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90%以上的中國理工科學人都是“政治白痴”？ 這裡所謂“90%以上”，不是統計學數字；所謂“政治白痴”，也不是說中國理工科學人的智力低下。恰恰相反，我所要討論的是一個看起來非常矛盾的現象： 為什麼一個人在數學、物理、工程、計算機甚至人工智能領域可以具有極高的智力，一進入政治領域，卻可能立即失去他在專業領域中最珍視的懷疑、驗證和邏輯精神？ 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現象。 一、科學知識不等於政治判斷力 首先必須破除一個迷信：一個人在科學上聰明，並不意味着他在政治上也聰明。 科學家研究的是相對確定的對象。一個工程師面對一座橋，可以計算承重；程序員面對程序，可以尋找 bug；物理學家提出一個理論，要考慮實驗是否能夠檢驗它。 但是政治完全不同。 政治的對象不是電子、數字和機器，而是人、權力、制度、利益、歷史和語言。這裡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公式： 輸入正確數據 → 計算 → 得到唯一正確答案。 因此，從自然科學跨入政治，並不是從一個簡單問題進入另一個簡單問題，而是進入了完全不同的知識領域。 中國歷史上甚至長期存在明顯的“技術官僚”傳統。改革開放以後，相當一部分政治精英具有工程和理工科背景，學界也專門研究過中國的 technocracy（技術官僚政治）。 問題正在這裡： 技術能力可以幫助一個國家造橋、修路、發射衛星，卻不能自動回答“誰應該決定造這座橋”“誰承擔代價”“權力怎樣受到約束”“錯誤決定怎樣被糾正”這些政治問題。 這些不是工程問題。 二、理工科教育最容易產生的一種錯覺：社會也是機器 工程師習慣於尋找最優解。 機器效率低，就改進機器；程序運行錯誤，就修改程序；系統混亂，就重新設計系統。 久而久之，一部分人容易把這種思維帶入社會： 國家是不是也可以像一台機器？ 如果可以，那麼只要找到一批最聰明的人，讓他們掌握充分的數據，再通過科學規劃和人工智能進行計算，不就可以得到最佳社會了嗎？ 這正是技術主義最危險的誘惑。 因為機器沒有意志，而人有。 機器的零件不會反對設計師，人會；零件沒有自己的利益，人有；機器不存在尊嚴、自由、權利、恐懼和欲望，人卻存在這一切。 所以政治制度最深刻的問題，從來不只是： “怎樣找到最聰明的人？” 而是： “如果掌權的人錯了怎麼辦？” 一個制度如果只能在“領導者永遠正確”的前提下運行，那麼無論設計它的人多麼聰明，這個制度本身都存在一個沒有解決的邏輯問題。 三、中國理工科教育訓練了大量“解題者”，卻未必訓練“問題提出者” 中國教育的一項突出能力，是培養解題能力。 題目已經給出，條件已經給出，標準答案也已經存在。學生的任務，是儘可能快速而準確地找到答案。 這種訓練對數學、工程和考試極其有效。 但真正的政治思考往往恰恰相反。 它首先要求問： 誰出的題？ 為什麼問題必須這樣表述？ 題目的前提是真的嗎？ 有沒有一些條件故意沒有寫出來？ 所謂“標準答案”是誰規定的？ 甚至—— 這道題本身是不是一道假題？ 這一步已經從“解題”進入哲學。 一個人可以獲得博士學位，可以發表幾十篇 SCI 論文，可以設計芯片，可以研究量子計算，但如果他從來沒有受到系統的邏輯學、政治哲學、法哲學、歷史和認識論訓練，那麼在自己的專業之外，他仍然完全可能只是一個普通人。 學歷不能自動跨學科兌換。 四、政治教育也不等於政治思考 中國大學當然並不是沒有政治教育。恰恰相反，政治和思想教育長期存在，而且已經進入包括理工科在內的課程體系。 但這裡必須區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學習政治結論與學習怎樣進行政治思考。 真正的政治教育至少應該使一個人能夠理解權力、國家、法律、權利、自由、責任、合法性、制度、利益集團、公共財政、戰爭與和平，同時能夠比較不同政治傳統，並判斷相互衝突的論證。 已有關於中國大學生公民教育的研究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與某些公民意向和表達存在關聯，但對投票等政治參與並沒有顯示出清晰效果。 這說明“接受政治課程”與“形成成熟的公民政治判斷”不是同一個概念。 如果政治教育主要告訴學生應該得到什麼答案，而不是訓練學生怎樣判斷答案是否成立，那麼它培養的是結論記憶，而不是政治思維。 五、真正奇怪的地方：科學方法到了政治門口突然停止 這才是我認為最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會問： 證據在哪裡？ 數據可靠嗎？ 樣本多大？ 有沒有對照實驗？ 這個理論能不能證偽？ 有沒有其他解釋？ 論文是否經過同行審查？ 但是同一個人打開手機看到一條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信息，卻可能立即轉發。 為什麼不問： 消息來源是什麼？ 原始資料在哪裡？ 有沒有刪掉上下文？ 統計口徑是什麼？ 相反證據是什麼？ 如果這一信息來自我不喜歡的政治陣營，我還會相信嗎？ 這時候問題已經不是知識不足。 而是科學方法沒有被貫徹到底。 真正的科學精神，不應該在走出實驗室之後結束。 如果一個物理學家只在物理學中懷疑，一個計算機專家只在程序中檢查錯誤，而面對權力、宣傳和自己最相信的政治觀念時停止懷疑，那麼他擁有的是專業技術，還不一定擁有完整的科學精神。 六、還有一個原因：政治思考的成本遠高於專業思考 在專業領域犯錯誤，通常只是專業問題。 政治問題卻不同。 它涉及身份、國家、歷史、家庭、職業、人際關係乃至個人安全感。因此，人面對政治問題時，很容易首先尋找心理上的確定性，然後才尋找事實。 而且這種現象絕不僅存在於中國。 世界各國都有極聰明的科學家相信非常幼稚的政治理論，也有傑出的工程師支持後來被證明問題嚴重的政治運動。 所以問題不能簡單歸結為“中國人不聰明”。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為什麼人的專業理性如此容易被限制在專業邊界之內？ 中國的特殊性，則在於技術主義、考試教育、專業分科以及政治社會化等因素可能同時發生作用。關於中國科學傳播的研究甚至提出過一種“credibility paradox（可信度悖論）”：科學活動與政治制度環境之間存在複雜張力，科學家的公共表達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實驗室中的科學判斷。 七、最可怕的不是無知，而是把專業權威誤認為普遍權威 普通人說錯一句政治話，並不可怕。 真正危險的是一個極有成就的科學家認為： “因為我在科學上比你聰明，所以我在政治上也一定比你正確。” 這是邏輯錯誤。 諾貝爾獎不能證明一個人的政治觀點正確。 科學院院士身份不能證明一個人的歷史判斷正確。 同樣，哲學教授也不會因為懂康德，就自動懂芯片製造。 專業權威只能在專業證據能夠支持的範圍內成立。 越是優秀的知識分子，越應該明白自己知識的邊界。 八、真正的科學家，應該把懷疑精神帶出實驗室 因此，本文所謂“政治白痴”，真正批評的並不是某一種政治立場。 支持政府的人不因此就是白痴；反對政府的人也不因此就是聰明人。 一個人甚至可能得出了正確的政治結論，卻使用了完全錯誤的推理過程。 真正的分界線應該是： 你是否允許自己的政治信念被事實推翻？ 如果允許，你仍然在使用科學精神。 如果不允許，那麼無論擁有多少博士學位、發表多少論文，你在這一問題上已經離開科學。 科學最偉大的地方，從來不是告訴人類： “我是正確的。” 而是教會人類： “我可能是錯的，請給我證據。” 如果中國理工科學人能夠把實驗室里的這句話真正帶入歷史、社會和政治，那麼中國增加的就不僅僅是更多工程師和科學家。 它還會增加一種更加稀缺的人： 具有科學精神的公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