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作風”。為收編左派，取悅百姓，習祭起毛澤東“群眾路線”。但目下權貴橫行，對待群眾態度，已非作風而是立場所致，於是習便親自表演侃歌星、喚“美女”、 吃農家等低俗親民秀；各級權貴，明里電視作秀，報刊出演，暗中繼續野蠻執政，暴力維穩，卻仍然難阻群體事件不斷，恐怖活動升級，安全事故頻起，青島輸油管道的一把大火，更是把虛偽的“抓作風”焚燒殆盡。

懲腐敗。“王打虎”以抓人代反腐，而眼下“滿目官員盡成貴，遍地富貴皆傍權”，不該抓、不該殺者尚余幾何？你王某就不是“虎”？若全數抓捕，黨尚存乎？！而坑爹劇《習仲勛》中，中國首腐溫家寶重讀314倒薄講話，更明示了選擇性反腐、以反腐消滅政敵的真實用心。

推改革。習極欲打好可內外討好的這一仗，先是出馬高調向全世界捧出劉鶴，再讓劉鶴大膽放風“383”血腥改革方案，被俞正聲誇張為“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改革。孰知即便是“零敲碎打式改革”的三中《決定》，方一出台，各地權貴便激情“土改”，最後只好被迫叫停“小產權”，令股市狂跌。改革秩序混亂之中，習不得已，急忙要求各地“不要……盲目推進”、“不要搶跑”、“不要倉促推開”、“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超前推進”，這五不要，把剛剛燃起的 “看準了就要大膽干”的豪情，瞬間滅去大半。

這種“安定”外表，其實毫無根基。隨着中國開始邁向後工業社會，政治主體逐漸中產化。而中產階級理性重於革命性，思安求穩，訴求溫和，故目前中國能維持一個和平外表，根本不是靠治國有策。

張德江早就代表中央在十八大上惡狠狠宣布：“根本就不存在重慶模式”；孫政才更是深揭狠批：“……超越發展階段、脫離現階段實際，提那些看似激動人心、卻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空口號”，“……違背發展規律，搞那些勞民傷財、貽禍子孫的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且掀起了為重慶黑社會翻案狂潮；黨控媒體也大造“重慶模式寅吃卯糧，不可持續”、薄熙來“搞民粹主義”等輿論；而薄被判無期，更表明誓將重慶探索焚屍揚灰的決心。

所以，搬出“黃奇帆探索”，無 疑是被迫之舉。除了改革走投無路和權術需要外，更大的可能，是各方壓力下的選擇。五戰四挫再次證明了舊路不通，高層中反應勢當強烈：“既然薄熙來的新改革路線深得民心，現成道路，為何不走？”這恐怕是高層中那些尚存良知者，很自然地要向習提的一個問題，一個令其壓力極大的問題。

黃奇帆無疑是比李克強優秀上千倍的總理人才，但薄熙來到重慶前，他渾身招數，又能有何為？重慶警察，原先是那樣地黑到讓百姓絕望，薄去後面目一新，難道是原先“逮誰抓誰”的力度不夠？重慶黨委政府曾歷經賀、汪等“精英級”領導，百姓仍一直怨氣衝天， 而薄領導下僅僅4年，就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讓百姓真心叫好的中共政權，難道是原先“硬道理”不夠硬？黃奇帆的招數，多早已有之，只是在薄熙來“好政府路線”之下，才能上行下效，暢行無阻。例如公租房，全國許多地方都搞過，但不是被壞政府拿去給資本家當“送禮工程”，就是被壞官們據為己有，早被老百姓指 為“壞改革不如不改革”，成為地地道道的“失民心工程”，唯有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才會成名副其實的“民心工程”。

前已說過：倒薄之後，高層將陷入“舊路走不動，邪路不敢走，新路不會走”困局。理由很簡單：習李在倒薄中確位，就必須代表權貴，也就必然堅持維護權貴利益的“壞政府路線”。而這條路線，其實就是“先富路線”的必然歸宿，它在鄧胡時代曾經有效，但到了江朱時代就已顯出過時，胡溫時代已試着要改弦更張。而薄熙來道路出現後，三、四、五代領導一齊發現：自己家族的利益，已被緊緊捆綁於“先富路線”，於是求得共識，兇惡倒薄，重新祭起舊路線大旗。

習李執政一年中，外有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顏色革命進入低潮，內有毛、鄧兩代積攢本錢，百姓思安求穩，本是施拳腳、展抱負好時機，卻演出五戰四挫醜劇，內外失顏，章法大亂，徹底暴露 了舊改革路線已病入膏肓，再不另闢新路，只能是越走越黑，最終或將使習李獲千古罪人頂戴。而從被迫借道“黃奇帆探索”一事則可以看出，高層中明白新路線是中國不二之選者尚在，甚或已對舊改革派造成了相當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