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首发：《陈寅恪及“陈粉”多种涉日

史实造假总揭露》

                                                                                                                                     作者： 柳不如是

  在现代中国的种种造神运动中，陈寅恪是最近三十几年来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化大神。而且，对他史实的涂脂抹粉的造假行为，至今尚未结束。在很多年轻人眼里，陈寅恪是他们崇拜的文化偶像和学术大神。“陈粉”，是对这群人的统称。什么陈寅恪精通22种语言啦，什么陈寅恪留学十几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却没有任何学位啦，什么陈寅恪痛骂蒋介石、痛骂日本侵略者啦，什么陈寅恪学问高深是三百年来第一人啦……如此等等！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甚至街头小贩都可以对着你大谈特谈陈寅恪的光辉事迹和风骨、气节！

  在众多云遮雾罩的陈寅恪光环中，据说最能振奋中国人精神的就是陈寅恪一家的“抗日壮举”。看看吧那些在陈粉们口中和笔下流传的陈家抗日故事：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面对七七事变忧愤不食而死！

  陈寅恪痛骂当面日军却引得日军对他口称“师兄”、道歉而退！

      陈寅恪回答了日本历史学祖师白鸟库吉至死不解的中亚史问题！

      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

      陈寅恪的弟弟是参与抗战的军统特工！

      陈寅恪一家在港宁可饿死也不吃日军送来的面粉！

      陈寅恪拒绝了日本拉拢他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编写历史教科书！

      如此等等，可歌可泣！惊天动地！

      然而，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对于陈寅恪的上述多种涉日史实，我们从最初的敬佩到怀疑，再到置疑，深思熟虑，验证原始档案文献，走访事件当事人及其后代，最终加以总结如下，给予揭露，以正视听：
   

第一，关于陈寅恪的留日学习。

  陈寅恪本人和陈粉的各类文章和陈寅恪传记中均信誓旦旦的介绍说：陈寅恪是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生。查中国的《清国留日学生名薄》和日本《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等诸多原始档案文献和学籍记录名单，无“陈寅恪”之名。有“陈衡恪（26岁）”、“陈隆恪（17岁）”之名。面对这一困境，陈门弟子蒋天枢、卞慧僧、胡守为等人不知所措，只好继续维持此说。而陈寅恪研究专家刘梦溪则丧失了学者的基本理性和学术态度，在其著作中居然编造了一个“陈寅恪考入日本庆应大学”的故事来欺骗读者。而真正考入“考入日本庆应大学”的人是“陈隆恪”。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弘文书院规定了录取最低年限是“年满16周岁之清国男子”。而众所周知陈寅恪第一次1902年春季来日本时12岁、第二次1904年冬季来日本时14岁！根本无法达到法定入学年限。查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根本没有给予陈寅恪“留学资格”签证。事实上，陈寅恪两次来日本，都是作为其舅舅俞明震的家属来日，获得的签证是“家族滞在”。第一次给予停留时间是半年。第二次依然还是半年，并且不准延期。两次加在一起，陈寅恪在日本的所谓“留学”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而他学习的学校居然是在日居住地附近的当地小学一年级！而陈寅恪自己解释“被勒令离开日本”的原因是自己“患了脚气”！这个遮羞布亏他想得出来。

——既然事实真相是如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等伪造史实的故事！在这方面最出名的伪书就是陶方宣、桂严二人所写的《鲁迅的圈子》一书。该书由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里面编造了大量陈寅恪和鲁迅的私人对话。更可怕的是：这样编造的伪书居然被人当成正史使用和传播！陈粉们开始解释陈寅恪和鲁迅的关系了：“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造假居然被解释成孤高和自尊，也难怪打着“纪实文学”来“伪造史实”成了文学作者们强奸史料和史学的时髦行为。

第二，所谓陈寅恪痛骂、怒斥日军的故事则是出自最近几年！

  这类“神迹”的始作俑者是“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及其伪书《南渡北归》和北京一位中学历史教师、该校校长、网红石国鹏及其本人四处转发的自媒体讲座。于是，陈寅恪痛骂、怒斥日军的故事立刻就成了正被大陆各个网站火热传播的网红新闻！什么“50岁老人被鬼子抄家，他用日语大骂，日本军官：师哥，打扰了！”、什么“日军扫荡至他家，他用东京方言痛骂日军，日本军官下令不许再打扰”、什么“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香港用日语怒骂日本鬼子，鬼子军官却毕恭毕敬”……编造这些谎言和故事的人，从未没有想到陈寅恪根本就不会说基本的日语、更不要说什么关西方言、关东方言、东京方言了！而且，日军占领香港时，陈寅恪才四十几岁，何谈是“老人”？！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师兄”？！既然陈寅恪如此牛逼，为何自己的女儿在当时还要剃了长发、装扮男孩以躲避被强奸的可能？！

       “神迹”的始作俑者们永远不会想到：当时驻港日军亲自处理陈家所租借的楼房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征用问题的当事人、也是负责给陈家送指定的粮食配给的日军少佐松某人工作记录等档案文献记载，自始至终他都是和陈寅恪说中文进行沟通。因为松某人是京都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在场参与处理此事的还有日后大名鼎鼎日本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的小川环树、还有日军竹藤峰治、肥田木等数人，均是日本大学的中文系从军的学生。而征用陈家租借的那楼居民楼只是因为该楼离香港大学很近，日军“笔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楼房来查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实行文化掠夺而已！因为当时陈寅恪正式身份依然是香港大学教授，只是这时的香港大学已经是伪香港大学了。此事由于动静太大，也不易于保密，因此征用楼房之事被当时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否定了。事实经过就是如此，没有“痛骂”！没有“日语”！“没有师兄”！也没有那个“老人”！

     大家知道，日语中汉字很多，学习几个个月基本可以连猜带蒙地看懂日文论著。但是使用日语会话则绝非易事！陈寅恪的日语根本没有会话能力！只是具备基本阅读能力而已，他也经常向精通日语的钱稻孙、周一良请求帮忙讲解日语论著中的他读不懂的地方！他见过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学者，没有任何人证明陈寅恪可以使用日语与他们对话。我们知道“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及其伪书《南渡北归》是想塑造一个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时期下的知识分子精神和风骨，来提升民族自信力。但是，“纪实文学”一旦靠“伪造史实”来欺骗吃瓜群众，这些“纪实文学作家”就已经和日本右翼一样在修改历史、强奸史料和史学！

第三，关于陈寅恪拒绝了日本拉拢他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故事。

  这个抗日“神迹”的放料人出自陈寅恪本人！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但是，根据调查，当时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第一次来香港大学视察、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则是开始于1942年3月23日，这一天上午他视察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接见全体留任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矶谷廉介的发言只涉及三个方面：“日中亲善、日本王道的儒家来源、勉励大家努力工作”。矶谷廉介的全部档案、日记和工作记录中没有任何文字提到“陈寅恪”！也根本没有对已经存在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教科书”作出过任何指令！那么，陈寅恪所谓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中的“香港倭督”的下令就失去了一半的可信度！而这里的“汉奸”即当时的香港大学文化汉奸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记录了最真实的和驻港日军交往的经过与记录，为什么从没有提到陈寅恪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可见，陈寅恪所谓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中的“汉奸”下令也失去了另一半的可信度！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伪政权成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也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教科书”，并不需要陈寅恪再去“办东方文化协会”和“审定中小学教科书”。除了这两点之外，陈寅恪怎么就没想出可歌可泣的“50岁老人被鬼子抄家，他用日语大骂，日本军官：师哥，打扰了”、“日军扫荡至他家，他用东京方言痛骂日军，日本军官下令不许再打扰”、“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香港用日语怒骂日本鬼子，鬼子军官却毕恭毕敬”这样的故事来转告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呢？！

第四，关于陈寅恪一家在港宁可饿死也不吃日军送来的面粉的故事。

   这个抗日“神迹”的放料人最早出自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一文：“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而后陈寅恪的家人及其弟子、陈粉们加以反复放大！特别着重在“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好一幅“军民鱼水情”的场面！原来日本鬼子如此懂得陈寅恪的存在价值！而送面粉的原因被描述为“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或者“有日本军官知道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等等。根据大陆学者《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考证和调查可知，上述说法皆是伪造。我们只需公布公布一下真相就可以了：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了所谓的“粮食配给制度”。这一阶段，香港所有粮店被征用，禁止私自出售粮食。而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时间是1942年5月1日。所有留任的香港大学教授和员工接受日军赠送的粮食和实物，作为特殊工资。开始时间是1942年1月17日。根据原始档案中特别记载：“1942年2月22日……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与陈寅恪。今日回来有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这段时间内出现了陈垣之子给陈寅恪家送粮食的真实历史。即，他领取粮食配给时间是：2月22日至4月30日。陈寅恪回赠给送粮食的汉奸“衣料一件、信笺一盒”作为答谢。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陈寅恪一丝一毫的所谓“气节”、所谓“风骨”！当时每次日军送米严格按照留任人员登记制度发放，并有严格的“签名”领收制度和“粮食配给日志”，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漏掉了陈家或者如陈家人所编造的那个著名套路：“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进推出”之说。如果你真不属于留任人员，日军又不是慈善组织怎么会跑到你家送米？！难道日军疯了，满大街去主动上门送米？！大概，陈寅恪编造这一“套路”时绝对没有意识到：日军施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是有严格的“签名”领收制度和“粮食配给日志”作为军事占领区配套文件而存在、并保存至今的吧？

——为了活命如此回赠礼物表示感谢，可以理解，无须受到指责！但是请不要事后装逼、冒充英雄好汉编造谎言来欺骗吃瓜群众！

第五，关于陈寅恪的弟弟是参与抗战的军统特工的故事。

   这个“神迹”也是最近几年火热传播中的陈家抗日故事之一。在学术界和出版界热捧陈寅恪的当下，长期在日伪政权下出任多种职务、战后被国民政府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的文化汉奸龙榆生，因为和陈寅恪保持长期的文字交，也因此而再次复活了。大家集体健忘，一味追忆和赞美现代三大词学大师之一的龙榆生！《龙榆生年谱序二》作者声称“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位词学大师，人们至今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试问：对于这样一个文化汉奸，还想怎么重视？

——既然被国民政府审判定罪的文化汉奸龙榆生尚且可以再次复活，那么只是当了四年汪伪政权下的高级官员、又没有被国民政府审判定罪、据说后来还曾加入了军统组织的陈方恪，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但不值得“愤怒声讨”，反而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了！于是，《陈方恪诗词集》、《陈寅恪之弟陈方恪竟是潜伏在伪政府卧底？》、《"民国名士"陈方恪的起伏人生》、《名士陈方恪》、《陈寅恪的弟弟曾是“伪装者”》、《徜徉在新社会的旧贵族——记陈方恪》、《缅怀陈方恪先生》、《陈方恪先生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甚至《陈方恪遗稿重现南京》等等文章和著作也隆重登场了。一时间，从报刊到网络，陈粉们的“陈方恪漂白运动”风起云涌、有声有色！

       事实真相如何，我们揭露如下：

      1938年3月29日，南京伪维新政权成立。梁鸿志出任伪维新政权行政院长。此时，陈方恪开始拍梁鸿志的马屁！搜集、整理、注释梁鸿志的《爰居阁诗》。马屁功夫立竿见影，1938年11月，伪政权行政院长梁鸿志出资约请陈方恪全家到南京侯任。1938年11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维新政权。两天后的12月1日，梁鸿志正式就急忙忙聘任陈方恪为“教育部编审委员”了。1939年4月10日，陈方恪以“教育部编审委员”的专家身份，具体参与了伪中央大学筹备工作。按照《陈方恪年谱》139页中记载：陈寅恪得知陈方恪参与了伪政权之后，居然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拟介绍先生至时在广西的中央大学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当了一年多文化汉奸的人，居然还有资格来国统区的大学继续当教授！在陈寅恪看来，只要上面有人，不愁没有办不成的事。以现存的陈、傅往来书信来分析，他的这一建议显然并未得到他的姻亲傅斯年的认可。而陈方恪对此答复也是“未获回音”。1939年5月1日，陈方恪凭借着对好友、大汉奸梁鸿志搜集、整理、注释梁鸿志的《爰居阁诗》的马屁功夫，又成了南京伪维持政权下的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1941年秋，陈方恪丧失人格和国格，参与并出席了日军为粉饰南京大屠杀而举办的大型文艺聚会活动。1943年7月16日，汪伪政权再次任命陈方恪为“国民政府秘书”。这个职务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之类的总管汪伪政务日常工作的高级职位。面对如此高级文化汉奸的身份，《陈方恪年谱》159页却再次漂白为：“对先生展开地下抗日组织活动应该大有帮助。”好一个“应该大有帮助”！请注意这只是作者的“应该”推测。显然，这个时期的陈方恪成了彻头彻尾的文化汉奸。坊间传闻陈方恪这一阶段曾一度沉湎于酒色，夫妻抽大烟，挥霍奢靡，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之谈。这样算起来，他当汉奸的历史长达四年！这四年里，难道他没有想到过他的老父亲陈三立据说是因为忧愤日寇侵占北京而“发愤不食五日死”的辉煌壮举？！显然，这已经不是任何陈粉们的主观想象所能解释的和掩饰的！据说“1943年，陈方恪在国民党军统策动下，加入了军统，配合锄奸和传递情报”的新“套路”诞生了：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情报英雄很快就要呼之欲出了！《陈方恪年谱》一书作者告诉我们：“时为军统重要骨干的徐亮，指派潜入南京的特务马杰与先生联系，要其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先生态度积极。报经重庆方面同意，先生成为军统运用人物。并确定了化名和职务。”更有甚者，该书在第170页声称：“国防部保密局要员接见，表彰先生，并发给奖金和《军统地下工作者证明书》。”请问：国防部保密局哪个要员？既然还有那个所谓的“《军统地下工作者证明书》”为何不出示一下证明呢？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该书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如果说大陆经历了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不可能保存、也不敢保存国民党军统特殊的任何证据的话？那么请问：保存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全部档案文献的台湾国史馆等各大档案馆，为何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和相关证明文件？！为何曾经为军统、中统工作的别人就有档案文献保存至今而独独缺少了陈方恪的呢？！再请问该书作者：你了解当时军统工作纪律和除奸范围吗？“报经重庆方面同意”，报给谁了？是“时为军统重要骨干的徐亮”？还是“重庆方面”？汇报的电报证据呢？原始电文是什么？答复又是什么？“确定了化名和职务”，既然有化名和职务为何不敢公布？害怕什么呢？那个徐亮，其实曾经当过戴笠的秘书。

——针对该书作者的上述说法，我们查找了保存在台湾国史馆的全部军统局档案、戴公史料汇编、戴公遗墨等全部文档资料，至今没有发现对“陈方恪”的任何文字记载，在多种战时有“化名和职务”的军统特工原名和化名对照名单档案和机密文件中，查无“陈方恪”之名，也没有发现所谓的对他“确定了化名和职务”。现在该书作者却告诉我们：“国防部保密局要员接见，表彰先生，并发给奖金和《军统地下工作者证明书》”，那么请该书作者能否出示一下证据何在？如果没有真实的证据支撑，则该书的目的恐怕不是要澄清历史事实了吧？动嘴一说，制造一个“套路”远比查找原始档案文献容易得多！

第六，所谓的陈寅恪回答了日本历史学祖师白鸟库吉至死不解的中亚史问题。

   这个“神迹”依然出自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该文自称是引述其师，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征的原话：“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大陆学者撰写的《陈寅恪年谱研究序说》一文有详细的考证和订正，见《文史哲》1996年第8期。该作者亲自调查了白鸟教授全部档案、日记、书信和弟子、家人，结论是此事根本不存在。而且多位这一故事中的当事人揭露不存在白鸟教授和钱稻孙住隔壁的现象、也从未约请过蓝文征出席过类似的东洋史会议、白鸟教授和蓝文征从未见过面、也从未谈过话。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制造任何羞辱日本的“套路”基本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因为抗日和反日情绪是我们现代中国民间的永恒主题和旋律。在学术界，轻的是侵华日军如何“欲安置某先生”而遭到了某先生的断然拒绝，重的就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只是个小问题而已却让日本最牛的大学者“如无某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这样的抗日、反日“套路”不断在上演着。

  最后，我们顺便再谈一下在时下“陈粉”们笔下和口中津津乐道的陈三立的两个抗日“神迹”：一个是忧愤而死的故事，一个是拒绝汉奸和日军拉拢的故事。

      陈寅恪自己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曾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十五岁老父亲因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这个故事出自文革时代，在当时美化自我，以求解脱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到了汪东《义宁陈伯严挽诗》的序中，则变成“二十六年秋，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詗者日伺其门，怒呼佣媪持慧帚逐之。因发愤不食五日死。”由此看来，则“发愤不食五日死”的起因是“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之故。看看，日寇总是想“招置”大小两代陈先生！证据何在呢？从1937年7月7日事件发生到9月14日陈三立死亡之间，北京日伪政权尚未真正运载，何谈“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汪东先生此文并没有给出任何证明。我们在旧北京时期日伪档案、河北省保存的全部日伪时期档案和审判汉奸档案中和日本军方各类档案文献中，也没有查到任何有关“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的记载和文献！哪怕是其他汉奸的证词也没有！那么，这一说是如何产生的呢？难道又是有人在制造“套路”？这一“套路”的制造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就实现了军事现代化的侵华日军及其情报部队，每天、每周有详细的《工作日志》，并且这些《工作日志》每月底必须交送到日本国内的日本军部及其档案馆保存。真想“招置”谁，全有准备工作记录和施行结果记录等相关档案文献。根本不是信口开河、查无实据的这些“口述史学”所能理解和揣测的。

再有，一个病重快要死亡的人，绝食说有意义吗？哪个病重快死之人准备饱吃一顿？！根本旧北京档案，七七事件前在医院的病死人数大约是35人，基本全没有吃东西，难道他们全是为了抗日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及“陈粉”多种涉日史实造假的现象，绝对不会终止。最近，大陆查禁了在秦岭、崂山等著名风景区的造别墅和造墓地的现象，但是陈寅恪的墓地居然可以无视国家禁令公然占据庐山著名风景区！只因为是属于某家植物科研单位的土地管辖范围，加之于几个“陈粉”政治势力和关系网的运作，于是，庐山著名风景区陈氏墓地和中山大学陈氏旧居、甚至还有修水的陈氏老宅都成了文化大神陈寅恪的显圣之地！每日接受信徒们顶礼膜拜。甚至连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官网上依然发布着充满虚假的宣传陈寅恪“神迹”的文章，真不知道清华大学的校训是如何体现的？！

   陈寅恪及其“陈粉”造假很多，并非只是在涉日关系上。需要我们认真、严肃加以考察、核对、分析，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本文只是一篇揭露陈寅恪及其“陈粉”造假的号角。还有更多陈寅恪及其“陈粉”造假的史实需要正本清源……比如陈寅恪的华陀是印度人说、扁鹊不存在说、李唐王朝是中亚人种说、曹冲称象抄袭印度说……等等！他搞乱了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历史传统！至于他的“精通22门外语”，更是空前绝后天下第一大谎言！还有那句据说出自傅斯年的吹捧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阿谀奉承、追求人家女人之言，居然也成了个别人打压真正的“三百年来第一人”王国维的理由！

   历史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更不是“陈粉”们的小妾！！也不是“纪实文学作家”可以任意吹玩的牛逼！！！最后再说一句：那句著名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非出自陈寅恪首创！只是因为他写到了王国维纪念碑文中，从此这句话就姓了“陈”！而口口声声一贯主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自己却非常霸道！非常的反对自己的弟子和友人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对持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陈垣则是写信嘲讽，对持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陈门弟子则是“从我之说即是我之弟子，否则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