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打天下，是否應該永遠暴力治天下？

——寫給中共建國77周年

2026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

77年，對於一個人的生命來說，已經足夠漫長；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卻仍然只是歷史的一段。但是77年已經足夠讓我們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

一個依靠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政治力量，是否應該永遠按照革命和暴力的邏輯治理國家？

這個問題不是要否定歷史，而恰恰是要區別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怎樣得到天下，與怎樣治理天下，是兩回事。

一、不能否認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

這一點並不需要由批評中共的人來證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自己明確記載：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2021年關於百年黨史的決議同樣把這一過程稱為經過28年的奮鬥而建立新中國。

因此，武裝革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歷史的一部分。

問題不在於承不承認這一歷史，而在於：

1949年的革命邏輯，是否應該成為2026年的永久治理邏輯？

戰爭時代需要軍隊，需要敵我區分，需要高度組織，需要服從，需要在極端情況下以暴力決定勝負。

可是和平時代治理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現代社會，需要的是另一套東西：

法律、程序、權利、協商、監督，以及和平解決政治分歧的制度。

革命所回答的是：

誰能夠奪取政權？

現代政治必須進一步回答：

取得政權以後，誰來約束權力？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能推導出“槍桿子裡面永遠保政權”

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最著名的政治命題之一，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把它放回20世紀上半葉中國軍閥混戰、內戰和外國侵略的歷史環境，我們可以理解它為什麼產生。

但即使承認一個政權最初通過戰爭建立，也不能從中推出：

因為槍桿子產生了政權，所以槍桿子就永遠是政權合法性的最後來源。

這裡存在一個簡單的邏輯錯誤。

一個事物的歷史來源，並不等於它的永久正當性來源。

一個國家可能產生於戰爭，但不意味着國家必須永遠處於戰爭邏輯之中。

一部法律可能產生於革命，但不意味着革命者永遠高於法律。

一個政黨可能因為歷史功績取得政權，也不意味着歷史功績本身能夠無限期替代今天的制度責任。

否則，“革命成功”就會變成一個永遠無法結束的政治授權：

昨天的勝利，自動證明今天正確；

今天掌權，又自動證明明天應該繼續掌權。

這樣一來，歷史就不再是歷史，而變成了永久的政治許可證。

三、真正偉大的革命，最終應該結束革命

這裡存在一個看似矛盾、實際上非常深刻的命題：

革命真正成功的標誌之一，恰恰是社會最終不再需要革命。

如果一個革命建立國家77年以後，國家仍然必須不斷依靠革命時期的敵我思維證明自身，那麼這個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

戰爭的目的應該是結束戰爭。

革命的目的應該是建立秩序。

強制的目的應該是最終建立不必依靠任意強制也能夠運行的制度。

因此，一個成熟政權真正值得自信的地方，不是它仍然擁有多麼強大的強制能力，而是：

即使不使用政治暴力，社會仍然能夠保持秩序；即使允許批評，政府仍然能夠工作；即使存在不同意見，國家仍然不會瓦解。

這才是真正的制度力量。

四、共產黨面臨的不是“要不要否定革命”，而是“能不能超越革命”

2026年的中國共產黨，與1921年的共產黨、1949年的共產黨已經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之中。

今天的中國有現代工業、高速鐵路、互聯網、人工智能、世界級城市、龐大的大學體系和高度複雜的市場經濟。

治理這樣一個社會，越來越不能僅僅依靠革命時代形成的政治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自己的官方語言也已經發生了這種轉變。今天官方強調的關鍵詞越來越包括“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依法治國”“現代化建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那麼，這種現代化最終會提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治理現代化究竟只是治理技術的現代化，還是權力本身也必須越來越制度化？

這是比經濟現代化困難得多的問題。

五、從革命合法性走向制度合法性

中國未來真正深刻的一次政治轉變，未必表現為再次發生革命。

它完全可能表現為另一種變化：

革命合法性逐漸轉化為制度合法性。

也就是說：

過去是“因為我們打下了天下，所以我們擁有政權”；

未來則應越來越成為：

“因為我們按照共同承認的制度治理國家，並接受制度對權力的約束，所以我們擁有執政的正當性。”

兩句話看起來只差一點，實際上代表兩種政治文明。

前一種合法性的根在過去。

後一種合法性的根在現在。

前者需要不斷講述當年的勝利。

後者每天都必須重新回答：今天的權力怎樣受到約束？今天的人民如何表達意願？今天出現錯誤以後如何糾正？

歷史功績當然可以紀念。

但是任何歷史功績都不能代替現實制度。

六、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必須面對一個簡單問題

中國憲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描述為中國人民成為國家主人的歷史轉折，同時現行憲法又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那麼，77年以後，一個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就是：

怎樣使黨的領導、國家權力與人民作為國家主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依靠公開、穩定、可執行的制度來實現？

這個問題不能只靠口號回答。

因為現代政治最終必須落實到制度：

權力有沒有邊界？

公民有沒有依法表達不同意見的空間？

法律能不能約束掌握權力的人？

政治錯誤能不能公開糾正？

國家能不能把不同意見者與暴力破壞者區分開來？

這些問題的答案，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能說明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從革命走向治理。

七、77周年真正值得紀念的，不應只有過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77歲了。

1949年的中國需要回答的是：

這個國家能不能站起來？

1978年以後的中國需要回答的是：

這個國家能不能富起來？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還必須面對另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

一個已經強大的國家，能不能讓強大的國家權力越來越受到制度約束？

這不是要中國重新回到1949年。

恰恰相反，這是要求中國真正走出1949年。

不是忘記革命，而是讓革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不是否定共產黨曾經依靠武裝鬥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而是追問：一個已經執政77年的政黨，是否能夠證明自己最終可以依靠制度、法律和人民的持續認可治理這個國家，而不需要把革命時期的暴力邏輯永久化。

一個政黨能夠奪取政權，證明的是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取得了政治和軍事勝利。

一個政黨能夠建設國家，證明的是它具有治理能力。

而一個政黨如果能夠主動讓權力受到穩定製度的約束，則證明的是另外一種能力：

它有能力從革命黨真正走向現代執政黨。

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之際，我想提出的並不是一句反對共產黨的口號，而是一個共產黨自己也值得認真回答的問題：

暴力可以打天下，難道就必須永遠暴力治天下嗎？

我的問題更進一步：

如果一個政權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為什麼不能讓越來越多的政治問題由法律解決，而不是由力量解決？

如果一個政黨真正相信自己的歷史功績，為什麼不能讓歷史功績成為歷史，而讓今天的執政正當性更多接受今天的制度檢驗？

如果一個國家真正已經強大，為什麼不能把“國家強大”進一步發展成“制度強大”？

77年前，中國結束了一個時代。

77年後的今天，中國面對的也許不是怎樣再進行一次革命，而是怎樣完成一次更加困難的轉變：

從革命走向制度；

從奪取政權走向約束權力；

從依靠歷史證明今天，走向用今天回答今天。

這或許才是一個革命政權最終成熟的標誌。

因為暴力可以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

卻不能永遠回答一個國家應該怎樣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