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信先生《中國甲骨學》一書述評 

2009年8月初，著名甲骨學家王宇信先生撰寫的《中國甲骨學》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王宇信先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先秦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1964年夏，他從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他已經在先秦史、考古學、甲骨學等眾多專業領域耕耘半個世紀，留下了《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論》、《甲骨學通論》、《甲骨學通論（增訂本）》、《中國甲骨學》、《西周史話》、《甲骨文合集》《合著)、《中國政治制度史》(合著)、《商周甲骨文》(合著)、總審校《甲骨文合集釋文》、主編《甲骨學一百年》《合著)、主編《甲骨文精粹釋譯》《合著)等十餘種，並有論文數十篇發表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上。在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王宇信先生的學術科研專業主要是圍繞着甲骨學、殷商史、西周史、商周考古學、先秦政治制度史等。他是國際上研究甲骨學、殷商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的著名學者，還是西周甲骨學的學科開創者。 
可以說：《中國甲骨學》一書的出版，就是王宇信先生研究甲骨學從中青年走到老年的勤奮研究、嚴謹治學的生命寫照。 
《中國甲骨學》一書，由上、中、下三篇共二十八章構成。上篇十六章的內容從甲骨文的發現、出土地、命名和研究史、研究專著介紹、學科界定及相關專業術語，以及分期和斷代等構成。中篇五章則完全是對西周甲骨學的形成、祭祀制度、刻辭等具體的學術問題進行敘述。下篇則七章則集中從甲骨文書法藝術、當時的科技和殷墟發掘史幾個方面構成。書前附有過去胡厚宣和李學勤兩先生曾經給他寫的序。書後並有《甲骨學大事記》、《甲骨文著錄目及簡稱》、《甲骨圖版與例圖》三個附錄,全書789頁，共計約八十五萬字的篇幅。該書從歷史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從甲骨文的發現、命名、著錄，一直到分期、斷代、商周史研究等眾多方面，再處處結合甲骨學發展史、西周甲骨學等方面內容，儘量將已經解決和正在解決的重大的學術前沿課題介紹清楚，氣勢恢弘地勾勒出了一百一十年甲骨學研究和發展的歷史、現狀和主要問題。它已經成為建國以來最負聲名的一部甲骨學綜合性通論研究之作。 
王宇信先生在《中國甲骨學》一書中首先就肯定地指出：“清末民初，由於流沙墜簡，敦煌寫經、內閣大庫檔案，‘四裔’碑銘以及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蔚然形成了幾種舉世矚目的新學問。特別是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的發現和其後的科學發掘，形成了甲骨學和殷商考古學這兩門全新的學問。從此，由於史料不足而山窮水盡的殷商文化研究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別開了新生面。甲骨學成為與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古代科學技術史研究等學科有着密切關係的當今‘顯學’和‘世界性’學問。因此，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書特書。”這已經概述了甲骨學的學術研究價值和歷史地位。 
在此基礎上，王宇信先生就詳細考證了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真實的歷史過程，訂正了學術界流傳的不確切的觀點。在甲骨文的發現時間、命名、發現者等一些重大的基礎問題上，王宇信先生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辨偽工作。然後就從考古學角度闡述了甲骨文的出土發掘的歷史過程。緊跟着就對甲骨文的分期和斷代等重大而艱深的可以進行歷史評價和說明。在甲骨文的整治、甲骨專業術語、分期和斷代、著錄和要籍介紹、重要學者的研究特點等幾章的敘述中，形成了一種上下跌宕、波瀾壯闊的敘述效果，以此結束了該書上篇的內容。 
早在《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一書中，王宇信先生已經開始提到了西周甲骨的發現，並且把它列為建國以來重大的發現之一：“周代甲骨文的發現，是建國以來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穫，也是甲骨學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1977年，陝西岐山鳳雛建築基址西廂二號窖穴H11、H31內，出土了成批的甲骨，這些甲骨中大部分是無字甲骨，而部分是有字甲骨，王宇信先生以前就曾主張“周原鳳雛出土的廟祭甲骨H11：1是確定無疑的帝辛時物。這使我們增加了對第五期卜辭中帝辛甲骨的認識”。 
《中國甲骨學》一書中篇綜合了現有的關於周代甲骨研究的最新成果，並提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重大的科研課題。他闡述了西周甲骨學的由來和研究現狀，特別是對周原出土的廟祭甲骨詮釋及其族屬問題的研究，王宇信先生利用他對西周甲骨中出現的貞人身份的考證，提出了他對西周甲骨中出現商王占卜問題的解釋。這反映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宇信先生認為：“西周甲骨的主要特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甲骨的整治方面……（二）鑽鑿形態方面……（三）灼與兆……（四）刻辭甲骨一般以骨臼一方為下……（五）文字”。這五個方面就已經概括了西周甲骨的重要的本質特徵和研究的切入點。他特別注意到了“王”字的寫法上出現的差異。李學勤先生特別肯定了這一點，他說：此書“通過‘王’字字形的演變的分析，對西周甲骨試行分期，將殷墟甲骨用字形演變進行分期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移用於西周甲骨，尤其是有啟發意義的工作”。 
在對西周甲骨中出現的“王”字進行分期研究時，王宇信先生明銳地發現了商、周卜法上的差異：“不能不注意到，周原卜甲在卜法上具有與殷墟卜甲很不一樣的特點”，即，周用方鑿而殷用鑽鑿的技術區別。是晚商時代卜法技術的變革還是商周卜人的技術區別，或者是其他原因，目前還難以下定論。但是，他對西周甲骨“王”字和殷墟甲骨“王”字的分析以此作為對西周甲骨進行分期和斷代的基礎：“我們認為，西周甲骨基本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即文王時期、武成康時期、昭穆時期。”論證縝密而邏輯合理，已經是西周甲骨研究的經典論述。 
在此篇中，王宇信先生指出西周甲骨研究的兩大重要的學術價值首先是證明了“周人在文王時已進入成文歷史時期”，其次是以大事記的形式記載了“周初歷史活動”。這就為探索西周開國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開闢了新的研究途徑。同時，他也指出今後研究的展望主要是“以分時期、考周史為研究的重點”。然後，他又具體地提出了對西周甲骨在著錄、文字考釋、分期和族屬、契刻方法等七個方面的研究應該是今後科研工作當務之急的觀點。在該書下篇，在對文武丁時代卜辭、歷組卜辭、商代社會性質、眾和眾人的身份、甲骨文時代的科學和技術（包括醫學、曆法和數學）等等一系列問題上，王宇信先生全是先介紹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現狀，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關於古代的相馬術的起源，王宇信先生就援引眾多甲骨史料，詳細考察了商代的馬和養馬業的問題，特別是對甲骨文中出現的“”、“”、“”、“”等字的考釋，勾勒出了一幅商代的養馬、用馬的歷史畫卷，得出了如下的結論：“由於馬匹數量的增多和養馬業的發展，從商代就開始有了相馬、執駒、攻特等技術，繁殖出一批名馬。商代養馬業之所以受到奴隸主統治階級的特別重視，是由於馬匹在奴隸主階級的國家大事——祀、戎的需要以及狩獵活動中的特殊作用所決定的。” 
不僅如此，王宇信先生還在很多商代宗教和祭祀活動等一系列重大的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他主張：“在商代沒有至上神天的觀念，殷人的燎祭卜辭也就沒有一條是祭天的，因為根本就沒有天可祭！不僅燎祭，甲骨文中不論何種祭法，連祭勸能無限的帝、上帝的也沒有一條”，這樣的結論對於從事上古思想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學者們來說，不亞如當頭一棒。他又主張“甲骨文中也沒有地字，直至周代金文中也沒有地字……文獻中關於祭地的種種禮制和祭品，也應該是商代和西周以後的事情了”，等等，這些已經是利用甲骨史料進行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最新解讀了。觀點之大膽、證據之充實很值得我們從事思想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學者們借鑑和參考。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王宇信先生特別撰寫了《甲骨文與甲骨書法》一章，這顯然和他長期的甲骨文書法創作是分不開的。他主張：甲骨文書法“不是為了實用，主要是作為藝術品欣賞，所謂‘法’，即法則、規範、效法。不能說，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數幾個卜人能見到的卜辭就是書法創作。也不能說商代卜人教弟子捉刀代筆刻寫甲骨文就是有意識地把文字書寫作為一種藝術實踐。”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甲骨學》一書是完成自己的老師胡厚宣先生的未竟之業：“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派人來上海復旦大學向我組稿……並約我編寫一本《甲骨學概論》……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寫作《甲骨學概論》就更無從談起了”。現在，此書由胡厚宣先生的學生王宇信先生寫出，難怪當年胡先生在寫給他序文中要感嘆“真可謂後來居上者矣”呢！實際上，此書從內容到寫作體例全是上承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一書而來。那本書記載的時間範圍在1899年至1949年，而此書則是1949年至2009年。這兩本書就是一幅完整的中國甲骨學史發展和研究的全部歷史。作者詳細而清楚地敘述了一百一十年甲骨學的發展在各個研究角度上出現的疑難問題和取得的主要成果。真正體現了“甲骨學界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及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基本已概括於該書中”的特點。（胡厚宣語）這些特點已經顯示出一名古典文獻專家對史實的清晰地分析和疏理。 
通讀全書，立足於考古學基礎上進行的甲骨文字研究的特色十分明顯。從殷墟的考古發掘活動到明義士、董作賓、郭沫若等甲骨學大師的治學之路，無不是處處滲透着考古學的影子，因此，王宇信先生如是評價他們：“明義士分期斷代開創性成就的取得，是他把傳統金石學方法與近代考古學方法相結合的結果。……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成功，得益於他把近代田野考古學移入甲骨學研究領域，與他基本同時的郭沫若的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也是受到近代田野考古學方法的啟示而獲得成功的”。這可以說是他著述本書的核心要點，即甲骨學研究不是猜字謎，而是立足於科學和實證的考古的基礎之上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新。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出身的著名甲骨學家的治學經驗之談尤其值得特別關注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