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LS通讯》第26期《魏坚：一个人，一座城——草原文明的守望者》

 (2017-06-26 20:27:30)下一个

《lAHLS通讯》第26期：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2017-06-17 分享

《lAHLS通讯》第25期：会长刘正教授：话说“急急如律令”

原创 2017-06-17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魏坚：一个人，一座城——草原文明的守望者——金鼎奖背后的故事（八）

原创 2016-07-06 魏坚

　　中国考古网：魏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我们都知道，做城市考古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出成果周期长，是什么机缘使您开始下决心进行元上都的工作，并且一直坚持了十多年？

　　魏坚：套用一句现在特别流行的话——“生活不止有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元上都对我来说就是诗与远方。最开始接触元上都是因为接到盗墓举报。那是1992年7月，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发生了盗墓事件，我作为内蒙古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厅和公安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一员，就和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苏俊处长一行，在正蓝旗旗委副书记甘珠尔的陪同下，来到了水清草美的锡林郭勒草原。虽然我也是内蒙古人，但那是我第一次到真正的草原深处来，内心完全被元上都遗址雄浑壮美的景色所吸引。当时正值盛夏时节，起伏的丘陵草原、清澈弯曲的河流、烂漫的遍野鲜花、悠闲散漫的牛羊、热情好客的基层干部和牧民，无不让我留连忘返。特别是元上都蕴藏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吸引着我去了解她，所以从那时候起到2008年完成考古专著《元上都》的16年间，我的考古研究再没有离开金莲川上的元上都，直至今天，我的心也再没有离开锡林郭勒草原。

2004年于元上都金莲川草原

　　中国考古网：您在元上都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您是如何安排发掘和研究的？

　　魏坚：在我们准备对元上都进行考古工作的初始，就有了明确的思路。发掘前首先进行详细、系统地测绘及调查；其次是在逐年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根据以往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不断调整发掘的对象，扩大调查的区域；本着多学科合作、深度发掘遗址信息的研究思路，同时邀请体质人类学、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到研究中来。具体说来，我们对元上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92年到1994年用了3年时间。主要做了元上都遗址的调查、测绘和城区周围祭祀遗址和墓葬的调查、清理工作。其中，1992年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的发掘与确认，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与元上都的密切关系和元上都考古研究的重要性。

　　之后两年我们对城址和四关进行了测绘和小范围的调查清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初步了解了城址的布局和城区墓葬的分布规律，并逐渐掌握了在草原地区进行古城遗址考古的基本要领，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发掘清理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用了6年时间。首先，我们对元上都宫城主要建筑基址、皇城角台、外城城门、南关部分遗址和城区周围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获得了大批最新的考古资料；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对元上都遗址城区及其周围地区祭祀遗址和墓地的航空遥感勘测。

　　其次，在逐步扩大调查研究范围的前提下，我们基本摸清了元上都周边正镶白旗、镶黄旗和锡林浩特市等地元代墓葬的分布情况，并清理了部分严重被盗的墓葬，得到了一批可资对比研究的珍贵资料。其中，在正镶白旗元代墓地出土的罟罟冠，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元代普通妇女的冠饰真容。

　　第三阶段是遗址保护和资料整理阶段，从2001年至2008年初用了7年时间。配合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部署，我们划定了元上都遗址和金莲川草原的重点保护范围，并建立了保护围栏。

　　随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保护性清理修复了350余米皇城东墙，并部分清理和修复了皇城南门瓮城；同时，对考古调查、测绘、清理发掘和保护修复所获资料，进行了科学细致的系统整理研究，直至2008年完成上、下两册的《元上都》考古报告。

2010年在闪电河

　　中国考古网：您能介绍下元上都遗址的概况吗？

　　魏坚：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它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元上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在1358年被红巾军攻破后，宫阙尽焚，现在经过我们多年的发掘和研究，已经基本上廓清了元上都遗址的形制。

　　元上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大致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全都用黄土夯筑。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主要分布在宫城大内；一组是以棕毛殿为主并包括一些附设帐幕在内的以宫帐建筑为特色的失剌斡耳朵，位置在西内；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伯亦斡耳朵草地行宫，应当在上都城南的南屏山中。此外，还有分布在皇城之内的各类宗教、儒学等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在上都城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

　　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它的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

　　元上都还有范围十分广大的四关，每一个关厢地带都和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既有前店后院式的临街店铺，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我们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还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

　　元上都是蒙古族掌握政权之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是与大都并列的北控大漠，南屏燕蓟，连接欧亚大陆各国的重要枢纽。它的总体布局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又明显地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

元上都遗址全景 西北－东南（1997年）

　　中国考古网：林沄先生非常赞赏您利用城郊墓地的出土资料，论证元上都多民族杂处和居民的社会身份，探讨当时的营造业和其他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问题，您能介绍下相关研究成果吗？

　　魏坚：近20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元上都城址周围及较远的旗县已经发现了10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元代墓地，这些墓地明显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的墓葬。我根据墓葬资料，结合史料，对上都地区的营造业、商业和手工业、畜牧业等做过一些简单的探讨。

　　我们推测开平城使用的大量营造的人力应该是来自中原汉地的汉人，而这些汉人的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由于元政府对商业采取鼓励的政策，这就促使很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人和手工匠人在此长期居住，其中大多数应当是来自中原的汉人，也有来自阿拉伯、中亚和欧洲的色目人。在砧子山汉人家族墓地中发现过欧罗巴人种成分，虽然相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砧子山墓地可能埋葬了来自各地甚至国外的在元上都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人群。

　　另外，元朝政府对上都等地的牧业生产也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上都及其周围地区很大范围之内都分别是属于元朝政府和诸王的牧地，而埋葬于上都城区周围和更远处的从事放牧射猎生活的蒙古人，当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机构管辖、身份亦有所不同的牧民。从埋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差别来看，城区附近可能是为官府放牧的牧民，他们的生活境况要相对好一些，而在远郊可能为诸王放牧的怯怜口（私属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就要差一些，时常需要赈济。

　　总结来说，墓葬是社会生活的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不同侧面。因此，根据墓葬提供的信息来探讨古代社会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由此反映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考古网：您多年主持元上都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您在研究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魏坚：我1982年到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以来，最初的十几年发掘的多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阶段的遗址和墓葬。开始主持元上都的考古工作之后，深切体会到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要和历史文献密切结合，要学会利用历史文献。元上都遗址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风蚀，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是断壁残垣，元上都的布局、元朝王公贵族在此的生活、元代的礼仪制度如何？我们是否能通过考古发掘来逐渐明晰元代斑驳的历史？无疑我们可以借助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对元代历史的记载虽然不甚丰富，但是也有可供研究参考之处，因此《元史》和诸多元代文献，甚至诗歌、墓志等，就成了我经常翻阅和关注的对象。

　　拿羊群庙祭祀遗址来说，我认为元代是在此祭天、祭祖的，如何得出这个认识呢？就是通过考古发掘及研究辅以历史文献的考证。羊群庙祭祀遗址位于元上都遗址西北的羊群庙奎树沟地区，这儿分布着较多的带有石雕像的建筑基址，排列于一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小山脚下。在公路西侧的4座较大型者，出有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雕像，另有砂岩质的石雕像和小型的基址多处，故当地俗称此地为“石人湾”。1992年一些不法的盗墓分子盗掘了此处，我们随即进行了考古发掘，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整体布局和具体形制。

　　据元史载：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八日，忽必烈“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羊群庙即位于元上都和金代桓州城西北约35公里范围之内，可知忽必烈率皇族宗亲所作的这次祭天活动，极有可能是在羊群庙一带进行的。此外，元代皇族每年还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元代诗人萨都刺曾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宴诸王。”可见，元代皇家祭天、祭祖均是在元上都的西北方向。这个方向也恰恰是由元上都望去的位于蒙古国三河河源处的肯特山起辇谷的方向，也就是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成吉思汗的陵墓所在地。所以从地望和遗址的性质来说，位于金代桓州西北的羊群庙一带，应当是元代皇家贵戚祭天、祭祖之地。羊群庙的奎树沟“石人湾”，应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元代上层贵族为祭祀其显赫祖先而建立的祭祀场所，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神和祖先崇拜的思想。

　　中国考古网：从1992年开始对元上都进行调查，至2008年《元上都》出版，历经十余年，这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也渐渐被世人了解，十余载的发掘和研究中一定充满了酸甜苦辣吧？

　　魏坚：任何一项考古工作都会有酸甜苦辣。元上都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平均海拔高度在1200米以上，地处高寒地带，交通又不甚便利，所以每年在此进行考古工作的有效时间往往不足4个月。初期的工作，我们住在蒙古包里，每到阴雨连绵的日子，蒙古包里阴冷潮湿，淋湿的衣服无处晾晒，冷风刮起时，我们就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凄风苦雨”了。不过考古发掘的生活既是艰苦的，也是充满欢乐的。6月的金莲川草原，百鸟云集，野花烂漫。每天清晨4点多，百灵鸟的鸣唱就会把大家从睡梦中唤醒，随后，阳光从正南北向建造的工作站的后窗户斜照进屋里，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一天工作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往往在返回的途中，顺便采摘鲜嫩的蘑菇，用新鲜的羊肉炒着吃，那实在是无比美妙的享受！

　　中国考古网：2012年元上都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称为内蒙古第一项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您认为考古工作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魏坚：申遗最基础的工作是元上都的保护，这就涉及到搬迁问题。元上都遗址所在地，原本是内蒙古畜牧厅所辖五一种畜场下属的四分厂畜种改良基地，外城北部和宫城东北角居住着一百多户分厂农工。为了这些住户的搬迁，从自治区、盟旗领导，到畜牧厅和种畜场负责人，不知开了多少次协调会，又有多少次争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荣誉战胜了眼前的困难。四分厂的搬迁和保护范围的划定，为元上都的申遗铺平了道路。另外，元上都属于土遗址，内蒙古冬季的融冻期以及风雨的侵蚀对遗址的破坏比较大，这也是一个保护难题，不过现在有定期的监控数据作为保护的依据。

　　一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帝国都城的考古工作，绝非是靠某个部门或几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可以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时至今日元上都考古所取得的成就和申遗成功，是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内蒙古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文物考古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认为这种努力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一座城，承载着一个王朝的记忆，蕴藏着一个朝代的辉煌，将这段历史展现给世人、将历史的精华传承下去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是现代城市的历史根基，是现代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历史涵养。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消逝了，而它昔日的辉煌却永远地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人的记述中。正如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所言“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探寻和解读这座“文明废墟”的过程，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抹去的回忆。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

魏坚：一个人，一座城——草原文明的守望者——金鼎奖背后的故事（八）

原创 2016-07-06 魏坚

　　中国考古网：魏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我们都知道，做城市考古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出成果周期长，是什么机缘使您开始下决心进行元上都的工作，并且一直坚持了十多年？

　　魏坚：套用一句现在特别流行的话——“生活不止有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元上都对我来说就是诗与远方。最开始接触元上都是因为接到盗墓举报。那是1992年7月，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发生了盗墓事件，我作为内蒙古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厅和公安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一员，就和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苏俊处长一行，在正蓝旗旗委副书记甘珠尔的陪同下，来到了水清草美的锡林郭勒草原。虽然我也是内蒙古人，但那是我第一次到真正的草原深处来，内心完全被元上都遗址雄浑壮美的景色所吸引。当时正值盛夏时节，起伏的丘陵草原、清澈弯曲的河流、烂漫的遍野鲜花、悠闲散漫的牛羊、热情好客的基层干部和牧民，无不让我留连忘返。特别是元上都蕴藏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吸引着我去了解她，所以从那时候起到2008年完成考古专著《元上都》的16年间，我的考古研究再没有离开金莲川上的元上都，直至今天，我的心也再没有离开锡林郭勒草原。

2004年于元上都金莲川草原

　　中国考古网：您在元上都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您是如何安排发掘和研究的？

　　魏坚：在我们准备对元上都进行考古工作的初始，就有了明确的思路。发掘前首先进行详细、系统地测绘及调查；其次是在逐年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根据以往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不断调整发掘的对象，扩大调查的区域；本着多学科合作、深度发掘遗址信息的研究思路，同时邀请体质人类学、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到研究中来。具体说来，我们对元上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92年到1994年用了3年时间。主要做了元上都遗址的调查、测绘和城区周围祭祀遗址和墓葬的调查、清理工作。其中，1992年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的发掘与确认，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与元上都的密切关系和元上都考古研究的重要性。

　　之后两年我们对城址和四关进行了测绘和小范围的调查清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初步了解了城址的布局和城区墓葬的分布规律，并逐渐掌握了在草原地区进行古城遗址考古的基本要领，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发掘清理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用了6年时间。首先，我们对元上都宫城主要建筑基址、皇城角台、外城城门、南关部分遗址和城区周围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获得了大批最新的考古资料；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对元上都遗址城区及其周围地区祭祀遗址和墓地的航空遥感勘测。

　　其次，在逐步扩大调查研究范围的前提下，我们基本摸清了元上都周边正镶白旗、镶黄旗和锡林浩特市等地元代墓葬的分布情况，并清理了部分严重被盗的墓葬，得到了一批可资对比研究的珍贵资料。其中，在正镶白旗元代墓地出土的罟罟冠，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元代普通妇女的冠饰真容。

　　第三阶段是遗址保护和资料整理阶段，从2001年至2008年初用了7年时间。配合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部署，我们划定了元上都遗址和金莲川草原的重点保护范围，并建立了保护围栏。

　　随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保护性清理修复了350余米皇城东墙，并部分清理和修复了皇城南门瓮城；同时，对考古调查、测绘、清理发掘和保护修复所获资料，进行了科学细致的系统整理研究，直至2008年完成上、下两册的《元上都》考古报告。

2010年在闪电河

　　中国考古网：您能介绍下元上都遗址的概况吗？

　　魏坚：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它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元上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在1358年被红巾军攻破后，宫阙尽焚，现在经过我们多年的发掘和研究，已经基本上廓清了元上都遗址的形制。

　　元上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大致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全都用黄土夯筑。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主要分布在宫城大内；一组是以棕毛殿为主并包括一些附设帐幕在内的以宫帐建筑为特色的失剌斡耳朵，位置在西内；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伯亦斡耳朵草地行宫，应当在上都城南的南屏山中。此外，还有分布在皇城之内的各类宗教、儒学等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在上都城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

　　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它的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

　　元上都还有范围十分广大的四关，每一个关厢地带都和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既有前店后院式的临街店铺，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我们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还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

　　元上都是蒙古族掌握政权之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是与大都并列的北控大漠，南屏燕蓟，连接欧亚大陆各国的重要枢纽。它的总体布局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又明显地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

元上都遗址全景 西北－东南（1997年）

　　中国考古网：林沄先生非常赞赏您利用城郊墓地的出土资料，论证元上都多民族杂处和居民的社会身份，探讨当时的营造业和其他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问题，您能介绍下相关研究成果吗？

　　魏坚：近20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元上都城址周围及较远的旗县已经发现了10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元代墓地，这些墓地明显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的墓葬。我根据墓葬资料，结合史料，对上都地区的营造业、商业和手工业、畜牧业等做过一些简单的探讨。

　　我们推测开平城使用的大量营造的人力应该是来自中原汉地的汉人，而这些汉人的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由于元政府对商业采取鼓励的政策，这就促使很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人和手工匠人在此长期居住，其中大多数应当是来自中原的汉人，也有来自阿拉伯、中亚和欧洲的色目人。在砧子山汉人家族墓地中发现过欧罗巴人种成分，虽然相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砧子山墓地可能埋葬了来自各地甚至国外的在元上都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人群。

　　另外，元朝政府对上都等地的牧业生产也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上都及其周围地区很大范围之内都分别是属于元朝政府和诸王的牧地，而埋葬于上都城区周围和更远处的从事放牧射猎生活的蒙古人，当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机构管辖、身份亦有所不同的牧民。从埋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差别来看，城区附近可能是为官府放牧的牧民，他们的生活境况要相对好一些，而在远郊可能为诸王放牧的怯怜口（私属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就要差一些，时常需要赈济。

　　总结来说，墓葬是社会生活的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不同侧面。因此，根据墓葬提供的信息来探讨古代社会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由此反映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考古网：您多年主持元上都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您在研究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魏坚：我1982年到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以来，最初的十几年发掘的多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阶段的遗址和墓葬。开始主持元上都的考古工作之后，深切体会到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要和历史文献密切结合，要学会利用历史文献。元上都遗址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风蚀，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是断壁残垣，元上都的布局、元朝王公贵族在此的生活、元代的礼仪制度如何？我们是否能通过考古发掘来逐渐明晰元代斑驳的历史？无疑我们可以借助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对元代历史的记载虽然不甚丰富，但是也有可供研究参考之处，因此《元史》和诸多元代文献，甚至诗歌、墓志等，就成了我经常翻阅和关注的对象。

　　拿羊群庙祭祀遗址来说，我认为元代是在此祭天、祭祖的，如何得出这个认识呢？就是通过考古发掘及研究辅以历史文献的考证。羊群庙祭祀遗址位于元上都遗址西北的羊群庙奎树沟地区，这儿分布着较多的带有石雕像的建筑基址，排列于一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小山脚下。在公路西侧的4座较大型者，出有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雕像，另有砂岩质的石雕像和小型的基址多处，故当地俗称此地为“石人湾”。1992年一些不法的盗墓分子盗掘了此处，我们随即进行了考古发掘，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整体布局和具体形制。

　　据元史载：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八日，忽必烈“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羊群庙即位于元上都和金代桓州城西北约35公里范围之内，可知忽必烈率皇族宗亲所作的这次祭天活动，极有可能是在羊群庙一带进行的。此外，元代皇族每年还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元代诗人萨都刺曾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宴诸王。”可见，元代皇家祭天、祭祖均是在元上都的西北方向。这个方向也恰恰是由元上都望去的位于蒙古国三河河源处的肯特山起辇谷的方向，也就是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成吉思汗的陵墓所在地。所以从地望和遗址的性质来说，位于金代桓州西北的羊群庙一带，应当是元代皇家贵戚祭天、祭祖之地。羊群庙的奎树沟“石人湾”，应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元代上层贵族为祭祀其显赫祖先而建立的祭祀场所，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神和祖先崇拜的思想。

　　中国考古网：从1992年开始对元上都进行调查，至2008年《元上都》出版，历经十余年，这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也渐渐被世人了解，十余载的发掘和研究中一定充满了酸甜苦辣吧？

　　魏坚：任何一项考古工作都会有酸甜苦辣。元上都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平均海拔高度在1200米以上，地处高寒地带，交通又不甚便利，所以每年在此进行考古工作的有效时间往往不足4个月。初期的工作，我们住在蒙古包里，每到阴雨连绵的日子，蒙古包里阴冷潮湿，淋湿的衣服无处晾晒，冷风刮起时，我们就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凄风苦雨”了。不过考古发掘的生活既是艰苦的，也是充满欢乐的。6月的金莲川草原，百鸟云集，野花烂漫。每天清晨4点多，百灵鸟的鸣唱就会把大家从睡梦中唤醒，随后，阳光从正南北向建造的工作站的后窗户斜照进屋里，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一天工作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往往在返回的途中，顺便采摘鲜嫩的蘑菇，用新鲜的羊肉炒着吃，那实在是无比美妙的享受！

　　中国考古网：2012年元上都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称为内蒙古第一项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您认为考古工作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魏坚：申遗最基础的工作是元上都的保护，这就涉及到搬迁问题。元上都遗址所在地，原本是内蒙古畜牧厅所辖五一种畜场下属的四分厂畜种改良基地，外城北部和宫城东北角居住着一百多户分厂农工。为了这些住户的搬迁，从自治区、盟旗领导，到畜牧厅和种畜场负责人，不知开了多少次协调会，又有多少次争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荣誉战胜了眼前的困难。四分厂的搬迁和保护范围的划定，为元上都的申遗铺平了道路。另外，元上都属于土遗址，内蒙古冬季的融冻期以及风雨的侵蚀对遗址的破坏比较大，这也是一个保护难题，不过现在有定期的监控数据作为保护的依据。

　　一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帝国都城的考古工作，绝非是靠某个部门或几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可以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时至今日元上都考古所取得的成就和申遗成功，是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内蒙古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文物考古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认为这种努力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一座城，承载着一个王朝的记忆，蕴藏着一个朝代的辉煌，将这段历史展现给世人、将历史的精华传承下去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是现代城市的历史根基，是现代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历史涵养。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消逝了，而它昔日的辉煌却永远地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人的记述中。正如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所言“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探寻和解读这座“文明废墟”的过程，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抹去的回忆。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

魏坚：一个人，一座城——草原文明的守望者——金鼎奖背后的故事（八）

原创 2016-07-06 魏坚

　　中国考古网：魏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我们都知道，做城市考古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出成果周期长，是什么机缘使您开始下决心进行元上都的工作，并且一直坚持了十多年？

　　魏坚：套用一句现在特别流行的话——“生活不止有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元上都对我来说就是诗与远方。最开始接触元上都是因为接到盗墓举报。那是1992年7月，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发生了盗墓事件，我作为内蒙古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厅和公安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一员，就和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苏俊处长一行，在正蓝旗旗委副书记甘珠尔的陪同下，来到了水清草美的锡林郭勒草原。虽然我也是内蒙古人，但那是我第一次到真正的草原深处来，内心完全被元上都遗址雄浑壮美的景色所吸引。当时正值盛夏时节，起伏的丘陵草原、清澈弯曲的河流、烂漫的遍野鲜花、悠闲散漫的牛羊、热情好客的基层干部和牧民，无不让我留连忘返。特别是元上都蕴藏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吸引着我去了解她，所以从那时候起到2008年完成考古专著《元上都》的16年间，我的考古研究再没有离开金莲川上的元上都，直至今天，我的心也再没有离开锡林郭勒草原。

2004年于元上都金莲川草原

　　中国考古网：您在元上都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您是如何安排发掘和研究的？

　　魏坚：在我们准备对元上都进行考古工作的初始，就有了明确的思路。发掘前首先进行详细、系统地测绘及调查；其次是在逐年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根据以往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不断调整发掘的对象，扩大调查的区域；本着多学科合作、深度发掘遗址信息的研究思路，同时邀请体质人类学、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到研究中来。具体说来，我们对元上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92年到1994年用了3年时间。主要做了元上都遗址的调查、测绘和城区周围祭祀遗址和墓葬的调查、清理工作。其中，1992年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的发掘与确认，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与元上都的密切关系和元上都考古研究的重要性。

　　之后两年我们对城址和四关进行了测绘和小范围的调查清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初步了解了城址的布局和城区墓葬的分布规律，并逐渐掌握了在草原地区进行古城遗址考古的基本要领，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发掘清理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用了6年时间。首先，我们对元上都宫城主要建筑基址、皇城角台、外城城门、南关部分遗址和城区周围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获得了大批最新的考古资料；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对元上都遗址城区及其周围地区祭祀遗址和墓地的航空遥感勘测。

　　其次，在逐步扩大调查研究范围的前提下，我们基本摸清了元上都周边正镶白旗、镶黄旗和锡林浩特市等地元代墓葬的分布情况，并清理了部分严重被盗的墓葬，得到了一批可资对比研究的珍贵资料。其中，在正镶白旗元代墓地出土的罟罟冠，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元代普通妇女的冠饰真容。

　　第三阶段是遗址保护和资料整理阶段，从2001年至2008年初用了7年时间。配合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部署，我们划定了元上都遗址和金莲川草原的重点保护范围，并建立了保护围栏。

　　随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保护性清理修复了350余米皇城东墙，并部分清理和修复了皇城南门瓮城；同时，对考古调查、测绘、清理发掘和保护修复所获资料，进行了科学细致的系统整理研究，直至2008年完成上、下两册的《元上都》考古报告。

2010年在闪电河

　　中国考古网：您能介绍下元上都遗址的概况吗？

　　魏坚：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它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元上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在1358年被红巾军攻破后，宫阙尽焚，现在经过我们多年的发掘和研究，已经基本上廓清了元上都遗址的形制。

　　元上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大致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全都用黄土夯筑。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主要分布在宫城大内；一组是以棕毛殿为主并包括一些附设帐幕在内的以宫帐建筑为特色的失剌斡耳朵，位置在西内；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伯亦斡耳朵草地行宫，应当在上都城南的南屏山中。此外，还有分布在皇城之内的各类宗教、儒学等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在上都城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

　　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它的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

　　元上都还有范围十分广大的四关，每一个关厢地带都和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既有前店后院式的临街店铺，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我们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还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

　　元上都是蒙古族掌握政权之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是与大都并列的北控大漠，南屏燕蓟，连接欧亚大陆各国的重要枢纽。它的总体布局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又明显地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

元上都遗址全景 西北－东南（1997年）

　　中国考古网：林沄先生非常赞赏您利用城郊墓地的出土资料，论证元上都多民族杂处和居民的社会身份，探讨当时的营造业和其他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问题，您能介绍下相关研究成果吗？

　　魏坚：近20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元上都城址周围及较远的旗县已经发现了10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元代墓地，这些墓地明显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的墓葬。我根据墓葬资料，结合史料，对上都地区的营造业、商业和手工业、畜牧业等做过一些简单的探讨。

　　我们推测开平城使用的大量营造的人力应该是来自中原汉地的汉人，而这些汉人的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由于元政府对商业采取鼓励的政策，这就促使很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人和手工匠人在此长期居住，其中大多数应当是来自中原的汉人，也有来自阿拉伯、中亚和欧洲的色目人。在砧子山汉人家族墓地中发现过欧罗巴人种成分，虽然相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砧子山墓地可能埋葬了来自各地甚至国外的在元上都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人群。

　　另外，元朝政府对上都等地的牧业生产也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上都及其周围地区很大范围之内都分别是属于元朝政府和诸王的牧地，而埋葬于上都城区周围和更远处的从事放牧射猎生活的蒙古人，当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机构管辖、身份亦有所不同的牧民。从埋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差别来看，城区附近可能是为官府放牧的牧民，他们的生活境况要相对好一些，而在远郊可能为诸王放牧的怯怜口（私属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就要差一些，时常需要赈济。

　　总结来说，墓葬是社会生活的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不同侧面。因此，根据墓葬提供的信息来探讨古代社会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由此反映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考古网：您多年主持元上都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您在研究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魏坚：我1982年到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以来，最初的十几年发掘的多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阶段的遗址和墓葬。开始主持元上都的考古工作之后，深切体会到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要和历史文献密切结合，要学会利用历史文献。元上都遗址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风蚀，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是断壁残垣，元上都的布局、元朝王公贵族在此的生活、元代的礼仪制度如何？我们是否能通过考古发掘来逐渐明晰元代斑驳的历史？无疑我们可以借助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对元代历史的记载虽然不甚丰富，但是也有可供研究参考之处，因此《元史》和诸多元代文献，甚至诗歌、墓志等，就成了我经常翻阅和关注的对象。

　　拿羊群庙祭祀遗址来说，我认为元代是在此祭天、祭祖的，如何得出这个认识呢？就是通过考古发掘及研究辅以历史文献的考证。羊群庙祭祀遗址位于元上都遗址西北的羊群庙奎树沟地区，这儿分布着较多的带有石雕像的建筑基址，排列于一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小山脚下。在公路西侧的4座较大型者，出有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雕像，另有砂岩质的石雕像和小型的基址多处，故当地俗称此地为“石人湾”。1992年一些不法的盗墓分子盗掘了此处，我们随即进行了考古发掘，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整体布局和具体形制。

　　据元史载：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八日，忽必烈“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羊群庙即位于元上都和金代桓州城西北约35公里范围之内，可知忽必烈率皇族宗亲所作的这次祭天活动，极有可能是在羊群庙一带进行的。此外，元代皇族每年还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元代诗人萨都刺曾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宴诸王。”可见，元代皇家祭天、祭祖均是在元上都的西北方向。这个方向也恰恰是由元上都望去的位于蒙古国三河河源处的肯特山起辇谷的方向，也就是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成吉思汗的陵墓所在地。所以从地望和遗址的性质来说，位于金代桓州西北的羊群庙一带，应当是元代皇家贵戚祭天、祭祖之地。羊群庙的奎树沟“石人湾”，应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元代上层贵族为祭祀其显赫祖先而建立的祭祀场所，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神和祖先崇拜的思想。

　　中国考古网：从1992年开始对元上都进行调查，至2008年《元上都》出版，历经十余年，这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也渐渐被世人了解，十余载的发掘和研究中一定充满了酸甜苦辣吧？

　　魏坚：任何一项考古工作都会有酸甜苦辣。元上都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平均海拔高度在1200米以上，地处高寒地带，交通又不甚便利，所以每年在此进行考古工作的有效时间往往不足4个月。初期的工作，我们住在蒙古包里，每到阴雨连绵的日子，蒙古包里阴冷潮湿，淋湿的衣服无处晾晒，冷风刮起时，我们就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凄风苦雨”了。不过考古发掘的生活既是艰苦的，也是充满欢乐的。6月的金莲川草原，百鸟云集，野花烂漫。每天清晨4点多，百灵鸟的鸣唱就会把大家从睡梦中唤醒，随后，阳光从正南北向建造的工作站的后窗户斜照进屋里，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一天工作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往往在返回的途中，顺便采摘鲜嫩的蘑菇，用新鲜的羊肉炒着吃，那实在是无比美妙的享受！

　　中国考古网：2012年元上都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称为内蒙古第一项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您认为考古工作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魏坚：申遗最基础的工作是元上都的保护，这就涉及到搬迁问题。元上都遗址所在地，原本是内蒙古畜牧厅所辖五一种畜场下属的四分厂畜种改良基地，外城北部和宫城东北角居住着一百多户分厂农工。为了这些住户的搬迁，从自治区、盟旗领导，到畜牧厅和种畜场负责人，不知开了多少次协调会，又有多少次争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荣誉战胜了眼前的困难。四分厂的搬迁和保护范围的划定，为元上都的申遗铺平了道路。另外，元上都属于土遗址，内蒙古冬季的融冻期以及风雨的侵蚀对遗址的破坏比较大，这也是一个保护难题，不过现在有定期的监控数据作为保护的依据。

　　一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帝国都城的考古工作，绝非是靠某个部门或几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可以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时至今日元上都考古所取得的成就和申遗成功，是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内蒙古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文物考古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认为这种努力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一座城，承载着一个王朝的记忆，蕴藏着一个朝代的辉煌，将这段历史展现给世人、将历史的精华传承下去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是现代城市的历史根基，是现代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历史涵养。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消逝了，而它昔日的辉煌却永远地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人的记述中。正如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所言“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探寻和解读这座“文明废墟”的过程，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抹去的回忆。

　　策划：乔玉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