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爱打“擦边球”？

看到一篇好文章，是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只批评社会现象，不涉及造成现象的体制问

题。

文章点了莫言，韩寒等其他目前比较流行的作家的名字。我记得，嘎网友原来也曾

提到过这个中国目前知识分子的"时髦作法"。我不明白的是他们看不到呢，还是有意

这样作？

如果看不到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显然是个人水平和认识问题。但如果看到了现

象背后的原因是体制，有意地不去讲，怕得罪当局，对自己不利，则是道德问题了。

究竟是那里出的问题，留待您自己判断吧。下面是原文：

“

莫言获奖后，在西方学者的批评中，最批到点子上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

 

他对“德国之声”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思想，形式老旧，语言也差，他的东西“能

把人烦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顾彬也批评过另一个诺奖得主高行健，认为高的作品“很糟糕”。顾彬

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对其作品相当熟悉。

几年前，顾彬还尖锐批评过一些中国的当红作家，指出那些所谓“美女作家”卫慧、

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丈夫）所写的《狼图腾》，

顾彬批评说，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

脸”。

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

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

内写出800页”，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

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质量做了这样的划分：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有

很多上乘之作，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多是“垃圾”。

他的说法遭到中国官方作家和评论家的抨击后，顾彬把其调整为：49年之前的中国

文学是五粮液，现在是二锅头。

那么顾彬是不是有资格批评那么多中国作家、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总体的评价？

 

从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来看，他可能是西方汉学界中最有资格的一位。

首先，顾彬跟马悦然不同。马悦然的专业是中国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国古籍《公羊

传》《左传》等，是古文字专家。

 

众所周知，古文和文学评论是两个领域。所以中国古汉语专家王力等不会被邀请去

做“茅盾文学家”的评委（更不会是唯一评委）。

 

而顾彬主攻中国文学，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主编和翻译过《鲁

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还出版过中国散文史、诗歌史等，2009年推

出十卷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

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

了全面评述。他研究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

顾彬非常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

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对中国目前当红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不

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语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说，“其他人有

权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这次对莫言获奖，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

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sensational）

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

自己的思想。”

顾彬说：莫言的小说不是集中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写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

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东西“烦死我了”，

琐碎得难以读下去。这跟人们读高行健的《灵山》一样，也需要非凡的耐力。

 

有评论说，高行健的作品应该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训练器。现在又多了个莫言，

一左一右，测试耐力、毅力，不被烦死不罢休的心力。

对于为什么是莫言获奖，顾彬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葛浩文的翻译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rewrite，等

于是编译。

 

中国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

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来的中文。

 

顾彬说，这也是不少中文小说是从英文版译成德文的。估计其它语言版本也多译自

英文。

广东《南方周末》几年前采访葛浩文的文中说，“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

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因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么译，莫言对葛浩文多

次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

就怎么弄。”

葛浩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他（莫言）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

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

这里葛浩文无意泄漏一个天机：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个不懂写作的人写的东

西。

这种情形跟当年马悦然翻译高行健的书一样。高行健也是这种态度，你随便译，怎

么删改、增加都可以。这是典型的伪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给我出了外文版就行，

随便怎么改我的意思都没关系。

任何一个真正拿自己当回事儿的严肃作家都绝不可能这么做。昆德拉经常被翻译者

乱译他的东西气得昏天黑地，最后自己去用法语写了。纳博科夫更是对他的早期俄

语作品的英译亲自校对，回答记者提问必须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当然，

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必须懂被翻译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

也没用，更何况不在乎。高行健会法语，他那几本书的法文版是怎么被“美化”的，

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灵山》那么伪的话。

在网上查到一篇国内的硕士论文：“论译者文化身份对葛浩文翻译的影响”，其中

就分析 了葛浩文的这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全面传达源语作者的

意图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删减、增加、修改和归化等策略……因此成功地向西方

介绍了中国文学。”

顾彬认为，在中国，比莫言写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们得不到葛浩文的这种美化翻

译，甚至找不到英文译者，自然就很难有莫言这种（得奖）机会。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

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

 

厄普代克该文是批评葛浩文翻译得不好，他以为中国名作家们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

葛浩文的翻译好多了！

 

许多西方评论家、读者对高行健作品的评论完全类似：翻译翻得烂透了。他们同样

以为能得诺贝尔奖的原文一定比英译好多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为了写评论，用了一生看书经验中都没有过的忍耐度，看了《灵山》的英

文版的主要部分。那个烂翻译实在烂，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亏

99.9%的老外们蒙在鼓里，否则中国作家得一个奖，一个裸体中国皇帝出去亮一圈相，

可真要把中国文学的脸都丢尽了。 

除了文学以外，莫言得奖后，很多批评是针对莫言担任中国官方作协副主席、在法

兰克福书展跟文化官员集体退场（因同台有异议作家）、抄写毛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讲话》，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有人为莫言辩护，说其小说也针砭时弊，并特别举例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

《蛙》就是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但顾彬的批评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评了制

度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批评制度本身。”

顾彬看得很准确，莫言批评计划生育，但他绝口不提背后的“共产制度”问题。没

有共产党专制，哪会有强制一胎化？哪会有那么多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击制度本身，就不会惹麻烦，也不会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评

一些社会黑暗面，还会赢得大众欢呼。这其实是许多所谓批评政府的作家的做法，

中国文化人里太不缺此类的精明！那个靠欺骗和别人代笔而一度大红大紫（也骗到

了国际上的）韩寒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谈到制度吗，还得靠共产党领导。

以“骂社会不公”著称的韩寒，都以“韩三篇”来维护制度，作为官方作协副主席

的莫言，抄写毛泽东扼杀写作自由的讲话， 而且不后悔，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所以顾彬在回答“这次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是什么样的影响”时，斩钉截铁地说：

“只能是负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