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应当改善

　　曾飞

　　2015年06月02日人民日报《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篇要论指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问题，等等。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发展才能打开新的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讲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减速的问题，一方面属于经济转型控制适宜的发展速度的现实需要，这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具体贯彻实施中央的决策中，某些政府责任部门的工作存在严重缺陷的影响，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好，从而造成了不应有的一部分减速。除了新的发展方式需要积累经验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之外，具体实施部门的领导乏力或不当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不同地区政府具体贯彻实施中央的决策中的效果出现的重大差异也印证了这种判断。

　　“据中新网统计，已公布2014年GDP增速的31个省份之中，重庆以10.9%的增速排名第一，山西、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分别以4.9%、5.6%、5.8%和6.5%的增速列倒数第一到第四。”而某专家组对四个直辖市的评估，表明重庆市经济发展情况明显好于其他直辖市。根据凯迪数据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指数体系测算，2014年度重庆的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数总分为105.49，高于2013年度的100分基准值，说明主体功能区政策执行状况良好，其实际发展与规划定位及预期目标正向吻合度高。功能区整体发展效率增量、公共基础设施覆盖增长率两项指标，重庆得分最高，分别为108.48、106.56。货物进出口增长率等变量均超过110分。再如，厦门市的经济发展依旧良好，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9.2%的较高水平。厦门市政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实施美丽厦门战略规划，较好地完成全年各项任务。地区生产总值3273亿元，增长9.2%，增幅位居副省级城市前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73亿元，增长16.7%，其中重点项目投资1025亿元;财政总收入909亿元,增长10.2%，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543亿元，增长10.8%;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625元和16220元，增长8.2%和10.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2%;万元生产总值耗电、耗水分别下降1.4%和2.2%;年度节能减排任务可以完成。成都经济区经济上半年发展良好，GDP总量达8966.71亿元。从增长速度来看，上半年成都经济区的增速在五大经济区中居第一位，增长8.6%……。

　　相反，东北地区则是搞得一团糟。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劳动力市场上，一些企业虽然没有裁员，但是却实施降薪和调整员工岗位，“隐性失业未来可能显现出来。”这份报告写道，“如果经济持续恶化下去，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会有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造成失业率大幅上升。”(2015年09月17日汇通网《东三省经济深度衰退 未来或出现大批企业倒闭》)——对于东北的失误，不是一句“感到痛心疾首”就可以推掉责任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全民的事，平民都在关注，也就必须监督批评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要求其改善。我们所需要的民主是人民当家的实实在在的民主，而不是美国式金权票选民主的大忽悠。(注释：2015年09月25日《美前总统卡特：美国民主已死 现在是寡头政治》：卡特说“我可选不了总统了。如今要是弄不来两三亿美元，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可能给你提名。”他说，这种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金钱政治’对美国政治体系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被卡特诟病的金钱政治局面似乎得以印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共和党已经有两位总统参选人退出，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星州长”斯科特·沃克，二人退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差钱”。在日本，虽然过半的百姓反对安保法，日本议会却能多数票通过，展现为根本违反民意的逆天“民主”。而香港多数居民支持的事，民主投票却能轻易地以绝对多数否决，也表现出香港总督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金权独裁的严重影响，百姓依旧无权，香港“民主派”所高声喊叫的民主不过是伪民主、金钱政治。)因而百姓监督批评政府工作的常态化就是中国应当有的大众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

　　具体来说，那就是政府当前的经济管理工作有缺陷，领导不力或不当，老百姓有权要求及时给予加强或改正。至少在金融、发展规划、国企改革、资源利用和用人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不断出现纰漏，急需改善，也需要加强领导力量，改变用人不当的偏颇。

　　其一，金融管理工作出现纰漏，股市成了大赌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然而单单就股市来看，在最近这一次股灾中，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严重失职，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正确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乱抖，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从而放任股灾兴风作浪，卷走了大量的国民财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注释：其实这是垄断资本和官僚家族资本的又一次大丰收，它们也就暗自乐在其中，倒霉的又是老百姓。)

　　譬如，2015年07月01日观察者网中国政法大学资本中心主任刘纪鹏《谁是股市暴跌千点的元凶》一文就指出过：“我觉得至少有一点，这次下跌对我们的冲击和动荡，我们的监管部门看来在风险的考虑上可能还不够充分，以至于这次暴跌的幅度，特别是很多高杠杆融资的盘子爆仓，严重估计不足。很多股市的中坚力量，本来应该是我们股市发展的骨干，这次都被打爆了仓，亏损严重，伤痕累累。……这次的洗牌过程中，一部分人暴富：大股东在高位减持;还有那些和大股东勾搭的机构，联手把创业板抬得这么高，100多倍的市盈率。……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对股市的公平正义问题，对这次暴跌、这次财富的重新洗牌一定要认真的反思。我们的市场不能变成一部分人投机、大股东暴利的天堂，中产阶级、中小股民的坟墓。这是必须要反思的。……中国股市内在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必须秋后算账。只有把治本的顾忌一一消除，才有可能迎来长治久安，否则这个市场还会反复。治本就是要把我之前说的问题解决，还有股市新文化的建立，股市绝不是赌场，绝不允许创业板这样的高泡沫再现。”

　　2015年07月25日凤凰网财经报道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也认为：我们从中国股市暴跌中能够学到什么最根本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为了确保股市稳定，上市股票必须具备高质量。股市快速下跌的原因是，很多上市公司要么勉强盈利，要么处于亏损状态。还有些公司虽然有盈利，但几乎不派发现金股息。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这点，他们把股市当成赌场。如何强化中国股市的基础设施?关键是法治。也就是说，违规的公司和交易员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遗憾的是，中国法院系统还远远不具备处理证券欺诈行为的能力。

　　又如2015年09月05日张庭宾在《十问周小川：您是“美联储北京分行行长”吗?》一文中责问道：“为什么在今年8月20-21日A股救市再一次最关键的时候，央行冷然面对，导致第二次3000点保卫战惨败?由于2014年底以来A股融资放杠杆，刺激上证指数在6月15日创出了5178点的泡沫高峰，而后在股指期货、融券和转融券的猛烈做空下，上证指数到7月9日暴跌至3373点，中央政府开始全力救市，在此次救市中，央行态度并不积极，更关键的是，在8月20-21日，上证指数连跌两天，逼近前期3373底的时候，各方都预期期待央行降息降准的情况下，央行冷漠应对，导致时隔8年之后第二次3000点保卫战的溃败。直到8月26日央行才降准降息，但A股大势已去。……”

　　而笔者早在2012年01月15日一直到股灾爆发前笔者在《股市必须从快整顿，优化投资融资功能》等评论中就已经一再呼吁：“中国股市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根本方针的问题。中国股市必须从快整顿，抑制投机掠夺，而优化投资融资功能，从机制上和实施监管上维护股民的利益——以红利回报为主，而不是以股票炒作赚钱为主，并有效阻止利用新股发行中的违规操作，制造少数人的暴富机会。”然而，相关部门根本无动于衷。

　　监管部门对股市的赌博机制不思改革，甚至乐观其成，而对股灾风险掉以轻心，任意设立超高的杠杆融资，放任大股东疯狂的减持，放任违规操作，便利恶性炒股，随意鼓吹牛市扩大泡沫，而不理睬学者们的一再警告，对股灾不做防患，当股灾爆发时又应对不力，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监管部门的失职背后是国务院领导层的不作为，对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等机构的领导不力，用人也不当。这也就是国务院的领导疲弱或失当。因此，仅仅追究下面的责任和股市操控者的罪责是不够的。对国务院的领导层也必须反思，追究具体责任，并亡羊补牢，彻底改变股市投机赌博的体制，营造一个良性的投资市场。

　　其二，城市发展规划出现偏颇，又一次借机鼓动房地产疯狂。

　　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两只手一起抓，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不可偏颇。但从2015年09月22日澎湃新闻网《院士：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34亿 严重失控》所披露的问题，看得出政府看得见的手没抓好，甚至乱抓。政府发展经济的操作思路总是脱不开房地产与股市炒作的老一套，楼市炒砸了炒股市，股市炒砸了又回过头来炒楼市，刻意让垄断资本和官僚家族资本轮番掠夺。某些当权高官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制造机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农田土地搞房地产，驱赶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充当廉价劳力，以满足垄断资本与官僚家族资本继续掠夺发财的需要，而根本不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兴亡当回事，如此怎么有可能顺应市场的规律性顺利地发展经济呢?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周一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世纪90年代，全国建制市有660多个，而此后由于大城市兼并周边的县级小城市，使全国城市的数量不增反减，这是因为不少地方更习惯于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样一个发展模式。“通过兼并，资源、人才等各种优势集中于大城市，但却忽视了与周边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没有很好地辐射和带动小城市的发展，而是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集中到大城市中。虽然城市化不一定会带来城市病，但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的管理应对措施，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周一星说。在大力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不少城市“摊大饼”、热衷于规划新城、新区的简单扩张，导致“空城”、“鬼城”的出现。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透露，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其中一个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某一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按：连小学生都会算，中国哪来的这么多人口?把全国13亿人都赶进新区当廉价劳动力也无法满足他们的奢求!这和爆发三年困难之前的迹象一个样，某些官僚故意违背事物的规律性蛮干，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放卫星”，“万斤稻二十万斤薯”之类的瞎捣乱，故意制造经济灾难，然后嫁祸给中央的正确方针，以达到官僚家族重新掌权的卑劣目的——老套的封建官僚权术)，这是严重的失控。”郭仁忠说。

　　所谓的新城新区规划严重的失控，其实就是新一轮房地产扩张的前奏曲，表面上是发展新区开拓高科技新产业，但实际上还是房地产“先行”，大批量地占领土地新建住宅、学校、医院、商场、街道，又一次回到房地产暴富的伟大行动中去。这是暗度陈仓大搞房地产的新浪潮。为何放着天量的鬼城等空置房空置地不加利用，又要新建大批的新区楼房?答案是：外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家族资本继续暴富就此两招：房地产和股市。某些高官只懂得不为外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家族资本卖命捞取“改革红利”自己就没有仕途了，这就是问题的结症。没有了这两个掠夺法宝，垄断寡头发疯叫骂逼迫，官僚家族发狠整人，富豪卷起铺盖外逃，当官老爷的也就被逼疯了。

　　请看现实：2015年07月03日中国江苏网《国务院批复设立南京江北新区 规划面积788平方公里》：记者昨天从中国政府网获悉，国务院于6月27日印发《关于同意设立南京江北新区的批复》，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南京江北新区。自此，南京江北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全国第13个、江苏省首个国家级新区。据悉，江北新区将包括浦口区、六合区和栖霞区八卦洲街道，规划面积为788平方公里。其实，国务院在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南京江北新区之前，一些民生工程已先期启动。……打造国际健康服务园区，是江北新区建设中的一大亮点。浦口区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位于浦口区的国际健康服务园区规划占地面积5.3平方公里。根据南京市的医疗资源布局，在江北打造江北国际医院，落户在纬三路过江通道延伸线和江北大道的交会处，这将是园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一期工程建设已经出地面。国际健康养生园区已经开始招商，将引进一流的研发机构、科研院所等。此外，浦口的中心医院将争取升格为三级医院，南医大四附院项目正在进行土地拆迁开工，预计2018年建成。如今三甲医院正式落户江北地区。第一家三甲医院——中大医院江北院区已于2015年6月正式接诊，初步实现了重症不过江。而江北地区的另一所三甲医院，落户于石佛寺一带的浦口新城医疗中心也将于2016年完成一期工程的建设并投入使用。随着江北地区的地位日益提升，外国语学校、29中、琅琊路小学等一批南京知名的中小学，将在江北地区直接开设分校。而科利华中学、北京东路小学以及南师附小也将与江北地区的本地学校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江北地区。此外，江北地区还将在未来规划建设一所高级中学、两所初级中学、四所小学和十一所幼儿园。

　　这些严重失控的现象和以前的房地产疯狂鬼城遍地，拉动劣质钢铁、水泥、汽车恶性发展，产能严重过剩，别墅区、教育城、高尔夫球场、迪士尼主题公园等享乐场恶性扩展，水电发展布局混乱浪费严重，城市地下水道无规划又不思改善内涝成常态，外国汽车倾销失控道路拥堵不堪雾霾成灾等老毛病一个样，反复造成经济损失而政府至今不思改变。

　　目前，单单国家级新区至少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福州新区……等等，下面一级的新区又知多少?是否会发展失控则国务院领导层未加考虑，是否会成为新式的鬼城更无高官担忧。其中也不乏乱作为胆大包天，不作为自以为得计的一些高官，表面上高调支持中央反腐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决策，背后却用这两手肆意大搞破坏。

　　这样的问题反映了国务院的领导不当。不思改善将继续给国家却造成经济损失。中国不怕没有人才，怕的是有人才不用，用的却是外国佬和官僚家族中意的蠢材。

　　其三，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具体措施失误连连，骨子里私有化国有资产的贼心不死。

　　早在2015年04月13日笔者在《走极端的目的是借机整垮国企》的评论中就已经指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去官僚化。然后才能建构由集团董事会对公有资本的运营负责，从市场(包括国企内部——按：像厦门国企内部在长期经营中考验出来的一批如建发集团董事长王宪榕，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华等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官老爷，这是最重要的经营管理力量，然后才是从外部吸引人才)聘任职业经理人担任总裁、财务总监和信息总监(总工)的管理结构，在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下进行运营，搞活国企。(按：譬如厦门国企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做大做强根本不是靠什么“混合所有制”，而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用户满意为宗旨”，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占有国内外市场。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拥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安全节能试验中心等一流研发和试验机构，集聚600多名行业技术精英，为市场不断孵化出新技术和新产品。从2000年开始，公司开始实施国际化营销战略。2005年3月，独家通过英国商用汽车认证，国内首家进入欧洲市场。金龙客车已经遍及亚洲、大洋洲、南美洲、非洲、欧洲五大洲，广泛服务于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公司外销金额首度突破20亿元人民币。)官僚们不真正搞改革而是搞小动作捣鬼，……”“据了解，高管限薪政策由国资委、人社部、发改委等部委参与制订……。(按：改变的是工资，不改变的是行政官员依然直接掌控国企，国企官僚化非但没有弃掉，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在其背后没有报道的更为重要的现实是，随着国企领导人工资的大幅度迫降，国企职工、技术骨干、研究开发人员和经营管理骨干的工资甚至福利也就随之被大幅度迫降。由此，从根本上说，那就不再是现任国企高管(高级官员)跳不跳槽的问题了，而是如此极端主义的一刀切强制降薪而形成的新规，必然造成国企日后失去人才吸引力，留不住经营与技术骨干力量的严重后果。这与历史上的大官穿破官袍上朝表面廉洁骨子里依旧巨贪的怪象异曲同工，无非是治标不治本，只想减少民众的埋怨，而不是要从根基上搞好国企。”然而，对于学者们此类的警告，高官充耳不闻，变本加厉地在国企强制压低员工的工资与福利，破坏他们的积极性，制造国企内部的紊乱，力图搞垮国企，为他们的私有化图谋开道。

　　2015年07月19日中国新闻网《国企降薪 职工福利减少离职加速》披露：“福利降低致使离职加速。从2015年初开始，林红(化名)每个月只能拿到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以前每月都有的960元的月奖已不见踪影。”

　　2015年7月19日伊秀新闻网网友“ckluda”《国企降薪离职潮 绩效减少对比以前落差太大》披露：7月19日，国企降薪离职潮，不少国企的员工发现自己的绩效和工资大幅度减少后，纷纷选择离职出走。到底是国企员工以前的工资太高，还是现在减少的福利太多?……许多人的薪水减少了，相比起以往大家都有点心理落差，于是不少人离职，去私企工作。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经营报《东北国企改制牺牲职工 每月千元工资降到250元》：“先是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参与国企改制，然后再利用国家政策，通过套取改制补偿金，低价和解企业债务等方式，轻易获取数倍的高额利润，最后再选择时机撤离资金拂袖而去。……引起经济学界专家的关注及广大改制国企职工的担心：面对自身日益窘迫的生活和入主者一夜暴富的神话，许多职工们坚信，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改制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变相圈钱。……企业另一名高层管理人员还透露，作为战略投资者入主的这家企业，利用国外进口原料分批到货，批次间进口成本不一的特点，将进口成本高的原料发到企业，而成本低的原料运往别处，来偷偷转移企业的资产。“通过这种方式，这家民营企业自去年底以来至少私自变卖了2万吨的进口原料，使企业库存原料量从原来1万吨降到了现在的600多吨的最低水平”，一位公司财务人员说。职工成了改制牺牲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新的入主方压缩了生产，改制后的这家国有纺织企业职工大批下岗，生活窘困，部分下岗职工去外地打工度日，而被入主方占用的数千万元补偿金则更加重了职工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心。原企业职工唐某说：我们也知道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按：如此宣传?再一次国企员工下岗?)，但5000多人的大厂改来改去却只有1000多人在岗，对下岗职工的补偿和生活费又少得可怜，这样的改制职工认为有问题。就拿我个人来说，改制前我每个月的工资是1440元，改制后每个月的生活费却只有250元，生活水平与改制前整整相差了5倍多。”

　　某些高官是在改革搞活国企吗?事实搞的却是强制降薪减福利与“混改”暴富的南辕北辙的改革措施，故意导致许多人的薪水减少了，不少人离职或下岗，把人才劳力驱赶出国企，满足私企，这不是高官们一向彻底消灭国企图谋的再现吗?把国企搞砸了，私有化国企肥己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国企效益下滑，经济也就随之下行，不又可以高喊反腐和结构改革不利经济发展，而用以对抗中央，图谋回到它们依附发展的老路上去吗?这班人的司马懿之心路人皆知!

　　早在2014年09月20日《昆仑岩少将：彭氏“混改”用心何在?》就指出过：“看到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彭建国副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文，着实大吃一惊。惊在其观点之大胆，与一个时期以来代表国资委说话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同志(也就是这位彭副主任的顶头上司)大不一样，当然，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就更不一样。……这位彭建国副主任在文章中闭口不谈这些代表中央和国资委的国企改革精神，既是概略地、又是相当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私有化改革方案。“实现一个目标”，即改革就是为混合而混合。强调的是绝大部分国企都“混”，“支持非公有资本”来“混”，“混”过了还得再“逐步降低国有股权比重”，直至彻底私有化。(按：国资委研究中心彭建国副主任说出了实情，官僚们的所谓“混改”根本不是想贯彻中央的决策来做大做强国企而是要彻底搞垮国企，彻底将其私有化，把国有资产收入官僚家族私囊)……一派国企私有化的谬论，出自于国资委研究中心的领导之口，而且是副主任敢向主任叫板，敢与习总书记指示精神唱对台戏，还能在中央党报发表，看来是有私有化后台强硬撑腰的，反映了当下中国两条国企改革道路的斗争进入白热化较量。”

　　这样居心不良的“改革”措施导致了严重后果，拖累了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东北的大型国企遭了大秧，甚至连一向良性发展的厦门国企也由此遭了一些小毒手。厦门国企员工收入大减工作积极性受阻不说，还出现了借混改私有化的恶性案件。2015年09月25日台海网《厦门一国企5人贱卖国有资产致经济损失过亿》披露：“今年初，厦门经侦支队收到知情人士举报，设立在厦门的某国有企业，国有资产遭到侵吞，变相流失。17家私营企业，5个“内奸”，致国有资产直接经济损失2200万元。”“大量证据表明，在17家私企里，这5人持有暗股，是实际的操纵者。而幕后最大‘黑手’，正是该国企‘一把手’、总经理刘某。”“警方发现，流出去的国有资产，从姓‘国’变成了姓‘私’，流向了多家私营企业，有投资公司、物业公司等。”借口“混改”侵吞国有资产的黑潮借此机会也攻入了厦门!

　　如今通过混改、整体上市和员工持股(按：其实干的是内鬼持股)的一条暗道私有化国有资产恐怕不是什么监管不严的小问题，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私有化大骗局。早在2014年,中信国安集团混改被指贱卖国有资产:有这么个大型国企，合并净资产近155亿，经营业务涉及信息产业、资源开发、房地产、旅游、葡萄酒、金融业务，旗下还控股了两家市值分别为133亿、37亿的A股上市公司。您只要花16亿现金，就可获得该国企15.8%股权。这个诡异的国企改制案例就是中信国安集团。国安集团“混改”招来业界一片嘘声，外界认为售价太低。……国安“混改”，改了什么?这是一例“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颇蹊跷的是，直到8月6日，国安集团下属两家A股上市公司中葡股份、中信国安才发布母公司改制的公告。有关公告显示，森源集团仅以16亿元获得了国安集团15.81%股权，5家民企以56.6亿元现金，共同获得了国安集团近80%股权。至此，国安集团“混改”招来业界一片嘘声，外界认为售价太低。(《新浪财经》)

　　对此，国务院领导层无法推卸责任，必须整改。中央对此不能不加关注。

　　事实上，厦门等蓬勃发展的国企靠的根本不是什么混合所有制、整体上市和员工持股。靠的是为社会提供价值，也就是融入市场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而健康发展的。靠的是非官僚化的高素质的职业经理核心班子的尽心服务社会，是员工的服务热情和企业的资本经营和人本管理发挥了人与资本的潜力。譬如厦门的商业航母国企夏商集团，厦门75%蔬菜、70%猪肉、80%水产品、60%蛋品、90%冷冻食品、90%台湾水果、60%泰国大米等基础民生物资的供应由该集团供应。在保障供应的同时，夏商集团坚持对上市农产品批批检测，每年对厦门上市蔬菜、水产、家禽、生猪等生鲜产品检测量达60多万批次。在物价波动频繁的非常时期，夏商集团勇于担当，积极履行国有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主动平抑物价，在蔬菜价格持续上涨、异常波动时期，动用数百万资金果断对十几种“当家”蔬菜实行平价供应。名至实归地作为厦门市场的中坚力量而健康发展，其效益增长也十分迅速。如今政府领导层不走经过实践考验的道路来改革国企，使之成为真正的公有企业为百姓服务，成为市场的中坚力量，反而用以私有化为最终目的的所谓“混改”之类的胡乱改革来“打攻坚仗”努力摧毁国企。美国内应的如此嚣张与张狂。中国不能任其毁坏中华!人民不会答应。尤其是目前美国步步紧逼围阻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势下更不能听任其从内部破坏中国经济发展。

　　其四，资源利用继续放任浪费，吃完子子孙孙的命根子在所不惜。

　　据2015年02月28日长江时评《盗采稀土破坏珍稀战略资源》披露：“长期以来，我国支撑了全球90%以上的稀土产品需求，然而，在国际稀土市场上却缺乏定价权。这是因为我国稀土行业非法盗采、无指令性计划生产等违法违规的问题比较突出，形成了集开采、生产、流通、走私为一体的黑色利益链条，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导致稀土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稀土是生产尖端电子设备所需材料的主要来源，是珍稀的战略资源。非法盗采稀土不但污染环境，浪费宝贵的稀土资源，而且对国家战略部署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制止非法盗采，禁止严重污染的开采活动并没有被国务院领导层重视，更没有有效措施。

　　2015年03月09日中国网《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保护水资源亟需达成全民共识》披露：“罗富和委员表示，目前来看，长江水资源还是丰富的。但从长远来说，每一个经济发展区，包括大城市的发展，都必须实行淡水资源的规划。另一方面，长江上游、金沙江等有了几十个水电站，等于拦截了干流。到了旱季，水电站把水量聚集在水库，会出现两大突出问题：洞庭湖、鄱阳湖出现干旱，出海口海水上溯。鄱阳湖3000多平方公里，到了旱季以后，湖区面积只剩下300多平方公里。洞庭湖也一样。长江流到上海出海口的流量不足，导致出现“咸潮”。所以，整个长江水资源的综合调度，就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至今还仅仅在纸上谈兵，没有责任部门认真拿出对策。更严重的问题是水利系统被破坏，临时抱佛脚，大量使用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资源严重短缺。对此，国务院不治本，农业部反而提出所谓的“土豆主粮化战略”借口适应地下水源短缺的现状，为美国转基因土豆寻找出路。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潘文博介绍说，农业部提出推进土豆主粮化，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可以顺应大家吃饱吃好吃得健康的需求。土豆营养丰富全面，同时脂肪含量低、蛋白质品质高，利于抑制体重，有助于清理肠道、预防消化系统病变。第二，可以顺应结构优化和资源开发的需要。我国水土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在水资源短缺的西北、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华北和冬闲田资源丰富的南方等地区，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种植结构。……对于地下水缺乏的问题，在厦门等地早就采取了譬如“泡沫城市”等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地下水，改善水环境。对这类有措施农业部根本不会去思考。他们要得只是推行美国需求的借口。中国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与他们无关。

　　然而，农业部继续压制袁农平等大批农业科技人员及其技术成果，浪费科技资源，反而推销转基因水稻等美国垃圾技术和垃圾食品巴结美国佬。对此，2015年04月13日农业经济学专家顾秀林博士在《土豆——在中国当主粮，在美国要落榜》的文章中指出：“2004年前后，美国首次反思转基因食品作物商业化，认识到转基因食品作物是“垃圾技术”。为寻找出路，耶鲁大学座谈会有报告指出：转基因食品作物那‘垃圾技术’能否成为‘黄金技术’，不在于转基因技术的发源发祥地欧美发达国家，而在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从此，美国转基因化工公司把他们的业务推销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向了中国。于此反思之际，美国学界也研讨了具体转基因作物的出路问题，其中包括转基因土豆的出路问题。譬如，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学者发表的专题报告说：在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抵制转基因土豆，转基因土豆在这些国家是没有市场前途的;转基因土豆的市场在中国。该报告给了几个理由，其中跟转基因作物直接相关的理由是：在中国，西式快餐和土豆片的消费已成为时尚，那是转基因土豆在中国上市的最好渠道;中国主管部门譬如农业部，已有关于转基因大豆、玉米、水稻和棉花的具体管理规范，但几乎还没有关于转基因土豆的管理的需要和规范，譬如，至今只发生一起中国主管部门干预含有土豆成分的食品原料进口事件，但那是因为防腐剂超量、并非因为含有转基因土豆成分。该报告建议说：中国社会和主管部门对转基因食品作物技术采取积极立场，这是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土豆的官方条件和社会条件;为在中国推广，需要采取转基因土豆和非转基因土豆并进的‘双重市场系统’工作方式。”

　　一语蔽之，农业部的“土豆主粮化战略”之类的改革措施不过是按照美国主子的需求炮制的出卖计划而已。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农业部到底是不是美国的中国农业分部?对此，国务院领导层听之任之，不加制止，该不该承当相应的责任吗?

　　除了袁隆平等农业人才及其创新成果被严重浪费之外，像获“世界建筑界最高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等人才也被边缘化，造成严重的人才浪费。在中国的建筑设计人才被压制的同时，至今还是倚重洋设计大师及其徒子徒孙，继续在中国搞出大量央视大裤衩之类的建筑怪胎，浪费大量资源。还有全国遍地开花搞小高炉大炼钢铁似的“众创”，而抑制真正的科技创新人才、重要的创新机构及其成果，对中国的重大科技成果持压制态度。以至不少中国重大科技创造成果被洋人掠夺，造成严重的科技资源浪费，而不思改过。当年跨国制药巨头瑞士诺华公司就轻易获取了中国特大科技成果青蒿素的专利权。诺华经过多年的经营，通过购买研发等等一系列方式，在复方青蒿素专利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专利壁垒，中国的发明权益丧失殆尽。在屠呦呦荣获的诺贝尔科学奖之前，中国的这一群优秀的科学家一直被边缘化着，甚至被无端攻击，包括袁隆平、王澍等等，而科学院的不少院士席位却被一些造假、当洋奴才而不下蛋的洋博士占据着，科研设备与经费也就大量被浪费。在经济科学领域，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也被边缘化，而厉以宁(主持《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荣获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以搞笑的“二元基尼系数”新发现差点得诺贝尔经济奖)、林毅夫(国军连长，美国硬捧出来的不懂经济学的“首席经济学家”)之类的伪经济学家却被抬上宝座，不但浪费人才，而且误国误民。这种中国重磅的科技创新人才被埋没被挤兑的不正常状态国务院领导层至今无动于衷，不思改变。却在那里大玩特玩层层分解下达创新指标的所谓“众创”虚招遮人耳目，干扰中国的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按：笔者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众人的创新，只是非议官僚们搞什么下达创新指标并层层分解的所谓“众创”来转移视线，掩饰他们对国家和企业关键性大型创新机构、重要创新人才和计划的压制与边缘化。现代的创新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单枪匹马的苦斗而突然完成了，唯有汇集世界的最新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依靠许多团队的共同努力和社会的支持才可能完成。给每个单位甚至个人下达创新指标不仅仅是国际笑话，而且是典型的违背事物规律性的妄作非为，是拔苗助长的狂妄行径。)

　　国务院领导层对水资源、森林资源，稀土资源等重要资源被滥开发，乱浪费，以及科技创新人才及其成果被严重浪费之类的问题一直没有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而放任国家资源继续浪费，吃完子子孙孙的命根子在所不惜。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解决，如何能有效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其五，用人不当，管理不力，政府高官不作为成风，消极抵抗反腐与改革。

 　　2014年08月25日中国城市发展网《“不作为”局长被免职给“为官不为”者敲响警钟》披露：昨日，省纪委监察厅官方微博“@清风中原”发布商丘市严肃查处商丘市交通局路政管理处“慵懒散”、“为官不为”典型案件，商丘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关保安被免职。(中国新闻网 8月23日)现实中，“为官不为”的官员并不在少数。一些官员在其位而不履其职，在工作中没有干劲、没有创新能力，信奉“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错误观点，怕担责任、不愿下苦功夫，工作应付检查、敷衍上级，在位几年没有任何工作成效;在处事方面，怕得罪人，对外不敢说硬话，对内管理松懈，从而造成单位作风散漫、纪律涣散。然而，这样“为官不为”的官员在一些人看来却成了左右逢源、会为人处事的“好官员”，还有不少官员因此而“青云直上”、仕途光明，让人唏嘘不已。因此，整治“为官不为”已势在必行。商丘市交通局长因“为官不为”被免职，无疑是给“为官不为”的官员们敲响了警钟，莫要以为工作不出事、为人圆滑不得罪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为官不为”者终将被淘汰(按：在官僚家族依然掌控实权的情势下这可能吗?)。

　　2015年09月28日《南方都市报国务院问责41名厅官，慢作为、不作为最严重者被免职》：中国政府网9月28日发布国务院第二轮大督查的问责结果，共对249名不作为干部进行问责，其中包括地厅级41人、县处级139人。其中，对慢作为、不作为者，最严重的处理是免职。另外，国务院大督查即将进行第三批问责。

　　然而，2014年08月12日新京报《6年来85名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披露：新京报梳理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官员半数已起复……。52起案例中，突发事件被免职的达20起，40名官员被免。截至目前，半数官员均已起复，相隔一段时间走上了其他领导岗位。前面免职后面复出，如此，一批又一批地问责免职有用吗?因而，不作为被免职也就未能真正制止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不作为当今还是流行风，经济发展中市场所需要的看得见的手时常缺位或乱抓瞎抓，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

　　可见止于应付百姓舆论的假免职并不能有效促使官员认真作为，有官僚家族后台的官员根本不怕免职，他们有恃无恐，照样不作为、乱作为。为百姓而用对人，用好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并没有在政府高层中真正形成。国务院领导层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问题，除了经济转型控制适宜的发展速度的需要而控制在合理的增速区间内的因素之外，国务院领导层在具体贯彻实施中央的决策中所存在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因素。老百姓有权批评监督，要求其迅速改善。以免被垄断资本和官僚家族资本所利用，而扰乱了反腐和创新带动发展的经济结构改革。须知，单单宣传经济下行正常的一面而刻意掩盖不正常的另一面不是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的应有态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敢于面对。对此执政当局务必当机立断，果断处置，以免反受其乱;也才不会辜负人民的信任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