党禁，开放言论，做了其父做不了的事，但子承父位这件事，无论怎样洗涮，也洗涮不净上面的污痕。这也是如今已换新貌的国民党身上的一块老疤，一块虽已愈合但仍是一眼就能瞧着的老疤。

毛先生虽没有搞蒋先生那一套，没有把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也难以传给自己的那个脑部受过伤的儿子，但搞了另一套，搞了“个人指定接班人”一套。

他先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定自己的权力“接班人”，后又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废掉他，一会儿选，一会儿废，搞得他自己出尔反尔，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最初，他指定刘少奇为其“接班人”，后觉得此人不合其意，便予除掉。接着，他又指定林彪为其“接班人”，后又觉得此人不合其意，并欲废去（正当他要废掉此人时，此人已记取前任教训，立即远走高飞，但忙中出乱，飞了上去却又掉了下来，跑了出去却未活了下来）。最后，他又指定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并在病榻上给后者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等类似古时“遗诏”的纸条。这一次他没有再换人，也没有时间再换人了。他所选定的这个第三任“接班人”，当年就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将他的陵墓修到了京城的正中央，使之成了千古奇观。

另外，在权力的传承方式上，还有一个附属现象，即双方都有高干亲属横行于世现象。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有孔二小姐、龙三少爷、扬子公司、以及相应的“打老虎运动”。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也有一个“三太扰国”问题。所谓“三太”，即“太子”─某些高干子女、“太太”─某些高干夫人、“太监”─某些高干秘书。这些高干亲属亲随，凭借其依附性特权而采用各种方式鲸吞国有资产，成了共和国国库里的一拨大仓鼠。

笔者有一熟人，曾在国外生活多年，读过书，做过生意，受了不少“资产阶级影响”，回国后到南方谋事，先后与一些太子辈人物打过交道。事后感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后代”与“资产阶级老板的子女”，就是不一样。后者以靠父母为耻。前者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打着父辈旗号，拉关系，走门子，搞得不亦乐乎。换作过去的话说，后者搞的是“个人主义”，搞的是“个人奋斗”；前者则搞的是“封建家族主义”，搞的是“裙带骄横，衙内肆虐”。

毛泽东打江山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面对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8)；坐江山时，尤其是在搞经济建设失败后，则口口声声地说他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是“资本主义”，很少再谈他的新中国原本是从封建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他之所以改了口径，说到底是想搞阶级斗争。他深患政治多动症，久处和平时期，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就会感到技痒。他总要反对什么人，总要反对什么主义；并总想反出点道理来，至少不要和自己曾经标榜过的道理发生冲突。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如果一个社会处在封建主义阶段上，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便是资本主义；又如果一个社会处在资本主义阶段上，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便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毛泽东坚持他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封建社会转变过来的，那么，他的国家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就不应加以消灭，而应予以发展，至少应予以存在。

按照同一理论，如果毛泽东强调他的国家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或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中，那么，他的国家就不能再搞“资本主义”了，而应同它作斗争，以防止它“复辟”。换句话说，他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整资产阶级尤其要整党内“走资派”，就很有必要了。

可见，关于“过渡时期”起始点定位问题非常重要。按前一种定位，毛泽东就不能大搞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资产阶级。按后一种定位，也是毛实际定位，他老人家就可以大叫大喊“狼来了”，即“资本主义”这条“狼”来了，结果吵得大家都睡不了，都爬起来和他一起去四处寻打这条烦人的“狼”。

有趣的是，老人家在世时，本来没有狼，他却三番五次地大喊“狼来了”，喊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夕数惊，紧张得不得了；可到了老人家过世后，“资本主义”这条“狼”─党内种、党外种、日本种、美国种─真的来了，大家已是见怪不怪了，来就来吧。

人们或许可以辩解，毛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不是1949年，而是1956年。

因为，在这两个年度之间还穿插一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无产阶级政权”对现存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它们都改造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1949年只标志着毛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它开始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1956年则标志着毛的社会主义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它开始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后者才是毛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

但笔者以为，就所讨论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上述时间区别不大。

因为，偌大中国不可能在七年左右时间里一下子从封建性程度很大的社会阶段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更何况在由毛当家的这七年里，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反而受到极大限制。1949年的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资本主义，1956年的中国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资本主义。

因此，毛泽东把他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说成是“资本主义”，不论是在1949年意义上的，还是在1956年意义上的，都不能成立。

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发展得像模像样，但毛泽东仍像模像样地描述它，把它设定为“过渡时期”的起始点，并像模像样地同它作殊死斗争，以防止它“复辟”。

毛泽东这样做，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类似堂．吉柯德所处的位置上。西班牙的堂骑士自以为是在同强敌作斗争，而实际上是在和那个大风车过不去。中国的毛主席自以为是在同可怕的资本主义作斗争，而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百姓、同志乃至曾生死与共的战友过不去。

注解: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六部分，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31─1435页。

(2)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9─630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同(1)，第801页。

(4)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文版，第117─227页。

(5)《东方红》曲调属陕北信天游，歌词为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友源创作（1942年冬）。

(6)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发射上天，并在遨游太空之际不断播送《东方红》乐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这一乐曲旋律，至今仍能隐约回响在笔者的耳旁。

(7)歌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笔者曾请几个中年人背这首歌词。他们都是

先一楞，后一哼，便一字不漏地给哼出来了。

(8)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

【38】

关于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我们已指出作为它的“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可疑的，那么，作为它的“归宿点”的共产主义又如何呢？

对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对于他曾热情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公共食堂”，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都不会太陌生，都还能记起一些事来。

他的这种“共产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乌托邦”，并且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在其入口处挂着的，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走进去后看到的，多是中国古色古香的东西。

毛泽东前政治秘书李锐先生对此有过一段论述(1)：毛对于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十分“驳杂”的。其中，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有欧美日本新村思想的影响，也有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后者。不论是封建士大夫的大同理想，还是封建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都在他的未来设想中占有相当大的位置。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

“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中国空想主义传统，除了影响毛的思想外，还直接影响他的执政实践。

据李锐记述(2)，当年筹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曾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让他们参照学习，以体悟这中西合璧的意蕴。随后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亲自给《张鲁传》作注，印发与会者，让所有中央委员都来分享咱们祖上早已有了的社会大同理想，对照实践，古为今用。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说再现了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张鲁仅在汉中一隅行“五斗米道”，毛泽东则在国中处处办“人民公社”。张的“五斗米道”仅置“义舍”、“义米”、“义肉”，住房吃饭不要钱；毛树的样板徐水县人民公社则搞起了“15包”，包吃、包穿、包看病、包送葬……还包发每人两元钱。

不过，好事不长在，“五斗米道”的“义米肉”置不了多久，“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也开不了多久，甚至为时更短。徐水县人民公社的人均两元钱只发了两个月就发光了该公社的财政款，全国性“公共食堂”也只办了一年多就“大锅”变“小锅”了。

人们常常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喜欢画图画，画无比美好的未来图画。可是，人们若要仔细审视他画出来的那些东西，就会发现画中的许多景致，已被前人画过了。他的“理想主义”，与其说是未来主义的，勿宁说是怀旧主义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与老人家的知识结构有很大关系。在其知识储备中，关于未来的部份最为匮乏，关于现在的部份有很大片面性，关于过去的部份最为丰厚。

毛泽东关于“过去”的知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二十五史”知识，大都取之于他那几屋子的“线装书”中；二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的“毛选”中。他对这两方面知识的掌握，是大多数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关于“现在”的知识，不能说是匮乏，因为他毕竟还坐在执政党主席位子上，还要“日理万机”，还要处理许许多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故能获得大量信息；但也不能说是丰富，因为他又在执政者任上，做了许多违反常识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小孩子”一样(3)。因此，毛这方面知识存在着结构不平衡问题。

例如，他对种庄稼、打粮食的农业知之不少，但对开机器、办工厂的工业知之不多。否则不会搞出几十万座劳民伤财的“小高炉”。

即便是农业，他也只是对扶犁耕田、担水浇地的事知之不少，而对诸如土壤成份分析，光和作用研究等科学种田的事知之不多。否则不至于对亩产几万斤的“卫星田”将疑将信。

又如，他对政治斗争策略知之甚多，但对经济运行方式知之甚少；整倒了一个个政敌，却搞砸了一处处经济。在前一个方面，用彭德怀的话说，他是“得心应手”；在后一个方面，用毛自己的话说，他是“冒失鬼”(4)。

即便是政治，他也只是对自己所搞的中国政治知之甚多，而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这可以从他与尼克松的女婿和女儿谈话中看出。他坦率地承认，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两小盒磁带竟能把一位美国大总统整下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仍能就他所不懂的这件事说出一大堆话来。(5)

由于毛泽东关于“现在”知识失之平衡而关于“过去”知识十分丰厚，故使他在设想未来时，常常不能正确地使用其现代知识，却能熟练地潜运其历史知识。因此，在他所描绘出的未来图景中，现代气息不多而老式色调甚浓。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说起来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实际上倒很像是中国老农民的一种夙愿。

毛泽东坐了江山后，尤其到了晚年后，长时间埋下头去翻读一本本线装书，间或着抬起眼睛盯着前面说上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话，可话中常常流露出他刚刚读过某本老书的心得。

人们常以为，甚至毛自己也以为，他老人家总能够在大家的前面发现许多新生事物。可是，这种“发现”常常只是把人们身后的东西挪到了人们的前面。

总之，毛泽东所谓的“过渡时期”来龙不清且去脉不明，作为其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虚设的，作为其归宿点的“共产主义”是驳杂的。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0─13页。

(2)引自：同(1)。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9页。

(4)引自：同(3)，第813页。

(5)参见贾思楠编《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367页。

【39】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除了有其理论自身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其实践结果方面的问题。

就这实践结果方面来看，它所坚持的东西比它所反对的东西，更不如人意些，更有危害性些。

在毛自己看来，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反对的只是他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他坚持的也只是他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编织起来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他折腾出来的，是深深打上“毛记”烙印的。

就这两个概念原有涵义而言，毛反对的是他并不清楚的，坚持的也是他并不清楚的。他对“资本主义”不甚了解，对“社会主义”也不甚了解。

毛泽东曾被其党人推崇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又一位世界级“无产阶级伟大领袖”。

何谓“无产阶级”？按马克思观点，这个阶级最初生长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深受这个制度的迫害，了解这个制度的弊病，并最终要埋葬这个制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赋予这个阶级一个特殊的职业称号：资本主义的“掘墓人”。(1)

显然，这个“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对象，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一个他很熟悉的人，准确地说，是那个曾经生育过他并又虐待过他的恶母亲。

我们中国的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也立志要做一个“掘墓人”，要去埋葬“资本主义”。但问题是：这位出自东方的“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对象，是一个他不熟悉的人，是一个与他没有多少血缘关系的人。这正是他与那些出自西方的“掘墓人”大为不同的地方。

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其本人就是一位中产阶级成员的长子，并继承他的一部份遗产，另外还长期接受恩格斯的资助，而后者兼有无产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老板的双重身份。

毛泽东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先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继是一位农民革命的领袖；执政后，虽住进了城，但很快就将城里原本就没有长大成熟的资本主义给连根铲除了。可以说，毛很少接触资本主义，很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马克思主要是一个学者，常常坐在窗明几净的大英博物馆里博览群书。在他读过的一本又一本书中，大多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学术专着，以及资本主义政府所作的国情报告。可以说，他掌握了他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给他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大量知识。

毛泽东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除了推不掉的公务活动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挂着厚窗帘的书房里度过的。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读的大多是中国的书尤其是中国的老书，大多是记述我们民族过去事情的书。诚然，他也读其它方面的书，也读资本主义的书，甚至在他那个摆满线装书的客厅里接见过许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和专家学者，并能与他们谈得海阔天空、兴致盎然；但是，他再谈也谈不出一个活生生的资本主义来，再谈也谈不清他要埋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真实面貌。

毛不仅谈不清资本主义，也谈不清社会主义。通观他在执政二十多年中对这后者所做的诠释，是很不确定的，一会儿说是这样，一会儿说是那样。听者听得不明白，说者怕也是心里没有多少底。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即“过渡时期”的长度问题。1955年10月，毛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称这一时期需要50年到70年时间。不出三年即1958年5月，毛亲自主持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放出风来说只需要10年左右时间。再过四年即1962年9月，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竟又说还需要100年到200年时间。这时间上的伸缩性大得也太离谱了。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问题。毛先是同意以搞经济建设为主，后又主张以搞阶级斗争为主。他先是向自然宣战，掀起“大跃进”狂潮，后又向人开战，搞起各种政治运动。即便是搞政治运动，他也没有十分确定的目标，今天运动到这里，整这一批人；明天又运动到那里，整那一批人。

毛对自己坚持要走的路，也看得不大清楚，也是走到哪算到哪，也是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

从思想方法上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处，前者颇得后者真传。事实上，邓也是毛曾垂爱最多提拔最快的两个人之一（另一是林彪）。当然，邓与毛也有区别，一个不爱说话，一个总爱说话。邓对自己不太清楚的事说不上几句话，例如对十几亿中国人到本世纪末将会如何这样一个大问题，邓也只说说诸如“人均收入一千美金”（后又改为“八百美金”）之类的话。毛对自己不太清楚的事却说得上许多话，慷慨激昂，绘声绘色。

必须说明，本文质疑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等于主张“资本主义”是不能批评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也有许多毛病，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对它的许多批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深刻批评。

他曾在自己著作中，记述了工人阶级的恶劣工作条件和贫困生活状况，进而揭示了雇佣劳动所具有的“异化”（alienation）性质。他指出，雇佣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最终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反过来强制雇佣工人自己的力量。(2)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批评中，显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即怀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怀有为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的正义感。人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不能无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超越自我而趋向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

另外，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述中，还分析了当时像“打摆子”一样间歇性发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这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而这种“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无政府性”。结论做到这里，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说抓住了资本主义确实存在过的一些问题，故有一定的真知灼见性。

不过，当这位批判者循着上述结论继续向前推演时，就有些操之过急了。他接着指出，这种“生产的无政府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避免的，因而与此相连带的“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也是无法避免的，于是，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显然，他的这些结论下得过早了点。

二十世纪凯恩斯学说的一个核心部份，就是所谓“国家干预理论”，即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可通过其“财政政策”和其“货币政策”，来干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减少它们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比如，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以避免出现“生产过剩”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这一理论后来被运用于“罗斯福新政”，获得巨大成功。尽管凯恩斯理论也有自身局限性，也为其它经济学流派所诘难，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了。

面对当代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已很难再笼而统之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性”的了。马克思的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阶段的产物。人们不能过分地苛求于它，更不能过份地拘泥于它─正像中国大陆上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又如，作为“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作了许多深刻批判。

一方面，他们继续作马克思曾经作的一些批判，如继续批判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并且用词更趋激烈，以至认为商品已失去了它的全部经济特征，而只具有拜物教特征。弗洛姆指出：“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3)

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了马克思不曾作的一些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单向度人”理论。这个理论告诉人们，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当代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个“社会一体化”过程。(4)

例如，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造成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成了福利国家，其社会成员大都能享有优裕生活，大都能拥有汽车、电话、高蛋白食品等。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在经济生活上逐步同化起来。

又如，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大众传媒效能，进而造成公共信息泛滥。电视机、收音机、报纸、杂志等媒体无孔不入地侵入并占有人们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这又使得整个社会在文化生活上逐步同化起来。

另外，这个社会的其它一些领域如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等，也都经历着类似的“一体化”过程。

马尔库塞接着指出，这种“社会一体化”过程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逐步消解了社会成员所应有的个性，尤其是消解了人性中所应有的“否定性”方面。这里的“否定性”，指的是人性中不满足现实进而要求“批判”现实或“超越”现实的方面。消解了人性中的“否定性”方面，也就使人成了只有“肯定性”维度的人，即成了只是完全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强加于他的现存生活方式的“单向度人”。

对于这个有着许多毛病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活于其中的新老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而且生活于其中的其它人也批评它，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那里指指点点地说着它。在其大众传媒上，除了有总统、推销员、麦当娜等发出的诱惑声外，还有各种牢骚满腹者发出的抱怨声、责难声、怒骂声。

资本主义确有许多毛病，但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允许你公开地骂它，甚至会资助你骂它，让你在酒足饭饱之后调侃它、责骂它，不过，你得要骂出名堂来、骂出学术味来。上面提到的马尔库塞在创设他那个怒气冲冲的理论时，就曾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作为响应，这个批评者也将自己对此赞助者的感激之情，赫然写在他的《单向度人》（One Dimensional Man）的扉页上。

这个“洛克菲勒”，可以说是现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成功的资本家之一，以致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格化代表。如今，这个最负盛名的资本家基金会，竟去“惠助”那个同样是最负盛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个骂资本主义骂得最凶的人。对此，一些自诩“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是其虚伪性的表现。不过，话得要说回来，马尔库塞先生拿到手里的可不是什么“假钞票”，说出口来的也不是什么“假大空”。

有两种批评：一种只是用言辞批评对方，只是诉说对方如何不好；另一种除了用言辞批评对方外，还用行为来驳斥对方，不仅诉说对方如何不好，而且通过做出自己业绩来反衬对方是如何不好的。

这就好比走在“T”型台上的模特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台下，即坐在那里的看客要对她评头论足，并有可能甩出几声“真臭美”的话；另一是来自台上，即那些已站在台面上的其它模特对她的挑战─不只是在脸上显出你不行我行的神情来，还真能在“T”型台上走出自己的趟子来。

与此相似，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有两种：一是坐在台下的批评，即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只是诉说着它有多么不好；另一是站在台上的批评，即已执政了的毛泽东、斯大林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能只是在说资本主义的不好，还要做出社会主义的真好，不能只是在“破”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还要“立”出社会主义的新兴事物来。显然，这后一种批评要更难些。

平心而论，相对于马克思等人来说，毛泽东所做的事情要更难些。因为，人们不仅能听到后者是如何指责别人的，而且能看到后者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不仅能听其言，而且能观其行。这就使得后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要冒更多的风险。

正如那位骄傲的模特，不能只是站在那里瞧不起别人，还应下到场里走出自己的趟子来。乐曲响起，灯光闪烁，众目睽睽之下，老人家走出来了，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步子来了。

注解: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84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3─181页。

(3)参见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174页。

(4)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40】

毛泽东指责资本主义不好，那么他搞出来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呢？

从外部关系看，毛的社会主义做到了“独立自主”。毛及其党人为新中国锻造了一层坚硬外壳，或披上了一层钢甲，谁都敢碰，谁都敢顶，既碰了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又顶了社会主义老大哥，既动嘴巴，又动手脚，与前者打了一场跨国战争，与后者爆发多次边境冲突。

但就内部关系看，就那个坚硬外壳里的内瓤看，毛的社会主义未必做到了“自力更生”。毛及其党人在建国初搞战后恢复工作，颇有些新气象，但后来搞社会主义，就不如人意了，尤其是毛亲自抓的两件大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件件失败，样样祸国殃民。

不过，在毛做这两件大事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时期（1962─1966）。这正像一辆向前急驰的车在作拐弯时不得不减速一样。在此时期，毛从经济建设上退却下来，不再主持国家经济工作了。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形势也渐趋好转。在这同时，毛并非偃旗息鼓，又在政治战线上积聚力量，不时搞出一些新奇动作来，并且，其动作频率渐趋加快，其动作幅度渐趋增大。与之相应，中国政治形势又渐趋紧张。几十年来，凡老人家煞费苦心去插手做的事，准会出乱子，经济乱子刚平，政治乱子又起。

在大多数时间里，毛的社会主义都处于紧张状况。就国家来说，经济紧张，政治紧张，思想文化紧张；就个人来说，吃饭紧张，穿衣紧张，搞身边阶级斗争更紧张。

二十年经营，二十年折腾，或紧或缓或又紧。

毛泽东究竟搞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呢？

从经济上看，它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

从政治上看，它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

从思想文化上看，它又是一个愚昧的社会主义。

就农业来说，几乎每一年毛泽东的报纸都报道大丰收，可是二十年后，中国大陆人均农产品产量几乎没有变化，甚至为负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鱼业部计划司提供如下数据：

1956年，中国大陆人均占有粮620斤，棉4.7斤，油料16.4斤，肥猪0.10头，水产品8.6斤；

1976年，人均占有粮615斤，棉4.4斤，油料8.6斤，肥猪0.18头，水产品9.6斤；二十年比较，除水产品项与肥猪项略有增长外，粮、棉、油料各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1)

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1956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共有1.8545亿人，共生产粮食3855亿斤，人均产粮2078.7斤；

1976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共有2.9448亿人，共生产粮食5726亿斤，人均产粮为1944.4斤；二十年比较，人均产粮减少134.3斤。(2)

虽然1976年人均农产量与1956年人均农产量大体持平，但1976年时的农民比起1956年时的农民来，要多养一大堆臃肿庞杂的人民公社机构，多养一大帮吃吃喝喝的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因此，二十年间中国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不是持平而是下降了。

毛泽东领导数万万中国农民走了二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一如既往，甚至不如以往。

笔者亲耳所闻，农民自己就说，在老毛当家那会儿，最好过的日子要数五十年代初分田单干时，自打搞起合作化运动后就没有舒坦过，不仅让你吃喝不好，而且让你坐卧不宁，尽来些七股八杂的事折腾你。

毛泽东执政农业二十余年，声势造得很大，结果劳而无功：

执政之初，他于敲锣打鼓声中把土地分给农民单干，允许他们发家致富；

执政之中，他又于鞭炮口号声中把土地从农民家中收回来搞合作化，许诺他们很快就能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

可是，到了老人家去世之际，中国农民生活状况依然如旧，多数人仍是吃不饱穿不暖，以致买不起一台私家收音机来仔细倾听那年９月９日奏起的那曲带走许多东西的哀乐；

继而，到了老人家去世之后，中国农民又把地给分了，最初是偷偷地分，生怕惊动那个死而不僵的亡灵；后来因得到中共开明官吏允准而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不过，吃够苦头的农民并没有忘乎所以。他们实际搞的是分田单干，但嘴里不说是分田单干，而冠以诸如“联产责任承包制”之类的名称，既能继续挂着那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子，又能很好保住那些中共开明官吏在执政党内的面子。

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方式由七十年代末回到五十年代初，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人亡政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则是白走了二十余年路。

毛泽东执政农业，自己与自己比，已显尴尬；若再与前人比、与邻居比、与宿敌比，就更显寒碜了。

说来惭愧，在人均年粮方面，现代中国人比起两千年前老祖宗来，似乎没有什么长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研究员估算，西汉时人均年粮约为36汉小石(3)，每汉小石若按小米量称约合今32市斤，若按粟量称约合今27市斤(4)。依此量算，36汉小石的小米约为1152市斤，或36汉小石的粟约为972市斤。不论按小米算还是按粟算，西汉人均年粮都高于毛泽东治下人均年粮，不论是1956年的620市斤还是1976年的615市斤。

可见，西汉王朝的臣民们山呼其皇上“万岁”还有些道理，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高呼其主席“万岁”就显得过于热情了。

就在中国大陆农业停步不前时，世界其它地区正进行着一场“绿色革命”。这场“革命”以开发利用农业生物系列技术为主要内容，即通过采用良种以及合理运用化肥与灌溉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革命”发生在六十年代前后，最初以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与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为原点，继而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辐射，结果显着改善了它们的农业面貌，提高了它们的人均年粮水平。

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报告，在1955至1975二十年间，除中国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外，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均年粮平均提高14.28％，其中远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均为我国近邻）人均年粮平均提高15.44％。(5)同一时期我国人均年粮提高2.81％（1955年为604斤，1975年为621市斤）。(6)若按1956至1976二十年计，我国人均年粮提高-0.81%（1956年为620斤，1976年为615斤）。

最令毛及其党人感到面上无光的，就是与自己宿敌相比，与海峡对岸的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成就相比。就在毛泽东大搞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台湾岛上的农民们在由政府推行的赎买性土地改革完成后，经过努力经营，很快就发家致富了。

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看：大陆人均产值，在1956年为261元人民币（按当年价格算，下同），在1976年为580元人民币(7)；台湾人均产值，在1956年为141元美金，在1976年为1122元美金(8)。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二十年间，大陆人均产值提高幅度不足一倍，台湾人均产值提高幅度则在五倍左右。

到了1992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10，000元美金(9)，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43元人民币(10)─按当年人民币与美金汇率5.72：１换算约为357元美金。

尽管按人均GNP算法与按人均GDP算法不同，并且按国际汇率计算收入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收入也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两岸人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以道里计了，已不是相差一两个层次问题了。

今天中国大陆到处都有殷富的台商在办厂开店。据知情人说，来者多为台湾中小企业家，其中相当一部份人就曾是农民。如今这些台湾的老农民比起他们大陆的老同行来要神气得多罗，竟以阔老板身份廉价地雇佣后者替他们打工，其中少数不良份子还雇佣后者的女儿给他们做露水夫妻。

这种情形，对于曾以农民为主力军而进行了长期战争的中国革命来说，对于曾向农民猛拍胸脯而作出了种种许诺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一种令后者无地自容的讽刺。

尽管毛泽东淫威执政党二十余年，但其党里至今仍有一批还保持着正直品性的老共产党人。可是，他们的正直品性将给他们自己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将使他们在面对上述情形时汗颜无地，既愧对那些曾经舍命支持过自己的中国农民，又羞对那些曾经惨败于本党的政治宿敌。

这后者则会于此情此景中唱出幸灾乐祸的调子：

国共决战，岂止战场，最终还须市场见分晓；先败于战场，后兴于市场，仍为不败。这正合乎你们自己所尊奉的经济决定论。过去，我们的水陆坦克车开不上大陆；如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骑上了大陆。军事反攻大陆，前途渺茫；经济反攻大陆，捷报频传。

不过，就已超越政治怨恨的后代人来说，海峡两边的人大都是同根生者，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好些，这边的人理应为之祝福。不过，这边布衣草帽的穷亲戚在与那边穿金戴银的富亲戚打照面时，还是会心有所动的，会埋怨自家家长太不会过日子了，使得全家大小面黄肌瘦、缺衣少穿，出门碰到熟人常有脸上无光之感。

这一家子人苦的程度不全一样。最苦者要数那些耕种家里大片田亩的人。他们与大家长毛泽东在血缘上最近。

毛一生有多重身份。有人称之为政治家、思想家，有人称之为权术家、阳谋家，有人称之为老人家、润之兄……笔者则以为在其所有身份中最重要者有两个：

1949年前，他是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发于山野，兴于乡间；

1949年后，他是一位穿着中山装的新皇帝，治下臣民多为农民。

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毛泽东都与农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起先是，一方信誓旦旦、不断许诺，另一方则忠心耿耿、不断紧跟；结果是，一方来回折腾、不断食言，另一方则疲于奔命、不断失望。

土地革命时，毛委员对农民兄弟说，跟着我闹革命，就能翻身得解放；后者听之信之，并为之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以致“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农民的白骨。

社会主义革命时，毛主席又对农民兄弟说，跟着我继续干，就能过上好日子；后者又是听之信之，并为之流汗受穷、任劳任怨，甚至为之饿肚子送命、一死数千万。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数曾生养他并支持他的中国老农民了。

与上述农业情况相比，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从手枪到核潜艇都能制造的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这应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然而，这种发展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是以剥夺农民为前提的，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把农民创造的许多财富无偿地转移到工业上去。

其次，它是以商品短缺为特征的，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企业生产常常是一方面造成工业资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又导致工业产品严重不足，致使许多商品限量供应，买布要票证，买肥皂要票证，买自行车也要票证。

再次，它是纵比有余而横比不足，与其过去比有长足进步，但与其它一些国家比就不太乐观了。在亚洲“四小龙”中，我们不好与香港和新加坡比，因为它们属完全城市化地区，但可与台湾和韩国比。后两者在五十年代初曾与我们水平相当，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就世界范围看，这几十年中发生了多次新技术革命、多次产业结构调整，但都与我们失之交臂。新中国屡失良机。

再次，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恰恰是以毛泽东本人不断对之干扰为背景的。如毛鼓动的“大跃进”，名为“多快好省”，实为少慢差费，赔进大笔资金。用彭德怀话说，如用这些资金买日用品，可以堆得象庐山那么高。(11)又如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停工停产，以致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最后，它是以人民贫困为代价的。城市劳动者虽比农民收入高些，但总还没有摆脱那个“穷”字。他们干个十年二十年也就提个一级两级工资、长个十块八块钱，活了几十年也就吃了几十年饭、养了几个孩子，此外别无所剩。

【41】

毛泽东及其党人常常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靠的是"两个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言辞之间，透出一股子绿林秀才之豪气：老子既能玩枪弄炮，又能舞文弄墨，还夺不了这天下？

就毛个人来说，打天下如此，坐天下也是如此。他执政二十馀年，一方面抓着军队不放手，至死都在掌着他的"军委主席"大权；另一方面抓着意识形态不放手，至死都在宣讲他的"革命理论"，都在力图影响治下人民的思想。

人民是分层次的，至少可分两个层次：

一是所谓"雅文化"层次，以知识份子为主体；

二是所谓"俗文化"层次，以社会基层劳动者为主体。

与此相应，专制统治者搞愚昧主义也分两个层次：

对于前者，主要搞学术禁锢，搞文字狱；

对于后者，主要搞歪曲报道，搞愚弄宣传。

在学术领域，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毛属下的思想检察官们为学术研究做了种种限定：

一是划定学术讨论范围─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或不可以讨论；

二是规定学术思想方法─什么方法可以采用或不可以采用；

三是预定学术研究结论─什么结论可以得出或不可以得出。

这里仅以历史研究--也是毛平生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为例。

其一，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过于强调其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淡化乃至不谈其破坏性、反文明性的一面，尤其不谈农民起义常常具有暴民政治性质。

这种"暴民政治"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对社会精英文化的敌视。

其参与者大都长期受到精英文化的歧视，常被嘲笑为"白丁"、"睁眼瞎"，故对后者隐有一种疏离乃至逆反的情绪。他们一旦兴兵造反，就很有可能要对那种曾慢待他们的文化做出过度的反应，以致能干出滥杀秀才、焚烧典籍的事情来。

二是对一切既有秩序的践踏。

其参与者大都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什么人都可以斥责他们，什么规矩都可以束缚他们，故很容易在他们一些人心中产生一种反社会反秩序的情绪。他们一旦汹涌澎湃地涌上政治舞台后，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这种情绪骤然释放出来，就会打破一切秩序，无视一切规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爱护老百姓的农民起义军，如进京前的李自成军；也有残害老百姓的农民起义军，如入川时的张献忠军。

三是易于推出新的独裁者。

由于愚昧，暴民们很容易被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利用，很容易轻信乃至迷信那些有着非凡政治煽动才能的人。又由于社会无序性持续下去，暴民们不仅继续攻击他们曾要攻击的对象，而且开始相互冲突起来，于是，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强人出头来替大家摆平一切。这个人开始只是大家心悦诚服的大头领，往后就有可能演变为大家俯首称臣的独裁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不仅能够打倒老皇帝，而且能够推出新皇帝。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古希腊政治时也揭示过类似情况，即一些对城邦实行独裁统治的僭主，原本就是平民领袖，就是城邦下层公民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推举出来的群众首领。(1)

有鉴于此，中共1949年后之所以轻慢知识份子，除了与该党领袖毛泽东实行独裁统治有关外，还可能与该党的中高级干部多为工农出身有关。前者是决策者，是蓄意拍板者，后者是执行者，是积极附和者。所以，这个账似不能都算到毛泽东头上。

其二，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国民党表现时，过于强调它曾消极抗战的一面，而淡化乃至不谈它曾浴血抗战的另一面。

这种研究框子被套用在许多大陆出版物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造成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大陆学生中，没有人不知道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打出的"平型关大捷"，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杜聿明的第５军打出的"昆仑关大捷"。两场恶仗的对手都是在日军中享有"钢军"称号的第五师团。前一仗仅重创其一个辎重联队，后一仗则重创其一个野战旅团。在昆仑关前，日军步兵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其辖下第21联队（三木联队）大部被歼，其他作战部队也均遭围追堵截，致使整个第五师团陷于被动挨打之困境。

此第五师团乃由日军大本营直接掌握的战略机动部队，自1937年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几乎打遍了中国所有战场：

在华北方面，参加了南口之战、忻口之战；

在华中方面，参加了松沪之战、南京之战；

在山东方面，参加了沂州之战、台儿庄之战；

在华南方面，参加了广州之战、南宁─昆仑关─宾阳之战；

在此期间，还一度被调至关外齐齐哈尔，准备参加"诺门坎事件"后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后因双方妥协而未大打起来）。

在上述诸战中，该师团大多处于进攻态势，只在台儿庄与昆仑关两地处于被围攻境地。在这两者中，又以后者形势最为严峻：台儿庄前，只是它的一个旅团陷入困境；昆仑关前，则是它的整个师团陷入困境，不得不拼命固守待援，直至日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赶到后才脱离险境。

大陆许多人都知道，苏北有个"刘老庄战斗"─新四军第三师一个连队82人在拼掉日军170馀人后全部壮烈殉国，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湘南有个"衡阳保卫战"─中央军第十军一个整军在重创日军数个师团后全军覆没（该军参战17000馀人，伤亡15000馀人）。

由日防卫厅战史室提供的资料显示(2)：日军在攻陷衡阳之战中，先后投入3个师团（第116、68、58师团）之全部以及2个师团（第13、40师团）之一部，另外配以第11军（兵团建制）直属重炮部队和第五航空军大批战机。结果，中方战死4100人，被俘13300人（内中绝大多数为伤员，该军残部正因既无法带走又不能扔下这么多伤员而放弃突围努力，并因弹尽粮绝而放弃抵抗）；日方共伤亡19380人，内含军官910人。在中日战争史上，这是一次很少有的双方伤亡率很接近的大战役。

在这场攻防战中有一突出情况，即日军军官─不论高级军官还是下级军官─伤亡率非常高。如在日第68师团（主攻师团之一）的三名将级军官中，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在第一次总攻中就身负重伤，第57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在第三次总攻中被炮火击毙，第58旅团长太田少将仅以幸免。又如在日第116师团（主攻师团之一）所辖第133联队（黑濑联队）第二大队中，自大队长至小队长数十名官佐或死或伤，无一幸免。由此可见衡阳血战之激烈程度，可见中国陆军第十军将士对日作战之顽强程度。

在大陆学生中，没有人不知道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央军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后者在当时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改变了许多外人关于中国军队不能作战的成见。

大陆许多人都知道，"八路军"中有一个左权将军战死在太行山上，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两百个将军战死在抗日第一线上。这两百人与左将军一样，都是民族英烈。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国共两党两军的抗战。人们既不应否认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应否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后者所起作用要更大些。

侵华日军所发动的最大攻击战，前期为武汉会战（1938.8-11），后期为豫湘桂会战、即日本人所说的中国派遣军"１号作战"或"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1944.4-1945.1），都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两次会战，日方都投入数十万兵力，并都付出伤亡数万人代价。尤其后一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达四十馀万人，为日本侵华战争史之最；其伤亡也十分惨重，如参加湘桂第一期作战的各师团均"遭受3─4成的损失"。(3)

中国军队所发动的最大反击战，为1939年"冬季攻势"，主要是蒋系军队所为。此役，蒋方投入五十四万兵力，反击侵占武汉及周围地区的日第11军。该军为侵华日军中最大野战兵团，常辖有七、八个师团兵力，此时司令官为日"陆军三杰"之一冈村宁次中将。日方评论此战："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

"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显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4)

冈村宁次在其上交报告中，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5)

这种看法似有片面性，其中一些提法不能为四万万中国老百姓所同意，更不能为中共方面所同意，但内中提供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当时由黄埔系少壮军官所掌握的中央军是坚决抗日的。

因为，提出上述看法者，不是诸如日本外交官之类的人，而是日本前线指挥官，即他不是从言辞中，而是从实战─属下部队不断受创或属下官兵不断流血─中，得出这个结论的。

换句话说，面对冈村中将，蒋委员长用以表达自己抗日意志的方式，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央军打出的枪弹和炮火、以及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因此，笼而统之地说国民党"消极抗战"（中共抗战史教科书常用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依据同样方式，我们也可以替中共抗战业绩作出论证。1940年11月，侵华日军在向东京方面作总体汇报时，对各占领区治安情况作出评估，将最差分打给了中共抗日势力极为活跃的华北地区。(6)

这也是从作战对手的角度提供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八路军"确确实实地给侵略军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扰。什么游击队、民先队，什么伏击战、破袭战，闹得华北"鬼子"坐卧不宁，以致"中国派遣军"总部不得不从华中战场调来它的最为干练的将军冈村宁次，以对付八路军中最有胆识的将军彭德怀。因此，笼而统之地说中共军队"游而不击"、"只打友军不打敌军"，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实际上，无论中共军队还是蒋系军队，都是既"打敌军"也"打友军"，既搞抗日也搞内斗。抗战八年，两者时而相互激励，你给我一个嘉奖令，我给你一个祝捷电，不亦热乎；时而又相互诋毁，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战"，不亦冷乎。大敌当前之下，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既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又相互摩擦、内争不止，一只手狠打着面前的民族公敌，另一只手则死揪着身旁的同族异党，于是构成了一幅很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抗战图景。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政府仍是内争不止，并都想打"日本牌"，都试图借助日本力量来挤压同族异党，结果都只能让他人左右渔利。

平心而论，国共两党都是坚决抗战的，并都为此而付出巨大的牺牲（就中共方面来说也获得更大发展）。然而，两党相互间评价均大打折扣，都把对方的抗战业绩往小处上说，甚至往坏处上说。这或许符合两党私利，但不符合民族大义，上有辱先烈，下蒙蔽子孙。

就毛泽东治下的抗战史研究来说，淡化非属中共系统的其他中国军队的抗战业绩，实是把我们全民族抗战的巨大画面涂抹掉一大块，或涂黑、或抹去，或干脆撕掉。后人望之不胜叹曰：当年日寇铁蹄曾践踏我半壁大好河山，如今御用曲笔又涂毁我半幅抗战画面。

如此作史动机姑且不论，其效果无疑是在贬损我们这个民族，是在亵渎那些抗日英烈，并最终殃及歪曲历史者本人。

关于上述"衡阳之战"，大陆有一部历史教科书只写了一句话："国民党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降，衡阳于八月七日（应为八月八日─笔者注）失陷。"(7)

还有一部历史大辞典在"豫湘桂战役"词条中谈到此战时，仅用了四个字："不战而降"。(8)

这不禁使人愤然相问：这叫什么历史书？这叫什么历史学？说出此话的中国人如何对得起此役殉难的中国人？

试想，如果时间退回五十馀年，那么，什么人会说出这种话？

国民党自不会说出这种话，不会平白无故地往自己身上抹黑；

共产党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新华日报》曾于当年城破之日（1944.8.8）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社论："向衡阳守军致敬"；

日本人也不会说出这种话，否则侵华日军无法向东京大本营说清楚那一万馀名日军是因何而伤亡的；

只剩下一种人会说出这种话，这就是南京汪伪政权的政治宣传工作者。

其三，在研究中共党史上的毛泽东作为时，过于强调他曾有过的"过五关斩六将"业绩，而完全不谈他也曾有过的"走麦城"经历。

以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为例。似乎许多人知道，1948年秋锦州之战，林彪不想打而毛主席强要打，结果大胜。那些史家们说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无比正确性。可是很少人知道，1946年春四平之战，林彪不想死守而那个主席要死守，结果大败，并导致大溃退，一退数百里，一直退过松花江才站住脚。那些史家们对此缄口不语。

再以朝鲜战争为例。许多官方史家都谈毛主席运筹帏幄，坐在北京指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连打了五次战役，次次大胜。可实际上，除前两次战役外，后三次战役打得不理想。究其原因，老人家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自志愿军取得二次战役大胜后，他就有些头昏脑胀了，频频发电催促前线司令员彭德怀去接二连三地发动新战役，打过三八线，打过汉江，占领汉城  彭司令屡屡想修整再战，但又屡屡被催得连续作战，最后被催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掉头返国，赶回北京，闯毛寝宫，掀其被褥，当面直陈前方军情艰难。

至于毛泽东搞经济建设饿死几千万人、搞政治运动株连上亿人那类超级历史事件，就更不许史家秉笔直书了。在老人家亲自关照下的史学领域里，凡与他本人牵扯较多的地方，就会有一些学术愚昧的东西夹杂其间：或在描述这个党的重大成就时，过于夸大他个人的功绩，而淡化乃至抹煞其他同志也曾做出的贡献；或在分析这个党的重大失误时，过于夸大其政治对手的责任，而淡化甚至完全抹煞他也曾负有的责任。

通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形成这样一个看法：近百年来思想文化最为活跃时期，不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也不是蒋介石当家时期，而是北洋政府时期以及由北洋政府向国民政府过渡时期。

可能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个看法，但他们很难驳倒这个看法。因为，这个看法与其说是推论出来的，勿宁说是直陈出来的，即仅仅是记录了一些确已发生的事实。例如，记录了下面一些事实：

在思想信仰上，这是近百年来主义牌号最多的时期；

在社会组织上，这是近百年来政团种类最多的时期；

在人文学术上，这是近百年来大师级人物出得最多的时期；

在政治纷争上，这是近百年来不同政见获得公开表达机会最多的时期；

永彪史册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这一时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马克思主义一入国门，就能公开地载于学刊、讲于学堂、宣传于热血青年。这与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旦执政就不让其他主义说话的局面，形成强烈反差。

再反过来说，近百年来思想文化最为禁锢时期，不是北洋政府时期，不是南京政府时期，而是毛泽东主政时期。

蒋介石曾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口号，但未能实现它；毛泽东没提出这种口号，却一个不少地实现了它。

不容否认，蒋介石主政时，其党其国已开始走向专制主义道路，在政治军事领域大力围剿异己力量，既杀方志敏，又杀邓演达；在思想文化领域竭力压制不同主张，既坚决反对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又不大容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即便如此，"国统区"里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冷嘲热讽声，有李达教授的宣讲马列声，还有民主同盟的据理力争声

到了毛泽东执政时期，不仅体制外的叽叽喳喳声没有了--此为1957年"反右派"的杰作；而且体制内的"操娘"声也没有了--此为1959年"反右倾"的成果；最后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毛主席语录"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就和1960年"公共食堂"大饭锅里的情形一样：清汤寡水。

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人文学科领域基本上没有培养出大师级学者，相反倒培养出不少擅长打棍子、扣帽子、甚至出卖师长的学品不端者。

事情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按理说，新中国既然培养不出新的学术大师，那就应该更加珍重老的学术大师，以充份发挥他们已有的学识才智--这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学术大师们在这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没被整肃过，几乎没有人没被要求去写那些使他们蒙受耻辱的自我批判材料或揭发别人材料。这些大师们过去个个熠熠闪光，此时大都黯然失色，大都出现学术退化情况，很少再写出传世佳作来。

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老舍先生了。这位已具有问鼎诺贝尔奖实力的中国文豪，创作最鼎盛期在三十年代，人生最黑暗期在六十年代--并投河自尽于这一时期。据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曾投了他荣获桂冠的票，可他所在的国家却投了他应该死去的票。

注解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第五章、第十章。

 (2)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编，第八章第四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314页；参见杨正华《血战衡阳四十七天》，载《纵横》1991年第6期，第25─32页。

 (3)引自：同(2)，第182、334页。

 (4)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编，第519、520页。

 (5)引自：同(4)，第519页。

 (6)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编，第412页。

 (7)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8)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42】

当我们再把目光从雅文化层面转向俗文化层面时，便看到老人家在普通老百姓中搞思想愚昧主义要更简单些也更有效些。正是在此处，“大造革命舆论”的简洁性与明快性都得到了突出表现。

毛泽东直接关照下的各级宣传部门，能够十分有效地控制且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如广播、报纸、红头文件、以及大大小小政工干部的嘴巴。通过这些媒体，中南海的声音尤其是老人家的声音，能够迅速且毫无遗漏地传遍“神州大地”上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

在这些传播媒体中，时空效应最大者，当数广播了（当时电视还未普及）。它传得快，播得广。不仅城里处处闻其声，而且乡间村村有喇叭。喇叭里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有沙奶奶阿庆嫂的“西皮流水”。

笔者曾见过一些生产队，饭都吃不饱，广播可听得不少。这边肚子咕咕响，那边喇叭哇哇叫。这种情景很类似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的一件事：

当年穷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向苏联请求援助时，首先索要的不是粮食，不是武器，而是一个体育场，一个他能够向成千上万群众发表演说的宏大场所。

对此，苏联总理大为迷惑，尼克松则能理解。后者认为，苏加诺就其本性来说，需要不断演说，需要不断煽起群众的激情，因为，“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1)

同样，对于毛泽东的宣传部门来说，群众可以吃不饱肚子，但不能听不到毛主席声音，不能听不到“两报一刊社论”，不能保不住“革命的激情”。这“革命的激情”也正是这些政治煽动者们“赖以生存的支柱”。

比较说来，在煽动群众激情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领袖远不如中国人民的领袖。与前者相比，后者闹得更红火些，也更壮观些。

后者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使用率也最高的群众集会场所—天安门广场。老人家深患慢性支气管炎，却老爱登那座高高的城楼，在呼呼的北国凉风中一站数小时，为的是要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欣喜若狂的革命群众“频频挥手”。据说，每登一次城楼他都要生一次病，可二十馀年来他总是乐此不疲这登楼挥手之事，直到其亲密战友林彪“自我爆炸”而使他再无颜面登高亮相时为止。

后者还拥有世界上听众最多、政治控制最严密的广播网。他只要一声号令，便能于倾刻间响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激动数万万颗向着他老人家的“红心”。在当年贫穷的中国大陆上，发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广的现代工业产品，就数广播器材了。

正是通过广播，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边缘部份的下层人民，如今一下子同国家政治中心联结起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看到了其祖辈不曾看到的许多东西；似又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其祖辈不曾被卷入的许多政治漩涡中，并被迅速塑造成执政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的政治工具。

在毛所拥有的各种传媒中，灵活度最大者，要数政治宣传干部们那些翻来覆去的嘴皮子了。他们此一时这样说，彼一时又那样说，对张三说是一个样子，对李四说是另一个样子。

例如，在宣讲林彪事件时，他们因人而异，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说得复杂些，从“鼓吹天才论”案到“设国家主席”案，一并娓娓道来；

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说得生动些，什么林彪一身“怪毛病”，怕光、怕风、怕洗澡；什么林立果“选妃子”，张三女子，李四姑娘。

朋友相告，有位乡干部在给社员群众宣讲此事时，声色俱厉道：那个“林秃子”真不知足，当了副主席，每天都能吃一只鸡，竟还要反对毛主席，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话虽不雅，但对那些大字不识且又饥肠辘辘的听众来说，还是颇有些感染力的。

对于林彪出逃身亡这一突发事件，当时不要说广大群众，就连许多中共高干都不能理解。他们想不通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会反对毛主席，想不通毛主席那么英明伟大到头来竟干出这档子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来。因此，给人们转思想弯子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自然落到那些搞宣传的人身上，并由他们较好地完成了。

又如，在宣讲邓小平这个人物时，他们又因时而异，到什么时节说什么话：

昨天刚领着大家学文件，说邓小平是排在刘少奇之后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今天又带着大家领会毛主席新指示，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棉里藏针”、“柔中有刚”；

明天又领着大家学文件，说邓小平“死不悔改”，大刮“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后天再改口，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些宣传者说的话变来变去，但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即宣传执政党不变，尤其是宣传毛泽东个人不变。不过，在这不变中又有变的东西，即宣传干部的官位是变化的，有的因宣传不力而遭贬黜，有的因宣传有功而获升迁，由科而处，由处而局，由局而部、而中央委员，而中央政治局委员。

民间曾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文件，文件抄张玉凤话。张是毛晚年身边最亲近的侍者，也是老人家口齿不清时唯一能听懂他呀呀话语的人。

张氏所为，很像是明朝大内司礼监秉笔黄门所做的事。后者随侍皇帝左右，随录圣上谕旨，继而传出宫外，达于内阁，行之天下。国家大政方针系于一君主一侍者。

毛晚年施政程序也大致如此，也是通过近侍者向下面传其旨意的。在他的这类近侍者中，除有张氏外，还有其侄儿毛远新。后者有正式职务，叫毛主席的“政治联络员”，专门负责把毛的“最高指示”传达给政治局（一种直接听命于毛泽东的机构，类似明王朝的内阁），再由后者将之正式发出，传达全党，号令全国。

正像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讲计划一样，它的大众传媒也讲计划，讲所谓“舆论导向”：

什么可以对老百姓讲，什么不可以对老百姓讲；

可以对老百姓讲的，是在这个时侯讲，还是在那个时侯讲；

可以讲时，是讲多，还是讲少。

一切都严格地按照上级指示或“舆论导向”来办理。

这就像现代化饲养场喂养家禽家畜一样：

什么可以喂，什么不可以喂；

可以喂的，是每天喂三顿，还是每天喂五顿；

每顿喂时，是喂多，还是喂少。

一切都严格地按照科学配方和科学管理来行事。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一是喂物质饲料，一是喂“精神食粮”；一是在“填鸭”，一是在“灌输革命思想”。

几十年如此灌输思想，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扼杀了我们民族在许多方面的生机：

由于让人们只看两种色调，要么洁白无瑕，要么漆黑一团。长此以往，便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辨别色彩的能力，不知在黑与白之外还有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持续单调的视觉训练，造成了民族性色盲症。

又由于让人们只听两种声音，要么是咬牙切齿声，要么是歌功颂德声。长此以往，又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倾听平常音的能力，不知在这两种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娓娓道来的世界。持续高分贝的鼓噪声，又造成了民族性重听症。

又由于让人们只在对立两极中进行思维和做出抉择：或者要么完全正确，要么完全错误，就像小孩子在电影中只看出两种人，即好人与坏人；或者要么十分驯服地听命于人，要么十分凶狠地扑咬于人，就像看家犬在院门口只认出两类人，即熟人与生人。长此以往，又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不知在“一分为二”之外还应有个三推六问，不知在听到上级指示之后还应问个为什么。持续愚昧化的思想教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性大脑萎缩症。

毛泽东治下这一思想愚昧化过程，在六十年代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一方面，打人、骂人、抄家、砸东西；另一方面，又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整个国家成了疯人院。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两组口号。前者为：“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后者为：“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中风行全国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向毛主席表忠心仪式。许多人家在屋里辟出一块净地，供上毛主席画像或塑象（时称“宝象台”）。每天早晚两次，全家人手持《毛主席语录》（时称“红宝书”），站在毛主席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早上者叫“请示”，即向他老人家请示今天我该干什么；晚上者叫“汇报”，即向他老人家汇报这一天我干得怎么样。

“语录歌”是一种以毛主席语录为词的歌曲，“忠字舞”则是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当时一些狂热的群众觉着用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自己无限崇敬老人家的心情，故再配以手舞足蹈。一时间，五六岁孩子跳之，六七旬老人跳之，在自家里跳，在单位中跳，在大街上跳。

我们这个民族在感情表达上向来含蓄，可如今一下子变得热情奔放起来，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几成西班牙人。这使人不能不承认，老人家在驾驭群众感情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他的所谓“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

数十年前，陈独秀先生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广开“民智”；数十年后，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则禁锢“民智”。陈先生曾是毛的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也曾是包括毛式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新主义的发祥地。毛如今成了陈先生的思想逆子，“文化大革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异化形态。

由此可看出，现代中国人所走过的思想历程有多曲折。同时可看出，现代中国人把自己的所有思想、所有希望都托付给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实际后果有多荒唐。

注解

(1)尼克松《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第365页。

【43】

毛泽东搞思想愚昧主义，除以群众为对象外，还以官吏为手段。

不过，毛属下官吏是有很大区别的：有愿意讲假话的人，有拒绝讲假话的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毛的执政党外有讲真话者，毛的执政党内也有讲真话者。两相比较，后者要更多些、更硬些、也更起作用些。

五十年代，执政党先后发动过两大反“右”运动：先是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整党外敢讲真话的知识份子为主；后是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以整党内敢讲真话的党政干部为主。

前者整出了几十万“右派”，挨整的人多在知识份子较集中的单位；后者整出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挨整的人遍布全国各地区各行业。

前者的斗争仅用数月，五七年一个夏季的热风就将那些叽叽喳喳的“右派”们吹了个干干净净。后者的较量旷日持久，五九年“庐山会议”冲突只是序幕，此后起起伏伏，其间经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前者打倒的人几十年无声无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后者打倒的人如彭德怀等，总是不服，不断申诉；与此同时，执政党内一些未被打倒者如彭真等，转而同情被打倒者，并逐渐敬而远之那位老爱打人者。这些被打倒者与其同情者的举动，又使得毛泽东很不痛快乃至恼羞成怒，下了置犯上者于绝境的决心并付诸实践，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却获得置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于绝境的结局。

故可以说，五七年党外“右派”，只对毛起了蚊叮虫咬的作用；五九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则使毛伤筋动骨，并染上绝症。

即便五七年“反右”，说是整党外知识份子，实也整了不少党内知识份子，整了不少所谓“红色专家”。

一位老教授告诉笔者，当年高校里的“反右派”运动，除了整党外敢讲话者，就是整“地下党”了。

这里的“地下党”，不是指中共执政时的地下反对组织，而是指国民党执政时的地下中共组织。1949年后，其成员由地下转到地上，成了执政党干部，其中一些人做了高校官员。由于这种特殊的出身，使得他们在“反右”中也相应地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

首先，他们对知识份子十分了解。他们长期生活在后者中，很了解后者，很清楚那些提意见者，从动机上说大都希望执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纵使说了几句恶狠狠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去做出来；从人格上看也大都是一些真诚直率敢讲心里话的人，并大都是一些很有才华的人。

教授感慨道，无论四九年前还是四九年后，大学校园里凡热心关注国事、敢于针砭时弊者，大都是一些很聪明、很优秀的学生。因此，当有人说这些提意见者出言不逊、恃才傲物时，前“地下党”员们是会相信的；当有人说这些提意见者从骨子里就反党、反人民时，前“地下党”员们就难以接受了。

其次，他们对知识份子也有感情。他们与后者不但相知颇久，而且相交颇深。他们当年做地下工作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侯，曾经得到过后者的支持乃至舍命掩护，可以说是欠了后者的情分。

共产党人也要讲良心，讲以德报德。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如今落难了，你不能装着看不见，不能去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事，而应该站出来替人家说话。这是做朋友也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再次，他们本人就是知识份子，就是红色专家。这些人不仅有曾为“地下党”的红色背景，而且学有专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高校，一直是既做党的工作又搞专业研究。

这就把他们与高校中那些扭着秧歌进城的“解放区干部”分别开来。后者既然是被派来接管大学的，故都有些文化，甚至有些才气。然而，他们大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学术专业。他们可以作出精彩动人的政治报告，也能写出热情洋溢的宣传文章，但很难写出合乎专业规范的学术论着。其中一些人即便后来也学了一些专业知识，但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总有些先天不足。另外，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也常显出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这一情结搁在其他地方都有问题，搁在高等学府就更有问题了。他们作大报告可以赢得普通群众的热烈鼓掌，但未必能博得学术专家的衷心佩服。后者可以把他们当作校务领导来尊敬，但不会当作学科英才来效范。

老教授说，当时大学里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在与上述两类红色官员打交道时，常常有些厚此薄彼，与“地下党”出身的干部相处得随和些，与“解放区”来的干部相处得隔膜些，甚至有些敬而远之。这就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嫌隙。

可是，高校里真正握有实权的，不是“地下党”干部，而是“解放区”干部。当“反右派”运动到来时，后者主持大局，遂将一些爱说话的知识份子以及一些不忘旧情而替他们说话的“地下党”，一并打成了“右派”。

中共本由热血知识份子创建。这些创建者以及许多随后加入者，大都抱有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理想，并为此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穿行于枪林弹雨之间、奔波在白色恐怖之下。

当新中国终于到来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只有少部分人幸存下来。这些幸存者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新国家的新官吏。

不久，这些新官吏们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份人成了新贵族，成了与他们曾经打倒的那些老贵族一样的人，甚至成了比老贵族更专横、更骄奢淫佚的人—这倒不是因他们的本性更坏，而是因他们所受到的权力制衡更少；另有一部份人继续保持革命精神，关心民众疾苦，敢为他们说真话、担担子。因此，这两类新国家的新官吏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

这两种人由于都是从刀口上滚过来的强悍之人，都有着一股子狠劲，因此，一旦冲突起来，就会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惨烈。失败者往往被从高高的台面上狠狠地打落下去，或被贬官，或被流放，或坐大牢，身心倍受折磨，甚至性命都会丢掉。

有那么一些老共产党人，一生蹲过各种各样的牢狱：

蹲过敌人的牢狱，或是北洋政府的号子，或是日本人的大牢，或是国民党的集中营；

蹲过自家人的牢狱，或是所在单位的隔离审查室，或是群众专政的“牛棚”，或是人民政府的正式监狱。

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有人为此调侃这些老共产党人是蹲监狱的“专业户”，说他们一辈子都在自找苦吃，并常常吃得不明不白，开始蹲敌人的监狱还说得清楚，后来蹲自家人的监狱就说不清楚了。仿佛这些苦主们毕生干的是一桩颠三倒四的事业，一桩致使个人命运发生扭曲倒错的事业。

但事实上，这些共产党人的曲折的经历恰恰反映出他们的不曲折的品格。中国自皇帝被废除到毛泽东执政这许多年来，几乎所有统治者都给他们的老百姓带来灾难，也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对那些敢为老百姓讲话的人予以摧残。于是，那些决意要为民请命的人注定会过不上好日子，注定会自讨苦吃，蹲了张三牢房，再坐李四监狱。虽然监狱不同，一个属敌人，一个属自家人；但两者有共同点，即都隶属统治者，既都关押不听话的老百姓，也都关押敢说话的直谏者。

因此，我们不应嘲笑这些人，也没有资格嘲笑这些人。他们自讨苦吃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中国老百姓。他们所受到的冤屈不是他们一己的私事，而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个人的苦难史浓缩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史。

尤其是，他们完全可以不讨这些苦吃，完全可以像他们的许多老战友一样成为新国家的新贵族，尽享他们俯拾即来的荣华富贵；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选择了一条殉难者的路，不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去替人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颤颤巍巍地走向个人灾难的深渊。因此，他们今日坐自家监狱比昔日坐敌人监狱，更能显示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来。

诚然，对于他们所坚信的东西，人们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认为他们所坚信的东西，未必就是十分正确的东西，或未必就是可以实现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在坚持自己信念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人们不能不予以敬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忍受了别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彭德怀将军在被打折了左边肋骨后，仍要站起来；在又被打折了右边肋骨后，仍还要站起来，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信，直到临死时，还要求和毛泽东见一次面，把问题谈清楚。这里显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堪称民族脊梁的精神。对此，人们岂能加以嘲笑？

真正应予嘲笑的，是这同一个体制内的另一类官吏。这类官吏与前类官吏正好相反，有着不大曲折的为官经历，却有着非常曲折的做人品格。

他们的仕途平平坦坦，稳稳当当，从不吃亏，总讨便宜：

五七年讨了便宜，五九年又讨了便宜；

文革中讨了便宜，文革后又讨了便宜；

八九年前讨了便宜，八九年后又讨了便宜。

尽管我们的民族在大起大落地折腾着，可是他们的官位在平平稳稳地向上浮动着。

他们的人格扭扭曲曲、龌龌龊龊、半明半暗、半人半鬼。他们会讲假话，会整人：

五七年，见他们打棍子、扣帽子；五八年，见他们说大话、放空炮；五九年，又见他们提着棍子、拿着帽子频频出场；

“文化大革命”中，见他们高喊“伟大领袖”万岁；“改革开放”时，又见他们歌颂“总设计师”英明；

80年代初，见他们屡屡出席解放思想座谈会，并踊跃发言；80年代末，又见他们频频出席批判自由化思想座谈会，作声色俱厉状。

他们是一群伪官，翻脸就像翻书一样，做人就像做戏一般。对于这些伪官，人们不仅应予嘲笑，而且应予唾弃。

毛泽东搞愚昧主义的第二个方面，即向普通群众讲假话方面，正是通过他们来具体实施的。他们也因此而显示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来。

像六0年前后饿死数千万人这件大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那些宣传干部们在向老百姓作解释时，硬是把刘的话掉了个，把“七分人祸”说成“七分天灾”，硬是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到了老天爷的身上，把“冤假错案”从地上搞到了天上。由此可看出这些无神论者的胆子有多大。

不过，他们所做的这种文过饰非的宣传还是很有成效的，竟使许多老百姓真的相信“自然灾害”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并相信“苏修逼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于他们的伟大领袖是不是也应对此事负些责任，大多数人都不想，也不敢想。

直到今日，许多当年饿过肚子的人在谈到那个年代时，仍然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然改不了口。笔者有时也是如此。这使人不禁想起戈培尔名言：“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

过来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乱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全国大部份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交通停运。尤为严重的是，许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先是棍棒，后是枪炮，最后连坦克车也开了出来，一时间几乎无处不开枪，无处不杀人。广西南宁附近，死亡枕籍，尸塞邕江。

过来人也都记得，老人家对这种形势有他自己的说法(1)：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这显然是“指鹿为马”之辞，却被各种传媒当作“最高指示”广告全国。一时间，“形势大好”论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结果使深受“文革”祸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即使怀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笔者一位老同学由外省来京旅游，借宿我处。一次聊天他突然问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许多老百姓？

此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反而问出我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认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没有看电视？没有听别人讲？

他说，当时自己也觉着政府打死了许多老百姓，社会上有这类传闻，《美国之音》也是这么报道的。后来单位里的书记和那些搞宣传的人三天两头把大家集中到一块，先读文件，后做报告，讲中央决策如何如何英明，讲社会传闻如何如何不实，讲这个是谣言、那个是谣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们口味的一切说法都说成是假的。

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政府原先说要宣布“六、/四”死难者名单，但后来没有宣布。他说，大家都觉着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东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说得很轻巧：你们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许多老百姓，政府还能不说？不说，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人民的。同学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那些张嘴，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有什么说法，横竖难不倒。

他接着说，讲老实话，我们也不大相信他们。这些年来，我们听够了他们那套东西，一会儿翻过来说，一会儿倒过去说，没个准头。可话又说回来，真要是讲多了，还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问题讲清，却能把事情搅浑，不能说服你的心，却能搞昏你的头。要说没打死许多老百姓，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可要说打死了许多老百姓，我们也有些将信将疑，这不就来问你了吗？

从同学一席话中不难看出，这种宣传体制在粉饰太平方面有什么样的功用，这帮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说假话方面有什么样的才干，而这些都属“伟大领袖”留给“总设计师”的政治遗产。

当然，对于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所由毛泽东当校长的假话学校（其校训词为“实事求是”）中，有学业成绩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够主动发挥、积极创新的官吏们；也有学业成绩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着说、照着做的官吏们；还有学业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谈到的那些敢说真话的官吏们。

一般学校里的学生成绩都按“钟形曲线”分布，两头低矮，中间高大。毛的假话学校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前面一类与后面一类都是少数，中间一类则为多数。因此，本文在谈官吏欺骗时，无意将前面那类人与中间这类人混为一谈，无意将这千百万人也都说成是极为可恶的骗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个国度里搞愚昧主义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杀伤力的事。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政治场面的民族，或说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无论其官吏阶层还是其民众阶层，无论其雅文化阶层还是其俗文化阶层，对于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着较高的领悟力。他们对于执政者精心炮制的任何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体会之后，不仅有了识别的能力，而且有了应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种取之于你又还之于你的能力，一种对于执政者来说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讲假话，人民也学会了向你讲假话；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讲假话，官吏也学会了在向人民讲假话同时也向你讲假话。

例如，刮“浮夸风”时，你今天暗示我要报好成绩，我明天就给你放个大“卫星”。我放一个，他放一个，大家都来放，放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骗谁了。老百姓被骗，毛主席也被骗。前者愚，后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气。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后智，后者先智后愚，前者之愚不及后者之愚。

又如，搞“个人迷信运动”时，毛泽东默许林彪不实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实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许林行骗他人，林在行骗他人之后又回过头来行骗毛本人，并差一点将毛骗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们这个颇有阅历且老于世故的民族里搞愚昧主义是一件很难玩得开玩得久的事。执政者可以在民众中造成一时的愚昧，但无法在民众中维持长久的愚昧。讲假话者到头来要被假话所害，骗人者终究要被人所骗。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义，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两句顺口溜：

“村哄乡来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在这个“哄”与被“哄”的链条上，一端是村民、村长，另一端则是总理、部长。你“哄”我来我“哄”你，“哄”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哄谁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还是你比我蠢。

注解

(1)引自《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1967.10.7）》，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89—591页。

【44】

上述可见，毛泽东搞出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很成问题的。从中，人们看不出它比资本主义有多少优越性，相反倒看出它比资本主义更不如人意些。 

在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准资本主义国家之中，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像毛的国家这样贫穷、这样专制、这样愚昧。

它们的经济水平持续稳定地提高，从未发生重大“人祸”；不像我们这里的经济建设一波三折，“人祸”频仍。它们的劳动者收入在几十年里增长了许多倍，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惊呼：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由于生活富裕而丧失了革命斗志；不像我们这里的工人工资额和社员工分值在二十年间没有什么变化。 

它们的政治舞台群星灿烂，并不断推陈出新；不像我们这里只准演独角戏，只能有一个大明星，即使他老态已显、嗓音已哑，也硬是要从头唱到尾，还不许别人喝倒彩。

它们的大众传媒五光十色，不像我们这里的报纸广播清汤寡水。前一传媒要掏老百姓的腰包，故而老百姓愿意接受什么，他们就传播什么，使得老百姓接受传媒信息如同下馆子，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后一传媒要看其上级的眼色，故而其上级想要宣传什么，他们就传播什么，使得老百姓读报听广播如同进了公社食堂，大师傅烧什么就吃什么，最终不免要吃倒了胃口，吃坏了肚子。

笔者曾听《人民日报》一位老报人谈办报体会：当老百姓每每爱看我们报纸的时候，就是上级批评我们最多的时候；而当上级屡屡表扬我们报纸的时候，也就是老百姓对我们怨言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常常还没有读我们报纸就拿它来擦桌子的时候。即使到了今天，这张中国最大的报纸仍然是中国老百姓自费订阅最少的报纸。

就中国自身情况看，毛所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如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这一比较在农业方面有突出表现。 

按毛的说法，农民搞合作化或集体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前者比后者有巨大优越性。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关于毛泽东坚持要走的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实际后果，每个过来的中国人都已看到，前文也已指出：“二十年的路白走了”。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来说，在生产力上，它经过了二十年努力却未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在生产关系上，它经过了二十年变革却又变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大田重新分为小田。 

关于搞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虽为毛泽东竭力反对，但仍有积极表现机会。这种机会大体说来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五十年代初。当时，大规模的内战刚刚结束，百废待举。新中国农民从“土改”中分得土地，采取自耕自种方式，很快就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村经济状况，进而加速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过程，巩固了中共新政权。 

第二次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当时，大规模的饥荒仍在蔓延，饿死人现象随处可见。安徽省农民为了活下去而搞起了“责任田”、“包产到户”，并引起其他地区农民效仿，结果也迅速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先饥荒最重的农村地区，由于搞起“责任田”，反而最先从饥荒中摆脱出来。当年安徽民间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城里人一月关饷不抵乡下人一担青蒜。不管怎么说，事后被毛泽东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责任田”，此次确实缓解了全国性饥荒，救下了许多人的命，对于被毛搞砸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 

第三次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当时，老人家去世不久，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结束不久，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仍未完全脱离“崩溃的边缘”，大多数老百姓仍生活在贫困中。安徽省农民再次率先搞起“联产责任承包制”，又将他们十多年前已经做过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结果仍是“一包就灵”，迅速改善了农村中的经济面貌，同时促进了城市里的经济体制改革。于是乎，“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竟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立了首功。这是已故老人家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曾告诫他的人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当社会主义有了困难时，又见资本主义出来拉它一把。在上述三次重大转折时期，都是毛竭力反对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救了社会主义的农业，救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 

鉴于这些史实，人们或许可以对上面那句话作些补充：社会主义救中国，资本主义则救社会主义，救那个被毛泽东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不只是资本主义拉了社会主义一把，而且社会主义也促了资本主义一下。当然，这种促进不是从正面实施的，而是从反面作出的，即社会主义以自身的失败来反衬出资本主义的成功。

很有讽刺意义，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提供最充份论证的人，不是那些热情歌颂资本主义的人，而是那些竭力反对资本主义并致力实践社会主义的人。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搞砸了，搞得无路可走了，故而把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给凸显出来了，显得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了，尽管这条路未必就是最美好的。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发展得过头了，不是衰老得百病缠身了，而是发展得很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仍有着新生事物的气息，仍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已在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从企业经济效益上看，除了那些国家垄断性行业外，国营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赶不上集体的（即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集体的又赶不上私营的（即资本主义性质的）。老百姓也有一个类似说法：国营单位是属猪的，等着喂食；集体单位是属鸡的，走着找食；私营单位则是属鸟的，飞着找食。目前，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有四份之三亏损，社会主义的国家工商税收有半数以上来自私营企业与集体企业。

如果就此断定，毛泽东及其党人从来就不清楚资本主义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从来就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曾指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作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1）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又重申：“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2） 

建国后不久，刘少奇郑重表示，执政党目前任务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3） 

可是，毛泽东一坐稳江山，就改变主意，大食其言，大加限制乃至竭力消除资本主义，同时迫不急待地搞起社会主义，结果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要用十几年时间来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终于把他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毛病的社会主义国家。 

老人家性子也太急了，第一次坐进驾驶室，就开起快车来，结果把车开翻了，开进路边深沟里。不过，事情还未结束。前面大个子司机毛泽东心急火燎地开翻了社会主义新跑车，后面不远处小个子司机邓小平摇摇晃晃地开来了资本主义大吊车，想去把那辆掉到沟里的车拉上来。至于这位小个子能不能做成这件大事情已属后话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爱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爱讲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早先也爱讲这些大道理，但坐了江山后就转而爱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爱讲什么话都是他说的对，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

然而，有些事情，像整个人之类的事，可由他说了算；还有些事情，像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样的事，就由不得他说了算。前者只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问题，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后者则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问题，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只是站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带上，却硬要去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许多事情；他从没有到达过资本主义，却硬要去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去做的许多事情；并且，他做得非常坚决、非常固执，碰得头破血流也要继续做下去，既把自己害苦了，更把人民害苦了。

毛泽东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立志要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可是，他所要埋葬的资本主义是他并不了解的生命体，这不能不说是在瞎埋；并且，他所要埋葬的资本主义比他所要搞的社会主义更有生命力，这又不能不说是在活埋。 

这被埋下去的活东西，终究是要破土而出的。不过，这重又长出来的新东西，由于已受过埋压而很可能长得歪七扭八。

注解

（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061页。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同（1），第1432─1433页。 

（3）刘少奇《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载《刘少奇文选》下卷，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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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革命：四清运动与文艺批判

引言

1962年，毛泽东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主要搞阶级斗争，又回到了他能够发挥自身专长的老本行上。 

不过，他此次搞的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斗的是一批新的阶级敌人。是一批老熟人、一批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熟人。他本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故对农民最熟悉；他又是念过师范的读书人，是满腹经纶的文化人，故又对知识份子最熟悉；他又是职业政治家，是执政党主席，故又对该党干部尤其高级干部最熟悉。

结果，毛泽东在其执政期间，非但不去好好地安顿这些老熟人，反而使劲地折腾他们，致使他们成了新中国里最不幸的人。

1962年前，毛虽以搞经济建设为主，但也没少折腾他们： 

“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并使他们中的几千万人饿死；“反右派”运动，剥夺了知识份子发表不同政见的权利，并将他们中的数十万人打成“右派”；“反右倾”运动，剥夺了执政党干部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并给他们中的数百万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帽子。 

1962年后，毛转而大搞政治运动，更是频频光顾老熟人： 

“四清”运动，重点整农村基层干部，而这些人过去大都是紧跟执政党闹土改搞合作化的农民积极份子；“文化大革命”运动，既使90％以上的专家学者被揪斗、被侮称为“牛鬼蛇神”，又使90％以上的执政党高干被冲击、被指责为“走资派”。 

用民间俗话说，老人家是一个“克熟”的人，一个总想着法子来整治熟人的人，并且人头越熟整治得越起劲，甚至宁愿宽大那些曾与他不共戴天的“战犯”，也不肯放过那些曾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囚死在自家狱中。此公无疑把中国人的“窝里斗”精神发扬到极致。 

或许他在“山沟沟里”搞马克思主义搞久了，也养成了一种“山沟沟里”心态：总愿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活动，总想找自己最熟悉的人群打交道，只是这打交道的手法太辣了点。 

【45】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给执政党出了“要抓阶级斗争”的题目。会后，毛急于知道他的党是怎样来做这个题目的。 

1962年冬至1963年初，老人家风尘仆仆地巡视了十一个省。结果只有湖南河北两省的书记与他“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讲阶级斗争问题，而大多数省的领导都不提此事，都表现出与毛的要求迥然不同的施政倾向。（1） 

大多数执政党干部还不象他那样，能够把阶级斗争看得那么重要、那么迫切：既没有他那样的警觉性，能够发现那么多的阶级敌人；也没有他那样的灵活性，能够说转弯子就转弯子。大家实在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所以只好会上恭听教诲，会下另行其事。

大多数执政党干部也不像他那样，能够身居“二线”坐着专列到处跑，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都在现职上，都忙于日常政务，就当时来说都忙于恢复经济，忙于收拾“大跃进”留下来的烂摊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忙于度荒，忙于让老百姓有饭吃而不至于被饿死。毛在人民还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硬要他们大抓阶级斗争，实是向人民强行推销他们此时还支付不起的奢侈品。他一向以人民领袖自居，但常把自己关心的事看得重于人民关心的事，并强求人民也像他那样想问题，做事情。 

所谓“毛泽东退居二线”是一种很令人困惑的现象：你说他在“二线”的话，可他常常跑到“一线”的前面甚至前面很远的地方，致使那些“一线”大员们跑得气喘吁吁还跟不上；你说他在“一线”的话，可他又常常游离国家政治中心之外，或半年多不回北京，或整天里翻看一本本线装书。 

换作中国老话：你说他是“太上皇”吧，可他常常撇开小皇帝跑上大殿吆三喝四，直接使唤文武朝臣；你说他是“垂帘听政”吧，可小皇帝背后的帘子里常常空无一人，不知他老人家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把国家中枢权力分成“一线”和“二线”，可以说是毛在政治体制建构上的一项创举，其宗旨就在于保证他自己既能够执掌权力又不必过于分心，既能够享有许多权利又不必承担相应义务。 

这一制度创设，使得创设者本人处于进退自如境地：要想管事了抓起来就能管上，不想管事了丢下来就能走人，想进就进，想退就退，甚至以进为退，以退为进。1963年他年届七旬，正如孔夫子所言：“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距”。 

在国家日常政务之内，他是一个较闲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手忙脚乱，难得片刻安歇，同时还得留意身后有人不时投来灼人的目光；老人家则在南方花团锦簇的别墅中读书看报，间或着和身旁服务员说说笑话，讲讲故事，或做做其他事情。

在国家日常政务之外，他又是一个很忙的人。老人家原本就不是一个安于闲适的人，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就会有所举动有所作为。如他自己说的，他之所以退居“二线”，就为的是要腾出空来想一些大事情、一些国家日常政务之外的大事情。 

例如，在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期间，这位党主席比任何人都忙，先是背着党中央在那里忙于组织文章，以批判《海瑞罢官》；后又背着党中央在那里忙于“调兵遣将”，以防止“反革命政变”。林彪事后披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2） 

这一制度创设，还使得创设者本人能够拥有双重身份：只要愿意，就能以在位者身份号令一切；只要不满，就能以在野者身份评品一切，甚至能像反对党骂执政党那样来痛斥“一线”大员，痛斥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毛泽东这一做法后来为邓小平继承。邓虽在对待经济建设问题上很不同于毛，并因而给治下人民带来许多实惠；但在运作政治权力问题上又相似于毛，并因而给中国政治带来许多弊端，例如，他也搞出了这样一种局面：

他虽不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却能掌握党和国家的最后决定权。

他虽主要靠集体智慧搞改革开放，却能听任属下把这集体智慧归在他自己名下。无论是昔日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今天的“邓小平理论”，都是把个人名字写在集体智慧成果上。（3） 

他虽被称作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能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不承担责任，不下“罪己诏”。权力是自己的，过失是别人的。 

他虽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选，将他当时还看得顺眼的一些人推上台去，但后来又屡屡撤他们的职。毛泽东曾换过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邓小平也换了三个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

无论是毛还是邓，在权力运作上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都力图使自己在党和国家的权力架构中处于一种最佳的位置：能够拥有最大的权力，却不需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不需要亲临实际工作，不需要作出深刻反省，甚至不需要口齿清楚地说出一些话、一些让别人能听得很明白的话。

数年前，笔者曾听一位中共老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邓的身上有许多毛的阴影。”说话者德高望重，所谈者入木三分。 

不过，人们仍怀有希望：虽然邓小平摆脱不了毛泽东的政治阴影，但未来中国将会摆脱邓小平的政治阴影，将会根除这种任由最高统治者或为“一线”或为“二线”、或换马张三或换马李四、十分怪异的权力运作体制。 

注解

（1）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66页。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7页。 

（3）当然，在这些集体智慧成果里，也有属于毛泽东个人和邓小平个人的份额，并且，他们个人的份额很可能要大于其他个人的份额；但是，他们个人的份额无论再大，也远小于其他个人的份额之总和。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意义最重大的思想交锋，即真理问题讨论，是胡耀邦等人发起的；意义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即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是中国老农民搞出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什么人都想占农民的便宜）；色彩最多样的新生事物，即经济特区，是任仲夷等人最先提议建立的；……

今天一谈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有一个老人在南中国海边画了“几个圈圈”……可是，很少有人会接着谈到这个老人是怎么想起来要画那“几个圈圈”的，很少有人会接着强调任仲夷等人的创议权。 

如此宣传个人，表面上是宣传者在为被宣传者歌功颂德，实质上是宣传者在陷被宣传者于不义的境地，即致使被宣传者有着个人独享大家荣誉的嫌疑。人们也正因此而可以说，宣传者是在有意无意地谋害被宣传者（仅就历史维度而言）。

人们可以稍稍思索一下，毛的党在毛死后宣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成果”这一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不难想出，这一说法至少意味着两点： 

其一，毛泽东生前把集体东西据为己有，可谓“侵吞”；其二，毛的党把毛曾经据为己有的集体东西归还集体所有，可谓“清退”。 

再打个比方：毛活着时，大家总往他的口袋里塞东西，总说这里面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东西；毛死了后，大家又从他的口袋里掏东西，又说这里面还有属于我们大家的东西。

在这里，毛不光彩，大家也不光彩：一是害毛，二是势利，三是送人东西出尔反尔。

在宣传个人方面，我们已有过一次沉重教训，一次令宣传者和被宣传者以及整个中国大陆民众都极为难看故而堪称国耻的教训，如今还这么干，不能不让世人嘲笑我们这个民族太健忘了、太没有记性了。

卢梭说，文明人优越于野蛮人的地方就在于拥有记忆力；有人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笔者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人的世纪，中国人若要拥有二十一世纪，就应该拥有记忆力，尤其应该拥有对自己在二十世纪所作所为的记忆力。

【46】

1963年初，毛泽东在巡视了十一省后回到北京。

巡视结果使他颇感失望，因为大部份一线工作都没有按照他这位二线人物的要求去做，没有去抓阶级斗争。或者说，大部份场上队员都没有按照他这位场外教练的意图去踢球，没有去踢别人膝盖。

这对于他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把自己置于二线位置，并不真要扮演二线角色，而只是要摆脱一线的日常事务，以便更好地把握一线的大政方针。他如今发现"一线"工作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有悖于他的意图，于是决定出面干预。或者说，场外教练观球观到上火时忍不住也要下场踢它一通。这就有了二月中央工作会议（1963.2.11─18）的召开。

在此会上，毛一再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并介绍了湖南河北两省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湖南经验讲的是如何纠正"单干风"、如何打击"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河北经验讲的是如何开展"四清工作"（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始"四清"运动试点工作。

无论城市里的"五反"，还是农村中的"四清"，最初都从经济问题入手，前者主要反经济犯罪，后者主要清财务问题；最后都落实到政治问题上，"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从这里可看出，毛是如何在经济与政治之间搭挢的。

二月会议对城市里的"社教"运动作了明确规定，发了内容详尽的《五反指示》；但对农村里的"社教"运动只谈了一些原则性问题，而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没有形成有关如何开展此项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毛泽东本是对农村问题的了解比对城市问题的了解要多得多，理应能够较快地拿出具体办法来，结果相反，处理前者比处理后者要迟缓得多。

这表明毛此时在如何开展农村社教问题上是较为慎重的。他或许是考虑到当时农村经济还未恢复，尤其二月过后正赶上农业青黄不接季节，故不宜搞较大的政治运动；或许是已将广大农村地区预设为搞社教运动的主战场，故还应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这也预示毛将向农村社教运动投入更多的精力。他还要在中央开更多的会议，并作出更多的决定；还要对"一线"大员作更多的训示，并因此而发生更多的冲突。

二月会议后，毛着重研究农村"社教"问题，读了大量材料，做了许多批示，并主持召开由各大区书记和部份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杭州会议（5月2日─12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这是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在此期间，毛继续强调社教运动的必要性。他非常严肃地告诉其党人，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将会出现这样一种灾难性后果：

"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任务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2)

不过，在如何将有关农村社教决定付诸实施这一问题上，毛仍主张要慢慢来。

关于实施步骤问题，毛一再强调要经过试点阶段，要分期、分批、分地区地逐步推开。

"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3)

关于处理人问题，毛也反复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人，"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不要伤人过多。

对于多数群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

对于犯错误者，只要他们悔改，就给以机会，洗手洗澡，主要洗"温水澡"，批评要用事实材料，退赔要合情合理，"惩办要控制在百份之一"。(4)

据薄一波记述(5)，杭州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仍放心不下，一夜未睡，凌晨时将各大区书记召来，再三叮嘱，不要伤人过多。

从毛的这番谨慎中，既可看出他的问题来，即对自己信誓旦旦要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也可看出他的经验来，即在一场前景未明的角逐中，首先设法保住自己不至于发生溃败的底线，即把尽可能多的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

正如毛担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进入试点阶段，就出现"阶级斗争"过火情况，许多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打人、捆人、甚至整死人的事件。

当年九月，中共中央又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教"运动搞得过火问题，制定应对政策，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又称《后十条》。

与《前十条》相比，《后十条》有两个特点：

其一，它不是由毛本人主持制定的，而是先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讨论、继由田家英执笔、后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毛后来嘲讽道：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6)尽管他当时也同意将此件向所有人宣读，包括向地、富、反、坏、右份子宣读。(7)

其二，《后十条》更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要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要对落后群众和地富子女予以教育，不能按阶级敌人来对待，要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予以帮助，不能搞取而代之，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相对于《前十条》来说，《后十条》更趋于缓和、更注意反"左"。

可是，《后十条》一经实施，不但没有使运动过火情况有所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反"左"的结果，越反越"左"。"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一地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8)这个搞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不斗则已，一斗则火。

就运动决策层面看，一些领导人作出许多意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判断与部署。

刘少奇为"一线"首席大员，统一领导全国"四清"运动。他认为，农村干部的实际状况比原先估计要严重得多，因此《后十条》关于团结95％以上干部的规定不妥当，要修改。他提出，对于农村干部，可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依靠的就不依靠，不必受限于那个百分比；即使是可依靠的，开始也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后才能依靠。

刘还认为，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在上面大都有根子、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给他们撑腰；因此，"四清"运动在清查下面的同时，还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9)

另外，他还主张扩大"四清"范围，不只是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所有遇到的问题。他还提出所谓"打歼灭战"方式，即一次派出数千人乃至上万人的工作队，集中去搞一个县的"四清"运动，以便能搞得深、搞得透。

对于刘的这些判断与搞法，毛当时是赞成的，是同意将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十分严峻的。他本人就多次谈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份之一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对刘建议的"打歼灭战"方式，也"觉得很好、完全赞成"，尽管他半年后又反过来说这是搞"人海战术"。(10)

就运动实施层面看，一些地方以及一些工作队，也不断提供许多大讲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这三个材料：

一是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提供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称，工作队通过调查发现："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已篡夺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大权，将这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其间，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生活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报告又称，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处分原党委书记等人，终使公司领导权又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将它批转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中央批转通知称：这个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记和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与此相应，这个事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必须组织好革命的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彻底清除坏人，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决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废"。(11)

二是天津市委提供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报告称，"四清"运动前，小站地区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我们的，这里的政权已被三个反革命集团所操纵，这些反革命集团有上面的根子，得到南郊区委以及本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报告还提供了一条为中央完全肯定的经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强调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份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12)

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提供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又称"桃园经验"。这是刘亲自抓的一个"典型"，较完整地体现了他搞"四清"运动的意图。他就此向毛作了报告，获其肯定；并代中央起草了向全国转发这个报告的批示，称该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13)

按王光美说法(14)，她最初是带着少奇同志给的两个思想方法下去的：一是"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二是"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王说，当时觉着他讲得很原则，但经过几个月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

王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便避开桃园大队干部而搞起"扎根串连"，私下里找"根子"谈话，背地里开"根子"会议，会间还派人放哨，以防有人偷听。通过这种秘密发动工作，终于在工作队周围组织起一支属于自己的"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王还以此证明，"社教"运动初期所强调的"一切经过基层组织"的规定是错误的。

通过清理经济问题和开展阶级斗争，王的工作队终于发现，中共桃园大队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份子"，是一个"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着国民党的事"的"国民党份子"。他所把持的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的，他所把持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可是，直到工作队走时，"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不过，"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王的工作队还发现，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都不仅有下面的"根子"即地、富、反、坏、右份子，而且有上面的"根子"即他们在公社里、区里、县里的"靠山"。

在报告末尾，王谈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这一问题。她认为，"焦点"就在"和平演变"上，即一些阶级敌人"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她还带着感情说道，无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后如何不被"和平演变"这一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解决，但我们党决心通过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来予以解决，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不久之后，这位王女士就真的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场"史无前例"地把她自己以及她丈夫深卷进去的革命。

注解

 (1)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71─83页。

 (2)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212页。

 (3)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68─71页。

 (4)引自：同(1)，同(3)。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9页。

 (6)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4页。

 (7)《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11.1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341页。

 (8)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14─1115页。

 (9)同(6)，第537页。

 (10)同(8)，第1119页，第1132页。

 (11)《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6.23）》；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34─435页。

 (12)《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10.2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508页。

 (13)《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9.1）》；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71─472页。

 (14)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7.5）》；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47】

1964年，是"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且不断加温的一年，也是中央高层出现矛盾且频频开会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开了三次工作会议，次次都议论"四清"运动，并且都作出重要决定。

5月中旬至6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明显"左"转，提出许多与《后十条》精神不一致的激进主张，从而促使中央书记处作出修改《后十条》的决定。

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9.10），并于9月18日印发全国"四清"工作队，授权它们全面领导运动，即可以撇开所在地方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来搞运动，结果使得运动更加"左倾"化，使得许多农村基层干部遭受更为激烈的冲击，被斗、被打、被强令退赔。有的县自杀了数十人，有的干部退赔掉全部家当，只剩下身上一条裤、床上一片席。

12月15日至来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开始调整"四清"方向，一方面批评运动搞法"左倾"化，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严峻性。在此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他在运动中犯了"形左实右"错误。会议讨论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1.14）》，又称《二十三条》。

在上述三次会议中，第三次最重要。它是毛泽东执政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转折点：

一是"四清"运动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主要清理"四不清干部"到主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转折点；

二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关系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可与重托到决意除去的转折点；

三是毛泽东执政角色变换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退居"二线"到重返"一线"的转折点。

据薄一波记述(1)，毛对刘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关于运动性质问题，二是关于运动搞法问题。

关于第一点。刘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质按毛的说法是由其主要矛盾决定的─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并且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交织。

毛不同意刘的这一说法，认为它没有说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特有性质。因为，从字面上看，所谓"四清"与"四不清"说法，什么样的社会都可以用；所谓党内外矛盾相交叉说法，什么样的党派都可以用；所谓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交叉说法，什么样的历史时期都可以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毛看来，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这一判断符合本党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贯说法。他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还将他与刘的这一分歧写进《二十三条》中(2)。这是以中央文件形式给刘挂了一笔账，留待日后清算。

关于第二点。毛泽东无论在会议即席讲话中，还是在他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都对刘少奇如何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尖锐批评：

针对后者所赞成的"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的主张，前者指出，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针对后者所认可的"扎根串连"的搞法，前者指出，"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针对后者所作出的"打歼灭战"的部署，前者提出，不要搞"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针对后者所领导的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前者提出，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份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此次毛对刘的批评是很意气用事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乃至戏剧性色彩。

12月28日，老人家拿着《宪法》和《党章》走进会场，满腹怨愤地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事情起因：在会议召开前，邓小平曾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到会；在会议进行中，刘少奇又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于是，毛泽东气得说，一个不叫我参加会议，一个不叫我讲话。

当老人家向别人出示《宪法》和《党章》时，不知他可想到别人也可以向他出示《宪法》和《党章》，要求他能够依法循章地行使权力。这里的"别人"，不仅包括"地富反坏右"，而且包括普通老百姓，以及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执政党高干。

一个向来都在《宪法》和《党章》之上说话和行事的人，此次竟也在那里寻求《宪法》和《党章》的保护。不知当时在场者是怎样想的，但就后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其喊冤叫屈无异于胡搅蛮缠，还有些滑稽。

一个向来喜欢打赤膊、光脊梁的人，突然穿起了西服、系上了领带；可是，西服里面没穿衬衣，领带系在光脖子上。

注解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28─1136页。

 (2)《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3.1.1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558─565页。

【48】

上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两方面批评，后来又在毛的那张"大字报"中被提出来，被十分简约地概括为五个字："形'左'而实右"(1)。其"形'左'"，指刘在运动的搞法上犯了扩大化错误；其"实右"，指刘在对运动基本性质的判定上犯了立场性错误。

我们在此主要兴趣，不是想判定刘是不是像毛所批评的那样犯了这些或为"左"或为"右"的错误，而是想知道刘为什么会有这些或被称为"左"或被称为"右"的表现，以及毛为什么会作出那些或为严辞厉语或为冷嘲热讽的批评。

刘少奇所领导的运动之所以整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有许多方面原因，其中主要原因出在体制方面。

其一，从这个权力体制的内在结构上看，毛的国家属于一党专政的国家，其间各级权力机构都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每一权力机构除了受上级权力机构的领导外，几乎不受其他任何方面的制约。

这种垂直性领导方式，难以保证上级权力机构对下属权力机构实行有效监督。一是因为，它与下属机构处于一种一对多的关系，故存在照应不全的情况。二是因为，它对下属机构的了解多是依据下属机构自己提供的信息，故难获得较为客观的资讯。

与此相应，它的下属权力机构就很可能会无所顾忌而放任自流起来。其中，农村基层组织情况尤为严重。

由于处在这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阶梯的最低层面上，中共农村基层干部所受到的制约也最少，也最容易规避。不仅上级对他们的有效监控手段不足，而且他们本身的自我约束能力也较差，同时治下群众的主动参政意识也很弱。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中许多人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很容易独断行事，既不好好遵循上级指示，也不好好尊重下面民情，长此以往，没有不滥用权力的，小到多吃多占，大到打人骂人。其中极端者，几乎不受任何权力制约，为官一地，称霸一方。勿庸置疑，在新中国广大农村中，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土皇帝，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这种情况对于中共高层来说，不整不知道，一整吓一跳，似乎到处都是"四不清"的人和事。用毛泽东的话说，走起路来看不到蚂蚁，弯下腰来则看到很多蚂蚁。(2)

因此，不是刘少奇个人想整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而是这个体制本身就造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

其二，从这个权力体制的运作方式上看，不论刘少奇在前台还是毛泽东在前台，若要想有效整肃吏治，就不得不搞"群众运动"。

任何政权中的高层领导人，都不希望下属官吏过于贪污腐化、过于鱼肉百姓；即使他们自己爱搞腐败，也不希望下属跟着他们做这同样事情。道理很简单，如果下属官吏过于腐败，那么，他们就会：一是占有大量资源，从而过多地截取原是流向国库或流向高层官吏的利益；二是激起民怨民愤，从而不利于自家政权的稳定。

这种整治吏治的要求，在中共政权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一是因其执政党当初就是打着铲除贪官污吏的旗号来夺取政权的，故很想获有为政清廉的名份，以显示其"不忘本"。二是因其政权所受到的外部制约力与内部制约力都很有限，并不断弱化，故使得治下腐败现象很容易滋生，并愈演愈烈。因此，中共领导人不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真心想整治吏治清除腐败的。

可是，中共领导人只要着手整肃吏治，就会遭遇体制性困境。

他们若想有效整肃吏治，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吏治实况，了解下属官吏究竟怎样搞腐败的事实；二是要有所触痛地教训犯错误者，以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敢重蹈覆辙。

可是，中共权力体制本身，不能为做到这两点而提供有效途径。

这个权力运作体制，如就行业领导系统看，大多是双重的，即部门与地区、"条"与"块"相交叉；如就政治领导系统即人们常说的党委领导系统看，又都是一元化的。比较而言，后者更为根本些，因为这个国家说到底是一个"党国"，是一个一党专政或以党代政的国家。

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权力机构，对上，接受一元化领导，接受单一主管党委垂直领导；对下，实行一元化领导，垄断属下一切事权乃至人权；而在其左右，不存在其他真正能与之相互平行并对之进行制约的权力机构。

于是，在这上下级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单一渠道的全依全靠的关系，不仅下级机构在受权方面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单一上级主管党委，而且上级机构在施权方面也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各个下属分支机构，而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对它们进行监督。

在一般情况下，上级机构只能通过下级机构自己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它们的政绩。这可以说是上级机构了解下情的正常途径。然而，这种正常途径只能提供下级机构自己愿意提供的东西，其间难免或作扩大、或作缩小、或无中生有、或隐而不报。

显然，当上级机构想要了解下属机构的实情时，即不仅要了解下级比较愿意让上级了解的那些东西、而且要了解下级存心不想让上级了解的那些东西时，就不能只依靠这种正常途径，而必须再寻找一些非正常途径。

这非正常途径通常有两条：一是鼓励下面人越过其上级机构而直接向其领导的领导打小报告，署名匿名都行；二是派出工作队越过其下级机构而直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上司情况，好话坏话都听。

两相比较，后一途径更有效些，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客观些，但其成本─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政治成本─也都更高些，因为这已是在搞"运动"了。

在工作队刚下到基层时，多数群众是有所疑虑的。因为，工作队要他们揭发的对象，过去是一直管着他们的人、一直对他们大耍威风的人，并且，将来很可能是继续管着他们的人、继续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人。老百姓的心中不仅有来自以往的后怕，而且有对于日后的顾忌。

这后一方面的担心尤显沉重。因为工作队总是要走的，总是要回到城里去的。如果此时那些被群众揭发过而又未被打倒的干部回过头来搞报复，那么，群众怎么办？再去找工作队？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为了解决基层群众对工作队的认同问题，后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两项：

一是避开本地干部搞发动群众，也就是搞所谓"扎根串连"。先是背地里寻找出一些比较敢说话的人─任何地方都有一些相对说来胆子较大的人─作为"根子"；继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而后让他们再去带动其他群众一起来诉说那些干部们的种种不是。

二是为了进一步打消群众顾虑而设法贬损本地干部权威，或有意冷落他们，或公开批评他们。这就使得群众觉着这些干部没有什么人能够保他们了，甚至使群众觉着他们中一些人肯定会在运动中被赶下台，故而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结果什么样的话都敢说了，无论是这些干部的确做错的事，还是自己心中一直记恨的事，都一股脑地说出来了。其中一些胆大好斗者仗着有工作队给撑腰，竟对那些挨整干部又打又骂起来了。于是，整个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打击幅度过宽以及处理方式过严的势头。

因此，并不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个人想当然地要搞"扎根串连"、要搞过火斗争，而是他们若要在这个权力体制内整肃吏治就必须采取这些严厉措施。正如在鞋匠铺里做活就必须用锥子、锤子、钳子和刀子。

运动到此，还未结束，还有一个如何收场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共搞自身整肃运动向来都是：前期刮台风，后期毛毛雨，先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搞甄别平反，重新起用。运动一来，打倒一片；运动临近结束时，党组织又出来扶起满地趴着的人，说声"委曲了"，接着宣布被整者中的多数人没有多大问题或根本没有问题，并希望他们不计前嫌、放下包袱，继续为党工作。

不计前嫌，说是容易，做就难了。这些被整治的干部，尤其是被过份整治的干部，大都满腹怨恨，一旦官复原职就会寻机报复那些整人者，让他们八寸的脚穿上七寸的鞋。另一方面，那些后来果然被穿上小鞋者，也会耿耿于怀，若无运动则罢，若有运动恐怕又要磨拳擦掌了。

如此搞运动，并是接二连三地如此搞运动（用毛的话说，"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破坏了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并影响深远。

另外，在那些被重新起用的干部中，有一些人过去挨整确属冤案，但也有一些人过去挨整不能说是冤案。后者确实有严重错误，甚至有很大民愤，本应被清除出领导岗位，但在运动后期落实政策大潮中又被请了回来，继续做他那个不称职的官。这后一种人的官复原职，实为吏治中的"废物再用"，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废物再用"已成为这个国家里的一种常见现象，搞运动时有，不搞运动时也有，此一行业中有，彼一行业中也有。

比如，掌管国有财物的人却贪污盗窃，负责选拔干部的人却任人唯亲，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却说归说做归做，经管大众媒体的人却热衷于做"假大空"节目，当第一把手的人却言而无信、朝令夕改

这些人所犯错误，不是一般错误，而是那种完全有悖自己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错误，即类似那种执法者犯法的错误，是对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的根本否定。因此，这类人理应被他们所在行业宣布为永不录用的人，宣布为本行业决意剔除的人才废品。即使社会还想对他们有所使用的话，那也应是在他们被调离出该行业之后的事。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执政党在处理这些犯错误干部时，常常采取原行业原岗位消化的方式。例如，贪污犯在被教育了一番后，继续做他的经济工作；假道学者在交上了什么我的反思或我的反省之类的检查后，继续做他的思想导师工作；搞糟了甲地工作的某某书记在与上级领导谈过话后又被调到乙地工作，继续发号施令、为害他方；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上。

这个体制常常使执政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难以有效监督体制内的官吏，从而导致贪官污吏丛生；另一方面，难以充份吸纳体制外的健康力量─根本不允许其生存发展─以替代体制内的那些本该被淘汰出局的劣质官员；结果只能在体制内搞"废物再用"，即不断地使用劣质官员，包括使用已查出有腐败行迹的劣质官员。

这好比是，在得不到净水补充的情况下，只能搞废水循环使用，结果越用越脏，越脏越用，甚至越往要害处用，用到了今天，竟用出了贪污犯当上反贪局局长这等怪事。

概言之，搞"四清"运动这一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前述执政党整肃吏治所要满足的两项要求，即了解基层实情和严整基层组织；但其本身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途径、即以非体制手段来整治体制本身的途径，并且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途径，即留下许多后遗症的途径。这如同为了治病而服用过量抗生素一样，虽能获得一些疗效，但也抑制身内白血球生长、并使身内病原体获得一定抗药性，结果更难治好病。

"四清"运动的这些特点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显现出来，以致于我们有理由说：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大意义，不过是为接踵而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作了某种预演或示范。

最明显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并不都是原创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刘王氏的"桃园经验"，并在更大范围上运用了这一经验。

王光美和她的工作队一进驻桃园大队，就绕开基层组织，直接到群众中去找"根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带动广大社员去斗争那些"四不清"干部，再顺藤摸瓜找出他们在公社里、区里和县里的"黑后台"。

毛泽东也是按"扎根串连"这一模式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先是绕开北京到上海搞，找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做"根子"，支持他们写文章，以掀起文化领域里的批判运动；继又背着中央在全国搞，找了许多"红卫兵"小将做"根子"，鼓励他们大鸣、大放、大串连，以发动亿万群众去揪斗各行各业里的"走资派"，再一级一级往上揪，一直揪到中央里，揪出"正睡在"他身边的那位"中国式的赫鲁晓夫"。老人家竟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桃园大队"，并使他自己做了一回"工作队队长"。

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最早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可此次，毛泽东也反过来学习刘少奇的思想，包括学习他夫人的思想，很是谦虚。据王光美回忆，她每次从桃园大队回京，毛都要找她了解情况；她的"桃园经验"报告出来后，毛看了很欣赏，并推荐给江青看，还多次表扬她，还鼓励她到各地去讲一讲。(3)

毛此次之所以学习或模仿刘及其夫人的经验，不是因为他不及后者高明，而是因为他与后者都受困于相同的权力体制。不论刘少奇还是毛泽东，若想有效整肃这种一元化权力体制下的官吏，若想切实了解他们为政的详情、打下他们做官的威风，都必须采取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

刘少奇由于身居"一线"，具体领导"四清"运动，故先遭遇这一体制性困境、并因此而先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故为后来者做了先导性示范。

毛泽东后来重返"一线"，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也遭遇这一体制性困境。他很想整治那些已不大听话的下属官吏，尤其想整治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主席；可是，后者正掌握着或正参与掌握着中共权力体制；因此，要扳倒他，就不得不使用由此人自己摸索出来的那个方法来反对此人，就不得不"请君入瓮"。

从这里，可看出体制对于人的力量。体制虽由人创设，但一经创设出来便具有能够左右人的力量。不论是老百姓，还是执政者，都不能轻易地规避它。

从这里，还可看出这种一元化权力体制若不作出重大改革便不能摆脱它的两难处境：要么不可遏制地腐败下去，直至完全烂透而亡；要么三番五次地搞群众运动，直至过度折腾而亡。

注解

 (1)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70页。

 (2)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80页。

 (3)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7、541页。

【49】

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严辞责难刘少奇，之所以愤然推翻由后者主持制定并已下发各地的《十七条》(1)而由自己另起炉灶搞出《二十三条》；按前述薄一波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家一是不能容忍刘关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说法，二是不能容忍刘引导"四清"运动严整基层的搞法，认为刘"形'左'而实右"。

若进一步追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容忍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和这种搞法？薄一波则语焉不详。

当毛说"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则把它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两种说法确有本质区别：

按照前者，"四清"是一场有着特定内涵的阶级斗争运动；

按照后者，"四清"是一场仅有一般性质的廉政建设运动，即以清官标准（"四清"）来整肃非清官（"四不清"）运动。

这里的非清官，并不特指一定历史时期才会有的资产阶级份子，而可泛指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的贪官污吏。至于那种由上面派工作队直下基层整治四不清干部的做法，很像是中国老戏里常演的那种朝廷钦差大臣直下州县缉拿贪赃枉法者的剧情。

所以，陈伯达说：所谓清不清，历代都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2)

薄一波后来抱怨陈伯达在毛刘冲突中起了不良作用，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过，就陈话本身来看，还是说得相当准确的。它确实抓住了刘上述说法的关节点，即用一般所指来替代毛的特殊所指，用那种任何社会都会有的吏治问题，来替代毛所说的那种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会有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对于毛来说，显然是另搞一套，至少是淡化他早在1962年就为执政党制定好的那条"继续革命路线"。

陈伯达为党中秀才，虽非忠厚，但有观察力，不仅能观察一些大人物的脸色，而且能观察一些大问题的事理。与此相应，他的老上司毛泽东也是不仅欣赏他的俯首之态，而且欣赏他的理论才干，欣赏他能够根据需要找出种种论据来。此次毛就十分欣赏他的上述说法，并将之写进《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里。

又当毛泽东大谈党内阶级斗争时，刘少奇却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3)刘这些话惹得毛大怒，说刘存心不让他说话，接下来便上演了那幕拿着《宪法》和《党章》走进会场的闹剧。

人们会问，刘这些似是平常的话何以能激怒毛，气得他如此失态。这里面有毛自身的因素─已经养成了一触即跳的性格；也有刘说话份量重的因素--的确触到了毛的痛处。

所谓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这是刘仍在坚持他关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说法。因为，只有在"四清"与"四不清"之间，才会既有敌我矛盾又有非敌我矛盾─人们很难将那些多吃一点多占一点的人都说成是敌对份子；而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只有敌我矛盾可言了。

所谓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一切从实际从发，这原本是毛一贯自我标榜的思想路线，如今却被刘用来反驳毛本人，自是令他不快。更要害的是，刘的这些话暗示着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只具有演绎性质：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实际中有什么反映什么；而是从概念出发，从某种假设出发，预先制定一个理论框子，然后拿去套用现实。

实际上，毛所搞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带有这种演绎性质。如前文所述，他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出来的资本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的归宿点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两者都属想当然的东西（参见本书第37、38节）。

毛的后继者邓小平就承认，执政党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即是说，毛及其党人几十年来搞的是一个假设上的社会主义、一个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个实际所是的社会主义。可问题是，毛为了这个假设上的社会主义而动用了现实中的不计其数的社会资源，从而造成了我们这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民族在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浪费，以致不堪承受。

一些文献在谈到毛与刘这一冲突时，多说是毛先发难的。这只是看到表面，只是看到在此冲突中，脾气数毛发得大，话也数他说得多。若从事理上看，应说是刘先挑战的。因为，早先毛已经为执政党确立了大政方针，如今刘却在那里另说一套，并说得含骨带刺。毛若想坚持其政治路线，若想维护其政治权威，就必须起而反驳刘。

一向自谦为毛泽东学生的刘少奇，此次在其先生面前，大发脾气的事没有，直接顶撞的话不多，但言必有中。毛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一会儿就说出了一大篇，米少水多。刘想半天说一句，说出来的话句句说在点子上，水少米多。

另外，在"四清"运动的具体搞法上，毛对刘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在"四清"运动的打击方式上存在着过于严厉的情况，二是认为在"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上存在着重点不明确的问题。

若对这两点进行比较，可以说毛更看重后者。因为，前者只是方式方法问题，后者则涉及运动方向问题。再就毛本人的历史来看，他搞起内部整肃运动来也是相当严厉的，或是很"左"的，甚至比刘有过之而无不及，前有打"AB团"之例，后有搞"文化大革命"之例。所以，毛更为关心的，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整人，而是整了什么样的人。

刘强调，此次运动既要整台上的"四不清"干部，也要整幕后的地富反坏份子；既要整党内的坏干部，也要整党外的阶级敌人。至于这两者孰重孰轻，他未作进一步分别，只笼统地说这是一种党内外矛盾相交叉现象。

毛则认为，地富反坏份子现在没有当权，过去又被斗争过，被搞臭过，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四不清"干部则不同，过去没有搞臭过，现在又是当权派，能给自己多记工分，上面的人听他们的，下面的人又怕他们；因此，要发动群众先整我们的党，整这些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4)

仅就整当权派而言，毛与刘也有很大分歧。

刘的目光主要盯着下面，盯着那些犯有"四不清"错误的社队干部，间或也游移到上面，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但只是点到为止。

毛不反对整执政党基层中的坏干部，但更想整执政党高层中的当权派。后者可以说是他多年来施政重心所在。

1962年前，他已整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诸大员，整过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将后者逐出中央领导圈。

1962年中，他又整出习仲勋领衔的"西北反党集团"；又撤销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同时既批判邓子恢本人又敲打支持他的陈云，致使两人多年不在中央说话。

1962年后，他身居"二线"，但对"一线"大员日益不满：

他多次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批评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维尔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前者主要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后者主要批邓子恢和陈云。本来毛已批得邓与陈不说话了，但他仍抓住不放，批评不止，并以此来警诫其他大员，尤其警诫那几位曾支持他们的中央常委。

他还批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同资产阶级打交道时不讲阶级斗争，竟提出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

他还指责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由李富春领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指责他们已搞到与党主席分庭抗礼的地步上。前一机构统管全党政务工作，后一机构统管全国经济工作。毛的批评矛头已深戳到执政党核心圈中。

到了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又当着众多中央委员的面严辞训斥那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副主席，并在心中生出要搞掉此人的念头。

此时，在执政党核心圈中，只剩下林彪和周恩来两人没被老人家点名批评了。不过，林长期处于半休养状况，已把军中大部份常务性工作交由他人代理，故大多数时间不在一线上。周虽未被直接批评，但已被旁敲侧击多次。

周过问较多的国家计委、统战部和文化部，均被毛屡屡责难，他自己身边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也被毛横加指责，甚至被毛强令撤换。老人家频频举起的手，虽未直接打在周公的脸上，但可说是擦着周公的身子而落下的。毛不满意周，又要用周，于是采取了这种在其身边飞舞巴掌的策略，不让他疼，但叫他怕。毛周关系扑朔迷离。

此时在毛眼里，中央"一线"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诸大员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他的"继续革命"，不仅要整执政党基层干部，更是要整执政党高层领导；不仅要先搞豺狼后清狐狸，更是要先搞虎豹后清豺狼。进而不难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让所有中央一线大员的名字都上了造反派的大字报，并将其中许多人都打成走资派。

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不失理论趣味，给他所要整的执政党干部起了一个学名，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并将其定性为"党内资产阶级"。

不过，在对阶级一词理解上，毛泽东与其思想导师马克思列宁有很大不同。在先生那里，所谓阶级主要属于经济范畴，主要反映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其中最重要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

在学生这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不属于经济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些人并不拥有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而属于政治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些人大都掌握一定级别的党务权力或行政权力，并通过这些权力非法占有公众利益，以使自己作威作福。纵然这种政治权力也与一定经济利益相联系，但这种联系多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学生说的与先生说的，消极地看，是南辕北辙；积极地看，属后浪推前浪。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更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

总之，在这场关于重点整"走资派"的争论中，毛泽东从理论上说，并不清楚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是什么；但在政治上，十分清楚他所要坚持的就是他曾说过的话、所要反对的就是不听他话的人。因此，他所要搞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只是以我划线地排除异己；他所要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而只是那些不敢公然反对他却也不想完全听从他的党内领导干部。

注解

 (1)所谓《十七条》，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前期的一个讨论纪要，曾于1964年12月28日下发各地；后因毛泽东不满而于12月31日被停发，并由各地自行销毁。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3页。

 (3)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3─604页。

 (4)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29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2─603页。

 (5)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53─1154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6─581页。

 (6)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75─888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6页。

 (7)参见《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载斯诺《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63页。

 (8)参见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50】

毛泽东之所以要整"走资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接受了"苏联变修"的教训。他的"国内防修"政策与他的"国际反修"政策互为表里。

在他看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已经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一个甚至比一般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坏的国家。"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1)

他的这一判断，在由其写作班子起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名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刊登在《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13期）上，可视为当时国内一系列"反修文章"的一个代表作。

文章描绘了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不仅旧的资产阶级份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构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而后者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

文章历数了赫鲁晓夫施政路线的种种错误：

"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  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

"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纵观毛泽东在其执政二十馀年中所使用过的那些最显忌恨的字眼，就国内而言，大多不是被用在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身上--尽管此公仍在那里不断说要反攻大陆、不断指责毛为暴政者，而是被用在他的老同事彭德怀和刘少奇等人身上；就国外而言，也大多不是被用在老对头"美帝国主义者"身上─尽管新中国曾与他们血战三年、并被他们封锁二十年，而是被用在"苏联老大哥"身上。若老人家再世，不知还有没有人─无论是黄皮肤者还是高鼻梁者─敢做他的老朋友或老战友。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忌恨"苏联老大哥"，有多方面原因。

就意识形态来说，毛至少有两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

其一，毛十分崇尚阶级斗争观念，以至于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参见本书第22节)。赫鲁晓夫则倾向于淡化阶级斗争观念，在国内讲"全民党"、"全民国家"，在国际讲"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尽量避免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生对抗，同时劝告那些在野的共产党尽量避免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尽可能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如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其二，毛一直怀有乌托邦意识(参见本书第38节)，并于1958年付诸实践，大力兴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则于当年年底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交谈时嘲笑了毛的这一举动。(2)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交谈的一方代表当时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老大哥"，另一方则来自当年毛泽东时时提防着的头号敌国。

第二年年初，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影射了中国大跃进运动："我在那个文件里对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给予了相当有力的分析，并且我相信是正确的，虽然我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讲清楚，我们对大跃进的态度是否定的。"(3)

1959年7月，也是中共庐山会议召开期间，赫鲁晓夫又在波兰发表了影射人民公社的讲话，"声称20年代在俄国追求这种想法的人'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少得可怜，也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共产主义'。很明显，这种谴责也同样适用于针对50年代的中国。"(4)

就党际关系来说，莫斯科与北京都是：既各有所恃，也各有所求；并且是：此方所恃多是彼方所求，彼方所恃也多是此方所求。例如，莫斯科方面实力较强而威望不够，北京方面则威望较高而实力不足。(5)

前者接连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957.8.26)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10.4)。后者则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赢得革命胜利，并在朝鲜半岛与西方头号军事强国打成平手。

然而，两者也都有弱点。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报告，报告既揭露了本党前领导人的独裁者面目，也暴露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专制化性质；既使世界为之震惊，也使苏共自己陷入窘境。

于是，在西方国家中涌起反苏浪潮，许多人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前者在某些方面已超过后者，例如，希特勒主要屠杀自家营垒外的人，斯大林则主要屠杀自家营垒中的人--其中一些人还曾与列宁共过事、还曾与斯大林一起度过艰难岁月。在东方阵营里，出现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反叛。即使在共产党威望很高的新中国里，也出现许多不满"中苏友好关系"的"右派言论"。在苏共中央内部，也出现严重分裂，致使赫鲁晓夫差一点被赶下台。因此，苏联需要支持，尤其需要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支持。

中共方面则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既缺乏设备与资金，又缺乏技术与经验，因此，中共也需要支持，尤其需要"老大哥"的支持。

然而，赫鲁晓夫所求与毛泽东所恃，或毛泽东所求与赫鲁晓夫所恃，总是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赫鲁晓夫不能很好地从新中国那里得到声望上的支持，最终招致后者的严辞批判，被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也不能很好地从"老大哥"那里得到实力上的资助，最终遭遇后者的断然毁约，被中止了所有援助项目。

在中苏诸多分歧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意气用事，即不是出于双方对各自长远利益的深入思考，而是起于他们对某些双边问题的过激反应。

如有这样一种情况，两者都对对方预期过高，都要求对方像对待亲兄弟那样对待自己，而当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十分强烈的心理反差，由殷切希望骤转为满腹怨愤。在这十分的期待与这十分的忌恨之间也就有了二十分的距离。这就不难理解，中苏间的怨恨往往超过中美间的怨恨或苏美间的怨愤。

在1958年至1959年间，苏方多次提出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拥有一个海军基地，以使他们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能改善通讯条件，能就近加油、维修和作短期停泊。

在苏方看来，他们的要求理应得到满足，因为，他们已与中国建立军事友好合作关系，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苏联的安全，也是为了中国的安全，何况他们已向中国提供了制造潜艇的图纸，并派遣了有关专家，因此，中国应该有所回报。

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的拒绝又引起赫鲁晓夫的抱怨："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6)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两者都需要对方支持，但都不怎么尊重对方，又都很在乎对方是否尊重自己，并准备随时还以颜色。你不敬我，我不敬你，既有你这一次，就有我下一次，遂成恶性循环。

新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之初，除了缺乏物质基础外，还缺乏技术经验，在许多方面毫无所知，故需要老大哥给予人才上的支持。苏联作出积极回应，先后向新中国派遣了上万名苏联籍专家，同时为新中国培养了比这数量更多的中国籍专家。

这些专家遍布新中国各行各业，承担其间技术总管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经济体系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纵观毛执政二十七年，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既快又稳且上规模─时期，当数1954年至1958年春这段时期。在此期间，苏联专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自己也承认(7)，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等方面，我们由于"完全没有经验"，而不得不抄搬苏联东西，不得不听从苏联专家。（不过，他又抱怨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盛行，埋怨中国人过于尊重苏联人。问题是，他独立自主干的成绩远不如人家援助他干的成绩。作为同一国人，笔者都感到有些难堪）。

许多年后，一些国人把由日本引进设备的上海宝钢项目与由苏联引进设备的许多任务业项目进行比较，感叹道："小鬼子"还是不如"老毛子"，你看人家五十年代在咱们国家搞的那些项目，虽不是很先进的，甚至有点傻大笨粗，但都是很实在的，至少没有坑蒙拐骗。

苏联专家与中国人友好合作关系，到了1958年发生逆转。其责任是双方面的。就中国方面说，主要起因于毛泽东在这一年里大讲破除迷信，大讲反对教条主义；这"迷信"主要指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的迷信，这"教条"主要指苏联专家为中国人制定的规章制度。

当然，毛这样做不是毫无来由的。从苏联老师方面来说，确有高傲自大、过于刻板的问题。从中国学生方面来说，也确有死搬硬套、盲目服从的问题--老人家曾气得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8)

问题是，他为此而掀起一场遍及全国并波及国外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做得过份了。因为，他号召中国人不要再像以往那样迷信苏联人，而要看到他们也有许许多多缺点；这就难免会刺激苏联人，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反差感，感到中国人已不打算再像过去那样与他们交往了。不久，苏联方面作出反应─也可以说是一个过份反应：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停止所有援华项目。

自此，中苏关系进入冰川期。

赫鲁晓夫曾就苏联撤回援华专家事作过一个解释(9)：

"在中国，我们顾问的处境已到了简直不能容忍的地步。成群结队的喝醉了酒的中国人谩骂他们。他们叫我们'管卡压'"。

"当他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到所住的公寓和旅馆时，发现手提皮箱翻过来了，房间遭到了搜查。这些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最优秀的专家  以自己的援助换来折磨。最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从中国召回我们的顾问。"

就事实而言，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不恭敬，主要表现在思想宣传上，而没有发展到"成群结队"去"谩骂"他们或"经常"去"搜查"他们房间的地步。赫鲁晓夫所说的这类事，即使有也不是普遍存在的。此公夸大其辞了。

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一事件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象苏联政府所申明的那样，即主要是由于中国方面不能善待苏联专家而引起的。他援引一个苏联援华专家的话，说明苏联政府所表达的不满并"没有引起大多数苏联顾问或苏联国内科学家的共鸣。"(10)

中共方面也对这一事件作过解释，多是强调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乘人之危"，"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从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  (11)

这种解释只谈对方责任不谈己方责任，也有失公允。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批判苏联教条主义，并嘲讽那些认真学习"老大哥"的人，故不能不使苏联人感到中国人是在挑斗他们，是在伤他们的心。

就当时中苏两国实际利益来看，有许多互补性，本不该闹得如此意气用事。这种互补性可从这样两件事中得到佐证：

一是，1960年中国政府在苏联方面决定撤回所有援华专家时，"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12)；

二是，1962年苏联领导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曾数次向中国驻苏大使表示友好，并表示苏联在当时中印冲突中支持中方："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13)。

中苏冲突之所以出现上述意气用事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处理两党关系时都拥有过大的权力，而这两个人又都有着过强的个性。他们都很机智、很富有攻击性，一旦吵起架来都是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他们都还不大讲礼仪、不大讲涵养，一个竟能脱下皮鞋猛敲联合国的讲台，一个竟能穿着泳裤会见盟国的贵宾。显然，由这样两个人物来全权处理两党关系，自是针尖对麦芒，非吵得一塌糊涂不可。

毛泽东在作国内政治斗争时，爱给对手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给彭德怀扣过，给刘少奇扣过。然而，就施政风格来说，他比他的这些对手更适合戴这顶帽子。

不过，作这种比方颇有些委屈前苏共第一书记，因为，就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而言，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远远赶不上中国的这位"赫鲁晓夫"。更何况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还是打开苏联坚冰的第一人，并因此而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废黜。中共为此振奋，并萌生恢复两党关系的希望，于是主动作出许多表示友好的举措：中共中央电贺苏共新领导人就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赶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会晤克林姆林宫新主人。

对此，苏共方面作出戏剧性回应，即通过一席"酒话"来表明他们的态度。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提议："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们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14)

马帅所言立刻招致中国代表团强烈抗议。苏方解释这是"酒后失言"，中方认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应该说，中方的指责是有道理的，马帅的确"酒后吐真言"。不过，这里的"真言"，不仅反映的是苏联官员的一个真实想法，而且反映的是中苏冲突的一个真实情况，即中苏冲突之所以激化到如此程度，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要负相当大的个人责任。

事实上，中共自己也部分地肯定了这一"真言"。中共一看赫鲁晓夫下台就忙与苏共拉关系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该党已在很大程度上把中苏关系恶化归因于赫鲁晓夫个人。

苏联方面则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苏关系的障碍人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苏联方面是赫鲁晓夫，中国方面是毛泽东；如今，苏方障碍已经排除，中方障碍依然存在，因而恢复两党关系仍旧无从谈起，于是，宣称苏联对华政策不作任何改变。

周恩来总理空手返国，毛泽东主席亲到机场迎接。

在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赫鲁晓夫可算作老大家的第二代人物，属于被提拔起来的一辈，毛泽东可算作老二家的第一代人，属于自己打出来的一辈。两者间可说是一种叔侄关系，一种较难相处的大侄小叔关系：那一个仗着自己承继正统并颇有家底，这一个仗着自己独立创业且位高一辈，若彼此都随和些则能凑合着过，若彼此都气盛些就家无宁日了。

如果在巴金的《家》中，不仅叔叔辈好生事端，而且大侄子觉新也变得刁钻古怪起来，那么，此《家》中将会有另一番景象。这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所呈现的那一番景象。

注解

 (1)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的一些插话（1964.5.1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171页。

 (2)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第188页。

 (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282页。

 (4)参见：同(2)，第310页。

 (5)参见艾伦．S．惠廷《中苏分裂》，载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第506页。

 (6)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671页。

 (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68─169页。

 (8)引自：同(7)，第169页。

 (9)引自：同(3)，第270页。

 (10)参见：同(2)，第389─393页。

 (11)参见《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01－409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64─365页。

 (12)参见：同(11)。。

 (13)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3─584页；参见：同(6)，第552页。

 (14)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97页。

【51】

对苏关系问题，既是毛泽东国内政策的一个延续--同搞国内阶级斗争、整党内走资派相联系；也是毛泽东外交活动的一个中心--先以其为原点、后以其为焦点而展开其战略部署。

由于受到个人视野和历史机遇等方面的限制，毛的国际作为比不上他的国内作为。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曾统治世界四份之一人口达数十年之久这一事实，而非取决于他是否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否增进人类根本利益。

不过，毛的外交举措还是有一些可说之处的，既有一些杰作，也有一些败笔。本书将从三个方面予以概述。

其一，常能在国际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却不能就世界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

对国际中间势力的争取，是新中国外交搞得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常常受到美苏两大国挤压而自身实力又不够强大，故比较注意做争取盟友的工作，并常常将工作的重心落在所谓"中间地带"─介于中美之间、中苏之间以及美苏之间的地带─上。因为，位于这一地带的国家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既有可能变为一种支持它的力量，也有可能变为一种反对它的力量。因此，新中国必须做出努力，争取前者，防止后者。

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相对峙时，新中国努力结交许多徘徊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国家，如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和万隆会议（1955），并使自己成为这两次会议上的明星国家，从而赢得许多亚非国家的理解与尊重。

在与美国相对抗时，新中国积极发展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与英国达成妥协，同意维持香港现状，默许这颗南华明珠成了我们星球上最后废除外族统治的几块殖民地之一，尽管北京一向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作为回报，英国也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使自己成了西方世界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几个国家之一，尽管伦敦一向被视作华盛顿的头号盟友。

新中国又不断为戴高乐将军喝采，高度评价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向美国闹独立性的举动；并使自己能于1964年1月向世界宣布，将与这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欧洲大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新中国也注意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在与苏对抗时，努力发展与朝鲜、越南、阿尔巴利亚和罗马利亚的关系；而且在与苏结盟时，也试图发展与东欧多事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的关系。

1956年10月，波匈两国发生反苏事变。刘少奇率团抵达莫斯科，一方面承诺继续支持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另一方面又批评苏联在国家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这位大家长作出让步，以使东欧国家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一些自主权。

1957年1月，周恩来率团接连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既做和事佬又说公道话。他在莫斯科说，苏联人要批评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波兰人也要批评自己的反苏情绪(1)。在布达佩斯说，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对过去领导者的不满，并认为匈牙利关于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要求是正当的(2)。如此调停，自是引起苏联人不快─赫鲁晓夫抱怨周恩来给他们"上大课"；但也博得许多东欧人好感─一些匈牙利共产党员听了周恩来讲话后不禁热泪盈眶。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把美国和苏联划在第一世界，把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划在第二世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划为第三世界。(3)

老人家似是把他搞土改划阶级成份的方法搬到外交事务上，似是把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策略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他这样做显然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即能强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因为，穷人总爱找穷人说话，并且说的多是关于富人的坏话。

然而，毛泽东能够机智地划分世界，却不能富有远见地展望世界。在国际事务上，老人家作为一个预言家的记录远不如他作为一个谋略家的记录。

毛泽东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较集中地体现在一篇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中。该文由他的理论班子起草，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名义，刊登在《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上。

文章坚持认为，现时代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文章以此为出发点着重阐述了两大问题：帝国主义战争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

文章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存在就会有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二十馀年过去了，上述第一类战争和第三类战争几乎没有，第二类战争与第四类战争则有一些，而那类与"帝国主义"无关的战争倒是此起彼伏，其间包括中印战争、中越战争、以及中苏边境冲突。

文章还对核战争抱着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的"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之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毁灭"；相反，"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在莫斯科谈了类似看法。他对各国共产党代表说，核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只能使全世界27亿人口损失一半，但能换来这样的结果：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4)显然，这种看法已不止是相当乐观了，而是乐观得令人毛骨悚然了。

当时，老人家是在谈笑风生中讲这些话的。他的老对头赫鲁晓夫在许多年后回忆道：虽然大家在毛泽东讲完话后也跟着他笑了，"但他讲的话丝毫没有好笑之处"，"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讲话有思想准备"。(5)

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轻松且大而化之地谈论亿万人生死问题，似与他有某种"幸存者心理"有关。

新中国领导人大都是幸存者。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倒下去的人要远远多于活下来的人。他们大都有多次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经历，并因而有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心理，姑且叫"幸存者心理"。由于各人的素质不同，他们的幸存者心理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有的表现为一种坚守承诺的心理：我和我的战友们有过共同的承诺，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如今，战友们大都牺牲了，大都实现了他们的承诺，而我还活着，还没有最后实现自己的承诺，因此，还应继续保持革命本色，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有的表现为一种歉疚不安的心理：我的战友们为革命已付出自己的一切，却未能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为革命还未付出自己的一切，至少还未付出自己的生命，却能够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不比他们优秀，却比他们幸运，不仅活了下来，还做了高官，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只有好好地为老百姓办事才能对得起那些先我而去的战友们。

这两种心理都是拿自己同牺牲者比，而不是同其他人比，尤其不是同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比。这两种心理都可以从《彭德怀自述》中读到，更可以从这位将军的所作所为中评品出来。

还有的表现为一种侥幸苟活的心理：老子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就得好吃、好喝、好玩，搞一点腐败也无妨；老子搞、儿子搞、妻子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如此作为就如同老话所说的"打下城池，纵兵三日"。

毛泽东执政后曾对身边人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6)上述那些因侥幸活下来而热衷搞腐败的中共高干，大概就属于他们的主席所说的"行尸走肉"。

再有的表现为一种漠视生命的心理：看到生命被毁灭的情景太多太经常，以致变得对这类事麻木了；尤其是在遭遇自己最亲近者相继死去这一系列残酷事实打击后，也就变得没有什么残烈的事不能忍受了。其中一些人还会产生一种姑且叫做破罐破摔的心理：自己既已失去最宝贵的东西─至爱亲朋，也就不在乎失去其他什么东西─如非亲非故者。

于是，这些人谈起要死人的事来就像谈平常的事一样。毛泽东正是以这种心态在莫斯科畅谈核战争后果的，只是说出来的死人数目太大了些，致使听者心惊肉跳。

不过，老人家还是很在乎自己生命的。他弥留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问大夫他还有救吗？当获得肯定答复后，他脸露红晕，显出欢娱之情。(7)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强调，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不否认有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出要有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手准备；但又引证列宁的话说：那种和平发展或和平过渡的机会，即使有，也是"非常罕见的"。文章明确表示，列宁这一观点没有过时，仍有现实意义。

三十馀年过去了，不仅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发展样式是"非常罕见的"，就连无产阶级革命都是"非常罕见的"，似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

不过，在那些非帝国主义国家中倒是发生了许多革命，但其中能使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也是"非常罕见的"，仅有一例，即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革命。

波尔布特及其党人就是打着毛泽东旗帜而搞起武装斗争的。他们发誓要读毛泽东的书，要听毛泽东的话，当然也要拿毛泽东的资助。可是，他们一夺得政权就大规模地杀人，杀了柬埔寨六份之一人口。在他们所杀的人中，有很多是华侨，是他们的毛先生的同族人。

注解

(1)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36页。

(2)《周恩来总理在布达佩斯积极份子大会上的讲话（1957.1.6）》，载《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页。

(3)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思想；当年4月10日，邓小平正式向世界阐述毛的这一思想；参见陈明显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4)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２卷中译本，第13页。

(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第259─260页。

(6)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中译本，第366页。

(7)参见：同(6)，第3─9页。

【52】

其二、重视与大国的外交，但缺乏对大国国情的了解。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个主导西方世界，一个领衔东方阵营。

新中国一登上国际舞台，就面对这两个庞然大国，就不得不与它们打交道，或予连手，或予对抗：

先是实行"一边倒"，合纵苏联以反"美帝"；

后又搞起"乒乓外交"，连横美国以防"苏修"。

另外，在这"合纵"与"连横"之间，还有一段孤军奋斗时期，既抗"美帝"也反"苏修"，与前者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公开较劲，与后者在党际关系和边界划分上吵得不可开交乃至大打出手。

毛泽东作为执政党主席一向抓大事，在外交上则抓对苏关系和对美关系这类大事，并使他所抓的这些大事都带上他个人的许多色彩。

他无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热切希望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能够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跟在某一大国后面作一帮腔者。显然，他的这一要求不会见容于那些已是世界大国的国家。因为，他这是要与那些大国分享已为他们拥有的大国权威：或是匀走他们的一部份国际影响力，或是抵销他们的一部份国际影响力。因此，与新中国崛起相伴随着的，是它与其他大国─或为这一大国或为那一大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化。

他也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深知国际角逐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同时也深知他所执掌的国家除了人口数量外，其他方面都很难与苏美等国相抗衡。这就使他在扮演国家首脑角色时十分注意发展同大国的关系，以避免发生自己独自不堪承负的国际冲突。

由于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各自都以对方为最大敌国，同时也都以一种非此即彼的眼光来审视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国家，或一个自称最讲原则的国家，不大可能同时发展与这两大对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只能在两者间作出抉择。

毛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顺应了这一形势，在与大国交往中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势，并因此而能够借助一方以反对另一方。并且他所借助者和他所反对者都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可以互换的：或此一时打得火热彼一时又恩断义绝；或此一时势不两立彼一时又相见恨晚。

与此相应，新中国也就有了毛执政初期的中苏友好关系史和毛执政后期的中美友好关系史，也就有了两个相对安全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新中国基本上免除了遭受某一大国直接进攻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武装对抗，但由于已同莫斯科结盟而使得华盛顿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蜿蜒如带的鸭绿江和图门江，成为美国轰炸机就此返航的地形标志，尽管江那边正源源不断地向江这边输送痛打美国佬的武器弹药。

当时，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三番五次请求华盛顿批准轰炸中国境内军事目标，以有效破坏志愿军补给线，但均遭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后者认为："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1)

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发生领土纠纷，两国数千公里边境线上不时炮声隆隆。中国此时处境十分艰难：国内"文化大革命"已成为长期动乱，国外扩大邦交工作已处于停滞状态，并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敌对状态，与美国宿怨未消，与苏联新仇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虽然苏联政府未必真想与中国全面开战，但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其国家战略时必须作出这一设想。遇事要考虑到最坏方面，是对一个负有重大责任者的起码要求。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中苏间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苏联虽不能征服中国，但定能重创中国，它无论在常规武器方面还是在核武器方面都比中国强大得多。

当时在英国，一个叫维克多．刘易斯的苏联间谍假借新闻记者身份"透露"一个消息，即苏联将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将有可能动用核武器袭击中国罗布泊核基地。(2)其可能出现的结果用美国人的话说，苏联人"可以在三十分种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3)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当务之急就是要谋求一种战略平衡，就是要寻求一种国际力量或能直接援手中国或能从旁牵制苏联。为此，老人家将他那朦胧的眼睛转向西方，转向唯一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美国。

美国方面也乐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美中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利害冲突，并乐于在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上楔子─美国不惧怕单个苏联或单个中国，但惧怕这两者之和。到了七十年代初，北京与华盛顿便由私下偷情发展到公开相爱，度过了一段蜜月时光，并随之建立了一种战略呼应关系。据当事人基辛格回忆(4)：

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不会威胁日本和南朝鲜，不会出兵印度支那─"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恶梦"；

美国方面则充份认识到："不管中国的长期政策如何，我们的中期利益在于同它合作，并支持它的安全和顶住外来压力。"

尽管基辛格在谈美国的义务时，带有美国人常有的那种直率且不怎么谦虚的口气；但就毛泽东来说，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见，毛之所以重视与大国的外交，主要出于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新中国对美苏两大国的亲疏态度，主要取决于后两者对于前者的安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正面价值则亲，负面价值则疏。诚然毛最初之所以喊苏联"老大哥"，除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他后来转而与美国拉关系，就完全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了。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北京和华盛顿由于实用主义而结合在一起。(5)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后果，是毛泽东对这些大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考虑得较多，而对它们本身的基本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

1957年，苏联接连发射了世界上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显示了它在某些空间技术领域已超过美国。

毛泽东为此感到鼓舞，很快就向世界宣布他的一个结论："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6)

后来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也宣布："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

显然，上述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后者虽在某些技术方面领先美国，但在整体实力上尤其在远洋作战能力上还没有超过美国，充其量仅达到与后者相匹敌的地步。这可以从后来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看出，即看出双方都惧怕与对方全面开战，并都主动向对方作了让步(7)：

美国方面，公开作出承诺，不再入侵古巴，并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针对苏联的导弹；

苏联方面，则穿着衣服进古巴光着身子出古巴，先是秘密运进核导弹，后又公开撤出核导弹，即在撤出过程中拉开装运核导弹船舱上的覆盖物，任凭美国战机在其上空穿行拍照。

显然，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并不像毛泽东替它宣布的那样强大。否则，它就不会在波涛起伏的加勒比海上跳起这种不太雅观的"脱衣舞"来，就不会因此而蒙受耻辱。

诚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未必是缺点，比如，我们不能埋怨毛泽东对乌干达或乌拉圭知之甚少；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本国的安全同另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时而又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

当然，他不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所有实情，比如，毛不需要了解莫斯科国家芭蕾舞剧院正上演什么节目；但问题是，他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实情，尤其是它在军事方面的基本实情。

另外，人们也能够理解他很难准确地把握这个国家的军事实情，因为他所要把握的东西是人家最为机密的东西，是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翻开的底牌；但问题是，他应该出言谨慎，而不该说连人家自己都不敢说的那种大话，更不该将这种大话说给全世界人听。

民主人士张奚若曾批评执政党"好大喜功"。就实际情况来看，他还可加上一句"夸夸其谈"。五七年，苏联人发了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随即宣布苏联已经超过美国。一年后，中国人也发了"卫星"，发了诸如亩产万斤粮之类的"卫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又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开始谈论如何"5年赶上英国，10年赶上美国"这等振奋人心的事了。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也正是中印边界冲突紧张时。苏联政府表达了坚决支持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也表达了坚决支持苏联的立场。两国政府皆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双方各自所面临的紧张局面都平息下来后，苏联人马上说中国欺侮了印度；中国人也随即指责苏联在向古巴运进导弹时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没有摸清情况便贸然行事，在从古巴运出导弹时又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不敢与美帝国主义硬抗到底。(8)

苏方的说法，让世人觉着其领导人太实用主义了；中方的说法，则让世人觉着其执政者既好为人师又唯恐天下不乱。

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会谈时，表示不能理解"水门事件"，不能理解仅凭几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位大总统搞下台、就能把他的"老朋友"搞得如此狼狈。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能就此问题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来。

当来访者告诉毛这事关西方政治时，老人家立刻打断他的话，不屑一顾地说，什么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又当来访者告诉毛现在美国有许多人反对尼克松甚至有一些人要求审判他时，老人家再次打断他的话，斗气地说，我邀请他马上访问中国，消息可以登报。

对话者当面没有反驳他，但心中很不以为然，认为此人既不了解西方政治的实情，也不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还固执得很。(9)

毛泽东在此谈话中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美国万花筒中的一个普通景色，不是像好莱坞又推出什么新影片之类的事情，而是美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国家权力是分割开来且又相互制约的。

毛泽东对"水门事件"的隔膜，反映出他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种缺陷，某种不符合他身份的缺陷：

一，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一方面期望与美国建立战略策应关系，并重视与美国总统建立个人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美国的基本国情、不大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权限。

二，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一方面说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10)，"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11)；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究竟是怎样建构的。

事实上，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至少现在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之，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老人家生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开始一天天烂下去了；并在老人家身后的"改革开放"中一天天分化开来，经济体制一天天市场化，行政权力一天天腐败化。

注解

(1)《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中文本，第448页。

(2)参见托马斯．鲁宾逊《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载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本，第280页。

(3)尼克松《领袖们》，第316页。

(4)引自《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四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中文本，第16─18、51页。

(5)引自：同(4)。

(6)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11.6）》，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01页。

(7)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90─711页。

(8)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3─585页；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红旗》杂志1963年第22期。

(9)参见刘亚洲《"中国人爱好和平"》，载于俊道等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6页；参见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第491─508页。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79页。

(11)《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载本刊1960年第8期。

【53】

其三，能够维护主权，却难以深交朋友。

关于毛泽东治下中国，人们可以说出种种不是，但找不出丧权辱国这一条。在这块土地上，统治者任意折腾老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统治者不是异族人，而是本族人。兴之由中国人自决自取，衰之亦由中国人自决自取。

新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没有订立过什么城下之盟，在与世界大国的交往中没有丧失过什么民族尊严。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或许有人指责它曾允诺港澳地区继续维持殖民地状况和承认外蒙古独立。人们可以为之辩解：它的这些举措只是沿袭旧政府的做法，而非出于它自己的创意，当然其中也有出于它自身权宜的考虑。

或许还有人指责它与大国交往或冷或热，或向苏联"一边倒"或与美国太亲近，缺乏自身应有的沉稳感和庄重感。人们也可以为之辩解：它的如此做法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出于如何在大国压力下为新中国谋求最佳战略地位的考虑。

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处理中苏关系曾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一方面，新中国应同苏联搞好关系。

在党际关系史上，中共曾得到苏共许多帮助。就连中共自身的创建活动都是在苏共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端坐过金发碧眼且崇论闳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1)中共虽曾受过苏共或共产国际瞎指挥之苦，但毕竟得过人家许多好处，故在夺得政权后不能不与人家建立友好关系。

九十年代，国内媒体屡屡把西方国家对中国异见人士的支持说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若历史地看，这种说法不免带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明着在说人家现在的不是，暗地承认自己过去的不是。因为，按这种说法，执政党就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如何创建的，很难说清楚苏俄人为什么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中去直接支持一个图谋推翻本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党，而后者竟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来自境外的敌对势力"的支持。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一直奉列宁为思想导师，承认"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苏联的今天看作是中国的明天，真诚地以苏联为楷模。

在现实利益上，新中国也急需这位走在前面的"老大哥"能够照应一下后来者，一是能够在经济建设上给予援助以利于恢复战后的经济，二是能够在国家安全上给予支持以利于抗衡美国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对俄国人抱有戒心。

在国家关系史上，俄国曾与日本同为中国的近邻大患。在众多欺侮过中国的列强中，抢走最多银子的要数日本，抢走最多土地的则要数沙俄。后者抢走的土地数量相当于毛主席家乡湖南省面积的七、八倍，或相当于蒋委员长家乡浙江省面积的十五、六倍。银子可以再攒，土地则不能再生。所以，就对中国国家资源的掠夺来说，俄国人是拔了头筹的。这就使得现代中苏关系发展始终伴有一种较为阴暗且又涂抹不掉的背景画面。

就国民心态看，在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许多非中共系统出身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中，始终存有对俄国人的疑虑；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口中，"老毛子"（指俄国人）是与"小鬼子"（指日本人）并称的。

在现实交往中，苏联领导人也做出过一些气量狭小的举动。斯大林曾怀疑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会成为另一个铁托，故在莫斯科似热似冷地接待了这位中国同志的拜访，使得后者兴冲冲而来悻悻然而去。后继者赫鲁晓夫在与中国同志打交道时也不大讲涵养，做起事来冒冒失失，吵起架来口无遮拦。当然此公也不乏有坦诚直率之处。

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是虽有世界大国领导人的身份，却无世界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斯大林执政前，主要搞地下活动，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执政后，很爱用秘密警察，制造出红色恐怖来，竟将苏共第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60％以上成员或捕或杀。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很不健康的，既有恐惧心理，也有对恐惧心理过度反弹的残忍心理，还有"病态猜疑心"(2)。他曾将此猜疑心用到那位来自新中国的客人身上，致使此人久久不能释怀。(3)

赫鲁晓夫则从乌克兰顿巴斯矿区一步步爬上苏共第一书记位子。在这种一党专政体制(中国也实行这种体制)内，能从基层爬到高位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爬升者（不论是苏联的爬升者还是中国的爬升者）的人格是受过多次扭曲的，其品性其教养都是大有问题的。

证一，在这一爬升过程中，他们必须经过许多次政治斗争─他们所在的体制就是一个内斗不止的体制；

证二，在这许多次政治斗争中，他们总是站在最有势力的一方─他们作此选择不仅能获得胜利者的赞赏，而且能获得失败者留下的空缺，从而使自己更上一层楼；

证三，他们所投靠的最有势力的一方，很可能是最为错误的一方─最有势力者最难以受制约，故而最容易犯错误；

证四，他们在内心中即使不能在事前也能在事后知晓他们跟着最有势力者做了错事─他们大都很聪明，至少能明辨常识；

证五，他们在表面上都会装出一副从未做过错事的样子─最有势力者最不愿意认错（正像毛泽东不愿意否定"文革"、邓小平不愿意平反"六/四"一样），若想继续依附最有势力者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就不能够认错；

结论一：长此以往，就会使他们养成一种很为势利并很缺乏羞耻感的政治品格；

结论二：在一党专政体制（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下，选拔官吏的过程往往成了择劣的过程：提取糟粕─趋炎附势者、寡廉鲜耻者，剔除精华─刚正不阿者、襟怀坦白者。

另外，他们在长期爬升过程中，总是小心谨慎地夹着尾巴做人，总在专心致志地观察并迎合上司的一言一行。

他们一旦成了大人物后，就会做出强烈反弹，就会将自己一直受到挤压的个性猛然膨胀开来，尽一切可能地扩张自己，表现自己，四处伸手，到处炫耀。

束缚久了的尾巴骤然释放开来，就会一个劲地向上高扬起来并左右摇摆不止。这正如中国老话所言："小人得志便猖狂"。

毛的新中国正是在上述正负意义参半的背景下同苏联"老大哥"打起交道来的，既希望友好，又心存疑虑，生怕做出有损民族尊严的事来。这种友好心态非常敏感且非常不稳定。他们脸上笑容可掬，内心却十分紧张，随时准备对苏方有可能提出的无礼要求，作出十分迅速且又十分强硬的反应，致使对方先是茫茫然后则愤愤然。

据赫鲁晓夫记述，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便让下属给中国同志拍电报，希望后者拿出一块土地让苏联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中国同志很快回电，说我们很乐意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最好由你们提供贷款，由我们建设工厂，日后再用该厂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获悉后，便"在那里咒骂和发火"。(4)

数年后，赫鲁晓夫自己也向中国同志提议，希望后者能够允许苏联在他们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和潜艇码头。毛泽东很快回话，说这已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这一回就轮到赫鲁晓夫在那里不高兴了。(5)

新中国不仅在对苏关系上，而且在对美关系上以及对其他国家关系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族尊严意识。新中国领导者们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终身的政治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最初的精神恋人并不是来自域外的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而是发自本土的民族主义。他们大都是从民族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即使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仍深怀着依恋故土的情感。

尼克松曾谈道："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6)

事实上，周恩来大部份同事也和他一样，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曾经从事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最初投入革命的动因，不是为使中国资产阶级获得更多发展的权利，而是为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

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三大任务：民族，民权，民生。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7)；辛亥革命后，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主张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8)。

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其中第一条，也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者大多是在遭遇民族危机或民族耻辱时起而抗争的。这种抗争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现状，使他们不能不反击外强；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使他们不能不明白一个简单道理：若自己要不倒则别人打不倒，要御侮就必须自强，要自强就必须变革，要变革就必须改制，要改制就必须首先改革本国政治专制体制--其运作者占有社会资源最多，故而对社会变革最敌视。

W．罗斯托在其现代化研究中，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反应性民族主义"的现象─强大的外部压力往往激使弱势民族走上变革自强的道路(9)：

罗马教会的压迫、西班牙的威胁、尼德兰的竞争、以及法国的挑战，促发了英国的十七世纪革命；

在拿破仑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以及在战后英、法、澳、俄诸国所给予的压力，促发了德国的1848年革命；

受其他欧洲国家歧视的境遇，促发了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运动；

被美国海军强行打开国门的遭遇，促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罗斯托还谈到中国，指出这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起于她所蒙受的百年屈辱。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由御侮而兴变法，由救亡而兴革命。

近年来，中国大陆媒体也在某种"舆论导向"下，鼓动起一种以《中国人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其间有鼓动者方面的情况，也有被鼓动者方面的情况。

在此，笔者只谈前者，只谈鼓动者这样做出于何种考虑：

其一，在国家内部，想借以重建价值体系，恢复民族凝聚力。

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价值失范社会。

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传统，已被数十年此起彼落的革命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如今不乏见到这样的国人：在如何精打细算上，还能够看到一些成熟文明的影子，在如何待人接物上，则能够看到那种刚刚把一条腿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半野蛮人的风貌。

本世纪由欧洲引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被毛泽东不断掀起的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折腾得让许多人不敢相信了。如今那些满口马列主义大道理的人，往往不是被人看作骗子就是被人看作傻子。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新老传统均已失范的国度里，要想在精神上和情感上把不同背景的人聚拢在一起，除了皈依宗教外，就只有高扬民族主义这一条路了。因为，大家好歹都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都不能不既共同分享她的荣耀又共同分担她的耻辱。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想借以拒斥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压制不同政见者做法的批评，并回应一些国际势力因见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生出的戒心和敌意。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人看好，但中国的政治形象不为国际社会称道：一是在人权问题上，一个所谓"泱泱大国"，竟容不下几个不同政见者；二是在吏治问题上，一个所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竟被一些与其打过交道的国际工商人士排在世界上官员最腐败的国家之列。

中国这些不如人意方面尤其前一方面，虽不能说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批评─相反还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但可以说受到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批评─尽管批评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

就中国人内心来说，是很看重发达国家的意见的，是很看重它们的批评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将要或想要从贫民区搬到上流社会住宅区的人，比较在乎的不是那些老街坊们如何议论自己，而是那些未来邻居们怎样看待自己。

可是，中国政府在外表上又很强硬，常常摆出一副我自个儿的事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甭想管的架势。不幸的是，在其强硬的外表上竟有两个柔软的部位、两个很容易让人触痛的部位：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这是两个能使中国政府一触即跳的问题。

西方国家无疑看准了这两点，并在上面大做文章，以回应中国政府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吗？那好，咱们就来做做这方面的游戏吧。于是，这些国家纷纷向中国打出台湾牌或西藏牌：

一方面，它们以各种名义（官方或非官方）邀请台湾政府人士和西藏流亡人士访问该国，激得中国政府怒吼不止。

另一方面，它们又利用自身在民主制度和分权体制上的长处，很轻易地推卸政府方面责任：或者说，本国政府是民选政府，并且本届政府首脑还想在下一次大选中竞选连任，因而要考虑选民方面意愿，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故请中国政府能予体谅，多多关照；或者更简单地说，那是国会干的事，与政府无关。

这好比是，把打了你的左手背到身后，把没打你的右手放在身前，并急匆匆地告诉你，那是左手捣的鬼，右手可老实着呢，故请看在右手面子上，继续与我们友好相处吧。

它们显然是在打"擦边球"，既能触到中国政府的真正痛处，又不致使中国政府作出诸如断绝外交关系之类的激烈反应。

从这里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上述外交策略是颇为老到的，同时不难看出，现时中国在一些外交问题上处于十分被动甚至被人耍弄的境地。可是，中国的文明史比它们的文明史要悠久得多。当中国的先秦人已在搞合纵连横外交时，这些国家的祖先们或许正在中欧森林里为一只猎获到的熊究竟属于谁而打得不可开交。这种现实与历史的反差，使得许多国人不时有揪心之痛。

近来中国政府似乎也用上西方国家所用的一些策略，默认乃致赞许一些民间人士掀起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当外国记者质询此事时，政府发言人颇为得意且不无戏谑地答道：这是一些青年知识份子干的事，与政府行为无关；他们所言所行只要不超出法律许可范围，政府就不予以干预。

可问题是，当不是一小部分份知识分子而是广大知识分份子真要起来搞真正的民族主义，即不仅要拒斥外国的轻蔑、而且要变革本国的现状以自强自尊时，就不知政府还坚持不坚持此事与政府无关的说法，会不会呈"叶公好龙"状。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矛头所指往往是两重的：一是指向外部那些任意掠夺中国财富或不愿看到中国强大的他国政治势力，二是指向内部那些有碍民族肌体健康发展的本国社会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本国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

换句话说，被激励起来的民族主义是要扎回马枪的，即由最初扎向外部强敌转而扎向内部苛政、扎向腐败政治、扎向贪官污吏。

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鼓动民族主义就如同在驱使一只能够在空中划出折返弧线的老虎。这只老虎既可以朝着前方猛扑驱使者要它捕食的对象，也可以回过头来撕咬驱使者本人。

注解

(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0页。

(2)参见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载《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第776页。

(3)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10）》，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71页；参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9页。

(4)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第662页。

(5)参见：同(4)，第671─672页。

(6)尼克松《领袖们》中文本，第309页。

(7)孙中山《同盟会宣言（1905.8）》，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69页。

(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1.23）》，载《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9)参见W．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本，第24─43页。

【54】

毛泽东的新中国，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它想要做到的事，但在交朋友方面有成功有失败而不尽如人意。简略地说，它能做到广交朋友，从非洲的塞拉西皇帝到美国的黑豹党都能拉上关系；却难做到深交朋友，凡开始与它好得就像是亲兄弟似的朋友，到头来几乎都要与它吵翻脸，并吵得就像是不共戴天似的仇人。

在与苏联关系上，先是把人家尊为"老大哥"，与之休戚与共；后又把人家视作"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与之兵戎相见。

在与越南关系上，先是"同志加兄弟"，人家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后又与人家大打出手，打得谅山老山尸骨如山。

在与阿尔巴利亚关系上，先是把人家比作"一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并大发感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又与人家反目成仇，互揭老底，互诉老朋友的种种不是。

在与朝鲜关系上，先有数十万志愿军官兵血洒鸭绿江东，继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物资源源输向这个兄弟国家；末了两国虽未公开决裂，但已面和心不和。北京申办公元2000年奥运会竟得不到朝鲜同志的一票，气得中国老百姓既责怪平壤当局不讲交情，又抱怨自家政府怎么尽交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国家。

另外，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相处时也有类似情况。新中国曾一度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相处得很好，周恩来总理曾是新德里最受尊敬的贵客（1954年），刘少奇主席也曾是雅加达最受欢迎的国宾（1964年）。可到后来，这两个国家都把中国看作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前者同中国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边界战争，后者在国内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同中国没有外交往来。

这似乎成了毛的新中国交要好朋友的一种模式：先以好得不得了开场，继以坏得不得了收场；先是欢度蜜月，后是发生婚变。这种不断搞对象又不断打离婚的模式，让世人尤其让后人觉得老人家办外交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说相好就相好，说翻脸就翻脸。

诚然，有些翻脸的事，如中越边境战争，是在老人家去世后发生的，但这些事之所以发生的最初原因可追溯到他生前的一些举措中，如对越共或亲或疏，如对柬共尽心尽力。

另外，老人家不善交朋友不等于其下属也不善交朋友。事实上，像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中共大员都很有外交才干，至少很有外交眼光。这里仅以王稼祥为例。

六十年代初，王稼祥在国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情况下，主张适度调整国家对外政策，变过于强硬为比较温和，变过于理想为比较务实，从而为正处于困境中的新中国争取到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他建议，在国际交往中，应适当缓和同西方国家、同东欧国家、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避免与它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国际援助上，应量力而行，不要把国内挖得太苦，不要做自己力不从心的事。(1)他的这一建议后来被概括为"三和一少"。

王的主张无疑是对症下药的。然而，给人下药的前提就是断定此人已染疾病，对毛的外交政策欲予调整的潜台词也就是断定这一政策已有不当之处。显然，这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很快，毛就将王的主张斥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并将王本人逐出中共外交决策圈。

历史已证明，王的主张是实事求是的，是有生命力的，虽未在毛生前得到认可，却能在毛身后获得实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就坚持了这个"三和一少"（所谓"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包含了前人的思想成果）：

全面缓和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会儿骂这个是帝国主义一会儿骂那个是修正主义；

全面紧缩对外援助项目，不再像过去那样打肿脸充胖子，不再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大大方方地施舍出去（到头来还不落个好，人家一升米做个恩人，自己一斗米养个仇人）。毛泽东很难深交国际盟友，表明他的外交战略及其实施方式存在严重缺陷。

毛在外交上有多重目标：

其一，在国家利益上，他要做中华民族福祉的维护者，要为新中国谋求最佳国际战略地位；

其二，在意识形态上，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其三，在国际义务上，他要求新中国能够显出大国风?，能够在国家交往中抑强扶弱并慷慨解囊于人。

不过，他的这些目标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冲突的：

如果新中国要为自己谋求最佳的国际战略地位，那么，它就会得罪自己的意识形态盟友。

七十年代初，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考虑而积极发展与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结果导致一些马列主义政党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利亚、越南、朝鲜、古巴等）对中国党以及中国政府产生猜疑乃至敌视。

如果新中国要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去支持一些国家的革命，那么，它就会激怒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促使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来防?它或反对它，从而不利于它争取最佳国际战略地位。

六十年代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最终促使印度尼西亚军政府与中国政府决裂，并向当时中国的最大敌国美国靠拢，同时积极参与筹组具有反北京倾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如果新中国在自身没有大国实力的情况下硬要显示大国慷慨风貌，那么，它就会狠挖自己的家底，大伤自己的元气；并有可能使受援国对它产生一种类似药物依赖的心理，即只有提供援助才能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只有不断增加援助才能维持友好关系。这就如同人们吸食某种药物成瘾后的情况一样，即只有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保持最初吸食时的快感。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不断发生一些第三世界小国同中国关系由热变冷的情况。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中国拿走了它们的东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给它们东西；甚至不是因为中国没有给它们东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按它们越来越大的胃口给它们东西。

固然，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可以有多重目标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多方面的，故有多向度的利益追求。可问题是，应该在这些不同目标间排列出先后次序来，使主要的优先于次要的，使次要的服从于主要的。

从常理上说，一个国家在不违反国际通行准则的情况下，应该将国家利益方面的欲求列于首要目标，而将其他方面的欲求列为其次目标。就实践来看，凡外交事务办得比较成熟亦比较成功的国家大都采用这种目标序列。

如美国近年来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就遇到多重目标问题：

按其人权主张，就应制裁中国，如取消中国对美贸易最惠国待遇。

按其国家利益，不仅不应制裁中国，相反还应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为，就经济发展前景看，人口众多的中国可以为美国企业提供十分广阔的市场；就地缘政治战略看，身形巨大的中国恰好站在美国的两个潜在竞争对手日本和俄罗斯的背后（反过来看，美国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相似的地缘战略意义）；就联合国权力运作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对于由美国倡导的大规模国际行动，可以采取否决的态度，如否决联合国军轰炸南斯拉夫，也可以采取默认态度，如默认联合国军轰炸伊拉克。

两相比较，美国的人权主张最终还是要服于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国会中的制裁声浪无论怎样汹涌澎湃，就是冲不破白宫里的否决权堤坝。

新中国外交也有这方面的成功例证。在中国与各国关系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较为特别。两国关系虽从未达到像中苏关系、中越关系、中阿关系所曾达到的那种热烈程度，但比它们稳定得多、持久得多。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双方政府在建构这一关系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两国意识形态的异同或两国领导人的好恶，而是两国共同具有的长远战略利益。这就使得两国关系既不会因国际阵营的分化而出现裂痕，也不会因两国政府的变更而受到影响，更不会因其他国家的鼓动而发生反目。

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处理中国多重外交目标时，不能始终坚守一个较为确定的目标序列，有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也有以意识形态或其他价值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情况，并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时有情绪化的表现。

七十年代初，中国发展与美国关系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只是到了此时才开始实施自己的最佳地缘政治战略。不过，毛在具体处理这一关系过程中，有时很情绪化地将中美间的国家关系渲染为他与尼克松间的个人关系。

就在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被迫辞职而在美国成了过街之鼠时，毛泽东发出邀请，欢迎下台总统访华。这显然有向美国国会乃至美国人民叫板的意味：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此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毛泽东很喜欢此人；你们赶他下台，我们请他做客。

据代为接受这一邀请的尼克松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威尔回忆，他听到毛泽东说这些话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而不是作为前总统女婿─被伤害了；并认为这不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而是说给两亿美国人听的，那是"两亿座火山"。（参见本书第52节）

显然，毛的这一邀请，虽是尽了他个人对尼克松的情份，却有损中国政府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故有损中国国家利益。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2)

实际情况是：就在毛说话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比如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在核战争问题上、以及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双方主张都不相同；在此之前，赫鲁晓夫1954年第一次访华后就预感："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3)；在此之后，最起劲地反对这两个"头"的人，正是宣称要有这两个"头"的人。

显然，毛关于两个"头"说法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宣传色彩，并十分情绪化。

可见，毛泽东在处理新中国外交关系时拥有多重目标，但未能理顺其间的序列关系，一会儿以此为首要目标，一会儿又以彼为首要目标。如此做法，时间较短还显不出什么，时间一长就会显出其外交举措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前后冲突的，就会使他的国际盟友生出种种疑问：

你过去说要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重，如今怎么又讲要以中国国家利益为重呢？

你过去说要对兄弟国家倾力相助，如今怎么又讲要对援外项目量力而行呢？

显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很难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信任关系，尤其很难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那种较为持久的信任关系，即很难深交朋友。

这就好比去赴一个要吃许多道菜的宴会，绝大多数人都是这道菜吃多些那道菜吃少些，唯有毛泽东竟把每一道菜都吃到极致处，都吃个大饱，结果只能是边吃边作间歇性呕吐，吃饱这一道菜后，就去倒空它，接着再吃饱下一道菜

毛泽东所督办的中国对苏联外交、对阿尔巴利亚外交、对越南外交，都可以说是一种呕吐性外交，先是食欲大开，猛吃社会主义同盟风味大菜；接着大倒胃口，剧烈呕吐起来，把猛吃进去的东西甚至把自己胃里的胆液都狂吐出来；接下去又开始吞食中国国家利益风味大菜  如此吃法是要吃坏自己身子骨的，如此吃相是要吓坏同席进餐者的，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再与这位吃吃吐吐者共享佳肴了。

毛泽东在国际难以深交朋友，在国内更是如此。他的国际行为方式实是他的国内行为方式的延续，即他在国内党内惯于"克熟"的行为方式的延续。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计其数，能和他共始终的人寥寥无几。当此公弥留时，垂泪在旁的老友仅叶剑英一人，而叶某还算不上他的一等战友，仅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末帅。就是这位老友也被他整肃过，并对他怀有不满，一等他过世就大动斧锯将他晚年倾力搭起的文革戏台拆去半边。

注解

(1)参见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3.31）》、《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6.29）》；载《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446─460页。

(2)毛泽东《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1957.11.19）》，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08页。

(3)《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第665页。

【55】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国内搞起了两方面阶级斗争：一是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资修"，即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精神产品。

后一方面还可分出两个层次：一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开展批判运动，二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等）开展批判运动。相对说来，毛泽东对前一层次过问较多，对后一层次过问较少。

文化艺术产品雅俗共赏，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根据自身感受予以诉说。思想学术产品则为阳春白雪，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依据一定学养予以评析。这学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知识，二是研读心性。晚年毛泽东似是不缺前者，很缺后者。

他已"耳不顺"多年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也看不得不合自己口味的文章。其阅读生活已成信马由驴之势，多是由着性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不想读什么就不读什么。另外，他已不动笔写大块文章了，也就不感到有认真辨析各方说法的需要了。他已超越了学术论战，故也失去了参与学术论战的能力。

自1962年底起，毛泽东就开始谈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斗争，并一发而不可收地谈下去。越谈话越多，越谈火药味越重，以致浓烟滚滚，最后轰然起火为"文化大革命"。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华东省市委书记时对戏剧界作了一番评论(1)：

"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不过，旧戏中的"《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毛此时批评戏剧界，还留有一些馀地，虽指出好戏不多，但承认坏戏也不多；虽不满意旧戏泛滥，但补充说其中不失有好剧目；并表示要进行分析，要以理服人。

1963年，毛泽东更经常地谈到戏剧问题，语气也更趋激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2)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3)

在毛对文艺工作所作的诸多批评中，语气最重影响最大者，要数他分别于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所作的"两个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4)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5)

前一个批示批的是各种艺术部门特别是戏剧，后一个批示批的是各个艺术协会及其专业刊物，但都已接近全盘否定了。不过，这还主要说事，说有关部门和有关机构的事。接下来，老人家就要谈人，谈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了。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老挝客人时谈道：

"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十五年，我们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6)

文艺界闻风而动，在毛作了上述第一个批示后便进行了第一次整风，整了一个月；在毛作了上述第二个批示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整风，整了十个月。这一下文艺界真的睡不着觉了，老人家该高兴了。

在两次整风前后时间里，一批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受到批判。

戏剧方面受到批判的有：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该剧作为"鬼戏"最先被抛出来接受批判，成为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等等。

电影方面受到批判的有《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编剧、导演）、《革命家庭》（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林家铺子》（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红日》（瞿白音编剧，汤晓丹导演），等等。

与此相关，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等因领导失误而被免职，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也因强调"写中间人物"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中间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

作为执政党主席，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响应者，此次搞文艺领域里的大批判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相比、甚至与同时进行的"四清运动"相比，他此次做此事的响应者、尤其是有资望的响应者要少得多。

毛以下的中央常委，除半病修的林彪外，其他人都不持积极态度，至少没有表现出他们在"反右派"、"大跃进"时曾表现出的那种亢奋状态来。这或是因他们曾跟着毛整知识份子整得心有愧意，或是因他们正忙于收拾毛退居"二线"后留下的烂摊子而无暇他顾。

中央常委以下的那些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周扬、齐燕铭、邵荃麟、邓拓等，也都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他们作欢迎状，因为，党主席临幸文艺界，当是他们诚惶诚恐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忧心忡忡，因为，老人家此番到他们负责守望的园地来，不是为了踏青观花，而是想要操刀弄戈。若他只是去赶杀那些外部闯入者，或拒斥西方的"资产阶级文艺"，或拒斥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他们或许还能跟在后面摇旗呐喊。若他反过身追究他们这些守望者的责任，责怪他们护园不力，竟容忍各种"封资修"毒草到处滋生，他们就将无言可辩乃至无地容身。

最初，在还没有大规模整人时，他们对于这种批判是支持的。如周扬在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强调要"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批判各种新老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新老修正主义思想。(7)

继而，当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被打上黑色标记时，他们开始犹豫了，并试图将一些由"左派"文人挑起的思想冲突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尽量不伤及作者本人。

最后，到了自身也被打入黑帮中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其中责任重大且品性高洁的邓拓自杀身亡，决意不再与这场运动发生任何关系了。

鉴于许多中央大员对开展文化领域批判运动持不积极态度，毛泽东只得将目光压低，投向执政党内较灰暗的层面，从中寻觅能够为他充当文化打手的人。

在中央里，他对康生多有依仗。此公长期负责中共情报工作，既搞党外敌人的情报，又搞党内同志的情报，是一个在制造冤假错案方面有特殊才能和重大业绩的人。

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积极协助毛搞文化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出面点了许多文艺作品及其作家的名，将他们打入另册，还组织"左派"笔杆子，对杨献珍（哲学）、孙冶方（经济学）、翦伯赞（历史学）等学者进行理论围剿，致使中国学界噤若寒蝉。

在地方上，他对柯庆施多有青睐。此公多年主持中共华东局，一向亦步亦趋于毛，用薄一波的话说，已把毛主席的心思琢磨透了（参见本书第20节），并因此深得后者信任。

他所管辖的上海市，成了毛泽东位居"二线"时最爱滞留的地方之一，也是北京"一线"为请示"二线"而频频南下的目的地之一，最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

另外，他还为毛泽东搞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一批象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以笔为刀的文化酷吏。他们既是此时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参与者，也是稍后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官，是从主帅毛泽东麾下最先杀出来的一彪人马。

八届十中全会后，柯庆施较早听到毛泽东谈旧戏改革问题，并迅速作出反应，提出"写13年"（即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的口号，甚至说不演13年的戏就不看。(8)在批判"鬼戏"《李慧娘》及其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期间，用江青的话说，"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就是由柯庆施组织人起草的。(9)

毛泽东四下寻觅文化打手的目光，也落到自家屋檐下，看上了夫人江青。当然，这里面也有后者积极请战的因素。

早在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曾因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断得不甚明白以及江青个人生活经历不甚清楚而作出限制后者公开露面的决定，致使此人被政治尘封二十馀年。她长期以来坐着中国第一夫人的实位，既有表现自己的渴望，又有表现自己的演技，却因受禁令而不能公开展示自己。可以想象，这个女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毛启用此妇人，一方面，表明他如今不再遵守那个中央决定了，不再"金屋藏娇"了；另一方面，表明他如今搞文化批判运动已是"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了，竟让一个三流演员来对整个文化界指手划脚，或说是予以羞辱。

江青最先做的是文化监察工作，勿宁说是文化特务工作，用其本人话说，"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10)如今国中，有人仍在从事这种"审读"工作，仍在从事这种"文化特务"职业，江清馀孽犹在，文革遗风犹存。

1964年6月，江青公开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在其间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戏剧领域阶级斗争严重性：

"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馀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馀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11)

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所作的上述批示相比，江青对戏剧界现状所作的这个分析要具体得多，其间还作了数字分析。几天后，毛读到这个讲话，欣然批语："讲得好"。(12)

注解

(1)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48页。

(2)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1963.9）》，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94页。

(3)毛泽东《对<戏剧报>的两次重要指示（1963.1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95页。

(4)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1963.12.12）》，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374页。

(5)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1964.6.27）》，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41页。

(6)毛泽东《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09页。

(7)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载《红旗》杂志1963年第24期。

(8)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26、1229页。

(9)江青《为人民立新功》，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页。

(10)同(9)，第29页。

(11)江青《谈京剧革命》，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1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