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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一个甲子的循环 2018-04-21 17:01:59

柬埔寨的农历新年在阳历四月十四至十六日,那三天是法定的假期,但是民间的庆典往往持续得更长。

昨天(周六)晚上,应邀参加了《奥克兰柬埔寨协会》举办的新年晚宴,勾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忆。

细算下来,打从那一天我踏上金边机场一架飞机的舷梯飞往广州,已经过去了六十年!这一个甲子之间,无论是我个人或者是柬埔寨的国民、华侨都经历过无数的劫难和蜕变。晚宴开始之前,我不停地观察参加晚宴的人们,主要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群。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到岁月的痕迹,但外人绝对无法揣测,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期间他们所经受的磨难。与我同席的一对华侨夫妇,两人的家庭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位女士一家十八口,在“赤柬”手下死了十五个,她的丈夫整个家族只有他一个人逃离了那个人间炼狱。看着那些精神焕发的年轻人和在场中奔跑嬉戏的儿童,我真心感恩上天对我们这些幸存者的眷顾,并企盼世间再无战争,世人能有安稳和平的环境发挥各自的才干,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晚宴设在奥克兰南区一家海鲜酒家,宴开二十多席,有一个五人的乐队和三位歌手轮番演唱。没有冗长的嘉宾致词,协会的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新年贺辞之后,晚宴就开始了。说实话,协会主席的发言和歌手们演唱的歌词我一句也听不懂,还好有同行的朋友为我撮要翻译,不致“一头雾水”。我听不懂柬埔寨话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离开的时候太小,二是当年的生活环境。其实当年念小学也上过柬埔寨语文课,毕竟只是些很简单的字词,年代久远,早就忘了。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金边的生活坏境。有一种说法很形象,说是当时的华人在金边不会柬埔寨话生活一点没困难,柬埔寨人要是不会一点华语,在金边就连日常所需的杂货都买不到。

晚宴结束之前,乐队奏起柬埔寨传统舞曲,人们纷纷走进舞池翩翩起舞。跳舞的有年轻人,也有长者,当然还有小朋友。不管是柬埔寨人还是华人,大家都很投入。柬埔寨的传统舞蹈和泰国舞很相似,通过手臂、手腕和脚腕的翻动表达出很多意思。自从离开柬埔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与柬埔寨有关的活动,也是唯一一次连续两个小时聆听柬埔寨的音乐和歌曲。我禁不住也到舞池里模仿其他人翻动手腕,扭动腰肢,为这次一个甲子的循环留下愉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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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简明现象 - 兼谈“北京第一号信箱” 2018-04-13 15:08:36

平民子弟晋身亿万富豪的故事从来都是新闻热点,近年有两位华人富豪的故事也叫人遐想联翩。其中一位是“二代移民逆袭华裔首富”的华裔大叔黄馨祥;另一位则是过两个月才 41 岁的叶简明。

黄馨祥出生在南非,是一个小杂货铺老板的儿子,自小深知要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是教育。他在 16 岁那年考入了约翰尼斯堡的百年名校—金山大学。他在大学里攻读医科,由本科读到了博士。在南非当了几年医生之后,黄馨祥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从事各类药物的实验研究工作,并成功研制出对抗糖尿病和癌症的药物, 获得了 50 多项国家专利。其后成立制药公司、转营地产、收购球队、收购医院、收购《洛杉矶时报》等等,把一个“杂货铺小子”逆袭成功的例子完美呈现在世人眼前。

叶简明是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理事局主席、中国文化院理事会主席,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中国公司最年轻掌门人。即使在中国华信官网上,掌门人叶简明的简历缺乏任何细节。他的职业被简单概括为“实业家、慈善家”。他的发家致富经历语焉不详。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关于他的发家史,难免引来坊间诸般猜测。叶简明现象叫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有一本月刊《南北极》,其中一位作者(笔名好像是“石冈”,年代久远,记不太清楚。)擅长写一些中共高层内幕故事。我们平头老百姓当然无法去根究他所写的有几分真实,只是怀着读野史的态度来追看。不过,有两件事让我感觉到他确实知道一些高层内幕。譬如大约在七四或七五年的某一期文章里,作者在讲述“中联部”等不太为公众知晓的机构时,就提过华国锋的名字,但华并不是被单独提起,只是被列在某个“委员会”的名单中。具体是什么委员会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排头位的是李克农,在华国锋前头的还有邹大鹏。另外一次大约是七五年,文章主要讲中央对干部使用的规律,某些干部有时很长时间消失于公众视野之外,需要的时候就会走到台前。文章特别提到两个名字,耿飚和宦乡,作者说这两个人目前声沉影寂,但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再一次华丽登场。结果宦乡于 1976 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兼驻卢森堡大使和驻欧共体使团团长,耿标则在 1978 年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那位作者文章里提及华国锋的时候,华还没有取得先帝的“遗诏”,神州大地的民众知道这位后来的“华主席”的怕不多。宦乡其人,如果不是对大陆官场素有关注的人,大概对他所知无几。至于耿飚的复出,也不及他后来被“邓总设计师”在记者面前指斥关于香港不驻军的言论是“胡说八道”那样受到民众的广泛注意。至于那位作家所讲的“北京第一号信箱”故事更是匪夷所思,我至今没有找到任何旁证,不知有几分真几分假,却不能完全排除事件的可能性。

作者写道,“北京第一号信箱”仅供毛泽东、周恩来与陈龙共同使用,他人不得染指,据说刘少奇曾多番试探都不得要领。陈龙是谁?他是建国初期的一位公安部副部长,谍报界的传奇人物。据作者所描述,毛泽东对陈龙非常器重,但陈龙在某些方面与毛泽东有重大矛盾,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后期被送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但是毛、周与陈龙仍然通过 “北京第一号信箱”保持联系。当时我就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既然陈龙已经被打入另册,还有什么必要暗中保持联系呢?后来想到,陈龙到兴凯湖也许另有任务,那样的话,与最高层保持最隐秘的联系就很合理了。但是,作者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却写到陈龙在五十年代末逃离兴凯湖农场,循中国的最南端走出了国门,这个说法又带出更大的疑团。

根据国内多篇文章的说法,毛泽东曾先后三次想把他调到身边负责警卫工作,但都因陈龙的婉拒而未能如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5月27日,作者为“熊坤静”所写的一篇文章“陈龙三次拒任毛泽东卫士长”里这样写道:

一天傍晚,中央社会部负责干部工作的王涛江突然找到了陈龙。“前几天,毛主席问到了你,意思是想把你调到他的身边去工作。”

“真的吗?我愿意为毛主席抛头颅,洒热血!”陈龙凝视着王涛江,语气坚定地说。说完他转身坐在一个土堆上,一边抽着烟,一边陷入沉思。能够到领袖身边工作,无疑是无比荣耀的事,但一想到自己火爆的脾气,他又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他对王涛江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经过再三权衡之后,次日陈龙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国内的资料一致指出,陈龙由于心脏病的原因,于 1954 年 6 月初往莫斯科治疗,同年秋天返回大连疗养,1958年不幸病逝。

不管陈龙究竟是病逝还是出走,真相也许永远不为人知。正如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同样亦幻亦真,难辨真假。

话说 1991 年,有一位香港立法局 Y 议员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幕前,他引起了我们学校在港校友的注意,因为无论是他的长相还是声音语调都和我们学校某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有极高的相似度。这位 Y 议员的姓氏与我们的学长不一样,名字却有一处完全相同。我并不确切知道有多少校友在香港,但就我所认识的十来个人的见解,都认为这位 Y 议员与我们的学长是同一个人。我有一位姓李的学长是某国货公司的董事,也是那位学生会主席的同班同学,七十年代初从广州到了香港。他告诉我,他在八十年代初一次香港政府举办的宴会上就见过这位 Y 议员,当时他站在议员的侧面,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冲口而出用普通话叫那位同学的名字。Y  议员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把头扭向另一边。李学长老于世故,若无其事地走开,向旁人打听那位“故人”的身份,得到的答案与他的想象并不吻合,李学长此后在任何场合与 Y 议员相遇都主动回避。李学长还告诉我,据他所知,由于 Y 议员的曝光率引来一些校友到该议员的办公室寻找真相,那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叫我转告其他校友千万不要那样做。过了不太长的时间,这位疑似校友的 Y 议员在香港的电视荧幕前销声匿迹,据官方报道是出任公职,被派驻北京了。

为什么这位 Y 议员会这样引人注目呢?这要从我们那位校友的身份说起。为了叙事的方便,且把故事的主人公称之为 C 学长。C 学长出生在美国,他的父亲 C 老先生是一位爱国侨领,五十年代带领全家人回到原居地香港,然后把几个孩子全部送回广州念书。C 老先生在广州“华侨新村”建了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给孩子们住,自己则是香港、广州两边走。我与 C 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同学,后来还一起下乡。 C  学长比我们大四年,我们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高三毕业班了。虽然是面临高考的学子,C 学长依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既是运动队的成员,又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不仅是这样,全校都知道 C 学长有一个和他同班的女朋友。在我们那个年代,中学生谈恋爱是一件很敏感的事, C 学长的浪漫故事却丝毫不受影响。说到这个学姐,人很文静端庄,身上却有一股自然而然的神秘感,也许由于学姐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座独栋小楼吧。按说我们那一片,小楼并不算罕见,关键是学界所住小楼外面还有门岗!我和 C 学长的弟弟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他还主动要当我的“入团介绍人”,不过我这人不求上进,一直没写那份“申请书”。虽然 C 农友对此感到失望,当我因公受伤回广州休养的时候,他还是特意招待我住到他家那栋小洋楼。

C 学长高中毕业之后,据说考进了外地某家对外保密的院校,整个学习期间只因老父去世回过一趟广州,与家人的通信都要经过“华南工学院”某信箱转。由于与弟妹们同父异母,关系不算很密切。我的那位同学兼农友,在农场是一个积极分子,不仅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还和一位很温婉的贫农的女儿结了婚。C 农友后来回到了广州,在东山区某街道办公室当了个小干部,由于仍然保有在美国出生的证明文件,后来又回到了美国。我在 C 同学家养伤的那段时间,与他的三弟成了好朋友。他三弟比 C 同学走得早,七十年代就到了香港,我们在香港来往得相当密切。我曾经分别问过他们两兄弟关于他们那位大哥哥的情况,他们都说很少来往,不太清楚,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确实与当年那位学姐成了婚。

Y 议员被派驻北京之前,某次我与几位新闻从业员饭聚的时候说起这档子蹊跷事,座中有一位年轻的记者很感兴趣,觉得是“掺沙子”的一个实例,说要去查个究竟。我劝他小心行事,千万不要给自己和报社惹麻烦。过了大约半年,那位年轻记者约我吃饭,专门给我说调查 Y 议员的结果。据他说,官方介绍 Y 议员出生于香港,但是四十年代的出生记录,除了医院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些接生院,私人医生的档案都不完整,所以查不到。而他报称就读的那家小学早就不存在,1968 年从英国回港之前的纪录更是一片空白。由于没有比较重要的线索,报社不支持他查下去。我认为这件事再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而且也没有必要,劝他到此打住。我说所谓“雪泥鸿爪”,所赖者天然成事,若经过有心人刻意打扫,自然是白茫茫一片很干净。

叶简明这个船工的儿子,不经意间华丽转身成了青年才俊,难免惹人热议。有人说“英雄无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假如一个人的发家致富无迹可寻,大体上可以假设属于“被富贵”,“被包装”的一族吧。如此看来,“眼见为实”这一句成语也并不准确,我们所看到的世象,也可能是别人设计、演绎出来让我们看的一幕幕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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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肝椗、蜜糖埕 2018-04-07 14: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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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与“加班费” 2018-04-04 14:38:51

网上读到一篇关于“加班”的文章,题目是:22歲阿里員工:「終於,我被你們逼死了!」事情发生在 2016 年,写那句话的是阿里巴巴的員工,22 岁的潘洋。这篇文章列举了好几个关于“加班”造成对个体伤害的事例,读了令人感叹!

世界各地因为“过劳死”的现象时有所闻,而“过劳死”大多都是与加班有关联。正如俗语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无论是工厂生产或者是商业运作,突发事件引起的“加班”不可避免。但是,一個企業的加班成了“新常态”,只能說明人力部門对于工作量和人員的編製沒有作出正確評估。对于加班工作,有些企业愿意支付“加班费”给员工作为补偿,有些企业却分文不付。在劳资关系向资方倾斜的情况下,劳动者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但这种现象使得劳资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越积越深。然而有“加班费”并不代表就不会有“过劳”的现象。就拿香港的巴士司机来说,为了增加收入,主动要求加班而过度疲劳,以致交通意外的例子也还是有的。因此,为“加班”制定相应的制约也很有必要。 

说到工薪阶层的“加班”还真是五花八门,有苦有乐,关键看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发生,也牵涉到当事人的工作性质。譬如我下乡的时候,由于是国营农场,虽然干的是农活,却也部分沿用工厂的制度 - 星期天休息。不过,这个周休的规定到了农忙时节就一律取消,因为时令不等人。农闲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出勤,中午有午休,大约是正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让大家回去做饭、午餐。下午两点再次出勤,一般干到六点。农忙时节不仅取消了周休日,午间休息也取消了,由队里安排专人负责做饭,送到田头。所有人就都在田埂路边就餐,吃完接着干活。工作时间也相应延长,有所谓“两头黑”的说法,就是说早起下田天还是黑的,晚上收工天也是黑的。后来有人觉得“两头黑”不好听,又改成了“两头红”,依据是出勤和下工都要点灯。由于工作的性质,而且只是阶段性的举措,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这也就是“加班”,不过在那个讲究无私贡献的年代,没有谁会想到“加班费”上头。

其实我们也有“加班费”,那就是节假日加班。我们农场以种植水稻、甘蔗为主。水稻的种收都要赶季节,并没有什么节假日的说法。甘蔗收获之后,还要由外来的船工把甘蔗运到糖厂。船工是按量计值,节假日也照常运输,如果在节假日为甘蔗装船的话,出勤的人可多得百分之五十的补贴。老职工拖家带口,一般要利用节假日处理一些家庭事务或者走亲戚,多数不愿意在节假日加班,所以那加班的活基本上就都让我们知青给包了。这样的班我们都很乐意去加,一来没有领导盯着,心情轻松,二来可以增加收入。

水稻秋收入仓之后,农活就相对轻松。即使收甘蔗,也不是太累人的活,毕竟不用起早摸黑,而且用俗语说是“穿鞋着袜”地在旱地上操作。没想到又有些“积极分子”玩起了“义务劳动”的新花招。话说我们一般在水稻生长期间施化肥,冬天给收割罢的稻田施厩肥。施厩肥也是一道常规工作,按规定同样是早上七点上工。“积极分子”提出来,提早半小时开工,“多做贡献”,领导自然大为赞赏。于是,队部门口那块旧犁头就改为早上六点半被敲响,催促大家去干活,敲犁头的自然是队长、副队长或者生产队的会计。过不了几天,另外一个“积极分子”觉得六点半不够早,就提前十五分钟去敲那块破犁头。人们被惊醒了,懵里懵懂地就都出来了,虽然嘴里嘟嘟囔囔,却不敢提出抗议,毕竟人家那是“革命行动”,谁要是反对岂不成了“反革命”?于是我们每天又少了十五分钟的睡眠时间。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把敲钟的时间给提前到六点,这回应卯的人就少了,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地挑着簸箕往田间走去。后来队里的干部觉得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加上施厩肥的活也基本完成,就借坡下驴把这“早敲钟”给废了。

加班给加班费固然合情合理,客观上却也会造成人为的“怠工”现象。譬如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陆改革开放带动外贸市场走高,货物出口量大增。作为一个重要的转运港,香港的船舶运输业务非常蓬勃,无论是散货运输还是集装箱航运都呈现一片供不应求的态势。船运公司运量剧增,急切间无法补充足够的人手,于是船务公司的职员普遍被要求加班工作。由于劳资之间的合约有规定,资方不能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所以只能以提高加班费作为诱因来保障足够的人手。在那个“朝九晚五”的年代,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在广发加班费的那段时间,到了下午四点,几乎所有船务公司的前台都会出现同样的景象,就是前来办理各种单证的人,需要等候时间更长了,前台积聚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较大的船务公司都有茶水间,免费供应咖啡、奶茶,等候的时间太长也难免引起鼓噪。一个传闻是,有人等得不耐烦,到前台查询,前台的一位职员一副不屑的嘴脸说,就是这么慢,爱等不等。说完了还把自己的名牌亮给对方看,说是如有不满,可以向公司人事部投诉。一些老油条见惯不怪,知道那些人就是在磨洋工,把手头的工作拖到五点以后才处理,以便领取加班费。若说公司管理层不知道这种不正常现象,那绝对是笑话,但是公司业务量上升是大头,职员揩油毕竟是小头,所以只能只眼开只眼闭。当然,一旦市道转淡,那些嚣张跋扈的职员必定是首先被淘汰的一群。 

关于加班,如今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格言。譬如“年輕人真正平衡的工作生活,就是應該上班和下班的界限是模糊的”,又如“不加班的青春,其實挺沒意思的”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超级忽悠。我欣赏的工作方式是举重若轻,劳逸结合。撇除工作计划的不合理因素,不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人,如果不是磨洋工的原因,那就是工作能力不适合那份工作。广州有一句俗语“见屎忽郁唔见米白”形容这类人。此话源自农村生活,说的是舂米的时候,只见那人的屁股(屎忽)在动而看不到谷子的外皮被去掉。也就是说舂米的人所做的都是“无用功”。

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有些工种确实很难界定上下班的界限。譬如投资银行的高管,由于客户可能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时区,所以几乎是全天候运作,因此他们的付出就只能体现在薪资和分红上而不是什么“加班费”。记得当年常与一些外国的批发银行打交道,由于他们的总部在外国,与香港有时差,所以他们的部分职员也经常性地需要加班。据我所知,有些银行会发放加班费,有些则以发放年终奖金的方式来犒赏员工,对于劳方来说,类似于“零存整付”,也是其乐融融。

说到底,商业社会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则既合理也有利于保持劳资关系的稳定,任何巧取豪夺或者精神忽悠都是对工薪阶层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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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油菜”的来历 2018-03-24 17: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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