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信先生《中国甲骨学》一书述评 2009年8月初，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撰写的《中国甲骨学》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王宇信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先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1964年夏，他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他已经在先秦史、考古学、甲骨学等众多专业领域耕耘半个世纪，留下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中国甲骨学》、《西周史话》、《甲骨文合集》《合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商周甲骨文》(合著)、总审校《甲骨文合集释文》、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合著)、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合著)等十余种，并有论文数十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王宇信先生的学术科研专业主要是围绕着甲骨学、殷商史、西周史、商周考古学、先秦政治制度史等。他是国际上研究甲骨学、殷商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的著名学者，还是西周甲骨学的学科开创者。 可以说：《中国甲骨学》一书的出版，就是王宇信先生研究甲骨学从中青年走到老年的勤奋研究、严谨治学的生命写照。 《中国甲骨学》一书，由上、中、下三篇共二十八章构成。上篇十六章的内容从甲骨文的发现、出土地、命名和研究史、研究专著介绍、学科界定及相关专业术语，以及分期和断代等构成。中篇五章则完全是对西周甲骨学的形成、祭祀制度、刻辞等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叙述。下篇则七章则集中从甲骨文书法艺术、当时的科技和殷墟发掘史几个方面构成。书前附有过去胡厚宣和李学勤两先生曾经给他写的序。书后并有《甲骨学大事记》、《甲骨文著录目及简称》、《甲骨图版与例图》三个附录,全书789页，共计约八十五万字的篇幅。该书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从甲骨文的发现、命名、著录，一直到分期、断代、商周史研究等众多方面，再处处结合甲骨学发展史、西周甲骨学等方面内容，尽量将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的学术前沿课题介绍清楚，气势恢弘地勾勒出了一百一十年甲骨学研究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和主要问题。它已经成为建国以来最负声名的一部甲骨学综合性通论研究之作。 王宇信先生在《中国甲骨学》一书中首先就肯定地指出：“清末民初，由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四裔’碑铭以及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蔚然形成了几种举世瞩目的新学问。特别是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甲骨学成为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当今‘显学’和‘世界性’学问。因此，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这已经概述了甲骨学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 在此基础上，王宇信先生就详细考证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真实的历史过程，订正了学术界流传的不确切的观点。在甲骨文的发现时间、命名、发现者等一些重大的基础问题上，王宇信先生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辨伪工作。然后就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了甲骨文的出土发掘的历史过程。紧跟着就对甲骨文的分期和断代等重大而艰深的可以进行历史评价和说明。在甲骨文的整治、甲骨专业术语、分期和断代、著录和要籍介绍、重要学者的研究特点等几章的叙述中，形成了一种上下跌宕、波澜壮阔的叙述效果，以此结束了该书上篇的内容。 早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中，王宇信先生已经开始提到了西周甲骨的发现，并且把它列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发现之一：“周代甲骨文的发现，是建国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也是甲骨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建筑基址西厢二号窖穴H11、H31内，出土了成批的甲骨，这些甲骨中大部分是无字甲骨，而部分是有字甲骨，王宇信先生以前就曾主张“周原凤雏出土的庙祭甲骨H11：1是确定无疑的帝辛时物。这使我们增加了对第五期卜辞中帝辛甲骨的认识”。 《中国甲骨学》一书中篇综合了现有的关于周代甲骨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科研课题。他阐述了西周甲骨学的由来和研究现状，特别是对周原出土的庙祭甲骨诠释及其族属问题的研究，王宇信先生利用他对西周甲骨中出现的贞人身份的考证，提出了他对西周甲骨中出现商王占卜问题的解释。这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宇信先生认为：“西周甲骨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甲骨的整治方面……（二）钻凿形态方面……（三）灼与兆……（四）刻辞甲骨一般以骨臼一方为下……（五）文字”。这五个方面就已经概括了西周甲骨的重要的本质特征和研究的切入点。他特别注意到了“王”字的写法上出现的差异。李学勤先生特别肯定了这一点，他说：此书“通过‘王’字字形的演变的分析，对西周甲骨试行分期，将殷墟甲骨用字形演变进行分期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移用于西周甲骨，尤其是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在对西周甲骨中出现的“王”字进行分期研究时，王宇信先生明锐地发现了商、周卜法上的差异：“不能不注意到，周原卜甲在卜法上具有与殷墟卜甲很不一样的特点”，即，周用方凿而殷用钻凿的技术区别。是晚商时代卜法技术的变革还是商周卜人的技术区别，或者是其他原因，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是，他对西周甲骨“王”字和殷墟甲骨“王”字的分析以此作为对西周甲骨进行分期和断代的基础：“我们认为，西周甲骨基本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文王时期、武成康时期、昭穆时期。”论证缜密而逻辑合理，已经是西周甲骨研究的经典论述。 在此篇中，王宇信先生指出西周甲骨研究的两大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是证明了“周人在文王时已进入成文历史时期”，其次是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载了“周初历史活动”。这就为探索西周开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同时，他也指出今后研究的展望主要是“以分时期、考周史为研究的重点”。然后，他又具体地提出了对西周甲骨在著录、文字考释、分期和族属、契刻方法等七个方面的研究应该是今后科研工作当务之急的观点。在该书下篇，在对文武丁时代卜辞、历组卜辞、商代社会性质、众和众人的身份、甲骨文时代的科学和技术（包括医学、历法和数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上，王宇信先生全是先介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古代的相马术的起源，王宇信先生就援引众多甲骨史料，详细考察了商代的马和养马业的问题，特别是对甲骨文中出现的“”、“”、“”、“”等字的考释，勾勒出了一幅商代的养马、用马的历史画卷，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由于马匹数量的增多和养马业的发展，从商代就开始有了相马、执驹、攻特等技术，繁殖出一批名马。商代养马业之所以受到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是由于马匹在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大事——祀、戎的需要以及狩猎活动中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 不仅如此，王宇信先生还在很多商代宗教和祭祀活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他主张：“在商代没有至上神天的观念，殷人的燎祭卜辞也就没有一条是祭天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天可祭！不仅燎祭，甲骨文中不论何种祭法，连祭劝能无限的帝、上帝的也没有一条”，这样的结论对于从事上古思想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不亚如当头一棒。他又主张“甲骨文中也没有地字，直至周代金文中也没有地字……文献中关于祭地的种种礼制和祭品，也应该是商代和西周以后的事情了”，等等，这些已经是利用甲骨史料进行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最新解读了。观点之大胆、证据之充实很值得我们从事思想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学者们借鉴和参考。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宇信先生特别撰写了《甲骨文与甲骨书法》一章，这显然和他长期的甲骨文书法创作是分不开的。他主张：甲骨文书法“不是为了实用，主要是作为艺术品欣赏，所谓‘法’，即法则、规范、效法。不能说，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数几个卜人能见到的卜辞就是书法创作。也不能说商代卜人教弟子捉刀代笔刻写甲骨文就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实践。”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甲骨学》一书是完成自己的老师胡厚宣先生的未竟之业：“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派人来上海复旦大学向我组稿……并约我编写一本《甲骨学概论》……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写作《甲骨学概论》就更无从谈起了”。现在，此书由胡厚宣先生的学生王宇信先生写出，难怪当年胡先生在写给他序文中要感叹“真可谓后来居上者矣”呢！实际上，此书从内容到写作体例全是上承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而来。那本书记载的时间范围在1899年至1949年，而此书则是1949年至2009年。这两本书就是一幅完整的中国甲骨学史发展和研究的全部历史。作者详细而清楚地叙述了一百一十年甲骨学的发展在各个研究角度上出现的疑难问题和取得的主要成果。真正体现了“甲骨学界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及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基本已概括于该书中”的特点。（胡厚宣语）这些特点已经显示出一名古典文献专家对史实的清晰地分析和疏理。 通读全书，立足于考古学基础上进行的甲骨文字研究的特色十分明显。从殷墟的考古发掘活动到明义士、董作宾、郭沫若等甲骨学大师的治学之路，无不是处处渗透着考古学的影子，因此，王宇信先生如是评价他们：“明义士分期断代开创性成就的取得，是他把传统金石学方法与近代考古学方法相结合的结果。……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成功，得益于他把近代田野考古学移入甲骨学研究领域，与他基本同时的郭沫若的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也是受到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的启示而获得成功的”。这可以说是他著述本书的核心要点，即甲骨学研究不是猜字谜，而是立足于科学和实证的考古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出身的著名甲骨学家的治学经验之谈尤其值得特别关注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