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凯恩斯主义

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而且不限地域。在中国演过的，也可能在国外上演。反之，亦然。这一方面说明，人类的记性很差，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另一方面，也说明，全世界人民、甚至古代人和现代人，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差别是，解决的办法如何，解决得是否漂亮。

灾荒与经济萧条，是有人类以来挥之不去的噩梦。范仲淹主政浙西时，就发生了波及整个江浙一带的严重灾荒。范仲淹如何应对呢？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有完整记录：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意译一下：

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满地都是，和电影《1942》一样。此时，范仲淹在浙江当“人民公仆”。范仲淹的应对之策是，开官仓放粮，募集民间财物，假富济贫。这，是人都想得到，没什么稀罕的。范仲淹的奇招是，组织龙舟比赛，且率领下属，日日宴饮于西湖之上。自春到夏，终日不绝。又，召集寺庙主持，和他们说：饥荒之时，工钱便宜，赶快大兴土木，修寺庙啊。再，修建粮仓和官吏住宅，每天用工上千人。

有一个笨蛋官员，类似今天纪委的角色，看范仲淹如此作为，就写了一个折子，参了范仲淹一本。为此，范仲淹也亲自写了一个条陈，为自己辩解说：所以宴饮和大兴土木，都是“发有余而惠不足”，是用富人、富余的钱，去做应该做的事儿，因此，带动商业、饮食、务工和制造之兴起，每天因此而糊口的，不下万人。救灾和振兴经济，没有比这更有效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

那一年，两浙灾荒重灾区，只有杭州社会安定，没有流民，这都是托范仲淹主政之惠。此后，凡是发生饥荒，各地发官仓之粮，召集民工兴修公共设施，遂成为惯例。这种做法，既可以救恤灾民，又可以成就公共事业，这都是范仲淹的美泽啊。

不过，也不要高兴得过早。我的看法是，虽然范文正公很好地解决了两浙之饥荒，享誉当时，流芳于今。可是，终究是经验之谈，经济学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没有成为科学。这不是范仲淹之过，而是中国学术之致命伤。中国学术从来都是大杂烩——没有学科分类，也没有概念之提炼与抽象，更没有严谨的逻辑与方法。到了清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学术活动，依然是写包罗万象的笔记丛刊，不信，可以去看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书——看看当时“先进文化代表者”的学术水平。

同样、或者说基本一样的事情，西方人遇上了，会发生什么呢？1929年—1933年漫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赶上了。1933年，凯恩斯出版了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书，既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又确立了凯恩斯的大师地位。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市场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追逐利益的引擎驱动下，工厂大量生产，使得供给远大于需求，产品过剩，竞争加剧，价格下跌，而劳工就业不足。劳工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从而进一步拉低价格，经济萧条因而由浅入深陷入绝境。

应对之策是：刺激需求。如果是封闭经济体，则有两种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是开放经济，还有一个出口需求。比起后来的明清两代，北宋要开放得多，但时代所限，肯定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范仲淹能用的招数，也就只有投资与消费两种选择。

范文正公的投资，主要是两项。一是寺庙，二是官衙和粮仓。寺庙不是生产单位，而是修养精神之所。寺庙的钱，尽取于民；修建官衙和粮仓，无疑是官府投资，其来源也是民间。所以，以经济学的视角，均属于公共投资。不过，两者还是大有差异的。寺庙是独立核算的，寺庙之财富也不是随风吹来的，除非方丈是一个笨蛋或是败家子，兴修或维护寺庙之工作，必是有效率的，不会乱花钱。效率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会出现豆腐渣；第二，人力物力之费，也是精打细算的。

修建官署与粮仓，则不然。所有的公共投资，都是没有效率的。古今中外，皆然。今日之高铁，历史上的衙门，一律。范仲淹也不是神，也不可能避免所有人类都犯的错误。可以想见，衙门与粮仓项目，必是没效率或者是效率不高的，如腐败、偷工减料、虚报劳力和物料等等。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劳力和匠人，能解决吃饭问题。饥荒时期，这也是大功劳一件。

消费也有两手，一是赛龙舟，二是大吃大喝。先说大吃大喝——穷人是不可能大吃大喝的，只能是富人。在此，是范仲淹及其下属。古代中国的富人，都是官僚。商人或有发迹者，也与官府有扯不清的关系，是官府的附庸和走狗。这里有一点疑问，即是公款还是私人吃喝。以范文正公之人品，应该是私款。再者，要是花了公款，监察的奏章就有了用处，报到皇帝那里，范仲淹就没有好下场了。事实是，范澄清了自己的行为，显然，绝不是只靠文章写得好，而是行得正，没有占皇帝的便宜，否则，皇帝可不是好欺负的。

富人奢侈了，穷人就有了机会；赛龙舟聚集了人气，人气滋生了消费。——人，是社会动物；在家，可以破衣烂衫；人前，可要衣着光鲜。每有聚会，都是一次面子大比拼、奢华大竞赛，灯红酒绿时节，最难仔细。本来不必要的支出，也都如水而去。今日名曰会展经济，其实，古已有之。

范仲淹与凯恩斯，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大致相同的经济萧条面前——只能是大致，不可能是相同；社会不同于自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是可以复制的；太阳照样升起，哈雷彗星每隔七十六年一定再次光顾地球，但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不存在这样简单的周期率——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应对之策，也取得了大体类似的结果。杭州的饥荒，在范文正公的妙计之下，晏然无恙；凯恩斯也被誉为资本主义的大救星。不仅如此，之后，范仲淹的经济措施也影响了后人，近岁遂著为令。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独领风骚。政界学界，人人皆以凯恩斯信徒为荣。

帝制、北宋、范仲淹，资本主义、英国、凯恩斯，时空相隔，世事悬殊，却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其中，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隐含着某种必然。究竟，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风景？还是普世风景的一部分，值得三思。

2013年6月28日，晚，11：00

北京，家中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第四天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