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駁“輿論一律”】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後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鬥爭着，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後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這就使胡風等類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對於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

　　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和制度。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歸於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

　　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裡，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裡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這個問題上，胡風等類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聽了這些反革命論調之後，也好象覺得自己有些理虧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壓制自由”，豈不是很難聽的麼？

　　他們分不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範疇。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正相反，那裡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後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總是理虧的。

　　胡風又說：“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裡空氣是強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裡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這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之後，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於反動派剝削壓迫的散沙狀態改變為團結狀態的這種可能性，並且於革命勝利後幾年之內實現了這種人民的大團結。

　　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也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艱苦鬥爭之後，才使得這些壞蛋感覺這麼難受。一句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們每年的國慶節，首先就是慶祝這件事。

　　胡風又說：“文藝問題也實在以機械論最省力。”這裡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並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面去。

　　胡風在這封信里提出了三個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風在這封信里還說到：“目前到處有反抗的情緒，到處有進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年說的。那時，在大陸上剛剛消滅了蔣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還有許多化為土匪的反革命武裝正待肅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還沒有開始，文化教育界也還沒有進行整頓工作，胡風的話確實反映了那時的情況，不過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應當是這樣：目前到處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處有反革命對於革命的各種搗亂性的進一步的要求。

（選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頁。文中段落是引者為方便網友閱讀而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