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許綏文的大姐范瑾

范瑾（1919年9月－2009年1月4日），女，原名許勉文，又名范元貞，浙江紹興人，其祖父為許壽昌（許壽裳之弟），其兄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丈夫是曾出任建國後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黃敬，曾長期從事新聞及宣傳工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與黃敬育有三子：俞強聲、俞敏聲、俞正聲，兩女：俞慧聲（文革中被迫害自殺）、俞慈聲。

范瑾於1919年9月出生於浙江紹興，南京中央大學肄業（先後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的實驗學校和理學院地質系），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是南京地下婦女救國聯合會成員。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四期五隊區隊長、救亡室主任、校本部秘書處秘書，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第一組團員，冀中導報編委會主任和社長，兼任新華社冀中分社社長，中共冀魯豫區黨委及中共北方局中原分局宣傳部宣傳科科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財經辦事處主任秘書，晉察冀日報社編委、採訪通訊部主任，中共華北局辦公所秘書。1948年11月至1952年9月，歷任天津日報社編委、副總編輯、總編輯，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2年9月至1966年任北京日報社社長，其間，1952年兼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5年任市委常委，19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長。改革開放以後，歷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政協主席，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曾當選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曾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全國婦聯第三屆委員會執委。

2009年1月4日17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范瑾逝世後，溫家寶、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周永康、王樂泉、王兆國、劉雲山、劉延東、張高麗、張德江、徐才厚、李鵬、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尉健行、曾慶紅、吳官正、羅干、令計劃、王滬寧、嚴雋琪、林文漪、鄧朴方和呂正操、雷潔瓊等送花圈或通過各種形式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范瑾同志長期從事黨的宣傳工作，是黨的宣傳戰線上的優秀領導幹部。在北京市工作期間，她主要分管北京日報及宣傳工作，領導創辦了《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日報郊區版》等“三報一刊”，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范瑾同志遭受迫害，她堅決抵制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共產主義信念毫不動搖，充分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與崇高品質。1975年平反後，她不顧體弱多病，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市委的指示精神，積極出謀劃策、參政議政，較好地發揮了參謀助手作用。在市人大常委會任職期間，她任勞任怨，兢兢業業，為推進北京市的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92年退出領導崗位後，她堅決擁護黨中央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仍然關心國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病重期間，她還念念不忘國家大事，體現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

在七十二年的革命生涯中，范瑾同志始終不忘革命初衷，一生為黨和人民事業奮鬥，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革命和建設事業，是北京市的優秀領導幹部。范瑾同志的一生，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努力奮鬥的一生，是為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前往八寶山送別的還有：沈躍躍、楊景宇、李志堅、劉京、劉勝玉、郭金龍、杜德印、陽安江、王安順和許孔讓、李其炎、王大明、陳廣文、程世峨等。（摘自互聯網）

第十二節 胡遵素

簡介：1951-1954 年在湖南長沙市一中讀書，1954-1958 年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應用力學專門化讀書，1958-1962 在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分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1963 在中國科學院華北分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3-2003 在二機部華北七所（後改名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工作，1990-1997 任中國輻射防護研究所所長，2003年退休。

獲獎情況：

1986年以‘高精度岩層應力儀’在日內瓦舉行的第十四屆國際發明和新技術展覽會上獲得銀獎；1989年獲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胡遵素在北京主持ICRP和UNSCEAR工作動向報告會

新春剛過不久的1999年2月24日下午，中國核學會輻射防護學會和中華醫學會放射醫學與防護學分會聯合在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生命科學大樓學術廳舉行了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和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UNSCEAR)工作動向報告會，來自京津地區從事輻射防護工作的近20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北京放射醫學研究員吳德昌院士、毛秉智研究員和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胡遵素研究員共同主持。

胡遵素在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建院30周年慶祝大會暨核能與輻射防護國際學術討論會

致開幕詞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來賓、朋友們：

今天，是我院建院30周年紀念日。在鮮花彩旗共舞、鑼鼓鞭炮齊鳴的時刻，請允許我代表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向參加“核能與輻射防護”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各國專家學者，向國家各部門和省、市領導機關及各兄弟單位的領導、專家與來賓，向調離我院的老同志、老朋友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此時此刻，我們更加緬懷剛剛去世的聶榮臻元帥和錢三強教授，緬懷他們為創建我院所作出的重大的決策性貢獻。

大家可能知道，我院的前身原是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部分，主要是它的第七研究室、技術安全室、第五研究室和第十三研究室，這一部分後來分出來組成了北京工業衛生研究所。1958年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教授根據先進核工業國家的經驗教訓，強調輻射防護對核工業的重要性，於是組織上述幾個研究室開展了輻射劑量學、輻射監測、空氣過濾材料、防護衣具、去污、廢水處理、放射遺傳學和放射生態學等方面的研究，並着手編寫衛生標準與去污手冊。

1961年決定建立獨立的工業衛生研究所，錢三強教授任籌備組組長，組織人員奔赴各地為該所選址。1962年6月，錢三強教授親自到太原考察，建議將北京工業衛生研究所與華北原子能所和山西放射醫學研究所合併，組成華北工業衛生研究所，即今天的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

1962年7月13日，即30年前的今天，聶榮臻副總理批准了這一建議，最終從組織上確立了我院的建院歷程。

我院的建立，正值我國核工業創建時期。按照二機部“生產未動，防護先行”的方針，以保護職工安全與健康和保護環境為宗旨，解決了核工業地質、礦山、水冶、核燃料加工和後處理等各個環節的一系列重大安全防護問題，為核工業的第一次創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70年代末開始，我國的核工業進入了以發展核電和核技術應用為目標的階段，即第二次創業階段。我院根據這一階段的特點，及時調整了研究機構和研究方向，相繼成立了由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直接授權工作的六個管理服務中心，即環境監測與評價中心、個人劑量管理服務中心、職業病登記中心、輻射防護儀器儀表檢測中心、核事故應急技術支持中心和核工業輻射防護與核安全培訓中心，以及由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和國家環保局雙重領導的環境醫學研究所、核技術應用研究室、運行保健物理與安全分析研究室和分析測量中心實驗室等研究機構，逐步加強了核環境保護、三廢治理、輻射防護管理和環境醫學等方面的科研工作，有針對性地整理和積累了大批數據，建立了職業病個人劑量和環境數據庫，開展了各項技術管理服務工作，較好地解決了科研與核工業發展相結合的問題。現在，我院有正式職工1160人，其中科技人員856人，高級科技人員175人，有10個研究室、一個國防科工委放射性二級計量站、一個由核工業總公司與國家環保局雙重領導的環境醫學研究所和一個職業性綜合醫院及其配套機構。

當前，我國核工業的輻射防護主要面臨着三個大問題，第一是第一次創業階段的遺留問題；第二是核電建設中的安全與防護問題；第三是關於其它核技術應用領域的輻射防護問題。核工業第一次創業的遺留問題，主要包括三廢治理、核設施退役和環境影響與職業病狀況的回顧調查。在三廢方面，加強了處置戰略和政策法規的研究，焚燒、固化等處理方法的研究和廢物處置場安全性評價的研究，特別是在我國某些區域廢物處置場的工程屏障方面取得了較為精確的安全評價參數；在核設施退役方面，承擔了多項較大的退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安全分析、環境影響評價和退役實施任務，並加強了熔煉、電解等去污方法的研究和有關標準（如豁免值）方面的研究；在環境影響與職業病狀況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回顧性調查，調查表明，我國早期核工業的安全記錄是好的，沒有造成河流水系、大氣和土地的污染，除鈾礦工肺癌發病率有可疑的增高外，沒有發現可以確認為與職業性輻射照射有關的慢性職業病。核電建設中與防護有關的問題，包括選址與環境影響預評價、運行保健物理、應急計劃與準備、中低放廢物處置、質量保證和公眾教育等，針對這些問題，我院已逐步建立起較完整的為核電服務的科研體系。到目前為止，直接承擔和完成了與核電建設有關的科技任務20餘項，其中包括秦山核電站大氣擴散試驗、海水擴散模擬實驗、場內應急計劃編制、應急實時劑量評價系統開發、空氣淨化系統現場檢驗、氚採樣器、個人劑量儀和全身表面沾污儀等的研製，還有放射性物質運輸安全評價、大亞灣核電站場內應急計劃編制、運行程序編制、中低放廢物處置場選址、輻射防護人員培訓以及場外環境監測系統的研製等。隨着我國核電事業的發展，將有更多的任務需要我們去完成。為此，我們已做了必要的準備。我們建立了野外環境實驗場，可以進行大氣、水文、地下核素觀測和地層裂隙的地下雷達觀測；建立了環境模擬實驗室，包括環境風洞實驗室、地下水和地面水模擬實驗室，正在籌建中的海洋生態實驗室和低本底放射性測量實驗室，可以為野外實驗、現場調查和全院其它實驗工作提供測量手段和質量保證；個人劑量中心具有向核電廠和其它核技術應用部門提供集中化監測和資料統計服務的能力；應急技術支持中心已與核工業總公司各核電站以及運行支持中心等聯網，具有在事故後果評價、應急決策、應急救護等方面作出及時響應的能力；輻射防護培訓中心已經向核電站、全國有關部門和亞太地區提供培訓服務。

關於當前的第三個大問題，目前比較普遍的是密封源的外照射問題，特別是由輻照裝置的安全連鎖不完善而造成的事故性照射。這方面的工作，我院目前還處於零星分散的狀態，僅限於對部分石油測井、γ探傷機和其它輻射式工業檢測儀表的操作人員以及部分地區的放射科醫生（病人防護不在內）提供個人劑量或個人劑量監測服務；為核測井人員和核醫學工作者研製和提供防護設備；對全國同位素輻照裝置的安全連鎖裝置的有效性進行了系統調查並舉辦了講習班。隨着我國核技術應用的不斷發展，還有許多工作等待着我們去做，我們將更好地發揮我院多學科的綜合優勢，把工作做得更好。（摘自互聯網）

第十三節 洪允楣

簡介：浙江瑞安人，1951年在上海市同濟中學畢業，1951-1954年在上海市團委機關工作，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學習，1958-1992年在北京無線電廠工作、退休，1992年以後任該廠技術顧問、兼事個人興趣。

洪允楣論教育貴在後勁：

1954-1958年，我在北大數力系學習三年半，因錯劃右派提前離校。經過勞動，改行於機械設計一線實物，後來一直在工廠，與數學關聯甚少。但三年半中數學的感染和北大的培育，在我一生中的影響無法估量。

進校後從第一學期起，數學知識就令我大開眼界。在程民德和陳永和兩位老師的話語中，“”可以反覆咀嚼，其味無窮。“無論給定怎樣小的，總能找到足夠小的，使得------”，引導我的思緒細而又細地想象變量在一點鄰域中的狀態。後來學的實變函數則更細。幾個學期所學，使我見識各種數學概念內容之豐富，數學結構邏輯之嚴謹，沒想到世間竟有這等奧妙的學問！所學理論力學和普通物理，象是高等數學應用課。數學觀點確實深刻，數學工具確實犀利，它給人慧眼，助人洞察宇宙萬物。幾年間，我眼中的世界仿佛變了個樣，沒想到種種物理現象原來可以這樣去看！

各門課程的老師都不停留於“交”給知識，而是進一步“教”學生掌握各課程基本的觀點、方法及精神。江澤函老師提醒從“不同變換下的各種不變量”的角度去理解解析幾何，引導我們對各種知識都力求用較高較深的觀點去認識。老師在大課上強調“是什麼、為什麼是”，習題課常常訓練我們思考“不是什麼、為什麼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維日臻嚴密，大膽質疑、善於質疑。老師們鼓勵我們獨立思考，發展“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乃至“自己的”正例和反例。考試時，全部回答無誤不一定拿5分（滿分）；口試時加上不多一點點“自己的”東西，老師讚許的眼光就和5分同時出現。環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氣甚濃。數學雖極嚴謹，其探索與創造卻非常自由活潑。我們學習的遠遠不只定義、定理和習題解法，還有教學的精神及既認真又活躍的學問態度。表面上宿舍-食堂-教室-圖書館，簡單而枯燥，其實大腦活動很豐富而其樂無窮。周圍同學多數在中學裡是拔尖生，使我見識什麼是“孜孜不倦”。自愧之餘，我比過去用功多了。同學中許多數學迷，使我看到興趣主義也是人生一種不錯的活法。

離校改行機械工程。從北大帶來的數學基礎、邏輯推理（幫助我以理性思辨指導嚴謹實踐）和自由想象（誘發技術創新），讓我“撿了個大便宜”，業務上一直很少困難。輕鬆之餘，興趣主導，比較用功。有不少業餘活動，都立足於實踐體會及事實資料，“侵入”到相關領域，成為各種“圈外人”。例如，1982和1992年出版的兩書，討論機械設計某些構想方法及、定量、直覺等技術思考方法，其主要內容言人之未言，又如，一種關於專利策劃方法的讀物編寫（及數篇討論文字），內容有一定創新性和若干論戰點。該領域是技術與法律的緊密結合，於我是“遠距離出征”。67歲起結合退休後的“打工”實踐從開始學習有關法律制度，重評數十案例，到70歲45萬字交稿，只用了不到四年基本上是業餘的時間。對於這一類不超過中等抽象層次的課題，運用以北大的訓練為基礎的抽象概括、觀點創造及認真質疑，加上圈外人容易做到的不迎合、不固執，總能有所收穫。所以，我進了數學系還未入門就出去了，並不後悔，何況看來我本不適合搞高度抽象的“純”數學如拓撲（在校時我報的專門化方向）。

工廠工作屬於經濟門類。抽象思維能力幫助我不費力地學習經濟學概念並用於觀察經濟改革。面對改革中種種似非而是及似是而非，不感到“眼暈”；對前景能有或近或遠的預感，在精神上不被動。此外，從經濟延伸到社會，延伸到對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及階級發育狀態的認識，使我從20世紀80年代起螚逐漸地脫離不少知識分子中流行的空想民主主義思潮（姑且如此稱之）。這算是對57年問題的自我交代。

回顧數十年，北大三年半是啟蒙與引導，是訓練與薰陶，作為基礎極具後勁。我想，教育本應如此吧。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洪允楣寄語：

北大數年，所受求學精神與學問內容，展露新的世界；其基本訓練與人文薰陶，啟迪心靈；後雖遠離數學，仍終生受用；而今古稀，猶感後勁彌強。教育，誠當如是乎。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十四節 康繼鼎

簡介：康繼鼎（1935年10月～）男，漢族，四川自貢人， 1951-1954 年在四川自貢市蜀光中學讀書，1954-1959年 在北大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讀書，1959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畢業。1959-1970 年在黑龍江大學數學系教書，1970-1977 年在四川自貢市第四中學、師範學校、教師進修學校教書，1977-1985 年在成都市成都地質學院教書，1985-2000年在重慶市西南師範大學教書，現已退休。（孫荀英電話採訪）

康繼鼎做的工作：

康繼鼎曾任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數理科學研究室、西南交通大學數學系、成都理工學院管理科學系、貴州大學數學系的兼職教授及第三軍醫大的客座教授。1985年調西南師範大學工作，任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副主任，數學系教授。中國教育系統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系統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概率統計學會理事，重慶市數學學會常務理事，國際權威數學評論刊物《Mathematical Reviews》評論員，四川省科技顧問團顧問，重慶市科技顧問團顧問，重慶第八、九、十屆政協委員及重慶市政府參事室參事。培養了24名碩士研究生，主要講授規劃論、系統工程基礎、生態系統工程、教育系統工程等課程，為培養研究生編寫了5本教材：《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系統科學簡明教程》、《系統工基礎》、《簡明實用系統工程》、《教育系統工程簡明教程》。《教育大辭典》（第七卷）的撰稿人；《教育管理辭典》編委、主要撰稿人。共出版專著、教材11部，發表學術論文49篇。被評為1980年成都先進工作者，四川省1989年優秀教師，1984年獲地礦部科技成果四等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摘自互聯網2007-05-26）

康繼鼎參加西南師範大學在涼山州舉辦的研究生班

2002年10月25日10:26

四川新聞網首頁10月25日訊為了滿足我州社會發展對高學歷、高層次教育、科研和管理人才的需求，西南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在我州舉辦的教育管理和經濟管理兩個研究方向2002級碩士研究生學位課程進修班於10月3日在涼山教育學院多功能廳舉行了開學典禮。

作為教育部直屬重點高校，西南師範大學歷來重視對我州教育事業尤其是幹部培訓工作的支持。自1997年以來，已與涼山教育學院合作先後舉辦了5個研究生課程班，涉及教育、經濟、法律等研究方向，畢（結）業學員近300人。西南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此次派出博士導師康繼鼎教授和碩士導師馮維教授，為學員們分別開設了《系統工程基礎》和《管理心理學》兩門學位課程。（下載自互聯網）

康繼鼎寫他自己：

1935年10月15日生於四川省自貢市。少頑皮、厭學習，唯嗜讀武俠小說及繪畫。後喜塗鴉詩文，在初中時嘗與班友合組詩社及辦壁報以附風雅。1950年於自貢市蜀光中學初中畢業，時傾心革命，遂報考招錄征糧剿匪工作人員的革命大學，因混淆“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的正誤，從而落榜。遂轉考入川南高等專科學校土木科。該校設於四川省瀘州市。在學習中，初，因對自然現象深感奧妙而喜物理，繼，又為求明物理遂轉喜數學。1951年全國高校開始院系調整，按規定我應隨校調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土木專科，但我已深喜數學，唯求未來能專習數學，故自願退學，離開川南工專返回自貢市蜀光中學讀高中一年級。1954年如願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

雖然經濟拮据，然心情甚舒暢，學習極勤奮。時生活充實，曾為北大合唱團團員並擔任數力系學生會軍體部副部長。學習成績尚可，五年中學科考試成績，除一門‘數理方程’為4分（良好）之外，其他各科皆為5分（優秀）。但因1957年積極參加“反右”等政治原因，1959年以“內控右派”身份被分配到黑龍江大學。雖名義上為教員，然絕多時間皆在冰天雪地里“勞動改造”。記得時時極餓極累，亦曾有與‘難友’在野地里合圍抓捕一隻小老鼠，燒烤後果腹分享之快樂！也記得在大糞場被勒令用手指抓蛆蟲以消滅蒼蠅之源的“臭事”。1966年我自然以第一批“牛鬼蛇神”的身份被關入“牛棚”。生活也更艱辛。但我要感謝北大某些同窗友好（如王選、何甘棠等）在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外調中能據實反映情況，從而解除了我是“美帝蘇修雙重特嫌”的監禁桎梏。1970年因“珍寶島事件”我被遣送回家鄉自貢市，先在郊區初中任體育教師，後陸續在師範學校和教師進修學校培訓小學師資。1977-1985年由中學同學推薦，到成都地質學院任教。當年真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與學習，因工作努力教學有成果，因學習努力論述發表亦多，故晉升較快。然誣陷作祟者亦眾。1981年底在“人證、物證、旁證”俱有的情況下險些被陷牢獄。忍無可忍之下憤而訴諸法律，然因此案涉及高乾子女及權勢，官司擱淺兩年無結果。幸有正直者挺身相助，冤案始平——法院以誣陷罪判主犯刑期三年，主從犯由學院給予行政處分（留校查看）。我遂於1985年憤而離開成都，攜家1重慶工作。

雖然人生坎坷，但人生信條仍在心底，即：保持童心，積極生活，生死自然。記得剛到重慶時，春天偶去嘉陵江邊漫步，童心有感，遂塗詩寄懷，現忝顏錄上供同窗一笑，亦使願知我心者知我心也。

春天的夢——嘉陵江畔隨想

1986年春

茫茫嵐雪，急急江流，飛過小楫輕舟。

岩上欲開迎春花，問我春來否？問我春來否？

春來了，春來了！溫暖輕風吹醒少年夢。光陰如水，時時應珍重，時時應珍重！

**********

斜斜細雨，薄薄輕風，滋潤纖柔新柳。

江邊試水小黃鴨，問我春來否？問我春來否？

春來了，春來了！和煦陽光拂醒少年夢。青春恨短，前途多珍重，前途多珍重！

我心中永遠有春天，即使滿天陰霾和雷雨，我心中也有春天，必須有春天！不辜負春天！

我妻子是一位農村小學教師，賢惠溫良，雖知識少少，但艱苦中安慰良多。不論上帝還賜時多少，我們都高興的互助互持，人生是快樂的。

以下略述工作經歷，亦供同窗一笑。（摘自孫荀英與康繼鼎通信）

曾任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數理科學研究室、西南交通大學數學系、成都理工大學管理科學系的兼職教授；貴州大學數學系、第三軍醫大學、雲南教育學院的客座教授；交通部交通系統工程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及西南系統決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自貢市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1985年調西南師範大學工作，任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副系主任、數學系教授。中國教育系統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系統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概率統計學會理事、重慶市數學學會常務理事，《Mathmatical Reviews》評論員，四川省科學顧問團顧問，重慶市科學顧問團顧問、自貢市委市政府科學顧問。成都市第十屆人民代表、重慶市第八、九、十屆政協委員及重慶市政府參事室參事。1980年、1984年成都市先進工作者，1989年四川省優秀教師，1992年獲國務院授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證書並開始享受津貼。

主要著作：

1、 康繼鼎編著，系統工程基礎，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2、 康繼鼎著，簡明適用系統工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3、 康繼鼎主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工程，地質出版社，1981.

主要科研課題：（皆已結題）

1、 隨機極值與過程性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

2、 系統工程在預測與控制高校教師隊伍結構中的原理（地質部資助課題）

3、 現代地質科技、教育管理系統化與科學化的1（地質部資助課題）

主要論文：

1、 康繼鼎，鑽頭的進尺提高效率有無顯著性差異的判定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9年 第01期

2、數論方法在密碼通訊技術中的兩個應用，中國科技大學學報，1987年第一期

3、康繼鼎 盧鐵城：數論方法在密碼通訊技術中的兩個應用《西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6,(4)

4、 康繼鼎，關於丟番圖方程數學研究與評論，1983年第4期

5、 康繼鼎，關於丟番圖方程數學研究與評論，1983年第1期

6、 康繼鼎，關於丟番圖方程的註記，中國科技大學學報，（增刊），1982年

7、 康繼鼎，關於丟番圖方程，中國科技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8、 康繼鼎，關於G. Giuga 猜想，數學彙刊，1981年第1期

9、 康繼鼎，關於居加猜想與費馬數為素數的充要條件，數學通報，1981年第12期

10、旺金,康繼鼎,周國富,萬大慶：關於連續性的一些定理及其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1年04期

11、康繼鼎,周國富：關於G.Giuga猜想，成都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0年04期

12、正整係數三元線性型之最大不可表數之初等解法，黑龍江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79年第1期

13、康繼鼎，關於二維正態總體的一個假設檢驗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60年第1期

林林總總，有論文53篇及著述8冊面世，內容為數論、概率論及系統工程。雖兩次忝列世界數學家辭典，然自知成果甚差，優者廖廖。

康繼鼎寄語：懷念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

第十五節 金旦華

簡介：金旦華是浙江紹興人，1954年畢業於杭州高級中學，1954-1959年在北大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學習。

（一）工作經歷：

一九五九年自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被分配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三室工作。該室的任務是承擔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中的重大項目。恰逢建國十周年大慶，在我報到後的第十天，人民日報即報道了我國第一台通用數字計算機（104機）問世，我很榮幸地趕上了這個機遇。該機器在當時算是很偉大的創新了。在一個很大的房間內，擺着很多機櫃，有主機，有操作台，有放磁鼓的，有放磁帶的，其速度是每秒一萬次加法運算，內存可容納指令和數據共2048條，是台裸機，沒有任何工具軟件，完全要人自己手編指令，自己安排程序和數據的空間分配。外部設備只有磁鼓和磁帶，輸入完全靠紙帶，每個字符是十六進制的，當時在編好程序後，交穿孔組同志穿成紙帶，再人工核對，基本無誤後，才能申請上機時間，當時一般調程序時間只能申請機時15分到20分，非常緊張，要做好充分準備，爭取取得一定的收穫，否則就浪費一次上機機會了。如果紙帶有誤，一般都自己修補，所以在我們辦公室里，都有幾個很大的竹編的籮筐，以存放散開的紙帶。還有繞紙帶的架子和修補紙帶用的打洞夾子和膠水。我們上機前要很仔細的程序檢查，我們稱之為靜態檢查，上機調試我們稱之為動態檢查，我們上機都安排了指標，多少條指令的程序用多少次上機調試，如能一次通過就可作為很好的成績，向黨獻禮了。現在使用電腦的學生大概是很難想象的了。

我在三室被分配在一組，是解決流體力學中的偏微分方程的初值和邊值問題，求其數值解。

一．我參加的第一個項目是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提來的，當時在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就提出要綜合利用長江資源，要在長江葛州壩處建設三峽水庫，但要考慮的問題很多，不同的意見也很多，所以當時周恩來總理提出要先進行周密的科學研究，在沒有充分的根據之前不要輕易上馬。我們要計算的就是一旦三峽大壩垮了，其洪水對長江中下游有何影響。學科由北京水利科學院水工所林秉南所長負責，他們提出數學模型和河流資料，我們編程計算。在水力學方面利用的方程是聖維南方程，是一階擬線性雙曲型方程組的初值問題，當時對實際問題作了抽象和簡化，把明渠不穩定流看成為一維的理想流體，把河床的深度和寬度，河底的糙率等都作為方程的係數和自由項來處理。我們有王瑪麗和黃蘭潔兩位組長負責，我在她們的幫助和指導下開始了第一個項目。通過此項目我基本掌握了利用計算機進行數值計算的計算方法，編程技術和上機操作過程，也取得了初步的結果。雖然其數據還遠不能滿足實際的真正需要，但在當時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參考數據了。由於我國的河流資源很豐富，有許多河流要進行類似的計算，所以在此基礎上我們又開始考慮編寫能計算眾多不同河流的通用程序，記得當時曾經計算過新安江七里瀧水流，黃浦江水流，黃河三門峽修水庫後的泥沙沉積等。

二．接着我開始了第二個項目，“汽輪機葉柵計算”，是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和捷克斯洛伐克合作的項目，要求力學所為他們設計一組汽輪機的葉片，利用當時力學所吳仲華副所長的在美國研究的三維葉柵理論成果，由劉高聯（後被評為科學院院士）具體負責，和我們聯繫，提供必要的參數（如葉柵的形狀，入口流體的入流角和馬赫數等）。在我們計算所馮康研究員和北京大學董鐵寶教授的指導下，我開始獨立進行此項目的計算。吳仲華副所長的理論把葉輪中的三維問題分解成S1和S2兩個流面，我們要解決的是在S1流面上的正問題，（即已知葉片形狀計算其力學性能），力學上是可壓縮的理想流體，不考慮在葉面上的粘性。數學上是二階擬線性Laplace方程的邊值問題，由於葉片區域內的形狀是上下不對稱的曲線，區域外的是上下一組平行直線，形成了求解區域內邊界的不光滑性，所以當時兩位導師提出不能用一般的直角坐標，改用沿了葉片形狀的曲線坐標；由於邊界是不光滑的折線，拐角處其導數是不存在的。所以馮康先生更提出不要用二階的偏微分方程，而是直接用流體力學中守恆律的積分方程。在曲線坐標內劃分網格，對積分方程進行離散，化成差分方程，進行求解。由於是擬線性的，係數中的密度是流量的函數，所以要進行兩輪迭代。經一年時間，該項目基本完成，力學所把設計的五組葉柵數據交捷克，據說經對方風洞試驗，對數據很滿意。在此基礎上做了工作小結，寫成論文，在有關雜誌上作了發表。

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國家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我們室領導也作了具體安排，對計算方法和流體力學的基礎做了充分的補充和學習。我們的計算機也由電子管往晶體管發展，研製了108系列機，內存和速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機器已不再是裸機了，開始配備各類算法語言，如ALGOL和FORTRAN等，由語言自動安排內存，和編譯源程序。

三．就在此條件下，我們開始了第三個項目“錢塘江一維涌潮計算”， 仍由北京水利科學院水工所林秉南所長負責，提供河流資料和分析數據。我負責此課題，有我組的周本華和西安來進修的劉國俊參加。該方程仍然是聖維南方程組，但由於涌潮是間斷解，要求計算出涌潮生成的時間和地點，及其推進的規律。因為該方程組是一維擬線性雙曲型方程，有兩組特徵線，當同族的特徵線相交時，就形成了間斷解，在河流中即為涌潮。所以當時馮康研究員建議我們用兩個計算方法來進行計算，籍此比較印證，即特徵線法和一般的差分法。我們仍然把錢塘江簡化成一維的明渠流，暫時先不考慮杭州灣更寬廣的水域。解是間斷的，所以有關的係數和自由項就不要再有間斷性，所以我們第一步先對有關水文資料，如河床橫斷面的面積和糙率，我們作了二階導數連續的光滑化，然後對方程進行離散和計算，經一年的運算，得出了原單位和領導都比較滿意的結果，也在此基礎上撰寫了論文，“錢塘江一維涌潮計算”，在有關的雜誌上發表，並在相應的會議上作了交流。

在十年文革期間，也曾負責或參加了一些項目，如配合我國原子彈爆炸試驗十周年紀念，

對有關積分方程作了計算，原子核反應堆的溫度應力計算，二維杭州灣水力計算等，但由於多種原因都沒有最後結果，不了了之。當然這期間和眾多的知識分子一樣，還參加過信陽的四清運動，首都鋼鐵公司的電子化項目，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和為期半年在天津小站五七幹校的勞動等。

（二）調回上海

由於解決家庭兩地分居，在1977年，有機會調往上海，在上海鐵路局電子計算技術中心（現改名為上海鐵路局信息技術所，下簡稱中心）工作。我的工作也由從事計算機數值計算轉為計算機數據處理。當時，國際上信息技術發展很快，無論是計算機技術本身，還是通信技術，以及網絡建設和應用都有神奇的飛躍。所以文革一結束，很多部門領導和專家都積極想引進國外嶄新的科學技術，並用到生產上去。鐵道部也不例外，規劃建設鐵路計算機網絡，來提高鐵路運輸各部門的生產效率。上海鐵路局占了天時地利，一直是鐵路部門的重點規劃和發展的路局。現今，經過卅年多代科技人員的努力，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鐵道部先後引進了美國DEC公司的PDP系列，VAX系列， HP和IBM等各類中小型計算機及備機，同時加強了通信線路的建設，已經在部，路局和車站建成了集中式的三級網絡。並在其上運轉了很多應用項目。現在鐵路系統內的各項工作已經離不開計算機網絡的運轉，也已為各級領導和工作人員所接受，日常的工作方式也有了巨大的變化，紙質信息逐漸為網絡信息所代替，各部門可以對基本信息進行共享，而原來崗位上的員工也都已學會熟練的電腦操作。

可是卅年前，我們剛到上海鐵路局時，只有一台上海計算所研發的數據處理機，ST301，硬件除主機外，也只有磁鼓和磁帶，輸入可以遠程用55型電報機輸入，或在機房內輸入，軟件也只有簡單的管理程序，無其他編程語言，基本上還是要人用手編指令編程和分配儲存空間，只能作些批處理，以代替日常繁瑣重複的人工計算。大多數人還是把計算機作為算盤的改進。

一。我們一些人基本上都是路外調入，不了解鐵路運輸的業務和流程，所以我們先從運輸的各類月計劃，如貨運計劃，技術計劃，裝卸車計劃等批量處理學習和了解入手。但是要編程，在計算機上運行，不能完全模擬人工操作，必須抽象出一定的模型才能上機運轉。如技術計劃中的拼車，人工是根據豐富的經驗來拼裝的，先把每個月的裝車除以每月的天數，去了整數後，必定還有些車站餘留下一些小數，因為車皮只能是整數，所以這些站餘留的小數，就要設法拼裝，有些站可能就要放棄這些小數，而有些站就能獲得一個車皮，如何拼裝，如何使拼裝最優，以往就是靠工作人員的經驗來進行，由於車站很多，所以工作量也很大，很想用計算機來替代。大家把區段（這是鐵路為了管理劃分的單位）內的各裝車站，和它們裝車去的目的車站，看成是一個矩陣，而其元素就是大於等於零，小於一的數，這樣建立了優化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後，就可以用零一規劃來解決了，這是我進鐵路學習運輸後意圖用數學模型的一個小嘗試。

二．在計劃統計處，了解了鐵路運行每天的統計報告，即18點統計報告，鐵路貨運以前一天的18點為起點，到今天的18點為一時間區段，來對各項工作作個統計，當時有6種運輸報告，3種貨運報告。和一份客運報告。原先是由各車站到18點開始匯總，並在19點以前上報分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分局一直是鐵路的行政單位，近年來，已撤銷分局這一級，而由路局直接管理車站）的統計組，分局對所轄的車站的各類數據驗證匯總後，大概在20點左右上報路局，路局統計人員再對所轄的分局數據驗證和匯總後，再上報鐵道部，經鐵道部對各路局驗證，匯總，分析後，再下達給各路局，如此每天要到午夜才能結束，而所形成的報告還要送報路局領導，和當地政府領導，以了解掌握已有的運輸情況，和翌日的發展情況。

其時，鐵道部已為路局配備了PDP-11小型機，我們就和計統處的同志一起，用機上配備的COBOL語言編程，初步實現了計算機代替人工的統計工作，除每天作統計外，還在機內作月度統計和年度統計。但由於報表眾多，每份報表內的邏輯關係和輸出格式都不一致，所以就事論事所編的軟件比較複雜，而報表又經常要修改，所以軟件的維護量大而麻煩，後來我提出一種過渡措施，即所謂的數程分家，也有點像90年代提出的中間件軟件，把報表的數據輸入排列格式，邏輯關係，輸出的報表格式，都形成一種數據文件，而運轉軟件就是先解釋這些數據文件後再來運行。這樣，如要有變動，只需修改數據文件即可，而運轉軟件基本上不用修改，也便於推廣，容易為業務人員所接受，而上述10份內容各異的報表，也只需同樣一份運轉軟件即可實現。隨着分局也有了計算機，此項工作大大提高了各種效率，每晚到21點左右，即可結束。

1984年，被聘任為中心的總工程師。

三．車流預確報系統（TMIS）。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鐵道部規劃在北京，濟南，上海三個路局作車流預確報系統的示範點，被命名為“京滬圈車流預確報系統”，後來其他路局如哈爾濱，瀋陽，鄭州，成都，廣州，蘭州，呼和浩特等路局相繼參加，逐成全路的車流預確報系統（TMIS）。但我們上海鐵路局首先立足自身，在局領導和運輸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開始研發兩個基本系統的試點，即“滬寧兩點一線車流確報系統”，和“39個貨運站的聯網系統”:

前者用計算機網絡聯接南京東和南翔兩個編組站及期間的南京，常州，無錫，蘇州等站，以列車編組確報單（運統一）為基本信息，前方編組站編好列車後，即可把此信息傳給後續編組站，可比日常運作提前數天的預報，後續編組站即可按此消息作好接車計劃，如此車流確報系統，輔助車站調度的日常工作，可大大提高編組站的解編能力。

後者確定以上海局管內北郊等特，一，二級39個貨運站建設計算機網絡，各聯網車站可在原先的月度要車計劃表和生成的貨票基礎上，由工作人員輸入關鍵詞生成了每日貨物裝運工作報告（運貨五），以此為為基本信息，將發貨裝車信息收集匯總，和相應的到達站進行交換，作為對方的卸車預報信息，車站即可提前作好計劃，並通知相應的客戶，作好提貨準備，大大提高了車站運作效率和站場的利用效率。此兩個系統在90年代初相繼完成，並獲得上海市和鐵道部的科技進步三等獎。

其中，由各車站用電腦製作貨票，也大大改變了鐵路的運作方式，以前，人工制票，需要一式四聯，一份交運輸部門，一份交財務部門，一份交統計部門，一份歸檔。現在由電腦製作，即可由網絡傳輸，運輸，財務，統計等部門即可共享利用，以往要一麻袋一麻袋的貨票向路局統計部門運送，已完全消除。

本人作為中心的總工程師具體負責項目的規劃，組織，協調和參加部分開發工作。

四．客票銷售管理系統

在90年代中，鑑於我國高速公路建設的飛快發展，客運對鐵路系統提出很大挑戰，為此鐵道部領導提出要加快客運系統的信息化工程，首先要建立客票銷售系統，改善售票難的宿病。以保持鐵路客運運能大，速度快，安全等優勢，應對面臨的挑戰。上海鐵路局由客運部門和中心成立聯合開發小組，確定以南京站為試點，研發自動客票銷售系統，要求把車站的各售票點連成網絡，建立車站級的票庫，售票窗口不再分票，由電腦直接從票庫中提取，要求一處有票即處處有票，一處無票即處處無票。並提高出票速度，以減少排隊買票的時間。軟件主要用數據庫工具開發，開發進程還比較快。主要工作在建庫，聯網調試，及試驗出票的速度和質量，不能出錯票，重票等。在南京站試點後，又到杭州站試點，然後在上海站試點，也取得了相應的成果。以上這些項目，後來都由鐵道部統一開發，統一運行，但在推廣應用，票庫管理，原崗操作上，我們已經具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由於順應了改革開放的大形勢，鐵路系統信息化已取得很大成績，在交通運輸的市場競爭中占了極大的優勢，現在客運收入已占運營收入的60% 以上。貨運也能做到，隨到隨裝。

五．澳門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UNU/IIST）與鐵道部合作項目

UNU/IIST在1992年成立於澳門，周巢塵同學任首席研究員，該所研究方向主要是計算機科學中的形式化方法，以保證所開發的軟件的正確性，日常工作偏重於理論。該所服務對象主要是向第三世界的國家，推廣研究成果。由周巢塵介紹，和鐵道部合作，用上述形式化理論對鐵路行車調度工作作敘述，並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考慮如何編程。我們於93年9月開始，聯合成立PRACOSY項目工作組，由鐵道部電子計算技術中心和上海鐵路局各派兩名參加，我們上海即有劉昕和我參加。經一年多時間的工作，在學習形式化理論的基礎上，基本完成了用形式化語言RAISE描述了鐵路的行車調度，並編程能畫列車運行圖，提出了在鐵路某個區段單向行駛列車調度的數學模型，編寫了鐵路系統內中英對照的詞彙表。

本人於1995年被評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三）建設上海信息港

到前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已經非常發展。1994年，由上海市計委，科委和電信聯合制定上海市建設信息港的規劃，經兩年工作，已初步完成，首期任務是要建設銀行間的通存通兌EDI，對外貿易的信息化系統，電子商務網絡，社區服務網絡，上海交互網系統等。1996年7月，我在上海鐵路局退休，正值上海市信息港項目啟動，我被返聘到信息港辦公室，(經多次更名，現已定名為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暫時負責技術方面的規劃，宣傳，和各有關部門的協調工作，並和上海市各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如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上海計算所，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大，以及電信，廣電等企業的的專家學者聯繫，和眾多的國際上著名的IT公司如IBM，HP，SUN，ORACLE，GARTNER等聯繫，以得到廣泛的支持。

一，在市領導關心和大家的努力，在1996年年底，已經開通了上海交互網，這樣在上海各部門的網絡，即可在上海當地交換共享信息，而不用繞道國際上的交互網絡；在1997年負責組織了有較大規模的上海市網絡應用系統的展覽會，在1998年負責籌備了第一屆國際電子商務會議等，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擴大了信息港建設在國內外的影響。

二，到1998年，由於逼近世紀交替，計算機2000年千年蟲問題逐漸為人們所認識，經IBM公司和GARTNER公司介紹，在市領導的積極關心下，上海先於國內其他城市，成立了計算機Y2K工作的領導小組，專家組，和負責日常工作的工作組。我任工作組副組長，工作主要也是和多方聯繫。定時召開專家組會議，商討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案，有步驟地和眾多單位聯繫，組織了多次在上海市有關工作會議上向各界的匯報，定期向外國在滬銀行和企業匯報了上海市Y2K工作的進展情況，每半月出動態報告，向各級領導和各行各業通報工作進展情況，並確定了寶鋼，廣電，電力，海關等單位為重點，以期取得經驗向面上推廣，要求“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不留死角”。上海多方位的工作得到了國家科委的首肯，在上海召開了現場會議。在1999年年中，在各部門各單位梳理計算機軟硬件的基礎上，開始有機劃，有步驟地進行演練，模擬世紀過渡時會出現的問題，並及時制訂整改措施等，得到了各單位領導和工作人員的重視和支持。這樣，在2000年到來之時，我們在市府會議室，現場指揮，對遠洋船隻實時跟蹤，對每個重點單位和各區及時聽取匯報。由於事先已有了充分準備，基本上已順利過渡，即使有些小問題，因為有了事先的演練，也能及時採取措施，未造成大的影響。而各單位通過Y2K 的工作，也都對自己的信息化工作，作了梳理，很有收穫。本項目在2000年報上海市科委，獲得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獎。

三．2001年，國家科技部和上海市聯合開展“國家信息安全應用示範工程（S219工程）”項目，旨在探索計算機應用系統中的安全問題的解案，及研發相應的關鍵技術及安全防範軟硬件的應用，項目匯集了國家眾多的安全問題的院士和專家，以上海市信息化委員會為主，由上海交通大學的諸鴻文教授領軍，復旦大學等高校參加，並有市安全，保密，機要，公安等安全機構參與，下設專家組和總體組，我為總體組成員。項目以電子商務，媒體，化工等單位為示範點。經一年多時間的工作，經科技部驗收，達到了項目申報時預期的目標，被評為2004年上海科技進步一等獎，2005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該結束了，回顧這五十年來的工作歷程，都是些起步性的工作，很平庸。（金旦華書寫）

金旦華寄語：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摘自李叔同的《送別》）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十六節 金和（女）

簡介：金和祖籍浙江紹興，1935年出生於北京，1950-1954年在輔仁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女六中）讀書，1954-1958年在北大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固體力學專門化學習，1958-1978年在中國科學院力學所第2、第14研究室工作，1978-2002年在中國力學學會、學會學報室工作，2002年退休，‘退休’後仍然為力學學會、學報編輯部做事。

金和的家庭：金和的祖父從浙江老家出來先到廣州邊做學徒邊在夜校學習外語，後又到北京，在郵局作郵遞員，他從甲級考起，一年一考，升至副郵務長，後來1933年至1936年三年一考，升至京、津、陝郵務長，他會說英語、法語、德語， 1936年他在西安時曾經非常有錢，住在金家花園，有從北京帶去的管家、廚師，有私家汽車，有時金和的母親開着那部汽車去購物，但是金和的父親不會開車。

金和的祖父在西安參加了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的兵諫，被國民黨免職，他與邵力子是好朋友，在西安事變時，他曾設家宴宴請周恩來吃飯。被免職後他回到北京，拿了一筆養老金才在北京買了位於東城區東板橋酒醋局2號的一所房子（三進院子20多間屋）。讓管家回了自己的家，只留下廚師又跟着許多年。

金和的父親管邵力子叫舅舅，管邵力子的夫人叫舅媽，金和的父親不願意學外語，學的是會計專業，但他愛玩照相機，一家人都要靠金和的爺爺養活。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從延安飛到西安，下飛機時，金和的父親還曾為周恩來照了像。文革中（四人幫還沒倒台時）邵力子還曾讓金和的父親將在西安為周恩來照的像拿出來，但是，那時那些照片已經都沒有了，都被造反派燒了！

金和的叔父有點口吃，但他外語好，參加英語演講比賽時一點也不口吃，他考到煙臺海關工作，工資很高。

金和的爺爺在北京買了房子後，請人替照看房子，又帶領金和的父母親以及金和的哥哥及姐妹四人到了天津，希望在天津找到工作。但是，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又到煙臺投奔金和的叔父，當時她的叔父還沒有結婚，掙的錢不少，足可以養活八口人！可是等她的叔父娶了妻子後，她的嬸母多嫌金和一家，金和的父親受不了冷眼，她爺爺就帶領金和的父母親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回到天津。金和的爺爺病逝在天津。金和的叔叔在1948年帶領他的小家跑到台灣去了。

金和父親的思想是傾向於共產黨的，當時有個叫夏申渝的要到延安去，還有另一個人也要去，他們分別找到金和的父親，他都傾力資助，送他們到延安去。他對窮人都有同情心、都是慷慨解囊的。

在1948年解放軍攻打天津時，炮彈把金和他們住的房子山牆打塌了，整個屋子灰土狼煙，他們全家從屋裡沖了出去，金和的頭上在流血，金和的母親喊：“快拿‘兜安氏’來”，金和的姐姐衝到屋裡拿出藥來，金和的母親也不知金和的頭哪裡破了，就把半瓶子藥倒到金和的頭上，很快止住了血。北京解放後，1950年他們全家都搬回北京，回到酒醋局的房子裡。

回到北京後金和沒地方上學，只好上夜校。當時她十四歲了，到衛生部去考打字員，人家問她：“多大了？”，金和回過頭問別人：“我說多大？”，別人對她說：“就說18歲”，她就回他：“18歲”，主考的人笑了，說：“你最多14歲吧？還是去上學吧！”。我只好去考輔仁大學女子附中，結果考上了插班生，後來輔仁大學女子附中改名叫北京女6中。

金和做人、處事：1950年後，金和的父親在北京一所中學做會計，其母親在邵力子的夫人傅新紋在燈市口辦的幼兒園當老師。當時金和有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他們全家七口人靠父母工資養活。

金和及其兄弟姐妹五人都認為他們的祖父是國民黨官僚，他們的父親各種愛好（集郵、照相、打麻將）不好，是紈絝子弟，因此都要和他們劃清界限！

因為金和是老北京人，在北京有家，每次‘五一’、‘十一’遊行前一天我們八、九個女同學都先到她家，在她家吃晚飯，就住在她的家裡。第二天早上六點半鐘起床，吃完早飯，能準時到達沙灘老北大集合地點。

金和的家就在鼓樓大街東板橋酒醋局二號，那是有三進院子的房產，第一進院子有南屋三間，住着金和的姨姥姥及其兒子，靠西面有一棵高大的棗樹從西牆後的女廁所里伸出來，罩着半個院子；第二進院子只有東屋兩間作為廚房；後院分別有北房、西房、東房各三間，分別住着金和的父母親、弟弟妹妹和姥姥。

每次都把西房拿出來讓給我們住，我們八、九個人把整個西房兩個內間都住滿了，十月的北京天氣已經涼了，她們家把能用的被、褥、毯子都拿出來給我們蓋，免得我們受涼。那時，金和的父親在一個中學當會計，她母親在一個幼兒園當老師，每次我們去，姥姥和姨姥姥都給我們做好吃的：豆沙包、白糖肥豬肉丁小包子、小花卷、各種小吃、小菜，都使我們感激得很！有時，有些人還要參加晚上在天安門的狂歡晚會，遊行完了以後，還要到金和家去吃午飯和晚飯，她們都非常歡迎，一點也沒有顯得不耐煩。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我正在生病，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住在校醫院裡。金和到校醫院來看我，告訴了我校園裡發生的事情，她很着急，希望混亂的局面能夠很快好轉。記得我出院後，金和還和我們幾個女同學一起到學校黨委去請他們趕快站出來扭轉學校混亂的局面。四年級時，我分到流體力學專門化班，金和到固體力學專門化班，我們就接觸得比較少了。

畢業後，金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她要已退休的父母放棄領退休工資！她對其父母說：‘你們不工作了就不能再要國家來養活，而要由我們兄弟姐妹來養活你們！’，她沒有想到全國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二十年就再也沒有長過工資，他們兄弟姐妹都陸續結婚，逐漸生兒育女，生活負擔都很重，但是都仍然負擔着贍養老人的義務。

1958年大學畢業時金和與其他同學一樣都表態：‘要到邊疆去，到基層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結果卻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她感到自己是‘說了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沒有去是說了大話，不光彩！’。她和范振民被分配到行政處，去建水泥廠，要生產400號水泥。他們到處去調查，結果水泥廠也沒有建起來，又被派到西苑科技學校去當老師。金和、范振民、沈大來三人到了西苑，校長給他們每人發了一本書，下午，所里來電話，要金和回所里當基幹女民兵。她們每天在科學院大操場訓練走步，最後合練，背着大蓋槍跑步，整整練了一個月，‘十一’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遊行。遊行完後回到力學所，分到二室，是搞土、岩爆破，到現場作實驗，一手提着雷管、一手提着炸藥，從懷柔坐公交車回到所里。

有一次他們室的同志們到河南新鄉去參加抗旱打井，金和後來趕過去，她為八個人領了點心票、油票、菜票、肉票、買的點心、香油、肉、菜、以及各家讓她帶的衣服，整整打了一個大背包，她背在身後坐火車到新鄉，早上八點下了火車，邊走邊問，走到下午一點多才走到駐地，見到她的同事們，他們驚訝地說：‘你怎麼不打電報來呢？打電報我們好去新鄉火車站接你！你帶着這些東西不怕別人把你搶了？把你殺了？前些天鄰村還有人被殺了呢！’，就是這樣金和工作玩命，不知道社會的兇險！

1960年金和到中科院科技大學（該校當時還在北京）當老師，輔導理論力學，主講老師是鍾萬勰，他屬於沒帶帽的‘右派’，金和一直沒有把鍾萬勰當外人，一直虛心向他學習、請教。後來金和到力學學報工作，鍾萬勰調大連工作，鍾萬勰和金和的工作關係一直非常好。

在學校時先後有好幾個男同學要和她交朋友，她都一一加以拒絕。沒有想到她到力學所後和一位轉業軍人——力學所黨委宣傳部的幹事卜六大結了婚。卜六大人長得不錯，圓圓的臉龐，大大的眼睛，高高的個子，南方人，初中文化。金和其所以要和他結婚，就是表示要和工農兵相結合，後來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當了支部書記。她們結婚時分到一間二十平方米向陽的房子，一位同事要結婚只分到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子，要和她換房，她就同人家換了，後來，又有一個同事的愛人要生孩子，分到一間八平方米、向陰的房子，哭着來找她，要她幫助換房，她又和人家換了，連續三次換房，房間愈換愈小，最後，她換到中科院39樓。她對我說：別人有困難，自己應該幫助，自己有困難，應該自己克服。那時她確實做到了：見榮譽就讓，見困難就幫！！！金和覺得自己出身不好，干任何工作都要兢兢業業。所里讓她負責爆炸廠，讓她負責黃樓爆破，她手拿衝擊鑽鑽孔，結果第一個孩子流產了！後來又讓她兼任業務秘書。

文化大革命中力學所造反派衝擊金和家時楊振聲愣頭愣腦地對金和喊“金和，郵務長是知識分子，郵政局長是官僚”，在當時，金和非常迷茫的時候，楊振聲等於拉了她一把！從那時起金和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不是舊官僚！

當時全國把所有的當權派都當作‘走資派’！金和是支部書記也被作為鬥爭對象，她挨了打，被剪了‘陰陽頭’，全身被潑了墨，人不人、鬼不鬼地脖子上掛着大牌子，多次被批鬥；連續五六次的習慣性流產破壞了金和的身體！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她已經顯得老多了：頭上已顯白髮、臉上已有皺紋，走路時總要用手撐扶着腰！

從北大分到力學所的某同學的愛人是農村戶口，沒法調來北京。我們二十多年沒有長過工資，那位同學家中生活很困難。1959年長工資時，金和提出：‘這次長工資，應該給那位同學長！’，結果該同學長了工資。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那位同學卻批判金和：“給我長工資，你要搞什麼名堂！”，把金和的好心 ‘當作驢肝肺！’，使金和感到非常委屈！

在金和被斗時，別人都不理金和，而老同學胡文瑞卻在力學所的大門口見到金和時特意大聲地喊：‘金和！’金和聽後眼淚一下子就流了滿面，她感到同學之情特別溫暖！還有北大五四級力學專業同學金恂叔在文化大革命時見到金和也對她說：‘別把他們的話往心裡去！’，都使金和心裡感到寬慰。

粉碎四人幫以後，有一次卜六大在京昌路上騎車，被一輛大貨車撞倒了，摔倒在馬路上，顱骨粉碎性骨折，腦漿都已經露出來了，幸好有一輛小汽車路過，停了下來，眾人把卜六大抬上小汽車，把那片顱骨也讓車上的人帶了過去，小汽車把卜六大送到附近的解放軍醫院，別的騎車人從卜六大的衣服口袋裡的工作證上知道傷員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他們趕忙騎車到力學所去通知單位，因為那時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剛好解放軍醫院的醫生擅長處理外傷，他們清洗了傷口以後，用一塊不鏽鋼片將卜六大的顱骨蓋上，然後再把頭皮縫了起來，想等到一定的時間以後，再把不鏽鋼片取出來換上保存在藥水裡的那片顱骨。金和接到消息後迅速騎車跟隨來報信的人到了沙河醫院，看到卜六大的頭腫得像斗一樣大，很長時間都沒有醒過來，她一直在醫院裡服侍卜六大，等到他睜開眼以後卻嚴重地失去記憶，金和又一點一點教他說話、幫助他恢復記憶，一直到出院。出院後除去照顧他的生活起居還要繼續教他說話，一直持續了好幾年。卜六大出院後，胡文瑞帶領全家到金和家去探望金和夫婦。在力學所里，不問什麼時候，胡文瑞都先給金和打招呼，並且叫金和‘學姐’。

後來，金和被分到十四室搞二氧化碳激光光腔，獲得北京市工藝展覽一等獎。向來金和寧肯自己干快點，把時間留給人家，自己做到心安！

因為沒有孩子，金和從卜六大老家村里要了一個小女孩叫卜京，已經會坐了，我聽說後趕忙到海淀百貨公司去買了一塊粉紅底小方格的毛料的小布頭，回家替剪裁成了一個小馬甲，又到海淀去鎖了邊，給金和送去了，讓她給孩子做上。因為那時工資都很低，大家都沒有錢，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改革開放後，各家的生活都得到改善，有些人家買了電視機，電視裡放映日本連續劇‘血疑’，卜京到別人家看‘血疑’，聽到別人議論她不是金和親生的，她回家後哭鬧着要找自己的親生父母！金和沒有迴避，乾脆徹底地將真實情況告訴卜京，告訴她，她的親生父母在安徽鄉下，並問她：“你如果願意留在我家，我們可以讓你繼續讀書、生活，你如果願意回到你自己親生父母家，我們可以馬上去買火車票，將你送回農村，兩種辦法由你自己決定怎麼辦？”，卜京聽後不再哭鬧了，她決定繼續留在金和家。多少年過去了，卜京長大了，在北京結了婚、生了孩子，並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

卜六大的病還沒有全好，金和又懷孕了，這時她不想要這個孩子，就要去做掉。我勸她不要保胎也不要做掉，聽其自然。可能由於已經有了一個女兒的緣故，這一胎也就保住了，生了他們唯一的兒子卜小龍。在金和坐月子時卜六大的老母親從鄉下來伺候她，住了一年才回去。

粉碎四人幫後，金和調到力學學會工作，還分管力學學報的編輯、校對、審查工作。退休後仍然又工作了許多年，至今還沒有休息！（孫荀英採訪金和後整理寫出）

金和想說的話：

歲月蹉跎，往事如泣如歌，驀然回首，雖不豪邁，卻也無愧地走過。

愛國、拼搏、自尊、淡泊，是我多數北大學子們共有的品德。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執着的恪守。成敗、對錯，任人評說。

博雅的老師、春華秋實的同學、美麗的校園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耀眼的亮色。我愛北大！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十七節 李頤黎

簡介：李頤黎1935年生,1951-1954 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讀書，1954-1958 在北大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讀書，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8，8-1958，11 在中科院力學研究所工作，1958-1965 在上海機電設計院工作，1965- 2003年在七機部第八設計院（現屬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工作，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兼職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大學畢業後，在錢學森教授指導下，從事火箭、衛星和載人飛船系統的設計與研究工作四十餘載，歷任工程組長、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神州號飛船總體副主任設計師，兼應急救生系統主任設計師。1991年，被航空部批准為有突出貢獻專家，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先後獲部級以上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五項，2004年獲國家科技獎特等獎，同時獲曾憲梓載人航天基金突出貢獻獎，主要著作有：《載人航天器技術》、《航天器進入與返回技術》等。已退休，現返聘。

2003年在我國第一個航天員楊利偉離開航天城大門時，歡送的人群中李頤黎站在楊利偉的左手邊，他拍着楊利偉的左肩對楊利偉說着什麽---

一、燕園，夢想起飛的地方

20世紀50年代初，我還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學生。一天，學校組織我們去聽北京大學戴文賽教授的報告。戴文賽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他那生動的、深入淺出的講解，在我年輕的心裡留下深刻印象，激發了我探索宇宙奧秘的興趣，並暗下決心要考入北京大學。

1954年我如願進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5年，著名的錢學森教授衝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不久就來到我們北大做報告。我和同學們聆聽了他的報告。他的拳拳報國心以及在力學、航空和航天事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給我上了生動一課。四年中，為我們授課的周培源教授、王仁教授和周光炯教授等老師不僅是我們的良師，更是我們精神的楷模。

四年的燕園學習生活令我終生難忘：老師們循循善誘的講解把我帶入了科學的殿堂，同學們熱烈的爭論開闊了我知識的海洋，“我們前程遠大，為祖國為人民，朝着偉大的事業前進”的歌聲激勵着我們朝氣蓬勃，“積極鍛煉身體，為祖國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號變為每天操場上的實際行動。四年燕園生活為我的理想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我已經成長為一名全面發展渴望為祖國建功立業的有志青年。

1958年8月我畢業後不久，北大派我們幾個同學到逐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我的心情十分激動，在錢學森、郭永懷等力學老前輩領導下，我參加了人造地球衛星運載火箭的設計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的航天生涯。

不久我又從事探空火箭的軌道設計和計算。總工程師交給我一項任務：在無控火箭發射偏差情況下計算在固定雷達跟蹤錐下捕獲的可能性。這需要有堅實的概率論知識，而我沒有學過一點概率論。怎麼辦？只有自學。我憑着北大給我打下的數學基礎和有效的學習方法，在半年內自學完全部的概率論教程，並對其中的公式進行了詳細推導，不僅出色地完成了總工程師交給我的任務，而且所學的概率論知識對我以後幾十年的火箭與航天器設計工作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

“1998年百年校慶聚會”、“2002年建系50周年聚會”、“2004年入學50周年聚會”，久別重逢的聚會點燃了我對激情燃燒歲月的回憶，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園和同學將我帶回到那如火的青春年代，也激勵着我在有生之年，為航天事業站好最後一班崗。

1999年11月‘神州’一號飛船飛行試驗圓滿成功之後，我有幸回到北大做報告。敬愛的王仁老師就坐在我的旁邊。當同學們向我獻花時，我情不自禁地說：感謝王仁老師和母校所有老師對我的培養和教育。

2003年10月“神州”五號 飛船首次載人航天飛行試驗圓滿成功，中國人圓了前人飛天的夢想。2004年4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我作為該項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也圓了北大畢業時為祖國建功立業的夢想。

我的夢想也會在燕園裡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燕園，夢想起飛的地方；北大，我為你驕傲！

（李頤黎，選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二、錢學森弟子李頤黎懷念恩師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11月4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五院緬懷錢學森先生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作為錢學森先生四大弟子之一，李頤黎先生也出席了座談會，新浪網對他進行了專訪。回憶起恩師的音容笑貌依然感慨良深，錢先生指導青年學生的認真態度至今令他難忘。

“昨天我們四個人去錢老家弔唁了一下，我們四個人能聚在一起不容易呀，就是因為這次去送錢老。”李頤黎先生先從送別恩師開始了我們的對話。

錢先生每周親自指點一次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錢老是在1956年，那時候我還在北大上學，學校邀請錢學森先生去做報告，就是那次報告讓我認識了錢先生，同時也就是因為那次報告我選定了自己力學的學習方向，也就有了後來幾十年從事的研究。”說到自己與錢老的第一次碰面，李頤黎仍是一臉興奮。1963 年開始，孔祥言、朱毅麟、李頤黎和褚桂柏四人開始跟隨錢學森先生學習和研究，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錢先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對待人才的態度。一方面他儘可能多的為年輕的大學生們講課，另一方面想利用研究生的方式傳授自己的知識，李頤黎先生說：“雖然當時還沒有研究生這樣的說法，但從形式來看是類似的，這樣我們四個人就有機會追隨在錢先生左右。但其實錢先生招我們到他身邊並不是為了留下我們，而是希望我們能在今後回到各自單位發揮更大的作用。”那時候錢學森每周會抽半天時間，把這四個年輕人召集在一起探討問題。至今李頤黎仍清晰的記得當時的情形：“他當時身上擔子很重，但每周總會留出半天來給我們四個，一般是2到3個半小時不等，哪天有時間就會讓秘書提前通知我們，然後在辦公室等着我們過去，詢問我們這周研究工作的進展，同時布置下周的新任務。”李先生說。

想方法擴大學生知識面

而除了每周例行的半天見面之外，錢老對青年人的教育方式也很獨特。李頤黎說：“他總是讓我們儘可能多的接觸科技的最前沿。比如在1963年的時候他就讓我們關注阿波羅登月的情況，要知道登月是1969年才實施，而早在這之前5、6年他就已經開始讓我們留意了，同時他要求我們關注美蘇第一顆衛星發射的情況，這樣我們就了解了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技術。另外他特意把我們安排住在國防科技信息中心，方便我們查閱各種資料，同時專門指派了一個同志幫我們收集資料，擴大我們的視野。”

另外錢老還督促年輕人拓展知識面，“我們幾個基本都是學力學出身，對其他方面並不是太在行”李老說到這笑了起來，但是錢老告訴他們說航天需要的是綜合知識，只懂力學是不夠的，“他用的方法就是讓我們去給大學生教授他的《星際航空概論》。當時我們還都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人，面對高年級的大學生也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錢老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給我們壓擔子，督促我們拓寬知識面，因為這裡面除了力學知識外還包括了發動機技術、制導技術等等很多我們不熟悉的領域，在教青年學生的同時我們也豐富了自己的知識。”

唯一一次“批評”

李頤黎先生還表示：“此外錢學森還讓我們廣泛的接觸中國實際，到中科院的其他研究所考察，帶我們去看火箭試車，最大限度的接觸實際。後來還讓我們做星際航行座談會的技術秘書，為專家們整理報告，使我們有機會接觸更多學科。不過在這個座談會上我們四個還被錢先生‘批評’了。”說到這次批評李頤黎先生反而笑了，他說那是錢學森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批評他們。“當時一個生物學教授在座談會上發言，錢先生讓我們四個提問題，因為不熟悉情況對生物學的專業也不了解，我們誰都沒說話。會後錢老讓當時上海機電研究院的院長轉告我們‘怎麼都這麼不敢說話呢？’”他沒有當面批評嗎？當記者詢問李先生的時候，他說錢老平時很和藹總是笑眯眯的，對他們這些學生也是和和氣氣，從來沒有嚴厲過，這次也沒有當面對四個人提出意見而是間接的轉告，不過這還是讓四個人放開膽子提問了。

150米是多少層樓？

錢先生不僅專注尖端航天研究，同時也很關注科普工作，還曾指導四個弟子為雜誌寫科普文章。李頤黎老人對一件事記憶猶新，他說：“有一天我們拿着寫好的科普文章去找他，他看後說‘不要寫導彈的高度是150米，150米是多少層樓呢？大概相當於30層，那就不如寫成導彈的高度相當於30層樓房，這樣沒見過導彈的人也大約能知道他的高度了。還有不要寫是400噸，可以寫成要用100輛解放卡車才能將它拉走，一輛解放卡車的載重量是4噸嘛。’

新浪科技2009年11月04日 19:09

三、李頤黎回憶錢學森

提到孔祥言、朱毅麟、李頤黎和褚桂柏這四個名字，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們是航天界頗有知名度的專家。然而，他們四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組織——“四人小組”，由錢學森耳提面命，進行我國早期衛星技術和空間技術發展方向的艱苦探索，這一段歷史卻少有人知。

昨天下午，這四人來到設在航天大院內錢學森家中的靈堂，為他們的“錢先生”送行。錢老“四大弟子”在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時，回憶了這段往事。同時他們在思考，作為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是怎麼成為一代科學巨匠的？而錢老為何給溫總理寫信，擔憂學校總培養不出優秀人才？

每周見錢老一次

1963年1月，國務院調整從事研究發展導彈和火箭任務的組織機構，決定將上海機電設計院劃歸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錢學森建議，上海機電設計院選派4名年輕技術人員到國防部五院來，由他親自指導，開展人造衛星研究設計的先期準備工作。對這四個人的專業要求，錢學森提出：兩個力學專業，一個動力推進專業，一個理論物理專業。

當年二三十歲的孔祥言、朱毅麟、李頤黎和褚桂柏被選派上來。褚桂柏回憶說：“1963年春節一過，我們四個人就來到北京，當時錢老看到我們的檔案，就笑眯眯的，還說和我們是校友，因為我們都在上海交大機車系讀過書。”錢學森這麼一說一笑，一直特緊張的四個人也就鬆弛下來。

就這樣，他們組成了“四人小組”。當時錢學森交給他們的任務是搜集和學習國外人造衛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技術資料，跟蹤國外宇航技術的發展動向，在此基礎上編制我國衛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規劃。四個小伙子心潮澎湃，幹得是熱火朝天。李頤黎回憶：“當時我們有一陣兒在關注阿波羅登月，那時候晚上在回宿舍的路上，一仰臉看到月亮，就會想，這就是阿波羅登的月亮啊！”

由於錢學森工作繁忙，“四人小組”每星期只能見到他一次，每次大概兩三個小時。這段時間，先由組長孔祥言為主匯報一周來工作的情況，包括收集到的參考資料的名稱、內容及遇到的困難和下一步的打算。他們記得特別清楚，錢老總是教導說：“對國外的資料要獨立思考，善於分析，不要人云亦云。”

給錢老起外號“化學系”

為了讓“四人小組”儘快步入衛星和星際航行這一尖端科技殿堂，錢學森還採取多種方式培養他們，其中一項就是讓他們為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講授《星際航行概論》。

1961年9月18日，錢學森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的大階梯教室開啟了《星際航行概論》的第一期課。當時場面十分火爆，“不少人都是自己帶着小馬扎過來聽課。”而實際上，這門課還沒有教材，每次都是由錢老的兩個助手給大家印發講義。

“那時讓我們替他講這門課，感到很有壓力，我們就很刻苦地研讀教材，錢老還鼓勵我們提出自己對教材修改的意見。”正是在錢老的鼓勵下，“四人小組”很順利地完成了講課任務。

當然，“四人小組”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小組。他們透露：曾經給錢老起過外號——“化學系”。錢學森給熟人寫信，簽名比較潦草，“錢”字寫得像“化”，但“學”字不怎麼走樣，“森”字則有點像“系”。於是他 們就給錢老起了個外號——化學系。每當給“四人小組”寫紙條或者批示文件，“四人小組”一看簽名，就會笑着說：“化學系又來了。”

不敢發言遭受唯一一次批評

錢學森培養“四人小組”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讓他們擔任星際航行座談會的秘書。這個座談會是1961年由錢學森、趙九章、竺可楨等知名科學家發起的不定期學術活動。1961年至1964年，座談會共舉行了12次。

“四人小組”回憶，有一次，由一位空間醫學專家作空間生理學和生物學的報告。隨後的討論中，錢老說，運載火箭振動對人體的影響是載人航天必須研究的重要問題，“首先要分析振動對人眼球的影響，從力學觀點看，人的眼眶就像是一個彈性支座，眼球就像彈性支座上的質量，它的共振頻率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正是錢老的這些發言讓“四人小組”大開眼界。

不過，錢老對“四人小組”要求極高，不僅要求他們去聽座談會，還要主動參與發言。孔祥言回憶：“第一次參加座談會，看到與會的都是科學界的頂尖人物，我們幾個誰也不敢發言，後來錢老就批評了我們，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批評我們，他真的是希望我們儘快成才。”

他們的確是成才了。1964年5月，在錢學森的推動下，上海機電設計院以“四人小組”為骨幹，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衛星總體研究室——第七研究室。1965年5月，該研究室完成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方案設想》；1966年至1969年，完成了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方案設計。“四人小組就是我國早期研製衛星探索的種子，而錢老就是這粒種子的播撒者。”

誰還能冒出來？

是什麼讓錢學森成為一代科學巨匠？他的四大弟子昨天這樣總結：

——關注細節。錢老給人回信都留底稿；書寫的文件總是工工整整，有點卷邊他都覺得不可思議；

——民主學風。這一點應該是從老師馮·卡門那裡傳承下來的。馮·卡門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任教，把德國格丁根大學的民主學風也帶到美國。他每星期主持召開一次研究討論會和一次學術研討會，不論是專家權威，還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暢所欲言。錢老也把這一學風傳承給“四人小組”，“他總是鼓勵我們多提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創新精神。“錢老總是對我們講，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否則一切都免談，這就是要求創新”。

——奉獻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錢老多次在我們五院表示，年輕人要多學習，多努力工作，提倡晚婚，他本人做到了這一點。”

昨天，錢老的長子錢永剛對本報記者說：“父親在晚年也反覆總結過自己的科學思想，那就是大科學研製、科學組織管理的效率化和系統化等。”

而針對“為什麼現在科學巨匠難以產生”這樣的問題，“四人小組”表示，“這是一個浮躁的時代，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錢永剛表示，如今教育的土壤還需要耕耘。錢老生前就曾對溫總理陳詞：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個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摘自記者 於建所寫文章

四、李頤黎等發表的文章：

交會對接遠距離導引精度分析

《北京航航空天大學學報》2006年06期

張麗艷，戚發軔，李頤黎

為確定交會對接任務地面遠距離導引控制可達到的精度,分析了影響精度的誤差因素;提出了利用簡化動力學模型、採用擬平均根數法和協方差法進行誤差傳播計算的方法;推導了誤差傳播和誤差分析數學模型;進行了仿真計算.結果表明:遠距離導引終點精度主要由傳播誤差決定,在一定初始條件下,當外推時間小於6 h時,終點位置精度可達到2～5 km,速度精度可達到2～3 m/s;誤差傳播中,沿跡和徑向誤差因素占主要成份,且隨外推時間增加沿跡誤差影響逐漸增大;終點精度的提高應從抑制沿跡、徑向誤差着手.提出的地面導引控制精度分析方法綜合考慮了各種誤差因素,計算便捷,適用於工程方案設計階段的精度分析與估計。

五、李頤黎作為載人飛船方案的代言人參與討論

反回式衛星回收系統的控制問題——飛船與小型航天飛機比較

1989年8月，國家航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丁衡高收到了航空航天部火箭技術研究院高技術論證組寫來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觀點是“航天飛機方案”大大優於“多用途飛船方案”。

信中提到：載人飛船作為天地往返運輸手段已經處於衰退階段，航天飛機可重複使用，代表了國際航天發展潮流，中國的載人航天應當有一個高起點。搞飛船做一個扔一個，不但不能爭光，還會給國家抹黑。

而載人飛船方案論證組認為，載人飛船既可搭乘航天員，又可向空間站運輸物資，還能作為空間站軌道救生艇用，且經費較低，更符合中國的國情。航天飛機無論是造價還是維修費用以及發射場建設都相當昂貴，中國此時還不具備航天飛機的生產工藝條件。

1989年，航空航天部黨組專門委託莊逢甘、孫家棟兩位專家主持召開飛船與小型航天飛機比較論證會。

論證會就在北京市阜成路8號的航天大院裡進行。這是兩種思想的第一次面對面的交鋒。

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間機電研究所高技術論證組組長李頤黎作為載人飛船方案的代言人，從技術可行性、國家經濟承受能力和技術風險等方面將載人飛船方案與小型航天飛機方案作了比較。

對於比較論證會，他顯然是有備而來：“歐洲發展小型航天飛機憑藉的是航空技術優勢，而我國航空技術不具有優勢。歐洲小型航天飛機這條路尚未走完，技術風險大、投資風險大、研製周期長的弊病就已暴露出來了。”“美國有錢，他們有4架航天飛機，每架回來後光檢修就要半年時間，美國的航天飛機飛行一次就得4億5億美元；俄羅斯也有3架航天飛機，其中一架飛過一次，另一架正準備飛，還有一架是做試驗用的。因為沒錢，現在也飛不起了。歐空局研製的‘赫爾墨斯號’小型航天飛機也是方案一變再變，進度一拖再拖，經費一加再加，盟國都不想幹了，最後只好下馬。基於上述原因，我認為，從國情出發，絕不能搞航天飛機！”

這次比較論證後，航空航天部系統內逐漸達成共識：中國載人航天發展的途徑從載人飛船起步。

論證組首席專家屠善澄院士向錢學森匯報了飛船的論證情況。錢學森很認真地聽取了屠善澄的匯報，並鄭重地表示：“將來人上天這個事情，比民航飛機要複雜得多，沒有國際合作是不行的，哪個國家自己也干不起。這是國家最高決策。在50年代要搞‘兩彈’就是國家最高決策，那也不是我們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屠善澄問：“假如人要上天，飛船作為第一步，您的意見怎麼樣呢？”

錢學森稍稍沉吟了一下：“假設要人上天，第一步可以是這樣。如果說要搞載人，那麼用簡單辦法走一段路，保持發言權，是可以的。”

雖然當時有許多技術基礎和經濟能力後，1990年5月，“863—2”專家委員會最終確定了“投資較小，風險也小，把握較大”的飛船方案，即利用我國現有的長征2E運載火箭發射一次性使用的宇宙飛船，作為突破我國載人航天的第一步；在2010年或稍後再建成載人空間站大系統。

李頤黎想說的話：我在北大求學期間，老師對我們嚴格要求，同學們發奮學習、一絲不苟，養成了我認真細緻、喜歡鑽研的作風；這對於我四十多年來從事航天科研工作，特別是載人航天科研工作受益極大。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十八節 林埜

簡介：林埜, 英文名是 Lam Yeh, 福建福清人. 在福清上小學和初中, 1951 年到1954年在福州第九中學上高中. 我在1954年以第一志願考進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被分在第一班, 榮幸地成為北大數學力學系 54 級的一員.

在北京大學的頭三年, 學習生活各方面都算順利. 北大數學力學系 54級以馬希文, 陳天權, 張恭慶, 張景中, 楊路為代表的五大尖子突出, 加上眾多的高手雲集在54級, 大家經常聽到尖子高手們的傳奇和軼聞, 這都給予我很大的觸動. 我認識到必須努力學習, 謹謹業業, 力求盡能縮小與尖子們的差距. 結果通過努力, 我的學業也取得相當的進步,大多數課程都得到 “優等” 的成績.

1956 年, 開始分專業. 因為我對數學比較有興趣, 數學專業又是五年制, 所以選數學專業, 分在數三一班. 心裡想在剩下的三年時間裡, 好好努力, 取得更大的進步. 可是樹欲靜, 而風不止. 1957年夏天, 毛澤東提出了整風運動, 說是要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 號召大家提意見. 社會上學校里多少善良幼稚的人們都上了當, 本着幫助黨整風的態度提了意見. 5 月19 日, 這股風吹到了北大. 一夜之間, 許多大字報出現在大飯廳的周圍. 結果許多人都誤中了 ”陽謀”, 被打成了右派. 北大數學力學系 54 級是重災區, 總共打了約 40 個右派. 陳奉孝, 錢如平, 梁世輝被判刑勞改, 張景中, 楊路, 孫傳儀, 楊奇峰, 李立是勞動教養, 其餘的是勞動考察或留校察看.

不幸的是, 我也被卷進了旋渦. 暑期後, 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我主動通過班上一個黨員向組織交代了整風中的言行. 我相信 ”坦白從寬” 的政策. 為了自己能夠順利過關, 1957 年秋天, 我還參加了對別的右派的批判鬥爭. 從而傷害了一些要好的同學. 後來, 每逢我回憶起往事時, 總感到對不起這些同學. 儘管如此，在後來處理右派的階段, 我還是劫數難逃, 1958 年2月1 日, 數三一班開了一個批判會, 把我劃成右派. 這是北大最後劃的一批右派. 我們年級最後一批罹難的有六個.

1958 年在大躍進和 教育革命的口號聲中, 在運動和勞動中, 很快過去了. 1959 年, 數學專業學生畢業. 我被分配到內蒙古伊盟師範學校. 我積極工作, 努力改造自己, 1962 年初, 終於摘掉右派帽子. 我教過師專, 師專下馬後教師範. 文化大革命中還教過小學. 那時候, 國家正處於困難時期, 糧食定量不斷減少, 副食品也十分缺乏. 因為那又是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 運動不斷, 對我的 ”觸及” 也就不斷. 因此對我來說, 困難是雙重的, 除了挨餓吃不飽以外, 政治上還常常挨批判. 但我平時還是努力工作, 運動時能正確對待. 有同事感嘆地說: “ 老林呀! 你真是抓革命的對象， 促生產的猛將呀!”

文化大革命中, 1968年秋天清理階級隊伍時, 因為我既有 “前科”, 爸爸和媽媽又都在香港, 被懷疑 “裡通外國”. 於是被抄家, 關進牛棚, 每天勞動, 接受批判. 半年後終於 平安無事, “解放” 出來.

1968 年, 媽媽不幸患上舌癌, 動了手術. 1974 年春天, 爸爸又檢查出有胃癌. 爸媽身邊沒人照顧. 希望我能去香港照顧兩位老人家. 我幾經考慮, 決定申請去香港. 兩個月後申請得到批准. 1974 年 7 月, 我終於來到了香港. 幸運的是經過醫生複查, 爸爸的胃癌.被排除了. 不幸的是, 媽媽的舌癌在1975 年復發了, 雖然經過再次手術, 再配合放射治療和化療等, 依然不見起色. 1976 年媽媽終於棄我們而去. 而今, 爸媽都不在, 真是子欲養, 而親不在. 嗚呼!

我開始了在香港的新生活. 因為內地的學歷不被承認, 又不懂廣東話, 英文也不行我就只好從事藍領的工作. 我在一間牆紙公司做倉庫保管員的工作, 經常要在倉庫里爬上爬下取牆紙, 還要經常送貨給客戶. 還學會了裱畫, 同時做裱畫工作. 晚上去夜校補習英文. 夜裡10 點回到牆紙公司倉庫, 還要給白天裱的畫上明礬水. 11 點後, 洗澡後就在倉庫里睡覺.

1976 年, 我申請香港理工學院的統計學高級證書夜校課程. 由於北大的數學統計基礎, 課程內容雖不困難, 但是課程是用英語教學的, 側重應用統計學. 因此通過這個課程我既學了統計知識, 又學了英文. 兩年後, 我以8 科全優的成績完成了高級證書的課程.

為了進一步深造, 1978 年, 我申請了英國和加拿大幾間的大學統計學碩士課程, 並且成功了. 我挑選了英國帝國理工學院, 因為它在倫敦, 而且還有宿舍, 免去轉機和找住處的麻煩. 幸運的是我的選擇是最優的, 因為帝國理工學院是一所世界名牌大學, 在英國排名僅在劍橋牛津之後, 是第三名. 我感到很幸運. 因此十分珍惜這遲來的機遇. 我知道我的優勢在於數學好, 統計強, 我的劣勢在於英語差, 電腦不行. 說起來慚愧, 一開始電腦連Log in 都不會, 困難很大. 我明白那時候中國大學生還很少有機會到西方留學, 我是幸運的一個. 洋人們將從我身上來估量北京大學畢業生和中國大學生的質量和水平, 我絕不能給北大丟臉, 定要為祖國爭光. 於是我一星期工作七天, 變星期天為星期七. 人家聖誕節開舞會通宵達旦, 我報名學習電腦程序; 同學復活節出外旅行, 我複習功課準備考試. “學問學問, 一學二問”,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師.” 我還經常請教老師同學, 既學了專業, 又學了英文, 真是一舉兩得, 何樂而不為呢? 1979 年 4 月底, 我在碩士課程的考試中, 我得到全年級第一名. 我的碩士論文 1982 年還發表在世界著名的統計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上.

1979 年 10 月, 我拿到了Muriel Stott獎學金, 到曼徹斯特大學攻讀運籌學博士學位. Muriel Stott獎學金是個可以頒發給非英國人的獎學金, 全校也沒幾個. 條件較苛刻, 先只給一年, 第二年要根據第一年的表現決定是否頒發, 而且至多給兩年. 我通過努力, 兩年後, 於1981 年秋順利取得了學位. 並開始了我新的教師工作.

1982 年在香港嶺南學院教了半年書後, 就到國立新加坡大學數學系任講師. 1984年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統計學系任講師. 1997 年升為教授並擔任統計學系的系主任. 兩年後, 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 並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客座教授. 2001 年起, 被聘請為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的榮譽教授, 教一些課. 同時還被聘請為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的雙聘教授, 暑假時常常去訪問或者參加會議.

從1982 年起到現在, 我始終在講台上從事教學工作, 教的課程包括統計概率和運籌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還培養了十幾個博士和碩士生. 其中包括幫四川大學培養一個博士生.

研究成果：

這 30 年來, 我出版了一本專著和發表了70幾 篇論文, 絕大多數論文是SCI 檢索的論文. 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幾何過程及其應用. 首先引進一個單調的隨機過程 - 幾何過程, 研究了它的概率統計性質, 並深入地探討它的應用, 特別在可靠性中的維修問題的應用.

(2) 質量控制中的最優變量抽樣方案的問題. 過去利用把整數連續化的方法，可以得到近似的最優變量抽樣方案。 我提出一個有限的算法, 從而可以得到精確的最優變量

抽樣方案。

(3) 其他運籌學的問題。包括 Consecutive-k-out-of-n 系統的可靠性, 排隊論的適應性控制和水庫控制等.

在2004 年出版的 ”統計科學百科全書” 第二版中, 我應主編們的邀請, 寫了幾

何過程一篇文章, 添加到第二版中, 作為一個新條目. 這說明幾何過程已經得到了世界統計界的認可, 成為統計科學之林中的一棵 “樹”.

2007 年, 東北大學和香港大學聯合幫我成功地申請了國家教育部的自然科學獎. 2008 年 1 月國家教育部頒發了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給我和我的合作者, 我是第一完成人. 獲獎項目是 ”幾何過程”. 這次獲獎再一次肯定了我在幾何過程上的創造性貢獻.

2007 年, 世界科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的專著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它是我及合作者們20 年來在幾何過程及其應用的工作心血, 又是這方面工作成果的全面總結.

我是一個普通的人，54 級中比我聰明的同學很多。我只是幸運地有個出國留學的機會，再靠以勤補拙，做一頭老黃牛， 才做出一點成績。

代表性著作：

(1) 專著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7)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 論文

1. “Inference for Sichel’s Compound Poisson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82) 77, 153 -158 (with A. C. Atkinson).

2. “Adaptive Control of M/M/1 Queues - Continuous Time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983) 20, 368 -379 (with L. C. Thomas).

3. “Optimal Control of a Finite Dam – Wiener Process Input”,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987) 24, 186 – 199 (with Lou Jiann Hua).

4. “A Decision Theory Approach to Variable Sampling Plans”, Science China (series A), (1988) 31,

129 – 140.

5. “Bayesian Approach to Single Variable Sampling Plans”, Biometrika (1988) 75, 387 – 391.

6. “A Note on Optimal Replacement Problem”, Advances in Applied Probability (1988) 20, 479 – 482.

7. “Nonparametric Inference for Geometric Processe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1992) 21,2083 – 2105.

8. “Bayesian Variable Sampling Plans for th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with Type I Censoring”,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1994) 22, 696 – 711.

9. “The Rate of Occurrence of Failure”,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997) 34, 234 – 247.

10. “A General Model for Consecutive-k-out-of-n: F Repairable System with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and (k-1)-step Markov Depen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 129, 663-682 (with Ng Hon Keung Tony).

11. “An Inspection-Repair-Replacement Maintenance Model for a Deteriorating System with Unobservable State”,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2003), 40, 1031-1042.

12. “A Monotone Process Maintenance Model for a Multistate System”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2005), 42, 1-14.

13. “Sequential Sampling Plan with Linear Loss Function for Normal Distribu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6), 172, 127-145 (with Li Kim-Hung, Ip Wai-Cheung and Wong Heung).

14. “A Geometric Process Maintenance Model with Preventive Repair”,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7), 182, 806-819.

15. “A Geometric Process δ-shock Maintenance Model”,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2009), 58, 389-396.

第十九節 陸祖建

簡介：陸祖建江蘇省吳縣人，1936年生於天津，1942年回到甪直，就讀於甪直甫里小學，1948年入甪直魯望中學，1951年入蘇州中學，1954年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七班，三年級時選數學專業分入數三（三）班，五年級時隨許寶驟教授學習馬氏過程，1959年畢業。畢業後分配到炮兵技術部，1966年2月調至炮兵第一研究院。1969年復員至吳縣農機廠，1979年調回至二炮第一研究院，工作至1996年退休。現住北京市軍隊離休退休幹部清河休養所。

經歷：1959年是我國導彈事業初創階段，我有幸置身於領導機關，到研製單位學習了一段時間，多次去發射中心參加飛行試驗。從一個側面見證了我國導彈事業的發展過程。在參加飛行試驗結果分析後，我編寫了一份“根據光測數據進行結果分析”的資料，並對後來參加結果分析的人員進行講述。退休後回憶這一段工作寫了“第一次參加導彈武器指標論證”一文,收入第二炮兵政治部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的“與共和國一起成長——我在戰略導彈部隊的難忘記憶”一書中。

1966——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因站在炮兵司令員吳克華，副司令員向守志等領導幹部的一邊，而被冠以反對林彪，反對三軍的罪名。1967年開始隔離審查，接受批判。1969年復員至吳縣農機廠。

1969——1979年在吳縣農機廠的十年雖然也曾因深挖”五一六”，在當地大街上張貼針對我的“揪出肖華的黑幹將”等大幅標語，將我編入縣五七幹校，進行審查外，當地群眾和廠領導並沒有對我另眼看待。在此前後曾讓我負責修建防空洞，製造手榴彈，地雷和擲彈筒，建造小高爐等工作。擔任鑄工車間副排長（車間副主任），技檢課付課長，廠辦公室負責人，廠工會副主任等職務。支持我兩次進京要求落實政策。在我人生旅途的一段艱難路程中,家鄉人民對我的關懷，我一直心存感激。

1979年我回到二炮第一研究所後，主要從事與武器裝備有關的可靠性工作。這一階段我所做的工作，可見我2008年寫的“可靠性工作的幾點追記”一文。

現在我編寫的《武器裝備的貯存與延壽》一書，正在交付保密審查，準備出版。

著作：

[1]導彈保險期之管見，長纓 1981.9 p43-44

[2]導彈武器系統可靠性在對抗射擊中作用的分析，教學與研究 1984.1 p30-37

[3]根據作戰使用要求進行可靠性設計，長纓增刊 1985.7 p154-156

[4]裝備質量信息管理系統的功能分析，自動化指揮與計算機 1987.3 p37-38

[5]二炮信息系統的現狀與展望，科技研究 1989.5 p34-36

[6]軟件開發中的幾個問題，自動化指揮與計算機 1990.2 p40-43

[7]裝備管理決策支持系統的功能分析，系統分析與功能開發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2.5 p189-192

[8]裝備質量信息系統對質量與可靠性信息的要求，科技研究 1991.2 pp38-41

[9]決策支持系統中的模型管理，管理信息系統研究新進展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2.10

[10]影響導彈貯存期的薄弱環節，科技研究 1993.2

[11]評定設備質量等級的通用程序，科技研究 1993.3 p30-32

[12]裝備管理決策支持系統的模型研究，科技研究1995.4 p44-46 ,51 5 p44-48 6 p45-50

[13]戰標評定方法中的兩個問題，科技研究 1997.6 p1-3

[14]導彈貯存期，質量與可靠性 1999.6 p38-40

[15]對導彈貯存期指標的論證、控制和鑑定研究，科技研究 2000.1 p4-7

[16]淺論導彈武器裝備的二次開發，質量與可靠性 2001.2 p45-47

[17]以科技創新推進裝備現代化，科技研究 2001.3 p5-8

[18]導彈貯存可靠性評估，數學的實踐與認識 2001.4 p416-420

[19]導彈貯存延壽研究的“五個結合”，質量與可靠性2002.5 p36-39

[20]導彈武器裝備全壽命周期部隊試用階段初探，科技研究 2005.9 p16-17

[21]威布爾型產品可靠性評估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質量與可靠性 2006.1 p18-19

[22]導彈武器可靠性維修性指標的確定與驗證，科技研究 2006.8 p28-29,37

[23]威布爾分布的抽樣驗證實驗，質量與可靠性 2006.6 p14-16

[24]關於威布爾分布的若干問題，質量與可靠性 2007.6 p9-12,15

[25]武器裝備可靠性評定方法，中國宇航出版社 2009.7

[26]系統可靠性評定中的數據轉換，質量與可靠性 2010.6 p20-23

陸祖建第一次參加導彈武器指標論證：

1965年我正在805團技術連代職擔任副排長，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速回炮兵技術部接受新任務。懷着渴望早日知道新任務的心情，趕了回來，才知道要我參加導彈武器指標論證。導彈武器指標論證對我來說已不是第一次聽說。1960年領導上曾通知我做好參加導彈武器指標論證工作的準備，但時隔不久告訴說，錢學森同志作了一個報告，論證工作不搞了。當時曾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因此這次聽說要參加導彈武器指標論證非常興奮。心想我們一定要論證出個樣子來。

根據國防科工委的指示，論證組由炮兵與二十基地共同組成，炮兵任助長單位，二十基地任副組長單位。炮兵對第一次導彈武器指標論證十分重視，專門抽調了我軍自學成才的專家，炮兵技術學院射擊教研室主任席力擔任組長，二十基地派一部的張處長擔任副組長，炮兵技術部李甫崇同志協助席力指導全面工作，司令部作戰處派黃力天參謀擔任論證組聯絡員。參加論證組的還有二十基地石喜林同志，炮兵技術部的嚴長、何培林和我。很快全部人員就集中在炮兵技術部辦公，當時由炮兵技術部七處代管，負責辦公和生活保障。七處劉尚文處長非常熱情、積極張羅，很快為我們騰出辦公室,配備了辦公用品。當時的條件還是十分簡樸的，席力主任就在炮兵技術部的集體宿舍里解決了一個床位，辦公條件也十分簡陋，但大家全不計較這些。

論證工作是在一個型號初步方案基礎上進行的。主要是對射程、精度、環境條件及使用條件進行論證。石喜林同志一直從事射擊精度與打擊效果的研究，承擔了精度論證。嚴長、何培林同志一直從事地面設備及使用研究，承擔了環境條件及使用條件的論證。我是1959年炮兵技術部成立時按蘇聯專家提出的編制設立導彈參謀的要求選調來的，因此很自然地承擔了射程論證的任務。可以說領導上調這些人來參加論證工作是很對口的，但也必須說明，這些人都沒搞過指標論證，究竟怎麼幹，沒有現成的路可走，只能根據當時對指標論證工作的認識摸索前進。

射程論證首先需要掌握導彈可能打擊的目標及可能部署的地域，以便計算所需的射程。為此在席力主任的帶領下走訪了作戰部門和情報部門，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作戰部門不僅提供了導彈可能部署的地域並說明了為什麼只能部署在這些地域，情報部門提供了可能打擊的目標，經緯度，目標情況分析，有些還提供了目標圖片。依據上述情況在從軍委測繪局要來的地圖上進行標定，並根據發射點及目標點的經緯度計算大地距離。我雖在學校學的是數學，但從沒有計算過大地距離，也不知到該如何計算，席主任及時給我提供了在涅克拉索夫橢圓體上計算大地距離的公式。在計算射程時還要根據發射點 目標點的高程進行修正。當時沒有電子計算機也沒有電動計算機，就是用手搖計算機硬是把大量的數據計算了出來。計算所得與初步方案所給的射程進行比較，在比較時還考慮到方案所給的最大標準射程並不就是最大實際射程，由於地球旋轉帶來柯氏力的影響，向東射擊實際射程可以大一些，向西射擊實際射程則要小一些。根據計算的結果列出哪些目標可以在多個發射點進行控制，哪些目標只有個別發射點可以控制，哪些目標則按照現有的最大射程無法控制。當時我們估計，該型導彈的射程在初步方案的基礎上適當增加是有可能的，為此統計了增大射程後增加的能控制的目標數，及能更有效的控制目標數，並從中選出幾個重要目標，其中有空軍基地及重要航道，進行重點分析。其實當時研製部門在初步方案中確定射程時對所要控制的目標也是有所考慮的，他們也希望多控制一些目標，對重要目標更要加以控制。但由於工作性質的不同，他們對目標的認識是比較籠統的。這樣我們與研製部門在能多控制一些目標和對重要目標要確保控制的共識下，對在初步方案基礎上增大射程的必要性進行論證。論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發射點的選擇有嚴格的限制。根據該型導彈發射時輔助車輛多，發射準備時間長，需要預築發射陣地，技術陣地到發射陣地的距離有一定限制等特點，中央軍委提出該型導彈應按山，散，洞原則進行部署，即導彈應部署在山裡，各發射點應分散配署，導彈庫房及技術陣地應在山洞中。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提高生存能力，在敵對我襲擊後還有還手能力。這個山應該有較好的隱蔽性，不易敵方發現，分散配置應做到敵方一枚導彈來襲催毀我一個發射點時，其他發射點還能保障發射，山體要便於打洞，洞中適宜存放武器裝備。此外還必須考慮進入該地區已有較好的交通條件，技術陣地至各發射點之間便於修築公路，因為在山區每公里的公路的造價是十分昂貴的。這樣在考慮射程需要時不能簡單的從我國邊境上某一點能夠得上目標來衡量。

發射陣地需要縱深配置，重點目標要多點控制。這是作戰應用上必須遵循的原則，以保證戰略意圖的實現。而為了保障對重要目標的多點控制就需要適當增加射程。

適當增加射程可以降低敵空襲對我方的威脅及發射陣地被敵方占領的危險。考慮到當前及今後很長時間內我方的軍事力量特別是空中力量將處於劣勢，戰爭初期敵可能占領我部分領土。增大射程就能使導彈陣地在縱深配置，減少敵占領我陣地的危險，並使周邊的絕大多數敵空軍基地處於我方控制之下。在我方控制外的敵空軍基地將離得更遠，這樣就使敵空軍來襲時我方有更多的預警時間，降低敵空襲對我方的威脅。

關於增大射程的可能性主要是減輕結構重量，提高發動機的比推力，優化燃料加注量，延長發動機的工作時間，減少剩餘燃料等方面進行一些分析，提請研製方研究。

精度論證由石喜林同志承擔，選擇若干典型目標作為計算毀傷效果的對象，其中有空軍基地。對此是以毀傷導航系統及跑道使其不能起飛為目的，根據我方彈頭的威力，選擇不同的射擊精度進行毀傷效果計算。還要分別給出對導航系統，跑道進行摧毀，破壞，騷擾的毀傷標準。由於空軍基地不是點目標也不是均勻目標，導彈系統與跑道的抗壓強度也不同，用解析式計算其毀傷效果有很大的困難，因此採用蒙特卡洛方法來計算毀傷效果。即對每一次模擬射擊，在隨機數表上找到一對數，根據瞄準點和導彈射擊精度換算出導彈的縱向偏差和橫向偏差，確定導彈在目標圖上的落點，再以落點為中心分別以能毀傷導彈系統或跑道的距離為半徑作出毀傷圓，分別計算對導彈系統的毀傷概率及跑道的毀傷面積。這樣進行上千次的模擬打靶，並按不同射擊精度，計算其平均毀傷值，及不同置信水平下的最低毀傷值。這就得到不同射擊精度對目標毀傷值的對應關係。再根據作戰使用要求就可提出對導彈射擊精度的要求。這個計算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因為當時沒有計算機。查隨機數表，轉換成落點，畫毀傷圓，測定毀傷面積等都要靠手工進行，石喜林同志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不得不從七處抽調人員來協助完成這項工作。

嚴長，何培林同志承擔的環境條件及使用條件論證，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為了弄清可能部署導彈的地域及其周邊的的氣象等環境條件，及裝備通過能力有關的道路，橋梁，涵洞等使用條件。他們從氣象部門及交通部門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從而對導彈的環境條件及使用條件進行了充分的論證。

我們這些人都是第一次參加導彈武器指標論證，總怕工作沒做到家。同時也為了使論證能充分反映使用方的要求，有充分的論據，在向研製部門提出前，向炮兵技術部首長及司令部作戰處，偵察處等單位領導作了專門的匯報，得到了許多鼓勵，也聽到了改進意見。

1965年七月的一天在航天一院一部會議室，由我，石喜林，嚴長，何培林分別作了論證報告。到會的一院屠副院長在講話時說，剛才聽了有關的論證報告，感到使用方根據作戰使用的需求提出的指標要求是有充分根據的，論證中所提出的論據，研製方過去是不清楚的，這說明論證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論證工作結束後，論證組內部的同志也非常興奮。二十基地的張處長高興地說，這次論證做得非常出色，論據是無懈可擊的。

四十多年過去了，由於種種原因，以後我沒有再參加過這樣的指標論證工作。但第一次導彈武器指標論證的過程，及其承載的興奮，困難，成功與喜悅卻一直縈繞在我的記憶中。

陸祖建對可靠性工作的幾點追記：

1980年我承擔的多彈頭論證課題剛完成，領導上就安排我接替吳謀元同志承擔的可靠性工作，從此我與可靠性結下了不解之緣。

不久通知說國防科工委要召開導彈核武器可靠性工作座談會，讓我參加，並要準備一個發言。當時我正在思考可靠性工作如何開展的問題，結合會議的要求，我撰寫了《提高認識，加強領導，把二炮的可靠性工作切實開展起來》一文。這次會議國防科工委非常重視，陳彬主任，劉有光政委和多位副主任都出席了會議。二炮李懋之副司令等也參加了會議。陳彬主任，劉有光政委在會議上講了話。錢學森副主任作了長篇講話並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講話中提出，導彈核武器的有無問題已經解決，現在要前進一步就是要解決可靠性的問題。他還非常贊同時任七機部一院十二所所長梁思禮提出的“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管理出來的”觀點。這次會議對我國的可靠性工作，特別是導彈核武器的可靠性工作，起着極大的推動作用。從此研製單位明確了應把可靠性設計到產品中去，使用單位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可靠性指標要求。

會後二炮對貫徹會議精神，加強二炮的可靠性工作十分重視。要我在當時召開的二炮裝備工作會議上作一次介紹。我在介紹中除了傳達會議上所說的可靠性是當前裝備研製中的頭等大事，及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管理出來的論點外。並以具體計算的結果從可靠性對耗彈量的影響，可靠性對可發射率的影響，可靠性對採購計劃的影響，可靠性對備件數量的影響等方面進一步佐證了可靠性的重要性。可能這是二炮裝備系統管理人員第一次聽到有關可靠性的介紹。不少領導在會議間隙向我詢問有關問題，五十三基地的趙岳崎副司令員還要我給他寄一套可靠性的教材。這次介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過後不久二炮司令部作戰處，二炮駐211廠軍代表室邀我去作可靠性介紹。我根據他們不同的要求分別做了介紹。這些介紹的內容以後摘要刊載在1982年9月11日第二炮兵科技部編印的《科技工作情況》（增刊3）上。通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國防科工委可靠性工作座談會的精神得到了貫徹，二炮的可靠性工作開展了起來。

1980年我國開展了某型號導彈延壽研究，領導上要我利用延壽研究中所積累的大量信息對導彈的可靠性進行評估。這個含義是明確的，即導彈定型時給出的貯存期應該對應一個可靠性指標。通過延壽研究，延長的服役期仍應對應一個可靠性指標。但這種觀點研製方不能接受。當時還沒用貯存期這一名詞，使用的是保險期。研製方認為“導彈的保險期是指產品從出廠之日起，生產方對使用方在規定的保養和使用條件下負責保修，保用的期限。”該型導彈定型交付時對保險期就是這樣明確的，不存在什麼可靠性問題，現在延壽再提出可靠性問題那是不可能的。我方則認為研製方所說的保險期是民用產品保險期的一個沿用，就是負責保修的期限。這對導彈武器來講是不夠的。因為這樣的保險期對在保險期內的一批導彈究竟有多少枚導彈能立即完成作戰任務是毫無所知的。而作為作戰使用的導彈武器最關心的恰恰是這一點。因此導彈的保險期應定義為“把產品出廠之日作為計時起點，在規定的保養，維修（包括按技術條件規定的更換備件，排除故障）和使用條件下與一個較高可靠性指標相對應的壽命時間。”關於這次導彈保險期的爭論我寫了《導彈保險期之管見》一文刊載在長纓1981.9上。

此後一段時間關於導彈貯存期的定義仍然存在着分歧，不過在名詞上已取得統一，不稱保險期而稱貯存期。1996年在制定GJB3105戰略導彈武器系統性能評定方法時。我負責起草貯存期評定方法。對貯存期的定義為“以產品交付出廠之日作為計時起點，在規定的保養，維護和貯存的條件下，能滿足規定貯存可靠性指標的貯存時間。”在對該草案進行討論時有人提出“貯存期是指產品在規定的條件下貯存時仍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的時間長度。”貯存可靠性則是要確定保養周期。但大多數人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上述關於貯存期的定義只能作為貯存壽命的定義，它指的是具體的一枚產品。但貯存期指的是一個型號，這樣把貯存期和貯存可靠性分割開來的提法會使貯存期的含義很不明確。例如有N枚導彈，那貯存期是指這批產品都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的時間長度，還是指其中的一枚產品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的時間長度。如果指的是前者，那麼從概率論的觀點來說即使剛出廠的導彈也不能保證百枚都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如果指的是後者，只有一枚產品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這樣的貯存期又有什麼意義呢？最後仍以草案規定的貯存期定義作為定稿意見。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爭議，將可靠性引入了導彈貯存期，終成主流。

可靠性評定對使用方來講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只有對導彈武器的可靠性精心進行評定，給出定量的數據後，才能正確地制定火力計劃及裝備的採購，維修計劃。可靠性評定對研製方來講同樣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評定結果達不到指標要求導彈就無法定型，也就無法交付使用。但導彈的可靠性評定又是一個十分複雜和困難的問題。因為導彈是由成千上萬的元器件，組件組成。它們分屬於不同的部件和分系統。有着不同的壽命分布類型，有些我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同時由於導彈裝備十分昂貴能夠取得的試驗信息十分有限，這又為分析產品的壽命分布和進行可靠性評定造成很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在評定方法上出現了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這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和討論促使認識正確。我最先碰到這個問題是在1980年。當時任二炮科技部訂貨處科長的江紹華同志，通知我去參加一個導彈批抽檢方案的討論會。我從清河趕到禮士路後才知道，原來是七機部已制訂了一個導彈批抽檢的方案，根據該型導彈以往已發射N發成功S發的信息，推算出只要發射0.618發獲得成功就能驗證該批導彈已達到了要求的可靠度。當然發射0.618發是不可能的、方案歸整為一發。對於這個方案科技部自然是不同意的，為此訂貨處已邀211廠軍代表林伯康一起對此方案進行研究，找出其錯誤。但此時林伯康同志因工作調動無法承擔此項任務，才決定調我參加此項工作。我在對七機部制訂方案的依據進一步了解後，發現問題主要出在一個假設上，即根據該型導彈以往發射N發成功S發的信息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得到該型導彈的可靠度置信下限RL然後就認定該型導彈的可靠性在（RL，1）之間均勻分布，並以此作為驗前分布，來制訂批抽檢方案就得到了0.618發的抽檢方案。對於一個假設直接地指出其錯誤有時會有困難。這時利用這個假設導出一些矛盾或不合理的結果，不失為指出這個假設錯誤的辦法。我們按此思路進行了準備。不久在國防科工委召開的批抽檢方案討論會上，我們把以往發射的N發分為兩段即N1發和N2發（N=N1+N2）相應地其成功次數分S1發和S2發（S=S1+S2）。N1，S1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得可靠度置信下限RL1然後以可靠性在（RL1 1）之間均勻分布作為驗前分布與N2，S2的信息結果和起來，得到可信度置信下限RL2，可以看到RL2將比RL高。同時N1和N2的不同劃分其結果也是不同的。這種相互矛盾，不符合實際的結果，源自驗前分布為（RL 1）在向上均勻分布的假設所導致。當我們講完後七機部的同志沒有做什麼解釋。國防科工委的領導也認為問題已很清楚，原訂批抽檢方案不能採用。以後利用驗前信息採用貝葉斯方法進行可靠性評定的文章在刊物上屢屢見到，但在實際的型號評定工作中很少採用。

在導彈武器可靠性評定中利用驗前信息是經常要碰到的問題，對驗前信息進行折合是一種可行的辦法。但有些方法會使評定結果嚴重偏高。如曾在某型號的評定大綱中規定可由非成敗型數據由其可靠度置信下限RL折合為成敗數據，但其失敗數一侓為零。為此我曾撰寫《戰指評定中的兩個問題》一文，刊載在《科技研究》1997.6上對這種方法進行置疑，分析了這種方法的不合理性，並推薦採用北京大學鄭忠國教授提出的利用產品置信水平為0.5及另一個較高置信水平的置信下限轉換為成數型數據的方法。

隨着可靠性評定工作的深入，威布爾型產品可靠性評定已進入實際工作領域。但有些評定方法還停留在指數型產品的狀態。如某型號的評定大綱，明知該產品屬威布爾分布，在計算飛行可靠度時仍只考慮該產品已累計工作的時間，但實際上該產品經過定期檢測和發射前的檢查測試已累計工作了相當一段時間。如果不計已累計工作的時間，計算結果必然會有很大的偏差。為此我們撰寫了《關於威布爾分布的若干問題》一文刊載在《質量與可靠性》2007.6上，指出對威布爾型產品在計算任務可靠度時，一定要考慮其已累計工作的時間，糾正其錯誤。

在導彈貯存延壽中我們發現，這裡的可靠性平評定模型有其特殊性。例如導彈貯存檢測可發射率，由於在貯存期間有些部件可以維修，可以更換，可以配套地裝到彈上。因此就全彈來講它不同於熟悉的那些典型系統可靠性模型，如串聯繫統，並聯繫統，表決系統，儲備系統等，而是一類新的系統可稱作配套系統。我們已撰寫《導彈貯存可靠性評估》一文刊載在《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01.4。

為了加強和完善可靠性評定工作的管理，二炮裝備研究院組織編寫了《武器裝備可靠性評定方法》一書，即將由中國宇航出版社出版。該書匯集了以往在導彈武器裝備可靠性評定中的主要方法，並融入了二炮在可靠性評定上的觀點和理念。相信該書的出版對二炮的可靠性評定工作能起到推動作用。

陸祖建寄語：

人生旅途、已近深秋，回首往事，會想起什麼呢？

是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還是北大的光榮傳統！

是同窗學友的趣聞軼事！還是老師的諄諄教誨！

是當年的理想與抱負！還是經歷的成功與挫折！

讓我們珍惜這一切，把她珍藏在心底。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二十節 杜明笙、劉朝芬（女）

一、兩彈戰士——杜明笙

杜明笙出生在南京市，少年時期常隨父母、兄長到長江邊將收購的魚抬回店中出賣，以維持全家的生計。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南京失陷，日寇燒殺搶掠無所不為。姐姐失蹤，杳無音信。有一次，日本兵進店“買”魚，拿了就走，哥哥追去要錢，得到的是一記狠狠的耳光。在交通路口，他見過日本兵拿着上刺刀的槍強迫行人鞠躬，誰要不合他們的心意就會受到辱罵和毒打。八年亡國奴的日子給他小小的心靈烙下了深深的印記。

解放後，在黨的教育下，他相信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當時做生意的都是資本家，在“三反、五反”時，黨號召要與資本家家庭劃清界限，他一張不大的大字報貼到了父親的床頭上：“反對偷稅漏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1954年他畢業於南京市第八中學，同年考入北京大數學力學系，四年後畢業於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專業。

1958年夏天，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當時研究所剛剛成立，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宿舍，僅有一個臨時搭建的做飯吃的棚子。幾十個人，在一片原本是莊稼地上幹活，任務就是挖土方、蓋辦公樓。

他們借住在有色金屬設計院剛剛蓋好的一棟樓房裡，牆還沒有干，室內沒有暖氣，也沒有鍋爐房。北京的冬天很冷，在屋裡哈出的氣都是白的，晚上鑽進被窩還真需要一點勇氣。有人想出個好主意，到醫院找來了打吊針用的玻璃瓶子，夜裡從工地回宿舍時，用熱水瓶提回熱水，再將熱水倒入玻璃瓶子裡，用它來暖暖被窩。早上不願疊被子，捨不得被窩裡的那點熱氣。這樣一干就是好幾個月，至於將來做什麼，誰也不知道，彼此只知道是從不同學校不同專業來的大學生。

一天，鄧稼先帶領他們到新華書店去買書 ，老鄧點哪本書他們就拿哪一本。其中有：聲波與衝擊波、統計物理、固體物理、量子力學、輸運方程、原子核物理等等。1959年初，除勞動外，開始讀書了，他們不分什麼專業，凡是點的書統統都要學，這是入門補課。杜明笙雖然被分在數學組，該組連他也只有三個人，他們學習力學、物理，不過重點還是自己的專業。那時白天勞動，晚上念書，就這樣又過了半年。

1959年6月20日，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莫斯科將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及設計的技術資料，並撤回專家。就是說發展核武器，只能靠中國人自己。領導正式向他們宣布研究所的任務是研究國防尖端武器，沒有外援，必須自力更生，發奮圖強。老鄧帶領他們每周改為白天五天半學習業務，半天開會，勞動一天，六個半晚上業務學習。老鄧的銘言是：“九所沒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星期七的半個晚上大家可以洗澡、看電影。”這樣的一個傳統保持了許多年，因此就有了“九所大樓里永遠是燈火輝煌”的讚譽。

分配到研究所一年多了，還沒見過課題是什麼樣呢！大家熱情都很高，心裡憋着一口氣，憋着一口中國人的志氣！有領導說，搞原子彈二機部是龍頭，二機部的龍頭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龍頭在九所。有人將其戲稱為九所是龍頭的三次方。他們肩負着歷史的使命，充滿了對事業的責任心和自豪感。1960年初正式開始工作了。他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進行原子彈的流體力學模擬計算。當時既沒有計算器更沒有計算機，僅有算盤、算尺和手搖計算機，在這樣的條件下算出一個設想的原子彈來談何容易，他們義無反顧地闖關了，由力學組（朱建士，孫清河，傅櫻）提供方程和模型，數學組（杜明笙，朱子楠，周澤良，59年後分來了龔靜芳）緊密配合。計算方法採用特徵線法，作放射性網格計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數字。如何保證十位有效數字的精度要求？只能用算盤和手搖計算機一個一個數據來算，可要計算數萬個數據，談何容易！為保證計算的準確性，還採取了兩人一組，背對背同時計算，要求計算結果完全一致，否則要由第三人進行核算後再確認。另外還有一個人拉算尺，檢驗前三位大數的準確性。當時力學組和數學組加起來總共才七個人，人手明顯不夠，就將新分來的幾個高中生吸收了進來，但人手還不夠，領導就將其他組的大學生調過來，組織大會戰。即使這樣演算一個模型也要花上一個多月的時間。為了趕時間趕任務，充分利用現有的設備，開始計算是三班倒，做到人員休息機器不休。後來，為了趕進度，所有人都不回家休息了，也不倒班了，誰累了就在辦公室的桌子上趴一會、迷糊一下，醒來再接着算！

當時正處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不夠吃，菜很少，更談不上營養了，為了完成任務，大家照樣加班加點。鄧稼先也和大家一同加班到深夜，有次他問：“有什麼吃的嗎？” 有人帶了窩窩頭，就分給他一塊。有時老鄧拿錢、拿糧票讓小青年去為大家買吃的，大家同甘共苦，十分融洽。一個月下來，幾乎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減肥”。那時，許多人患浮腫病，杜明笙也患有浮腫病。

可為什麼這樣辛苦的計算要重複九次呢？原因是：蘇聯專家‘遺留’下一個關鍵的‘技術參數’，與他們計算的最後結果對不上，而這個結果對以後一系列的工作有直接的影響，到底誰對？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為此，1960年組織了多次力學、物理和數學專家的討論會進行論證，在辯論中有時專家駁倒了他們，有時他們駁倒了專家。那時候，學術民主空氣很濃，在會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意見。出于謹慎，決定再計算。他們根據專家們的意見，一次一次地改變計算的物理和數學條件，都獲得了完全相同的結果，他們確信自己的計算是正確的！至於“老大哥”的那個數據，他們不管了。這就是著名的“九次計算”。1961年周光召用“最大功原理”，從理論上論證了他們計算的結果是正確的，給予長達一年多時間的“九次計算”畫上了完滿的句號，解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關鍵性難題，前途一片光明。

杜明笙參加了九次計算的全過程，他工作勤懇，學習新鮮東西快，出活也快。在計算中，積極地出主意想辦法，充分發揮了所學專業的優勢。同時又學到了不少力學和物理方面的知識，為今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九次計算”完成後，在周毓麟、孫和生的領導下，杜明笙用差分格式編制了程序，採用“九次計算”的初值和邊值條件，調整粘性項。最早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烏拉爾”計算機，後來又用“104”計算機進行計算，得出與“九次計算”完全一致的計算結果。終於在計算機上實現了早期複雜、繁重的數值計算，大大推進了今後的大量計算實驗工作。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在電壓不穩、計算機出故障時，竟然算出了一個與那個‘遺留參數’相同的結果。他們對自己更有信心了。

經過“九次計算”和反覆地論證，他們已經完成了原子彈總體設計方案。1962年，鄧稼先簽署了第一顆原子彈總體研究設計。

杜明笙一直是做數學與力學相結合的工作。當時因為沒有大計算機，無法作二維計算，大家討論決定在一維方程後面加小擾動的辦法，模擬微小的二維影響，提高計算精度，計算結果很好，完全可以用以控制模型的加工精度，保證實驗的成功。在這項工作中杜明笙起了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隨着一朵蘑菇雲的升起，打破了美蘇等強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增強了國防，進一步提高了國際地位。他們歡呼着，不少人流下了興奮的眼淚。

“趕在法國人之前爆炸我們的第一顆氫彈”，這是命令，他們沒有停留，又開始了新的征程。這時科研隊伍已經擴大，又調來了幾個研究氫彈的專家（如于敏，黃祖恰），大家都想知道，氫彈是什麼樣的？為了探索氫彈的奧秘，除研究文獻，想得到一些啟發外，在老鄧的率領下，全所還開展了一次關於氫彈原理、結構、材料等的大討論。在最大的一個會議室里擠滿了人，大家自由發言、爭論，一個接一個的上台，提出並論證自己如何用原子彈的能量點燃聚變材料，實現熱核反應的設計方案，討論很熱烈。領導集思廣益，提出幾種方案，並按研究課題的需要重分室、組，大家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程序編制，經過無數的計算實驗，當然，計算工具已不是算盤和手搖計算器，而是全國最好的計算機。用得最多的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的我國第一台大型晶體管計算機 “109”，還有後來的“013”及華東計算所的“655”，它們稱得上是“功勳機”了。那時，為應對大量的設計任務，哪裡有大計算機他們就到那裡去用，一說出差，無論何處，背起背包就走！

多少個戰鬥的日日夜夜，終於有了結果，1967年6月14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終於搶在法國之前空爆成功！

由於必須考慮二維的影響，全所開始了一個與產品有關的二維流體力學與輻射流體力學計算方法的研究熱潮。孫和生領導一個室，集中了不少數學、物理、力學的精兵強將，成立了若干小組分頭探索。杜明笙領導計算二維輻射流體力學的質點網格法（PIC）小組，約有二十個人。他們編制了程序，做了很多工作，在遇到困難時，他們互相鼓勵，虛心求教。但那個年代的中國計算機相對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太小了，為適應計算機，計算方案中的物理假設有的不甚合理，急待改進。文化大革命中，有大字報批杜明笙是資產階級的“小學術權威”，他沒在意，繼續搞他的工作。但69年一部分人搬遷三線，一部分人到五七幹校，小組徹底散了。

1975年搞PREC時，由幾個室相關的人合併成一個組，搞了四、五年搞不下去了，又成立新二室，新二室主任要挑幾個人過去，杜明笙也要挑一些人去同他一起搞‘解中子輸運方程的有限元大程序’，這個程序沒有搞下去，因為大矩陣有時正定、有時不正定，這個組就分開了，有人去念書了。

老杜做了一個二維流體力學程序，還做了一段三維流體力學程序，因為合作者到別處去了，沒有最後完成。

老杜就又搞二維定常輸運方程的離散縱標法，程序都是他搞的，他給後來的四個人講課，他從一維差分法開始講、再到二維差分法，還有計算方法，講了快兩個月，他一邊講，他們一邊記筆記，講完後才開始編程序。

約在七十年代中期，領導交給他們組的任務是用離散縱標法（Sn）解二維定態中子輸運方程。這一方法解一維問題是很成功的。轉入一個新領域，有的人有顧慮，他鼓勵大家，並積極行動，查閱文獻，就有關物理、數學和算法的各種問題，請所內專家學者到組裡做報告，虛心求教。他踏實肯干，親身擔負了最繁重的一部分工作，他們很快地用差分編制好了程序，進行試算。但算一個模型所需時間太長。程序較難發揮大的作用。

這時，周毓麟先生開了一個學習班，講述他的部分研究成果，老杜認真的聽課，學習老周的研究方法，並將其理論框架應用於中子輸運方程不同解法的理論研究，在老周的影響下，他先後發表了十幾篇文章。他繼孫和生之後，當了幾年室主任。

八十年代初期杜明笙同志又將國外當時解中子輸運方程的最先進方法——“間斷有限元法”引進過來，根據所解決的實際問題對方法進行改造、完善使之適合解決我們問題的需要。由於人力不夠，又從其他組調來幾位同志。他給後來的幾個同志講課，算法從一維差分法講到二維離散縱標法，再到二維間斷有限元法的計算方法。講了一兩個月，然後才開始編程序。杜明笙同志業務能力強、水平高，因此他所給出的計算格式對程序的編制可操作性強。這個方法及其程序很成功，所產生的“三角網格間斷有限元程序”在所里科研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用到2000年才退出。這個方法及其程序曾獲得部委科技進步二等獎。也先後發表了幾篇論文，在國內同行中反映很好！

杜明笙同志此時還指導其他同志開展了一維中子輸運方程的間斷有限元法的研究和程序編制以及二維中子輸運方程的三角形網格、四邊形網格的配置法的研究和應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杜後來還指導其他同志做了一段空間二維加溫度一維流體力學方程計算方法的研究，這個方法及程序在合作者及後來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經過不同方法的比較，論證了用間斷有限元法可行，他對方法進行了改造、完善，使之更適合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八十年代初期，小組重組，由於人力不夠，又從其他組調來幾位同志。他給後來的幾個同志講了約兩個月的課，然後才開始編程序，他所給出的計算格式對程序的編制可操作性強。這個方法及其程序很成功，所產生的二維中子輸運方程“三角網格間斷有限元程序”在所里科研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用到2000年才退出。

杜明笙同志此時還指導開展了中子輸運方程不同計算方法的研究和應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還指導了空間二維加溫度一維流體力學方程計算方法的研究，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杜明笙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能幹，認真勤奮。學習新鮮東西快，出成果也快。願意幫助別人，但卻不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

1992年3月28日工間休息時老杜與別人打克郎棋，一個同志發現他的眼睛很紅，勸他去醫務室看看。他打完一盤棋就去醫務室看醫生，拿了一些眼藥水回來。回來後他說：“心裡難受”，一旁的袁國興同志連忙問： “誰有硝酸甘油？”大家都跑過來。這時同組的同志們跑到醫務室（隔着一個樓）去請醫生、並拿了藥來，醫生來到辦公室就進行搶救，其他人又跑到醫務室去拿軟床，打電話叫救護車，40多分鐘車才來，老杜被抬上車，脈博就沒有了，到了醫院，結論是：‘猝死’！

他們室全體同志在悼詞中寫道：“明笙走了，走得這般突然，誰能相信？老杜走了，在其金色的年華，令人倍感悲傷。明笙以其赤誠與執著，將畢生精力獻給了光輝的事業。老杜以其才智與學識，為科學進步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明笙活着，在我們心中。老杜活着，在他為之獻身的事業中。”

多年與杜明笙合作並得到他的指導與幫助的傅連祥對杜明笙的看法是：他工作能力很強、理論水平較高、思維敏捷、反應快、科研成果頗豐，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性格剛強、正直、不追風，有“不為斗米折腰”的精神！他的事業心很強，他不喜歡不好好工作和不把國家的任務當作己任的人。與他合作的同志不論水平高低只要好好工作他都能與你真誠相處。他的去世確實是我們事業的一個很大損失，也使與他長期相處的同志在精神上很痛苦並且長期難以忘懷。傅連祥說直到現在，有時還會夢見他。

傅櫻對杜明笙的看法是：他很聰明，工作勤懇，學習新鮮東西快，出活快，願意幫助別人，但他內心深處有點瞧不起比他差的人，但他不說出來。

二、兩彈戰士——劉朝芬

劉朝芬出生在重慶市農村的一個沒落地主之家，五歲死了父親。在封建社會下的女孩兒的命運就是長大嫁人。當時正在普及國民教育，她住的大院裡，有一所只有一、二年級的小學，她進了這所學校。全校只有一個老師，一間教室。所有的二十幾個學生都擠在那間教室里，幾個孩子坐一張“課桌”，這還是周圍的人捐助的，方形的、長形的都有。一個年級上課，另一年級做作業。音樂課一塊兒上，大家很開心，老師教了不少抗日歌曲。中心小學一個鄉有一所，六個年級全有，在一個小鎮上，離她家有五六里地，她早出晚歸，中午帶點吃的。重慶霧大，露水也大，清晨上學頭髮及布鞋常是濕的，下雨天光着腳丫在狹窄、濕滑的田坎上快走，走慢了易滑倒，一不小心就會摔到水田裡去。有一段路要與運煤的馬隊同行，路不寬，一邊是懸崖，一邊靠山，見那些釘有鐵掌、馱着兩大框沉重的煤，走起路來啪噠啪噠響的馬，簡直就是龐然大物，心裡很害怕，只能緊靠着山小心翼翼地走。離小學兩三里地，是梁漱溟辦的一所私立初級中學（勉仁中學），她記得一年級時背了一袋米去交學費，初二時，學校給了她獎學金，免交學費。她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要讀書，要掌握自己的命運。當時經濟非常落後，直到解放，家裡、學校都沒有電燈，只有桐油燈。有一次得了瘧疾，母親帶着她到廟上去“跑擺子”，拜了諸菩薩，還吃了一頓齋飯，到時間沒犯，高興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擺子”還是發作了。1950年重慶解放，1951年她轉學到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稍富裕的同學們在經濟上幫助她，後來她申請了助學金，讀書有了保障。從此她認為自己是黨和人民培養的，必須回報國家。1954年畢業於這所中學。

1954-1959年在北大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學習，1960-1963年在北大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專業讀研究生，畢業後分到九所，正遇準備搬到青海，人事凍結（後又不搬了），於1964年初報到，方知這是一個搞原子彈的研究所。到了科研室，見大家都很忙，物理、力學組的同志忙於分析打印紙帶（計算結果）、畫圖並提出新的模型進行計算實驗，數學組的同志忙於準備程序及輸入用的穿孔紙帶，準備上機，大家齊心協力，力求萬無一失，精益求精。在這裡，無論書記或所長，都不稱官職，稱鄧稼先為老鄧，稱于敏為老於，官兵平等、融洽。最讓她喊不出口的是周毓麟，在北大時他就是帶他們偏微分方程專門化的老師，稱為“先生”，在這裡稱“老周”，直到現在，她心裡的潛台詞仍然是“周先生”。

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後，重心轉到氫彈的理論設計。那時有很多報告、講座，她聽了周光召講的爆轟物理。64年底，領導交給她的任務是研究炸藥爆轟過程的數值計算，當時可以參閱的資料很少，後又派一個61年參加工作的“老”同志與她合作，他們成了很好的搭檔。用類似人工粘性，加入引爆函數計算，他們編制了算力學過程的總體程序，開始了在計算機上的實驗，經過多次失敗、修正，終於能正確地數值模擬爆轟波了。於65年11月作為氫彈原理設計的程序之一交付使用。領導讓她到青島的燕兒島療養了三個月，算是對她的獎勵吧。

65年後開始了一個與產品有關的二維計算方法的研究熱潮，老鄧提出了“多流管法”，成立了兩個小組分反應前後分別探索，從66年到69年她領反應前的小組編製程序並進行試驗，但很遺憾，由於方法本身及物理處理的若幹缺陷尚待克服，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該項目以搬遷三線而告終。

軍宣隊進駐九所，69年底，一部分人到五七幹校（農場勞動），一部分人遷三線。她和杜明笙的第三個孩子即將出世，被分到三線。在山溝里不具備工作條件，不拖家帶口的人員陸續返回北京，開始了漫長的出差之路。他們只好和老弱病殘、拖家帶口者一起留在山溝里。軍代表當權，白天搞運動，開批判會，晚上種地。

第三個孩子出生時，杜明笙帶着兩個孩子走到幾里地外的縣醫院迎接新家庭成員，一家人在那裡過了一個難忘的除夕夜。

由於沒有煤，無法做飯，所有的人都吃食堂，他們偷偷弄了個小電爐，煮點雞蛋什麼的，但被抄家抄走了。幼兒園嬰兒室的阿姨造反了，領導令有嬰兒的媽媽們輪流值班，她當了阿姨。杜明笙兼任幼兒園採買，每天早上五點鐘（天沒亮）就出發，那時物資很缺乏，晚了就買不着了，他騎車沿着崎嶇狹窄的山路行走，還要橫穿一條小河（夏天有發山洪的危險），到縣城奶站買一大桶新擠出來的牛奶，運回來後分給大家，有嬰幼兒的家庭優先。

他們一歲多的孩子得了肺炎，杜明笙到縣城買奶去了，她把孩子用背帶捆在背上翻山越嶺到醫院，為走近道，經過一個農家院，一隻大黃狗大叫着撲了出來，她慌忙撿起一個土塊扔過去，黃狗退了幾步後又撲過來…相持了一陣子，主人出來才解了圍。上午十一點多，她心急火燎地趕到醫院，全院卻沒有一個醫生，只有兩個護士值班，其他的人都去開批鬥會了，護士就給了她一個冰枕頭、一個冰袋給孩子降溫，直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夫才回來，見事嚴重，三個醫生搶救到快天亮才脫離危險。杜明笙留守家裡，這時小二才三歲，住院期間，他讓七歲多的大兒子每天放學後獨自送一瓶牛奶到醫院。

計算機在深挖的山洞裡轉不起來，老鼠咬壞線路，成了一堆廢品。

他們渴望工作，杜明笙比她提前幾個月回北京，溝里幾乎就剩下娘子軍了。她不顧軍代表令她等待搬遷，於72年初帶着被褥和孩子私自回到北京，要怎麼處置隨便了！軍管找談話還算客氣，肯定她還很有用。五口之家終於能住在一間不到九平米的筒子樓里，煤爐放在走廊，開始了長時間的“出差式的生活”。

劉朝芬和杜明笙帶着三個孩子回到北京後一直住在九院的家屬宿舍里，辦公地點與家屬宿舍相隔較遠。在那個年代，大家都燒蜂窩煤，誰家要生火，家屬宿舍滿樓都是煙。那時也沒有洗衣機，若晾曬的衣服在滴水，多半是杜明笙出差了，因為劉朝芬力氣小，缺了“甩干機”。大家都是低工資，自然不寬裕，省吃儉用幾年，才能買個自行車或縫紉機什麼的，若有人有“情報”，哪裡在處理什麼東西，下班後准有人前往。他們的生活簡單、忙碌而充實，卻也其樂融融。

劉朝芬每晚加班騎車回家都要經過一個河邊的小樹林，那裡經常發生兇殺案，每當劉朝芬夜裡下班，騎車經過那裡時都是頭皮發麻，拼命快騎！

領導讓劉朝芬搞中子反應群截面。由於當時計算機的限制，多數設計模型只能用少群（例如三群）截面計算。她領着數學組的幾個同志邊干邊學，建立了程序包，從製作、調整到典型模型的總體檢驗，整個流程自動銜接。十幾年中，他們與物理組的同志密切配合，處理了大量的數據，為這一時期的武器小型化及中子彈等的設計計算提供了可直接由磁帶調用的多群截面及有針對性的少群截面。

九所的研究人員上機是很多的，他們見證了中國計算機發展的各個階段。由於機器無論白天黑夜還是節假日都從不停歇，他們上機也就連軸轉了。那時上機實在不輕鬆，第一關就是紙帶輸入關，輸入機有可能扯斷一段紙帶，要在“密電碼”似的機器語言中很快找出對應程序在哪裡實在不易。找到後，接上一段紙帶，用隨身帶的穿孔板穿上正確代碼，如若通過，真是謝天謝地！一台機器占用幾大屋子，控制台在中央，女同志們即使懷孕也不會去考慮輻射是否對胎兒有影響。他們得盯着機器，注意輸出的信息，防止機器跳動。這樣寒來暑往，在機房裡不知迎來過多少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她參加了“863”計劃的TOKMAK型“裂變、聚變混合堆”的能源研究，課題是提供包層中子學設計的程序並參加部分包層中子學設計，幾個物理組的和幾個數學組的人員成立了一個小組，牽頭單位要求他們開發國外的反應堆程序。當時與美國有交流，在程序庫中選擇了三個美國的中子輸運程序，一個日本的燃耗程序。她領着數學組的同志研究資料，開發程序，進行計算。因為都是考慮同樣的方程，這段時間的晚上她與杜明笙討論較多，並一起做了一些有關輸運方程數值解的研究工作。

她參加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軟件系統的建立。有一天，所長叫她回所參加了一個有關所里工作的座談會，由於工作的需要，考慮到計算機條件已基本具備，是建立非定常二維中子輸運方程程序的時候了，這也是杜明笙的遺願，在會上，她主動提出這一項目。在所里，她做了可行性分析報告，得到所里的大力支持，在她的積極工作和推動下，調來了原杜明笙組編制和應用定態程序的主要成員，1995年2月成立了二維中子輸運方法研究和程序編制小組，並立為所里重點課題。她不到三個月就完成了從方程到離散格式，到算法的任務，然後又幫助進行程序設計。程序由傅連祥主編，利用所里較為成熟的輻射流體力學程序，在小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包含輻射流體力學，耦合了燃耗及光子輸運，網格是任意三角形和任意四邊形的大型中子輸運非定態程序的基本功能年底就完成了。

為了實現杜明笙的遺願，更是為了國家事業的需要，劉朝芬同志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着手研究用“間斷有限元法”解決“非定常二維中子輸運方程”的可能性和方法改進。在她的積極工作和推動下，1995年2月成立了二維中子輸運方法研究和程序編制小組，得到當時所長的大力支持，並立為所里重點課題。劉朝芬同志不到三個月就完成了從方程的離散格式到算法的任務，然後她又幫助進行程序設計。在小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大型程序的基本功能年底就完成啦。在她的領導和協調下1996完成了程序的初步試算，取得了滿意的結果，這是她和杜明笙留給九所的最後一項工作。由於年齡的原因劉朝芬同志在延聘一年（這在當時是唯一的破例）後於1996年10月退休。她是一位很好的良師益友，為人真誠，不與別人爭名爭利，總是以工作為重。她的基礎功底堅厚，知識面廣，思維慎密。她退休後還為組裡的工作出謀劃策。

這項工作在她的合作者與後任者們的繼續努力下，所產生的程序已經是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主要程序之一。獲得了2000年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並和其它程序一起獲得2008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劉朝芬、傅櫻、傅連祥提供）

三、渾身透着才氣、活力無窮的杜明笙

我一開始參加工作就是杜明笙同志手下的一個兵，在其後十多年間，也一直在他領導和影響下工作和學習。在最初相處的日子裡，我見他臉龐消瘦、眼睛又大又亮、身材修長、快言快語、對人熱情、思維敏捷、反應迅速、渾身透着才氣，成天顯示着活力無盡。稍後，我又知道他是我師字輩的校友，所以心裡深感欣喜和幸運。

六五年下半年，我們組承接了用質點網格法（The method for particle in cell）計算二維輻射流體力學問題的研究任務。老杜作為統領數學人員的組長，親自擔負了最繁重的一部分工作。此外，還要參與力學問題、乃至物理問題的討論和處理，到最後，搞起物理參數的調整的事。當時，受到計算機內存的限制，在設計計算方案中，要簡化合併一些物理參數，才能保證有足夠的計算網點。因此，調整常態的物理參數以取得精準可信的效果，就變得十分關鍵。在這個過程中，杜明笙同志顯示出高超地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首先是不怕、勇於面對困難，其次是塌實肯干：他和初估人員（從事物理、力學工作的人員）一起到其他的室組求教、學習和觀摩，然後回到組內在計算實驗中反覆校正。那時我對這種非數學性的工作，心裡很排斥，抱怨自己的知識面太窄，沒有必要的物理和力學知識。對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不知如何去思考，所以牢騷很盛。在當時的‘天天讀毛主席語錄’的學習中，老杜曾多次講解在干中學，在學中干的道理。使我深受教育，大大地緩解了心理上的壓力，提高了我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老杜帶領我們又進入一個新工作領域：中子遷移方程離散坐標（Sn）計算方法。起先，組內不少人對這種“改行”——從一個相對熟悉的方向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方向，心中有疑慮，行動上也遲緩。可是，老杜同志一如既往，一方面鼓勵大家，一方面到處找文獻、資料，就物理的、數學的、算法的各種問題，請人到組裡來講課。他自己更是積極鑽研。沒有用多長時間，一份計算程序就完成了，其中主要工作都是老杜做的。其他人只是幫助搞了些輔助性的東西。接下來在計算機上的實際驗算中，正好趕上計算數學家周毓麟先生舉辦學習班，講述他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開始，聽課的人很多。可說實話，真正聽懂的人沒有幾個。而老杜是極其認真聽課、學習的人。不久以後，是他首先將周先生的理論框架應用於中子遷移方程上，得到了很好的成果，並寫成了文章，予以發表了。於是，留下了一句佳話：在後來的日子裡，每當說起周先生授課講學之事的時候，我們室里就有人說“真正學到周先生那套理論的只有老杜一人”。

一方面通過實際計算深入了解了Sn方法的性能和特點，另一方面，理論研究工作的推進，開闊了視野，於是，提出用有限元改進Sn方法是老杜的理論素養的必然展現，並以此開創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陳培賢提供）

第二十一節 劉明華

簡介：劉明華：男，1933年7月生，河北秦皇島人，中共黨員。1951-1954年在秦皇島市山海關中學讀書，1954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讀書，1958-1960 本科畢業分配到中科院山東分院力學所工作，1960年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因‘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解散，1960-1993 重又被分配到山東工業大學工作，被提升為教授。1993年退休。

在北大讀書期間，劉明華擔任學校摩托車隊隊長，每天下午四點半以後，他要率領北大摩托車隊男女隊員在東操場進行訓練，還要帶領隊員參加全市高等學校的摩托車比賽。摩托車的轟鳴聲、風馳電掣般的快意，充分體現了這個‘燕趙勇士’的體魄和性格。

劉明華回憶說，當時山東工學院力學教研室共有職工30餘人，每人工作量都很大。他曾教授理論力學，材料力學，流體力學，彈性力學，分析力學，數學分析，空氣動力學，生物力學等諸多力學課程。憑藉踏實的工作和優良的業績，劉明華曾獲得過山東省教學科研二等獎，並多次獲得校級優秀教師榮譽稱號及校級教學優秀獎。當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比較苦，但劉明華任勞任怨、勤勤懇懇，教學成績顯著，最後在流體力學教研室主任任上退休。

劉明華退休後仍熱心關注我們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前身是劉明華工作多年的動力系）的發展以及學生的成長。 （摘自互聯網）

劉明華寄語：

希望本科生一定要加強基礎課的學習，學好基礎課對學生將來走向工作崗位十分有用；希望研究生要加強對基礎課的學習和理解，盡力多做科研。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二十二節 馬希文

簡介：五四級年齡最小的是馬希文，他1939年5月出生，是1953年第一屆全國數學競賽的冠軍，被華羅庚保送進入北大數學力學系讀書，入學時他才15歲。

馬希文多才多藝，精通世界語，涉獵過藏文、蒙古文、希臘文等多種文字。文化大革命中當過北大樂隊指揮兼作曲。馬希文教授是我國著名數學家、計算機專家、教育家、語言學家和科普作家。少年馬希文天資聰穎。他15歲就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雖然花在專業課上的時間不多，但成績卻很好，因此被人們譽為“數學神童”。後來他成為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桃李無數。

1989年馬希文第二次出國到美國加州

1999年年底馬希文因生癌症在美國去世。

一、回憶北大馬希文教授

馬希文是我國著名數學家、計算機專家、教育家、語言學家和科普作家，北京人，

馬希文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入學時還不到15歲，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一個，

是帶着紅領巾進大學的。北京報紙上把馬希文稱為“北京神童”。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聰明的人。（王選語）馬希文是極少見的聰明、多才多藝的人，他能很輕鬆地對付大學課程，餘下的時間就按自己的愛好發展，他不但學習課程規定的俄文，還自學蒙古文及東歐一些國家的語言及世界語，用德文寫過詩。此外把更大的精力放在音樂上。馬希文還頗有音樂才能，學生時代擔任過學生樂團的指揮，“文革”期間成為北大樂隊的作曲。

另外，他還有很好的的語言天賦，是我國計算語言學奠基人，他在中國語言學界的地位近於理論派的朱德熙先生，曾經擔任日本一中國機器翻譯協會中方負責人。1979年赴麻省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專家、圖靈獎獲得者麥卡瑟手下從事研究，麥卡瑟有一公理系統長期以來有毛病，但始終找不出原因，馬希文只用兩周時間就發現了問題所在，麥卡瑟大為震驚。在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同時，他還十分熱心基礎教育和科學普及工作。他曾擔任第30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國隊總教練，取得了團體總分第一。金牌總數第一的好成績。馬希文教授的代表作《數學花園漫遊記》雖然包含了拓撲學、圖論、博弈論、無窮、數理邏輯等方面的“高深”數學，但寫得極為通俗易懂，讓小孩子也能領會到其中的真諦。是一本多次再版的數學科普精品，屢獲殊榮。深受廣大青少年讀者的歡迎。

馬希文不僅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而且對涉獵的很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取得過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或者提出過一些新的見解。他的研究領域除了數學方面的以外，還涉及到語言學，其中包括方言，計算機語言以及計算理論。但他的興趣太廣泛，未能專注於某個領域，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與其才華相比，這些成績是不相匹配的。馬希文於2001年患腎癌，在美國動的手術，由於手術中的失誤，不久就去世了。2001年3月24日，由老校長丁石孫先生發起，在北京大學數學學院舉行了馬希文先生的生平追思會。

一、

丁石孫為《邏輯語言計算—馬希文文選》寫的序：

馬希文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入學時才15歲，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一個。他非常聰明，在專業學習上花的時間很少，但成績卻很好，與他同班的同學開玩笑稱他為“小天才”。當時，我教他們高等代數，又是他所在小班的班主任，所以從他進入北大開始我們就非常熟悉。馬希文興趣廣泛，值得一提的是他頗有音樂才能，學生時代擔任過樂團的指揮，自己還能作曲。另外，他的語言天賦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記得他不但學習了課程規定的俄文，還自學了蒙古文及東歐一些國家的語言及世界語。

馬希文不僅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而且對涉獵的很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取得過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或者提出過一些新的見解。這本集子中收入的僅是他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這些論文除了數學方面的以外，還涉及到語言學，其中包括方言、計算機語言以及計算機理論。他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可能只是開始，但我認為他提出的很多問題是值得深入進行研究的，所以，這本集子對從事有關研究的同志是有啟發意義的。

馬希文是極少見的聰明、多才多藝的人。可惜天不假年，對於他的過早去世我至今猶感悲痛。是為序。

（2002年1月，見丁石孫：有話可說，158頁）

三、馬希文的科普著作：《數學花園漫遊記》

中、小學生及其教育工作者打開這本書，我將帶你到數學的花園裡去漫步。 你已經學了不少數學知識。這些知識都在數學花園的大門口，或者在進門不遠的地方。這些地方已經修起了許多美麗的花壇花棚，蓋起了許多高樓大廈。你學過的數學知識，是這些建築的基礎。 這讓我們儘可能走得遠

一些，去觀賞一下數學花園裡的新景色！

數學的花園很大，分成許多小區，這些小區叫做數學的分支。你學習的代數、幾何，就是數學的分支。每一個分支，又分成許多小的分支。不論大的分支，小的分支，幾乎都有我們的同胞在工作；有的分支，還留下了我們祖先深深的腳印。你一定想知道，這些能工巧匠在那裡幹些什麼。

作者簡介：如果科普書都能寫成這樣

《數學花園漫遊記》（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的數學科普精品，屢獲殊榮。作者馬希文15歲就考入北大，後為北大數學系教授，在教學和科研的同時還熱心基礎教育和科普工作，曾擔任第30屆國際數學奧賽中國隊總教練，取得了團體總分第一、金牌總數第一的好成績。

擺在桌子上的一本新版的《數學花園漫遊記》引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我從小對數學挺感興趣，喜歡讀數學書。但當時家裡比較窮，也想不到買什麼書，一本《數學花園漫遊記》是從何而來，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是我清晰地記得，當我翻開書，讀到第一章數數問題時，就被那個如何估計池塘中的魚數的問題深深迷住了。它與我所知的數學大不相同，於是我懷着巨大的好奇心讀完了這本書。我真的好像一個第一次被帶入花園的孩子，新鮮的景物令我目不暇接，每個新的地方都顯示出它的非凡與美妙。那是一次深深的震撼，或許是我第一次從心裡覺得這個叫做數學的東西真是有趣啊！

我從四年級時開始參加小學數學競賽，五年級獲得過北京市迎春杯競賽的一等獎。但說句實在話，參加競賽可以提高我的數學水平，讓我體會到解難題的樂趣，但卻很難激發我對數學本身的興趣。那時做過的競賽題現在幾乎一道也記不得了，而《數學花園漫遊記》中那些有趣的問題還在我心中；那時獲各種獎勵的興奮早已化為烏有，而看《數學花園漫遊記》時的新奇與驚訝就仿佛在昨天一樣。說一本書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也許過分了些，但如果當初讀不到這本書，我是否會像現在這樣學習數學，就很難說了。

這本書中包含了不少“高深”的數學，尤其是與信息科學相關的數學，如：

拓撲學基本常識、一點圖論、博弈論初步（在當時看來，這是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與難以捉摸的東西）、無窮淺論、簡單的數理邏輯等等，它們雖然本身很是高級，但經馬希文教授的手寫來，卻可以讓小孩子領會到其中的真諦。我想馬教授對於寫作的內容一定是精挑細選過的，給低年級小朋友講真正有趣味而且有意義的數學，這些內容或許是最合適的。

數學不僅是一門美的學問，它也有很大的實用價值。本書在寫作的時候尤其注意這一點，所舉的例子都放在實際生活中，甚至有模型可供參考。這樣寫突出了數學是一些具體的東西，其抽象性只是表象而已。如果學了數學就只會侃侃而談空洞的邏輯，那他學到的數學恐怕也只是一堆廢品。但我還認為，真正能學好數學的人，必是為其美妙所吸引的人，如果學一點東西就問用它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已然落了下乘。實際上，大凡有廣泛應用的數學，也必是屬於數學中美的部分。

無論是小學還是初中，課本上的數學對於一部分“較好”的同學，總是顯得簡單，而且甚是乏味。只學習這樣的數學，到底能培養出多高的數學素養，本人有很大的疑問。對於學有餘力的同學，多看點課外的東西，我覺得是必要的。數學本身是困難的，缺乏興趣就很難在這條路上走遠，所以讀些可以振奮人心的東西，無論是對於理解數學還是學習數學，都有無盡的好處。數學是人人都要下工夫學的科目，但具體到一個人在他將來的工作中會用到多少數學知識很難說，就更別提數學技巧了。學數學更重要的是學到點數學的思想，思維科學化了，對想什麼問題都有幫助；當然要能使自己帶一點數學的氣質就更好了。這一切絕不是讀課本做習題就可以的。

幾年前，我和我的一位好朋友（他現在也在北京大學讀書）把這本書當做寶貝，被裡面的內容深深吸引；前些天，當我把新版的《數學花園漫遊記》帶回宿舍後，卻沒有想到我的室友們也會對它產生興趣，一位同學連夜打着手電把它看完，連聲說：“要是科普書都能寫得這麼棒就好了。”

作者：秦伯濤（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2002級學生）

二、 馬希文的故事

錢學森談馬希文：

前些年，日本東京開了個第五代計算機會議，宣傳得很厲害 。 日本方面也確實拿出了一些成果來給大家看。 我們中國代表團中有一位北京大學的副教授叫馬希文。他在參觀時,看到這樣一種表演：有一台電子計算機，只要誰在鋼琴上彈一個旋律,一個曲調，電子計算機馬上就會把樂譜給你翻譯出來。參觀的人中有很多人去嘗試,計算機都給翻出來了。馬希文同志就在旁邊看,大概看出了一點竅門，就走上去也彈了一段。他彈的是和聲, 很特別，不是按常規彈的，結果機器人就傻了眼,幾分鐘過去了也翻不出來。……日本的機器人讓我們的馬希文同志一治就給治住了。

日本科學家相原茂談馬希文：

讀馬先生的文章就像聽一位優秀的偵探在解說破案的經過一樣。對某一個事件從各種角度提出有力的證據，然後利用推理把整個事件串聯起來，最後讓事實真相大白於天下。有時甚至會讓坐在旁聽席上的你發出這種感慨：哎呀，連這種證據都想到了!這種感嘆聲中也夾雜着外國人的自愧不如的絕望感。

馬希文接待美國學者：

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馬希文先生告訴我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美國學者訪問北大，學校委派馬先生接待。這位客人是天津出生，在中國住到十幾歲才回美國念書，會說漢語。臨行，他想買幾件小東西帶回去作紀念，由馬先生陪着來到北京飯店大堂的小賣部。客人對售貨員說：“您給我來塊兒洋胰子。”字正腔圓，一如幼時。售貨員的年紀，比這位美國人離開中國的時候大不了多少，但是她顯然聽不懂幾十年前的同齡人的語言。馬先生看見她的神情，趕緊替客人做解釋。旁邊的老售貨員先是一愣，繼而笑了。她笑的，可能就是時移世易。洋胰子者，今人所謂肥皂也。馬先生當了一回胡三省。馬先生過世，也有好幾年了。

三、 馬希文給清華中文系開設《計算語言學》課：

一九八X年秋季，北大計算機系的馬希文教授為中文系開設了《計算語言學》課。吾輩不少人，或選課或旁聽。馬教授在課上，開宗明義地介紹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的一本新書《計算機不能做什麼？》。當時我就納悶，你好好的一位計算機系的教授給我們中文系的老土們講授最新的計算機技術（當年吾輩從未有緣觸摸過個人計算機，沈炯老師除外），怎麼一上來就自暴其短呢？若干年後，在電腦已風行天下的時代，又讀到德雷福斯的一本新新書，名曰《計算機仍舊不能做什麼？》。其時，馬教授已經過世。那時吾輩已對計算機瞭如指掌，私下大都已認為計算機除了生孩子，似乎什麼都能做，所以對德雷福斯仍舊不以為然。

四、 郭維德談馬希文業餘教他作曲和指揮

許多朋友都知道，郭維德有“三多”，聽音樂會多，音樂家朋友多，音樂收藏品多。 在音樂廳經常會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郭維德，ibm中國地區大學合作部總經理。“我看看老朋友”。誰是老朋友？音樂家。中外老少，從李德倫到郎朗，從潘德列斯基到馬友友，很多。早想聽那一串名字後面的故事，可郭維德總是忙。他負責公司與中國教育部合作項目，長年奔走於北大、清華等國內50多所重點高校之間。那個夏夜，從上海回京還不到48小時的郭維德，終於撥冗抽暇如約而至，第二天他還要乘坐早班飛機去成都：“我們對地震災區有一系列的援助項目，通訊的恢復、技術的支持……”。這位專事“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能應用邏輯”的it高管，談起音樂，情深意長。

郭維德，英文名victor kuo。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出生時，恰逢中國抗戰勝利，故得名victor（勝利者）。

小時候，郭維德最喜歡聽父親收藏的老唱片，貝多芬的“田園”、比才的“鬥牛士”、莫扎特的“費加羅”，旋律幾乎都會背下來。上世紀60年代，郭維德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同時也考入北大的管弦樂隊。“我拉小提琴，後來成了樂隊指揮”。 北大數學系教授馬希文業餘教他作曲和指揮，我們最羨慕馬老師每次發表論文收到稿費，從外文書店買回幾張蘇聯唱片。

七、馬希文講授計算語言學

1986年11月初到12月末,北大計算機研究所副所長馬希文教授應北外教務處和外

國語言研究所邀請,來北外講授計算語言學。全講分6次,題目和內容概要知下:一、計

算機與語言學： 計算機與語言學有不解之緣,這不但是因為它可以成為語言學研究的有

利工具,提供了一種應用語言學的新領域,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理論計算機科學和理論語

言學結合起來,可以產生出關於人類語言活 動的計算模型,對認知心理學、思維科學都

有極大的價值,並且很可能導致新型計算機的出現。二、語言學研究中使用計算機 以計

算機為工具,使許多研究方法成為可能。例如用大量統計資料來確…

（摘自互聯網1987-01-025）

第二十三節 潘軺湘

簡介：潘軺湘 祖籍江蘇省常州市，1951-1954 在南京市第三中學上高中，1954-1958 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讀書，1957年‘鳴放時’因在別人貼在蘆席蓬的大字報上用鋼筆加寫了‘贊成該大字報’的小字批語，結果反右時，寫這個大字報的人被打成右派，他也受到牽連，也被劃成右派，1958年畢業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武漢岩體土力學研究所工作；現已退休。

一、初到湖北：

58年“戴冠”離校，被分到到了湖北。恰逢全國大躍進高潮之際，各省都在大上快上，趕英超美。湖北自然也不甘落後，大量新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中科院武漢分院也應運而生，下面當然還得有若幹個研究所，不是要破除迷信，打破框框條條嗎？好，一座平房（倉庫）掛個牌子就是一個研究所，從部隊轉業一批官兵，再挑些畢業或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和高中生，就可以開張了。大約人還是不夠，所以我這個殘次品，也就此混了進來（除我之外，還有固體班的陳守義學兄），工資自然是沒資格拿的，只有生活補助費，每月兩百七十五大毛，好在我是光棍一條，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當然，象我這號“右派”是沒有資格搞科研的，何況又趕上了鋼鐵元帥升帳，所以，被分到分院《冶金辦》去煉鐵，我毫不感到意外，先是挑土建爐、後來又捶礦石、煉焦碳，啥活都干。59年春，大煉鋼鐵的高潮一過，各單位形形色色的“**爐”也紛紛下馬，《冶金辦》鳥槍換炮，改名《冶金研究所》，我哪是搞研究的料？於是我和守義兄就被轉到鄂城的旭光（公社）鋼廠，加入了省委宣傳戰線正在那裡改造的右派隊伍。

說來也有趣，我到鋼廠後，儘管勞動強度大了許多，但我倒反覺得壓力小了，睡覺也香些。在分院《冶金辦》，就我和守義兄兩個右派，自然是眾目之的，稍不注意就會挨批判。例如，我和一些右派學兄的通訊被揭露後，領導立刻不失時機地召開了批鬥會，會上那可是群情激憤，我平時的一些反動言行（是我說的嗎？可憐我委實記不起來了，但是我依然乖乖地認帳）也都被一一揭發並上了綱，於是姓潘的自然就成了反改造的右派典型。還好那時批鬥水平較低，還處於文斗階段，只要立正低頭，默默地聹聽革命群眾憤怒的聲討就行。到旭光鋼廠後，儘管因為有定額，勞動強度較大，但我畢竟溶入了右派大家庭之中，已不再是稀有動物了，而只是被放牧的羊群中的一頭小羊而已。

我實在不想多提那個非常時期的苦難，倒不是我忘記了或者不堪回首，正相反，多年之後，我還偶爾會在夢中重回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卻渴求何日才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毛時代，醒來不由地慶幸那只不過是個噩夢而已。但是平心而論，不止是我們這些被歷次運動打入另冊的“賤民”，就是依然在“人民內部”的普通老百姓，當年也何嘗不是在無處不在的戴莫克利斯之劍下呢！1979年我回北大（那是我1958年離校後第一次回校，其間雖也有幾次來北京，但卻從沒想過要回學校看看）去領畢業證書（托鄧、胡等領袖的福，整整21年後忽接乙波兄來信，才知道我等竟然還能擁有畢業證書？）。在六院（記得不太清楚，也許有誤）系辦公室辦手續時，遇到了闊別多年的丁石孫老師，他竟然還記得我並問及我的情況，我簡單地匯報了離校後的經歷（修補了幾年地球啦，幹了幾年雜活啦，何時“摘帽”啦，當然，也包括從事了哪些業務工作等等）後，他言簡意賅地說了一句令我終身難忘的話：“其實，不止是你，我們也和你們差不多”。確實如此，丁老師也經歷了“ 挨批鬥——開除黨（團）籍（如果有的話）——下鄉（廠）勞改 ”這一“標準程序”。千真萬確，小托爾斯泰在《兩姐妹》扉頁從聖經里抄錄的“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在新中國可是大多數人，特別是臭老九所親身感受的。還是雪萊說的對：“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算了，來點輕鬆的，還是講一些開心的吧！黃連樹下還要彈琴呢，這叫另類的樂觀主義，不是只有革命者才擁有樂觀主義的。

旭光鋼廠的右派大家庭可不簡單，好多是湖北的文化人，作家、演員、記者、編輯、畫家、黨校教員等等。和他們混熟後，有位電台的戲曲記者告訴我：你看，我們每天都在唱三國戲。原來每天，大家分成幾個班去出工，有的去鋼廠（當然沒資格當爐前工，那可是要害部門）、有的拉礦石、還有的種菜、當火頭軍。開飯時回來，那可顧不上擦洗，得趕緊去食堂排隊，晚了就不定吃什麼了。這時往周邊一看，可不，敢情才下戲，妝還沒卸呢！那滿臉白粉的（捶石灰石）是劉皇叔，紅臉（捶鐵礦石）是關老爺，黑臉（捶焦碳）的自然就是三將軍了。

59年夏已開始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食堂里也沒什麼好東西吃，清湯寡油而已，主食已有一半是雜糧，葷腥更是“偶一露真容”。說來也怪，我其實平常飯量不算大，更非饕餮之君，但那幾年就象才從餓癆營里放出來的餓鬼，還特別饞。有位省出版社的文學主編吳君（也只不過比我大十來歲吧，80年代當了省文學研究所所長和省書法協會會長），是50年從香港回來的，操一口標準成都官話，對四川小吃特有研究，閒暇擺龍門陣時就大聊四川的美食及其掌故，我可是大開眼界，不但知道了麻婆豆腐的祖師婆姓陳，還知道賴湯圓、龍抄手、夫妻肺片等有什麼特別之處，麻辣火鍋一定要有毛肚等等。可惜只是精神大餐，徒增口水而已，直到67年我去成都參加“泥石流治理”會議，抽閒去春熙路破了點費，才算圓了八年前的宿願。

因為除了我和守義兄是學生右派外，其他全是宣傳系統的幹部右派，所以我們只能算是小右。好在大家都有帽子，瘌痢不嫌禿子亮，說不上誰嫌棄誰。也許是同病相憐吧！我很快就和老右們混熟了。就是管教我們的下放幹部，不久後我也知道他們也多是有其他問題（包括中右）或不願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而跟着下放的，所以除個別者外，管教倒不那麼狠。多數都是文化人嘛，勞動歸勞動，生活也還得有點色彩，逢節日，常會有一場自演自樂的晚會，演出水平我看比北大的社團還要高，大多是歌劇、話劇團的專業演員嘛！蔬菜隊隊長沈君是一位長得很帥的湘籍作曲家，小提琴、鋼琴樣樣來得，平時很樂觀，常和我聊西洋古典音樂，每談到精彩處往往會立刻低聲哼出主旋律來。有一次，我發現他情緒忽然特別低落，別人告訴我，原來報上正在大篇幅介紹 “洪湖赤衛隊”和主演王玉珍，而王玉珍正是他戴帽前的戀人，是那無形的黑手拆散了這對十分般配的鴛鴦。

二、亦農亦工：

工人沒當幾個月，還沒品夠領導階級的味呢，就接到命令，要我們轉業當農民了，還真有點象“體驗生活”那麼回事，可惜沒有導演，只有管教。原來省里當官的也感到菜籃子變輕了，得學當年南泥灣大生產那樣來個生產自救，讓菜籃子重新沉起來。土地到好辦，劃撥一點也並非難事，但勞動力從那來？畢竟是領導，高瞻遠矚，立刻想起了我們這些很聽話的廉價勞動力，命令一下，帶隊的黃廠長立刻點了些右字號作為先鋒回武漢打前站，很榮幸我也被選上了，於是立馬就放下鐵錘扛起鋤頭，殺回武漢，直奔廣闊天地而去。

開始是到武昌東湖之濱的磨山（現在已是五星級旅遊風景區，可那時卻還有好些小荒丘），開了幾畝荒地，但因季節不對，只能種紅苕（就是白薯、山芋或番薯）。說也怪，1959年夏，武漢奇熱，還老不下雨，土地幹得冒火，我們天天挑水抗旱，紅苕總算沒枯死，但收穫時卻大多是又瘦又小的蹩腳貨，看來莊稼也欺生。大約是初戰不捷，眼看右派大隊伍也馬上就要回來，磨山土地太少，施展不開。1959年冬，我們就奉命轉戰到更東面的一大片荒山，借住在大艾村，開始農場的籌建，從此開始了我亦農亦工的新生活。

生荒地實在太瘦瘠，於是成立了積肥隊，除了夜裡去城裡的公廁撈糞外（得化錢買），還弄了條船，在東湖撈湖草。守義兄就有幸得以與湖山為伍，每日蕩漾在青山綠水之間，是不是很浪漫呢？但聽他說，滿不是這回事，湖上風大浪高，小船搖搖晃晃，湖草又象藤一樣連綿不斷，撈起來特費力，累還不說，還有危險，看來可真沒什麼清閒活。我則被分到基建隊木工班，班長是位出版社的美術主編、西畫家（後任湖北美院教授），大個子，籃球特棒，夫人是國畫家，也跟着右派丈夫下來作了下放幹部。建場之初，總要搞三通罷，首先是修路，那可是重活，可別夢想會有什麼機械，我們全憑肩挑背扛，用洋鎬、鐵鍬、扁擔，當然還少不了大錘和鋼釺，硬是在一周以內在山脊上開出了一條汽車道。也不記得當時有多累，反正是天不亮出工，頂着星星回來，三餐飯是在工地上吃的，回農舍（來不及搭棚子，先借住老鄉家）後，洗也不想洗，倒地就睡。路修通後，運進了大量建材，基建隊就正式開工了。因為都是生手，特請了兩位師傅，泥木工各一位。先是用毛竹、蘆席、油毛氈在山坡上搭棚子，熟練後搭的很快，沒多久就完成了。1960年初春，農牧大軍進場，除了右字號外，又添加了不少下放幹部，正式掛出了《湖北省宣農牧場》的牌子，先後成立了農業、養豬、基建等專業隊，大夥摩拳擦掌，開荒建房，一片熱火朝天的躍進新氣象。

順帶說個小插曲，1959年冬，人民公社已進入大食堂階段，我目睹了公社是如何堅決執行偉大領袖“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以及“農忙時干，農閒時稀”和“瓜菜代”的教導的。湖北冬季農活不多，以興修水利，開溝排渠為主。當年我們在修山脊路時，社員們也在旁邊挖引水溝。說也慚愧，開飯時，我們這些右派倒反而是乾飯滿缽（一人四兩），可他們卻只有一盆光可鑑人的稀粥（沒錯，是一小瓦盆），還喝的呼呼響。不過，正所謂看菜吃飯，（估）量米幹活，幹活時，老右們可是恨不得打赤膊，而他們卻依然穿着老棉襖，連汗也不出。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原來向陽花很有軍事天才，派了一些哨兵去盯着當官的常青藤來的方向，一有動靜，就馬上站起來動幾下鋤頭鐵鍬，官一走就又坐下休息。是啊，對得起這盆稀飯就行。

木工是個手藝活，沒工具可不行。於是每人發一把斧頭，再發些鋸條、刨刀、鑿頭，工具可得靠自己用硬木做，好在有師傅手把手地教，結果不久之後我們就都擁有了一整套木工傢伙。師傅說，他是個大木匠，原來木匠還有好多名堂，修建房屋的木匠叫大木匠。製作家具的叫小木匠，而做翻砂木模的則叫細木匠，制盆箍桶的那就叫圓木匠了。大木匠的看家武器是斧、鋸，小木匠是鋸、刨、鑿，而細木匠則是挖鋸（曲線鋸）、木銼，砂紙，圓木匠有一張可調角度的刨凳，是專門對付桶板側縫的。干木工活和做人好有一比，大木活是宜粗不宜細，不求光滑，但求平直，釘子大小不忌。小木活則力求方正平滑，榫眼緊合，釘子愈少愈好。細木活可是個典型的慢工出細活，模型是個彎彎繞，拐七扭八，所以不能用釘，只能用膠。圓木活則講究的是嚴絲合縫，滴水不漏。

棚子搭完後，就開始蓋辦公室。先是作人字架，什麼中同，大梁，斜撐，專有名詞不少。首先是放大樣，這可是高精尖技術，得由師傅親自掌墨，我們反正跟着師傅干，他吊線，彈墨，我們來鋸、砍，修邊。泥工班下腳、砌牆，我們就準備屋架、檁、椽。大家很起勁，半個月不到，就上大梁，檁條、釘椽上瓦了。

大木活里技術含量高的就數做門窗了，特別是窗戶，因為要上玻璃，所以頗有點象干小木活似的，平、直、方正都要過得去，還要“采柳”（開鑲玻璃的邊槽），釘子是不能用的，全靠打眼、開榫，拼裝好後，再通過在榫眼裡插入小木楔來調整方正度，調不好會扭得安不上的。說句良心話，我手藝不精，正所謂師父帶進門，修行看各人，學藝半年多，真本事沒學多少，左手到給（我右手持的）斧頭砍了幾回，有一次還見到了骨頭，至今還留有一道疤痕。記得師傅看到我們那鮮血直滴的手後，只隨口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一個木匠，四兩爛肉”，大約我爛肉還沒湊夠四兩，所以只能算是個笨木匠。憑良心說，上屋面的大木活沒多少保留價值，但學做門窗，倒對我在文革期間插隊落戶時學做家具很有幫助，現在我家的家具壞了，我也能修修補補再湊合個幾年。

1960年上半年到還風調雨順，坡麓的生荒地也變成了一畦畦的菜地。看來這回大概有個好收成了。可沒料到入夏後，一場罕見的龍捲風徹底擊碎了這並不出格的夢想。記得那天很悶熱，傍晚開始就電閃雷鳴的，夜裡更下起了雷暴雨，無定向的狂風把我們的蘆席棚吹得直搖晃，碗口粗的竹柱、梁格格的響。基建隊王隊長叫我們一人抱住一根柱子，想頂過去。但風是愈刮愈大，棚子終於倒了。幸虧蘆席屋面早已被卷的七零八落、到處見洞了，鑽出屋面，冒着瓢潑大雨，大家荒不擇路，濕淋淋地就往山下奔，風大雨大，坡上的水流得象小河一樣，我們是連滾帶爬，硬生生被水衝到了山腳下的場部。第二天雨停後，出去一看，唉！真是滿目瘡痍，倒塌的竹棚固然在意料之中，但好不容易開出來的菜地也被山上衝下來的泥漿和碎石（若干年後，我參加了中科院東川泥石流治理戰鬥隊，才曉得這應叫泥石流）沖得七零八落，幾個月的辛勞付諸東流，幸虧我們還是吃皇糧，有工資（生活費）的非農戶口，要不然真是要討飯了。

我們着急，盼菜籃子加重的公僕也着急，看來山坡上的生荒地沒多少指望了，還是再換個地方吧！正好，1958年大躍進時武漢發動廣大軍民在漢口北郊的東西湖圍湖造田，一望無邊的湖底那可是肥得流油的黑土地。於是省委宣傳部在那裡劃了一大片地，1960年秋，打前站的基建隊就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揚子江，直奔東西湖去也。

三、業績：

長期研究軟基處理的施工方法、工藝、工程進度、工程基本要求（承載力、工後沉降等）與經濟效益間，存在有密切的聯繫。從分析堆載和真空預壓等排水固結施工法的機理與優缺點人手，提出了逆時序施工法，以求能在滿足施工工期與工後沉降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

四、發表的部分論文及成果：

1、潘軺湘：厚積才能薄發-編輯心語， ￿￿基礎 200？年第？期。

2、張梅英，袁建新，古流祥，潘軺湘：適用於實驗細觀力學研究的小型剪切儀22-26

3、王朝東 潘軺湘：在普通土大三軸儀上進行土的應力路徑試驗的探討

4、潘軺湘：石碴料的等應力比試驗與K—G模型

5、潘軺湘：力學走向理性——從牛頓原理到拉格朗日方程，力學與實踐(62)

6、王朝東, 潘軺湘,喻小生：在普通土大三軸儀上進行土的應力路徑試驗的探討[J].岩土力學,1991,12(1):57-63.

五、潘軺湘哀悼老同學：

齊魯豪俠，風範猶存，——憶敦灝兄

潘軺湘

我是在今年（2004年），北大數力系54級同學入學50周年聚會時才從趙俊生學兄處得知敦灝兄已撒手西去的消息的。當時的確深感意外。記得北大百年校慶時我們還在一起暢談過，沒料到那次相晤竟成永訣。

我雖與敦灝兄同窗四載，但因不是一個小班，原先並不很熟。真正相知是在大三以後，我們同罹五七年那場“風暴”，大四又同在一班。那一年多，我們天天四同（同學習、同檢查、同被批、同勞動），互相都有了很深的了解，可謂是“患難之交”。敦灝是山東淄博人，一米八幾的大個子，大嗓門，為人豪爽，一口略帶山東口音的普通話，說話斬釘截鐵，從不拖泥帶水，令人想起了演義小說里的齊魯豪俠——秦瓊、武松。儘管其時我們身處逆境，但他依然很開朗，絕不頹唐。當時我剛滿二十歲，是個小個子，身高剛過一米六，若按眼下的標準，準是個“三等殘廢”。豈料禍不單行，體檢又查出肺部有點問題，所以在勞動時他很照顧我，一直把我當小弟弟看。那年（1958）春天，北大正在建游泳池，我們這些“戴冠族”自然就是建池的主力軍之一，天天挑土抬石，有次，我和他搭檔抬石頭，石頭很重，他又比我高了許多，所以抬時他在後面不得不彎着腰，為了怕我吃不消，還儘量把繩子往他自己那邊拉。就這樣搖搖晃晃地抬了好些趟，突然，一位“監管”同學（此君決非響噹噹的“左派”。但他很想離“右”遠一點）從樹蔭下沖了過來，也許是急於表明已和我們劃清了界限，指着我鼻子說我幹活不老實，張敦灝包庇我等等。我們忍着氣任他胡亂發了一通後，敦灝兄忽然大聲吼了起來，“你不知道他（指我）有病嗎？”豪俠之氣頓現，正在趾高氣揚的那位“監管”即刻閉上了嘴。事後，我還真替敦灝捏了一把汗，所幸者後來也沒什麼事，倒是那位“監管”兄收斂了不少，可見太膽小怕事是不行的。

勞動之餘，如果晚上不安排學習文件及批判和自我批判，我們有時也會出去散散步，為了不遇到熟人，未名湖畔等熱門地區是不願去的，所以常常往校外跑。記得是58年元宵節前後，我和敦灝約好晚上一起出南門去海淀走走，順便買幾個元宵吃，既應景又解饞。海淀有家館子的油炸元宵很不錯，三分錢一個，對我們這些窮學生來說，也算是美味了。那時海淀的馬路很窄，路燈昏暗，那天又特別冷，回校時街上幾乎沒有行人，我們邊走邊聊，只見對面來了一位衣衫襤褸的老嫗，步態龍鍾，見了我們，她顛顛巍巍地伸出雙手，可惜我們並非大款，敦灝默然地摸出了幾毛錢，受他感染，我也摸出幾毛錢，遞給了她。若在現在，幾毛錢也許不值一提，但當時，這可是我們兩天的伙食費了呢。那時我和敦灝都是靠哥哥資助的，記得敦灝的哥哥當時好象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工作，不幸也同列“戴冠族”，日子的艱辛是可以想見的。但面對那雙布滿皺紋的手，他卻毫不猶豫地拿出了兩天的伙食費，真不愧是孔孟的老鄉。

畢業後，我被分到湖北，他則去了廣西，我們是同時離校去前門火車站的，他的車先開，站台分手時，誰也不知道將來還會不會見面，只是相約要寫信，保持聯繫。剛到新單位，我們也確實按月通訊，互道近況。但半年後，我被批判了，罪名中有一條就是還和敦灝等同學保持通訊聯繫，於是我被迫中斷了聯繫。84年重逢後敦灝還問我為什麼突然不寫回信，為此他還擔心了好一陣子呢。

粉碎四人幫後，“戴冠族”得以改正，處境也得到明顯的改善，此時自然又想起當年共患難的老同學來，也許，經過這廿餘年風雨滄桑後，即使相見也不相識了吧。說來也巧，一九八三年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現為武漢大學工學院）劉祖德教授突然交給我一封信，我一看，大為驚喜，竟然是敦灝寫的，原來劉教授因公去廣西南丹，由敦灝（時任南丹縣副縣長）負責接待，閒談中與我比較熟的劉教授知道敦灝也是58年北大數力系畢業的，他立刻就想到了我，一問才知敦灝與我也是好友，就這樣，斷了二十幾年的線又連了起來。

此後雖然通了幾年信，但因相距遙遠，直到1988年數力系54級畢業30周年聚會時我們才重逢，此時已分別整整卅年了。以後在94年、98年同學聚會時又得以聚首，本以為今年還能晤面暢談，但沒料及敦灝兄已於去秋撒手西去，我只能以文字來紀念他了。為了表達對敦灝的哀思，現學步放翁老人，填詞一首，以抒思念之情。

訴衷情

當年燕園共患難，蒙君多照看，卅年風雨飄搖，豈料又重見。

鬢雖霜，音未變，步仍健，誰料學兄，心系八桂，身殞幽燕。

今年是敦灝兄去世五周年，這是我應敦灝夫人吳繼珍女士之約，為《獻身八桂的北大人---張敦灝紀念文集》寫的，現轉錄於此，已表達我的追思之意。

潘軺湘2004年9月於武漢

編者註：敦灝即張敦灝，是北大數力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的同學，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五八年被分配至廣西某縣水利局‘勞動改造’，粉碎四人幫後，得以‘摘帽’；改革開放後八十年代升為廣西南丹縣副縣長；後又升為省水利局局長，廣西省政協副主席。1998年不幸逝世。

潘韶湘感悟：

46年前，當我告別燕園時，我已是心神懼憊，坦白地說，當時對曾居留了四年的北大，不但沒有留戀，甚至還有些懷疑高考時是否選錯了學校。然而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加深，對母校的懷戀卻愈來愈強烈，魂牽夢繫，揮之不去。我痛感北大所賦予我的決不只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她教會我應如何去思考、掌握並駕馭知識，這可說是我一生享用不盡的財富，使我得益匪淺。現在我最慶幸的就是我當年進了北大，進了數學力學系。

這就是我的情結，北大情結——刻骨銘心、終生不悔的北大情結。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二十四節 錢璘（女）

簡介：錢璘，1949-1954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75師、空軍指揮員訓練班工作，1954-1958年在北大數力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讀書，在四年讀大學期間她生了三個兒子，坐月子時都是由同學替她記筆記，她回來看了筆記仍然能跟上學習和考試。在學習期間，她還協助她的丈夫出版了一本記實小說《團隊的兒子》。1958-1974年在水電部水電科學院水工研究所工作，1974-1979年在北京市水利科學研究所工作，1979-1992年在蘭州軍區空軍司令部，後離休。2006（？）年去世。

同事回憶：

參加完錢塘江水下防護工程的實踐與研究項目後，水科院即遭下放的磨難，大批科技人員和工人下放到全國各地，科研工作受到了極大的損失。1970年初，本人隨下放大軍來到四川漁子溪水電工地。經過半年的勞動之後，水工所幾位同事（丁灼儀、錢璘等）被抽調出來從事工程設計的試驗工作。先後完成了“不襯砌隧洞的集石坑”系統試驗，提出了最佳的集石坑設計方案為工程所採納。還進行過漁子溪一級水電站閘首樞紐、映秀灣水電站樞紐的水力學試驗。

錢璘想說的話：

我有一個溫馨和睦的家，還有許多新老朋友。離休後，我成了老伴的‘老秘’，協助他出版了四本記實文學著作；有《老虎團的結局》、《中國空軍擊落U-2記實》、《百戰將星-成鈞》及《東海衝擊波-三軍聯合渡海登陸戰記實》。大家都公認我們離休後的生活既充實又瀟灑。

（選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第二十五節 沈國鈞

簡介：沈國鈞中共黨員，北京市人大代表，1948年8月-1951年9月 在河北楊村中學初中學習，1951年9月-1954年8月在天津機務段任技術員，1954年8月-1959年8月在北京大學數力係數學專業學習，1959年8月-1965年10月 在北京大學數力系任職，1965年10月-1974年9月在國家科委九局當幹部，1974年9月-1984年3月在中國科學院科技局、計劃局工作，參與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統籌化、黃金分割”文章的起草，任處長、局長。1984年4月與萬潤南等共同創立四通公司，曾任北京四通公司高級副總裁，。1989年~1999年10月，擔任四通集團董事長。 四通電子技術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409)董事局主席。上海四通納米技術港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中關村，沒有人不知道四通公司，知道四通就不會不知道沈國鈞。

一、四通創始人之一沈國鈞：

1984年5月16目,中國科學院的7名工程師從單位辭職,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創舉。辭職以後沈國鈞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鄉借款2萬元,並掛靠四季青鄉創辦了“四通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據了解, 四通公司初期運營全靠貸款,白手起家，他們從來都不曾形成過一個關於所有權的合約。從當時的工商登記來看,“四通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註冊為“集體所有制”，但四通創業者們一直視“大集體”境地為殷鑑,並恪守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四大原則。對掛靠單位四季青鄉, 四通也非常謹慎。創業初期向四季青鄉借的2萬元貸款,在公司成立的3個月以後就全數償還。四通從創業開始就是要做成民營企業。

1987年, 四通開始籌劃股份制改造,並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認可,成為國家體改委的四大股份制改造試點之一。1992年四通贏得“北京市股份制改革試點第一家”的歷史機遇。

1993年7月, 四通作為中國高科技企業第一股在香港上市,融資高達3.2億港幣。按照普通適用的《股份公司規範意見》, 四通的員工持有相當於社會公眾股10%的內部股份,即1500萬股。而此時的段永基和四通幾個董事都未曾持有這10%的內部股份。

1998年初, 四通董事會批准成立“重組改制領導小組”,段永基任組長。隨後, 四通聘請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投資部出任融資協調人。經過深入研究以後,聯辦向四通提出了“經理層融資收購”的解決方案。即在我國現行政策、法律框架下引進MBO方式;同時進行四通的產權重組、業務重組和機制重組,為四通集團重振IT業務提供了組織平台。

1998年底,職工持股會開始在四通發起設立。1999年5月6日,經過有關部門的審批正式創立。持股會原定認購總額6000萬股,董事長沈國鈞和總裁段永基各占6%,即360萬股,14個新老核心共占43%。實際認購總額5100萬股,於是段、沈的實際份額超過7%,而整個核心層的實際份額已經過半.按照北京市的規定,職工持股會的個人認購上限為5%,為此,有關方面特許批准了四通的持股方案。另外,對於核心層的收購資金, 四通將根據設定的借貸比例為其借款。期權的魔法棒再次揮舞起來。1999年12月18日, 四通電子四位董事行使了優先認股權,並在其後出售了大部分四通電子股份。這次拋售,段永基頗有點“勝利大逃亡”的意思。他原已持有120萬股四通電子,本次再以每股1.1元和1.46元行使認股權,認購9895萬四通電子,在12月20日以515元及512元共計拋出9895萬股,獲利3538萬元港幣。而沈國鈞、李文俊、儲忠將認購的股票730萬股、512萬股、370萬股也全部拋出。分別獲2600萬元、1800萬元、1300萬元。

從認購到出售,短短數天時間, 四通就創造了四個千萬富翁,財富城堡的大門再次向優秀的企業管理者打開。

二、香港上市：四通只揀到“小便宜”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並明確發出一個信號——股份制可以搞。盼望股份制改造多年的四通人敏感地意識到“時機”來了！。

5月初，北京市體改辦負責人發表講話：“北京市的股改試點要有一個明顯進展……首批將選擇3家不同類型的大企業進行股改，四通被選為第一家試點，探索股票上市的經驗。”

從四通當時上報的股改方案看，是一個較為徹底的方案：一方面以北京四通集團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北京四通新技術產業股份公司作為骨幹公司，將集團重要產業和營銷系統等優良資產包裝進來，以資產紐帶理順四通產業；另一方面先將四通現有資產量化到員工頭上，再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存量和增量一起動。

然而，北京市有關方面給四通方案大潑冷水。他們認為：內部人分存量是犯忌之舉，四通上市本身就很敏感，先動存量是敏感之敏感，四通絕對不能走在前面，等政策成熟之後，全國有公認模式，四通再動也不遲。而當時國家體改委的《股份公司規範意見》也規定，職工持股數量的上限是向社會公眾發行部分的10％。政策只開了一條小縫。

1993年7月13日，四通股票在香港正式上市。發行總股本為6億股，四通集團總資產的42％包裝進了上市公司。四通職工拿到向社會公開發行部分股票的10％——1500萬股。實際算來，四通人的股份只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2．5％。四通現職員工每人分到一點點，由於股份過於分散沒有持有價值，絕大多數員工在市情好時紛紛拋掉。

並不是每個職工都能獲得一份股票，段永基就沒有，四通的幾個董事也沒有，香港法律規定“內部董事不能持股”。 四通42％的總資產上市是以法人股體現的，但對於四通這種產權不清的公司，法人股仍是無主資產。

四通在香港上市，有人說“揀了個大便宜”，因為一舉融資3．2億港幣。但段永基說“只是個小便宜”，因為產權未能明晰。

三、引進MBO：四通用15年磨礪出一個經典

在終於發現存量不可分後，四通人放棄了硬碰硬。

1998年6月，在四通的秦皇島會議上，改制專家組提出一條操作新思路：引進MBO模式，由四通經營層融資收購四通產權。

MBO模式，簡而言之，即經理層融資收購本公司股份，改變公司所有者結構，進而達到控制權格局。由於經營者與所有者利益動機不同，西方企業試圖協調兩者矛盾，於是產生期權制度和MBO模式。期權要求經營者必須追求長遠利益和豐厚利潤，否則是一張廢紙。MBO模式不是所有者給經營者產權，而是經營者從所有者手中買斷產權。

1998年年底，四通股改方案在北京市有關方面支持下，順利通過“政審”。從操作步驟上看，四通的新一輪產權改革並不複雜。1998年10月9日，四通職代會作出成立職工持股會的決議，616名員工共同出資5100萬元。1999年5月6日，四通職工持股會獲政府正式批准。5月13日，北京四通投資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持股會投資占51％，原四通集團投資占49％，產權完全清晰的持股會占絕對控股地位。繼而，四通投資公司融資收購的首選目標將是香港四通。這是一家上市公司，四通集團所持股份可以流動，易於操作。此外，香港四通的主營業務是四通集團的電子分銷業務，四通投資公司經過收購將有第一塊業務。

第二步，四通投資公司將分期分批地私募擴股，逐步購買四通集團原有資產，完成產權重組、產業重組、機制重組三位一體的戰略目標。第三步在私募擴股的基礎上，將四通投資公司上市，成為公眾公司。

在四通投資公司中，有49％股份是原四通集團產權模糊的資產，伴隨一次次擴股，這49％的產權模糊資產將逐漸稀釋，上市之後將這部分資產稀釋到一個很小的比例，大約在10％左右。而“新四通”的增量資產的產權是清楚的，隨着資產的整體規模擴大，產權清晰的部分將占到85％左右。段永基稱：“重點放在新擴大部分資產的界定上，以清晰的增量稀釋不清晰的存量。”

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在中國一直受到忽視，以往傳統做法是，給他們一些無關痛癢的象徵性小股份。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既起不到激勵作用，也形不成約束。四通要擺脫這種做法，但給企業家價值定價並資本化，是一個涉及多方利益的尖端問題。企業家最重要的是決策能力，他們的市場敏感往往出於天生直覺，這怎麼衡量。好在四通15年的成長是鐵定事實，核心人員的貢獻擺在明處，在職工代表大會“一致同意”下，核心層16人擁有職工持股會的過半股份，沈國均和段永基的個人持股均超過7％。

此項改革的真正意義在於為民營企業的產權改革闖出一條新路。中國目前有上百萬家戴紅帽子的民營集體企業，所有權虛置，經營層實際控制，但因共有的集體財產又無法量化到個人頭上，因此產權一直得不到清晰。四通改制之路是先由經營層出資組建一個產權清晰的新公司，以此作為操作平台，不斷融資回購原有企業的“集體資產”，直至產權清晰的資產占據總資產的絕大部分，這是一場中國經理層的革命，以回購方式完成“產權歸位”。

在四通成長這15年間，中國走進契約社會，中國的無產者逐漸成為有產者。處於巨變時代的四通，在1990年以前的“一次創業”中，以提供舞台成就事業，感召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完成了“知識轉化商品”的深刻蛻變。在1991年開始“二次創業”後，股份化成為首要目標，力求正視人性本質，主張利益驅動的根本原則，倡導“智慧資本”意識，努力實現人力資本的永恆的私人所有，催化“知識轉為資本”的根本質變。

四通是中國股份制的一塊活化石，四通人用15年磨礪出一個經典。

（摘自互聯網）

四、沈國鈞想說的話：

54級並不特殊，是北大精神造就了我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銳氣開拓的年輕師長，把北大精神言傳身教地薰陶感染了我們。處事，保持本色，不畏權勢；學術，打破思維定勢，不畏權威。

五、沈國鈞談二十年與五十年：

一個20年，指的是四通走過的二十年；一個50年，指的是我入學北京大學以來至今的五十年。

2004年4月22日到24日三天時間我參加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五四級150位同學的聚會，交流學術，回首人生。5月16日我參加了四通二十周年慶典。

一個月內的這兩件事，內容是如此重要，這兩段經歷，她折射聚焦了我的整個人生。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五四級是一個特殊的年級，這個年級出了七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個衛星導彈總設計師。1957年反右夭折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學子。有一位學友，勞改占去了他的幾十年時間，1979年平反後，不長的時間，以優異的創造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54級並不特殊，是北大精神造就了他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銳氣開拓的年青師長把北大精神言傳身教的薰陶感染了他們。處事，保持本色，不畏權勢；學術，打破思維定勢，不畏權威。大學一、二年級時，老師就倡導學生成立科研小組，進行開拓性的獨立思考，獨立創造。北京大學影響了我的一生，沒有北大這段經歷，可能就沒有四通的二十年。

很多人關注四通，關注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並試圖總結和探索四通走過的路。四通人走過的路，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離開這個大環境去觀察總結，可能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所以我現在不想系統的總結，隨筆寫幾句，算是感悟人生吧！

1、四通凝聚了一批優秀學子

公司創始人差不多都是在北大、清華念的書。從科學院等單位聚攏在一起，憑着理想和追求，辦了一個‘自由組合、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四通公司。

什麼是公司？怎麼經營公司？一點不懂，與其說辦公司，更像做學問。

探索如何把一批優秀的人才凝聚起來，時至今日，順利時，坎坷時，經受了時間考驗，四通以它的包容性團結了全體同人。

2、把握市場是公司成功之本

基於對市場的科學判斷，正確選擇產品以及堅決的執行力度，保證了四通成功創業。創業初期，董事會花大力量進行可行性分析，選擇了打印機和打字機。由我的校友王緝志進行打字機的軟件系統整體設計，公司傾全力實施。事實證明四通成功了。1984年一千萬元，1985年三千二百萬元，1986年一億二千萬元，1987年三億六千萬元，1988年八億元。經營額每年以百分之三百增長，創造了輝煌。反之，當公司過快擴大投資範圍，分散了力量，造成投資失敗，公司背上沉重包袱。

3、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公司如無源之水

我們的打印機是從項目開發、產品研製、商品銷售一條龍進行的。我們擁有打印機硬件系統和軟件系統多項發明專利，這使我們處於強力地位。四通近年來的沉寂，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缺少既有專利權又符合市場需求的後續產品。

我作為四通創始人之一，回首20年四通經歷，無論是凝聚人才、觀察市場、開拓新產品，無一不受北京大學精神的影響。蔡元培先生倡導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十六字箴言，到現在也沒有過時。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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