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尚昆日记：胡耀邦临终忏悔》

向 东

来源: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5-11-19/101178.html

　　明明是臭烘烘的东西在家里，不去清除它，任其弥漫，就会久闻而不知其臭，因而失去对香臭的辨别能力。如果随时清除臭物，放进厕所，使屋子里保持空气清新，这样既有个舒适的生存环境，又保住了人对香臭的分辨力和可作对比的客观条件。

　 　一转眼又是五年过去，又有人鼓捣着为那个主张全盘西化的党首胡耀邦做寿了。实在是无产阶级的伤痛、共产党的晦气。按理说，靠拆共产党台、黑开国领袖、全 盘西化投靠自由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即使没有向忠发、顾顺章叛变那样罪大恶极，至少也不会比历次机会主义头子好到哪里去。可为什么一到他的生日大年，便有 人不亦乐乎起来?是因为他少年参加革命比别人更有贡献?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功劳特殊?或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卓著?仔细查查，除了15岁入 团、参加了长征，并无一项比较出色的记录。仅仅因为长征过来人中他特别年轻而几次受到领袖的赞许，所以出了名。即使这点值得骄傲的资本，也是他自己常常挂 在嘴边因而令人羡慕。恰恰相反，胡耀邦人生最得意处是在挖共产党祖坟、砍毛泽东思想旗帜、毁社会主义基业的十年中度过，由此爬上高位，旋即毁了自己。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令几代领导人头痛的人物，会成为一部分人追捧的对象的呢?今天趁胡耀邦生日临近，从《杨尚昆日记：胡耀邦临终忏悔》和他人生得意时的行为这两个视角，对他作一个简单解读，算作给他出世100年的礼物吧!

(一)

一，令人震惊的《忏悔》

　　2013年5月6日，一篇署名叶枫的网文《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见附件，以下简称《忏悔》)，揭开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杨尚昆1988年担任国家主席3个月后的7月13日至8月24日，先后六次去胡耀邦家探望，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

　 　杨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谈话内容，并在日记中涉及的主要当事人过世后，按原则，将日记交给党组织，经“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由于“考虑到多个方 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邓小平同志功过评价、等方面”的原因，决定还是由杨自己“保存比较合适”。直至杨尚昆逝世后，他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 要局保管。虽然2009年3月，中共对杨尚昆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但仍未作政治结论。

　 　2005年“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上，意外公开了杨日记中“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部分内容。这等于引爆了一颗巨大当量定时炸弹。尽 管弹着点内的人们十分沉得住气，也无论冲击波传导多么缓慢，炸弹的威力总归要彻底释放出来。不论先后，但凡看到这个《忏悔》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它的离奇和 残暴所震惊。

　　人们透过《忏悔》，看到胡耀邦怀着愧疚的心情，以忏悔和愤恨的语气道出了令人发指的真相，让大家获得了如下几条重要信息：

　　1)1976年四五事件是邓小平怂恿胡耀邦搞起来了的;

　　2)80年4月，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掌握胡邓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证据的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

　　3)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

　　4)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搞垂帘听政;

　　5)证实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

　　6)证实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

　　7)小平指示胡将北京市公安部门(掌握大兴血案真相)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

　　8)凡是群众给胡写信攻击邓小平的，胡耀邦要求公安机关一律严厉查处，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9)胡耀邦的忏悔：(1)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2)胡认为最见不得人的事件是80年4月将24名公安干部杀人灭口，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3)还有一事很后悔，就是将写信攻击邓小平的300多人判刑，并致60多人自杀;

　　10)杨尚昆的良心话：“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

二，对过河桥拆的理解

　　胡耀邦的《忏悔》，确实有忏悔之意，但与其说是忏悔，却包含更多的怨恨，还不如说是埋藏的一颗定时炸弹。浓缩在一千多字的巨量颠覆性信息中，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条——过河拆桥。

　 　本来共产党就是搞过渡的，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走的是社会主义的桥。具体点讲：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 是，1949年解放后，有些革命者不想走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了。他们根本不要社会主义，而要过另一条河，走另一座桥。就是被胡耀邦说成“过河拆桥”的 那河那桥。

　　现在，就沿着这个思路逻辑，分析一下胡耀邦说的“过河拆桥”。

　　过河，过什么河?

　 　从1976年邓小平怂恿胡耀邦搞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邓胡等人就下决心要过一条河，就是由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此岸改渡到资本主义彼岸，讲得漂亮一点， 就是从过早的社会主义退回到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截了当就是复辟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时候，邓胡反文革(社会主义革命)、过资本主义河的 方向、意愿完全一致。

　 　到1981年6月，胡耀邦取华国锋而代之，成功登上了最高领导的宝座，就个人而言，掌握了生杀予夺、主导过河的大权。就在此时，胡耀邦突然想着要过另一 条河——全盘西化之河。也许这是深藏在他心中的志向，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是不会亮出来的，也许是抵御不住美国政体发出强烈闪光的诱惑力——投降了。从他的事 业继承者赵温等人借政改为名，疯狂改旗易帜的行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路线的轨迹，是胡耀邦那里来的，是一条投靠帝国主义、接受他们保护、做他们的附庸的 投降主义路线。

　 　就整个反文革团队而言，同意全盘西化的不是多数人。尤其是经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老同志，他们内心可能不欢迎社会主义革命，却希望民主主义给他们安享晚 年，能论功行赏赋予自己子孙们相应的权利，能从文革造成的社会秩序，退到新民主主义胜利时的状态，仅此而已。这也是一种过河。至于能不能实现过河的目的， 另当别论。

　　那时，两种过河均未完成，为此，两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坛，就在妖魔化文革、批判“四人帮”丑化毛泽东的同时，为走全盘西化路线还是复辟民主主义而进行政治过河的殊死搏奕。

　　终于闹成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力和他们改旗易帜的决心是多么强烈。胡耀邦和他的拥护者为此而以性命相搏，几乎成功。

　　拆桥，谁拆谁的桥?

　 　自由市场上的过河拆桥司空见惯，是利益决定的。政坛上的斗争更加复杂，过河拆桥尤其难免，斗争双方往往互相拆台。从邓胡之争看，胡耀邦最后的遭遇，的确 使他有被过河拆桥——抛弃的感觉。然而，在他自以为羽毛丰满，可以按自己意志行事时，首先抛弃扶他上马的老人们，并且动手拆桥——拆对方的桥，过自己的 河。这就是八十年代上半叶，在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胡耀邦在总书记任期内，匠心独运，四处讲话表示对新自由主义的宽容和青睐，鼓动了此 起彼伏的学运，以至于闹到不可开交、酝酿出流血事件的地步。严格地讲，89年天安门事件与胡耀邦有直接关系，是新自由主义在他的纵容下，拼死推翻共产党政 权的继续，而且这种搏斗延伸至今。

　　胡耀邦把否定他的政治路线，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当成“小平过河拆桥”而感到非常愤恨。其实，他们是在谁也没有过完自己的河时，中途闹起了矛盾，互相拆桥罢了。

　　虽然这两条河最终都过不去，可是，相比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无论胡耀邦主观愿望如何，他走的道路毕竟离社会主义更远。而且是投降帝国主义，要准备做毫无尊严的殖民地。在严重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执政合法性的情况下，他被拆桥是理所当然。

　　玉石俱焚 同归于尽

　 　胡耀邦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决定他不会回到老同志的麾下，决裂不可避免。这种决裂，从表面上看，是老同志抛弃了胡耀邦，实际上是西化路线不能被接受，胡耀 邦又不肯回头。这一点，他的继任者赵紫阳为他继续站台，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胡耀邦路线继承者，为何孜孜不倦地推崇和怀念他的原 因。

　 　胡耀邦在自认为被抛弃又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情况下，把最重要且足以摧毁对手的罪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交给了刚刚接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这是一颗威 力巨大的定时炸弹。这样做，表现了胡耀邦内心的怯弱和极度不满，因此选择了同归于尽的招数，而且由别人在适当的时候去引爆。这才是真正的拆桥，两条河都没 过完，定时炸弹就引爆了，这一炸，把一伙两帮人的底牌统统炸亮了相，把他们的道义炸了个精光，把他们的合法性炸成了光腚。单以揭露罪恶黑幕而论，胡耀邦还 是有功的，否则中国人会被蒙骗得更久。仅此一点，纪念他并不十分懊恼。

　　“过河拆桥”确实存在。是过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河，拆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正是胡耀邦等一伙人的形象写照。

　 　其实在中国，过全盘西化的河，过倒退补课新民主主义的河都是过不去的河。两者同时过河，边过河边打架(或大家)发财，由于各怀鬼胎，不会有好结果。对于 全中国人民而言，两条河的方向都不对，前人早有告诫，过了这种河，就成了人家的附庸国殖民地。早日终止过资本主义的河，重走共同富裕之路，就是人民的福 祉。新的领导人应该改弦更张，回到人民期盼的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三，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内涵

　 　胡耀邦的《忏悔》，与两次天安门事件(以下分别简称清明事件和LS事件)息息相关。两次事件策划、演进、最后结局的主人公，基本是同一伙人;两次事件矛 盾性质相类;矛头所向完全相反;收场方式善恶彰显。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因此，认真解剖和充分认识这两次事件，或许是解决中国目前政治困境的一 把钥匙。

　　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两次事件

　　从《忏悔》证实，1976年清明事件是邓小平授意胡耀邦组织制造。虽然具体实施过程尚未解密，但主谋主事是谁，已经毋庸置疑。销毁档案、杀人灭口也已无济于事，胡耀邦自己承认并表示真诚忏悔，并由国家主席记录旁证，比什么都管用。

　 　十三年后又发生了一次更加激烈的LS事件。当时向全世界播放的CCT电视屏幕上，人们一眼就看出当年清明事件的主谋已经变成攻击对象。而掀起滔天黑浪的 依然是胡耀邦的班底，也是十三年前广场上的英雄好汉们。事件所以闹到不可开交，借口是胡耀邦之死。胡主虽死，阴魂不散。他的继任者赵紫阳的西化意志绝不较 其逊色，借着一死，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动乱，亦是顺水推舟完成死者生前宏大心愿的最好方法。惺惺相惜者担任幕后导演，实乃当之无愧。

　　此次事件中，除了群众演员有所变化，攻防对象虽然有个别换位，骨子里的编剧导演和出演主角几乎全部是前次事件的明星。

　　两种绝然不同的处理方法

　　平心而论，两次天安门事件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完全可以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然而，无论斗争场面有多么火爆，言论行为有多么激烈，骚动者的诉求有多么出格，甚至有西方势力背后插手，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给出的标准衡量，其性质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可是，不同的平息(处理)手段却能使整个事件发生质的变化，使相同性质的矛盾，得出性质完全相反的结果，并且留下截然不同的后遗症。处理不好，等于给后任挖坑。

　　某人说：杀多少多少人可以换来二十年的稳定。可是二十年后怎么办呢?难道靠杀人可以长治久安?难道要让后人为维持稳定继续屠杀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最近对发生在香港事件的处理证明，明智的领导人，已经摈弃了残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另一个人却说：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使在矛盾转化成对抗性时，他尚且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何况是内部矛盾呢?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清明事件和LS事件的不同结局，正好是用不同方法，处理同一地点发生的两次人民内部矛盾事件的例证，看看它们的不同社会效果和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

　　先说清明事件：

　 　根据胡耀邦关于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叙述，是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给主席一个刺激”的情况下，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确实有人“把矛头 对准主席”，“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大家可能记得被广泛传播的“扬眉剑出鞘”诗句。可见当时剑拔弩张的态势。可是，毛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依然把这种激烈的冲突，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站岗放哨维持秩序的解放军许多人被打伤，但战士们始终保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打砸抢分子只是出动工人 纠察队实施抓捕，交公安机关处理。对顽固分子实施强制驱赶，放进学习班，其中多数人经教育后释放，极少数严重的被处以教养。整个清场处理过程无一死亡。

　 　在查清事实真相、掌握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策划制造事件的证据后，对他们仍然网开一面，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主要责任人邓小平还保留了党籍，以观后效，胡耀 邦仅仅受到了批判。毛主席党中央对事件制造者，始终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用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一贯做法，迅速解决了清明事件，并未留下什么难解 的后遗症。

　　如果一定要说后遗症，那就是六年后，制造清明事件的胡耀邦上台掌权时，把奉命调查事件真相、掌握他们罪证的24名公安干部，以“三种人”罪名秘密杀害灭口，成了真正的冤案。

　　再看LS事件

　 　89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集中表现，是胡耀邦纵容的新自由主义自由泛滥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中国强行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完全 与人民民主专政背道而驰，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群众绝不能答应的。可是，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思想意识更加超前更加开放的胡耀邦，却不管那么多，他以 为在国际上总统元首的衔头，比总书记更为光鲜实用。再说了，能用三年时间从省部级爬上最高领导位置，为什么有大量学生支持，就不能在同级别之间，换个称呼 呢?因此，学潮如火如荼起来。

　 　虽然《四项基本原则》被人们认为是装门面的饰物。但是，只要有人坚持，她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尤其当时的领导核心中，真诚坚持原则的还是多数，并 且坚强有力。所以，在矛盾斗争的另一战场，胡耀邦的个人野心遇到了滑铁卢，他的一意孤行并没有得逞。尽管胡耀邦全然忘记了组织纪律和党的原则，严重背离领 导集体，中央对他个人的处理仍然相当温和。与他们非法对付造反派、对付清查对象的狠劲相比，真是亲疏不同，大有天壤之别。

　　胡耀邦的离世，客观上好像与对他的尖锐批评有关，如按正常情况判断：他的死亡完全是他个人原因。这一意外事故，成了他的支持者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扩大事态的筹码。

　　虽然广场的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甚至在个别别有用心者亲自到现场，利用中央媒体向学生暗示自己拼死相搏的决心时，冲突一度达到对抗性状态。但是，矛盾依然处于内部冲突的范围。境外势力的干预，还只表现在舆论和精神方面，经济上的支援也还微不足道。

　 　遗憾的是，由于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和本身世界观的原因，在急躁情绪的驱使下，武力清场使斗争突破内部边界，发展成对抗性矛盾，出现了亲痛仇快的流血场 面，真正死伤者仍然是普通群众。这一举措，虽然阻止了可能发生的亡党亡国惨痛事件，但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百年难癒的创伤。

　　中国的政治舞台，总是那样富于戏剧性，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两次事件最终都有人死亡，死者全部是普通群众与国家工作人员;两次制造事件并且动手杀人的，是同一伙人;杀人者的家人全部安然无恙，最终统统升官发财;工人农民劳动者阶级，处于两次矛盾斗争的边缘，可是留给百姓和后人的，却是无穷恐惧与长远的心理阴影。

　　久而久之，人们慢慢区分出两次事件两种不同处理方式，造成了善恶不同的两种结果，并将载入史册。

　　站在高处一看，短暂的几十年中，谁在为劳动人民呕心沥血治理国家，谁在为私利荣辱扰乱中国，一览无遗，清清楚楚。

(二)

四，西化投降派形成的背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胡耀邦出世九十年之际，总结他祸乱中国的后半生，从中找出惕诫世人的道理，很有必要。

　　1976年，注定是中国多事之秋，连丧三位开国领袖，天雨陨石、地动山摇。乱臣贼子起，国运从此变，党和人民处于危难之中。

　 　人民共和国建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战胜了无数内外敌人之后取得的。是名副其实 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胜利。实际上共产党在中国大地推翻的远远不止一个阶级，而是进行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变革：推翻了一个盘踞中国政坛数千年的封建主 义，彻底瓦解了分布在广大农村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统治基础;打倒了一个拥有数百万军队、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从大陆赶走了若干个掠 夺中华民族财富、吸食劳动人民血汗、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消灭了伴生于剥削阶级统治的穷凶极恶的土匪武装和黑社会反动会道门组织;基本消 灭了如黄赌毒等等剥削阶级腐朽文化的寄生体......这使中华大地彻底改变了面貌。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让被推翻的阶级和失去天堂的人们，对共产党 留下了刻骨仇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广大工农劳动大众，并没有真正获得彻底解放，他们仅仅是松 了一口气，依然被私有制紧紧束缚在资本主义的战车。按照共产党建党纲领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共产党革命任务的第一步，社会 主义革命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兑现对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承诺。如果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到此结束，新民主主义胜利成果分给少数功臣 们，革命先驱的血就白流了。毛主席不答应，无产阶级工农劳动群众也不答应。

　 　但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当年因为反封建主义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而参加革命的、因为民族革命而参加抗日战争的同志不愿意继续前进了;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 被俘转变、接收留用等等人员，他们不愿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有许多当年真诚参加革命，但胜利以后革命意志衰退了，蜕化变质了，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对他 们没有丝毫好处，真心愿意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欢迎资本主义了......随着地位、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这些人在革命队伍中成了 多数。他们有的目光短浅，有的自私自利，有的心胸狭窄，有的开始寻求享受，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等等，他们的思想已经落伍、行为已经退步，成了社会主义革 命的绊脚石。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已非常勉强，开始阳奉阴违，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他们抵触，成了斗争的对象而受到冲击。波澜壮阔的文革，劳动人 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走资派受到了深刻的教训。一部分文革中失去权力后来又官复原职的人，思想认识并无提高，对文革以及领导文革的人耿耿于怀，实际是对走 社会主义道路不感兴趣，对社会主义革命怀恨在心。这些人暂时以继续新民主主义阶段为共同追求，结成联盟，对抗过于温良的文化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文革使工农兵无产阶级进入政权机构，进一步刺激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派别，矛盾悄悄地激化。从文革初期的“反动路线”到“大闹怀仁堂”、“武汉事件”，“清 理阶级队伍”扩大化到“571工程纪要”，借整顿搞右倾翻案等等事件，都表明党政军内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各派势力之强大。所以引动毛主席的感慨：“林彪一 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现有资料表明，有的是回忆录中自己承认，从75年开始，发生政治事变已经暗潮涌动，清算文革已经箭在弦上。

　 　文革经过66~68年的高潮和扭曲的清理阶级队伍，接着发生林彪事件，群众革命情绪受到挫伤，运动的热情开始消退，有些人甚至感到厌倦。整个文革运动 中，广大群众觉悟虽有提高，却并不巩固，多数人仅仅获得一些感性认识，有待斗争反复时，残酷性的教育。权力机构是临时的，虽然在不断完善之中，社会主义法 制和人民的权利由75宪法保障，天下似乎大定，其实并不巩固。走资派的骄横跋扈受到冲击后，一部分人接受了教训，有些人变得俯首贴耳，人民群众对他们以及 他们的社会基础不再警惕。造反派并不是天然的马列主义者，通过文革运动，能从红卫兵造反派中发现百分之1~2的真正马列毛主义者，就是非常不错的收获。而 实际上，被结合到权力机构的优秀分子，不少人的世界观和走资派差不多，并未真正得到改造，他们是被革命潮流推上历史舞台，并未认真考虑毛主席身后政治形势 会如何变化。如此等等，一场更大规模的矛盾斗争正在酝酿之中。

　 　毛周朱的相继逝世，文革从政治上组织上失去了最重要的屏障，政治天平顿时失衡，中国政坛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事变，造成历史180度转折。华叶汪虽 然打着文革的旗号，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对社会、对人民的承诺是毫无诚意的，实质是背叛和欺骗。这一历史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它使中 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遭受了严重挫折。转折虽未立即完成，但傻瓜也明白，这一事变是党内走资派重温新民主主义阶段、西化派改旗易帜的起点。它为胡耀 邦篡党夺权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是孵化胡耀邦西化路线的历史背景。

　 　(这一转折，又历经了后来的反文革非毛化、西化倒共、复辟私有制等几个斗争阶段。虽然反革命曾经得逞于一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转折中暂时获得了巨大胜 利，无产阶级革命遭遇严重挫折，重新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已成定局。由于斗争的极端复杂性，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至今也不能说哪 个阶级一定取得了决定性的最后胜利。)

五，反文革非毛化的领袖 西化投降派的把头

　 　胡耀邦在中国私有化历史转折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每个转折阶段都有他的份，但他却是一个快速制造反文革——反毛——反社会主义局面的三反 领军人物。由于他强烈而且突出的反文革情绪和反攻倒算的干劲，在被某人推荐上位后，主要做了惊天动地的三件大事：建设自己的理论队伍，抢占舆论阵地;深入 揭批查反文革打击异己;借平反冤假错案大搞翻案活动网罗亲信。因此获得走资派群体赏识，得到了被他释放的牛鬼蛇神的支持和推崇，爬上了党的最高职位，领军 挂帅。由此得到了改旗易帜的机会，随即变本加厉，超越他所谓的“垂帘听政”者，做出了一件更加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事——支持新自由主义，走西化倒共反革命道 路。成为中共党史上最严重、破坏作用最大、几乎造成亡党亡国的一次机会主义路线。

　　1 以刊物突破防线 用舆论惑乱人心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胡耀邦在这方面不愧是毛主席的 “好学生”。可他是为了自己夺权上台大造舆论。从1977年3月被人推荐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开始，到1980年2月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仅仅三年时间。他 的第一步就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先造成舆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第一件事，组织人写文章，办刊物——《理论动态》。他明确对下属要求：

　　他说：“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注1)

　　要“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注1)

　　他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逢五逢十出版”。(注1)

　　创刊号文章的题目《“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是被他们称为“一炮打响”的“第一炮”，就把矛头直指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

　　《理论动态》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发文章，每篇都由胡耀邦亲自审定，每期几百份，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他 不露声色，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立即组织人拼凑文章。他心里想：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 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没几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郑必坚执笔华国锋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有郑必坚发明的《两个凡是》，被胡耀邦抓住。 经过一年酝酿，《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序幕。

　　以上正是胡耀邦利用自己组建的舆论工具《理论动态》，制造文革时期到了“经济崩溃边缘”的谣言，污蔑文革是“十年浩劫”的所谓“理论维新”，以与党中央完全不一致的姿态，大造舆论，向华国锋中央展开针锋相对夺权斗争的几个例子。

　　这是他登上政治舞台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环节。

　　(算是以毒攻毒吧!)

　　2 清查除异己 翻案罗亲信

　 　1977年12月10日对胡耀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天。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命令的下达，胡耀邦有了更大权力，一手掌管中央党校培养干部，并抓意识形态; 一手抓党的组织，实现大换血。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使他平添党的干部任免生杀大权。凭他横冲直闯敢作敢为的性格，大规模清除异己、网罗亲信的步骤随即展 开。

　 　他亲手组织了深入的大规模清查运动，“大抓‘三种人’，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领导，支左解放军、生产队长、土改 根子、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估计全国被胡耀邦整的人不下千万”(注1)。在他对文革进行大规模反攻倒算过程 中，仅以广西为例，“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 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注2)。全国范围内，河南、湖南、湖 北、四川、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云南、广东等地和铁道部、教学、国防系统等单位，均有几十上百万人员受到直接清查。每地都有数千上万的人受到刑 事处罚，被处死刑的也不在少数，受到隔离、关押、批斗、开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胡耀邦领导的清查运动三年时间，加华叶汪一年多魔暴时期，中国大地处于一片 白色恐怖之中。在“三种人”大帽子威胁下，党的各种会议、媒体、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学校、街道里弄、工厂农村等等地方，全面剥夺文革支持者的行动自由 和人民群众发言权，彻底清除了他反文革非毛化走全盘西化道路的障碍。

　 　与此同时，他还借平反“冤假错案”为名，“把‘平反’后的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网罗到各级领导岗位”(注3)，亲手组织了一个反文革、非毛 化、清算共产党正确路线的庞大队伍。依靠这个队伍，全面肃清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等一切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的事物。就是这个由胡耀邦一手组织起来的反共别 动队，在他死了以后，继续秉承他的意志，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以历史虚无主义等卑鄙手段，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诬蔑、诽谤领袖毛主席、歪曲党的历史、丑化 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的妖魔化运动。

　 　我们拿周瑞金吹捧胡耀邦的一段话作证明，他说：“耀邦最为人铭记的另一项历史功绩，就是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 狱、落实政策的艰苦卓绝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着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 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的 干部群众平反;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 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三百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注4)这就是说，解放以来二十七年除了高饶事件外，其他案件全部被胡耀邦定为 冤假错案，因此需要全部“平反”。

　　另有吹捧者说：“胡耀邦在短短两年多时间，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 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胡耀邦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

　 　这些话是大有问题的。第一，毛主席生前，早在文革中期就解放了大部分受红卫兵造反派冲击的干部，并且官复原职，有的三结合进了权力机构，真正顽固不化走 资派只是极少数。再说，当时中国够得上“走资派”的干部，全部不到200万，“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的说法就是天方夜谭了。第二，1957年反右斗 争连扩大化的总共52万多带帽右派，第二年甄别就解除了一部分，后来陆续摘帽，到社教运动时，大部分右派已被摘帽，怎么会有55万右派被胡耀邦摘帽?第 三，全国是不是有总数440万地富反坏分子?不知道，但中国的带帽地富分子因生老病死到文革结束时，已经不多了，历史反革命也大部分因年龄原因而不存在， 何来440万人被胡耀邦摘帽?

　　一些人为了给胡耀邦歌功颂德，就这样不顾逻辑地胡编乱造。其实是借机抹黑社会主义，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暴露出这种宣传，是在为胡耀邦后来的西化路线做铺垫。

　 　胡耀邦为了自己更远大的目标，确实为真正的反共敌特分子平反了。他有句名言：毛主席批的案“照样平反”。后来演变成“凡是毛主席定的案，统统都要翻”， 实际上也是这么做了。其实，文革前他们都是第一线的责任人，多数冤假错案是他们自己亲手制造的。譬如反右运动中99%的右派分子是他们扩大化的结果;文革 初期，胡耀邦就亲自派工作组到北京中等学校，关押、迫害了大量师生，不是毛主席及时阻止，不知将有多少冤假错案发生。胡耀邦等人最卑鄙无耻的是，把自己制 造冤假错案的责任统统归于别人，平反做好人功劳全部归于自己。

　　翻案上台的真走资派和真正反党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李锐、谢韬等一大批人统统被胡耀邦收归门下，分别安插在党政重要岗位，李锐被安排在党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位置，成为胡耀邦网罗亲信、打击异己的得力助手。

　　3 自己上台 埋下毒种

　 　至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清查运动”和“平反工作”在胡耀邦领导下基本完成，这就为六中全会按胡耀邦等人的意志召开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把翻案上台的人请 进全会，大会被扩大到四千多(六千多)人，让反毛反文革者成为绝对多数，使会议的结果能够完全在他们控制之中，能够一举达到“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 锋......让邓小平上台。”(见附件)的目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上了台。

　 　大多数参会者确实是毛时期“受迫害”而得到胡耀邦平反昭雪恩惠的人，这样一个洋溢着异常情感、集合了全部仇恨和恩惠的、彻底泄愤和欢呼报恩的大会，是中 共有史以来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反毛集合，这是胡耀邦、李锐等人经过数年努力才组织起来的讨毛大会。这样一个完全被情绪控制的会，可能得出公正理智的结果吗? 可想而知。虽然确有少数理智、正义人士侥幸参与其中，可由于力量微弱，对大会的结果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因此，一个包含着共产党最大冤案、浸透着来自井冈山、长征、延安老同志们无可奈何的决议出笼了。由此，也给共产党的前途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全国人民也确实从这次不寻常的大会看到了自己的悲哀，看到了自己的领导者共产党人的悲哀。

　　人们痛心地看到：这次极不寻常、极不谐调、怨气冲天的会议，虽已为胡耀邦正式上台做好了准备，却也为即将来临的震惊世界流血冲突埋下了一颗毒种。

　 　平心而论，这样的会、这样的决议，不能代表全体中共党员的意志，不能代表几百万大多数老同志的意见，更不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因为它只是四(六)千人(大 多数)怀着个人情绪作出的结论，还有一部分与会老同志保留了意见，当时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给毛主席三七开的结论都是非常勉强的，是他们斗争加妥协的结果。 不让步、不妥协会怎么样?可能当时就会出现苏联崩溃的局面。经过三十年考验，多数人认识到当时特殊情况下这个迫不得已的做法。现在，只有胡耀邦的宝贝公子 和温朱等人继续站在胡耀邦立场，还在声嘶力竭地呼吁要保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底线。而工农劳动群众和党内外左派，则完全相反，要求在肯定毛主席在战争 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功劳的基础上，来一个对“否定文革”之否定。可见弄清楚特殊情况下召开的特殊会议产生的这个特殊决议，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十分 重要。

　 　华国锋为了个人野心，一举摧毁了文革胜利成果及其社会基础;又为了他的合法性，假惺惺地坚持文革路线，企图利用毛主席的权威维持他的领导地位。可是，行 为上的卑劣、道义上的背叛和政治上的幼稚，使他失道寡助，成了反文革非毛化的箭靶，成了别人登台的阶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他，在胡耀邦大获全胜中黯然下 台。还要独自背负在清查运动中和胡耀邦共同制造的新的冤假错案的罪名。

　 　胡耀邦从这次大会接过了华国锋交出的党中央主席桂冠，成了名副其实的反文革非毛化的领袖，也由他开创了公开全面污蔑攻击党的创始人和缔造者毛泽东的先 河。虽然有良知的黄克诚等老同志据理力争，最终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功绩，但挡不住人多势众，文革被彻底否定，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功劳也被没杀，并且埋下了三十多年持续不断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祸根。

　　4 新自由主义西化走资派的主帅

　 　中国人喜欢摆几千年悠久传统文化的谱，却始终摆脱不了孔孟之道中奴性文化的毒害。尤其中华民族自经蒙满先后入主，大汉民族便变了心性，也不知是杀怕了还 是被腐蚀了，总之是失了锐气，没了棱角，加上人家故意用鸦片毒害，便坐实了东亚病夫的名号。是毛泽东共产党用劳动人民血肉之躯，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和世界头 号帝国主义，重造了民族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可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歪种，身上沾满奴性文化的奴才们，缺少自主精神，只有一身软 骨。不习惯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民族，非要做帝国主义或者社会帝国主义的跟班，去跑那个狗屁不如的龙套。前朝的汉奸卖国贼不说，中国共产党内就不乏其人。只 要认了洋主子，便惟命是从起来，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无论是对什么主义，不管是对东还是对西，都是那个奴颜婢膝的格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胜利 以后准备搞社会主义革命时依然如此。毛主席在世时，与党内党外这种卑劣现象作过无数次斗争。对基层干部普通群众民族自信心的教育效果甚好;到了高层、到了 文化人那里，由于他们手中有权、有自己的领域，便敢于阳奉阴违，还由于知识而傲慢，教育的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毛主席一旦离开，崇洋媚外思想便重新抬头，寻 靠洋主子的卑劣根性亦故态复萌。

　 　虽然毛主席逝世后，有人诬蔑毛周闭关锁国，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开放政策，是中华民族外交史上最好的时期。仅仅二十七年，就与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 内的全世界一半以上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联合国席正位;中美改善关系、筹备建交等等。这些成就，是1976年9月9日至今全部外交成果所无可比拟的。看看 美国对古巴、朝鲜的六、七十年封锁的状况，正好给诬毛者“闭关锁国”论一记响亮耳光。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优劣，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有没有汉奸卖国贼。汉奸卖国贼对于新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如今，汉奸卖国贼多如牛毛。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极端反差?拿开放政策作解释并不符合逻辑，开放政策是一个正常的外交范畴，仅仅是给汉奸提供了卖国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会汉奸卖国贼丛生?

　 　一方面这与前面讲到的奴性文化有关，更主要的是全盘西化投降主义指导思想作怪。因为中国人民生存在共产党领导的现实之中，共产党的领袖搞全盘西化，自由 化、市场化、私有化就会成为时尚;裸官、买办就会占领共产党的衙门;卖国就合理合法;汉奸会成为光荣称号;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失守;民族文化就会瓦解;《宪 法》中有关惩办卖国贼的条款就会被删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荡然无存。三十多年结出来的恶果，是胡耀邦埋下的种子。胡耀邦是真正的走资派挂帅、西化派当 道，他的搭档赵紫阳、万里等等，都是致死不改西化路线的国家领导人，是他们夺取了共产党最高权力后选择的路线在起作用。胡万赵选择的接班人、门人故旧，忠 实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譬如“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致死也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就是典型的改旗易帜、青胜于蓝的卖国贼理论。

　　胡耀邦变成一个狂热的亲西方分子，他是把中国引上邪路的西化派主帅，在他的倡导下，一代代卖国贼生生不息，在党内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现在还在继续祸害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小结：耀邦无定论 中国不安宁

　 　胡耀邦曾经被一些人吹捧成道德高尚的“人生楷模”，什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宽宏大度、正直无私，还有光明磊落、办事公道等等，甚至被定格为马列主义 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是言者肉麻闻者恶心。当然，他也曾口若悬河地自吹共产主义人生观达到多高多高的境界。一个心地阴暗、手段毒辣、喜欢自我标榜、 反复无常的政治侏儒，似乎成了一个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清明廉洁、公平正义的象征。一个混迹江湖投机革命专事龙套的角色，竟然被打扮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的圣人，岂不怪哉。那么，胡耀邦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大费周章，我们就用他对付“两个凡是”的“唯一标准”，来检验一下他那 “高尚”的品德吧!

　 　胡耀邦于1987年因全盘西化政治主张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迫辞职，心胸狭窄的他，经不住一片讨伐声，半年多之后便黯然而逝。在他真正走麦城的短暂 日子，感到了末日的临近，自然而然地遵循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古训，把隐藏心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秘密，袒露给了没有忘记友情前往探望的国家领导人杨尚 昆。从这些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情节中，让人感受到了什么叫触目惊心和丧心病狂，什么是黑社会的惨无人道和无法无天。现在令人发指的秘密已经广为流传，可叹 中国人民福薄，未能早日得悉他们见不得人的秘密，通过这秘密及时看穿这伙祸国殃民奸人的狼心狗肺。

　 　人们透过《忏悔》，看到胡耀邦怀着愧疚的心情，以忏悔和愤恨的语气道出了令人发指的真相，被可怕的事实真相所震慑。骇人听闻的过程，让善良的人们真切地 感受到自己过去认识的极度错位和上当受骗的痛苦滋味。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背地里卑鄙龌龊的行径，告诉人们他们究竟是怎样把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玩弄于股掌之 上，怎样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地改写历史的。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耀邦等人，为夺权而作恶多端，为隐瞒自己的肮脏罪行，保护发号施令的主子，而把兢兢业业为国家工作的公安人员秘密杀害，从而达到毁 证灭口的卑鄙目的。这样一来，天安门事件真相石沉大海;卞仲耘、老舍等人，冤无雪日;文革中真正打砸抢制造血案者永远逍遥法外;为国工作的公安干部死得冤 枉，成了新的冤案......

　 　这让人们看清楚了，原来胡耀邦引以为豪的清查运动加平反冤假错案，实际是一场全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案复辟 行动。他们通过一系列翻案活动，以卑鄙手段和非法程序，否定党的政治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颜色。

　 　胡耀邦生命最后十年的疯狂表演，充分暴露出他和他那一伙人肮脏的灵魂，什么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开明大度、道德高尚?什么光 明磊落、公平正义?全然是胡扯八道。这伙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遵循的是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黑社会伦理法则;使用的是不择手段先下手为强的强盗逻辑;他们具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人格特征;他们是投机革命的阴谋家，混进 革命队伍的野心家;他们是破坏党纪国法的祸首、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是一伙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的行为使共产党蒙羞，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最高权力干的伤天害 理之事，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玷污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胡耀邦在其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被揭发，受到处分时，不是悬崖勒马改弦易辙，而是马上变节，与同伙反目成仇。虽然良心发现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却又不能 堂堂正正作出检讨，而是暗地里自叹自悔，夹着尾巴低着头对主子咬牙切齿，骨子里依然是为了泄私愤，出卖主子、出卖同伙、出卖朋友，连江湖道义、哥们义气也 不顾，连黑社会狐朋狗友都不如。由于胡耀邦的怯弱，知错不能改，在已经认识到重大错误的情况下，不能及时向全国人民公开认错并检举揭发，致使党和人民错过 了纠正错误路线的绝佳机会，并且让西化走资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继续做大，终于形成资本主义复辟、贪污腐败成灾、汉奸卖国成潮的危局。胡耀邦罪莫大焉!

　 　胡耀邦临终忏悔，难掩其人生卑劣。卑劣之处，特别令人惕然的，是他的善于背叛。回顾他的以往：首先背叛毛泽东，胡耀邦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团中央书记，文 革初期忠实执行刘邓路线，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从此怀恨在心，背叛毛主席;1975年执行右倾翻案路线，成为邓的四大干将之一，198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 后，开始背叛邓小平，推行自由化，受挫后，以忏悔名义，用同归于尽的招数，供出主子邓小平，形同出卖;胡耀邦是陈云多次推荐提拔升迁到最高领导的，担任总 书记以后，再也不听陈云的意见和劝告，实际上背叛了陈云......胡耀邦最大的背叛，是背叛共产主义，他提倡全盘西化是无条件投降资本主义，背叛社会主 义、背叛无产阶级;他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背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他到西藏、新疆改变党的疆藏政策，让农奴主官复原职，是背叛翻身农奴......胡耀邦 背叛行为罄竹难书。

　　要说过河拆桥，胡耀邦是个过河拆桥的典型。一拆社会主义这座桥;二拆初级阶段这座桥;三拆邓胡合作的桥。胡耀邦的人品，由此可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给自己画上了句号。他的死，除了身体因素，从高处跌落受到刺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打破了宽宏大度的神话。政治斗争造成的 诸多问题不说，制造动乱、杀人灭口、销毁罪证、陷害好人等等，均是触犯刑律的。最后并未就此作出正确结论，甚至反而利用党的名义给予较高评价，这是极其错 误的。

　　类似胡耀邦这种人，他的品格，所作所为，对于中华民族，没有丝毫楷模作用和垂范意义，只是个名副其实的反面教员。

　 　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胡耀邦机会主义结合，形成西化卖国投降主义路线，害党害国，酿成大祸。虽然共产党最终自己阻止了被瓦解的图谋，避免了共和国受到毁灭性 打击。但遗憾的是：对胡耀邦的政治面目没有彻底揭露，西化路线没有被彻底批判，甚至被他的儿子和跟班继承推广，以至于流毒始终没有肃清，造成新自由主义和 历史虚无主义更加猖獗，汉奸丛生，卖国贼横行，买办资产阶级做大的严重后果。目前，国内外危机四伏，胡耀邦余孽正在自觉地集合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这是造 成当前各种危机的最大根源。

　　呜呼，耀邦无定论，社会不安宁。

　　2015-11-4

　　附件：

《杨尚昆日记：胡耀邦临终忏悔》

　　1988年7月14日：

　 　"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 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

　　“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 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 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

　 　“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 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 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

　 　"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 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

　　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

　 　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

　　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

　 　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 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

　　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

　　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

　　“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注释：

　　(注1)网文：胡耀邦其人

　　(注2)雨夹雪：《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

　　(注3)恽仁祥：胡耀邦其人

　　(注4)周瑞金：《胡耀邦：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