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也好、打假也好，其本質都是提供一種信息。新聞有新聞的價值，打假有打假的價值。這麼說很明確，也不會有太多人理解不了。但是在現實中，許多人卻根本意識不到這個本質性的問題。特別是中國人，日子過得天天如驚弓之鳥，時時擔心中了別人的套，因此缺乏理性分析信息價值的能力。自己喜歡的，就無限正向放大；不喜歡的，就徹底負面解讀。再加上有人故意引偏話題，最後反倒使信息本身的價值被散焦。
方舟子打假韓寒時我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在這件事上，我對方舟子的打假是完全支持的。因為韓寒問題的核心不是文章的源屬是誰，而是這樣一個“成功”的模型製造了一個遠離常態的“神話”，以及社會道德體系的巨大陷阱。真要看到真的合理性，這是道德原則的基礎。如果“真”裡面有許多的不合理，那麼“真”在社會中就產生不出道德依據的平台。正是由於中國社會充斥着強權的“真”、欺騙的“真”，才使得中國社會形成不了穩定的道德原則。才使得“指鹿為馬”橫行，“假作真時真亦假”成為現實。方舟子打假韓寒的過程，是促使社會思考的過程，是讓社會提升阻嚇造假能力的過程。這就是方舟子打假韓寒的正面價值所在。
所謂的價值函數，就是表明價值的衡量並不是簡單的加減合併，而是一個時變的動態表現，其整體結果是一個全方位的綜合考量。也就是說，價值的綜合表現有可能是正，也有可能是負。在方舟子對柴靜《穹頂之下》的打假中，我看其價值頗為負面。
《穹頂之下》的核心價值是系統提出了一個全民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柴靜的動機是什麼？當然是拿霧霾說事，能拿霧霾說事，當然是霧霾足以引起全中國人的關注。至於什麼是柴靜想說的事、她有沒有後台、她的利益瓜葛何在，那麼誰也無法要求能讓13億人都有一致的認同。唯一能夠讓13億人共同承認的，就是霧霾這個事實。然而中國人普遍社會思維能力的欠缺表現在：絕大多數人總是認為，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的訴求必須是代表大多數的才是可以接受的訴求。這就是家天下、黨天下思維所洗腦的結果。反過來，皇帝代表天，當然就代表了全體臣民；黨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及至“三個代表”，因此也就是全體國民必須接受的了。但自然現實展示出：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利益是與他人完全相同的，因此，在談問題時，真正需要關心的，首先應該設立一個共同利益的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對問題展開分析。這就好比在植物中提取特定用途的有效成份，就好比找出作用力的矢量合成方向和數值，就好比對接受的信號進行檢波和解調。如果拋開有效成份去談植物的外觀、氣息、顏色，那麼人與人之間的共同點就必然分化；如果只談受力的不同方向而不考慮綜合的矢量結果，那麼物體實際的運動狀態就永遠不會得出結論；如果不對特定的載波信號進行檢波和解調，而去談接收設備的手感或防摔性能，那麼有用的信息根本就無法得到。
方舟子去打《穹頂之下》數據的假、觀點的假、結論的假，其正面價值在於促使人們更加理性、嚴謹地思考並表達自己的觀點。但這必定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在一個特定的議題方向上，它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極為有限。因為任何數據的偏離，以及觀點和結論，在霧霾的問題上，方舟子所說的問題根本改變不了霧霾對民眾身心的影響的負面性質。所謂“霧霾不如吸煙有害”，所謂“霧霾造成死亡率上升的數據是假的”這樣的質疑除了醫學學術上的討論價值，對霧霾本身，及至造成霧霾背後的體制憂患問題卻根本形成不了正面的積極作用，而是恰恰相反。除非方舟子能夠證明霧霾有利於健康，或霧霾能夠增加中國人的幸福指數，那麼在一些本身仍具爭議的細節上“打假”就明顯是在分散國民對霧霾問題本質的探究和解決方案的研討注意力。
我不去揣測所謂的利益動機，柴靜也好、方舟子也罷。柴靜出名因為她向世人展示了霧霾對中國人的影響，並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深入的思考；而方舟子卻在枝節問題上進行糾纏，其對問題的整體貢獻就是一種負面的價值。但他也搭上了柴靜出名的順風車，這也許還就是霧霾產生的一種因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