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1996年的赵萝蕤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