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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有违史实，并颠倒了是非。当时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在这前，从中央到安徽省，都有正确对待单干户的明文规定，而且毛主席对有关中央文件，还亲自作了修改：“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再者，在小岗单干前，在安徽省就有十万户左右单干户，这些足以证明：“十八个人“冒死‘按血手印’”，甚至鼓吹“其中谁‘牺牲’了，其他人还负责把他的子女扶养到18岁独立生活”，完全是小岗村包括那个贪污腐败分子在内的几个政治骗子，诬蔑党的政策、诬陷毛主席，而蓄意制造的大阴谋，对全国农村，在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应予彻底清算。用薄一波的话说：终于明白了，凡毛主席提倡的，他(指邓)都反对；凡毛主席反对的，他都提倡。当时带头分田单干不仅不用“贴着身家性命”，而是名利大丰收。事实证明，小岗村就是这种典型，一分田单干，邓小平立即支持，各地大把钱送进了小岗村。邓小平在1958年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在小岗村再次上演。尤其是什么“18户血手印”，网上一再见文章揭露是伪造的，是某些人策划把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的“典型”搬进北京某博物馆大肆宣扬，而有人临时策划制造了“18户血手印”以欺骗舆论。

习近平一再强调政策好不好，就看群众高兴不高兴(大意)。他把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说成“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我要请问是“一声春雷”还是给农业敲的丧钟？这个问题，小岗村农民最有发言权，而不是谁的“官”大有发言权。这里用小岗村农民的话说：“(小岗人对分田单干后悔说当前)发展小岗村村级集体经济，迫在眉睫的是人的问题。正因为缺少一个坚强的村级班子，小岗村才屡失良机。从省财政厅选派来的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沈浩认为。……一位村干部与沈浩的观点也不谋而合：上级非常重视村里的发展，但因为村班子思想不统一而难以落实。讲到最后，这位村干部垂下头，长叹了一口气：‘二十多年过去了，按常理，小岗村早就应该发展得很富裕了。而现在……我们自己都觉得丢人……。沈浩说：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也都被别人注册了。”……“到了凤阳不到小岗，是一生遗憾；到了凤阳去了小岗，是遗憾终生。”“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小岗村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这就是小岗村“一声春雷”轰出的悲惨结局。

一再有媒体揭露：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后，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领导班子有人贪赃枉法，这些内容就不抄录了。但必须讲清推广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是群众“欢迎、高兴”的事、还是走资派强迫命令干的？这里抄一段包括当时赞同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万里同志等揭露的情况：“省委书记中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心卿三人赞成分田单干；上面农林水利口……，都反对分田(单干)。虽然1982年至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沒有说服大多数。由于分田帮在党内始终少数，始终沒有说服多数人跟随他们推行分田政策。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被胡耀邦认为的‘死猪’党内高层……的省份，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催促分田，……也没能说服人。第二次胡耀邦亲临河北，批评河北省委……，调高掦任河北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在辽宁采取更极端手段，任仲夷基本把基层干部一扫而光……，连公社宣传干事、组织干事都不放过，全部调离……(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达到分田单干。请问习近平这是群众欢迎的政策吗？又何谈“一声惊雷”？我认为这是中共党史上最恶劣、最霸道、最违反民意的反动行为。

可见，我在最近发表的《人民大会堂的变迁》一文指出：习近平这一年多讲了不少中听的话即好话，并建议他调查一下，有多少好话兑现了？为什么兑不了现？现在应补充一句：主要从自身找原因。

在此介绍一段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的讲话(大意)：毛主席举手向整风蒙冤的同志敬礼，表示赔礼道歉。并说中央党校的问题即错误，我负责、延安的问题我负责，因我是主席。这个敢担责、敢认错的作风值得全党学习！当领导干部，把功劳归自己，错误是旁人的，而爱吹不爱批，是很危险的。这实质是要当“官”还是要革命的世界观问题、阶级觉悟问题。

恽仁祥 2016年4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